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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按：
自一九六九年年尾上我去云南边陲插队便失去联系的旧友何大明君，由于一个偶然而辗转的机会，居然三十多年过后与我重新互通音讯。走笔至此，想到当年的校友，如今在美国的许以敬君和北京的刘捷君居中穿针引线，我不免要说一声：小弟这厢有礼了。
何君不仅与我互通了声气，而且还寄来了他的忆旧文字诸篇，个中的细节是我这个从来以远期记忆而自负的人也只有叹服的份了。
有人说过，记忆是靠不住的；也有人说过，我们是有意遗忘过去的一群。其实依我看，倘若众人都有何君这样的勇气和兴致来回忆那个不堪回忆的年代，眼下这面貌全非的“历史”，定会逐渐接近真实。
我相信何君的记忆，我的那篇回忆育海的文字中凡与何君所述情节牴牾者，均以他的叙述为准。
张育海及《只把春来报》旧事
作者：何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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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两书相续出版，且均提及文革中参加“缅共”部队壮烈牺牲的北京四中学生张育海（即张玉海）。文革正史，已有结论。而民间史料的研究，尚未躁动于母腹。做为当年张育海的同窗好友，抚忆往事，就证于实，当无愧九泉下之英灵。
一、从“八中”到“四中”
张育海是北京八中六三届初中毕业生，高中考入北京四中。四中与八中同在西城，均为男校，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两校的高考升学率不相上下，但四中升入名牌大学的比八中略多，故有“四”“八”的排序。四中的学生眼眶子高，尤以“老四中”为甚。但对由八中考入四中者则另眼相待。因为八中生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报考四中的。六四年入学，我所在的高中２班，就来了三个八中生。他们的数理化成绩相当出色。六五年升高二，班上又多了一名八中生，就是患肺病休学一年的张育海。
当时学校实行免修制度，开辟自修室。免修考试通过，可到自修室学习其它课程。张育海因数学期中考试提前一节半课交卷得满分而免修数学。他的英语免修考试合格成为全级部唯一的两科免休生。免修数学者还有王明和程翰生。
一次学校组织到天坛拔草，同学捡到一本黑皮本子，交到数学老师漆土芳手中。漆老师边翻看边说：“这个同学真不错，数理化和英文都有自学的计划，英文的微积分已学了。”后来才知道笔记本是张育海的。
张育海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打球、游泳、拉小提琴、看话剧，有时还爱在黑板上画几笔。他常去看篮球，对钱澄海与杨伯镛的配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沈大伟还模仿北京排球队陈文智的“平拉开”。他对北京“宝三”与天津“红桥”的掼跤也很感兴趣。
张育海的父亲曾留英求学，解放前因车祸身亡。其母在某大学管图书。因其母的三叔许德珩先生等人的照望，张育海的三位哥哥都已成人。大哥是海军干部，二哥清华毕业供职保密机构，三哥在清华上大学。文革前，起码有两个哥哥入了党，唯独这位“小四儿”连团还没入上。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革弟”（即“革命干部子弟”之弟），他也一笑了之。
当时中学界的“阶级路线”贯彻得参差不齐。但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学生，前景愈发不能乐观。北京中学生文革前地位及思想的微妙变化，是文革初期“对联”大辩论演就“红八月”的诱因。
八中来的学生对我的接近与友好也有一点诱因。我的堂叔爷爷何继麟（其父曾为北洋政府森林部长）解放后一直在八中担纲历史教学，他那点“公子哥”的潇洒不羁与南开历史系毕业的“学派”委实给几位八中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爱屋及乌，把不相干的我与那位何先生联系到了一起。这才有了文革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二、四中“高二２”与“对联”辩论
六六年六月中旬，张育海在西安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看到“兰州告急”的大字报，回到学校就与吴景瑞商议怎样去“声讨李贵子”。班文革领导不同意他们去。他们觉得学校里的运动“太没意思”，只坐等当“团结对象”，就与高三２班的沈大伟相约，凑了些全国粮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成为第一批到外地“支持革命”而串联的首都中学生。七月中旬，他们回来，因撤工作组问题引发的“对联”大辩论近在咫尺。
三十二年之后，当我看到由牟志京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和《只把春来报》上的《论出身》及刊登在《兵团战报》上的《宣判反动“对联”死刑》（由许建康、朱景文、王祖锷等人撰写）三篇文章被当做批判“对联”与血统论的三种不同思潮而立论为文时①，惊诧历史的缩影竟会如此之小。这需要对文革时的四中高二２班和在班上进行的“对联”辩论进行一点历史回顾。
高二２班是四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它因在四清时批判“反动学生”牟志京而成名。牟志京的父母虽是无“劣迹”的知识分子，但奶奶辈总能挖出些问题。牟志京因在“写日记”向团组织交心时描述了他奶奶带他到大连指看祖产的情迹，被描绘成电影《槐树庄》里地主传地契的接班人；这俨然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活报剧。批判会上，牟志京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只是奶奶“随便一指”而已。他的率直与天真大概从此就保佑了他。此事不了了之。文革伊始，他虽被定为“右派”学生，但还积极投入运动。八月一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对联”辩论，在一群“让反动观点暴露”的红卫兵的围护下，上台发言说“对联”是反动的，是要把“黑五类”子女推向敌人一方。我“参观”了音院的大辩论。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人还有刘诗昆和邓林。牟志京回到班里，等着他的是等着他的是比“四清”时还要激烈的批判。牟志京坚持己见，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各类出身的同学唾骂。这时，杨百朋、吴景瑞和刘大猛三个“八中生”先后表示“对联”是错误的。自二十四中考入四中的李宝臣起而支持杨百朋，铸就了他们日后的友谊。以许建康、李家柱和王祖锷为代表的“中间派”提出了说理性的异议，实际上给“对联”予否定。他们的家长则为党政军的一般干部。而蒋效愚等同学奋力攻击牟志京，以示自己对红五类的支持。这就成为推行“对联”的对抗性阵垒，而在一般场合很少有这种状况。
张育海被迫表态。八中来的学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革弟”的表态令班上的红卫兵大失所望。不同观点的同学竟然以“混蛋”对“混蛋的平方”及“混蛋的立方”等来骂对方，使得“辩论”无法再进行下去 。
“红八月”抄家风一起，班上的红卫兵即跑到张育海在钱粮胡同的寓所门前，贴上了“红大爷到此一游”的标语。
大串连随北风呼啸而中断。同学们回到校园。正值《出身论》油印件四处张贴之时。四中—高二２—牟志京等人反对“对联”和其后的办报活动，成为遇罗克政论生涯的温床。
三、《论出身》前后事
六六年十二月，张育海、李宝臣和杨百朋等人在四中成立了“敌敌畏第五纵队”战斗组，油印《敌敌畏》小报，编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论出身》的腹稿就孕育其中。
