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约十年前，在纽约飞洛山矶的航班上，因为和沙先生座位挨着，加上小舱内只有我和他两个中国人，就聊了一路，名副其实地“零距离”和这个外交战线上的红小鬼接触了五、六个钟头。
沙先生甚健谈，几乎是有问必答。那时，我还是而立之年的愣头青，有点玩世不恭，拿他的头衔开玩笑，说中国外交圈里“特命全权等于没权”的说法是否当真。他答，的确有这么一说，但也不全然是这样。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外交实力自然也和过去大不一样，“特命全权”也有了一定的权。我问他，将在外，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处理，你从北京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核心”的最高指示或面授机宜呀？
沙先生道：“我这次出来前，江总书记确实亲自接见了，嘱咐了很多”，我好奇啊，就继续问：在中南海接见的？怎样的规格？沙答：“不象你们这些生意人想象的那么排场奢侈。就是两杯绿茶，续了三次水，谈了几小时。”随后好像怕我不相信，又解释道：外交部都很清寒的，哪象你们这些做买卖的。我要不是是别人请我讲学，平时旅行从来不坐头等舱的。”
我说：“你真逗，你怎么就认定我是生意人，而不是留学生呢？我感觉自己一脸书生气啊。”沙笑道：“别看你戴副眼镜，就以为把自己打扮成读书人了，读书人穿你这牌子的西装、穿你这牌子的皮鞋？还有你这个皮包和这个箱子，每个都是一两千美元的吧？”我也被他逗乐了：“看来GCD的外交干部，也不都是土包子么？”
沙知道我在开玩笑，也不生气，继续说：“我儿子我不让他做生意，让他接他老子的班。外交部虽然是清水衙门，但是我们父子两代人都有我们自己的人生追求，有自己的价值观。你可能以为我在唱高调，其实未必。一个国家，需要一些把国家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人，需要那些为了自己祖国的强盛而甘于清贫的人。我是当年周总理挑选出来的几个，属于国家自己培养的外交人员之一，我们的生命和青春都是应该属于中国的。”
机舱内，服务员不停地送点心、酒和饮料上来，我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了，而沙只喝一种饮料，就是番茄汁。我再次和他打趣：“饮料和酒都在机票里了，您别替美国鬼子省钱呀”，而沙的回答让我知道，他早已患上了糖尿病。我说那你要注意身体，注意锻炼和休息。他答：没办法，外交工作就是有熬夜和加班的特性。
一路谈过来，健谈的沙只在我询问“银河号”真正内幕的时候笑而不答。他也问了一些我做生意的情况。我说自己并不适合在生意场上算计，赚钱虽然是赚钱，但早已心力交瘁未老先衰了。“唉，老了”，我说：“不值得。如果有可能，我倒是愿意象你那样，为国家利益而鞠躬尽瘁，那看上去还值点。”
在洛山矶机场，他还要转机，临分手前，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又用手使劲拍了拍我的肩：“让我们一起为中国的强盛而努力”，我记得他挥手告别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好干，你还年轻，我也还年轻，才虚岁五十。”
如同飞机上我倾听了一路，并不感觉他在喊政治口号一样，他这样一个中国外交干部的临别赠言，我记了十年。我在想，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和他的环境，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沙的言行，自然和他的经历有关。我又想起他说的那句：“我们的生命和青春都是应该属于中国的”来。我想，中国，真要多几个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献给祖国的强盛的人，那是中国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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