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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瓦：双刃的言词之剑
崔卫平
谈到波伏瓦不能不谈到萨特，这两个人的关系确实如他们自己所说：“一个我们并非两个你。”
萨特拥有在某些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异想法：语词高于一切。他说过，当人看见一颗梧桐树时，其实是在等待着关于这颗梧桐树的形容词。只有这个形容词、有关对于梧桐树的表达，才使得这种凝视具有了意义。因此，人的一切生活经历都凝聚在对“说出的存在”即对语词的审察之中。他要把一切转化为语言，言词的雄心压倒了一切。某种倾向甚至到了极端的地步：有一次他发作肾绞痛，他尽量克制表情对医生说自己不痛苦，因为痛苦只是一个字眼。对这个人来说，他很少有失去清醒意识的时候，他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人及事都交付给语言的收割机，将他（它）们置于言词的视野之内和收获之中。其实，在推崇“逻格斯”的西方，像萨特这样“不自然”的作家有一个长长的名单，对自己身体的自然乃至大自然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厌恶：写作《魔山》的托马斯•曼充满疑虑地表达过他在大自然面前的“不知所措”，觉得那是一些“令人恶心”的腐败景象。
起先波伏瓦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她很早便立志当一个作家，而且要成为“名作家”，为此她做了种种准备，但是否将生活及其经验一概归并到语词中去，不承认它们拥有独立的意义，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起码不是以那种一劳永逸的方式。这里她的女性身份起了作用。不管是由于文化传统还是性别差异的原因，身为女性很难完全放弃生活和被称之为“自然”的那些东西。在她四大卷的“回忆录”中，她谈到一次和萨特在某处俯视远处河流和树林的风景，目睹奇观，波伏瓦兴高采烈，陷于“恍惚”之中，而萨特却无动于衷。显然，当波伏瓦全身心沉浸在眼前的景色中时，语词正以某种方式后退和隐匿；这也等于承认语词的界限：存在那些难以用语词来表达和在表达过程中丧失的东西。在最初的那些时期，她认为自己更接近弗吉尼亚•伍尔夫，尽管这两个人的个性和行为方式迥异。波伏瓦认真阅读过全部伍尔夫，发现伍尔夫“虽然强调文学和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但她却好像在期待着新的写作技巧的发现将逐渐缩小这一差距。”相比之下，萨特却把“他把这些差异看作是文学的前提条件及其存在的主要原因。作家的成就全都是在这种明显差异的极限中取得的，作家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差异，而无需期待着废除它。”对此波伏瓦不能完全苟同，她深知自己“很难适应这一差异”。她既想拥有一副清醒的头脑来写大部头的书，但又不想放弃自己的那种“恍惚状态”，用我们的话来说是即“自然”的东西。
尽管有着这样的区别，有一点她与萨特却是完全共同的：将写作当作某种“拯救”的手段，从写作的行为中获得存在的意义。这样的看法包含了他们在那个重要问题上的根本一致：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孤零零”的世界上，人们的选择和行为没有足够的前提，没有可资担当意义和解释性的东西。波伏瓦接受了萨特的名言：“人无可争辩”。人变得没有理由。“人是自身行为的结果。”只有通过他自己的超越自我和超越境况的行为，才有可能给自己带来某种意义。因而对这两个人来说，这才是他们之间更重要和更为深刻的纽带：把写作变成与这个世界唯一的真实联系并从中重新创造和超越自身，从写作的创造性活动中获得存在的证明。而真正的写作总是这样：有关你要写的对象和可能写下来的东西，实际上时时处于变化之中，并不事先掌握在作者手里，他本人对此并不具有十分的把握，于是这项活动本身就变成了一项冒险和自我超越的行为。波伏瓦“作为一个作家，创作就是一种冒险，这种冒险仅仅是在一种对目标和手段没有绝对自信、绝对把握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们寻求知识，寻求自我表现，现在我们才发现，我们已深陷于这种追求之中。……有利于我们未来追求的生活方式也使我们幸免于世界性灾难。”
