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周刊《專題》:太陽為何不落山
「八九點鐘的太陽」──記錄文革世代心路歷程
一群被捧為「小太陽」們的聾啞學生，在文革瘋狂年代高舉毛澤東像載歌載舞。(卡瑪提供)
在文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瘋狂歲月，到處都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家庭批判會，連無知的小孩子也跟著揮舞拳頭高喊口號。(卡瑪提供)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年輕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這是中共已故領袖毛澤東當年著名的「最高指示」。來自中國大陸三、四十歲以上的人士，對此不但耳熟能詳，還能倒背如流。
由卡瑪(Carma Hinton)、高富貴(Richard Gordon)和白杰明（Geremie Barme）聯手推出的文革啟示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Morning Sun）最近公映，在海內外掀起對當年紅衛兵邉拥姆此紵岢薄４似侨∽陨鲜觥该Z錄」。不熟悉中國文革史的西方人士，可能對《八九點鐘的太陽》的片名莫名其妙，但經歷過這段歷史的「文革世代」，則心領神會箇中三昧。片中那些當年叱吒風雲的老紅衛兵追悔和無奈的鏡頭，再度呈現歷史的血色面目，重新喚起人們對那已經逐漸朦朧遠去的瘋狂歷史的回憶。
卡瑪等人曾執導反映1989年六四事件的紀錄片《天安門》，現在再次推出文革啟示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以下簡稱「太陽」)。全片長約兩小時，片中以豐富的影視素材，追隨新中國同齡人的足跡，從意識形態和心理狀態入手，以個人故事和三個家庭的悲歡離合為主要線索，透過當時處於不同地位的受訪人「不堪回首話當年」的感受，敘述他們被捲入政治邉拥难}雜動機，展現了這代人由最初嚮往烏托邦社會的革命激情，轉變為理想破滅、幡然猛醒的心路歷程，探討了文革的起因、歷史背景和對中國人產生的深遠影響，同時回顧了四○年代延安整風、五○年代大躍進、1976年天安門事件和1980年公審「四人幫」的過程，時間縱橫跨度數十年。
片中採訪了三個具代表性的家庭，包括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和女兒劉亭、文革期間遭殺害的《出身論》作者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以及曾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及其女兒李南央。另外還採訪了紅衛兵邉觿撌既笋樞『！⑽母镏性谔彀查T城樓為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見證文革並記錄歷史瞬間的攝影師李振盛和趙立魁、著名畫家黃永玉、學者朱學勤、徐友漁及王力雄等。
「太陽」已於2003年9月下旬起先後在美國華府、波士頓和紐約上映，今年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放映，將於2月28日下午1時在紐約法拉盛圖書館禮堂放映，屆時卡瑪將親臨現場回答觀眾提問。
此片由Long Bow Group製作，獲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提供主要經費。為了配合「太陽」一片的面世，彌補因片長限制被迫「割愛」的訪問內容，「減少良心上的壓力」，同時為歷史資料存真，卡瑪等人設立http://www.morningsun.org網站，著重探討文革(從1964年到1976年)歷史，欄目包括「革命生活」、「砸爛舊世界」、「紅太陽」、「歷史舞台」、「東方紅」、「音像多媒體」、「圖片」、「文獻」等，以多媒體形式呈現文革舊貌，包括大量文革期間的圖片、文字資料、聲像等珍貴史料；此外還有招貼畫、樣板戲、革命歌曲、老照片、像章和毛語錄等，這些出現在電腦屏幕上的文物，就像一座文革博物館，較集中保存了來自那個年代至今仍未消逝的政治和文化痕跡。
卡瑪說，這個網站沒有經費和缺乏人手，只好「能做多少算多少」，目前上網的只是部分內容，它一如「太陽」電影，不以編年記事的方式來綜述文革，而側重展示個人故事和家庭遭遇，分析當年紅衛兵複雜矛盾的行為，以此來發掘文革這樣一個對千百萬人的命弋a生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的內涵。
令中國人汗顏
