鍚嶄汉鑷紶涓嶈鐪熻瘽锛堝紶杩滃北锛�

鍚嶄汉鑷紶涓嶈鐪熻瘽锛堝紶杩滃北锛� | Sep 28 2004

这愈加凸现出卢梭《忏悔录》在今天重提的必要性。名人不敢写，子女、亲朋好友更是反对写，他们才是最终受益人。　

中国人太亲近了啊。等下我登strauss的一段话。　

…………

如果名人写自传仅仅是掩盖真相的自我粉饰，即将过气的垂死挣扎，行将就木的遗体整容，那么就连最低期望的史料价值也不会有。而中国文学的水准，连中国足球的水准也没达到，所以名人自传不可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意外惊喜。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立言”又是三不朽之一。死了什么也不留下，好像没活过一样，很多人会心有不甘。在树上刻“王小二到此一游”，在碑上题“刘恭人之墓”，都是同样的心思。理论上说每个人都有写自传的自由，如同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如果你的言论没价值，你的言论就立不起来，很快就会躺下。如果你的传记没价值，那么你固然有“记”的自由，读者(以及历史)也有不“传”的自由，哪怕被炒作得轰动一时，结果还是白费工夫。关键是看记什么，怎么记，记得好不好，有没有史料价值、文学价值、思想价值。

　　按理说，目前感到老之将至，有必要用自传为自己盖棺定论，用“光荣伟大”的一生“行状”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那些名人，都经历了戏剧性极强的二十世纪下半叶，他们的个人命运确实大有可记，可以折射出他们所经历的那个大时代的历史心跳。但是我对这些名人的自传不大看好。这些名人自传连惟一可能有的史料价值都很难保证，更不必奢望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不仅有史料价值，甚至还有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的传记，只有名不见经传的那些人才有可能写出来，比如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就是近年来最有价值的传记。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此之谓也。

　　说这些名人自传的思想价值几乎不可能有，是因为他们在写自传前写出的那些作品就没有什么思想价值。尽管这不能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说这些名人自传的文学价值肯定极为有限，是因为他们在写自传前写出的那些作品，文学价值就很差。整个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几乎没有为中国带来什么国际声誉，远不如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近的胡兰成热，也能说明这一点。要是搁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胡兰成恐怕连高长虹都及不上。现在谁还记得高长虹？谁还在读他的书？

　　所以，读者(或者说历史)对这些名人自传的最高期望，就是有一点史料价值，就像前几年韦君宜的自传《思痛录》。《思痛录》实在谈不上什么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然而有一点史料价值，因为韦君宜诚实。仅仅达到了这么一点最起码的要求，韦君宜就被无限拔高地称颂为“大彻大悟”。据此可以推知，那些不配称为“大彻大悟”的名人，其传记中究竟是真话多还是假话多，实在是个未知数。其实很多人都有韦君宜的悟性，但很少有韦君宜的诚实，更少有韦君宜的勇气。巴金号召“讲真话”，号召了二十年，我们却没有听到多少真话。如果名人写自传仅仅是掩盖真相的自我粉饰，即将过气的垂死挣扎，行将就木的遗体整容，那么就连最低期望的史料价值也不会有。最后只好被肖伯纳不幸言中：“人们常说要吸取历史教训，但历史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人类很少从历史中真正吸取过教训。”

　　想一想吧，三十年代肖伯纳访华时，很有一些中国大家足以与之分庭抗礼。然而现在的国际文学大师访华，中国还有谁能够与之合影而不自惭形秽？当代中国的文学名人，都是国际文学大师的追星族，对他们没必要期望值太高。中国足球队队员在世界杯上与巴西队比赛结束后，追到更衣室去与巴西球星交换球衣，结果还是遭到拒绝。而中国文学的水准，连中国足球的水准也没达到，所以名人自传不可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意外惊喜。我对他们的逆耳忠告是：洗洗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