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告诉余世存今年在哈佛演讲，以为是老先生，上网一查，原来又是个“北大才子”。：）他的文体不对我的胃口。但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到自立，转来这里。其他文集在此：http://www.boxun.com/index.shtml
据说他是当今学术界的新宠，自立如何看？原来汉语贡献奖就是他那个地方搞起来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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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男，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中学教师，报刊编辑，现卖文为生。自有未注册组织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设有当代汉语贡献奖，以表彰对当代汉语做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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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了野菊花
我很早就想为写诗的朋友说点儿什么了。众声喧哗的都市生活中出现的那些莫名的、瞬间的感动，那些陶净自己的读诗的场景，也许微不足道，但却让我个人很是珍爱。尽管我很久以来就“向文学告别”了，但也许因为自己写诗爱诗，也许更是拜网络之赐，近年来我收读了不少熟与不熟的朋友们的诗作。北岛先生的，刘自立先生的，张远山先生的，关于诗的经历和故事都可以写书了。思想的境界网站的站长，年轻而有为的李永刚先生知道我读诗，把他弟弟的诗作和崔卫平之女闹闹的诗作也给我寄来了，那少年的心境让我嫉羡。世纪中国网站的主持人刘擎先生也写过诗，他的诗里有我们一代人的经验，这让我虽未见刘先生之面却已知道了他的若干消息。深圳的刘虹寄来了近作，又寄来了诗集《生命的情节》。山东的胥弋先生，不仅是诗人，更是优秀的组织者，他个人在网上办了一文学网站，他还是热情的奉献者，他为1990年自杀的浙江诗人方向编辑出版了诗集，多亏了他，我才知道我们有一位叫方向的诗人“来过，看过，征服过”生活。美国的王丹先生，他的名声真是举世皆知了，他不仅在美国求学读书，不仅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呼号奔走，他也在写诗，他最近的诗写得俊逸清朗。连香港的王绍光先生，那样的大学者，中国国家建设命题的严肃的思考者，也告诉我，他年轻时也是极喜欢诗的。……真的，我时常想起这些经历故事，想起这些朋友们，心里就有“人生幸甚”之类的感受。
要从我的爱诗经历中演绎出什么大道理是没有的。而且，我也没有了流布的愿望，让诗像资本一样建立普世统治，进行全社会范围的殖民扩张。人心不同，其异如面。每个人只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只能理解他想要理解的东西。圣经里就有这样著名的话，你寻找，就能找到。人生就这样成就出一个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喜欢诗一样的生活，你就能得到诗，找到一个精神世界，全人类的诗和当代人的诗生活也会来为你庆典，为你装饰。人们常以为现代都市人失去了乡土故园，失去了家的感觉。实际问题可能是，这种失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姑且称为还有家园感的我们是不能代替他们为他们着想并作出人生意义高低的判断的。他们和没家的世界跟我们和有家的世界一样存在着。在用上山下乡等之类的野蛮手段强迫他们之后，难道还有人想用诗歌这样温情脉脉的事物诱导他们，让他们膜拜于诗或某一行诗吗？没有人能否认，现代人活得再怎么不像人样，他的生活更丰富，更多选择，至于精神世界的成就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找到了都市、后现代，就有古典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精神世界为他们狂欢。而诗歌的尊严与现代人的世俗意见有何相关？总之，我眼里的诗歌同样是健康的，她不是弃妇，不是充满悲剧意味的灵魂，她是壮盛的，生命力强悍的。我甚至喜欢上这样一种诗的创造交流演进的方式，就这么个人之间传递着，悄无声息，然而却有益于我们的生活。
在我读到的诗里，我更留意那些无名的朋友。北岛们已经是功成名就了，诗于他们更像是一种立身立命的事业，人们对他们寄予了更大的希望。在我看来，那些希望——振兴诗歌，让诗歌语言有一种穿透力，让诗歌打动现代人，等等——多是苛求。因为现代人的需要是多样的。我们不能先假定一个前提，例如现代人是堕落沉沦的，就寄望于某种事物如诗歌、政治哲学、道德、宗教信仰等等来拯救。对于诗歌一类的艺术，黑格尔们早就提出了终结的看法，他关于西方艺术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中国诗歌，“希腊艺术的美好日子和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时代一样是过去了”，“我们诚然可以希望艺术还将会蒸蒸日上，并使自身完善起来，但是艺术形式已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了。我们尽可以觉得希腊神像还如此卓绝，看到圣父、基督和玛丽亚表现得还如此庄严完善，但这都无济于事；我们终究不再屈膝膜拜了。” 举倒而言，中国古代的官员多是能诗的，诗词唱和酬酢于他们既是余事，又是当行本色，但现在官员能诗者可不多见，虽然中国中央电视台能以头条的位置播发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诗，我们也不能要求在考核官员时检查他们是否写诗读诗，这种时代的变化是永远地变过来了；也许我们可以考查官员是否能唱歌，但江泽民把帕瓦洛蒂请来一起唱《我的太阳》，其才华也是一般的官员比不了的，自然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官员都热爱艺术，总之，艺术于今天这样的时代连遮羞布都不算了。