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对《相信未来》诗的诠释






刘双






我不大懂诗，更不懂朦胧诗。
一首《26个音节的回想》【0】却另我悬疑至今：单独的辅音也可以构成一个音节吗？在英语的26个字母中，只有五个元音；而没有元音的存在是无法构成一个音节的。这是常识。诗之朦胧可以无视一个语系的语法规则嘛？
无知隐匿于朦胧，无知暴露于朦胧。

读过许多真假难辩的朦胧诗之后，我只记住了四句箴言：
“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1】、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2】、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3】。
还有一句，就是“相信未来”。

质疑前的话

中国人有演义历史的习性。
“文革”至今已有三十多个年头。回首往事，过来人已有隔世之感。而青年人对那一段历史本来就所知甚少，于是，有些事情似乎可以拿来演义了。所谓“演义”就是去真存伪地信口胡说，只求言者快活，闻者迷信罢了。
80年代初期，三篇《崛起》【4】之文确认了朦胧诗在诗坛的一席之位。接着，有人开始炒作小诗《相信未来》，极力为它在朦胧诗史上的始创位置作证明。未曾盖棺，已成定论，到了不容质疑的程度。其中被反复强调的是《相信未来》的创作年代。因为，就其创作时间而言，其它任何一首朦胧诗都不能与之并肩。从语言的力度上看，据说可以同《相信未来》一试高低的，也只有北岛的那首《回答》。《回答》正式发表在1979年3月，它在民间的流传也是70年代晚期的事情了。而《相信未来》写于1968年春天，比《回答》问世早了大约十年的光景。因此，有人这样说：“当朦胧诗的主将们还处在蒙昧之中”时，《相信未来》已经成为“划时代的篇章”【5】。于是“诗坛巨子”、“伟大的歌者”、“新诗第一人”、“中国的惠特曼”成为“文革演义”中“诗歌章回”里的少年总舵主。

垄断“伟大”固然可恶，轻言“伟大”也会让人感到可笑。

最近几年，有志于爬梳思想史的学者，在对“文革”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发表了各式各样的宏论。其中有人竟演绎出一个“六八年人”【6】的概念。在这一群几乎是莫须有的“六八年人”中间，《相信未来》的作者被称为最杰出的代表。“六八年人”这种称谓，使人联想起明代后期的“东林党人”和沙俄时代被围捕、被流放，但气节不变的“十二月革命党人”。演义中的“68年人”虽不曾有过慷慨悲歌、从容赴死的英雄事，但好象也能听风声、雨声、读书声；闻家事、国事、天下事。至本世纪末才被中国知识界获如至宝并滥用成灾的信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六八年人”的身上却早已有之。这样一来，中国之思想史行进到“文革”时期，当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极“左”思潮淫威的震慑下全线匐拜之际，居然还存在着一股足以同“伟大的第三里程碑”【7】相抗衡的思想潜流，它在地下涌动，热浪滚滚，炙气腾腾。
对立状态下并存的两个“文革”之说更成为“文革”研究中的一种奇特的神话。此种神话之造可以误导后人去模仿三流的盗墓人，在“文革”——中国人思想的墓穴中徒劳地寻找和挖掘莫须有的、或者是被夸大和曲解了的独立思维之遗迹。
有些学者在谈到“文革”期间，千百万青年学生荒废学业，滥度青春，在人生的路上留下一大段无法弥补的文化空白，使他们沦为文盲科盲和准文盲准科盲的悲剧时，无视党和领袖因党内矛盾的激化，公然破坏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运作前提，无理中断社会文化教育的历史事实，抓住个别事例大肆宣扬，公然提出“没有空白”、“劫后辉煌”这样的判断，看似是为了证明某些人个性的坚强，实际上是宽恕了“文革”这一愚民误民的罪恶，这种做法留给人一种印象：“文革”期间，中断全民文化教育的后果并不严重。它是可以由某些智者的存在而被轻描淡写的。那些最终由于没有文化而被社会淘汰和抛弃的绝大多数则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愚昧和怯懦使然。被杜撰的“68年人”在思想史中的出现也有雷同的效果。
然而，在那个神州赤遍的年代，可以同“毛泽东思想”相抗衡的，哪怕社会影响极小、可以称之为思想的思想是根本不存在的，是怎样炒作也无法虚构出来的。因为那些思想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被反复扼杀、重复围剿、铲除根绝，早已丧失了萌发和生存的土壤。无论是思维深邃的顾准还是人格独立的陈寅袼，他们的“思想”只能局限在他们的脑壳里和日记中。
更何况“六八年人”——身在的“老三届”【8】的行列中，饱受17年的文化虚无主义的熏陶，“文革”初期就被迫中断学业，连最基本的初、高中文化知识都没有学到手，在“文革”中被“无产阶级司令部”随意驱使，最终被放逐边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三十年一贯，无悔无悟，思想上的奴性和惰性是如此的显而易见，怎么可能会在当时对人性，对国家，对社会产生一种体制外的思考呢？浏览现存的全部当年“老三届”留下的文字，实在是找不出什么象样的货色来向历史交帐。于是，一首《相信未来》如同一叶干枯的稻草，似可救命“六八年人”于思想史中之存在了。
然而，1968年，那是多么荒芜、冷寂、萧煞的年代啊！新月无光，九叶飘零。不要说曾经的诗人早已折笔毁砚，埋葬了写诗的灵感，就连“文革”以前膻情纵欲的秧歌派也失去了放声歌唱的勇气。世无绝唱，何以一首《相信未来》居然会誉满京华，穿过三十多个严冬酷暑，流传至今呢！是一个奇异数在无解的自洽中真实地存在，还是深深的误解与无知，至使谬种流散？抑或是对于那个丑陋的年代中产生的，带有丑陋印记的理念有意或无意的粉饰和掩盖。
过去的昨天并不遥远，拨开历史的尘帐，今是昨非在我们尚未衰老的记忆中并不朦胧！

质 疑

第一次读《相信未来》是在1969年夏季。
那时，“九大”刚刚开过，“文革”的第一波恶浪已经退去。红卫兵及其所属的“老三届”已被驱赶到农村和边疆，大都市表面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秩序”。没有了青年人的城市多少显得有一点冷清。
匝读《相信未来》，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它采用“四句一节”式，与德国诗人海涅的很多诗颇有些相似。不仅如此，有些句式也好象也是从海涅那里“移植”过来的。试看下面的比较：
《相信未来》前三节中，每一节分别是这样结尾的：
“……
……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
……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再看1825年海涅写下的名篇《宣告》一诗后三节中的句式：

