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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ょ嫭鐨勫巻绋� | Jan 09 2006

孤独的历程

廖康

念大二时，老师曾让我们翻译过一句话：“When I am alone, I never feel lonely.”我译作“我孤独时从来不觉得孤寂”，得到老师的赞赏，颇令我得意了一番。其实，这句话并不难译，我也只不过译对了，并不是译得非常精彩。但老师的肯定和欣赏对学生建立自信心确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尤其是来自中国那类不苟言笑的老夫子的夸奖。这小小的成功使我牢牢记住了这句话。而且对此说法，我本来就有切身体会，经历过孤独的三个历程：小时候我曾痛恨孤独，长大后学会享受孤独，最终又走出了孤独。

我是独子，小时候最喜欢跑出去找朋友玩耍，因为家里不好玩儿。家父管教甚严，每天除完成学校的作业外，还要我做很多额外的功课。天知道他从哪里找来那么多题？也许就是他信手出的，把我委屈得经常抱怨：“人家做完老师留的作业就可以玩儿了，干嘛给我加这么多呀？我的成绩不是挺好的吗？”那年头，家里没有什么玩具，也没有电视，课外书也少得可怜。好象全中国也没出过几本小说，长大后跟来自各地的人聊起来，大家看过的书，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本。虽然父母给我订了《儿童文学》和《我们爱科学》，但一个月才有一期，还不够我乐呵一星期的。唯一让我开心的时刻就是周末晚上听父亲说古，讲故事。但他自己也很用功，平日每天晚上都要看书、演算到深夜。我找他“摆龙门阵”时，往往不能得逞，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不要那儿闹！”所以我一做完作业，就跑出去串门。那时候，我最恨的就是独自一人在家里呆着。

