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往天堂的信
鲁汉
罗克，当你三十三年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往去的这个天国的地址。在经受万人公审的屈辱之时，在面临着那即将朝你射出致命的子弹的长枪那一刻，在身体中弹倒下而意识尚未泯灭的那一霎那，在你的脑海里闪过的是什么，我无从猜测，但有一点我是有把握的，那就是不管那一切的在对你的身心产生什么效果，你的骄傲和自信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这些年来，多少次我在梦中到天国拜访过你，象当年那样，聆听你的聪颖的教诲。你现在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代表着那十年浩劫的长夜里一颗最明亮的星。这一次想起给你写信，也缘似偶然。前几日，经过一个二手书店，也正好还有一点闲空，就忍不住进去浏览，见一本剑桥版的莎翁全集，便不忍释手，步向交款台时，又忽然见到以个梅里美的小集子，包括卡门在内，翻弄之时，老板娘上来搭话，竟一如大多美国人，不知梅里美为何许人也。这当然让我想起，在几十年前，在太平洋的彼岸，是你把梅里美的卡门介绍给我的。
有趣的是，在乒乓俱乐部等赛球时，我掏出刚买下的梅里美消磨时间，几个球友好奇地凑过来询问我读的是什么，很快就变得明显的是，美国人的球友，没有一个知道梅里美是谁，欧洲人的球友，来自于东欧的，都知道，来自于西欧的则是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罗克，这不是很奇怪吗？当我们在你的“冰窖” 谈论天南海北之际，你我都不会想到，一个人对古典文学的修养，和这个人的社会环境的所谓的“自由” 程度成反比。如果这事但从梅里美一事上看，不足为凭，但在美国多年，碰到一个读过任何一本托儿斯泰的人确是罕事。
一位从捷克来的女球友，在我对美国人的无知表示不解时，给我讲了一个她在几天前目睹的一个真实事件，让我听罢笑得喘不过气来。一位有名的作家到我们的城市造访，上千人到剧场以一睹他的风彩为快。他宣布自己在多个美国的大城市作过一个简单的测验，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最笨的加拿大人要比最聪明的美国人要聪明。然后从观众中徵集到一位加拿大女士，在校时是一个三分学生，又徵集到三位美国名校毕业的博士，然后问他们如下的问题：(1)谁是当今的美国总统？所有的人都答对了；(2) 谁是当今的加拿大总理？加拿大的女士回答对了，三位美国博士无一回答； (3) 谁是墨西哥的总统？没有一个人给出正确的答案，其中一位美国学政治科学的博士抗议说，墨西哥政治不是他的领域。于是加拿大女士以一分领先于美国的三位博士。
罗克，你在跟我讲到梅里美的卡门时，讲到的是她那爱好自由的精神。但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不管怎么令人难以理解，自由导致的结果是无知，那么这自由还是值得追求的吗？罗克，你和我的青年时代都是在自由上受过许多限制的，但我知道，如果取消那些限制的条件是失去我们在那个年代所获得的知识，你和我都不太可能去作那个交易。中国近年来在人身自由上大有改善，但在人的文化修养相比于当年比却没有明显的提高，在价值观上倒似乎有不少沉沦。你在天上，不知是否尚有闲情逸致，写一个自由论，以你的才智帮助世人看清人的自由与精神的关系。
罗克，我忘不了在秦皇岛到沈阳的列车上，你把我从地板上唤起，告诉我的那件令人费解的怪事。列车员查票时，你象我们事先商定的那样回答说票在后边带队的人手里，不知为什么，列车员没有放过你，拿走了你的工作证。当你过后到列车员室与之交谈时，正在融洽之时，一个人进来，一见你不知为什么脸色就变了，厉声叫到，
“你还认识我吗？”
如同见证过你犯的什么重罪。你打量他一下，是从未谋过面的人，但最有意思的是你的回答，
“我看你面熟。”
你对我解释说，这样的答案比直接的否定会给你留下更多的周旋的余地。下面的对话也还有趣。
“身上有家伙吗？”
“你可以放心，为了列车安全运行，我们不会轻易动用非常手段的。”
这时第四个人介入进来，高喊气氛缓和了，他们于与你称兄道弟地客气一番，就把工作证还给了你。你找到我时，满面疑惑，让我帮你分析一下情势。我当然也无从着手，但觉得整个事情非常滑稽，但更重要的是对你在此事上所表现的非凡的机智和快速的反应佩服得五体投地。
记得我们认识不久时，你听到我也曾在海瑞罢官辩论时写过文章批判姚文元，立即问我写文章的时间，听到我的答案，你说要是你，你就不会在那时那样作，让我吃了一惊。难道人对自己认知的真理之表达还要审时度势吗？
“我在头一年年底给报社投过一篇稿，但到了几个月后其文发表时，形势已经明显。这场所谓的辩论不是学术讨论，而是一场政治斗争，从学术角度争论这个问题就毫无意义了。如果编辑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一定不会同意他们在那时发表我的文章。”
罗克，这段话让我意识到你并不是一个意气用事的殉道者，而是一个胸有策略的政治家。
我在天津为报纸的第七期排版时，大吃一惊地看到金环，亚琴进入印刷厂的厂房。然后，我听到了戚本禹四月十三日讲话批评报纸和你的文章的消息。马上乘车返京，下车直接与你见面，你首先向我道歉，讲到我小小年纪，却为此事要受到你的连累。罗可，你知道我对你有多么尊敬，乃至崇拜，但这番话却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想你也不会不知道我是不会接受的，但我知道你是真挚的，不管我是否接受，你的情我还是领了。对我作出的在沉默中停刊的决定，你作为报社之局外人，由衷地表示了赞同。
