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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神在中国

柳延延（上海师范大学）

今天中国科技表面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在笔者看来，热闹的表面掩盖了对作为这个口号真正基石的科学精神——求真求实，独立的理性思考，合理的怀疑精神和严格的实证态度——的认同和追求。中国引进西学百年，迄今在技术上还是有相当的成就，在科学上却没有太大的独创。即使在最应当具有科学精神的科研与教育领域中，所谓教者不教，学者不学的现象也随处可见。这不免令人担忧：倘若不对以往的思想进行认真清理，这场大规模的科学倡导活动难道不会最终又演变为一场急功近利之举？本文仅想就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谈点看法，其结论如下：1．在中国传统的与现代的主流思想里缺少科学精神；2．西方的科学精神在当代中国的主流思想里蜕变成了一种科学“实用主义”的东西；3．培育科学精神需要有合适的制度土壤。

一、中国的科学缺乏科学精神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是欧洲从14世纪中叶开始，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一系列深刻而艰苦的思想文化革命，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而逐步完成的。西方科学精神的精髓是什么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比较共同的是，首先是对宇宙万物之“发生”的掠讶心态和由纯粹的好奇心所驱动的一种探究精神。柏拉图认为，思想起源于惊异。由此导致了一种追求高于具体经验的、普遍的、理论的思维倾向和逻辑的思维方法。从毕达哥拉斯到亚里斯多德，古希腊哲人倡导的这种精神通过文艺复兴在欧洲复苏而绵延不绝。17世纪伽利略等人对欧洲的这种文化传统进行了改造，倡导了一种只“依靠自然性的解释”，而不能靠“人类理性不能了解的超自然的能力”解释事物的基本观念。有了这种观念，才使欧洲人得以采用系统的实验方法研究自然界，将思辨与实证结合起来，从而使西方近代科学逐渐从作为思辨的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实证的科学。它确立起使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揭示自然所精心守卫的秘密”的信念，这就要求具备理性精神和规律意识，要求对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进行独立的理性思考，这种独立性倡导和遵循合理的怀疑态度、理性的批判精神，以及对真理的祟尚胜过对权威的膜拜，对一切虚假行为的排斥和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严格遵循；在方法上则追求系统的逻辑建构(不满足经验的具体性而追求其普遍性、体系性)和实证的研究(坚持理性概念的可检验性、可操作性、可重复性，从而导致科学的精确性、有用性)。这种为知识而知识，为真理而学术的科学观至今仍是西方理解学术与科学的主导观点，是科学精神的基本内容。

　　正因为如此，科学精神要求对世间人类创造的一切学说保持开放的态度，要求在理性批判主义的驱动下不断发展、完善，甚至超越自身所建构的一切。因此，科学绝不妄称“真理在握”，即使已被经验所证实的理论，面对未来，仍然是有待检验的。17世纪牛顿力学和引力理论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托勒密的本轮—均轮体系；20世纪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和混吨理论又分别革新了牛顿力学和引力理论。当代的科学家也没有固守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而是努力试图超越它们。因此，科学的活力，就在于它具有一种自我改进的机制。正是理性批判精神，将科学与伪科学划清了界限。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将“有条理的怀疑精神”称作科学家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之一。这与各种伪科学宣扬的“信则灵”的态度迥然不同。可以说，这是对我国的传统与现实比较有针对意义的关于科学精神的一个说明。

　　我们不能忘怀自己的国家曾经是一个有过灿烂文明的古老大国；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古代历史科学技术是以应用技术发达著称于世，但却以思辨与逻辑薄弱见拙于西方。近、现代以来则无论在技术，还是在理论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方。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思想严重制约了中国科学家的理性思维。因为这种哲学观念使科学家缺乏大自然独立于人的意识与行为的客观性思想，普遍相信天人感 应的理论，从而根本上怀疑深层自然规律的存在与稳定。在中国主流学术传统中，“学”的目的不是把握客观的事物本质，而是人的教化。这些构成了儒家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科学观的主要内容。从思维特点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直观、整体、中庸、和谐，与西方注重逻辑、分析、抽象、批判的传统很不相同，可以说，它们是影响中国的科学难以发展出理论形态的重要的文化障碍。直到今天我们还无时不感受到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力。