……
我用轻细的芦苇写在沙滩上：
“阿格内斯，我爱你！”

……
我用强大的手，从挪威的树林里，
拔下高大的枞树，
把它插入爱特纳的火山口，
用这样蘸着烈火的笔头
写在黑暗的天顶：
“阿格内斯，我爱你！”

从此这永不消灭的火字
每夜都在那上边燃烧，
所有的后代子孙
都欢呼着读这天上的字句：
“阿格内斯，我爱你！”
很显然，诗人在创作中“移植”（“文革”中将八个样板戏从京剧扩展到各个地方剧种的做法被叫做“移植”）了海涅诗的句式。诗人与何其芳父女交往甚密。何先生是海涅诗的译者。交往中，诗人是否聆听过何先生对海涅诗的讲解因而有此作，均不得而知。但是仅此“移植”一点并没有引起笔者太多的反感。诗与诗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用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毛泽东的诗词中几乎随处可以找到古代诗歌的痕迹。每一代青年人中，总会出现一些多愁善感、动辄呻吟的所谓诗人。他们在写诗时，“移植”名家句式，填入自家情感，拼成小诗，炫耀于无知，哗众以取宠，这本是少年人以至青年人的一种文字游戏，不足为奇，更不应为怪。如果不是有些人煞有介事地将其人其诗称之为“伟大”和“杰出”，笔者甚至没有必要在这里提醒读者去比较海涅诗《宣告》和《相信未来》之间之异同。何况《相信未来》的作者只是一个肄业的中学生，读懂与否另当别论，在那个年代还能够读一点海涅已当属不易了。
初读《相信未来》引起的反感是莫名的。
当年，笔者并不了解这首诗的作者。只听说那诗是从百万庄申区那边传出来的。凭直觉，我猜测：此作是出自一位红卫兵的笔手。
在那个“不须放屁”的年代，谁敢公然斗胆言情呢？谈情而不色变，言志却不胆寒。公然放肆地谈论烟啦、酒啦、花啦 、海啦，没有对自己身份的确信，没有一种自恃的张狂是不可想象的。不能享有衣暖食饱的物质生活，整日处在惶惶不可终日精神状态下的人是写不出这种诗的。虽然作品中似乎也弥散着一种苍凉的情调；明暗混杂，阴阳相间的文句，留下了可供后人恣意诠释的余地。 但是，诗中在非政治化的前半段中被掩盖着的政治倾向，在诗的后半段里还是破帐而出了。诗中袒露的傲慢，文字里四溢的轻狂，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并不久违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文革”初期，对曾经遭遇和领教过的那种肆虐的情绪的一种身不由己的条件反射，这种反射没有因为那种肆虐采用了诗的变形式而有所丝毫的减弱。
最近几年不断见到一些介绍《相信未来》的文章。这些文字好象还没有走出官方的话语系统。年初，又得到了一本诗集《食指卷》。每一次展读这些与《相信未来》有关的文字之前，我都曾经希望：这些文字可以证明，本人当年的那个猜测是错误的。但是，每次读过之后，我都更加确信：30年前，我的那个直觉是不错的。遗憾的是，30年后，已经很少有人会去关心一首诗的来龙去脉了，留下了一个可供说书人肆意煽侃的空间。

从编辑为诗人列出的创作一览表上来看，从1965年2月到1968年春——创作《相信未来》之前，诗人的创作似乎存在着一个大约三年的准空白期。在这三年的时间里，诗人只写下了三首诗。题目宏大、篇幅有限的《海洋三部曲》从1965年2月完成《第一部曲》后，到全部竣稿，之间竟用了三年的时间。莫非诗人就是在那“天地翻覆”的年月里真的做到了冷眼观之、漠然处之？不，历史上的诗人从未经历过这样一个创作的枯萎期。和千百万同龄的“老三届”人没有什么不同，对于那场“革命”的执着和狂热已记录在这一代人的青春档案中，诗人创作的源动力也概源于此。只是编辑先生们因为某种需要，没有将诗人在那两三年里写下的全部作品收集入册。而这种舍取之用心也是很显见的：他们不想还原并再现一个真实的食指，一个很难被冠以“杰出”和“伟大”桂冠的诗人。

被收入《中国知青诗抄》【9】一书，署佚名，倾泻红色民族社会主义【10】情感的疯狂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简称《勇士们》），据李恒久先生【11】讲就是创作于1967年，《相信未来》的作者参与了它的创作。但是此诗没有被收入《食指卷》。
诗《勇士们》讲述了一个红卫兵战士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饮马顿河，驰骋欧罗巴，抽古巴的烤烟，喝非洲的清泉，最后随大部队一起登陆北美洲，攻克华盛顿，占领白宫的英雄故事。今天重读此诗，人们或许会觉得很荒诞可笑。但是，在当时诗人幻想并相信的未来世界中，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的胜利就是这个样子——它“像朝阳升起那样合理，像婴儿出生那样合情”（贺敬之语）。毛泽东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结局的论断【12】，林彪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13】一文中所作的关于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描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农村”，欧洲和北美洲是“城市”），再现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大反攻的电影《攻克柏林》无不对诗人所属的那一代人，尤其是男孩子的世界观产生了无法替代的影响。
挥舞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却输出革命的国策，耗散了中国亿万劳动人民的血汗，推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文革”中，输出革命的国策被红卫兵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1966年9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文中“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红卫兵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死刑的执行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们将亲身参加埋葬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红卫兵在国内骚扰国际列车，冲砸、焚烧外国使领馆，种种劣行仍然不能泻去那躁动的狂热。他们越过边境，进入缅甸、泰国，越南，加入当地的红色武装组织，为“英特纳雄耐尔”的实现冲锋陷阵去了。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不曾马革裹尸还，长眠在亚热带的丛林中。
30年过后，当“红色高棉”的最后一名战士走出丛林，向金边政权缴械投降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柬埔寨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政治实验即残暴的波尔布特路线宣告彻底失败，同时也为中国“输出革命”的国策画上了一个可耻的句号。
曾经幻想将红旗插上白宫屋顶的红卫兵战士，他们中的另有些人确实在八十年代登陆北美洲，不是作为占领者和征服者，而是为了获取一张绿卡，因而可以作为一名二等或者三等公民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在白种人歧视的目光下悠然地生存下去。今天，不知道他们中是否还会有人在自己的异乡梦中去吟那首《献给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
应该再强调一下：幻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那个时代共和国激进青年的思想徽徵。据周舵【14】讲，朦胧诗的另一位作者多多（粟世征）在1969年第一次同周舵见面时，就兴致勃勃地讨论这个被周舵认为“只有疯子才会去想的事”——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而最不可思议的是：30年后的今天，一些“老三届”中人在谈到当年这一段参加“世界革命”的经历时，居然仍有自鸣得意之态。得意者忘形，不得意者也忘形，这是“老三届”人的典型性格。倒是《食指卷》的编辑有那么一点不应有的清醒，并不以此为然。他们想用阉割这一段历史的作法来重塑自己这一代人的历史形象，而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自己在那一段历史中的形象。

