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洲周刊2007年中文十大好书揭晓
二零零七年全球华人十大好书的特点是，无论资讯如何铺天盖地，人心如何浮躁，在世俗世界的所有价值中，中国知识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思想，是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尤其这一年的“余英时热”、“明朝热”与“孔子热”，显示中国知识人自觉整理、提炼和阐明文化价值，把生活的漫天烟尘化为思想朝露。
仅仅一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二零零七年初的禁书行动，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显得陌生。但是，禁书事件所引爆的反弹、昭示的意义，却形成这一年全球华人非小说出版物的特点，那就是，无论资讯如何铺天盖地，人心如何浮躁，在世俗世界的所有价值中，中国知识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思想，是制度现代化的进程，而绝非只具宣传意义的民主口号。
亚洲周刊二零零七年中文十大非小说揭晓：（一）、余英时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美国）；（二）、樊树志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中国大陆）；（三）、萨苏的《国破山河在》（日本）；（四）、章诒和的《云山几盘江流几湾》（中国大陆）；（五）、王小强的《摸著石头过河的困惑》（香港）；（六）、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台湾）；（七）、李零的《丧家狗》（中国大陆）；（八）、林博文的《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美国）；（九）、吕大乐的《四代香港人》（香港）；（十）简媜的《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台湾）。
旅美史学家余英时为抗议六四天安门事件，拒绝再进入中国大陆，可是他的禁足之地近年却掀起“余英时热”，他的著作甚至全集受到中国大陆市场与学界的肯定。余英时认为，文化价值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方式之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和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规范”，反过来引导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民族精神出了大问题，首先应追问知识人的严重失责。
今天，当人们为中国大陆的贪污腐化、寡廉鲜耻痛心之时，都会想起，余英时在十五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就提出过这一告诫。余英时今天更寄望中国知识人的历史担当，以独立的文化精神对抗政治的暴戾。
追问历史，推动民族与时代的进步，尤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近年，中国出版界爆发前所未有的“明朝热”，并且隐约间与当下中国政治比较。复旦大学历史教授樊树志的专著《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写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朱由俭遗恨有多深，更有现实意义。他在跟命运抗争，而这命运的化身却是一个文盲兼流氓的太监魏忠贤。朱由俭一点一滴、一尺一寸、痛苦屈辱地消耗著自己，唯一的理由居然是不让魏忠贤对他起疑心，争斗之曲折残酷，极有声有色，极具政治智慧。然而，反贪腐行动太晚了，明朝覆亡却不可抗拒地临近了，朱由俭在位毕竟只有十七年，艰苦拔掉奸臣的胜利，换来的只是历史的叹息。
中国文史领域，常闯入“玩票”写手，他们以流畅文笔、幽默诙谐及独特创意令专家刮目相看，更赢得读书圈热烈的掌声。任职于美国驻日公司的网络工程师萨苏，博客点击量高达一千六百万，被评为二零零六年度新浪“最佳写作博客”。他擅长挖掘日文资料，《国破山河在》就是他藉地缘便利，业余写出的一部散文体抗战史。
《国破山河在》中令人热血沸腾的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九零一年的毕业典礼上，获颁天皇佩刀的第一名是蒋百里，第二名是蔡锷，第三名是张孝淮，没获奖的是许崇智，四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名将。这一届日本士官生，只有这四名中国人。