牟志京义无反顾，办起了《中学文革报》。我多年的足球伙伴王建复邀我参加，但牟志京的条件是必须“完完全全”拥护《出身论》。是晚，我从包括毛宪文老师和遇罗文在内的四中语文教研组小屋内退出，正好碰到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回家，就在路上参加了“敌敌畏”。
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报’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送去的有清华大学“五四”战斗组写的《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和《论出身》。清华“五四”的文章当时在社会影响不小，但远不如《出身论》。有人抄成大字报，贴到平安里东墙附近。人教社用老五号字排好，但未排《论出身》。我们看一下子上不了两篇，就加入了另一篇文章，同班同学写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尕颐。
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
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帐。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吃”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
《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
《论出身》的刊出，使我们“净”剩下六个人。加之沈大伟的弟弟沈大智和杨百朋的弟弟扬百揆的帮忙，一时节大家神气十足的地过了一把“卖报瘾”。《中学文革报》被人争购的滋味我们尝到了。但社会反响远不如“牟元帅”他们之所得。王建复一次得意地对我说：“‘小组’本想批批你们，看我们的面子，算了。”“小骂大帮忙”，我没有记忆是谁讲的。但活跃在四中校园的“祁念东”（他在1970年调查孙立凡、邢泓远一案时还特别关注张育海、沈大伟、吴景瑞的“出走”）虽持有《红旗》的记者证，但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我们也没有向中央首长传递报纸，虽然我们也听说，中央政治局用多大号的字印了《出身论》等文章。因为我们知道，《论出身》无法与《出身论》相比。
四、“联动的骚乱”引起的困惑
《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刊登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以下简称（《“联动”的骚乱》）给我们几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
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孙承佩先生的次子耿亮是我的小学同学。因近邻使我们成为多年的好友。到文革开始前，我能享受到孙公社会地位带来的娱乐活动之大半。当然，孙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是清楚的。文革中，我常拿些中学生办的小报给孙公看。我还能记得孙公看了《“联动”的骚乱》一文后的惊异目光。1980年孙公来青岛见到我，曾提及“你的朋友遇罗克……”。当听我回答“遇罗克这个人我不认识”时，孙公的惊讶也不亚于当初。遇罗克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包括他写的文章。
《“联动”的骚乱》一文给社会带来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人说牟志京要办“中央文革报”了。
在沈大伟家，张育海大叫：“服了，服了，彻底服了。”大家都有同感。“小组”的文风与笔法，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高干子女题材的捕捉，恰到好处；对“打雷”，“读血书”等文艺作品的揶揄，让人拍手称快。当时，受毛泽东主席“反修防修”的思想体系的影响，青年学生很难摆脱主体意识来探讨问题。“对联”的拥戴者当年一提起“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就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若看到高干子女的“特权”生活，很快就使人联想到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到来。而“特权”问题的讨论，又和首期《只把春来报》刊登的清华“五四”之文章的思路接通，也就难怪我们兴奋与跃如了。
吴景瑞提出，下一期与《中学文革报》“合”，并声明坚决拥护《出身论》。张育海则说：《出身论》的问题已不重要。探讨“联动的骚乱”才是“问题”之本。所谓“第五研究小组”本是戏称，但真要探讨起“社会”来，我就不大能够接受了。
我的复杂的家庭背景（即父亲是右派，被开除出党，母亲尚在党内）和对高干子女的了解与接触使我语出有焉，正经八摆地给大家分析了“形势”，即这帮“老红卫兵”将来还要掌权。造反派的奴隶主义太重了，“一发做”，拱手让权。保自己的事迟早会发生。吴景瑞问：“真那么悲观？”我说：“我说的是实话。”大家相信了我的真诚，被《出身论》作者那潇洒而又锋利的文风扯动了的激情得到了缓解，与《中学文革报》“合”的念头再无人提起。
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 。
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谭陉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而“联动的骚乱”问题却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
最近有人提及遇罗克的死因问题②。我总以为，单凭《出身论》不足被砍头。搞“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不会对牺牲品的呻吟怒发冲冠。
我想，“季孙”之忧，即“骚乱”也。“庙堂之事，与你何干？”夜深人寂，纷乱中人看纷乱事。“斩立决”的事不提也罢。“此之谓也”的笔法给人以相当的刺激。到如今，还是个谜。
五、余下的话
英雄的社会美往往悲壮。就其本质而言，挖掘的时间，有时会很长很长。
陶洛诵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遇罗克③。其中有“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一节。读后令人神往。
一群小小“报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在濛濛的春雨中，攀援峨嵋，最后到达金顶，看到了云海、日出和宝光，而背对着大雪山。大自然给予年轻人的洗炼与抚慰，是多么好的文学艺术主题。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思索的深谷中沉浮，他们摆脱不了往事，又憧憬着未来。
我们那一代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可能被逻辑思辩的浆糊淹没了。以致至今没有见到一部反映同步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果称得上的话。但终于有了北岛在一九九三年瑞典的落选，将王蒙与王朔挤到了“另类”。雨中峨嵋的感觉，很不易被人觉察；如同当年《中学文革报》诸君被戚本禹讲话的阴影所笼罩一样。
在投宿报国寺的夜幕中，我向牟志京、遇罗文等人表达了如下的看法：你们做了件大事，这件事有多大，我也说不清。但你们做了。可能我们中人谁也做不了这样大的事了。希望你们别后悔。牟志京回答：我们有什么后悔的？
今天我语得其所，并非想证明自己的洞察力，只因为事到如今我对遇罗克等人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个水平。
