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华山剑
我在阅读西方有关历史著作的时候，常常很困惑，也很感触，因为，根据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学问的规模和格式的标准去参照西方历史，西方的历史学问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我认为，西方历史著作大多是伪作。中国历史历来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谓的“信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中国的“信史”，往往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三是强调直言真实。这样的“信史”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空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产生得出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当然，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这样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记载，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也与中国历史著作的“信史”本质无关，这，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前，犹如茫茫雾霭，或者说是犹如一团乱麻，不仅中国人难以将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了解清楚，恐怕连西方人自己也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17世纪之前的历史的！我常常感到奇怪，中国近几十年来所编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历史”章节怎么会那么富于逻辑条理，而且，这些“西方历史”怎么就和中国历史典籍一样，时间、空间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和“真实”。这，到底是西方历史本来就如同中国历史那样清晰可信，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误入了什么套子呢？他们是否是在使用中国的历史定式和思维框套去编篡了“西方历史”呢？
而事实上是，西方的所有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情况，要么，他们就象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要么，就象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那样，在自己的《风俗论》中，仅仅对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介绍。那么，伏尔泰和吉本的各自历史著作，到底谁更严谨呢？应该说，伏尔泰更严谨！因为，在18世纪，各西方民族国家的图书馆中，要么就只有阿拉伯文和罗马文的历史残本（这个情况，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1869——1941）从严谨的角度，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著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会的杜撰本），要么，就只有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要么，就只有基督教会里的各种明显杜撰的历史文献，所以，西方的历史在当时还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并无真实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上卷 P 3 商务印书馆）。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
笔者发现，即使是西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比如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虚写的办法，他们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证19世纪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著”，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著作几乎就是“说书”（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会统治下的“大学”所杜撰的。但是，很糟糕的是，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著作当成为了“信史”，特别是中国哲学界还普遍对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著，还要“可信”，这，简直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一是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所阅读的历史典籍往往很狭窄，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将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开来审视，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二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信史”历史学情况，所以，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他们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先入为主的就以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三是因为中国人太习惯历法时间空间概念了，中国人一说自己的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种时间秩序观，象“张飞杀岳飞”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笑话；但是，中国人却很少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就没有设立过专职天官和史官，所以，无论是西方历史学者，还是西方政权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会中的学者，往往没有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历年意识，在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张飞杀岳飞”的事情及其人神相杂的事情已经普遍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步了，这正如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西方社会还习惯引证《圣经》里编造的情况去说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著作往往有“说书”味道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历史学界开始使用碳元素衰变原理去测定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方法去对文物的历史状况进行理论推测，都是有条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随便“大胆猜测”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文献历史资料去印证，这样的纯粹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历史年代的测定且进行的历史情况推断，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说，不能够作为信史。而西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正如上面所说，“说书”性质大大过于“信史”。所以，现在西方历史著作中的一些“编年史”，比如《塔西佗编年史》，特别是德国的维尔纳?施奈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的那些将许多历史事件精确到了年月的记载，我们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因为，这些历年和纪事都并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没有什么相应的实证资料可言，你也永远无法期望这种“历史学家”会为你提供很实在的历史相关证据。
2，西方历史上的纪年不准确问题。在西方科技手段没有引入到中国历史学界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是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学，三是依靠地下发现的文物和简椟。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其一定是依赖时间纪年而为自身基本存在条件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国的信史，是以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法”以来的历法为“信史”的基本存在条件的。