但这样一来，写作的行为就具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是写作本身的要求及其所带来的成果；二是从写作中获得意义。稍微比较一下更能说明问题：为我们所熟悉的是那种把文学当作某项社会性呼吁或呐喊，而波伏瓦和萨特是把写作当作向自身的存在及超越发出吁求。在这种情况下，作家的个人生活已经直接“介入”了写作，担负起了写作伦理之外的其他伦理诉求，尽管更加成熟的“介入”理论要到他们经历了战争之后才出现。
这两个人从一开始如此便意气相投的一个具体原因是：两人都来自比较宽松的家庭背景，没有从背负家庭包袱开始的种种深重的思想包袱。波伏瓦1908年生于一个失意的家庭环境之中——外祖父破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全家所有的人；她本人的父亲是个愤世嫉俗的戏剧爱好者，有着上层阶级厌恶劳动的眼光，却不能保证自己和家庭有着足够的生活来源，天性聪颖的小波伏瓦是在一种物质上虽然贫困但精神上相对宽松和丰富的气氛中长大的。年长她三岁的萨特更是“无法无天”，他一岁多丧父，随同母亲回到外祖父家，自幼在语言教员外祖父书房的书架上爬上爬下，没有碰到像卡夫卡所遭遇的来自家庭权威的恫吓。在《词语》一书中他谈到他的心理大夫说他“缺乏超我”，换句话来说，没有什么外部的力量可以束缚住他，他一向自由自在。在他和波伏瓦最初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年长的那位充分发挥了他在年龄上和智力上的优势，令波伏瓦心仪不已。
将写作当作唯一获得意义的活动，渐渐地，波伏瓦的立场开始朝向萨特倾斜，即一切都应当交付给语言，周围环境和自己身上所发生的都必须用写作的眼光加以审视，最终在作品的语言内部得到安置。对此，我们不妨取一个侧面——这一对著名男女之间的那个著名的协定——就近观察一番。结果可能会发现，那样的事情只可能在两个写作者之间发生，对其他人很难说具有普遍性；当然，对其他写作者也未必有意义，只是对这两个拥有如此写作观念的人是合适的。协定的内容是这样的：一、双方接受在他们之间既有一种“必然的爱情”，而各人又允许有其他“偶然的爱情”；二、他们之间永不撒谎。双方要一丝不苟地说出自己经历的一切，告诉对方自己“偶然的爱情。”人们往往容易对第一点感兴趣，而忽略了第二点。但实际上，这第二点才是更重要的。即使是粗粗一瞥，也可以看出它的“不合理”之处：精神上的忠诚和毫无保留比肉体上的忠实专一更难以做到。那么，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两人遵守这个协定长达半个世纪而不是像当初制定时说的那样“为期两年”？他们各自的需求和魅力何在？
还是先从萨特谈起。萨特身边女人不断是个事实，但说萨特是唐璜完全是个误解。和唐璜最大的区别在于：萨特对于女人缺少自发性的兴趣和热情。1939年他为自己做过画像：“我很冷淡”。“我对待感情如同对待思想一样。”那么，他对于女人的要求究竟何在？在一次回答波伏瓦的提问时，他说道：“一旦男人由于发展自己的理解力而弄到丧失感受性的地步，他就会去要求一个人、女人的感受性——去占有敏感的女人而使他自己可以变成一种女人的感受性。”除去其中“占有”这样扎眼的字眼带来的令人恼怒，这段话表明了萨特意识到自己耽溺于智性而感到缺憾，所以需要女人丰富的感受性来补充和印证自己。他和女人交谈的兴趣比其他的兴趣要浓烈。在面对女人时，存在着一种与感受乃至感情有关的气氛，某种柔和的气氛正能够激发自己的思路澎湃向前；并且在感受女人对自己思想的感受时，可以使自身（及思想）重新获得感受能力。当然说到底，对萨特来说，感受到的东西永远只是出现在智性的“末端”，它们是为了智性进一步的发展而“垫底”。并且由于坚信智性的力量，在丰富、浩瀚、无穷的生活面前，萨特不觉得有什么需要止步和保留的，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说出或不能说出的；他确信自己的言词之鞭无往而不及、无往而不胜。不难想象他这样做在他的女友面前的所产生的奇特魅力。这个崇尚智性的男人并不炫耀书本上现成的知识，而是对于谈话中随时出现的变化着的细节做出灵敏的、奇思异想的处理，在对于它们作出解释时也是在对它们重新发掘，于是这个言词创造的世界就仿佛让世界重新诞生了一般。