陶洛诵身边经过的男性，如遇氏兄弟、牟志京、吴景瑞、赵京兴和赵振开（北岛）等，足以贯通一部文革的民间思想史。可惜现在还没有电影脚本。
张育海与李宝臣没有登峨嵋山，在家筹办第四期《只把春来报》。按我的话说，是想“保住造反派的半壁河山。”
昊景瑞在金顶表现出特有的激动。看到宝光里的人影在动，他大叫：“快跳下去吧！这趟来，死也值得！”下山后，他和牟志京去了凭祥，越境后被送回。六七年九月的一天，他只身离京，从此再无音讯。
遇罗克被捕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我才明确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
一九六九年春节之前，张育海只身赴滇，不久就传来他参加“缅共”的消息。沈大伟在初夏也到了瑞丽。后来，传出了他们先后牺牲的噩耗。
别事无论，《只把春来报》编辑部成员在文革中的死亡率与同类小报相比，算是首屈一指了。
张育海入缅参军后，曾接到过我的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经张育海的哥哥转给我。我接到信后，很快就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我以为这封信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就摘录信内容的五分之四，复写后寄给了内蒙插队的任志同学和山西插队的刘捷同学。经刘捷传抄，在祖国南北东西的大地上广为流传。该信对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坚决否定，引发了公安部立案追查，对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若有可能，只将原件发表，即可让人拥抱张育海那颗赤诚的心。
缩小的历史镜头还应扫描到老一辈。我最近所知的照看张家妇孺的许德珩先生和我认识多年的孙承佩先生，均是九三学社的领导；文革之后，承佩老人为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竭尽了全力，有口皆碑。我很想把这件事告诉张育海。
告诉张育海的事应该还有一件，就是他的恋人，即那位高个子，人也漂亮的女学生。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与张育海相爱。但这位女生留京工作之后，一直以张育海女友的身份奔波于市区与清华公寓，配合张家哥哥，细心侍奉患脑血栓偏瘫的张伯母。她告诉老人，她在等张育海回来。
谨在此文行将结束之时，向这位女性表示崇高的敬意。
回来吧，我们的育海。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日改定
二ＯＯ三年九月一日抄予北京刘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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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印红标文《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
②：参见《遇见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牟志京文《＜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及《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2月6日郑也夫文《重读遇罗克的断想》。
③：参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中陶洛诵文《我和遇罗克的一家》。
附：重读遇罗克的断想
郑也夫
读到《出身论》那年我十六岁。从此这个人与这篇文章永远存留在我心底。二十九年前我曾苦苦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杀死他？准确地说，一半是愤怒而缺席的质问；另一半则是真实的疑问，无法解开，他没有打砸抢，没有反江青和中央文革，没有在日记中攻击权势人物，就为了一篇文章、几个观点和他对出身与成分、社会影响与家庭影响的辨析？毛泽东曾对他的子女说，不要一上来就批判《红楼梦》，要先钻进去。我真的想读懂杀害遇罗克的真实思路，尽管我知道这思路上不了台面。我那时可以读懂《出身论》的全部字面含义，却没有读懂文字背后的社会历史。
重读遇罗克的文章，我懂了。遇罗克说破了一个公开的秘密，说破了十七年历史中最丑恶的一面：我们的社会公然压迫着它的一部分成员；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们，及守法的地富反坏右们，其数量大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加上有海外关系者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受歧视者接近五分之一。每朝每代都有歧视和压迫。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压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而使压迫明火执杖，十倍疯狂，遇罗克正是向着那神圣外衣——血统论的意识形态开战。血统论的意识形态是如此支离破碎，表现考察清楚了，可以完全不看出身，阶级路线是有成分论，但成分和出身完全是两回事，地富子女已是标准的普通农民——这些观点清澈见底，不容置疑，顺着这个观点走下去，将是对神圣的解构，对压迫的反抗。这十七年历史和五分之一人口，当家的最清楚，解构神圣意味着什么他更清楚，中国有句俗话：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由此便一切注定。于是这样的历史又继续了十一年。
遇罗克的思想、文风都超越了他的时代。为什么天降大任于这位二十五岁青年工人？少年的天份、敏感、受挫，尚不能解释一切。我们的饱学之士呢？我们的大学生呢？我们的思想者经反右运动已经没有发言权了。大学早已不是清静学堂，而成为高度政治化的领地。遇罗克科举落第，躲进对思想管束略松一筹的政治文化的边陲——农村，工余苦读真经，学有所成。没进大学未必是不幸，至少逃避了“政治催眠”。
出身的争论，三十年后，尘埃落定了吗？我觉得仍大可争论。如今流行的话是，苦难是财富。那么苦难更属于谁呢？它永远属于贱民，属于二等公民。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台词。曾文正家书为什么清末风靡一时，而今东山再起？因为富人的子弟成才太难。用理论家的话说：“历史是贵族的坟墓。”用民间的俗话说，风水轮不能光照一家。事实如此吗？为什么？我希望有人好好研究研究出身与成才的相关性。甚至斗胆倡议，再争论一番出身问题。别担心，历史不会重演的，消退了政治尘埃和话语霸权后，争论可望更深入些了。
（《遇罗克遗著与回忆》一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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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on 11/27/2003
此文好。
把我们带回那个可笑可恶可怜可悲的日子。
。。。。。我看四三派还是最有突破体制的勇气。也就是反四一四思潮的。
牟先生和许多四三派现在看来比较正确。（“政治正确”，我看，在中国是需要的。）清华的四一四思潮就是四四派，为文革及其十七年辩护。
当然都有局限性。大概念还是正统语言，思想，只是离右派还有五十步。
。。。。。。据说哈佛的文革小报最全。不知是否。
现在许多文革研究者都不是当时的圈子中人。许多是外地人；年龄也不是那个时期的年龄；是局外人，后来者。所以，当事人自己写，就可贵了。
这类文章尚少。很愿意当事人都写。
