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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xw敲《逃亡》。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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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与超越——两篇关于“逃亡”的争论文章

　　　　　　　　　　　　　　　李北

　　《民主中国》杂志三月号发表了孔捷生的文章《再谈高行健》。针对此文，茉莉发表了她的批驳文章《伪超越——再谈高行健的“逃亡”》。这是高行健获诺奖后，有关其争议的进一步深化。

　　现在是四月，转眼即是六月。“六四”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其重要，不仅为政治，也及于中国思想、道德、精神和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人格。关于《逃亡》的争论，本质上即是属于此。可以预想，这是一个契机，由此可能会触发一场蓄积已久的对中国精神、道德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辩论。“六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转向低落，陷入多重混乱与危机。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回首，清醒地反省了。但愿这两篇文章是个开始。

　　茉莉女士与孔捷生先生的交锋，主要集中在对《逃亡》的争议。孔捷生文章以为《逃亡》“最能代表高行健的戏剧成就和他的思想高度。”他甚至认为“《逃亡》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天安门广场的旗帜、标语、高音喇叭和那些缠在头上或臂上的红布带，它亦超越了“六四”十二年来的种种政治评判和道德争论。”因此《逃亡》有“超越意义”。他说：“我从中感知到了人性的力量，它好象暗夜里的一盏孤灯，无助地摇曳，却是唯一能照亮和辨读历史的烛火。《逃亡》是对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至今为止，这是发表的文字中对《逃亡》的最高评价和赞誉。

　　孔捷生先生评述，人们对“谦和恬淡的高行健”的批评和“忌恨”，是“因为高行健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假人民之名的极权神话之余，也否定了假人民之名去荡涤社会的种种革命与运动，他否定了群体理想的崇高道德之余，也嘲笑了这种群体理想对未来的光明承诺。”他“对绝对真理和道德话语彻底怀疑和无情耻笑”。

　　茉莉女士的文章针对孔捷生先生关于《逃亡》的评论而发。她针锋相对地指出《逃亡》的超越是“伪超越”。

　　她批评孔捷生，“在这里，孔捷生先生明显地指出：对专制的逃亡远远高于对专制的抗争。在高度评价《逃亡》的同时，作者表达了对抗争的蔑视。”

　　她认为“无论对‘超越’的理解如何不同，一个基本常识是：‘超越’的首要条件是面对，是进入事件之中，是深入体验。完全不涉其中的局外人，不存在超越不超越的问题。一个身或心都没有投入血与火磨练的人，一个从未为他人哭过长夜的人，一个只关心自己肚脐下的旁观者，如此赞扬他的‘超越’，孔捷生先生……太离谱了。”她愤慨地指出孔捷生所说的超越是“掩饰背叛与怯懦的‘伪超越’”。茉莉说：“在中国，知识精英目睹光天化日之下凶手杀人，他们只顾自己逃命，
既不制止行凶也不报警，事后也不愿写下真实见证，而是聪明地‘借用’一下（用于写作或用于政治庇护），然后美其名曰：‘我是艺术家，我早就超越了！’”她批评孔捷生“不仔细考察‘超越’的具体内涵，而只是拿这个词去炫耀，去唬人，使得这种赞美成了对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矫饰与美化。”她进而指出：“高行健在《逃亡》中表现的‘超越’，不是超越了功利，不是超越了自我，而是超越了人类使命意识，超越了对他人的责任与义务。这种掩饰背叛与怯懦的‘伪超越’，成了一种滑稽的符号崇拜。”

　　孔捷生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论证《逃亡》的超越意义时，赞誉作者“在《逃亡》里，天安门事件仅是背景的借用和烘托。”而茉莉女士对此则提出尖锐的批评。她批评《逃亡》“借用”“六四”的鲜血猎取艺术的成功。“波兰小说家阿尔法被同事们谴责，即由于他描写华沙战后废墟一书的速度太快，‘将他人的痛苦如此迅速地转化为悲剧的形式’，是正直有同情心的文学家不能容忍的。而高行健近距离的‘借用’，比阿尔法更多了一层对六四参与者、受难者的诋毁与嘲讽。”她辩护道，“人的感情，尤其是受害者（笔者为其中之一）的感情，是不能如此伤害的。”“当六四难属还辗转在泪水、冷漠甚至政治高压下之际，当许多六四良心犯还在牢狱中或社会上孤苦无助之际，只要还心存一点内疚与尊重，何人能随便‘借用’？”“‘借用’必须有某些不言自明的限制。”

　　茉莉评述：“在《逃亡》中，高行健的‘借用’六四事件所想要表现的，正是萨特剧作《间隔》（或译《禁闭》）中的主题‘他人即地狱’”。但是“六四事件中，他人并不是地狱，国家暴力才是地狱，而他人，即无数参与运动的北京学生与市民，则是命运相连者，彼此充满同情、互助、对专制者的共同愤慨。……因此，就表现个人与他人、群体关系这个主题而言，《逃亡》是完全失败的。”

　　孔捷生文章中称誉高行健“孤愤决绝”。茉莉女士则认为：自私自利，为己为是的犬儒精神已成为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高行健是之代表，可谓知音遍天下。她指出“有关高行健的争论绝不是简单的文学之争，高行健的作品从来就不限于纯文学，它涉及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之后如何为人。”她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犬儒症。“尽管犬儒主义在东西方都有源可寻，但当今中国的犬儒主义如此蔚为大观，仍然叫人心惊不已。”他们“‘躲避崇高’、‘渴望堕
落’，玩世不恭，看透一切。……压根就否认世间还有什么真善，还有什么正义。犬儒们由于自己无信仰，也常常怀疑别人的信仰，他们嘲笑理想，嘲笑追求，贬低一切美好的价值——我是逃兵你也别逞什么英雄。这些都非常有效地帮助中国人遗忘罪恶、放弃抗争。”“以优雅面目出现的文学犬儒，既躲避崇高又伪装崇高，既嘲讽英雄又自充英雄（高行健先生在台湾自认感觉如同“民族英雄”）。他们所谓的高于一切的文学，其理论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只有自言自语才是文学，只有自私自利才是真实。”她感慨：“如果听任犬儒潮流的席卷，那么，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在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知识分子，将濒临绝种。”

　　她进一步分析犬儒主义于中国的发生：“犬儒们是值得同情的。他们来自一个遭受着世所罕见高压的知识分子群体，承受过残酷的镇压和杀戮。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间断的死亡、流放、羞辱，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格外懦弱的心理，塑造了他们卑微、恐惧的病态人格。犬儒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原因。犬儒们又是令人厌恶的。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病态，反而把精神残缺当做精神高雅。正如一切腐败的社会都必然制造为腐败辩护的理论，犬儒们更善于编造出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将犬儒心态合理化，并无休止地嘲笑他人与自我抬高。”

　　茉莉女士的这篇文章，是近年来很少有的为道德激昂辩护，尖锐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放弃道德责任，奉行萎琐精神的文字。

　　孔捷生先生和茉莉女士的两篇交锋文章，表示对高行健获奖的文学争论，已转入到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个人人格、精神、道德、社会责任的思考和争论。这是此次受奖，带给中国文化比此奖本身更有益的收获。希望其能引起人们更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