书中令人扼腕的是，抗战时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在河南修建的工事质量之好，日军占领后参观有“血液凝固”之感，但“工事里却没有人防守”。描写动情之处唯其不动声色，才能令读者如痴如醉、天旋地转及热泪攻心。看来，“网络工程师”萨苏深谙此道。
二零零七年是反右五十周年。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出版《云山几盘，江流几湾》。书中披露中国民主宪政最早的提倡者和鼓吹者沈钧儒，反右运动后随时拿出纸条自省“你是不是听党的话了，你是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沈钧儒此举令章诒和觉得“光芒顿时暗淡”，“产生非常深刻的悲哀”。可是，父亲章伯钧却在批判会上藉检讨再三宣示“我特别看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点，一是它的科学生产技术，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在许多场合都在歌颂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生命力，有可用可仿效的地方”。
一九五八年春，全国政协举办“社会主义学院”，集中学习的大右派们向党交心，写下成千上万“交代”。但他们“失又何愁、得之何喜、闷也何为”？结业时，纷纷提出“延长学业”、“改造得像个样子再结束”，暗藏机锋溢于言表，嘻笑怒骂又宛如一场嘉年华会；抑或，历史提前发出了嘲笑？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生活的主旋律，从官方到民间齐声高唱“民主是个好东西”；当年雷霆万钧压力之下，章伯钧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地宣示科学与民主，竟是“一语成谶”。
二零零七年，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经济学家王小强出版《摸著石头过河的困惑》，既肯定中国经济的成长，但也指出改革开放的败笔。作者认为，今天外国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在中国赚取高额利润，基本来自对农村廉价劳力的无情压榨。农民工既无社会保障，又无医疗保险，更受到城市歧视。作者重提早年的质疑：“摸著石头过河不错，问题是，岸在哪里？可别摸了一程，又回到原点。”
作者还对“中华崛起”的大国迷思猛泼“冷水”。第二次大战后名列“世界四强”的中国，曾遭遇巨大的尴尬。美国官员二战中公开表示：中国人何必到处求外国借款？动用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款就可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
反倒是中共领袖毛泽东说出了正确的“大狠话”，中国“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可悲的是，四九年后，毛泽东玩世不恭地背弃了这一大可成就千秋功业的豪言。
龙应台是驰名全球华人社会的作家、教授与思想者，她与拥有一半德国血统的儿子安德烈通信，合写专栏，话题涉及道德伦理、文化差异、国际政治等，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当母亲为“那个让我亲吻、让我拥抱、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孩，哪去了”而感到失落之际，也得到最大补偿：儿子深得母亲真传，有坚定的是非观。他批评富家子女傲慢、自私和高人一等，并以法国大革命时口号“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来回应。
革命激情不可偏颇
龙应台当然为之欣慰，但也不忘告诉儿子，激进的法兰克福大学生曾于一八三三年占领军营，把枪发给农民，却遭到农民拒绝，革命也因而失败。此外，龙应台更告诫儿子，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想要得到认可，还得看看他在执掌权力时是否经得起考验。对全球华人家庭来说，龙应台母子通信集是弥足珍贵的。
二零零七年，中国大陆出现罕见的“孔子热”。北京大学考古教授李零出版读《论语》的心得笔记，对原文逐条解释，驱除后世加诸孔子的层层迷雾，书名则为《丧家狗》。“丧家狗”蔑称早在孔子生前就有，孔子也自认切中要害。问题是，孔子提出“匹夫不可夺志”、“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价值。李零说，“现在哭著闹著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试试看”。
曾在山西和内蒙插队七年的李零是北大教授，在学术圈、读书界很有名望，却坚拒精英意识。他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其实都是“丧家狗”；知识分子以社会良心自居，守护疏离主流的价值观，具有匆烈孤独感，甘为“丧家狗”，拒绝做“看家狗”。现代知识人对“丧家狗”称谓感到亲切而自豪才正常。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史在西安事变和蒋宋家族这里拐出一个大弯，多少政治家为之发出“把吴鹇看了，栏杆拍遍”的感慨。旅美史学家与新闻工作者林博文出版《张学良、宋子文档案大揭秘》，目光独到，得心应手，梳理大量繁琐冷门的史料，神奇地激活它们。
