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人、作家、音乐家、画家、科学家等相比，哲学家往往被视为最枯燥无趣的一群人。大部分哲学著作，读起来实在是佶屈聱牙，伤神费脑，烦琐无味，是治疗失眠症的良药。我的床头总放有一两本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或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类）。每当辗转难眠之时，随意翻开一页读之，往往是一个段落未完（哲学著作一个段落往往有两三页到七八页之长），我就已呼呼入睡。不过，偶尔我也会陷入怀疑而更难入眠：这位哲学家是不是外星来客？不然怎么会写出这样洋洋洒洒而又不知所云的句子？当然，哲学的枯燥与哲学家的无趣只是表象，而非实质，就像哲学家们喜欢用这种口吻称呼一切其他事物一样。
哲学问题的起源其实很平常。十来岁的小孩往往会问：“爸爸，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不是在做梦？”这就是一个深奥的哲学问题。对这个问题，父母们也往往有现成的经典答案：“掐一掐你的胳膊，如果你觉得痛，就说明你不是在做梦。”大部分孩子对这个回答会感到满意，听完就高兴地结束了他们的哲学研究，蹦蹦跳跳地玩沙子荡秋千去了。
如果你的孩子对这个答案不满意，接着问：“可是，我有时在梦里也会觉得痛啊。”那你就应该知道，你的孩子有大哲学家的天赋，你有责任对他（她）好好培养。不要让他（她）在《哈里·波特》那样的书上浪费时间，应该去书店给他（她）买一本黑格尔的《小逻辑》或者笛卡尔的《第一形而上学沉思录》。
历史上的大哲学家大凡都是这种已长大成人的大小孩。他们关心的大多问题与前述小孩的问题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哲学史上这种问题比比皆是：
月亮在我们不看它的时候存不存在？（自贝克莱大主教以来，这个问题不知被讨论了多少遍。争论至今不休。）
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这个问题虽然今天已没有太多的哲学家关心，但中世纪的哲学家们不知在这个问题上浪费了多少羊皮纸。）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同时按比例变大或缩小？我们因身处其中而感觉不出来？（上世纪初的操作主义哲学家布里奇曼（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ｎ）对这个问题有过详尽而有趣的讨论。）
作一个蝙蝠会是什么感觉？（在世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Ｔｈｏｍａｓ Ｎａｇｅｌ的一篇著名哲学论文“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Ｌｉｋｅ ｔｏ Ｂｅ ａ Ｂａｔ？”就是专门讨论这一令人浮想联翩的问题。）
……
关于哲学问题到底是什么，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在同龄女孩面前十分腼腆，总是手足无措。父亲决定鼓励他多与女孩子接触，建议他邀请一个班上的女孩在放学后去河边散步。男孩说：“可是我不知道跟女孩子应该说些什么。”父亲说：“那就谈谈人们喜欢的食物吧。食物是一个跟谁都可以谈的话题。”小男孩第二天放学时鼓足勇气，邀请班上一个他钦慕的女孩去散步。女孩子有些羞涩，但还是愉快地答应了。在河边，男孩想起了父亲的建议，向女孩问道：“你喜欢吃面条吗？”女孩子回答说：“不喜欢。”男孩子不知再说什么才好，两人无话，直到分手。回到家里，男孩对父亲说：“除了食物，我不知还有什么可以和女孩子说。”父亲回答道：“那就谈谈家庭吧。人人都有家庭。”第三天，男孩再次邀请那个女孩去散步。两人走到河边，男孩记着父亲的建议，问女孩：“你的哥哥喜欢吃面条吗？”女孩说：“我没有哥哥。”男孩子又不知再说什么才好。两人沉默，直到分手。回家之后，男孩再次向父亲请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话题跟女孩子说。”父亲想了想，说：“那就谈点思想性的东西吧，比如说哲学。女孩子都喜欢有点思想性的话题。”又过了一天，男孩再次邀请女孩去河边散步。两人走到河边，男孩决定按照父亲的建议，问女孩一个哲学问题：“如果你有哥哥，他会不会喜欢吃面条？”
这个男孩深得哲学的精髓。哲学问题就是这种性质的问题。
就像儿童没有愚蠢的问题一样，在哲学史上，好像也没有什么愚蠢的问题。不过，对不少人来说，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就像儿童的问题都是幼稚的问题一样，哲学史上的问题都是蠢问题。有趣的是，说哲学问题都是蠢问题的人也被认为是哲学家，甚至被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大哲学家——比如维特根斯坦。这是因为，如帕斯卡所言，“对哲学的反思还是哲学。”当然，如果所有哲学问题都是不值得研究的蠢问题，哲学也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
不过，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历史上惟一一个给哲学判死刑的哲学家。
