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作家的使命感，或纯文学必然要逃避社会责任吗？
导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称赞莫言的小说中国第一，所以要跑来中国与之“对话”一番。可惜莫言“对”的几乎都是鬼话——高密与福克纳笔下“邮票”般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继承关系，他自己与川端康城风格的相似……高谈终日，从他“对”的话中，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未老先衰文人的自恋和大师情结。至于他的作品，成名作《红高粱》，仅仅是一部新历史+乡土小说，除了语言有那么一点特色之外，就只有野合、剥皮吸引眼球了。《天堂蒜薹之歌》，披露农民“造反”，确实有暴露黑暗的力量，据作者自己说收到过威胁，但过份沉溺于监牢里犯人的受虐描写，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高度，从中也隐隐透出他受酷刑情结左右，缺乏控制自己手里的笔的能力。较近期的《红树林》、《檀香刑》，除了完全满足了他对性和酷刑的写作生理需要之外，没什么值得多提的了。
而作为对话的另一方，大江健三郎，他的作品《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译本甫面世我就买到手，其直彻心肺的穿透力相当惊人，性欲的悲剧意义可谓淋漓尽致，5、60年代的作品却比莫言那些野合逸闻高明太多。后来在图书馆看了《万延年的足球队》等等，因为译本太差，就没花这个钱。最近的《空翻》，太贵，至今踌躇中。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仍然具有旺盛创作力和社会关怀的大作家。他对莫言或者对中国文坛说的一些话使得这个“对话”闹剧变得严肃了起来：“作家生活在那个国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 倘若真有什么小说家的责任，我现在终于开始认真思考，那就是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说过的：‘所谓作家，就是想象、构筑未来人性的人。’”
大江健三郎和一些作家学者，格拉斯，拉什迪，乔姆斯基，苏姗·桑塔格等，对世界事务（如911）的发言沿袭了左派幼稚盲目的传统。格拉斯反对东西德统一盛赞东德“理想主义”的小说《辽阔的田野》被德国文学评论界教父的赖希一拉尼茨基（MarcelReich-Ranicki）当众撕毁。苏姗·桑塔格是个老牌的滑稽小丑，以至我怀疑她长期来的表演究竟是出自她的愤青般的“良知”还是李敖大屎式的戏子做秀。她的著名言行包括：“越战在我良知中的形象是，美国滥用权力，美国自以为是，美国的残忍；而越南则是弱者的英雄主义和痛苦的象征”，唱和雅鲁泽尔镇压团结工会，在911后她撰文说这是美国的报应，说美国伊战的炸弹，和恐怖份子一样。因此《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批评桑塔格是“道德迟钝的声音”（其实她也没有完全迟钝，起码在波黑种族屠杀时站在弱者的立场，呼吁北约出兵）。 臭名昭著的乔姆斯基曾顽固坚持赤柬大屠杀是假的，在越战时宣称越南是最民主的国家，美国最糟糕。911后他反战最力，嚷嚷：“世界上越来越多人认为布什总统比萨达姆·侯赛因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更大”。桑塔格是道德迟钝，那么乔与那批举著“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标语牌的洋鬼子愤青一样，都是道德匮乏症患者。拉什迪最初也凑在这一窝蜂里面，但毕竟深受伊斯兰原教旨之害，很快就幡然悔悟，改变立场了。大江健三郎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美国军事打击塔列班和拉登，是“一场可疑的战争”，“这场战争未能避免阿富汗人民的痛苦并使这个国家陷于混乱”；二是911后美国应“承认失败”，反省自己，军事反恐会招来第二波、第三波恐怖袭击。新左因他们六十年代反战成功而自我膨胀、自我拔高，自居道德优势，却视而不见千禧年式世界民主化格局已不可逆转地形成，威尔逊“民族自决”的老套套已不合时宜（老实不客气说，当年也就是他这套绥靖思想直接使苏维埃俄国得以立足生根），独裁者躲在积民脂民膏而成的家族王国里杀人取乐却不受惩罚的时代已一去不返，21世纪山中老人的命运也是注定的。其实从其推许莫言就可了解大江没读过多少中国书，没被孔孟之道熏陶教化过，不大可能知道周发殷汤吊民伐罪的典故。《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所谓礼失求诸野，今彼岸亚美利加王道之师诛其君而吊其民，拯万民于水火之中，若时雨降，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奚为后我？正合殷汤周发之范。故有伊拉克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举。“徯我后，后来其苏”，可以改为一句现代雅歌 ：“苦等我的弥赛亚，弥赛亚来了，世界焕然一新。”