除了《献给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没有被收入《食指卷》之外，曾经使诗人“在大、中学红卫兵中诗名大震”的长诗《献给红卫兵战友》【15】也没有只言片语入选《食指卷》。可以想象，这首诗也许会有一些华丽的词语、工整的句式，但是就思想性而言，它不会逃出“万寿无疆”，“造反有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思维模式。否则，它就不可能在以疯狂和愚昧为第一思想特征的大、中学红卫兵中回声共鸣、诗名大震。这不是无根据地推断和猜测，这是历史的定然。在愚民教育和暴民政治的土壤中从未开放出平等与博爱的花朵。

诗人在1967年曾经为红卫兵剧团编写话剧剧本《历史的一页》【16】，企图在舞台上再现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场景，向世人炫耀红卫兵以暴行邀宠的陋举。这部一定有着个人崇拜和少年狂痴的剧本也没有一字一句被收入《食指卷》。

上述情况是由诗人的好友为了赞美诗人，作为正面事例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披露的。由此可见，诗人在写出“划时代篇章”——《相信未来》的1968年以前，作了很多，也写了很多。通过比较可以认定，这类作品中的亢奋之情与《相信未来》中的那种酸不唧唧的红色的布尔乔亚情调是浑然不同的。问题在于这种转变是怎样发生的？而在这种转变中是否有着一种内在的、统一的、同一的情感意识。挖掘这种情感意识可以搞清楚为什么在30年后，有人对这段历史如此的忌讳，以至不得不在诗人的创作史中删节出一个准空白期。但是，充满谎言和狂言的1966年和1967年，作为“文革”的颠峰期以其虚伪和残暴使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汗颜，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从历史上被删节去了的。
强调这两年的空白期确有必要的吗？这两年对于诗人及其作品、对于无论是当时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读者都是很重要吗？是的！因为这两年对于任何一个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来说，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被忽略，尤其是不可以被省略的！忽略或者省略了这两三年就无从理解《相信未来》的真实内涵。

诗人师承秧歌派诗人贺敬之、何其芳在49年后的诗风，并尊以为师，此点是窥破《相信未来》一诗的另一窗口。他写在《相信未来》之后的一些作品——《等待重逢》《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组歌》没有跳出秧歌派大言大语，标语口号的诗歌模式。 而在同年创作的《南京长江大桥》中，索性将1958年那个昏热年代产生的，表现“大跃进”内容的工农兵诗歌集《红旗歌谣》里的最“著名”诗句全盘誊入自己的诗中：
“天上没有玉皇
水底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要求一个20岁的青年人在“文革”期间就对“大跃进”给人民带来得苦难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许是有点苛求。被那个时代所局限和桎梏的是整整一代人。笔者在此只是想说明两点：
首先，从诗人《相信未来》之后的作品来看，诗人的思想，无论是政治的还是艺术的都没有跨越那个时代和他的师长。其次，人们在读完《食指卷》后，发现：诗人1968年前后的作品，以《相信未来》为代表，多少有一点点离经叛道的味道，但是这种情绪没有向深层次演化和发展，在仅过一年后的1969年就终又河归故道，与无视黑暗，歌颂光明的主流派合流了。

疑问仍然只有一个：1968年，《相信未来》中朦胧的表述到底意寓何在？
从《相信未来》的语境来看，诗中的我仿佛站在历史的仲裁席前，心绪烦乱地等待着终极的审判——
“我坚信他们……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
诗中的“我”肯定是作了一些不被当时的社会和民众认同的事情，又不服气，于是企盼历史的仲裁；诗人显然是从现实之中败下阵来，感到灰溜溜的，只好在蜘蛛网前，在烟屁和酒根儿中寻找失落的自我；为了掩饰和遮挡诗中已经流露出来的、难以按捺的情动与欲念，诗人蹩脚地故作纯真和幼稚，另人鸡皮泛起；无所寄托，无所信仰，“年青”、“生命”、“未来”成为他精神的最后一道依托。
然而，年青和生命是宇宙中小到蠕动的娄蚁大到恒静的星系皆有的自然过程；而“未来”在终无始、始无终的时间的长河里是一种多么无聊的描述。在那个腥红年代，诗人贫困而狭隘的心胸实在还不可能包容时空一体、天地无别的宇宙。但是，诗人确实指天为誓，写下了咒语般的诗句：
“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是给予轻蔑的微笑或辛辣的嘲讽/我要用手指那天边的排浪”。
正是这类语言被诠释为对于“文革”的反叛。
那个年代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诗人的情感世界中，到底引发了怎样的碰撞，让诗人在这首意寓确实朦胧的小诗中使用了“惆怅” “叹息”“灰烬”“失望”“泪水”“凄凉”等阴柔性的、哀情味很浓的字眼去描述一种很不愉快的心境，即而又选择了“太阳”“历史”“热情”“客观”“公正”等阳刚性的、颇有政治色彩而缺乏诗意的字眼来展现一种根深蒂固、死不悔悟的情怀。在仅有的八节、共三十二句诗中，“相信未来”四个字一语反复，竟出现了九次之多！有意或无意，诗人托付给未来的绝不是一种虚渺空泛的幻念，而是一个惟恐被后人千啐万骂的现实。

背 景

想要读懂《相信未来》是困难的，只因你对“文革”的一无所知和偏见所限。
想要读懂《相信未来》是并不困难的，只要你认真地审视那场“革命”，而不是热衷于戏听对它的演义。
“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
希望—相信；将来—未来，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有着具体的内涵，思想不能例外，诗也不能例外。
有人说《相信未来》是为一代人立言【17】，笔者认为：此言大谬！
简而言之，《相信未来》是一个利益集团——红卫兵 ，在“文革”年代的代言作。笔者下此论断不仅仅因为《相信未来》的作者曾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红卫兵。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由干部子弟撰写的与“文革”有关的“回忆”文章中，毫无例外地重复着一个调式：当官的爹妈倒霉了，自己也成了无辜的受害者。这是事实。但这只是历史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另一个侧面，显露了不尽的卑劣与丑陋却被有意地掩盖了。只有老鬼（马波）在陈述历史的时候是诚实的。