历史上大致有两种哲学家：一种哲学家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复杂到最后让人们困陷在其思想迷宫里而不能自拨。这类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古希腊的智者，中国春秋战国的后期名家，柏拉图，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朱熹，贝克莱，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及今日盛行的相对主义哲学家如麦金泰尔等。他们像某些心气高傲而又固执的孩子，执著得可爱，一旦发现了他们喜欢的某种积木，就会试图用这种积木拼出宏大复杂的体系或玄妙深奥的理论，然后宣称，世界上的一切都能在他们的体系或理论中找到答案。
另一种哲学家，则喜欢快刀斩乱麻，在七弯八窍的思想迷宫中砍开一条通道，把复杂的东西还原为简单。他们有些像喊出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个小孩，说出了所有人都陌生而又熟悉的真理。读他们的书，让人有噩梦醒来是清晨的解脱和愉悦。这种哲学家的代表有苏格拉底，中国古代的王充，六祖慧能，奥卡姆，休谟，卢梭，马赫，维特根斯坦，上世纪初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玻普尔，当代的诺基克等人。他们像马克吐温笔下的那种顽皮的孩子，手拿一块小石头，在庞大玄妙的理论大厦边上，不经意间就敲掉了一块支撑的积木，然后站在一旁看着这个庞大的体系轰然坍塌。哲学史上有名的小石头有：苏格拉底的“我知我无知”，王充的不信邪，六祖的“明心见性”，奥卡姆的“剪刀”，休谟的怀疑，卢梭的回归自然，马赫的“感觉”，维特根斯坦的“可说与不可说”，逻辑经验主义者的逻辑与经验，玻普尔的“可证伪性”，等等。
这两种哲学家中，都有人认为：哲学到他为止。在他之后，不再有哲学。这些哲学家有些像霸道的孩子，在自己玩完或赢了后，宣布游戏到此结束。
黑格尔可视为前一类哲学家的代表。他用他的绝对理念与辩证法“解释”了从大自然到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之后，宣布他的哲学就是绝对真理。因此，他的哲学的建立也就意味着哲学的终结。他给以后的哲学家所布置的任务是用他的理论去解释和概括他还未曾来得及解释的领域，比如自然科学。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成功的哲学家。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里，他的名字简直就是哲学的同义词。像罗素那样的天才人物，都曾在年轻时迷失在黑格尔的理论迷宫里（严格地说是新黑格尔主义）而找不到出路。
早期维特根斯坦可视为后一类哲学家的代表。维特根斯坦年纪轻轻（３４岁）就写下了成名之作《逻辑哲学论（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 Ｌｏｇｉｃ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ｕｓ）》。在这本不足一百页的小书里，他划定了“可言说的”与“不可言说的”界线。哲学问题都属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书中最后一句话是：“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只能保持沉默。”写完此书以后，维特根斯坦认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对哲学也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了。于是，为了保持对哲学的沉默，他辞去剑桥大学的位置，退出哲学圈子，去了奥地利的一所山区小学当老师。几年之后，直到另一位天才哲学家兰姆瑟（不幸早逝）前来拜访，才说服维特根斯坦，哲学并未终结。于是，维特根斯坦再度出山，创立了与他早期学说不同的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史上鲜有一个哲学家在一生中创立两种迥然不同的学说。维特根斯坦的隐退和复出也成了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哲学虽然被几次判处死刑，但最后都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其实，黑格尔与维特根斯坦都犯了一个相似的错误：即把哲学等同于某种普遍性的知识或真理。但哲学并不是对某种知识或真理的占有，而是人类好奇心驱使下的一种探索未知的智力游戏。知识（如数学，物理，社会学等等）只不过是这一游戏的副产品罢了。就像儿童往往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有无穷无尽的问题一样，真正的哲学家们总对世界保持着一种孩童般的好奇心，而喜欢对那些杞人忧天式的问题刨根问底。正因为面对着未知的黑暗，哲学家们难免会像学步的小孩一样跌跌撞撞。一部哲学史主要记载的是人类心智的困惑，迷茫，以及迷失于歧途的历史。
只要人类还有心（ｈｅａｒｔ）和情感，艺术（特别是音乐与诗）就不会消失。只要人类还有脑（ｍｉｎｄ）和理智，哲学就会和我们同在。哲学与艺术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源于我们人类未泯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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