　　 确实，起于惊异与求于实用的科学精神是截然不同的，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也大相径庭。中国的科学之没有科学精神，盖源于实用主义地从事科学研究。台湾科学家吴大猷先生曾指出，虽说科学发展的结果，有可能极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是科学研究人员的出发点，却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也就是说，科学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它决不讲求实用，但事实上却可能无所不用。他老先生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把“科学”与“技术”合称为“科技”是“一种不幸”。因为它把两个概念的区别暖味和模糊化了，从而用“致用”代替了“求真”。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被人所忽视，这种忽视的后果是，人们常常把权威的原则、功利的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而成为所谓“科学的原则”：有用即是真理，对于科学研究的项目无利不干、小利小干、大利大干。实际上，这些都是“技术原则”，而不是科学原则。诚如我国学者李慎之先生所言，西学一向从“实然”出发，实际是什么，是求真之学，中学一向从“应然”出发，应当是什么；是求善之学。这两个传统基本上并行不悖地各自发展了三千多年。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学楼上了西学，从此开始了相互冲突、摩擦、吸收、融合这样一个反复不已的过程。

　　历史地看，西方文明首先是以船坚炮利为前导，即以“器”和“技”的形态呈现于晚清士大夫面前，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以及科学的理解也是从“器”与“技”开始的。这一点制约着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对中国的主流文化来说是异质的。尽管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从王充到李贽到戴震，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有对它们的领悟和觉醒，但是系统的觉悟是在与这种异质文化大规模接触以后发生的。真正明确地诊断出中国病根的是严复。他在1895年中国败于自己历来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朝野震动以后作了一个断案：中国所以从1848年的鸦片战争与西方国家交绥以来屡战屡败的原因就是“自由不自由异耳”!束缚中国几千年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中国人实际上也只有在做稳了奴隶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之间选择(鲁迅语)。“五四”运动也已过去谢80多年了，为了把科学和民主请进中国来，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其艰苦与壮烈都是近代世界史上所少见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五四”先贤的初衷至今仍然没有在中国全面地实现。为什么事情会这样难办？实在是每一个关心中国这一轮现代化的人士应当好好思考的。

　　 看看在大力提倡科学的今天，中国上下是如何理解科学精神的：通常中国人碰到任何东西，总要问一问“有什么用”，没有用处，就拒而远之。这特别体现在对知识的态度上。对任何一种知识，总要一眼能见其用处，才好去学了来。假如一个人学知识只是明事理，通人性，增修养，那简直就是吃饱了没事干，属于极大的浪费。章太炎在批判儒学的流弊时说：“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也不必求其是，惟其便于行事则可矣”。“学而优则仕”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中国特色。作学问并不是为了学问本身，也不是为了用学问服务于社会，而是拿学问作为换取政治权利或世俗地位的筹码。请读者不要以为这只是以往中国士大夫的传统，今天的中国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仍然是太政治化、太世俗化了。例如，提倡科学精神仅仅限于“爱国、无私、献身”等片面的几点，以为科普教育就可替代科学精神的培育。学校教育只强调知识的堆积，过重的“八股式”的考试泯灭了学生天性中原有的好奇精神。今天的学生和家长对教育和学习的关注不是对知识的渴求，而是带有功利性的目的，学生无法从读书本身找到求知的乐趣，而是迫于某种压力去学习。许多到过美国的人都谈到，美国小学、中学的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保护了孩子的好奇心，培养了孩子独立学习的方法；到了大学，学生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学习和研究。爱因斯坦一再告诫说：“人们应该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可我们今天的教育恰恰是在不断用这种目标诱导学生读书。遗憾的是，教育的这种功利性的诱导在90年代愈演愈烈。我国著名学者钱学理指出：应试教育的本质就是急功近利，而不注重对人的终级关怀，此言说到了根本。就算上过大学，又有多少人不是就业之日、评定职称、交付鉴定之时，便关闭了每一个接受新知识的毛孔，开始按部就班过“轻松自在的新生活”呢？