許多觀看了「太陽」的華人觀眾不約而同表示，此片的催生和製作者，「竟然是三個洋人！真令中國人汗顏。」也有人發表觀後感對卡瑪表示敬意：「一個外國女性，扛起沉重的攝影機，挑起本該我們承擔的責任，為我們、為他們，為所有八九點鐘的太陽，錄下這段血腥的歷史長河──一部中國的《Schindeler's List》(中國的「辛德勒名單」。」
卡瑪1949年12月在北京出生，故有「新中國同齡人」之稱，她是極少數「正宗」生長在中國的美國人，也是大陸標準的「老三屆」高中畢業生，講一口帶京腔的國語，寫一手漂亮的毛筆字。除了長著一副白人模樣，骨子裡非常中國。
卡瑪的父親是大名鼎鼎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韓丁。韓丁1953年自大陸回美國後，卡瑪與母親滯留北京，經歷了文革，16歲就被人視為「特嫌」，嘗盡受歧視的滋味。1971年韓丁成為大陸當局的座上客，獲邀訪華，卡瑪命叩靡愿淖儯旮懊溃�1976年畢業於賓州大學，後獲哈佛大學美術史博士學位，曾任教衛斯理女子學院。目前從事紀錄片拍攝工作。
在中國大陸被稱為「老三屆」的一代人，雖然與美國「嬰兒潮」的一代人屬同一世代，但他們遠不如美國嬰兒潮世代「好命」，算是「生不逢時」的一代。他們曾被稱為「知青世代」，因為中學畢業時，正趕上毛主席號召奔赴「廣闊天地」，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他們也被稱為「文革世代」，那場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在他們的生命中留下無法磨滅的烙印。
他們曾被捧為「小太陽」，曾經滿腔熱血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他們本應是幸福的一代。然而，曾幾何時，當年如日中天的「小太陽」，一旦失去了利用價值，便成了日薄西山的夕陽，成為被殘踏和犧牲的一代。
作為在中國特定政治環境生長的「八九點鐘的太陽」中的一員，卡瑪有感與自己一樣隨著文革長大的一代人，命途多舛，從金光燦爛的「小太陽」，逐漸變成西下的夕陽，有些同學朋友甚至中年早逝，她希望在「太陽」們還未落山前，讓他們有機會回顧個人與國家民族的命撸屚饨绻u價這代人的經歷。基於這樣的動力，繼《天安門》後，她再次製作引起同代人強烈反響的紀錄片。
「太陽」比《天安門》難得多
卡瑪表示，拍攝「太陽」比《天安門》難度大得多，因1989年六四事件前後歷時僅56天，且為全球媒體廣泛報導，自始至終多角度呈現並且「紀錄在案」，資料豐富。但文革音像資料缺乏，僅有的一點資料也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文革至今仍被當局列為禁區，加上文革歷時甚久，要想在兩小時有限的時間內，完整呈現那個年代的歷史事件，「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只能力求藉此打開洞察歷史的一扇窗戶，提出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
卡瑪坦言，最初她「不是很敢拍」這個敏感題材。但在她的丈夫高富貴和白杰明的極力慫恿下，她也覺得「這段歷史很重要，應該試一試」。
卡瑪等人拍攝「太陽」，事前做了大量的籌備工作，下了相當多的功夫，她用「不惜工本」來形容，幸虧爭取到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資助，才能如此「奢侈」地花時間、「不要命」投入拍攝工作。
她說，現在人們看到的是兩小時的電影畫面，但其中的辛苦不足為外人道，光是說服駱小海、宋彬彬等人接受訪問，就花費了許多唇舌。在她接觸過的相關人士中，許多人「連談都不願談，更別說在螢幕上亮相了」。尤其駱小海此前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認為對方「不守信用」，由於有過不愉快的經驗，他非常抗拒接受任何媒體的訪問，後來被卡瑪的找獯騽硬牌评�
「太陽」於2003年9月24日晚在華府「國家地理學會」(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首映，現居華府的文革史研究學者華新民是當晚觀眾之一。他與其他幾位後來觀看過此片的學者，都相當肯定卡瑪製作「太陽」的成績和努力，但也指出片中個別地方的不足之處，總的來說則是「瑕不掩瑜」。
華新民說，電影片名《八九點鐘的太陽》，不知道背景的洋人，可能不懂為什麼要起這個名字。但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觀眾，用不著解釋，誰都知道它出自「最高指示」。那是「偉大領袖」1957年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時說的話，當時確實讓那個時代的青少年「豪情滿懷熱血沸騰」。