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 posted on 11/27/2003
说到文革小报，燕京图书馆的收藏中包括一部红卫兵小报集，记得好像是香港编纂的，其实不过是影印的小报汇集。其中收有<中学文革报>三期，并不完全。
另贴下文供有兴趣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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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研究
·陈东林·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据统计，196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出版的报纸（专区级以上）由343种下降为43种，杂志由790种下降为27种。如果除去被夺权后在动乱中断断续续出版、内容与《人民日报》基本相同的29省市自治区机关报，这一时期基本上没有其他行业和部门报纸，可谓"万花纷谢一时稀"。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文革"群众组织自发创办报刊，遍及全国，其总量至今无法准确统计，据我个人估算，大约在10000种以上，又可谓"满街红绿走旌旗"。
由于"文革"时期档案部门遭到严重冲击，使得今天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十分匮乏，而这些"文革"组织报刊就起到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历史现象和思潮的重要资料作用。从"文革"开始以来，境外研究中共党史机构就广泛使用了这些档案，出版了相当丰富的研究著作。无庸讳言，由于这些报纸带有明显的时代错误色彩，因此"文革"后在国内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一部分被销毁。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国内也有些研究者和收藏者开始注意进行有关的研究和收集工作。但是，这些研究还在初级阶段，国内出版的各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报刊史及党史史料学著作，尚无专门论述。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起与衰亡
首先，要给"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下一个定义。根据我的研究，可以提出这样的几个标准：一、从时间上看，应该是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出给红卫兵的一封信，使"文革"群众组织公开化以后创刊的。"文革"前已经存在的各种机关团体报刊（取得登记资格的），无论其以后是否被夺权，一般不应包括在内（如《羊城晚报》改名《红卫报》）。但一些由"文革"群众组织独占、并改换名称的报刊可以视为阶段性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如"新北大公社"时期的《新北大》）。二、从主办者看，必须是由"文革"群众组织而非合法机关团体主办的。各级革命委员会虽然有不少是由"文革"群众组织夺权产生，但是经上级单位批准后已不属于群众组织，并且革命委员会在1975年已被载入宪法成为国家地方权力机构，因此各级革命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的机关报不应属此类（如北京市工代会办的《北京工人》）。三、从出版看，必须是铅印、署明主办者、有出版期数、公开发行（一般均出售），否则应视为传单和内部资料。
根据上述标准的个人调查，最早创刊的"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是1966年9月1日由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最早的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等活动，由于采取了严重的打砸抢行动，一个多月后即遭到解散，只出版了十几期。"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为高干子女，因不久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被斥为"保皇派"，报纸出了二十几期即停刊。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崛起，其报刊代表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东方红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红旗》、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的《井冈山》，加上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的《新北大》（8月22日由原北大校刊改名），合称为北京地区红卫兵五大造反组织报纸。这些报纸的特点是，因为组织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在北京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发表的社论往往代表了中央文革的态度，有指导运动的作用。报纸的出版、印刷、发行比较正规，前期还通过邮局订阅，存在时间也很长，一般都延续到1969年。
1967年1月，由《文汇报》被夺权开始的上海"一月风暴"，使报纸成为各群众组织夺权的主要对象。1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联合北京、上海出版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发出的"紧急呼吁"，要求"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取出版大权"。此后，各地"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兴办达到高潮。据目前不完全统计，种数最多的地区有：北京900多种，上海300多种，江苏、辽宁、四川都在300种以上，其多少基本上是取决于人口密度和文化地位。不仅跨行业的"文革"群众组织办，一派组织办有多种，甚至连一个小学的几个人组成的"文革"群众组织也能办报。例如1967年周恩来曾经询问四川重庆的解放军支左负责人，重庆"反到底"派有多少报纸？回答是有30多种。从报纸特色看，西藏地区虽然只有十几种，但却办有独具特色的藏文版《红色造反者》（据说是造反派夺了藏文版《西藏日报》权后出版的）。此外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还办有中英、中俄文版对照的《教育革命》等报刊。从办报人的职业看，由于造反浪潮涉及各个阶层，各色人物都有，以学生、教师、干部居多，工人其次，农民再次。一些军事院校"文革"组织也以军人身份办报。尤其有趣的是，还出现了聋哑人办的《聋人风暴》，甚至从监狱"平反"出来的囚犯也办有《红囚徒》，其混乱状况可见一端。
当时"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大批判"，连篇累牍地刊登中央或地方及本单位"走资派"的"罪行录"。尤其是1967年8月康生主持下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之后，各省市区的报刊公开点名批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中的"走资派"，本来就肆意直接点名的"文革"组织报刊更是污蔑诽谤，人身攻击，无所不用。这一类资料一般说来对历史研究价值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罪行"形式刊登的言论，如果不属捏造歪曲，去除涂抹的污浊后，今天看来仍不乏闪烁真理光辉之处。如邓小平"不管黑猫、黄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最早广为人知，就是通过这种形式。