　对知识的实用主义态度还会产生更恶劣的后果。照理说，知识越多越不容易盲目顺从不合理的命令，可是在对知识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的训育下，人恰恰不具备这种独立的精神。知识要有用，换句说法，便是“没有用处，就不要有知识”。现在不是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吗，所尊重者无非是一些实在的用途与显见的功效，若无此功用，则不算知识与人才，便也谈不上尊重。这与“读书无用论”在精神上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与此有关的是，今天学校的弊端不仅是只强调知识的堆积，还特别看重服从，目前普遍存在着教师只喜欢听话的学生，不喜欢、甚至刁难有个性、善于独立思考的学生。如果说知识的堆积忽视了求知过程中的逻辑和方法的梳理，那么培养独立的理性思考能力这方面的内容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则完全被扼杀殆尽。这是一种没有灵魂的教育，要求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有创新精神实在是难为他们了。在笔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不管有多少精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扼杀人的创造精神。这个弊端与现代化的良好愿望是格格不入的，任何回避这个问题的现代化设计都是空中阁楼，都不能走出使中国停滞落后的怪圈。因此，提出“中国的现代化转变是否缺乏某种深层的文化动力”决非无讥之谈。

　　弘扬“科学精神”，实际上就是要在最大范围内建立起一种人类追求知识的求真、求是态度和理性觉悟，让人们的精神境界超乎于日常俗态生活和功利氛围之上。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精神要真正扎下根，有一个艰苦的过程。相对而言，科学知识的普及还比较容易，科学精神的培育则极为困难。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精神，一种精神境界，是需要长期培育的。它固然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作为基础，但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迷信和伪科学活动在今天日见泛滥的事实告诫我们，不重视科学精神的培育是要出大问题的，不能盲目地以为科学精神会随着公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自发树立。因此，培育科学精神也不能急功近利。

二、求真与致用是科学活动的二个向度

　其实，强调科学研究是由求知的好奇心驱动，是只问真理、不计功利的认知活动，绝不意味着科学家根本不关心他的研究对社会的意义。科学家不是在任意构造理论体系，他特别关注理论对经验的说明(非此不能证明理论的“真”)。而这恰恰是科学理论能够被社会所应用的根据，因此，求真的向度同时蕴涵技术转化的可能性，即致用的向度。也就是说，求真与致用是科学活动的二个彼此纠缠的向度。当培根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发人震聩的口号，意味着人类已开始明确认识到，求真的探索、规律的意识可以便人具有操纵和控制自然事物的能力，科学的功利价值(技术实现的价值)被发掘、被肯定，成为现代西方科技政策的重要内容。从实际的情况看，目前出现了技术科学化的发展趋势，而且在科学和技术之间陆续诞生了许多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使得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这往往也导致人们将科学与技术看作一回事)。世界各国的科技政策经过不断调整，逐渐形成了基础科学、应用技术与开发研究齐头并进的格局，问题是科学(求真)与技术(致用)二个向度都要能充分地展开，这里求真向度的自由伸展是致用向度充分展开的先决条件。英法是先重科学后重技术，美日是先重技术后重科学，它们的成功在于，他们严格区分了二个向度各自遵循的原则(科学原则和技术原则)，更在于在这二维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达到“知行统一”的较佳境界。中国的学术传统一向忽视求真的向度，有用的向度也就慢慢枯竭了。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虽然以863计划为代表的对高科技的大量投入已有10多年历史，但根据《中国科学报》(1998年9月3日)所报道的国家统计局对我国高科技的报告表明，迄今成效甚微，我国高技术产业明显缺乏国际竞争力。究其原因，虽然投入不足也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的不能不认为是我国基础研究落后。由于缺乏强大的基础研究作为后盾，我国高科技产品仍然只能以仿制为主而缺乏具有自己特色的创新产品。这一局面只有在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全面提高我国科学的创新能力之后，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观。看遍当今中国的大小企业，那些具有竞争力，最有创新精神的恰恰是基础研究实力雄厚的企业。北大方正集团能有今天的业绩，得益于有一批国内最高水平的院士、博士群体，有基础研究方面的突破(如数学上的)，有专利权的保护，有到国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等等，我们不能不看到，创新的源泉正是求真求是的不懈追求。

