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 年 以 后 又 寂 寞
——贾晓慧《读大公报新论》
刘自立
《大公报》度过一百年所谓庆祝以后，又似乎处在万籁无声、惟有寂寞的状态。叫我看来，是因为百年以后，并没有《大公报》课题研究的突破性见解面世。《大公报》宝贵遗产的整理和更新忽然无人响应而自处落隅，连我认识的老《大公报》人对待之，也有事过境迁之感。所幸近见《大公报新论》一书的出版，好像多少对这类担忧有所解除，虽然说不上完全解除。因为此书到底是在论述三十年代的《大公报》，未就《大公报》整体研究做出新论。但是仅就这个划年代研究而言，作者贾晓慧先生还是提出了她卓有见解的材料和观点。这些观点对三十年代的历史尤其是经济史料，做出相应的整理规范之同时，自然也对《大公报》面对那段历史采取的态度做出了判定，得出了结论。由此可以推此及彼，想到《大公报》的以后和再以后。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将《大公报》的民间报纸的价值和作用做出整旧翻新的恢复工作。不然，《大公报》的寂寞是无可避免的。如不如此，《大公报》就只能是一张历史上的新闻纸。
放进历史中说历史，一向是历史研究最好的方法论和观点说—记得唐先生振常公在世时有如此说。以后的《大公报》研究者也继承了这样的学风，以《大公报》公道之精神，公道地对待《大公报》。
于是，公正地对待三十年代中国发生的、我们现在尽人皆知的历史大事变，尤其如“九·一八”事变这类顶点的大事，就成为研究那时候的《大公报》的必然。在那样的一个严峻的局势里，《大公报》的态度和国民党的态度如何，人们一直以来关心之，反思之。因为现在的关心和以前的关心不同。以前，只许一种态度说话，而今，可以质疑之，而有其他观点的存在，遂形成历史悬案的多头线索。这当然不包括那些只会、也只好说官话、套话的人。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大公报》因袭国民党的“不抵抗态度”，遂自然而然沦为其帮凶。
《大公报》为当时的人们、也许也涵盖今日的人们，勾勒了一副发展经济以图强国而抗战的图景。这副图景可以称之为是《大公报》理想主义的一个显著象征。在这个几乎是梦幻般的图景中，《大公报》企望在国民党锐利改革、励精图治、反对贪官腐败的大宗旨下，在消除所谓的内患，抑或联共的意图下，达到中国民族之复兴。其意可赞，而其旨稚騃可笑也！因为，在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大公报》虽然举行了由当时绝对精英人物参加的大争论、大探索，但是，他们的共同弱点是，忽略了共产党人的力量和影响，忽略了苏联和全球社会主义思潮之影响。在这样的一个影响和实践的条件下，胡适之的民主主张也好，其他人的渐进民主主张也好，都没有能够达到解决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根本问题之途径。在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势力一举壮大发展，全国遂出现所谓的抗战之大好局面。其中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包括大公报的主脑们，没有来得及严格研究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之关系；他们没有研究写出如《六十年来日本与中国》一书同类的“多少年来的社会主义和中国”一书。这是它后来左倾而“新生”之必然。
《大公报》对待日本人侵略中国的看法，一般来说是难以为国人接受。当时的《大公报》上，也刊登过民间的几乎是激烈抗议的文章。但是他们还是固执其见、坚持其论而进行大量的说服工作。这样的说服工作，终于因国民党一再拖延抗战的启动工作，而最后被《大公报》所诟病之。
国民党的不抵抗和消极抵抗的态度，与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适成黑白反差。何以出让东北，像一首歌曲里唱的，“国民党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地让出了沈阳城……”《大公报》人的解释，就是所谓大名鼎鼎的“明耻教战”。胡政之说：“吾人以为今日之大患，尚不在外患敌兵，而在政府与社会人才破产。”“以奄奄一息之身，任何名医，难奏速效，倘复不慎，死亡随之。”