不止一位评论家指出波伏瓦出于不得已接受了萨特这个别出心裁的“协定”，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波伏瓦是很屈辱的。从表面上看可能如此，“偶然的爱情”对男人不过是把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合法化”，波伏瓦从自己母亲那里充分看到了由此而给女人带来的痛苦和无奈，在那本振聋发聩的《第二性》中，她对这类现象做过猛烈抨击。当然不同的是，这回她也有了“偶然的爱情”的权利。然而许多事实表明，她不可能像萨特发挥得那么彻底，“条约平等”的背后是“事实上的不平等”。那么，她本人是不是像其他某些女权主义者那样，在涉及自身时所运用的是两套标准？对波伏瓦这么一个心智复杂而又透明的女性来说，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协定中的第二条应该得到充分注意：他们必须公开谈论各自“偶然爱情”的经历及其感受，也就是说，把它们完全转换为言词，在语言中让它们再度激活、呈现和得到定型。这就是说，在包括性爱在内的爱情行为中，有关它们的“言词”起着真正引导的作用，“言词”使得所有相关行为及感情获得意义。前面提到过波伏瓦的起点与萨特的起点有些差别，或许还应少许提及波伏瓦先天条件的优越性——比起矮小、斜视的萨特来，波伏瓦高个儿、优雅、迷人。然而，终究别忘了，波伏瓦是在写作上有非同寻常抱负的女人，她不是“可写可不写”，她是非写不可。一旦她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自己身上这种不可遏制的冲动，事情就会调个方向：她把自己变得适合于写作，以写作的眼光来要求生活。和萨特做爱是一回事，和萨特交谈是另外一回事。正是萨特可以无限地满足和调动她本人的语言欲望、她在智性方面的野心和追求，除此而外很难有人做到这一点。“我再也不可能找到第二个人能和我达成完全默契的人了。当良机赐给我之时，我紧紧抓住不放，我的激情和韧性表明了我想把梦想变为现实的强烈愿望在我心中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反过来也可以说，萨特还能上哪儿去寻找波伏瓦这样既富有激情又拥有智性、既具备丰富的感受力又迷恋纯粹理性活动的女人？他们之间禀赋上的差别正可以互相补充，而各自拥有的优势成了两个人的共同财富。双双用言词对这个世界长驱直入，一道分享其中的无穷快乐，是这两人之间“魔鬼联盟”的牢固基础。任何人也不可能打破。因此，波伏瓦对自己在萨特那儿的位置是完全自信的，哪怕这个假冒的唐璜看上去朝三暮四。她对萨特了解得比谁都更清楚，就像对自身本性的了解一样。在他们之间，言词代替了性爱。一度出现在他们之间的“波兰小姑娘”比安卡在后来的一本《萨特、波伏瓦和我》的书中写道：在他们两人的关系中精神性占了主导地位；是那位美国情人奈尔松•阿尔格朗才让波伏瓦“第一次懂得了爱”。波伏瓦可以说是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供奉在言词的祭坛上，身体交付给了语言。
一个从智性出发向着生活冒险；一个从生活出发向着言词冒险，他们在某些方面越来越倾向于重叠，如同真正的“一个整体”一般：以生活作为智性的抵押，以生命作为言词的借贷。但这也很快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陷入一种接近悲剧的状态：两人都随时敏感地观察自身的各种体验和感受，也密切关注对方的各种体验和感受，同时关注自己在对方身上引起的反应，其中任何一方都知道对方怎么感受自己，自己可能引起对方什么样的说辞，换句话说，他们双双都处在言词的严密监控之下，如同处在“语言的牢笼”中一般，这真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状况。封闭性应该被打破，于是需要引进第三者。这就涉及到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之间几度出现的“三重奏”。在“波兰小姑娘”比安卡之前，还有“俄罗斯小姑娘”奥勒加。
