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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阅读我这个旧文。
lili wrote:
他太太好象是中国人?
李辉：一个英国女人嫁给中国的六十年
作者：李辉
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已达6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他们邀他回国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并附寄了西南联大的聘书。杨宪益欣然啓程。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他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终于抵达重庆。1934年漂洋过海时他是独自一人，此次回国，却带回来一位女朋友──英国姑娘戴乃叠。几个月后，他们在重庆举办了婚礼。爲他们做证婚人的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
从此，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
一对堪称中英合璧的夫妻。在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叠连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虽然没有加入中国籍，戴乃叠却一直把婆家的国家当成了自己的国家。戴乃叠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戴乃叠在努力把自己融进中国。
二
1938年的英国。
母亲惊住了：刚刚20岁的女儿，竟然爱上了一个中国留学生。
对于身爲传教士的母亲来说，女儿戴乃叠的选择，实在有点儿出乎意料。
“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母亲这样严肃地警告说。
母亲有她的忧虑。她和丈夫一同到中国传教，在那里生儿育女，那里的一切她都不陌生，甚至非常熟悉。对她这位传统的英国女人来说，向中国人传教，和把女儿嫁给中国人，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她太清楚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存在著的巨大差异，她更了解彼此之间在婚姻观念、家庭伦理方面的强烈反差。这就难怪她会难以接受女儿的这一决定，她爲女儿的未来而担忧。
“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半个多世纪后戴乃叠这样说。此时，她已经在中国有过诸般经历：战乱、革命、破坏、建设、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文革”期间蒙受牢狱之灾，双双在北京半步桥监狱苦熬4年。他们在狱中互不知道对方下落，出狱后，惟一的儿子也因频受打击而精神失常，终于在1979年死于自己点燃的烈火中。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磨难，令她在回忆母亲当年的警告时，心底难免会掠过一阵苦涩。
然而，她镇静，她无悔，她还是充满自信与坚毅。
因爲，她爱中国古代文化，她爱所有的中国朋友，她爱她选择的终生伴侣──杨宪益，是他在漫长日子里带给她快乐与温馨。对于她来说，情感与精神上的满足，远远超过一切。爲杨宪益，她愿意也能够承受一切。
三
作爲一个传教士的后代，戴乃叠仿佛注定要将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20世纪与中国有关的外国人中，传教士的后代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他们随父母在中国长大，后来有的离开了，有的留下了。无论走了的，还是留下的，他们未来的发展和命运注定要与中国有关。于是，在历史场景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活跃的身影。仅以美国人爲例，便可列出一串人们熟知的名字：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约翰•戴维斯，盟军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罗斯，《时代》、《生活》周刊的创始人；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果细细搜集，几乎在中国的所有领域，特别是政治、教育、文化、工业、商业等方面，都不难找到传教士们的后代，那一定会是一长串耀眼的名字。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也不管他们各自的成就和口碑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当我们在审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时，他们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对于戴乃叠，她并不习惯于做抛头露面、风光十足的公腥宋铮辉敢馄骄驳赜胝煞虼粼谝黄穑ㄐ挠谥泄诺湮难У姆耄诰竦穆阒杏淇熳咧Ｒ驙懀钪瞻阉椭泄灯鹄吹模嵌匝钕芤娴陌嵌酝甑谋本┥蠲篮枚鹈鄣募且洹�
