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最基本的社会表达形式作为人类学家观察和参考的一个范型，具备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特征。卢梭认为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是最接近这个范型的一个实践性的体现，列维则相信他是对的。（今天这种生活方式无法在我们的文明中找到，这解释了人类学家为什么要深入南美洲的热带丛林，含辛茹苦，历经艰辛，去探寻原始部落的迹踪。）列维说，在那个神秘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并不比现在更自由，但使他成为奴隶的不过是他的人性。他对自然的控制还相当有限，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从奴役中被解放出来。这话乍听费解，但当我们想到现代的人类对于机器和各种人造便利的依赖，也就明白了。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人类积累的知识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人类的发明日新月异，人类的自傲也随此膨胀，然而人却并不因此更加自由和幸福。在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自然母亲的掠夺遭致了她的报复。面对狂怒的大自然，现代人类和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显得同样的渺小羸弱，不堪一击。

康德赞扬卢梭是“人权的恢复者”。他认为卢梭在对人类自然状态的回顾中，不是让人们弃绝文明，而是让人们看到，在他们的文明所引以为傲的价值中，究竟有多少是虚饰的赝品。康德认为没有一种纯然社会性的德行 – 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具有诱惑力 – 能构成德行本身的真实含义。“人们的每一种社会性的德行，只是一种符号。若把这符号看作是一块真金，就太幼稚了。”（《人类学》）

列维在《忧郁的热带》的最后一章，表达了对佛陀智慧的最深沉的敬意。他说佛教这个非知识（non-knowledge）的伟大宗教并非基于我们没有悟解能力这一点，相反，这个伟大宗教本身即是人类有能力悟解的明证，它并提升我们，使我们发现真理，正是在于存在（being）与知识（knowledge）的互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