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先写出“我是一具尸体”
诺贝尔文学桂冠在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头顶盘旋片刻，终于弃他而去，落在哈罗德·品特头上。好事的媒体记者从斯德哥尔摩发出内幕消息：诺奖评委因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能否得奖吵成一团，不得不推迟宣布结果。那边厢，帕慕克在国内因言论涉及“侮辱国家”被诉罪──他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说，历史上有三万名库尔德人、一百万名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遭到杀害。诉讼正巧撞在欧盟启动土耳其入盟谈判的骨节眼上，人权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点议题，帕慕克案俨然成为影响土国“入欧”的关键砝码。
帕慕克落空诺奖，不算出人意料。高姿态的诺贝尔文学奖自然要与政治划清界限，且要与文学时尚撇清干系──这几年帕慕克在读书界可真是红得发紫。然而作家有了是非，作品肯定好卖。帕慕克七本小说里卖得最好的是他一九九八年写的《我的名字叫红》，我三年前在伊斯坦布尔逗留期间读过英译本，印象很深，最近又买到台湾版中译本（李佳姗译，麦田出版），未及细看，却当即解开了几年前初读此书时遇到的一个疑问。
是何疑问，且容我按下不表，先来说说《我的名字叫红》这部书。
小说的本事，讲的是一五九○年代末发生在奥斯曼帝国宫廷画坊的一起离奇命案。苏丹穆拉特三世（就是生了一百多个王子而著称于史的那位高产苏丹）秘密委制一部带插图的抄本书籍，以颂扬他的帝国盛世。在一位被人尊称为“恩尼须帖”（土耳其语：大叔）的长者的指导下，四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家聚到京城伊斯坦布尔，分工合作，精心绘制这本旷世之作。十六世纪末的奥斯曼土耳其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大国，然而国力盛极转衰，在文化艺术上，威尼斯等西欧国家的影响日渐强大，欧洲先进的空间透视法和明暗技巧正悄然入侵伊斯兰细密画的传统领地。在此西风东渐的情境下，恩尼须帖要求画师们“洋为土用”，以全新欧洲风格诠释土耳其抄本。如此改良，在原教旨主义风行的当时是要被视为异端的，因为正统伊斯兰艺术美学强调的是所谓“安拉的视角”──全知俯瞰式的构图和细如发丝的工笔线描、平涂彩绘，摈斥任何个人的主观视角。虑及自身安危，恩尼须帖和画师们的工作只能在暗中进行。
小说一开始，一位画家即遭谋杀，投入深井。凶手很可能就藏匿在画坊内部，而破案的线索，很可能就隐藏在未完成的画稿之中。令人绝倒的是，帕慕克让绰号为“优雅先生”的死者开口说话，娓娓讲述自己遇难的情形和对生死的感受。第一章的题目就叫“我是一具尸体”：
如今我只是一具尸体，一具躺在井底的尸首。尽管我已经死了很久，心脏早已停止跳动，然而，除了那个卑鄙的杀人凶手之外，没半个人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凶手身分是谁，“我”故意不点破。继续往下读，读者会发现每一章都变换一个叙述者，以第一人称叙述，标题总是“我的名字叫××”或“我是××”。我数了一下，一共出现了二十个左右的角色，其中十个是人物，另一半则是非人（“我是一条狗”、“我是一棵树”）、非生命（“我是一枚金币”、“我是红色”），甚至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事物（“我是死神”、“我，撒旦”）！
那么，这还能算一部惊悚悬疑小说吗？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写法上全然不是传统路数，添加了一些所谓的“后现代”特色。十位人物实际上只有九位，有一个是重复的──隐身于三位画师（绰号分别为“蝴蝶先生”、“鹳鸟先生”、“橄榄先生”）中间的凶手。当他以画师身分说话时，道貌岸然地自称“我的名字叫‘蝴蝶’（或‘鹳鸟’、‘橄榄’）”，但他在“我将被称为凶手”那一章节出现时，立刻换了一副嘴脸，袒露出杀手的内心世界。
这样的处理，固然造成云诡波谲的悬念，于叙事并不总是有利。正如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一弹解千愁》序言中所说，使用第一人称自述的手法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加需要读者的合作。帕慕克不只动用了一个角色，而是用二十个不停轮换的角色，二十种不同口吻和视角。随着叙述角度的变换，读者对这些角色的认同在阅读过程中不停地被打断、调整、间离。看得出来，作者对制造这种离间效果很是自得，也十分清楚读者参与的重要性，因此他敢于让笔下的角色跳出故事直接与读者交流。比如，在一章画师的自述中，画师在讲完一番“我不可能是凶手”的陈述后，不失时机地向读者套近乎：“亲爱的读者，我是否已经取得了你的信任？”另一章凶手自述，凶手一上来就提醒读者：“你们已经把我忘了，对不对？”类似的手段用得多了，让人觉得有耍小聪明之嫌。
为了延宕悬念，到最后一刻才揭露杀手身分，作者故意让“蝴蝶”、“鹳鸟”和“橄榄”面目模糊，三位嫌疑人趋于同质。其后果是，当真相终于大白时，凶手因为缺乏个性，予人印象不深。
这里要回述一下前面说到的那个疑问。《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之初，看到的书评都对多重叙事角度的手法大加赞叹，可我读过小说后却不觉得有多新奇。我隐约记得，在别的什么地方似乎早已见过类似的写法。
那天，在尖沙咀的书店买下《我的名字叫红》中译本后，我挟着书踱到距“外国文学”柜台几米远的“中国小说”架前，一个名字突然在眼前一亮：刘以鬯！
从架上抽出刘以鬯的集子《春雨》，很快翻到了《动乱》，写于一九六八年的一个短篇。只见小说每一节的起首都是和《我的名字叫红》章节标题一样的句型：
“我是一架吃角子老虎”；
“我是一块石头”；
“我是一只汽水瓶”；
……
刘以鬯这个名字，在今日读者印象中往往和王家卫电影密不可分。人们或许将这位南来香港作家的写作归为某类“城市怀旧”文字的代表，殊不知，刘以鬯的创作其实是很“新”的，他六十年代创作的一些小说里，频繁地出现了各种现代小说实验技法（大陆和台湾的作家恐怕要比他晚十几二十年才开始尝试那些手法），《酒徒》的意识流是一例，《动乱》的多重叙事角度是另一例。
《动乱》的背景是六八年香港动乱，有意避开直接描写事件过程，把焦点放到事件结束之后，而且让催泪弹、刀子、土制炸弹等等没有生命的道具开口说话，用它们的“观点”讲故事。有意思的是，小说末段的起句竟和《我的名字叫红》开头一模一样：“我是一具尸体”！
问题来了：帕慕克读没读过刘以鬯？
二○○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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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赋格博客。赋格兄有眼光，如蒙贵人相助，前途无量。
可惜也只能在网上说说，文章被别人抄了博客还被别人封。再一打开
，好些字都被涂掉了。。。
xw
我说我前几天打不开赋格的blog哪，原来被封了。能不能放到美国来哪？没人封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