華新民理解這部電影的宗旨，是要追溯和記錄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邉拥钠鹪矗珌K不是為當年整個一代青少年製作，而是以北京幾個重點中學裡的幹部子女為中心，所以裡面出來現身說法的人物，幾乎都是1966年文革開始時的中學生，他們有的是紅衛兵邉影l起人，不少是第一批「正宗」的紅衛兵。這些人在1966年文革爆發時的那幾個月內，是人們心目中最有資格被稱為「八九點鐘的太陽」的人。毛澤東夫人江青在當時一次集會上，曾把北大附中的彭小蒙等一干人稱為「小太陽」。華新民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講，電影片名起得很合適。」
片名語帶雙關
外界對「太陽」的片名有不同解讀，卡瑪則解釋此片名有「一語雙關」之意，既有字面上直接取自「毛語錄」的出處，也有「反諷」之意──諷刺毛澤東雖然將年輕人捧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事實上，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只有他一個人才是「真正的太陽」。但無論如何，當年毛澤東將「革命接班人」稱為「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雖然帶有很大的欺騙性，確實鼓舞了千千萬萬個年輕人的革命熱情。
卡瑪也不同意華新民關於這部電影「並不是為整個一代青少年製作，而是以北京幾個重點中學裡的幹部子女為中心」的說法，她說此片沒有以任何人為中心，不知華新民為何得出上述結論，「究竟這是別人的誤讀，還是我們自己的錯誤？」在片中，她試圖以個人故事和三個不同家庭為主要線索，如她敬佩的「思想先行者」遇羅克，遇家當時在政治上處於最底層，但遇羅克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出身論》，現在看來仍是「非常了不起」。
卡瑪也訪問了受迫害致死的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她不認為曾貴為國家主席夫人的王光美在片中的地位比遇羅克重要。再如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既是一位老革命，但也很早就受到來自革命陣營自家人的迫害，嚐到「革命吃掉自己兒女」的滋味。他的女兒李南央受父親連累，最初苦苦要跟父親劃清界線，最後才由恨轉愛，「理解萬歲」。
她指出，「太陽」選擇上述三個處於不同地位的家庭為主體，就是不要以任何一個階層人士為中心，而是希望通過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士，在某一程度上呈現文革的歷史事件。在十多位亮相銀幕的受訪者中，有些紅衛兵迫害過別人，最後自己也受迫害。正應了此片結尾字幕上引用的魯迅名言：「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
華新民說：「卡瑪雖然是洋人，卻是長期在中國幫助中共革命的美國人韓丁的女兒，她本人就是『共和國的同齡人人』，同這些電影裡的人有著同樣的成長過程和經歷，由她來拍這個電影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別的不說，光是請那幾個老紅衛兵在影片中出場，不屬於同一個圈子裡的人就很難做得到。」
但卡瑪不認為她跟電影中的受訪者是同類人。她說她當時在大陸生活的處境，比出身「黑五類」的子女好不了多少。文革開始時她才16歲，就被當成「特嫌」對待，許多人警告她的同學朋友不要跟她往來，以免受牽連，「沒有好下場」。曾有出身高幹家庭的老紅衛兵，衝著她破口大罵，叫她滾出學校。
她說，當時她結交的朋友，雖然來自不同家庭，但都一致反對「血統論」。有位出身革命家庭的女同學跟她很要好，就被其他幹部子女告誡：「你是我們圈子裡的人，幹什麼一天到晚跟那個美國人（卡瑪）混在一起。」對方擲地有聲地說：「我寧願當個土八路，也不希罕什麼紅袖章。」卡瑪對那些當時冒著政治風險向她伸出友誼之手的人士，至今心存感激，「那怕別人稍為對我好一點，我這人都特別容易感動。」
卡瑪那時與母親住在北京外文翻譯局宿舍，大門有人把守，所有出入訪客均要登記姓名才能放行，「那種感覺非常不好，所有來找我的人，都要登記在案。一天到晚都要擔心別人受我牽連。」
她的處境直到1971年才改變。那一年，中美關係處於解凍前夕，北京當局邀請1949年前同情幫助中共革命的外國友人訪華，卡瑪的父親韓丁在受邀之列，卡瑪的社會地位一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當年跟她劃清界線的人，紛紛向她示好，令她五味俱全，深深體會到何為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太陽為何不露臉