“文革”是一个多视角的旋转舞台。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集团都毫无粉饰地争扮着自己的角色。红卫兵的主体成员——“干部子弟”在“文革”中的表演显露了那个时代的阴暗与荒唐。
“文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争夺控制权的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文革”都曾利用“干部子弟”打前阵，企图控制局面。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乾刚独断”（陈毅语）使得他始终掌握着斗争的主动权。
“文革”初期，毛泽东在《5.16通知》【18】中第一次提出了要当心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将他和刘少奇的最后摊牌仅置于一层窗纸之间。《5.16通知》也被很多爹妈是高级干部的“干部子弟”们看到了。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觉地蠢动起来。
1966年6月1日，毛泽东决定在电台上广播聂元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这之后，北京各大学、中学几乎都出现了一个极为奇特而默契的现象：敢于出来给校党委、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干部子弟”。例如：在清华园给当时的高教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贴大字报，将其定性为反革命黑帮的，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和贺龙的儿子。再例如，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第一个出来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是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平平。当刘、邓派出的工作组纷纷开进大学和中学校园开始控制局面时，进入了临时权利机构的无一例外地也都是“干部子弟”。因鼓吹血统论名噪天下的谭力夫【19】就是北京工业大学临时权利机构的成员。这些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脚踏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资派”的身躯登上了权利的宝座。当党委、团委机构被“文革”的洪水冲跨后，“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成为党的化身，秩序的维护者。他们要按照他们的构想来运作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工作组和临时权利机构企图重复1957年抓“右派”的过程，开始在群众中寻找打击目标。“仅20天的时间里，在（北京）24所高等院校便有1万多名学生被划为右派学生。上海、南京、西安、武汉、兰州等省市的高校情况与北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文革”被纳入了一条毛泽东不愿看到也根本不能接受的轨道，毛泽东认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群众中抓“游鱼”的做法，用当年的时髦用语叫做：转移斗争大方向。毛泽东指责刘少奇在6月初到7月中的50天内实施了“白色恐怖”，并断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大会的宗旨是宣布撤消工作组。反工作组的蒯大富在会场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刘少奇在会上讲了一句极为无奈的话：老革命遇到新问题。邓小平和他的女儿毛毛也参加了那次会议。33年后，毛毛是这样回忆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我今天仍然清楚地记得，望着那空旷的主席台，万人会堂内鸦雀无声。我们这些‘保工作组派’，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了眼泪……”【21】。“7·29 接见”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公众面前进行的一次民意较量。当毛泽东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万人礼堂的屋顶几乎被震耳欲聋的“万岁”声掀去了。刘少奇被冷落了。在短短的几分钟里，毛没讲一句话，他只是在那个大戏台上来回走了几趟，走得方方正正，挥挥洒洒。
8月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召开的红卫兵辩论会上，江青当着刘少奇的女儿的面明示：党的高级干部的孩子要退出红卫兵的领导层。以刘少奇女儿为代表的高干子女被排除出学生运动的领导层。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发现了北京中学生中出现的以中层“干部子弟”为核心、以宣传“造反有理”为宗旨的红卫兵组织。又是写信又是接见，煽动起一股更疯狂更嚣张更肆虐的情绪。在精神的重赏之下，红卫兵在“文革”中以一种无理的态势露现于政治舞台。利益的归属，利害的分争，使这群少年狂热分子的政治神经对形势的反馈要比正常人滞后了大约半年的光景。而这种罕见的愚昧和迟钝伪以革命和造反的面具足以被阴谋家所利用。江青就曾经把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女红卫兵称为中学生中的小太阳。当“小太阳”们大梦初醒的时候，中国已被搅得昏天黑地。“八.·一八”那天，长安街上涌动的红流，天安门城楼上的“万岁”声足以证明：撤人之薪、燃己之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红卫兵的肆虐在“文革”初期是北京城独有的一道风景线。傲慢跋扈、冷漠清高，愚昧无知、凶横无常，就其民众性而言，红卫兵比后来得“造反派”要少得多。红卫兵运动是以与人民为敌的面貌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的。他们高举血统论的旗帜，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是理所当然的。
1966年的夏天，在北京城出现过被诗人食指喻为“波涛汹涌的海洋”的狂潮。那是一片红色的海洋。那扑天盖地的浪头出现在八月十八日的清晨的地平线上。东方红，太阳升，出升的烈日把万物染红，旗帜是红色的，袖标是红色的，领章是红色的，帽徽是红色的，古城墙也是红色的。这凝固的红色在夏日的高温下开始熔动，象红色的沥青流将文明的一切无情地覆盖了。林彪那鬼怪似的呼喊声在古都的上空回响着，挥之不去。夜幕垂降，红卫兵身披落日的余辉，挟天子之威，挥舞着手中的武装带，冲向社会。血从人的身体中喷出，染红了街道、校园。书在燃烧，文物在燃烧，在昼夜不停地开动的焚尸炉中，人的尸骨在燃烧。那腾腾的火焰也是红色的。这就是红八月，这就是高潮中的红卫兵运动。
和以往的政治运动不同，在“文革”的发动时期，毛泽东打的是“人权”牌，而把以往政治运动中惯用的“党的领导”的王牌扔到了一边。毛泽东为“反革命”学生平反，支持“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支持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等等。这些举措具有极大的蒙骗性，被它诱发出来的“大民主”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了十年之久。
对红卫兵的放纵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还没有糊涂到要把国家政权立刻就交给一群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的来管理的程度，尽管他并不怀疑红卫兵对他的忠诚。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拒戴红卫兵献上的“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表明了毛泽东在身陷阿谀时的冷静【22】。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没有能够转移毛泽东既定的方针，千百万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鲜血没有改变毛泽东倒刘批邓的决心。红卫兵上当了，他们为毛泽东破坏了一个可以使自己的父辈得以苟延残喘的秩序。目的达到之后，毛泽东自食其言，把“我支持你们”的最高指示丢在了一边。将这些“红五类”送上了政治的审判台。又一批干部子弟被运动抛弃了。
社会对红卫兵运动的否定是双重的。
第一重否定来自党内的极“左”势力，它的着眼点在于红卫兵对“两个司令部”的倾向性；而另一重否定则来自人民群众，百姓的着眼点更在乎于红卫兵对社会，对民众的态度。第一重否定可以随着政治斗争的演变而被重新认识。而第二重否定因为具有超然于党内利益争斗之上的社会道德标准、是非标准，使这一重否定成为历史的否定，它存在于民众的心中，一旦定性，铁案难翻。
1966年的冬天，刘少奇的倒台已成定局。红卫兵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动摇，“文革”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红卫兵之所料。
公安部在“红八月”中曾发表公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许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23】。红卫兵成了不被任何法律约束的无法无天之徒。抄家，杀人，破坏文物，无恶不做。仅事隔三个月，为了配合运动的发展，11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表《重要通告》【24】，其中强调：对那些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的现象要立即处理。有些在“红八月”身负血债和劣迹斑斑的东城，西城，海殿红卫兵纠察队的成员被公安局拘捕。例如：座落在天安门的西侧，中南海的东侧，人民大会堂的南侧的北京第六中学和北京第二十八中学，校内红卫兵的刑讯室曾经因其残无人道、杀人如麻而恶名远扬。遇罗克烈士在他的遗作中曾经用最愤怒的语言谴责过红卫兵在北京六中和二十八中犯下的罪行【25】。这两所中学的红卫兵都有人因此而入监。毛泽东直接领导的“中央文革”和红卫兵（又称“老红卫兵”）的矛盾终于在毛泽东毫不退让的政治路线的贯彻中突现出来。
早在1966年8月24日，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核心的十几所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刘涛等清华大学高干子弟的策动下围剿清华大学，撕毁了在校园里出现的，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矛头指向刘少奇等人的第一批大字报。向全社会发出了反抗“文革”，捍卫爹娘的信号【26】。