就象隔灶的饭香一样，别人家总是比自己家好玩儿。可能就是为了跟人家孩子玩，我会拿新玩具换他们的旧玩具。别人的爸爸好象也比我爸爸有意思，最起码对我不那么严厉，而且会讲些我在家里听不到的故事和新鲜事。有一位伯伯曾在林彪手下干过。早在林彪大红大紫之前就常对我讲他在十大元帅中如何会打仗，战无不胜，而且每打完一场胜仗，必抡起他那只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向天空打出一梭子。这位伯伯一边儿说，一边儿比划，嘴里嗒嗒着，手臂挥出一道弧线，眼睛放着光。那副神情，当时，在大人中是很少见的。于是，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我缠着他讲过不少林彪的故事。文革中，我添油加醋地把这些故事跟其他孩子神哨一通，把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还有个叔叔，对时局和常理总有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可能没人爱听他的，连他儿子都没兴趣，就常常对我这傻小子宣讲：“这外行领导内行啊，事情怎么能办得好？你看，你爸爸那个所儿，那是科研机构啊！那些工程师，最起码都是大学毕业，可所长呢？连中学都没上完，弄一堆泥鳅搞实验，那不是乱弹琴吗？而且他没有求知欲，那天我看到最新的进化论研究成果，海猿说，跟他讲吧，他居然没兴趣，哼，对牛弹琴！你知道海猿说吗？你看这人和猿猴的差别啊：人没有毛，直立行走，会说话。怎么发展出来的？海猿说全给解释了。在东非的海边，一大片森林被海水淹了。树上的猿猴经常下来在浅海抓鱼，一代一代地，毛就泡掉了。用四肢行走，太容易呛水啊，海水又有那么大浮力，这些猿猴就自然而然地站起来走路了。有时也得游泳啊，逐渐，猿猴学会了憋气，调整呼吸，控制声门，这可是用语音表达思想的先决条件……”后来我看到何新动不动就解答一个千古之谜，最近又有姜戎“猿猴在草原上直立行走”一说，就想起那叔叔“五十步笑百步”的神色。那些没有证明的奇思异想，对一个在孤独中找伴儿的孩子是蛮有吸引力的。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和小朋友们到外面去玩。那些年的集体游戏多么有利于“身心健康”啊！弹球、三角，玩得一身土，一手泥，回到家，手不洗，脸不擦，抓起馒头就往嘴里塞，也没有因此生过病。攻城，在马路上用粉笔画两个城池，两拨人单脚跳着，抱着蜷起的那条腿构成三角形，用膝头互相撞，在城里看家的可以双脚着地。撞入对方城里踩到城心为赢。男孩女孩在一起撞，从来也没听说过要让着谁，都拼了命地撞啊，那才叫男女平等呢！结果呢，当然是女孩子、弱小的吃亏了，摔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有过骨折的。电报一个，先甩手心手背，喊着“单辈儿倒--霉！”亮出手掌或手背，谁走单儿了，谁就得看着一颗树。别人趁其不备，跑过来拍到树，看树的就输了，还得接着看。要是看树的看见对方，就大喊“电报ＸＸ”。如果都被电报到了，那第一个被电报的，就要看树。这游戏最体现谁是孩子头儿，谁不招人戴敬了。孩子头儿要是先被电报了，大家就会一起出动来救他，看树的根本来不及喊。要是个讨人嫌的孩子先被电报了，其他人会不约而同地慢慢跑出来，让人电报。结果那不招人戴敬的孩子就惨了，她得看树，而且大家总会一起冲出来，她休想电报过来这么多坏小子，直到她看树看得哭起来。回想起这游戏，我不由感叹，当时孩子们多诚实啊！没有谁乱喊，被电报的也都老老实实地站出来等着游戏结束，不记得有谁耍过赖。虽然有个别孩子倒霉，总地来说，还是比现代孩子独自玩计算机游戏健康得多。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得到了一段“自由”。父亲自顾不暇，没工夫管我。可外面也没规矩了，游戏也没规则了。大人们辩论、武斗；小孩们打群架、拍婆子。当然也有“飞针走线绣太阳，打鼓敲锣庆胜利”的正经革命活动。还有大串联，小造反，整天绷着阶级斗争那根弦，四下踅摸揪斗反革命分子，直到红小将们被利用够了，伟大领袖又生出一招，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我跟着父母到了干校，天高皇帝远，没有那么多革命活动了。虽然每天改造大自然和我们内心世界的体力活儿把五七战士一个个累得贼死，父亲居然又逼我念起书来！没有课本，他转眼就给我编出一大堆题来，够我做到睁不开眼睛。那年月我正长身体呢，在干校种庄稼却吃不饱，那惨样啊，眼白饿得直发绿，真是“饥肠与怨气齐鸣，双眼共苦瓜一色！”整天想的就是吃，几个半大小伙子在一起谈论的除了吃，还是吃。精神会餐，没完没了地回忆过去吃过的好东西。如果月黑风高，我们就集体行动，放哨的，动手的，无论是地里的，还是库里的，能偷到的，都偷盗了。可父亲让我在家里做功课，耽误了我多少好机会啊！独自一人，空着肚子写作业，直到哈欠连天为止。上床后又饿得睡不着，思念着各种食品……我真痛恨孤独！

多亏了户籍制，快到中学毕业时，我们十几个少男少女必须由户籍所在之处分配，才得以回到北京。父母还得在干校继续改造，这下我真自由了！又有幸分配到一家高等学府的校办工厂。那年我１５岁，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童工，只为获得自由，且不会再饿肚子而庆幸不已。