人年轻时不免有一个“形而上”的阶段。由于年轻生命本身的丰满、宽大，不曾遭受后来一再加诸的损害，这个时期可以接纳许多不能接纳的东西，如异性之间的“三人小圈子。”这类似于一种“小乌托邦”。而萨特、波伏瓦和他人之间的“小乌托邦”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通过一个“他者”来发现自己，发现对方。奥勒加和比安卡是波伏瓦班上不同时期的学生，奥勒加是一位金发斯拉夫人，被形容为“小淘气鬼”，具有一种令波伏瓦着迷的极端性格，跳舞一直能跳到昏厥倒在地上为止。她身上蔑视成规的性格，比波伏瓦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波伏瓦称奥和她自己一样“属于黑衣使族”，奥是她自己“在魔王面前的教女”。很快，萨特本人也迷上了奥勒加，为此一度失去了他通常的平静。可这次是波伏瓦非常依恋的女友，气氛变得迷乱和紧张。这三人白天在巴黎的街头闲逛聊天，夜晚在酒吧迟迟淹留，两个成年人允许奥勒加成为他们之间旋转的中心，允许她像掌握着方向盘一样一会儿转向波伏瓦，一会儿转向萨特。而每一次这么做，就要暂时打破他们之间的平衡，激起或大或小的涟漪，以便更加富有冒险地进入下一轮的转换。“人和人的关系，要在不断发现新鲜因素的过程中发展”，波伏瓦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但这仅仅是一个向内旋转的“小圈子”，仅仅在他们互相之间寻找“新鲜”，实际上所寻找到的仅仅是期待对方引起的反应，就像在镜子里看自己一样——萨特和波伏瓦通过奥勒加看到的永远是他们本人，他们互相之间看到的更接近于欲望的互相模仿，所谓的“真实性”，只是在一个幽闭的空间中互相映射和自我映射。而往深里说，这种幽闭是他们两人的关系中固有的，是为言词的性质所决定的，引进一个“他者”进来也无济于事。关于这种幽闭性质的观察和结论，后来出现在萨特的《间隔》和波伏瓦的《女客》中。如此看来，很难把这两部作品当作一般人与人关系的探讨，而是他们这种人替自身设立的特殊处境的探讨。
比安卡是位犹太人。1937年出现在波伏瓦的课堂上，当时不到17岁，后来和他们两位都有肉体关系，两年以后因为战争结束了和他们的“三人游戏”——更准确地说，在这位处境可危的姑娘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她被两位成年人抛弃了。先是萨特，然后是波伏瓦，主动提出中止他们的关系。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中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冷漠谈到这位女友的“离去”，并且一直到战争结束，都不去设法打听这位姑娘的下落，是被流放了还是死了。比安卡在后来的回顾他们三人关系的书中写道：“他，波伏瓦，给我的只是伤害。”该书最令我吃惊的还是萨特对于当时危机四伏的时局的态度。他是否能预见到战争的爆发是一回事，但对于比安卡表现出来的不只是对于个人命运的担忧，以那样一种轻率的口吻来谈论问题，是另外一回事：“要做一个完美的小路易丝，不要去听耶利米的哀歌。”同样，波伏瓦在这段时期也经常用刚刚从海德格尔那里搬来的术语来开导这位姑娘，认为比安卡所考虑的时代正在酝酿的危机是“不真实”的表现，波伏瓦拥有一种在社会和历史的现实里所有的人“平等地体验存在”的幻觉。她后来在回忆录《年富力强》中不得不承认当时自己“固执地把幸福作为赌注，我为我的利己主义而羞耻。”这种利己主义的局限性在于：不构成向“个人的存在冒险”的生活是不值得关注的，不能把这种冒险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生活更是不值得一过的，在语言之外，别无其他。