二是刊登内部"首长讲话"和文件。除了刊登本派组织的"决定"、"通知"等文件外，许多著名"文革"群众组织报刊为了显示自己得到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几乎都设有"动态组"、"情报组"，派出记者尾随中央文革成员参加活动，抢先发表他们得到的"首长讲话"。中央文革小组有些新的部署，或是某些不便公开的策划，也常常有意通过"文革"群众组织报刊制造舆论。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认为，从许多报纸的引语和文章重复来看，"估计这些材料是由隶属文革小组的某个专门机构预先准备好提供给红卫兵的"。在一定程度上揣测到了当时的历史内幕。在无政府主义状态下，许多无所适从的军队支左负责人也往往从"文革"组织报刊刊登的讲话中摸索政治动向。这一部分内容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价值很大。因为那些"首长"往往执掌生杀大权，一句话即可结束一个人的政治乃至肉体生命，成为冤假错案的起因；或是将一个"文革"组织定为"革命"、"反革命"，影响整个地区的形势。而这些人当时讲话却又多数是信口开河，没有讲稿，更没有收入档案。因此，各家"文革"组织报刊的刊登，成为保存的主要形式。在审判林彪、江青集团成员时，常常可以看到有关的取证。
三是刊登"派性斗争"和武斗的消息、文章。1967年"一月夺权"以后，各省市自治区"文革"组织都分裂为几大派，如北京有"天派、地派"，四川有"八二六派、反到底派"，广西有"联指派、四二二派"，江苏有"好派、屁派"等等，各自在自己的报刊上刊登攻击对方的文章，指责对方是"保守派"。一些"文革"组织的分裂，导致了原有报刊的分裂。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报之外，又出版有"兵团414派"办的《井冈山报》，名称一字之差，却是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发展到最激烈的7、8、9月，各报报道最多的是武斗"血案"、"惨案"，其中当然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煽动对立情绪，但较多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文革"造成的灾难。如著名的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四川泸州武斗、西安未央路武斗等等，在报刊中都可找到详细的叙述，虽然在细节上由于偏见不完全准确，但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反面教材也有一定价值。
四是刊登"路线斗争"的历史资料。在造反过程中，一些"文革"组织从"走资派"家中或是机要部门抄得了不少机密文件和档案，如过去没有公开的毛泽东内部讲话、中央内部文件等等，予以刊登，有些被编写进反映历史问题的"路线斗争"史。其中最著名的有清华大学《井冈山》和地质学院《东方红报》分别连载几十期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后来曾经出版单行本。这些内部档案的披露，使外国研究者不仅了解到"文革"时期的资料，而且接触到建国以来历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成为他们研究中共党史的重大突破口。例如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著作中，就广泛地参考和引用了"文革"组织报刊的这部分内容。
五是本派"文革"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分析讨论形势的意见等等。前者一般没有多少历史价值，往往是空话连篇。后者却有不少深刻反映社会思潮的代表作，如遇罗克等人办的《中学文革报》刊登的《出身论》，引起了一场大争论，实际上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对建国以来阶级关系的反思。再如1967年被许多"文革"组织报刊转载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公然提出反对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求进行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是当时极左思潮的顶峰。因而遭到中央的严厉批判和禁止。
这些报刊是"文革"的产物，又推动"文革"走向失控，因而当权者对其态度也基本上经历了鼓励、限制，到禁止的变化。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的宣传的意见》，首先肯定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后针对一些严重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一、应该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社论进行宣传。二、毛泽东、林彪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中央内部文件、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编印流传。三、报刊上不得发表反对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四、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报刊泄密相当严重，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及经济、外交、机要方面的重要机密，必须迅速制止。五、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六、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中央方针进行。七、不要传播"马路新闻"、政治谣言。
就在《意见》发出一周后的5月`22日，发生了一场风波。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向中央报告，一名外国记者向海外发出了"二月提纲"的全文，陈伯达、江青批示："要追查，这是盗窃机密文件。""建议赶走这个记者"。经周恩来指示外交部调查，记者所发电内容抄自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小报，赶走记者的理由不充分，此事作罢。
由此可见，"文革"组织报刊产生的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不安。然而，这个《意见》既然首先对这些报刊予以肯定，提出的又是"改进意见"，就决定了这种状况不可能改变，根本原因还在于"文革"本身就是"内乱"。