几乎两年，我不知孤独为何物。当学徒工，活儿不少干，钱挣得不多，虽然还要依靠父母接济，但好歹是上班了，下班后可以理直气壮地休息、玩耍，而不必再做功课。父亲仍在信中问我学业，督促我继续念书，但在那读书无用论的大环境里，他又远在外省干校，实在是鞭长莫及。在工厂，有近百名同龄青年工人。学徒期间不准谈恋爱，一身活力没处撒放，天黑前还可以体育，天黑后就打牌、下棋、抽烟、喝酒，把无产阶级的朴素感情和革命作风全都学到手了，整个是一群流氓无产者。一次，我的哥们与外单位青工一言不合，掐了起来，我也裹进去，打了个头破血流。可我非但没有受处分，还因见义勇为而受称赞，随即入了久撞无门的共青团。第一次团小组活动，大家学唱《沂蒙颂》中那支著名的“我为亲人熬鸡汤”。其中有这么两句：“添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加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我一时兴起，给它改作“加一瓢沂河水，稀里光当”，被团小组长狠狠地斥儿了一顿。但那歌词不胫而走，我们唱着，傻呵呵地乐着，无聊地消费着大好时光。

这样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没劲，越来越稀里光当。突一日，流传来一本书，《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一口气读完了，而且紧接着又读了一遍。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连两次看过同一本书。不知怎的，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仿佛一下开窍了，决心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我开始自觉自愿地学习书本知识，随后五年，除生病外，我在12点前没有就过寝。我做了一个小巧的台灯，只有半尺高，不会影响室友休息，每天下班后，刻苦读书。我自己制定了课程表，在精神最好的时候读最枯燥的哲学书，在最困倦的时候做几何题。也正是那年，北京台开始教广播英语。我花35块钱买了校办厂生产的七管“百花”牌半导体收音机，质量不太好，很多人买了，都说是“白花”牌，但我用它学会了初级英语。那些年，我真是分秒必争，排队买饭或走在路上都要背单词，吃饭从来都是狼吞虎咽，不到三分钟就解决战斗，这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我与父亲的信通得勤了，经常问他数学和物理问题。父亲为我的转变惊喜万分，但他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一直以为是他苦口婆心的教导终于起了作用。

从发奋读书起，我便尝到了孤独的美味。那与孤寂绝然不同。怎么可能是孤寂呢？虽然独自一人，但在精神上却有古今中外的贤哲陪伴。与苏格拉底对话，在逻辑中盘桓，一时走入迷宫，转瞬柳暗花明。读老子，不赞同其主张，却喜爱其言辞，虽背得滚瓜烂熟，不知所云之处仍旧很多。吟《天问》和《楚辞》，随屈子上天入地，第一次感到灵魂可以飞腾，想象张开了翅膀。看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世间万物都秉承了人之特性，看到人之无所不在……学物理，寻本求源，逐渐明白宇宙万物的形成和规律。习数学，演算几何，又隐约看到物理的根源，甚至老子说的道。我庆幸自己分配到了这个校办工厂，尽管生活在当权者制造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大环境里，中国几千年崇尚知识的传统在小民中影响仍在。我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青工，他偷偷借给我许多当时的禁书。文革结束，考上77届大学本科后，我们在体检时最后一次相见。互道祝贺后，我们各奔前程，我始终未能好好谢谢这位助我享受孤独之美的朋友。

毕竟是在校办工厂，近水楼台，乌云略开，便可得月。有两年，学校居然组织我们这些青年工人学文化，其中包括材料力学和化学。后者正是我喜爱却无法自学的科目。在中学我还当过化学课代表。老师是位印尼华侨，献身归国，却报国无门，只能教教中学。我至今还记得我去干校前，她拉着我的手，脸上流露着恋恋不舍之情。我曾认为自己对化学情有独钟，但命中注定与化学无缘。在校办厂业大化学课上，我回回考满分，成了罗教授的高徒，但风向一变，业大就停了。到77年高考时，我的兴趣已经转到英语。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走出四院，迎面碰上罗教授。我告诉她考上了，她激动地说：“好啊！这下你可以正经跟我学了。”我说是英语，让她好失望！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化学天赋，只不过对实验有兴趣，认真学了，解方程没出过错。这在当时，就算鹤立鸡群了。