话说回来，日左大江虽受国际新左近乎愚昧的固化思潮所影响，毕竟不失为 “向”to公众或“为”for公众（赛义德）发出个人声音的传统知识分子立场，与莫言这种“有机知识分子”毕竟有质的不同。
试看莫言接受蔡康永提问：“大江健三郎的那种对文学的正面使命感，你有吗？”
莫言：“我比他要弱得多，这也是我很敬佩大江健三郎这么一个原因，他是说这么东西应该产生在我的身上才是正常，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体制的国家里，共产体制的国家要求文学家担当起这个为人民说话的重任，恰好相反的是大江生在日本这么一个国家的作家，他反而有这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为老百姓说话，要鞭挞丑陋，作为一种扮演社会良心的角色，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口号对我们的影响太重，从四九年到八零年这个阶段，这个口号毁掉了中国的好一代作家，作家们光为了这个歌颂，光为了替人民说话，忘掉了个性，所谓的作品都是共进，只是事件不同，当一个作家想强烈地表现个性，个人风格的时候，这个作家是要被批评。所以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原因，我就特别强调作家不要把自己想象的那么高尚和伟大，作家就是一个职业，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代言人。”
莫言的头脑仍然停滞在80年代以“纯文学”反抗“文学控制”的光阴，未有寸进。当下之中国，还有“作家们光为了这个歌颂，光为了替人民说话，忘掉了个性”之虞吗？——“当一个作家想强烈地表现个性，个人风格的时候，这个作家是要被批评”，春树堂皇而登时代周刊，被批评了吗？棉棉卫慧九丹乃至竹影青瞳，还不是活得滋味十足？作家确实不是人民的代言人，但他必须为自我良知向人民发言。如果连这最后的一丁点勇气都没有，不“与时俱进”，自律自困于“纯文学”白色写作的死路，还居然沾沾自喜作攀附大师状，确实厚颜。
这情形类似于鲁迅先生《采薇》中首阳村第一高人小丙君讥诮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做的诗不好——“‘有所为’，失了诗的‘敦厚’；有议论，失了诗的‘温柔’”，“跑到首阳山来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做诗；做诗倒也罢了，可是还要发感慨，不肯安分守己，‘为艺术而艺术’。
‘上那西山呀采它的薇菜，
强盗来代强盗呀不知道这的不对。
神农、虞、夏一下子过去了，我又那里去呢？
哎呀死罢，命里注定的晦气！’
你瞧，这是什么话？温柔敦厚的才是诗。他们的东西，却不但‘怨’，简直‘骂’了。没有花，只有刺，尚且不可，何况只有骂。……”
可以了然的是，莫言的创作并非小丙君鼓吹的温柔敦厚。温柔敦厚既没有市场效应，也没有批评效应。他乱而不怨的商业作家本色从檀香刑里将酷刑之咎推搪给“德国鬼子”以便迎合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可豹窥一斑。
莫言为首的小撒旦们，该退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该让路了。
在与“纯文学”划清界线的当儿，也要与重拾伪革命文学唾余，摇《切·格瓦拉》之旗呐喊的“左翼文艺”断然区别开来。 “无产阶级浪漫主义革命战士” 格瓦拉就是一拉美老混子，从他的战友卡斯特罗同志表现看，倘若他没被枪杀，“输出革命”成功，世界上不过多了一个“专政”的暴君而已。何况，选择格瓦拉这个题材，足以暴露其体制内老左回潮的真实面目。要不，为什么不选择比列宁还伟大的真正革命家楷模托洛茨基？
巴尔加斯·略萨《中国套盒》说，作家的才华起源于反抗情绪。“凡是废寝忘食地投入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了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对现实世界的拒绝和批评以及用自己的想像和理想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这个对生活现实提出根本质问的种类如何，是无关紧要的，这样的质问是跳动在任何一个写匠心中的。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和彻底，仿佛要通过这一手段来保持热情……”对现实世界的拒绝和批评一旦坚决而彻底下去，那么，作家的基本责任，就是回到开头托马斯·曼和大江健三郎所说的“想象、构筑未来人性”，细致而深刻地审视现世，刺破那张千年老犀牛皮，以改变当下的人性，改变当下的世界。
十九世纪的大师们，雨果，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是这样做的。二十世纪的杰出作家们也是这样做的。