当1967年春天的“二月逆流”还没有到来之前，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反“中央文革”的政治组织“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北京聚合，在1966年和1967年之交的冬季掀起了一股被称作“十二月黑风”狂潮。“自来红”们【27】企图在那既将沉寂下去的红卫兵运动的海面上掀起了最后一道狂澜。他们身披父辈的将校呢军氅，臂戴无字的红缎袖章，脚登轮圈锃亮的锰钢车，或呼啸于街头，或集会于闹市。“红八月”的威风扫地，父辈权利的倾覆，“革命”对他们的戏弄、激怒了这些“血统高贵”的老红卫兵。他们不甘沉沦，施以最后一搏。这一搏义气任性有余，冷静分析不足，更谈不上反省和觉悟。当年留下的所有文字记录中，在各种各类反文革的“异端思潮”中，“联动”思潮的功利性是最明显的，因而它的表露必然是最苍白，最贫困的。除了留下了一些“中央文革的某些人别太狂了！”“戚本禹十七级，你他妈的算老几？”之类的口号，好象没有留下任何思想性的东西。而那篇当年流传甚广、现今已被收入各种版本的“文革”异端思潮文集的《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28】，绝对是出自局外人的手笔，其中破绽百出，当时就被很多头脑较冷静的人看破。但是，它的作者企图借“联动”之口，表明只“忠于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暗示毛泽东已经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的错误，确实别出心机。
“联动”一旦情绪大哗，为了迎救他们的同伙出狱，就成为一次不大不小的“文革事件”。“联动”分子六次冲击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共和国公安部部机关。他们呼啸而来，席卷而去，进出皆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行为使京城百姓大开眼界：貌似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成家中儿戏，威严的专政机关也成了赶集的庙会。当年驾驶摩托车率众第一个冲进公安部的就是在九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公安部副部长的公子。虽然此公子因此也受了一些委屈，但是最终还是不了了之。而几乎同时期发生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次平民冲击省军区的事件中，被警卫部队当场击毙的“暴徒”就有上百人。
　
“联动”的行为激怒了“中央文革”，在毛泽东亲自批准刊登的1967年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中，最高舆论喉舌将“联动”定性为“反动组织”。随后，专政机构又抓了一批“联动”分子。这时，在中国这快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批红卫兵的骨干分子几乎无一幸免，都沦为毛泽东的囚徒。
1967年二月，“四大帅大闹怀仁堂”。有人直接为“联动”分子叫屈，并指责说捕抓联动是“不教而诛”。毛泽东在与刘邓开战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对手，其中还要包括一群十八九岁的少年狂热分子。这种局面不符合毛泽东自己一贯倡导的斗争的策略：有力、有理、有节。况且这些青年人对领袖的忠诚是不应当被怀疑的。他们不是异己分子，他们只是己异分子。在权衡大局利弊之后，毛泽东高抬贵手，网开一面了。
1967年四月下旬的一个夜晚，近百名“联动”分子从北京公安局的看守所里被集中送往人民大会堂。奉毛泽东之命，这些“少年政治犯”在这座国家元首迎接、宴请、会见外宾的豪厦中受到国家总理和“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接见。江青流着眼泪说：“你们受委屈了”。 周恩来说，抓“联动”是不教而诛，他也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联动”分子身心震颤，痛心疾首。他们相互嘘吁、热泪涟涟。 他们被宣布当场释放。联动分子自然是感恩戴德，在三呼万岁之后，昂然跨出人民大会堂的门坎。随后，北京各城区的公安分局也将各种类型的亲“联动”分子统统释放。
消息传来，京城百姓目瞪口呆。这个玩笑实在开得太大了——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太习惯于那种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政治游戏。人们只是在古代章回小说中看到过忽而满门下狱，忽而鸡犬升天的情景。释放联动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联动分子的大多数都是一年前“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过毛泽东接见过的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更是独受皇宠。是他们最先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并使之成为“文革”中喊得最响叫得最广的纲领性口号。时间刚刚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昨日革命小将，今日反动分子，与情与理都讲不过去，尤其是与毛泽东的脸面也不好看。从“文革”的长远利益出发，红卫兵运动是不能也不会因此而被否定的。周恩来在接见时，特别追问清华附中红卫兵来了没有。红卫兵创始人1986年曾撰文叙述当时的场景【29】。
在人民大会堂，由党和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政治上“持不同政见”的学生的事情，在“文革”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
联动的被接见是第一次。“联动”的政治生命虽由此而告结束，但是就其成员的命运而言，并没有因此影响到他们今后的前程，无论是在“文革”中，还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确属恶始善终。
第二次接见是在1968年夏天。由于毛泽东派遣的“工宣队”被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用武力阻挡在校园之外。毛泽东亲率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领导成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蒯大富等五大学生领袖【30】。伟大领袖指责造反精英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31】。“五大领袖”不象“联动”分子那样乖巧，全然不知好歹，尤其是蒯大富，居然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夺词强辩。谈到最后，毛泽东不耐烦地甩下一句最高指示：象消灭土匪一样全部歼灭！然后，拂袖离去。“五大领袖”的政治地位随之一落千丈，“四人帮”倒台后，几乎都被投入监狱，恶始恶终、身败名裂。
黑格尔说，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总要重复出现两遍。马克思补充到，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一次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32】。然而，重复出现的历史事件未必一定都很伟大。而“文革”中的这两次执政者与学生的“对话”也没有丝毫的悲剧色彩，倒是更象两出闹剧和丑剧。
“联动”的开释是共和国政治舞台上绝无仅有的一幕。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只有这一次没有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联动”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人内部矛盾”呢？好象无论哪一种归属都显得不伦不类。“文革”中被严打的“反革命”分子何止千百万，同象张志新、李九莲、锺海源那样在被处以极刑，死前还要被割断咽喉，摘去内脏的阶下囚相比，“联动”分子是“法”外之徒、阶上之囚。
在经历了“向左，向左，向左”（马雅可夫斯基语）的1966年后，1967年的政治风向开始转向了。毛泽东为“文革”之大局开始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释放联动”之后，逮捕“王、关、戚”【33】，批判“揪军内一小撮”【34】 等一系列反“左”措施收到了应有的回报。在1968年冬季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全会通过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除了一位年衰体弱的老妇人【35】，到会代表都举手投了赞成票。
“联动”的捉与放涉及的人员不过几百人，但在“干部子弟”的心理上造就了一种更加特殊的情态。这种情态与他们近二十年来培养起来的那种唯我独尊、舍我还谁的心态是一脉相承的。出入三座门【36】和养蜂夹道【37】的自由只能带来物欲的满足，出入监狱的自由才在最大限度地显示了他们的与众不同，满足了这些干部子弟在精神上要凌驾与全体民众之上的欲望。王子与庶民是不能同“罪”的。
对“干部子弟”的“特赦”在“文革”中并非这一次。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她的长篇回忆录《点点记忆》中曾经提到过在北京西苑有一个“关黑帮子女的地方”。这个地方并不在北京的西苑，而是在北京的北苑。这里原是北京公安局管辖的“北京市少年管教所”，1968年六月在这里开办了专门接收干部子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对政治的和刑事的青少年在押人员进行开释前的“思想教育”。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她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过这个地方。今天，从“北苑学习班”走出来的人，有的已成为亿万巨富，荣华富贵；有的已经步入军界高层，披星挂花；有的官居高品，权倾一方。
笔者曾在1968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亲眼见到过第一期学习班被释人员乘坐卡车从北苑驶向半步桥监狱（释放地点为半步桥监狱）途经天安门广场时的场景：由康生亲笔圈定的40名被“特赦”人员，热泪迎眶，40只喉咙发出一个共同的呼喊——“毛主席万岁！”。这并不是每一个涉足过铁窗的人都能够享受的一种待遇。这是一种奢侈。这种高级的精神奢侈足以抵消牢狱之灾带来的惊吓和恐慌。在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在已经培养起来的至上情感的世界中又增添了几分对伟大领袖的敬与畏，也对这个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的司法体制和政治体制产生了一种深层次的信赖和寄托。
联动分子出狱后，带动了一大批“老红卫兵”在社会上频繁活动，试图再现“八·一八”的辉煌和“红八月”的疯狂。红卫兵中不都是只知道打人骂人的混小子，他们中间不乏一些具有文学艺术细胞的诗人和艺人。他们试图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相信未来》的作者就是他们中佼佼者，在当时曾享有“红卫兵四大才子”之一的美称【38】。
这就是笔者在前文质疑食指1967年狂热地投入歌诵红卫兵运动的创作的时代背景。也是《相信未来》在一年之后问世最基本的历史背景。
诗人食指本人就是联动分子，虽然他或许没有参与联动的打、砸、抢活动，也没有被捉和被放（他曾经去公安局自首【39】），但是，就情感世界的归属，诗人应该是属于那个青年贵族阶层的。他别无选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恒久的文章【40】中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诗人当时出没于哪一类型的社交圈。这并不奇怪，诗人的情感和作品只能寄生和衍生于那个小圈子。除此之外，它还能有着其它的什么社会背景嘛。这里可以调用毛泽东的经典判据：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重 新 诠 释