毛泽东在运动初期曾肯定了"文革"组织报刊的作用，并用其了解和指导社会动向。1967年6月，他会见外宾提到北京地质学院的《东方红报》时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他还当着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面，严厉批评了"文革"组织报刊上刊登的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百丑图》，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7月至9月，毛泽东对华北、中南、华东地区进行了视察。出发前一天，他对从湖南来汇报武斗动乱的老同学周世钊谈起了湖南形势。周十分惊讶毛非常了解长沙武斗情况。毛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他又说：工人和学生都是革命的，两派必须联合起来。在视察沿途中，他还从各地"文革"组织报刊上了解到武斗分裂情况，从而发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厉害冲突，没有必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指示。
据此，中央发出了要求各"文革"组织回本单位实现大联合的通知。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布告，要求外地来京人员不许在北京设立联络站，出版报纸。社会上流散状态的"文革"组织报刊开始急剧减少，继续存在的多是有较大影响的各单位造反组织报刊，一般在内部发行。1968年7月，随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红卫兵开始上山下乡和毕业分配，"文革"组织报刊逐渐走向衰亡，大多数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中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工代会机关报，"文革"组织报刊的出版历史基本结束，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办的《工人造反报》是个特例。
以后，在上山下乡中，也有些知识青年办有《广阔天地》、《自修大学》等报刊，但或者是合法宣传品，或者是非法地下流传，不属于"文革"群众组织报刊性质。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运作与特例
办报理论：一般报刊都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论述，但新闻单位的群众组织报刊如新华社"新华公社"的《新华战报》、"革联"的《新闻战线》，"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的《新闻战报》，《光明日报》的《光明战报》等，则有些专论。《新闻战报》第19期（1967年9月28日）刊载文章《赞红卫兵报》，堪称代表作。文章提出：红卫兵报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认为初期红卫兵运动的传单、小字报，"就是红卫兵报的雏形"；红卫兵报的功劳，是使"被扣押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毛主席的指示"及"文革"中的"最新最高指示"登出来了，并且刊登了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首长"的各种讲话和事迹；另一个功劳就是"大批判"。文章认为，红卫兵没有学过"新闻学"，也不懂什么"五要素"、"八要素"，但是他们的报纸"坚持了最彻底的群众路线。十几年来未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报道者和实践者相脱离的现象，在红卫兵报上被彻底克服"。文章还批判了所谓新闻"客观公正"论，认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科学的"。尽管文章把"革命性"作为红卫兵报的生命力所在，但实际上这些报刊吸引读者的地方，主要是违反当权者要求，刊登了大量的所谓被"扣押"的有关指示、内部讲话和文件，比正式报刊披露了很多信息，也即通常所说的"新闻性"。
编辑技术：在当时政治环境中，也带有其特殊的色彩。由于任何一个文字错误都可能带来上纲上线的攻击，因此当时的"文革"组织报刊的错字率都很低，甚至低于现在的通俗报刊。《新华战报》曾批判对立面的《新闻战线》，开列的"罪状"有：刊登刘少奇会见赫鲁晓夫的照片时，保留了在场的康生的部分头像；在勃列日涅夫的照片上没有打叉；刊登毛泽东的指示放在末页位置，等等，都被指责为"用心何其毒也"。由此可见当时的办报者心态。
办报经费："文革"初期通常作法是逼迫"走资派"签字发给购买纸张费用，作为"革命行动"，印刷、油墨等费用一般都无须支付，只要给印刷工人准备简单的用餐即可。待到出版若干期后，尽管报纸定价较低（通常八开四版为0.02元），但因为没有纸张、工资、稿酬等成本，一般都能有相当赢利。所以1967年6月3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虽然作出规定"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但较大的报刊已不存在经费问题，甚至有的办报者获利颇丰，中饱私囊。
印刷排版："文革"初期，当群众组织势力不大时，印刷是个大问题，如《首都红卫兵》
第一期无处给印，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家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原《大公报》）排版，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主办者"三司"名声显赫时，这些问题当然就不存在了。使用纸张，较大的报刊一般都是用新闻纸，也有少数用能搞到的各种杂色纸。颜色一般是单色，报头套红。字体一般用铅字排印，也有出版专业的报刊如《美术战报》、《地图战报》用照相制版，比较精美。版面一般是八开四版和四开四版。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学者唐德刚曾经以很多"文革"组织报刊中有繁体字而认为是台湾等地后人伪造，这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所致。"文革"前国务院虽然已经陆续公布了几批简化字，但限于经济条件，多数基层地区旧有的繁体铅字暂时未能全部替代，所以在"文革"组织报刊中常常混用。报纸印数，一般都在几千份左右，故多用平板机印刷，只有北京五大造反组织等报刊发行量在万份以上的才用当时较先进的滚筒印刷机。
流通发行："文革"初期，一些著名的群众组织报刊曾通过邮局订阅发行。全面动乱以后，邮局也分裂为几大派，拒绝发行对立面的报刊，于是各报刊主要采取邮购和零售方式。在武斗严重的地区，有的群众组织还出动"文攻武卫"队保护发行。各大城市都形成了自发的集散地。如北京形成了王府井大街南口、百货大楼门前和西单商场门前几大零售市场，后来发展成为交换市场，许多市民和外地来京者用自己的多余报纸互相交换。一些抢手的报纸甚至出现了高价出售的情况，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此曾发布告禁止"投机倒把"。一般说来，售报者主要是各报刊本组织的成员"义务劳动"，并不重视赢利，有时卖不出去就索性当传单赠送。为了扩大影响，一些报刊往往押解本单位的著名"牛鬼蛇神"上街卖报。如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都曾被勒令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广场卖报。乔觉得这样"有失国体"，想了个对付办法，待到押解他的造反派刚走，就把小报往地上一放溜走，然后用自己的钱冒充报款上缴，还要多出几角钱，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此事传到毛泽东耳中，1973年4月他还特地为乔冠华的一首打油诗改写了后两句，全诗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
影响最大的"文革"组织报刊：是《首都红卫兵》、《中学文革报》、《工人造反报》。