欧美文学的日趋没落，与他们社会的日趋繁荣稳定恰成对比。格里耶、巴赛尔姆等等形式主义分子丧失了先锋派的社会和文学反抗作用。略萨曾讥讽西方当代文学陷入家长里短的絮絮叨叨。这是正常的。他们的社会已经开明进步到根本不需要文学手段去改变什么，他们无甚可反，再反就成了乔姆斯基苏姗·桑塔格之流的无事生非了。于是除了形式，他们就只有裤裆里三反五反闹革命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出了库弗和冯尼格特这种大师。但拉丁美洲和亚洲不同。我们并不奢侈地需要一帮“有用的白痴”，何况是“没用的白痴”（除了意识形态白痴，我们大概也不需要文学白痴：闲适瘟学，典雅瘟学，看齐瘟学，下半身或上半身瘟学，女性瘟学，温柔敦厚瘟学，贾语村言瘟学，小资瘟学，七0后或80后的虞诈倾轧瘟学，网络垃圾瘟学……）。某种意义上，我们还活在十九世纪。怎么写是重要的，但写什么加怎么写才使创作有意义的。我们需要赓续雨果-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乔伊斯-托马斯曼-鲁迅-萨特-加缪-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略萨-库弗的精神传统，接过这根朽而不坏的文学之矛，向同样衰朽的风车巨人发起最后一波冲击。
要求：如题写一篇一千字以上的文章。小说，散文，议论文，夹叙夹议都行。可以参照我的导论，对之进行逻辑/情绪性批判，或与导论完全无关，只须切合主题。
征文为期两周。优秀者均能得到Q币，并选入网刊。
- Re: 鍦ㄨ吘璁嚜鐢卞啓浣滃潧鍋氱殑寰佹枃posted on 07/08/2004
一些资料根据曹长青、程映虹等文章。 - Re: 鍦ㄨ吘璁嚜鐢卞啓浣滃潧鍋氱殑寰佹枃posted on 07/08/2004
- posted on 07/08/2004
世界上有个逻辑被一些如诺悲尔之类的人奉为圭皋，他们几个鸟人批谁是个东西，就是个东西，岂有此理；就是，你是西方人，就反对西方的制度，就能露脸，如君特个拉丝，虽然鄙人很喜欢锡鼓；你是社会主义的，就要索尔身你情一下，不然不行。于是，在西方，左派就自以为清高，是反政府，反正统了——当然，你要让他到中国苏联来体验几年，像韩丁之流，斯诺之流一样，他是不来的。于是，西方人以反对者的身份自鸣得意；而东方人，则多少以自由主义冠其名，来个黑白两道兼吃，还有自称是体制那内有用虫豕的，像什么张*一样的骗子，都是脸皮很厚的人。中国右派一般是站在米国坐而论道，没有一个像谭嗣同，甚至孙大炮一样做实际事情的；而且他们的粗浅的理论，不过是些读书品论式的小玩闹而已（当然比那些只吃白道的白痴要强一些）。所以，做一个真实的人，有良知的人，我看还是边缘人比较老实，但是力量又不够。很悲观。默克，你看如何是好也？！ - posted on 07/08/2004
我也来顶一把。:)
我偶尔看书有时产生一些妄想，总觉着，文学很薄，就那么一层纸，纯平面的东西。上面可以花样翻新，但人间的论题，人性的特征，社会的要素，统统列下来，估计也不会超过半张A4的纸。有人说，该编的，荷马都已经编过了。该论的，春秋诸子都论完了。所以自春秋以后中国就觉着没有必要再拓展新论题了，搞背书和科举即可。:) 幸好西方出了科学和宗教，人意识的重心转移到那上面，可以无尽积累和发展了。
所以说，作品的立意其实空间实在有限。幸好可以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文学的“学”，实在不是收敛的“学”，是纯发散的“学”，钱钟书可能还真是得其诀窍了。这种发散的学，哪里能积累出什么厚度？名家大儒的文章学说，稍识些字的普通百姓看了，只要作者能写得明白，人家就能读得明白。
当然，你可以说，那不一定吧，有几个人能读懂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呢？为什么读不懂，因为他的文章结构是隐含地基於荷马的史诗奥得赛，有映射的关系。不读后者，就读不明白前者。那读者可以问？这种把戏有什么纯文学之外的阅读意义和启示没有？我不读，或读不懂，又能有何种损失呢？如果诸学通通映射投影到学科之外的空间中，文“学”的厚度和立体感恐怕是最差的。人类喜欢它，恐怕是因为语言和交流的天性。它沾了文字的光。
当然纯文学可以很深，很厚，随时间和朝代而积累，成为特殊的表达体系，但行外人逐渐看不懂，也不需要看懂了。丧失了社会意义。与大众无关了。 - posted on 07/09/2004
导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称赞莫言的小说中国第一，所以要跑来中国与之“对话”一番。可惜莫言“对”的几乎都是鬼话——高密与福克纳笔下“邮票”般大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继承关系，他自己与川端康城风格的相似……高谈终日，从他“对”的话中，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未老先衰文人的自恋和大师情结。至于他的作品，成名作《红高粱》，仅仅是一部新历史+乡土小说，除了语言有那么一点特色之外，就只有野合、剥皮吸引眼球了。《天堂蒜薹之歌》，披露农民“造反”，确实有暴露黑暗的力量，据作者自己说收到过威胁，但过份沉溺于监牢里犯人的受虐描写，大大削弱了作品的艺术高度，从中也隐隐透出他受酷刑情结左右，缺乏控制自己手里的笔的能力。较近期的《红树林》、《檀香刑》，除了完全满足了他对性和酷刑的写作生理需要之外，没什么值得多提的了。
同意以上评论。过於着力对残酷的描写，并未见得对人性起正面的建设作用。希望看到沈默克就作家大关怀方面作更深的论述。
- Re: 鍦ㄨ吘璁嚜鐢卞啓浣滃潧鍋氱殑寰佹枃posted on 07/13/2004
good one, Moke. though I don't agree with your opinion on the Iraqi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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