- (四)
您近十年来主要是从事小说写作呢，还是同时兼写思想性散文？您是怎样在不同的文学形式中分配自己写作时间的？它们互不干扰吗？ 桑：现在我只写小说了。从八十年代起，我就几乎放弃散文及文论的写作了，那是我开始写我的第三本小说《火山情人》的时候。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本著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写小说和写散文之间往返不停，可是写散文花的时间太多，又阻碍写小说的灵感。正如我在一开始就说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感到与之有最深刻牵连的是虚构文学，不过它是一个更广泛的形式。你可以把散文的因素放在虚构文学里面，像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所做的那样。但你不能把虚构的东西放到散文里面去。不过，我却是的确是那样做了棗比如在关于沃尔特•本雅明的散文里，我就是以描述他在一张张照片上的形象开始的。 杨：那是一种叙事文体。 桑：正是。我是在把散文的写法推到其极限，因为我实在是想写小说。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我所能写的最好的散文已经写完了，可是我还没有把我能写的最好的小说写出来。
这样就有了我在《火山情人》里面所发现的作为一个作家的新的自由。我也希望在我现在正在写的小说《在美国》（In America）里也享受到这种自由。这本小说我是一九九三年就开始写了，但因为我在波斯尼亚的居住，我只能在一九九三年和一九九六年之间断断续续地写。现在我是全力以赴地在写了，并可望在一九九八年完成它。 贝：您近年来没有访问过中国，有没有计划日后再去中国？ 桑：我当然希望再次去中国。但是，只是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人，如对被流放在国外的中国人有利的情况下。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比如我觉得我应该理解的东西，我的中国之行应该帮助我理解得更好，等等。我不想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杨：也就是说，您仍然相信知识分子对社会应该负有责任。 桑：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应对社会负有责任，无论他们的职业是甚么。这种责任甚
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 杨：这样，也许连“作家”这个标签最终也得让位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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