戴乃叠于1919年在北京出生。中国留给童年戴乃叠许多美好记忆。她亲身感受到的快乐，亲眼目睹的丰富色彩，使她从感情上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四
说实话，在牛津大学第一次见到杨宪益时，戴乃叠只是好奇地注意到，面前这个年轻中国学生，眼睛细细的，脸色苍白，举止文绉绉，人显得颇有些拘泥。不过，戴乃叠说，杨宪益对祖国的爱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当她到杨宪益房间去的时候，看到墙上挂著杨宪益自己画的一张中国不同朝代区域划分的地图。
戴乃叠结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确与胁煌Ｋ辽ⅰ⑻巴妗⒌髌ぃ坪踔钍侣痪模坏从志ゴ厦鳎巳す惴海对úＫ煨岳钟谒称渥匀唬蘧形奘谥泄澄娜酥校窳制呦涂峙率撬顮懬隳降南认汀Ｔ诖髂说哟サ降闹泄粞校蟾胖挥兴砩献罹弑钢泄澄幕奈兜馈Ｋ不妒詹刈只不兑魇不对诰浦刑兆怼Ｕ饩湍压执髂说狭怂４髂说砟暝谂笥衙媲翱嫘λ担牟皇茄钕芤妫侵泄澄幕Ｋ涫峭嫘埃菜得髟诖髂说劾铮秸咧溆幸桓鐾昝赖慕岷稀Ｔ谒墙峄橹蟮穆と兆永铮钕芤嫔砩系恼庖惶氐阌油怀觯髂说梢誀懽约旱闹本鹾脱≡穸恪�
值得留恋的日日夜夜。因爲，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杨宪益结识了戴乃叠，并且很快爱上了她。
说浪漫也很浪漫。爱玩、爱恶作剧的杨宪益，恐怕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在爱上了戴乃叠之后，人渐渐变得本分了许多。曾经尚未确定生活目标和学业方向的他，终于因爲戴乃叠的出现，变得专注了许多。
回到文章的开头。
戴乃叠和杨宪益爱情关系一旦确定，阻力首先来自戴乃叠的母亲。
“母亲见到过不少不幸的婚姻，因此她坚决反对我嫁给杨宪益，尽管我父亲认爲，如果我们精神和谐，我们的婚姻就可能美满。”戴乃叠回忆说。
母亲的反对无法动摇戴乃叠的决心。只是在年满21岁──可以独立自主的年龄之前，她还不能做出决断。她等待著那一天。
杨宪益也有他的顾虑。在他的眼里，美丽的戴乃叠本来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庭，而战火中的中国，却十分艰苦，如果戴乃叠和他结婚并一同回到中国，根本不可能保证起码的生活水准。他在戴乃叠面前，提到一首自己喜爱的摇篮曲，说戴乃叠这样的姑娘，本应过著歌曲中描述的生活：坐在垫子上做针线，吃草莓，吃糖，喝牛奶。
所有的顾虑、迟疑、反对都没有改变戴乃叠重返中国的决心。她的心中，不仅仅有记忆中的快乐与多彩，不仅仅有令她神往的悠久文化，更有让她迷恋的杨宪益。像她这样出生于传教士家庭的姑娘，一旦确立了志向，她将终生不渝。不管人生旅途前面会发生什麽，只要两个人心心相印，他们会一直走下去。
1940年，盼望回国已久的杨宪益，带著同样热切盼望重返出生地的戴乃叠，登上前往东方的海轮。
五
一个刻骨铭心的夜晚。
“文革”开始已有两年，杨宪益和戴乃叠没有想到，在1968年的4月他们会遭遇牢狱之灾。
在最初的风暴中，杨宪益虽被作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判，但除了一般性揪斗之外，并没有经受太剧烈的冲击。戴乃叠是英国人，向来不过问政治，一些外国专家们所热衷的组织战斗队之类的造反行动，她一直敬而远之，独善其身。这样，尽管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变化，人们之间的往来因这场革命蒙上了浓重阴影，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妇来说，还是可以暂时躲进自己的小屋里叹息。
第二天就该是“五一”。这个夜晚，他们如同以往一样，在家里打开一瓶白酒对饮。他们希望平静，但近期发生的局势变化，却不能不让他们感到忧虑。杨宪益回忆说，那年春天以来，不断听到有关江青一次讲话的传闻，说江青在讲话中声称有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人可能是特务，有的甚至早在三四十年代便派遣到中国。此时“文革”正处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阶段，江青的这一讲话迅速被付诸行动。外文局的一个外国专家先行被捕，如今，厄运在这个夜晚降临到他们头顶。
一瓶酒喝了一小半，戴乃叠先去睡觉，留下杨宪益自斟自饮。夜深人静。正在此时，有人敲门，原来是来逮捕他们的。
在杨宪益被带走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又有人来把戴乃叠带走。