《首都红卫兵》创办于1966年9月13日，当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宣传部"主办。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毛泽东看到后，感到这篇文章有助于控制越来越趋向分裂的"文革"组织，于是在标题上划上红圈，要求各大报立即转载。2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一齐转载，并在编者按中引用毛泽东的批语指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首都红卫兵》开始声名大振，执笔社论的一个大学生也被调到《人民日报》工作。此后《人民日报》又四次转载该报文章：1967年2月12日《夺头脑里"私"字的权》、1967年2月20日《必须充分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1967年8月29日《坚决做解放军的可靠后备力量》、1967年9月13日《红卫兵要在革命大批判中立新功》。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也先后转载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北师大《井冈山》、北京大学《新北大》等报刊的文章，但数量不能和《首都红卫兵》相比。
"三司"由此在外地成为中央文革的代言人，纷纷开设驻某地联络站，发号施令。据不完全统计，1967年1月底，"三司"在外地的42个城市设立了联络站，《首都红卫兵》办有上海、重庆、西宁、株洲、长沙、无锡、常州等分刊。在北京还办有中学中专版。其发行总量，估计在50-100万份，是北京和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革"组织报刊。
1967年2月22日，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因为"三司"是核心，故《首都红卫兵》也就成为"红代会"机关报。不久大学造反派分裂为"天派、地派"，《首都红卫兵》也分裂为两种，出现另创刊的"红一号"，各地分刊也独立行事，出现了分刊批判本刊，本刊宣布分刊非法的混乱状况。
《中学文革报》同样是北京和全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命运却和《首都红卫兵》截然不同。
1966年底，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看到失学青年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十分赞赏。他向学校借贷500元，联系1201工厂印刷，于1967年1月18日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的名义出版了《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全文刊登了《出身论》。报纸出版后，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许多群众组织报刊围绕《出身论》的观点展开了大辩论，多数予以严厉批判。《中学文革报》又陆续刊登《谈"纯"》等文章进行反驳。
《出身论》开篇指出："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经过统计和分析，针对当时盛行的血统论，尖锐地呼吁："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这篇文章大胆提出的观点，对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严重扭曲对立关系，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造反。其所提出的从实践中检验好坏的论点，实际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前的民间探索。它虽然利用了"文革"组织报刊的形式，却是当时从实质上否定"文革"的唯一一份报刊，因而一方面受到群众的欢迎，一方面必然遭到打击和迫害。1967年4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此后遇罗克和办报者都受到残酷迫害。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判处死刑杀害。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遇罗克无罪。
《中学文革报》到1967年4月1日共出版了6期，每期印数在3万到6万之间。载有《出身论》的第一期还出版特刊重印，前后共发行10万份，都销售一空。至今，这份报纸仍然是收藏者眼中的珍品。
上海《工人造反报》是出版时间最长的群众组织报刊。该报从创刊之始，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御用工具。1966年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在北京接见"工总司"代表，提醒他们注意抓舆论阵地。王洪文等人便于12月28日创办了《工人造反报》，张春桥看了创刊号，要求他们"办得泼辣，敢于讲话"，"造反报火力可以强一些，不然的话，要这样的报纸干什么？有些文章《文汇报》不能登，造反报、红卫兵报可以登，火力要超过《文汇报》。出一期报纸要使有些人睡不着觉。别人不敢讲的，造反报你们要大胆讲。"这家报纸名为群众组织报刊，实际上被上海"官方"直接操纵，重要稿件都由"康办"（康平路办公室，上海市委及张、姚在上海办公地点）审阅，报纸负责人经常出席"康办"会议，使该报与当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支部生活》合称上海"三报一刊"，媲美于北京中央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工人造反报》的许多社论是与上海"三报一刊"合写的，不少被张春桥、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转载，影响很大。
该报发行量最初为3万份，1969年增加到平均每期41万份，最多一期达到64万份，远远超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该报还出版了大量的"学习材料"，被各地竞相翻印。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各群众组织报刊先后停刊，只有《工人造反报》坚持出版，一些地方的造反派便以此为榜样，要求复刊。1971年4月，张春桥不得已指示《工人造反报》停刊，前后共出版488期 。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收藏与研究
"文革"群众组织报刊的收藏，实际从"文革"中即已开始。从1967年1月27日到8月2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通讯社都多次刊登启事，"希望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大力协助，及时把你们办的报纸及刊物每期寄送十份"。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革命文献资料部当时也曾经发出类似通知，并派人每周一次到各主要报刊编辑部或交换站索取。所谓交换站，即是与现在的机要交换站类似的机构，在数个比较权威或地理位置便利的群众组织所在地，设若干口袋或格架，各报刊有固定的位置，每次将自己的报刊插入各格，并取走别家赠送的报刊。以北京为例，清华、北大等北京五大造反组织、煤炭部、北京三中、北京师大一附中等，是当时交换比较广泛的内部集散地。
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员的沉浮，这些"文革"群众组织报刊至今仍集中存留在个人手中的已不多见，主要保存于专门的图书档案部门。据笔者所知，目前世界上收藏最多的四家单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其中北京地区占有两家。
