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自立：徐晓的逻辑不能成立
2005-01-12 刘自立
徐晓的逻辑不能成立
看了徐晓评论一位诗人的散文之评，有些话，作为一个老友还是要出来讲讲。她引述说，要告别革命话语云云，这在逻辑上值得商榷，就是如何看待革命的问题——毛式语言是革命语言还是专制语言的问题。
革命何之谓？反对专制是也。如果把革命从反对专制的语库中取消，恐怕二十世纪乃至十九世纪的伟大诗歌历史就要重新写过了。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诗歌历史，要重写——而这个重写是虚妄和虚伪的。
革命何之谓？不是用伪革命如文革语汇可以代替的。我们这茬人多少是在那个毛式语言里成长的，但是，我们反思毛，并非可以完全无视那个语言和那个环境。就是说，革命不是，也不会是毛式语言。
革命何之谓？就是要直面中国的现实——和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朦胧诗一度直面那样；应该坚持的，是在今后几乎永远的年代里，直面中国的现实，就像索尔什尼琴直面古拉格群岛。
革命何之谓，就是要研究告别革命的种种条件，而非一厢情愿地说出一些另类乌托邦语言——如威权主义的合法性和可塑性等等。
革命何之谓？也不是甚至一屁股滚到官方的舆论阵地中去，做现在是盛唐再现的呓语——比如徐先生关注的由李昌平撰写的农民问题报告，可以说是今天派人物，延续其社会关注和社会批评精神的一个典范——我们还可以考证与此相关和具有同等主题的诗歌创作。
革命何之谓？就是反对犬儒主义的革命回避观，而要站在老百姓的忧患意识中，创作那些类似莱蒙托夫，聂克拉索夫式的农民之歌——可惜，中国诗人几乎没有人具备上上个世纪俄罗斯诗人的平民性和先锋性；他们的“先锋性”几乎成为商品专制社会的无聊和无耻的性文化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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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人们，中国的倾向自由主义的追求之知识分子中，人们对待革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革命从精神层面上讲，还没有死，还活在人们 的心里。因为，广义而言的革命，不尽是一种暴力抗挣，还是思维上的辨正和启蒙。反映在诗歌文本中，应该是宗教，社会，政治和文化上民族风格和独立人格的再 现。这些政治关怀，成为诗歌文化或者说准诗歌文化的一个前提——至少在今天的中国，犹该如此。
任何后现代和相对主义的顾左右而言他的诗歌可以存在，但是，他不应该成为诗歌创作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至少在我们关注的中国主流文化中——请注意，不是官方的主流——应该有所表现，而不是甘心甚至提倡一种缺席状态；“同谋”的判断太严重，我就姑且不去说他。
继而言之，如果我们把朦胧诗早期政治倾向中可贵的社会关注从诗歌里取消，那么，这些诗歌的价值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也姑且不去谈这些诗歌的有限的艺术成就。
问 题的提法是，革命话语在七，八十年代是否就是毛语言的延续这个问题，其实有辨正的需要。不可以否认，那时的诗歌没有完全摆脱那样一个历史格调——如江河的 纪念碑，舒婷的像树；但是，严力等人的话语系统开始和贺敬之类拉开了距离，也是有诗为证的——我指的的是思维方式的突破。观察那时朦胧诗的政治语系，可以 说，真正和毛系语言拉开距离的诗歌很少，但是已经出现。我排除舒婷们的作品，因为它们本来也就是贺敬之们，闻捷们的诗歌之模仿——在精神和艺术上都是如此 ——还要包括思维根本就没有启蒙的“相信未来”。不要说那个靠着朦胧诗吃饭的谢*等人，在九十年代编辑的诗歌文本集卷里，背叛了他们八十年代的选择，一股 脑把那些“新中国”诗歌和当时的反叛诗歌一股脑重新塞进了一个酱缸式箩筐之内的做法，是一个可鄙的回潮。
从反对派身份出世，而被国际诗歌界 承认的朦胧诗及其诗人们，在二几十年的创作中，在面对中国之命运这个大课题上，开始显现其文化结构和政治艺术洞察力方面的匮乏。概览今天的诗歌现状，今天 派发展迄今，有意无意地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事实；也说明如何评价中国诗歌，已经产生一个值得严肃思索的课题。这个分化，和国内被官 方控制或者趋同官方选择标准的，所谓诗歌阵营的现实，产生一种同样值得思索的关系。
这个分化表现在，今天派中人分化成为几种类型：1，延续 七十年代批判精神中人，如万之，扬炼，贝岭。。。。。。；2，分化成为保持莫名奇妙的沉默者如江河；分化成为准官方成员舒婷；分化成为商品市场的逐波随浪 者**。。。。。。这个分化让人看到，朦胧人先天的政治素质的不足和学养上的不足。他们的发展其实已经中断，没有产生本来应该在文坛上产生的文化艺术的和 社会政治的应有效应。这个效应就是引导中国诗歌界继续思索和创作直面中国现实的诗歌作品。当然，除非有其他的派别来盛续这个派别的作用，但是很可惜，中国 没有产生这样的派别。中国老牌诗人有句名言，叫做“面对诗歌，背向诗坛”，说的就是这种沮丧和悲观。
这个现状，该和历史上俄罗斯一大批反官 方诗人的存在适成对比。而中国之今日，和俄罗斯之昨天，多有政治社会之雷同的地方，而诗人的分野，却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们看到，俄罗斯诗人，即便是 流亡到域外的人们，他们自始至终的宗教和政治文化关怀，不但左右了俄罗斯的思维，还广泛地影响了全世界。虽然，西方人对于俄罗斯广义上的文化定位，有着某 种语焉不详的轻视，但是，随着老陀，老托尔斯泰的出现，随着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出现，俄罗斯批判文化和柴可夫斯基的伟大音乐一样，成为他们的骄傲。其中的 主导原因，就是他们不向沙皇和斯大林妥协的直接批判之精神。