波伏瓦是否也应当为在最初的占领期间，她身为享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在“我不是犹太人，我不是公济会成员”的声明上签字而感到“羞耻”呢？或许不能这么说。还是谈谈她在写作生涯中的表现。当她把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写进作品时，是否构成了对生活及有关人们的轻蔑、侮慢乃至亵渎？那本为她赢得了巨大声誉——1954年龚古尔奖——的小说《名士风流》中所塑造的莱维这个形象，是根据她的美国情人奈尔松•阿尔格朗为原型的，“当事人”阿尔格朗读后惊呼并为之愤慨：天哪，她是不是记下了我们做爱时的全部细节？在萨特去世之后的1983年，她整理并发表了萨特的《致海狸和其他人的信》，其中所暴露的萨特不管是“哼哼唧唧”倾吐感情的方式也好，还是令人作呕的性爱细节（包括和其他女人）也好，很难说给她的这位大名鼎鼎的伴侣带来荣誉，波伏瓦对此的解释是“一个作家应该向公众显示他真实的面目”。但为什么一个作家的性爱就比一般人的更加值得关注，因而要占据读者大量的视线？其中涉及的许多其他人，他们并不认为向所有人显示自己、赤裸裸地表现自己是适合的和唯一可以做的。就他们而言，与这两个人的相处是单纯的，不仅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将来要被公之于世，更没想到即使在当时，他们就被置于一种深深乃至冷酷的观察、置疑之中，处于无所不在的语言的监控之下，像在实验室的老鼠。他们无意识地卷进了这两个人自编自导、自得其乐的游戏，在其中充当消极被动的“他者”。正是这种态度最终激怒了比安卡，当年的“波兰小姑娘”在战后又奇特地恢复了和波伏瓦的友情，直到她1986年去世。但当她读到波伏瓦死后于1990年出版《致萨特的信》，其中以“极其庸俗”的方式泄露了她的全部私生活，以那样一种不屑的口吻谈到她（包括并非恰当谈及她的犹太人身份和性格）她感到受到了深深伤害，决定有必要自己写一本书愤而反击。后来担任中学老师的比安卡在此书中分析了两人当年面对欧洲巨大危险时的冷淡，其结论也同样适合他们在写作及个人生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种盲目的首要原因是他们在精神上的彻底而自私的野心，是他们作为作家专心致志地要‘达到’的愿望。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像许多法国作家一样，生活在封闭的花瓶里，被巴黎的朋友们包围着，与其余的民众没有接触——这是‘小团体’的后果。第三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哲学不是历史，不准备沉浸于现实之中，而宁可以一种鹰的眼光从高处浏览一切事件。”高高飞翔在生活的远处，恰恰导致了鹰的失明，这是他们始料不及的。经过战争的教训，战后他们调整了自己的立场；波伏瓦有过一个“道德时期”，关注和呼吁人的社会伦理，那的确是一种转向；但“转向”并不意味着在原来的个人伦理领域，她拥有了更好的看法和实践；包括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如何衔接过渡，仍然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依笔者看，她是从一个端点走向另外一个端点，她的“介入”不免带有空洞和因骤然转向带来的急促色彩。
显然，写作有其自身的写作伦理；另一方面，一个作家还要做些其他方面的伦理修炼，和任何别人一样。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西蒙娜•德•波伏瓦传》，克劳德•弗朗西斯 费尔南德•龚蒂埃著，刘美兰 石孔顺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版。
《西蒙•波娃回忆录》（全译本），陈欣章、陈标阳等人合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名士风流》，波伏瓦著，许钧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萨特、波伏瓦和我》，比安卡•朗布兰著，吴岳添译，中国三峡出版社1998年版。
《存在与自由——让－•萨特传》弗朗西斯•让松著，刘甲桂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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