「太陽」一片引起較多爭議的，是「在銀幕上現身卻不露臉」的兩個當年名噪一時的「紅小將」，即紅衛兵的發起人駱小海和「八一八」(指1966年8月18日)上天安門城樓給「心中的紅太陽」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觀眾在電影中只能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見到他們遮黑了的身影。
宋彬彬在片中辯稱：「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但是到處都是我的謠言，就說為毛主席戴紅袖章的宋要武，怎麼怎麼樣打人。我覺得特別地委屈，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當時很多學校的一些紅衛兵，就到我們學校來看我，但是他們都特別失望，就說你怎麼是這麼一個樣子，你跟我們的想像一點都不一樣，就好像你一點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覺得我這個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剝奪了，我自己一點控制的能力都沒有，特別地生氣。同時我也覺得為了這個名字，使得那麼多的人受到迫害，覺得非常地難過。我們當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現在這個文化革命已經跟我當初參加的時候所想的距離太遠。」
據華新民指出，當晚放映完「太陽」一片後，卡瑪在現場接受觀眾提問，當年小太陽，今天為何不露臉？成了一個重要話題。卡瑪的解釋是，當事人不願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也就是說，名字已經無可挽回地寫進了歷史，但他們不希望今天的人們，見到他們真面目時聯想起那一段歷史。」
華新民據此用了一個語帶雙關的標題，在網上發表「從太陽不露臉談起──觀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幽了「太陽」們一默。文中質疑宋彬彬這些當年的紅衛兵，「千呼萬喚始出來」，卻「勉上銀幕猶遮臉」。
「這說明當年那一段歷史直到今天仍然沉重地壓在他們的心上。不明背景的美國觀眾，聽駱小海在影片中說，他們當時成立紅衛兵的原因，是對學校的領導不滿，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他們又聽宋彬彬說，她在毛澤東接見後改名為宋要武，並不是出於自己的願望，而是報社的記者越俎代庖強加給她的。他們不懂，難道為了這樣的事就要採取這種同歷史一刀兩斷的決絕態度？這些提問者有所不知，1966年夏天的那一段歷史要遠比這複雜得多，豈是電影裡的三言兩語說得盡的？紅衛兵一旦得到偉大領袖的稱讚，就不再是你駱小海的教改小組，而成了他老人家手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利器。」
華新民指出，「要武」一旦成為御賜的名字，「就不管你宋彬彬自願也好，被迫也好，成了千百萬『革命小將』的尚方寶劍。以此為發端，產生了一連串顯然不是駱、宋能夠預見和控制的事件：破四舊，大串連，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以及『紅色恐怖』徽值�8月。老舍、卞仲耘、傅雷……這一連串血淋淋的名字，有點自省的人，不能不想到『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這樣一句話。這一切，構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這才是他們要同那一段歷史劃清界線的原因。」
他說，令宋彬彬等人對這一段歷史更加不堪回首的是，這一張死者的名單，後來竟然把劉少奇、賀龍、陶鑄這樣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名字也「發展」進去，這就使「小太陽」們對這一段歷史的回憶不僅沉重，還交織了受騙上當的難堪和憤怒。
卡瑪對此表示，她盡可能核實了宋彬彬的說法，也跟宋彬彬就讀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人了解情況，大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宋彬彬不是一個有暴力傾向和會打人的人」。
她說，宋要武的名字傳開後，這個名字後來變成紅衛兵暴力的一個符號，全國都發生打人事件。1966年從北京到全國各地串連的紅衛兵，將這股暴力之風颳到各地，「害了很多人」，宋彬彬對此表示難過和委屈。
卡瑪認為，參與文革的中學生非常多，對文革的反思是千千萬萬個參與者的共同責任，如果僅由宋彬彬獨自承擔非常不公平。何況外界許多傳聞並非事實，例如宋彬彬並沒有參與打人。她說：「每個人都有其隱私權，即使當年宋彬彬是所謂的公眾人物，但她現在不願意再次成為公眾人物，就應該尊重她本人的意願。」