《相信未来》问世后，遭到过一些责难。诗人曾流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就是死了，也要歌颂您老人家”【41】。应该相信，这是诗人的肺腑之言。30年后，诠释者们又何必强加给诗人一个莫须有的叛逆之名。
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允许用诗人1967年创作的，被收入《食指卷》另外几首诗为《相信未来》作注脚。因为到目前为止，诗人本人对《相信未来》的内涵一直三缄其口，保持沉默。
读诗人1967年创作的的《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简称《海》），也可以产生与读《相信未来》相同的疑问。读懂了《海》，《相信未来》就显得不那么晦涩了。在全诗中，诗人用“无波浪的海”做比喻，表达了他对一种曾经出现过的社会现象的眷恋并为它的消失而怅惘。诗人“噙着热泪”劝其友人“离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而这海“曾经一度汹波浪澎湃/汹涌不息地奔向未来”。“如今，它可怕地沉默了。……”而诗人却要“留下/守着这再也掀不起波浪的海” 。这已经不是朦胧诗了。说它朦胧只因为年代的久远和对那段历史的封存导致了年轻读者的困惑；诗中表达的意念和《相信未来》的袒露是完全一致的，疑问之所以存在，还因为对于来自赞扬的诠释，保持无言和默认。这朦胧的疑问极其简单：诗人眷恋的“海”到底是暗指什么？它的汹涌澎湃为什么会如此激动着诗人的心，即使是在它再也掀不起波浪的岁月里？这“海”与“相信未来”到底有和干系？
诗人意喻的“海”指的就是笔者前文提到的红卫兵制造的“红八月”。
诗人是红卫兵。作为一个诗人，在红八月中他作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但是，他在诗《海》中流露出来的对红卫兵运动眷恋的情感确是毫无遮掩的。而到了《相信未来》的时候，这种情感就显得更加成熟和挚切了。与前文提到的长诗《献给红卫兵战友》和话剧《历史的一页》一脉相承，表明诗人对罪恶的红卫兵运动非但没有丝毫的反感和反思，反而为它的短命夭折而惋惜。他和众多的红卫兵分子一样，沉溺于往日的疯狂，为了失去那终极的肆虐而痛心。诗人在“文革”被否定后的很多年后坦言当时的精神状态，他说：“当时红卫兵运动受挫，大家心情都十分不好，这样的景象使我联想到在见不到阳光的冰层下，鱼儿是怎样生活的”【42】。
诗人对红卫兵运动的这种情感在精心编辑的《食指卷》中也随处可见：《给朋友们》中，副标题为“少用眼泪叙说悲欢/多写诗歌赞美勇敢”，诗中刻画了一群红卫兵远航者即将离岸时的场景。
“……
再一次并肩作战/我年青的战友
快快扬帆解缆/就这条可怜的小船
也配作红卫兵远航的兵舰
……”，
什么是远航者的行装呢：