这是他们立论的全部基础。这个基础在书中有许多交代。简言之，和越王勾剑卧薪尝胆有异曲同工之处。因为夫差那里还是一时强大的，越国一时弱小。明耻，就是卧薪尝胆；教战，就是自强不息，壮大经济，暗中备战。《大公报》还请来当时著名的军事问题专家蒋百里先生在报纸上开辟言论军事问题的专栏，以作其知识的普及。这个态度，这个道理，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是上了黑名单的。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现在的说法不一。各类书籍中，也有各自的根据。比如说，在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江苏成立的苏维埃政府，就是“九·一八”以后不大不小的历史事件。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在国民党人看来，则是要分裂国家，影响备战，故要剿灭之。《大公报》对此发表了十分强硬的言论—“当中国忠勇将士在淞沪间受日军陆海空攻击，肉搏流血……而江西，湖北，为剿匪事尚牵制大部军事，此诚国难中之最大矛盾，国民所引为痛心者也。”（见该书，下同）
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全民抗战，是他们的一直以来的主张。这个主张在西安事变以后，变得更加重要。张先生季鸾公亲写传单，在发生了事件的西安上空播撒，以至出现西北军、东北军的军人看之颇有悔过之意的传说。这就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反作用。这个态度在以往的《大公报》研究里自然是一个禁区。但是，时隔几年以后，在张先生仙逝的时候，国共两党要员都赞扬了张的为人和为文。
张的大致主张就是所谓的“国家中心论”。这个主义在国民党那里是不成问题的；在共产党那里，在他们的也许是战略也许是策略的部署中，至少在抗战的前期，也是不明显反对的。直到抗战以后的重庆谈判，在表面上，他们还是拥护蒋的领袖地位的。虽然，在此著中，西安事变时候，大公报的态度，并未展开言之，但是也有了涉及。
在抗战中改造中国，改造国民党，抑或是否实行训政后时代的民主，这些问题，在《大公报》上已经展开讨论。这是它促进政治改革的一贯态度。虽然这个改革最后是以失败告终。共产党取而代之，是国民党改革的终站。但是，《大公报》人和《大公报》邀请的学者们在当时说出的那些道理，是否完全因其失败者的地位而归于无意义之清谈呢？结论刚好相反。《大公报》的政治改革乃至中国现代化之主张，说的是在经济（工业）、科学和政治上齐头并进的改革—这个说法，在事过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又被提了出来。中国究竟是要走社会主义的、还是半社会主义的、还是半资本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当时很有一番争论（他们说的各种主义，和后来的人们说的也许不尽相同）。这个争论，人们在阅读此著时，当然有亲近感。因为，在学术界，这个讨论是新瓶装旧酒！
大致而言，在那篇由丁文江先生打头，关于独裁和民主的大讨论里，说中国要实行独裁，独裁有理者，或者说暂时有理者，有之；说独裁无理，要即刻实行民主者，有之；说中国应走欧美的道路者有之；说中国应走非苏联之道路者有之；说中国应走第三条道路者，不走苏联、德、意之道路者，亦有之。
在实行何种样子的政治体制上，《大公报》的看法是：“中国今日，除国民党外无强大之政治组织，国民对训政，久已承认之，是则国民党之责任，惟在厉行遗教由训政到宪政，践其对国民之约言。”
在实行宪政方面，也是如此。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政治家和知识者，在主张实行何种样的宪法时候，都主张实行欧美之宪制，而反对苏维埃化（《张君劢传》）。至于以后历史开了玩笑，那不是《大公报》的责任了。
在实行何种样的经济体制的问题上，《大公报》也是各抒己见。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一番整顿，三十年代中期，也就是说，在1936年前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一次复兴。这个时期的各类经济指标都有喜人的表现。在此形势下对中国经济前途的展望，更加引人注目，进而言之中国经济体制之设想。说是实行纯粹社会主义体制者居少，说实行统制经济者居多。这其实是一种改变以后的国家干预式经济体制。《大公报》说：“欧战以还，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充分发达，造成尾大不掉之形势。其采取法西斯倾向，施行统制经济，成败虽未可卜，要不失为补救之一道。”虽然他说苏美之统制经济“迥不相侔”。这和张季鸾在《大公报》一万号中鼓吹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个概念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