各家中，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部所藏种数、期数最为浩繁，共有报刊2611种、66790期，其中北京地区的有315种、5864期。已制成缩微胶卷，由于资料内容特殊，尚不能公开借阅。北京大学图书馆据说有1700多种。此外，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共中央组织部图书馆也收藏有相当数量。后者以藏有毛泽东曾经阅读、批注过的报刊独具特色。
进入90年代，随着人民经济条件的改善，民间收藏蔚为风气。"文革"组织报刊以其特殊历史背景而备受集报者欢迎，收藏者众多，各地集报协会中都有专门收藏此类者。但由于特殊政治内容，不能进入拍卖市场，流通渠道主要是民间文化旧货市场，如北京潘家园、郑州古玩城等地摊市场是比较集中的场所，出售者主要是走街串户的废品收购小贩，从收购的废报刊中挑选出来到地摊出售。由于来源日少，目前价格不断上涨，普通每份在5-10元，创刊号每份高达几十元不等。
研究者目前主要是境外学者，尤以美国为最。
美国政府情报机构自1966年便开始搜集"文革"群众组织报刊，途径主要是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人员、过境旅客等，采取现金收买的方式，每份高达8美元。这些报刊被制成缩微胶卷，聘用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仔细的研究分类，最多时达60多人。不久，这批近万张缩微胶卷作为学术资料赠送给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1968年起又整批赠送给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并拨款50万美元资助其公开影印出版。从1975年起，出版了20卷《红卫兵资料》，共1064种、10343页，成为70至80年代西方研究"文革"的原始资料，美国各主要大学东亚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此外，比较详细的目录还有美国国外广播新闻中心编辑《特别备忘录：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说明》及《联合研究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李洪永著《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等。
90年代，一批在美国各大学毕业的中国"老三届"学生先后在美国大学任教或担任图书馆负责人，有感于《红卫兵资料》的远不全面和影印质量较差，决定以自行集资的方式继续进行搜集和整理。自1995年起，由美国狄金森学院、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的华人学者开始主持，通过网络向全世界的的研究者、收藏家征集"文革"报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计划在3--5年内，以《新编红卫兵资料》的形式，仍由"中国资料研究中心"等机构出版100卷。其中北京地区将包括936种，三分之一以上是一份不差的整套报刊；全国共3000种、10000份以上。
美国之外，据笔者所知，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现代中国研究室乌索夫教授著有专著；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编有《红卫兵报总目1-5》(主编加加美光行,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教授)；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有《红卫兵新闻》目录缩微胶卷；日本早稻田大学文革资料研究会出版有《红卫兵报揭载誌纸别索引》（主编鳟泽彰夫）；香港友联研究所编有《红卫兵资料目录》；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沈迈克教授长期搜集并著有研究论文，还举办了红卫兵报刊展览。此外，据介绍在苏联东欧剧变之前，东欧一些学者也有研究。
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曾经这样评价"文革"组织报刊说："文化大革命中披露内情的全部材料几乎都是由为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发表的，这些组织在1966-1967年间曾遍布整个中国。其中一些是在红卫兵小报上定期发表的，还有一些则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他认为，"红卫兵材料的可信性是大大打了问号的，但如果慎重使用，仍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依据"。这也是比较中肯的判断。但是，他认为，"中国自己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显然寥寥无几"。这当然是因为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和保管而不为外人所知所致。据笔者所知，国内发表过研究成果的学者，仅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印红标等几人。
由于"文革"时期群众组织报刊的特殊政治内容，不可能也不应该形成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毕竟是历史的特殊产物，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具有一定的价值。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这段历史，存在着怎样荒谬的"文化"与"革命"。
注释：
1.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79年编。
2. 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部藏红卫兵报刊登录卡片：1966年8月11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已办有《快报》第三期。疑为传单性质。
3. 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第282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4. 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21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 章含之等著：《我与乔冠华》，第4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廖公子"指当时在日本访问的廖承志，"韩大哥"指当时在美国进行谈判的韩叙。
6. 徐晓、丁东、徐友渔编著：《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2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7. 李逊：《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第134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0年1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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