戴乃叠4年的囚禁生活从此开始，而单人囚禁带来的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
据杨宪益回忆，他们的入狱，主要起因在于早在40年代，他们和一位英国驻华使馆的武官是好朋友，来往密切，曾经常一起在江南旅行。20年过去，这段经历居然造成了一夜之间的锒铛入狱──他们被怀疑是“帝国主义特务”。但是否真的是因爲这件事，最终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动乱的年代，一切都处在混乱和无序状态，这一点在他们的遭遇上同样表现得十分突出。
杨宪益与戴乃叠被关押在同一监狱，但两人却无缘相见。
杨宪益惦记著戴乃叠，说到一生中的懊悔，他说最后悔的是对老伴照顾不够。在狱中时，他尤其放心不下她。当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之后，狱方问他有什麽要求，他说：“不知道老婆怎麽样。这两年我挨斗，她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麽事，会不会自杀。”回答是：“没有自杀。”这下子，他才知道戴乃叠也遭遇与自己同样的命运。他问及孩子，回答说是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这样一来他才略爲安心。
这对夫妻，就这样在同一片天空下苦苦熬著。他们都在牵挂著孩子们。而孩子们因他们备受磨难。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文革”开始时，长子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北鄂城的一个工厂。两个女儿分别下放到农村。虽然牵挂，但他们不曾料到，长子会在他们坐牢期间因经受不住周围的压力而变得精神分裂。等他们出狱时，在面前出现的是一个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残酷事实。
六
狱中的等待终于结束。
林彪事件之后，随著中美关系的解冻，关押在监狱的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也随之解冻。在度过整整4年的监狱生涯之后，1972年4月，杨宪益被释放回家。一个星期后，戴乃叠终于回家了。
释放回家，首要的事情就是把孩子们调回北京。不到三个月，儿子先调了回来，其次就把在东北劳动的小女儿调回来，大女儿稍晚几个月也从沧州正式调回来了。一家终于团圆。但儿子的病情却让他们爲之苦恼。最终，儿子在英国自焚而死。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朋友们感觉到，从那时起他们仿佛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酒喝得更多了，更频繁了，但他们两人感情也更加深厚，更加不可分离。自那之后，许许多多的身外之物他们看得更淡，人从此也过得更爲洒脱。名利于他们，真正是尘土一般。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经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更别说凑上半套一套。
看淡身外之物，绝非把人世间做人的原则、正义的评价淡忘。相反，从“文革”磨难中走出之后，杨宪益和戴乃叠对人间是非有了更加明确的态度。1976年刚粉碎“四人帮”时，杨宪益写下了一首《狂言》：
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
从那时起，他和戴乃叠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生活姿态生存著。
相濡以沫将近60年，熟悉他们的人说，很少见过他们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尽管儿子的结局被她的母亲不幸言中，戴乃叠却从不后悔嫁给杨宪益，自始至终她都爲能与杨宪益一同走过这一生而感到幸福。他们生活得融洽、充实，从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爲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1999年底，戴乃叠因病去世。从她重病住院到去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戴乃叠在身边，酒和烟也都失去了过去的滋味和意义。这几年里，他哪里也不愿意去，更别说离开北京半步。他不会忘记，当年戴乃叠执意要嫁给他时所下的决心和做出的努力；更不会忘记，在漫长岁月里他们如何一同搀扶著走过。他难以想像，他的生活中怎能没有她?他有许多懊悔。他说他后悔对戴乃叠照顾得太少，他后悔自己带给戴乃叠那麽多的苦难。他真不知道该怎样在戴乃叠面前表达自己这样的感受。
永远不再有这样表达的机会……
原载《我有两个祖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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