于是，在《大公报》人的眼睛里，在不触动国民党统治的大前提下，进行中国的全面改革大想法，在其版面上和盘托出了。这个盘子里的货色究竟有没有价值，今天看来是有价值的。因为今天的中国，人们对于如何实行经过改革的宪制，经过改革的民主，经过改革的经济体制（更加深化的经济改革），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细而纠之，今天的中国，究其政治局面而言，也是惟有一个党，在没有其他政治力量与其竞争—国民党还有共产党与其竞争—之局面下，发挥其政治之作用的。谈论改革政治之道，或者说，沿用《大公报》的说法，也是要在一个党的领导下，达至其政治目标的。
在经济方面，《大公报》所说的统制经济，和今天的关于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也有呼应。这个统制经济如何实行如何认识，一直以来，人们的争论同样莫衷一是。
在实施宪政方面，除去村级选举，还政于民的宪政体制之实施和实验，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民主和自由的讨论，以及新威权主义的讨论，也同样是各持己见，未得共识。严复题写报头的“大公报”三字中，“公”为其中心。但是，在今天人们对于“群”者“己/私”者之关系研究上，严复的“公”，更多是定位在“群”之社会和政治取向上，而不是定位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个性至上的“己”或者说“私”之意义上。而这就是严复对于MILL的《自由论》—的所谓移译吧：《群己权界论》！（见台湾学者黄克武著《自由之所以然》一书）《大公报》当然很少言及关于民主和自由的不同取向，他们也没有发现，中国民众在社会主义思潮的鼓动和影响下，实际上是选择了要所谓的卢梭式民主，而不要MILL式的自由。而今所谓“告别革命”的时代，一股新威权主义的渐进改良之风，又有回吹趋势。它似乎和严复对于自由之理解跨世纪同归了。
抚今追昔，《大公报》当时的言论，还是没有今日的研究更为深刻和准确。还政于民的过渡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一百年，还是一个原本意义上的过渡阶段，迄今没有结论。《大公报》当然也没有想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会提出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共同纲领—是建筑在所谓的新民主义论的基础上的—一个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经济试验，来迎合民心，争取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这个试验如果果然进行了，像主要中共领导人所说的“五十年”—刚好到了改革开放时期—那么，《大公报》人和当时的学者文人们的讨论，就会结束在一个对待自身的反讽和否定上。但是，可惜！这个历史上的“如果”没有成立。共产党人很快就放弃了他们的准资本主义试验，而迫不及待地要走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试验了。
只是当所有这些试验归于破产以后，一种新式的所谓“初级阶段”的提法，才被用来解释这样一种准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这样的改革，起始于对于市场的肯定，对于民营企业家的肯定，也就是说，肯定了《大公报》肯定过的民族资本之发展。于是，历史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点。
在此著中，为《大公报》注重的民族工业的明星人物，如永利制盐公司范旭东等人的历史作用，在今日，仍有借鉴之功用。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经济“精英”人物如仰融、杨彬……加上那些为官的贪官败吏，经济人的历史地位又该何论，也是一个人人困惑之问题。
历史是会开玩笑的。在解决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国民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性和非共性问题以后（国民党初期和苏联的关系、共产党后期和美国的关系等）；
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精神遗产中的是是非非，是否还应由这两个党留下的价值标准代为判断？（《大公报》人如张先生，不就是被纠缠在和蒋介石的个人关系中而拔身无力吗！）这一点也要探讨之，澄清之，以达澄明之境。与时共进，是一个艰难的、但也是伟大的选择—包括实行新闻改革—恢复民间报纸；摆脱党派对于媒体的干系，是人们纪念《大公报》的真谛所在。没有和抽取了这个真谛，纪念就流于一个空壳。纪念流于空壳，寂寞当然就会接踵而至了。《大公报》在此一方面的说法是极为清晰的—“大公报是一切人之喉舌”，非一党一派之。它还有一个“第四权力”说，也是阐述类似以往所说之“无冕之王”的意思。若果如此，前述所言之《大公报》百年以后的寂寞，就会一扫而空。若果不如此，《大公报》之百年，就只好寿终正寝了。