“一套毛泽东选集……/
一枚毛主席像章……/
一身洗白的军装……/
一条军用的皮带……”

——典型的红卫兵装束。“文革”中，毛选是红色圣经，毛的像章是神的印徽，洗白的军装是最时髦的革命包装，这些不需要在这里过多地解释。但是，应该向“文革”以后长大的青年人专门讲述一下“军用皮带”在红卫兵手中的功用：军用皮带，上等牛皮制成，宽两指到三指，结合处是用铜或钢制成，小的有四五厘米见方，大的有七八厘米见方，在红卫兵的装束中，皮带作用不再是为了防止裤子脱落，也不是为了显示威武的装饰，它是红卫兵手中打人的凶器。扬起时血花四溅，落下时皮开肉绽。“红八月”中被打死的“阶级敌人”十有八九是被红卫兵手中的武装带夺去生命的。诗人却对武装带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嗜血的情感，在“文革”时期的青年人当中是很时髦的。
诗人对红卫兵运动的留恋之情是显而易见的。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经远离中学校园。复活红卫兵运动的希望彻底破灭。不要说66年的老红卫兵，就是在67年曾经火爆过的北京中学“四·三”派和“四·四”派也被冷落了。共和国同龄人“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豪情已被视如粪土。诗人在六八年二月写下的《给朋友》是这样结尾的：
“….
朋友，请不要用目光问我/
这样结束是不是有些突然/
只待暴风雨式的生活过去/
再给我们留下热情真挚的语言
….”，
这其中欲罢不能的情感是不言自明的。几乎同时期，诗人写下了他的《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是诗人献给无可救要的、已经死亡了的、被“无产阶级司令部”干尸化了的红卫兵运动的挽诗。诗中有叹息，有泪水，有等待，有确信，惟独没有反省和自责。这不是诗人的过错，当时诗人的思想就是那么一个水准。莫名其妙的是：30年过去，这种无悔的情感在以讹传讹的诠释中地被描述成一个高尚的、可以被炫耀的情结，真是既荒唐又滑稽。累积的误读可能对诗人本人也产生了错觉，诗人的新作《我从冰天雪地里走来》【43】中“我敢将如诗的人生随意的删改”一句可以为证。

“相信未来”这四个字表面上看去是抽象的，但在红卫兵的心中有着极为具体的内涵。
红卫兵的理念是混乱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直觉。
1967年初，红卫兵运动大势已去。曾经无限风光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一篇与遇罗克的《出身论》进行辩论的长文【44】中极尽全力仍感语言苍白，理屈词穷，无法驳倒遇罗克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于是凭着一种直觉写下了如下意味深长文字：“我们不指望从笔墨中赢得自己的胜利，我们要让历史来作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想到的不是今天，而是几十年以后的明天。”——这就是非诗歌版本的“相信未来”内涵的正面直述。遇罗克对这段文字极为明感，他在反驳文章中写到，如果20年后联动分子当了政，“这将是多么可怕的局面……，中国的局面要葬送在你们的手里”【45】。未来，神秘的面孔，在不同人的心中有着不同的嘴脸。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从来就没有被官方正面否定过，包括“四人帮”统治的整个年代。红卫兵“诞生”于1966年5月29日。从那时起到1969年的4月中共“九大”召开之时，中央的最重要的文献中对红卫兵运动都是持肯定态度。1966年8月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和1969年4月林彪作的“九大”政治报告都对红卫兵运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76年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为了批驳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观点，“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的长诗《理想之歌》。诗中连用若干个“曾记否”，将十年前“扫四旧”、“大串联”、“八·一八”、和“造反有理”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光辉业绩予以颂扬。可见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理想之歌》在结尾处，语调高昂地喊到：“……前进，向前进呵！‘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呵！寄托在我们身上！”。从中人们是否听到了一种比《相信未来》更加相信未来的呼喊。
打倒“四人帮”后，蒯大富、翁森鹤等一大批“文革闯将”随“四人帮”一同被押上审判台。有人曾给高层上书，要求清算红卫兵的罪恶。但是这种要求没有被理会。红卫兵的罪恶非但没有受到清算，据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老三届朝歌》一书透露，80年代初期，身居中央高位的一位老人曾明确批示，对于当年的红卫兵，不但不能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要准备进入党和国家“第三梯队”【46】。红卫兵在“文革”中就梦寐以求的接班大业，20年后终成现实。
历史的演变证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预见已被言中，而遇罗克却失算了。遇罗克在天之英灵该作何感想？遇罗克死的很悲壮，但是他的名字不会被镌刻在共和国烈士的纪念碑上。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位捍卫人权的角斗士将被共和国的后来人彻底遗忘，这是他生死难抵的最大悲剧。
红卫兵是绝不忏悔的。过去是这样，到如今还是这样。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的红卫兵开始进入老年。但是，在经常可以见到的一些红卫兵的回忆文章中，谈起往事，沾沾自喜，自检全无。
徐友渔先生编辑的《66年的故事》【47】一书中，许多当年的红卫兵在谈起往事时的那种情不自禁的自狂自大表明，红卫兵是无悔的，30年拒悔。就在笔者构思本文的时候，《相信未来》作者的一位挚友——当年的红卫兵，在谈到红八月时，显得那么激昂，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一生中最辉煌、最难忘，最激动的日子就是红八月！”有人当时指出这是一种法西斯情结。那位当年的红卫兵却说，历史本来就无是非可言。
“红卫兵”称谓的发明人，当代著名作家、当年清华附中红卫兵张承志，33年后操着一副“后现代”的腔调，还有更加强硬的辩白：“…是否左翼思想的表达必须为左翼甚至左翼的政治负责；是否关于毛泽东或革命问题的思索必须为毛泽东或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一切后果负责……”【48】，完全是鬼话。
《相信未来》的语境是朦胧的，但是其中表达的信念是很明确的。
“相信未来”就是相信红卫兵在“文革”中建立即而又失去的“乐园”终将失而复得；“相信未来”就是相信红卫兵运动终将被共和国的历史所肯定；“相信未来”就是相信红卫兵精神将成为中国青年的精神范本。
对《相信未来》的炒作是对红卫兵精神的变相肯定。 张扬红卫兵的无省无悔是对“文革”的否定之否定。
“相信未来”是一种并不健康也不高尚的精神的沉积物。诗人为提炼这一沉积物，精神上经历了痛苦的磨难。这种提炼是不自觉的，因而也是很真实的。《相信未来》是心灵之光的折射，但并不辉煌。它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污浊和丑陋。正因为如此，《相信未来》在诗歌史中应该有其存放的位置。有人执意要将其奉上神龛，那又何必？

