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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新作《上海往事：1990年代》之二、之三…… / 之十六上海往事：1990年代 (二)

蛋白质，梦露，胭脂以及巢和蛹

过几天，李山就要回美国了。可以想象，明年二月的某天晚上，我正陷在沙发里无聊地剔牙，随手翻着一本题目叫《象一块滚石》的回忆录，冷不丁桌上电话响了起来。“喂，”是李山慢吞吞的声音。“我明天回来了。”哦，我知道你总是惦记着回上海，你每一次回美国就是为了下一次回上海。你压根儿不爱上海，你回上海就是因为你的画室在上海。当然你也可以在纽约弄一个画室，但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是的，这个我懂。

一边剔牙一边读鲍勃·迪伦算不算不敬呢，当然不能算。读《圣经》算。李山1989年2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洗脚算不算不雅呢，当然也不能算。在大街上洗脚算。两年前张洹说，李山没想到他当年的行为艺术后来会发展成全民性的娱乐。上午萧海春还问我呢，李山为什么要在洗脚盆里贴满里根的照片？这样指向太清楚了。他不知道如果按照李山原来计划贴的照片，指向不仅更清楚，而且更直接。倒霉的是里根，在那个寒冷的北京冬天躺在了李山的洗脚水里。最后由一个美国人代替了一个中国人，不是考虑到美国比中国民主，而是听说中国艺术家不归美国联邦调查局管。

一会儿回纽约，一会儿回上海……去一个地方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离开一个地方是为了再回到这个地方。车轱辘话。李山究竟想回到哪儿？终于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李山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忍不住大放厥词：人应该回到蛋白质状态……把金发碧眼的女记者吓得不轻。李山老家是黑龙江兰西。中学毕业的时候李山想考哈军工，可他不喜欢俄语。李山至今的恶梦还重现同一个主题：考数学，而且迟到了……惊醒，浑身都是冷汗。

九十年代是从1989年开始的，它提前了，至少对中国现代艺术是如此。当李山裹着红色睡衣两只脚还惬意地泡在红色脚盆里的时候，唐宋和肖鲁的枪声响了……它戏剧性地预示了短暂的艺术启蒙运动的夭折与颓然落幕。一个轻的时代在一片沉寂之后渐渐浮现了。它相继被现代艺术圈里的行家里手命名为波普的时代、调侃的时代、卡通的时代、艳俗的时代和一切花里胡哨的时代。当然，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又有它们各自的命名……可惜了，那些名声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文学家，那些学院里的意见领袖，李山一个都不认识。他数学不好!

李山画过蒙娜丽莎，不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对啊，是杜尚式的蒙娜丽莎。复印加涂抹。李山对玛丽莲·梦露似乎缺乏兴趣，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起过这个女人。中国的当代画家们知道梦露的路径相似，多半不是通过她演的电影《七年之痒》，而是通过一个叫安迪·沃霍的美国同行。他使梦露、猫王、毛泽东、奶粉罐头和可口可乐变成一个大家庭。上个礼拜，我把印有梦露头像的美国1993年发行的一大张整版纪念邮票交给李山，让他用丙烯在上面随便画点东西，就涂鸦那种。昨天，画好了：三只大蜻蜓，灰蓝色，躯干透明，有脊椎，以及类似愚型人脑袋的蜻蜓头部……我赶紧拿到陕西路去装镜框。

九一、九二年那阵子我很空。有时无聊起来，兴之所至，骑上自行车沿长乐路一直往西，经富民路常熟路，拐入华山路再往西，过了乌鲁木齐路就看见上海戏剧学院南大门了。我那时找李山从不打电话预约，碰得到碰不到都行，有点雪夜访戴的意思……夏天，上戏校园里树影婆娑，学生全放假了。李山的画室内景，物品，位置，光线，至今仍恍若在眼前：大搪瓷杯里的啤酒、脏兮兮的顶棚玻璃窗、发黄的布幔、坐坏了的沙滩椅、墙根角落凌乱的旧画框、尘埃在阳光下飞舞、满地颜料斑点……最美妙的当然就是李山那些倚墙而立的“胭脂系列”了，我无法用文字描述它们，甚至照片也难以重现它们：蓝色的巨大背景，黑色的政治偶像或男人裸体，粉红艳丽的荷花铺天盖地……它们无声无息，象积蓄了可怕力量的蛹，它们要么死于巢中，要么终于有一天展翅飞翔。

从1994年起，我就很少能有机会这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看到李山的完整作品了(更不用说同时可以看到许多幅了)：不是才画到一半，就是刚刚完成还没干透呢，就已经让别人急不可待地拿走。它们那么快就长出了翅膀，蛹的阶段被跳了过去。那些可怕的蛹不见了，那种积蓄的力量不见了，那种不确定的等待不见了，那种自我怀疑不见了，那种担心也许要被现实抹杀掉的悲剧感不见了……在这之前，1993年，奥利瓦来到这个“蛹巢”，他带着“它们”飞到了威尼斯。结果，它们没有回来，它们不可思议地集体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孙良和丁乙的“威尼斯蝴蝶”。据说与这起疑云重重的失踪案有关的神秘人物是张颂仁，一个聪明过头的香港小个子策展人。

我也忌惮数学。我也害怕现实。真实世界，事件真相，残酷真理，都如此令人生畏。舍斯托夫在某处大致说过：双翼是神秘的。他还说：现实生活即自我谴责。他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艺术只要长上翅膀，就有了自己的神秘命运。还有：艺术家根本就不应该生活在现实中，如果他回到现实，他对现实的谴责立即变成了自我谴责。但愿我的解释没有太离谱。我明天一定要试着去说服李山，在他上飞机之前。

好几次，我对人说我不会把我的回忆录写成艺术史。我既没有此类虚妄的野心，也缺乏超个人的视域。我只写我看见的。它不可能为别人所复制。艺术史和文学史一样，基本上就是一帮意见和智商差不多的同行，彼此之间抄来抄去，无论材料还是见解，十之八九面目雷同。好吧，让我来为九十年代命名试试……“胭脂时代”怎样？也是一个空洞，哗众，注定扔出去听不见回声的命名，正像所有时髦的命名，它们都如胭脂一般表面、临时、短暂和易于洗去。

我家客厅墙上曾经挂过李山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一张爬满了瓢虫的男子的脸，它好像毫无知觉，唯两只眼睛惊恐万状地望着画外，莫非那儿有更可怕的景象(我太太去年把这幅画收了起来，说怕吓着孩子)？另一幅，画的是一朵开得肆无忌惮的荷花。现在，它仍挂在原处。画面上有李山签写的日期：1994。时针停在那一刻。它仍是一只蛹。

2006年11月11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