既然宋彬彬否認當年那篇以「宋要武」之名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我為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的文章是出自她的手筆，那麼，對於這段歷史公案，卡瑪是否嘗試過向光明日報的當事人尋找答案？卡瑪說「試了試，但找不到」，她希望對這件事有興趣的人嘗試解開這個歷史謎團。
知恥近乎勇
美國賓州迪金森學院學者宋永毅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與卡瑪一起出席了「太陽」的放映研討會。他表示，「太陽」是一部成功的文革紀錄片，應該鼓勵和肯定，但遺憾的是，片中好幾位高幹子弟如宋彬彬、駱小海等都是遮著臉亮相。反觀遇羅文、李南央和劉亭等，都大大方方以真面目示眾。卡瑪的解釋是因宋彬彬等人現在不願意再度成為公眾人物，她只好尊重他們的選擇。但宋永毅認為，宋彬彬等人當年早就是公眾人物，這個理由似乎難以令人信服。
另外，宋彬彬說她從來沒有改過名字，也沒有在光明日報用「宋要武」之名發表文章，宋永毅認為這個說法有點「離奇」。因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既然毛澤東「賜名」，宋彬彬不可能抗命，否則就變成了「抵制偉大領袖」。
在大陸經歷過文革全過程的《北京之春》主筆胡平，也對宋彬彬的說辭表示懷疑。胡平指出，這部電影有很珍貴的史料價值。難得的是，卡瑪他們找到了宋彬彬、駱小海這樣的紅衛兵代表人物接受採訪，但宋彬彬、駱小海都遮住臉，談話也帶有很明顯的自我辯護色彩，其內容有可議之處，「這說明當年發生的事情給他們留下十分濃重的陰影。他們知道自己當年的行為是不光彩的，他們不再把當年那段歷史當光榮。知恥近乎勇。」
他指出，文革的殘酷，表現之一便是讓一些不成熟的年輕人，一下子獲得太多太大做錯事的機會、誘惑與權力，從而也給後來的他們留下極難克服的精神壓力。
至於宋彬彬說，宋要武這名字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報紙為了宣傳的需要擅自改的，胡平說：「也許這是實情。當年的媒體塑造典型常常是這樣想當然。但問題是，宋彬彬本人對這個欽賜的名字究竟是什麼態麼態度？是反感還是受寵若驚？」
胡平指出，就在宋彬彬被「偉大領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見報後，全國都興起一股改名風。許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為自己改了個更革命的名字（如衛東、志紅等）。宋彬彬所在的北京師大女附中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可見當時全校的同學，起碼是絕大多數同學，都是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驕傲和光榮。」
他說，很難想像宋彬彬本人對自己被改名字會感到不愉快、不高興。往後的一段日子，宋要武無疑是全國青少年中最響亮的一個名字。宋彬彬顯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義，所以她在此後的革命行動中，用的都是宋要武的名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漢時，就用宋要武的名字發表聲明指點江山。 雖然後來她又為自己改名宋岩，「不過，從情理上推測，那應該是他們這批老紅衛兵被他們的紅司令毛澤東唾棄，其名聲由好到壞後的事情。」
現任教芝加哥大學的中國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對宋彬彬等人當年的所作所為至今不道歉、不懺悔表示失望。她說，雖然她還未觀看「太陽」，但已從好幾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內容。為此她與卡瑪通了電話，卡瑪相信宋彬彬的名字當年是被媒體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認同她的說法。
「牛虻」故事貫穿全片
「牛虻」的故事文革前在大陸青少年中膾炙人口。故事的主人公牛虻是一個義大利的革命黨人，卻被他最敬愛的教父（實際上也是他的生父）出賣，「太陽」全片自始至終貫穿了「牛虻」的故事，並在遇羅文、朱學勤等人現身說法時，多次引用電影《牛虻》的鏡頭。
片中朱學勤提及電影《牛虻》對他的影響，其中最打動他的是牛虻和他的教父在監獄裡面那場對話，這時，「太陽」片中穿插了《牛虻》的鏡頭：「亞瑟(牛虻)對蒙特里尼(教父)痛徹心肺地控訴：你對人撒謊，說對主暴露秘密可以永遠保留，你對主也撒過謊，你曾經起過誓，可是你違背了。」