其实，西安事变的历史偶然性不再神秘。自五四运动以来，请愿学生笼罩在神圣光环之下，面对被杀学生的英灵，就是冷血军阀段祺瑞也会下跪。但蒋介石却拒见要求抗日的请愿学生，并向张学良表示“你让他们来，我可以开机枪打他们”。张学良心想“你能开机枪打学生，我也能开机枪打你”。电光火石般的杀心当场被蒋介石识破，但蒋为什么仍不警惕？难道是，历史车轮的隆隆之声震昏元首心智？
林博文还披露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另一要角宋子文，他得以出任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长，皆因蒋介石妻舅的特殊身份。但这位在美国长大的财政部长也颇有一是一、二是二大洋彼岸的强势作风，总统蒋介石索要军费也遭宋子文出言不逊的坚拒，“规规矩矩的我答应，乱七八糟的我不答应”。他跟蒋介石发生争吵时，一个掷茶杯、一个甩门而去。历史抛物线不就是这样在无数碰撞与斥喝中抛掷出去的吗？往往，人心有多么任性与执拗，历史拐弯就拐得有多远、有多出奇。
二零零七年是香港回归十周年。在这样的时刻，香港人终于发现，自己的故事应由作为亲历者或当事人的自己来述说。香港学者、社会学家吕大乐推出《四代香港人》，他们是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后涌入的内地移民、全球战后婴儿潮出生者，以及其后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四代同堂其乐融融，彼此守护，温文有礼，但也彼此隔阂，甚至暗中对峙。二战婴儿潮中降生的第二代营造了香港长达二、三十年的繁荣，但作者指出，他们不过是生逢其时的幸运儿而已，是上升经济的环境提供的大量机会，令香港第二代尽享公平、公正与公开。可是，强势的第二代却有意无意打压著第三、第四代的成长空间，尤其是第四代难于在发展舞台上登场，“从一开始就已经是输家”。
不过，香港第三代讲究生活品质，注重自我提升，热衷学外语，参加心灵课程，潜心旅游及保健。他们还投身环保及捐助非洲难童，分明有另一种“精采活法”。作者还指出，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对香港第三代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亲睹理想主义的脆弱，而政治缺少亲和力，可以瞬间变得十分暴力。香港第三代厌恶和疏远政治，但也没有选择退让。二零零三年香港五十万人“七一”大游行中，香港第三代已俨然是主流，但政治光谱又明显有别于民主派。这是香港第三代“破茧而出”的一刻----他们走出了自己，也走进了大时代。
台湾知名散文家简媜写过一部感人的“育婴小史”，十多年后，携儿随丈夫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学术交流十个多月，又推出一部《老师的十二样见面礼》，写作灵感全部来自老师送给新同学“轻如鸿毛”的见面礼，其中一张纸巾，提醒你主动“帮别人擦干眼泪”；一根金线，启发“友情能把大家的心绑在一起”；一根牙签，是要“挑出别人的长处”；一块朱古力，为了在“沮丧时会舒服一点”；一枝铅笔，要“写下你每天的愿望”等。
书中更娓娓道来美国的厨房文化、超市的生活用品、基础建设、小学教育，却著力开掘美国这个国家对品质与价值的重视。激发人际关系中的“快乐本能”，是本书最耀眼的亮点。作者将姚姓丈夫称为“姚同学，老男人”；将儿子称为“摇（姚）头丸，小男生”；把儿子的老球伴称为“老伴”；自称“资深女性”、“运动帝国的顽民”、“陪读母亲”等。当丈夫、儿子狂热追求名牌运动帽而拒绝可疑的仿冒品时，女主人明明吝啬，却豪放地力主买下，并抛出妙语“仿冒也是帽”。令人喷饭的是，作者规纳男人改邪归正有倒数两次机会，一是为人父之后，二是患癌症之后。说笑之中，“将生活的漫天烟尘化为思想朝露”。
毋庸置疑，二零零七年华人出版物中远不止这十本好书。好书通常是作者与编辑脑力激荡的美妙结果，双方彼此信任，不仅因为都是坦诚公正之人，更因为还与读者的期待目光交集。那儿，才是好书问世的真正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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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资讯如何铺天盖地，人心如何浮躁，在世俗世界的所有价值中，中国知识人最看重的仍然是思想，是制度现代化的进程，而绝非只具宣传意义的民主口号。
作者认为，今天外国投资者、民营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在中国赚取高额利润，基本来自对农村廉价劳力的无情压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