政治诗中的次品

《相信未来》之道是不足为训的。
在《相信未来》以及诗人同期创作的诗歌中，除了表达一种纠缠不清的红卫兵情结以外，还有另一种情感的宣泄。它是通过《相信未来》、《烟》、《酒》、《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难道爱神是……》等表现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的作品来完成的。这种精神状态与当年在北京城出现的青年人停课废学，斗殴街头，挑逗异性等市井景象是合拍的。李恒久先生就曾经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兴致勃勃地描写过与《相信未来》的作者及当年红卫兵中的中坚分子在颐和园中寻衅的场面【49】。这些诗在当时的诗人的社交圈中引起一些共鸣,有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诗中的确没有了“万寿无疆”的祝福和“就是好”的强辩，它使用了“鲜花”“怀抱” “炉台” “葡萄酒”等非政治性的词汇。一个人吃多了狗肉，你给他一点韭菜、荤香吃，味道很刺鼻，他一定会觉得很新鲜。在文化品位和文学修养本来就很低级的“老三届”人士中间很容易引起共鸣。 再则，“老三届”们当时已进入在青春期，年龄最小的68 届初中生也年届16岁，在雌雄性荷尔蒙的催动下，欲望的萌动已成大势。“老三届”在自然法则的作用下感觉到，在热爱伟大领袖和忠诚于“革命”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天不能死地难埋的欲望。青春的萌动，是任何铁碗政治都无法阻挡的。回忆一下当年的情况，“老三届”们那么喜欢吟唱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红梅花儿开》《卡秋沙》——粉饰斯大林政权之残暴的俄罗斯小调，其实都是青春期自控紊乱失调的反应，一句“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躁动了多少“老三届”的欲望。但是，还是应该承认，这种情调仍然是人性的一种回归。只不过这种回归显得那样的本能、原始和被动。《相信未来》《烟》《酒》能够影响一些人之根本仅在于此。深层次看，在那种以愚民为国之大政的年代，这种情调实在是无损于“四人帮”的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也无伤“无产阶级舆论一律”之大雅。难怪在那文字狱遍于国中的年代，江青在读了《相信未来》以后，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轻蔑地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灰色诗人而已。”【50】当然，江青是否读过《相信未来》过去和现在都无从考证，将来就更说不清了。
如果不是有些人不着边际地将《相信未来》抬高到一个不应有文学的和政治的高度，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在中国八亿人口中，有个把人在1968年谈一点风花雪夜，烟屁酒根儿什么的也未尝不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反正于“四人帮”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无助，也于体制外的思考无涉。
但是，既然《相信未来》已经被奉上神坛，而且更多的诠释都认定《相信未来》是一首前卫的政治诗，那么就应该允许出现一种严格政治思维角度的审视。
最近，诗界有人在谈论阿多尔诺那句关于诗的名言——“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尔诺的意思是说，忘记法西斯给人类造成的苦难，走出奥斯威辛之后就去写阿哥阿妹，风花雪夜是不人道的，是人类天性中不应有的一种对苦难的遗忘之罪。广义而言之，“文革”是中国人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里为自己建立起来的封建法西斯的奥斯维辛。身在铁屋之中，诗人凭栏远眺，诗意大发，并称自己的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其实，诗之魂已不复存，它在奥斯威辛的周边游荡，不时反出一声声轻贱的吟呻。这里可以借用另一句古诗：“隔岸犹唱后庭花”！“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奥斯威辛之中写诗该当怎样描述？
康有为赞扬黄尊宪【51】的诗，说它“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民生，情深而意远”。中国诗，尤其是政治诗中的上品大都是这样的。中国之所谓新诗的先天不足也在于此。无论是来源于政治的失意还是情场的失恋，《相信未来》发出的腔调也许是一种真实情感的表露。但是，人们从中只能感受到诗人对自己和自己所属的那个利益集团的眷恋和盼顾。
1968年初，在诗人写下《相信未来》的同一时刻，有一个人因迎战红卫兵对人权的亵渎被投入监狱。他在狱中留下了他的绝命诗：
“攻读健泳手足情，
遗业艰难赖众英。
清明未必牲壮鬼，
乾坤持重我头轻。”
不久，他被推上刑场，血洒京城【52】。奉上自己的头颅去平衡那人权的天枰。“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才是生作人杰、死为鬼雄的“六八年人”。他用生命在一九六八年黑暗的天幕上划过一道闪电，照亮了自己，也显现了黑暗。让我们的孩子们永远记住“乾坤持重我头轻”【53】这带血的诗句吧。与烈士的绝笔相比，《相信未来》实无大诚！

结 束 语

这个动荡的世纪就要过去了。
为了青春的枉逝，为了历史的真实， 应该终止关于《相信未来》的神话了。一位颇有目光的老诗人曾经指出，“食指是 ‘相信未来’，北岛他们是‘我不相信’这是很不同的”。【54】包括当年的红卫兵在内，历经风雨，滚过泥泞，从“相信”到“不相信”，那一代人走过了十年的路程。删黜这真实存在的十年是不严肃的。
经历了迷信、痴狂、无知和无悔的一代人已经开始退出人生的竞技场。迎向新世纪的新生代已很少有人会去旁顾他们蹒跚远去的背影。而这蹒跚的背影已定格在世纪末沉沦的天幕上。
那个时代是丑陋的，今天多在依旧。还是不要在丑陋的画面上进行涂抹吧。七彩的重叠染就乌鸦的羽色。
诠释《相信未来》的权威们还是应该去读一读屈原的《离骚》、但丁的《神曲》。还应该读一读郭沫若的《凤凰涅槃》。认真读后，他们或许会懂得：在腐烂的尸体上孕育不出新的生命，只有在烈火的轮回中才能飞起涅槃的凤凰。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