于是，我们可以做出的判断是，《大公报》作为一张民间的报纸，在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下的存在，显然是一个曾被统治者接收的事实。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由盛及衰的历史过程里，《大公报》作为它的一面镜子，还是起到了现在一向所说的舆论监督作用。虽然前前后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对《大公报》都有批判，但是毕竟生杀大权还是掌控在国民党的国家机器手中。他没有对该报实施斩尽杀绝之势。不像在“文革”中，已经改为党报的北京《大公报》，还是不免要死在红卫兵的手里—而其实，红卫兵只是一个被人操纵的打手而已。北京《大公报》之死，不是由于它的共产党时期之误，而是它的国民党时期之误。这个所谓的历史罪责，摆在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人面前，再度以新旧合一的方式，逼迫《大公报》人做出忏悔。其罪责的主要承担者非芸老莫属—王先生也有承揽一切而放罪于他人的“公”心—除去张先生对西安事变的立场，芸老撰写《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立场、对于雅尔塔协议出卖内蒙古主权的立场、对于毛泽东之做《沁元春·雪》的立场……都是。
多少老《大公报》人，年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可悲的忏悔声中结束他们的所谓抑或官僚主义、抑或民族资本主义之报馆的政治命运的。
再则，是关于香港《大公报》的性质问题。这个问题亦牵扯到《大公报》的财产产权和立场归属。有《大公报》之子弟，索要其父《大公报》之元老级人物的前期股票所有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悬案，至今亦未有结果。如果说，1949年以后的《大公报》是由共产党领导之媒体，那么，它的原来的产权归属，是否经由英国政府加以解决之；抑或这个未经公司合营—香港不存在这个社会主义进程迄今—的报纸，其归属仍在大陆政府；原来的报纸之民间属性在香港是如何加以转换的。这个课题，是几乎所有《大公报》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加以忽视的，也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未定之先。当然，在此著中，这些问题没有涉及。但是，既然要论证《大公报》的民间立场，其经济地位上的明确定性是无可避免之事。
再有，关于《大公报》之在国共内战时期的表现，本书也未有涉及。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选择。《大公报》人王芸生在四十年代末的北上之择，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但是，《大公报》人前此对于所谓统制经济之偏向，和他们任用共产党地下党员，以及承认其在四十年代报馆中的作用，也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因素。其实，正如本著所言，《大公报》人虽然有“中道之行”而反对偏向苏、美任何一方的主张，但是他们迎合当时所谓在政治上学习欧美、在经济上学习苏联的立场，是十分明显的。包括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张东荪等人，就是这类主张之代表人物。加上在国家易帜之前，《大公报》人听信了其报馆民间性质不变的承诺，王芸生遂选择了所谓之“新生“。虽然几乎就在同时，他们的许诺就被天津《大公报》的改名而否定掉了。以后的日子，其实就是王芸生被排除在报纸之外的历史。
《大公报》百年纪念时候，有《大公报》人和一些学者提出，要恢复《大公报》北京版。这个提议没有考量是要恢复一张民间之《大公报》，还是要恢复一张官办之《大公报》。这是不可混淆的选择。如果民间报之恢复果然可行；如果《大公报》的确办成一张以一切人之喉舌为喉舌之报纸；如果一个在新的时代，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新的《大公报》真的诞生，这神话居然可以实现，我们一向所说的《大公报》改革之梦就会幻变成为现实了。
这是可能的吗？
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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