我们阅读过王康先生记述俄罗斯诗人的长篇文章。在阿赫玛托娃和曼杰利士塔姆笔下，那些感人肺腑的滴血和死亡之作，和官方的反革命语言没有丝毫雷同之处。请允许我们印证若干，以满足那些未读此文诸公的眼睛：
帕 斯捷尔纳克的终生挚友，直接被帝国文艺总监日丹诺夫"点命"的阿赫玛托娃这位俄国"悲泣的缪斯"，便是用诗歌把苦难内在化的杰出代表。在世界诗歌史上，第 一次由一位女诗人自愿地把爱情诗让位给悼亡诗。死亡持续的、真实的死亡成了她诗作的最后依据。布罗茨基写到："她创作《死者的花环》这一组诗，就是让那些 先她而去的死者吸收或者至少加入诗歌。她不是企图使他们'不朽'；他们多数人已经是俄国文学的骄傲，已为自己建立了永不磨灭的英名。她在努力应付一种空虚 的生活，它的意义遭到突然毁灭而变得空虚。"女诗人恪守着自己时代的诗歌信条；同死者交谈是防止话语滑为嚎叫的唯一途径。
托洛茨基这名赤色 犹太人已发出十多年后戈培尔博士在德国发出的同一威胁，"历史的铁扫帚会把你们和其它残渣余孽一起清除！"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 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军事共产主义"和"集体化"的艰苦岁月与未 来主义的先知式预言和象征派那种堂皇唯美的神秘诗意毫无相似之处。小说家和诗人发现，他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为这片产生过天才和大师的土地举行葬礼。雷米佐 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阿赫玛托娃厉声质问诗 人们：我们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竟没有觉察到雷鸣般的脚步声，在向我们宣布的，不是日历上的普通一年，而是真正灾难性的二十世纪？"
1943 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 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 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
然而，俄罗斯诗歌意外地撞上了"真正的、非目历的二十世纪"，阿赫玛托娃已经听到了"历史大溃退"的脚步声：
缪斯去了，踏着一条
秋天的、陡峭的羊肠小路，
一双黝黑的脚
沾满了大颗大颗的晨露。
我久久地向她恳求
和我一起等到冬天再走，
而她说："你怎能在这里呼吸？
这里可是一座坟墓！"
1921年，在勃洛克死后两星期，古米廖夫倒在行刑队枪口下，身为"人民的敌人"，他的墓地只是诗人最后的呼吸和目光：没有让他开口。临终前不久残存的诗札写道：刽子手将砍下我的头。
1938年12月27日（这一日期，直到二十五年后的1963年诗人被"平反"后才得到确认），曼杰施塔姆作为一名疯子在饥饿中衰竭而死。免去新政权的"九克"。他被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称之为"海参崴"）的一个集中营转运站
索尔仁尼琴把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命名为《为人类而艺术》：
我深知自己责任之沉重。借用弗拉基米尔·索洛维耶夫的话，便是：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 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噻在喉头的郁结，希望这 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最堪嗟者，莫若许多默默无闻的同道，生前竟未有发表作品的机会。整个民族的文学，随他们一道远远掸落在后，掩埋之时。竟无棺柩墓志，被剥得赤条条地，只除却系在足趾上的一只号牌。但是俄罗斯文学并没有断气，只是从外面望去一片荒凉景色罢了。……
...... 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是带着他那内疚的微笑，从种种政治诡计中走了出来，在最后一刹那，在开枪之前，又带着这种微笑，跟自己告别"。英国学者G·霍斯金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外》中评论法捷耶夫的自杀时写道："他曾在政治大清洗时即使不是扮演一个极端可耻的人物，也扮演一个暖味可疑的角色，使得他的几位老朋 友和老同事惨遭处决。……法捷耶夫不合时宜的使官方犯难的自杀的真正原因是良心上受到谴责"，觉得自己在斯大林时期的全部活动，也许还有他自己的整整一 生，铸成了一种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错误。"无论如何，他们"最终都没有放弃自己年幼熟悉和牢记的东西"。
1867年10月，在莫 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啜泣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 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
——『俄罗斯启示录』王康
我 想，过多的论证和解释就没有必要了。看看俄罗斯伟大诗人的内心，他们的革命情怀和正义感，看看他们动容日月的篇章和人生——多是囚犯的人生——就知道应该 如何写诗和如何为人，为知识人和中国人了。现在，俄罗斯好像走出了他们的政治怪圈——究竟走了多远还不好说。我几天前和一位俄罗斯文学专家谈起今日俄罗斯 的民主现状，恐怕专家的看法不是很乐观的，比如论其新闻自由问题，就很不乐观。但是，他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这个步伐的走出，不能不说是踩着古米寥夫和曼 杰的死亡之影子的。这是革命文学无可如何和极为现实的地方。
adag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