局势的这一转变并非在意料之外。初办报纸之时，我曾天真地幻想我会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在第三期出版之后，那两位罩着神秘色彩的“红旗” 杂志社记者又找到我，用明确的言语，向我“转告” 关峰同志的话：“你们的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否则后果自负。” 罗克，我不曾告诉你在我脑海中的所经历过的斗争。我扔下报纸的事物，在公园里徘徊数日，再召集全体会议时，对大家讲，
“大家在加入这一报社时，都以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也是会获得中央的支持的。但现在已经有充份的证据说明，我们不但不会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而且再沿着既定的方向走下去，结果只是死路一条。我本人以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但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别人和我有同样的看法。现在是我请求每一个没有以鸡蛋碰石头的决心的人从报纸退出的时候了，愿意留下的人也不应对退出的人作出任何批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强迫别人作出牺牲的权力。”
让我感动得掉下眼泪的是，在我们那北京自来水公司借用的会议室里，大家在肃穆的气氛中，一一发言，表明了与报社同命运的决心，竟没有一个人退出。我一生中怀抱着的作为敢死队员而冲锋陷阵的幻想，在那次会上终於得到了某种兑现。报纸停刊后，我在困惑之中，南下四川，越南，又在回京后，于你一起到北戴河，秦皇岛，搭无票车到沈阳，于是才有前述的那番你在车上的险遇。在去沈阳故宫的路上，你对日本在不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沈阳城貌上所留下的痕迹之深颇有感触，和我定下在不长时间里彼此书写交换游记之约。然后你只身返回北京，而我们则在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之后折返沈阳，又去大连，一路几经枪林弹雨，惊险俱全。
再回北京后，我们还是在你的小屋里讨论着各种似乎与现事不搭边的问题，比如你对斯大林的思想必须要用语言之说的驳斥，对鲁迅的作品象一盘珍珠，每一颗都是亮的，但却缺少贯穿其中的线索之评论，对人的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探索和其意义之追究，对旋律是后天而得，节奏是与生俱来之武断，对毛泽东诗词，特别是那首怀念扬开慧的的欣赏，对郭沫若的浮士德的译作之拙劣的揭示。
但好景不长，一次深谈至凌晨，骑车回家路上，注意到有人跟踪，当时是甩掉了，而且觉得很开心，但这是更严重的情势的预兆。不久，你又告诉我外出时被人尾随，也是很开心地，你告诉我你掉头迎向跟踪人的滑稽场面。但那一天终于到了，你对我说，你预感到不久将要被逮捕，沉痛地向我建议停止我们的往来，并衷肯地告诉我在今后不可避免的调查来到时，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你。
“你应当明白，你承担任何责任都不会减轻要加到我身上的罪责的。我真的对不起你，在你这样小的年龄，把你拉到这种地步上来。不管他们问什么，凡是能推到我身上的，请你一定推到我身上来。这是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在今后适当的时候，请代为转交。”
罗克，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并没有按照你的话去作。你被捕之后不久，当公安局的警察来到时，我光明磊落地承担了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且对他们把调查的中心集中在你的身上深感不平，一再地提醒他们我在其中的重要角色。一次他们让我揭发你的反革命言行，我诚实地回答说一句没有时，他们失去了本来就不多的幽默感，掏出枪来对我吼叫，引起我一阵由衷的捧腹大笑。
几个月的反复之后，他们调查的兴趣忽然完全转向了所谓的手榴弹问题，对此我确实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事由罗文从长春带回的武器引发。公安局又有意让我揭发你有暗杀毛泽东的意图，被我断然否绝。不想最后送你到刑场的还有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多年之后，在你的名誉被恢复之后，一次当年报纸成员的聚会上，我问起了暗杀之罪如何而来，我一向怀疑的一个成员坦承他在当年的公安局的一再压力下，配合公安局，揭发了你有暗杀领袖的意图。我直到现在，都要施用许多佛门的修养，努力打消对此事此人的嗔愤之意。
罗克，如果说当年你的死是屈辱的话，那么，现在应当感到宽慰的是你已经是中国文革史中最响亮的名字。也许更有意义的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你曾经给成千上万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其功德百千万世不可穷尽。
你也一定高兴地注意到，有象你这样优秀的子孙，中国正在大步向前迈进，并很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再度成为世界的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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