学习英语最初往往是枯燥的。但广播英语由张冠林主讲，他那清晰的发音和优美的嗓音听上去真是享受，远比流氓无产者们的谩骂呼叫要好听百倍。他们还以为我在头悬梁、锥刺骨般一个人苦学，其实恰恰相反，但我无法让他们理解我孤独的乐趣。乐趣与痛苦的不同还在分享，前者越分享越多，后者越分担越少。有一天，刚学了Where is the key? 这个例句，我自己嘟囔着，却忘记了钥匙怎么说。同车间的一位女工说是key，让我惊喜不已！万没想到她也在学广播英语，这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心灵之锁，从此我便有了知音。在众人中我们还是孤独的，但那孤独的乐趣却加了倍。一年后，初级班教完了，又重复教，我们则开始用许国璋编的课本自学。再过一年，开始教中级班时，我们已经觉得那太简单了。学了英语，等于在重重文化铁幕上开了一扇窗户。图书馆的中文书有限制，但英文书却没人筛选。《混血姑娘》、《双城记》都是在那时候读的。我还把托尔斯泰的英译短篇小说《上帝知道但等待》，God Sees but Waits，译成中文，让朋友的母亲，一位俄语教授看。她对着俄文仔细审阅，说我译得不错，只纠正了一个字，把茶壶改作茶炊，说那是俄国特有的炊具，并建议把题目改作《天网恢恢》。从此，我信心倍增，并开始在英文的书海中漫游，在众青年工人中越发显得孤独，显得脱离群众。

一次，那位团小组长在政治学习时关切地问我：“听说你刻苦学习，每天都过半夜，要注意身体啊！你是学马列，还是学毛主席著作？”其实他并无恶意，他是真怕我走上白专道路。他也真地挺关心我的生活，因我父母不在身边，曾把我的被子拿到他家去，让他姐姐帮我拆洗。我明白，我们已经是“两股道儿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了。”但我无法让他明白，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我。我在孤独中找到了自己的世界，我学习、求知，并没有什么目的，而仅仅因为那是我的乐趣。我以为这辈子都要当工人呢，如果不加班，每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吃饭和生活杂事总共还得花八小时，我最多只有八小时可用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的生命只有三分之一是有意义的，我一分钟也舍不得失去。如果哪天因为某个意想不到的事情耽误了学习，我就会觉得痛心。当然，我并不是把每一分钟都用在书本知识上，体育占了白天不少时间，还有恋爱。但那五年，我没有虚度光阴。

文革终于结束了，随后要恢复高考。厂里有个青工，革干出身，党员，而且跟大家关系都不错，我们也是朋友。一天中午，游泳的时候，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听说什么拿着工作证，甚至户口簿，就可以参加高考，那不乱了套了吗？”我知道他期待着下届获推荐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十拿九稳，对他来说真是乱套了。而我们的机会来了，国家恢复正常秩序了。人们开始拼命学习中学课本，我还和往常一样，按父亲帮我定的计划学习，只不过增加了一些复习的内容。考试前还在家里新买的电视上看了京剧《四进士》，感到这种艺术形式魅力太大，不敢深入，否则就没时间干别的了。我以平常心参加考试，觉得易如反掌。考试后不久，很多人开始打听分数，托人情，走门路。小道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谁谁谁考上了哪儿了。也有些人略带讥笑来问我考上没有？我心里有数，坚信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自学，那么简单的题，我不可能考不上。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开全厂大会，电话铃响了，党支书接的，回来当众宣布：“廖康，你考上大学了，去四院拿录取通知书吧！”

那年，全厂就我一个人正式考上大学。另外两个勤勉的青工稍差几分，但后来也当上了走读生。那位革干子弟连考三年也没有考上。我的女友名落孙山，但她没有气馁，我每个周末都帮她复习功课。下一届，她通过了，成为78级大学生，也是从我们工厂考出来的最后一名大学生。我们从孤独中走出来，进入了一个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人才济济、志同道合的新世界。

2006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