　　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科学与技术同时并重(甚至技术投入更多)的局面，今天我们对知识的实用主义态度的反思遇到了两个很令人困惑的问题：一是，实用主义绝非中国的特产，当代西方实用主义正大行其道，甚至可以说，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当代的科技领先地位是得益于这个主义的深人人心和制度保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主义成分不正好与此对应吗？并且，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追求“学而有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许多人认为，这是我们的文化之长，怎么会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弱点；另一个与此矛盾的现象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搞科研的人，鉴定结束就是他的这项科研工作的结束；搞社科的人，论文发表就是他在这个方面探索的结束。似乎中国的研究者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研究对社会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因此，我们不是实用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了。如果“经世致用”真是中国的学术传统，现在也早就消失殆尽了。确实，我们周围这种不关心研究成果的实际用途的现象实在是太多了。在看似重“学”轻“术”的背后，实际上仍然暗含着中国主流学术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也就是说，中国的“致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应用，更多地是政治功利性和整个社会所追逐的急功近利。这里涉及到体制不同所产生的东方实用主义与西方的不同。西方的实用主义讲究学术研究的“运作可行性”标准，这看似放弃了对“真”的追求，但实际上不仅大大提高了证明“真”(事实)的能力，也提高了证明“对”(对社会是否有用)的能力。他们是真正贯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只有真的、对的，才是真正好用功。他们知道，这是人类认识唯一可能接近真理的方式。实践是人类理性和客观世界的接触点，脱离这个接触点的一切理论思维充其量是认知者的自我构造。西方的科学研究一直有实证的传统，这正体现了实践标准第一的原则。在我们这里，学术研究的目的在学术之外，实用的标准在于研究者的仕途，在于眼前的实利，用哲学的术语说，学术研究的目的“异化了”，没有求真的内在动力。“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只要上级部门认可了，提了职，目的就算达到了。这是“官本位”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体现，是西学被本土文化“同化、改造”的一个例证。

　面对现实的人生，提倡“学而无用”绝非是我们的初衷；并且，历史的事实是，不讲精神追求、不重视理论思维的民族，物质的发展也不顺利。近代以来我们在科学理论方面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贡献，重大的技术发现也就无法在我们这里出现。科学探索制约技术应用的这种状况随着科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果说，古代的技术发达源自于经验，那么现代技术的进步则取决于科学，这是一种要求“知其所以然”的技术活动。因此，面对二十世纪末的一个重要事实——高度重视技术运用——这种形势，现代的中国人如果以为可以忽略求真，直接面向运用实在是太肤浅了。我们必须面对“缺乏理论思维”向度的难题或弱点，必须正视理性精神的贫瘠与实验精神的匮乏这两个致命的文化弱点。

　尽管今天的科学与技术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面对中国人思维传统中的以“致用”代替“求真”的倾向，笔者觉得，强调科学活动有求真与致用二个向度，它们既相互关联，又有不同的路数，致用必需借重求真，求真需要致用加以确证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反对将两者直接挂钩乃至等同起来的传统作法。首先是要有分途，然后才谈得上互相借重。求真与致用各有其内在理路，也各有其操作规则与评价标准，既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强其所难。其次，求真与致用之维要能健康、自由的伸展，要能相得益彰的相互扶持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向度——自由市场的需求、专利制度的保护、独立与宽容的人格精神的确立。这就涉及到科学活动的舞台——合适的制度框架的确立，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摘自《世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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