這時鏡頭拉回朱學勤身上，他說牛虻對教父的控訴，是希望能夠促使教父反省，儘管牛虻知道這種反省是不可能的。朱學勤由此想到自己年輕時接受的革命文化，那時最吸引他的是道德美感。當他像亞瑟那樣反省自己受的欺騙和愚弄時，「讓我想起我的紅衣主教，想起我們自己和黨文化的關係。」
這時，「太陽」再次出現《牛虻》的鏡頭：紅衣主教背影穿過一道道監獄鐵門走向遠處。朱學勤也感受到「像亞瑟和蒙特里尼最後告別的時候那種心理感受，我要目送我的紅衣主教遠去。」
華新民指出，卡瑪在電影中，通過牛虻來表現這種受騙後的憤怒，十分貼切地反映了這些高幹子女經歷了文革後，產生比一般青少年強烈得多的上當受騙被利用的屈辱感。
他說：「如果說電影把第一批的紅衛兵比作受騙的牛虻，那麼神父自然就是在1957年給青年們戴上『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桂冠的毛澤東。」
卡瑪不同意華新民的解讀，認為「這個說法未免過於狹隘」。她們完全沒有將第一批紅衛兵特地比作「受騙的牛虻」的意思，隱喻的其實是整整一代人，因《牛虻》曾影響了整整一代年輕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卡瑪曾調查受訪者，影響他們最深的是那幾本書？他們均不約而同提到牛虻，如遇羅文就多次提及牛虻對他的影響。更巧合的是，小說《牛虻》的作者伏尼契是卡瑪的曾姨母，「似乎冥冥中有某種神秘的聯繫」。
影片最後的畫面以天安門和毛澤東像為背景，配以解說詞：
在無數人心目中，革命已死
烏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現
但毛的幽靈仍在徘徊
每當人們受到壓迫並感到絕望
每當異議或抗議被視為非法
毛澤東的身影就可能化為希望的象徵
再次激勵人們舉起造反有理的旗幟
這是導演別出心裁的安排，一方面引發人們對「太陽為何不落山」(毛的幽靈仍在中國大地徘徊)的思考。另外，整部影片也貫穿了當年的「小太陽」歷經理想幻滅、精神崩潰之苦後，覺今是而昨非，重新找到人生目標和關懷社會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太陽」也沒有落山。
本報記者曾慧燕
- posted on 01/31/2004
現任教芝加哥大學的中國文革史研究學者王友琴，對宋彬彬等人當年的所作所為至今不道歉、不懺悔表示失望。她說，雖然她還未觀看「太陽」，但已從好幾位朋友口中得知影片的大致內容。為此她與卡瑪通了電話，卡瑪相信宋彬彬的名字當年是被媒體歪曲利用，王友琴不認同她的說法。
——王说出的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她没有展开。宋只是那时大局的一个棋子。谁控制大局。这是关键。文革研究没有深入到这一步。我的提示是，何以毛要在卞仲芸贝打死的那天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谁是操控局面的直接责任者？那些掌握中学文革领导权的高干子弟后面是谁？它们杀死多少学校校长级的干部？人脏俱在，卡玛是在揭露，还是在粉饰？它们的责任和罪行究竟是谁来负责？毛和他们比，又有什么责任？
总而言之，文革这一段的研究错误百出，误人子弟。 - Re: 銆屽叓涔�?缂堢殑澶槙銆嶁攢鈹�娑屾穱鏂囬潻涓栦唬蹇冭矾?v绋�posted on 02/01/2004
"毛和他们比，又有什么责任？"
愿闻其详。 - Re: 銆屽叓涔�?缂堢殑澶槙銆嶁攢鈹�娑屾穱鏂囬潻涓栦唬蹇冭矾?v绋�posted on 02/02/2004
现在还不是内地作者可以倡言无疑忌的时候；但是研究毛的炮/打/司/令/部/，即可领略一二。 - posted on 02/02/2004
自立兄又说到点子上了。中共不改制，中国人对文革不可能有真正的反思，包括对毛的真实评价。
zili wrote:
> ——王说出的是一个关键问题。但是她没有展开。宋只是那时大局的一个棋子。谁控制大局。这是关键。文革研究没有深入到这一步。我的提示是，何以毛要在卞仲芸贝打死的那天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谁是操控局面的直接责任者？那些掌握中学文革领导权的高干子弟后面是谁？它们杀死多少学校校长级的干部？人脏俱在，卡玛是在揭露，还是在粉饰？它们的责任和罪行究竟是谁来负责？毛和他们比，又有什么责任？
> 总而言之，文革这一段的研究错误百出，误人子弟。 - Re: 銆屽叓涔�?缂堢殑澶槙銆嶁攢鈹�娑屾穱鏂囬潻涓栦唬蹇冭矾?v绋�posted on 02/02/2004
谢慢板。我有一个刘氏文革提法。但是要过十年以后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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