我们惟一能探讨的是精神艺术的演进是否必然地使我们中国人进步到了现代，我们是否已是现代人。也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还有地理、文化、美学以外的历史和现实的承担。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都市感是可疑的，是梦幻的。因为它单方面建立在对更多中国人更大中国文化的回避上，它单方面宣布对现代都市文明的简单的占有，避之唯恐不及地远离乡野。近二百年来的中国人一直在现代的路途上漂泊，中国人的社会秩序、人心秩序和自然秩序始终在沦落破败之中。重建秩序是留守在这大陆上的中国人的责任。毫无疑问，诗歌也参与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务，只是在尽责的历史展开里，生命格外艰难、沉重而已。对漂泊者而言，秩序、家园安在？我曾经以为历史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是我们永生难忘的故乡，我们此生的路不过是返乡回家的路，“我们不得不经过这么多的污泥浊水，不得不经过这么多的荒唐蠢事才会回到家里，而且没有什么作向导，我们惟一的向导是乡愁。”是的，中国是我们“永远的乡愁”。我年轻时写诗说，民族是我相思的女子，在我的相思里写满我的忧郁。但是，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有人逃离了这大陆，适彼乐土；有人直认他乡作故乡；有人确实永远地沉溺于追逐于现代都市这检到的宝贝或将不再有劫复的好地狱了。
所以，当代中国诗歌即使担当，它也应该是本分的，它注意到身份、心灵、乡土的复杂性，它不求助于外在的力量，它诉诸于我们内心的信仰和正义。诗歌责任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者。即使王丹先生，他一方面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奋斗，一方面在诗中抒写个人的风花雪月，也不会有人责怪他吧。虽然对生命本身而言，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只要一个人的生命足够丰厚广阔，他的举手投足就不会纯粹是游戏、大话、流氓宝贝、上海小资小开之类。而且确实有一类诗歌，它纯净、自足，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了我们。例如方向先生的诗，其对语言的挥洒自如有如海子，“要是你能从身体里逃走/我将结束这苦难的行程/长大成人，与你私奔”；“作为经典，废墟叙述了一切/并且仅仅有小草翻天覆地/那是另一种植物的存在”；“你看她（玉米）在风中亭亭玉立/大叶婆娑/彻头彻脚是个俊秀的乡下妹子/她随便在春天一站/就在夏天里听蜜蜂嘤嘤而来嘤嘤而去”。这让我觉得亲切，生活充满美。谁说只有都市，只有纽约，只有好莱坞是人生成功快感的场所了。我还觉得特别有意味的是方向先生的诗《出神》，几乎就像是我写的，“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作成我的诗歌美的口粮，精神的祭品/就像一些自由的野花，孤独生长，凋落/我在内心里等待日出，像老人的初恋夕阳西下。众多的鱼儿从海里跳出/我看它们舞蹈/像一阵风，吹响森林迷人的竖琴我留心不让自己在歌声里站得太久/我就这样四处漂流，扎根泥土/呈现为大地上另一种风景我看到好的雨落到秧田里/我就赞美；看到石头/无知无识，我就默默流泪我说话，我干活，我行走，劳动生产/热爱诗歌。不骄傲/也不谦虚；不平静，也不喧哗……”其部分意义我在去年一篇散文《我看见了现代化》中也表达了，不过，方向比我表达得更纯粹，方向是不朽的。
我读方向、胥弋这些至今少有人闻问的作品，就像在渺无人迹的山谷里看见野花自在，我心里充满了感动。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成就个人的生命，这是哀叹佚名化成为别人跑马场的现代人所向往的人生最高成就，“这个城市盛开美丽的塑料花，我和你相对却说不出话”，但还在写诗的人没有异化成塑料花，他们的生命展开里有不可替代的精神、信念、智慧，他们坚实，他们有来处，有去路，有家，有归宿，他们是完整的，他们是生命最初的情感，也是生命最后的完整。因此，尽管他们对生命的表达同样会有血泪，会有痛切，如刘虹在《下一次》中写道，“花儿，踮着优雅的足尖/打磨粗砺的岩面/总以为再也无法坚持/却还有下一年等在挣扎的后边 在往日诗行卧轨未遂/生命，这柔润的词重新蔓到稿笺/欲以最鲜的伤口/狙击你最痛的语言黄河提前赶来/死，却高不可问/还有下一次，在等我涅磐”。但由个人心性浇灌的生命和诗，格外明艳、芬芳。崔健先生歌云：我看见了野菊花，我想起了我的家。是啊，我们汉语的、我们中国人的家从来不乏美丽、野性、自然、芳香，我们并没有听任我们的生命和家园破落下去。有这么多的人在默默地装点并更新我们的家，在我内心里只有惊喜与感恩。我无可言说，真的，我们只是自然大化的一部分，是山河壮丽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如方向所写，忘却或者牢记/都不如在秋风里枯去/到春天复生。
2001年7月21日定稿
- Re: 浣欎笘瀛樼殑涓滀笢posted on 04/13/2004
余，北大出身。个子不高，圆脸，娃娃像，梳平头，走路似乎在沉思，低着头；谈话也不温不火。其实和他交往不多。他的兴趣主要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学。但是他一上网就有人来谩骂，不知何故。他书读得不少。也有诗歌，说是新时代奥登哩。他的汉语贡献奖有争议。给了李慎之，好像还有一个唱歌的香港歌手。如此而已。 - Re: 浣欎笘瀛樼殑涓滀笢posted on 04/13/2004
最后一段话象是出自女性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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