因为汉武帝时代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历法，所以，中国古代严谨的历史学者，往往对秦汉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论的，这，已经在中国史学界中形成了一种基本治学原则。中国因为是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统一农业大国，所以，“太初历”以后的历法就非常严格了，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稳定问题。因此，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各王朝虽然不时发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则是统一传承的，特别是历法，各王朝都必须延续前朝的时间秩序而制定，因此，中国历史纪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的纪年情况则很紊乱。西方不是天文学发源地，西方历史上使用的历法是来自于古巴比仑，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家，大多是巫师和哲学家，他们和政治大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希腊盛大和古乱麻时代，天文学中的时间概念和秩序，还没有真正和属于政治社会范畴的历史学紧密联系起来。16世纪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马灯的转换，他们建立一个新王朝，往往就要毁灭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烧前朝的图书馆和杀害异端。西方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方在希腊和罗马王朝时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象中国秦始皇那样的“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制度，这样，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纪之前的文化的不断变换和消灭异端的历史紊乱问题，因此，西方历史上很难建立出以统一语言文字和统一时间次序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信史”来。
西方在16世纪之前一直使用儒略历法，因为以上所说的王朝更替中的对前朝文化的灭绝原因，儒略历法在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乱。西方历史上开始建立比较严谨的历法，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会千年的努力才逐渐形成的，准确讲，是12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教会开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了统一的历法对于农业季节的测算和对于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这样，到了16世纪后期，才由罗马教皇格雷果里正式下令和组织教会中的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准确和统一的历法推算和测定，并于1582年在西方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区内的统一历法时间。由此可见，西方的历年次序理念产生得非常的晚，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度注意到的。
大家知道，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关键在于“历”，就是在于时间秩序的准确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学，在16世纪之前是没有条件的，16世纪确立了准确的历法以后，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条件。而由于前面说的西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毁灭前朝文化的惯例，所以，西方现代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基础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只能够从19世纪以后算起。而且，由于我以上说的文物必须以文献史的印证为基本条件的前提，所以，我们中国人阅读西方的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或者说一定要打折扣，否则，我们将对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错误。
3，西方的思想史著作和基督教史的文字和载体问题。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在讨论中西方文明文化关系的时候，常常是言必称希腊哲学，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希腊时代的哲学思想著作并不真实！这些思想文化“巨著”几乎就是西方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教会的托古“杰作”！
历史的记载，必须以文字符号和文字符号的载体为自己的两个基本存在前提。中国文字自公元前1500年左右出现系统的甲骨文以后，虽然文字曾经在各王朝和春秋时代各战国中有变异，但是，秦王朝的文字在500年时间中一直相对稳定统一，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篆书和隶书的汉字会以秦文字为基准的道理，也是秦始皇为什么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实现通“书同文”的 道理。根据现在四川的青川木椟文字（这枚木椟现在保留在四川博物馆中）看，可以证明，在公元前500年的时间区间中，当时的蜀地已经出现了方块汉字的雏形，而且有了很经受得起时间磨砺的记载的“木椟”载体。到了秦朝和汉初时代，文字已经完全隶书规范化，其与今天的中文基本上一样了，记载载体也多样化，有了帛书等。但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史学的发达，还是在东汉时代以后了，也就是公元105年蔡伦制造出了纸张和公元1000年左右中国发明了活字排印以后，同时也与东汉通过《熹平石经》统一了五经文本有关系。现在中国的纸版书，可以追溯到宋朝，也就是距今有千年历史。因为纸张才可以大量记载文字，所以，详细的历史书，应该是产生在使用纸张以后和采用了活字排印以后。这，是个常识问题。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产生在东汉尚未产生纸张以前的中国古典“巨著”，其中也包括50多万字的《史记》、15万字以上的《管子》、《荀子》、《孟子》、《春秋》、《三礼》，很可能都不是秦朝以前或者不是西汉时代的作品，所以，这就是中国史学界历来有今古文之争的原因。这就是说，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西汉初和西汉末，及其唐朝，分别有官方组织的且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托故改制”的大型编篡活动。事实上也是这样，现在发现的秦朝之前的文物中，除了《老子》这部典籍外，还没有发现那些据说是战国时代的“巨著”，所以，即使是中国的许多“巨著”，也很可能仅仅形成于汉朝时代。当然，无可否认的是，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信典”最多最实和最古远的唯一国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文明都不能够相比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方历史典籍中的十分明显的伪问题。即使根据德国史学家施奈因的记载，中国的造纸术也是公元1150年才传到西班牙，1276年传到意大利，1350年传到法国，1390年传到纽伦堡，1494年传到英国，1576年传到莫斯科，1690年传到北美。西方出现雕版印刷则是在1450年以后。西方首次出版纸张书籍，是在1472年以后，1499年才在西方出现了专职纸张印刷所，西方的活字印刷则更晚了（以上记载见《人类文明编年纪事?科学和技术分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而之前，西方使用的文字载体是羊皮书、纸草书（一种宽叶植物）和泥版书及铜铸铭文，这样的文字载体和方法，一是保存时间不会长久，二是记载的内容也不可能多。
另外，西欧学者大多比较回避谈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的历史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一旦追溯起来，常常会让一些西方学者难堪，这正如美国布龙非尔德所说：“日尔曼诸民族接受希腊化拉丁字母，我们不知道是在何时何地，字母的具体形象也多少不同于寻常的希腊体或拉丁体。”（《语言论》 P365 商务印书馆）。虽然罗马帝国建立于公元前一世纪，但是，公元500年前，欧洲的地方方言各自为阵，罗马文字也远没有推广开来，这既有欧洲民族成分太复杂和民族群体彼此隔绝的历史原因，也与那时候的希腊文字和罗马文字的本身不健全有直接关系。5世纪——15世纪，拉丁文字（既系统的罗马文字）才在基督教教会的慢慢地研究下而完善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教会一边学习希腊和拉丁文字，一边通过阿拉伯图书整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残篇著作，一边又根据该时期出现的民族国家而研究各民族国家的文字，这就是说，现在西欧各国的文字，也就是布龙非尔德所说的日尔曼各民族的文字，产生年代不会超过14世纪。那么，既然西欧地区系统文字的拉丁文仅仅形成于5——15世纪之间，西欧各民族国家的文字不会超过14世纪，再加上纸张在西欧的使用也非常晚，于是，人们自然要怀疑，那些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究竟是怎么样炮制出来的？！这世界上难道有连文化材料都残缺不全就能够修建得起文化大厦的怪事情？！
纵观由近现代的中国一些学者从西方翻译进来，且对今天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的“西方名著”的情况，可以发现，现在，中国人能够读到的属于16世纪之前的西方历史和思想文化“巨著”甚多，思想史方面，包括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伦理学》、《诗学》、《物理学》、《政治学》、《动物志》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公元4世纪之前的古罗马的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和《忏悔录》等。历史方面，包括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历史》和古罗马时代的《塔西佗历史》及《高卢战记》，也包括阿庇安的《罗马史》和6世纪法兰克帝国的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等等，这些西方16世纪以前的历史学“巨著”和哲学思想《巨著》，都是厚厚的几十万言，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巨著”竟然超百万言之多，那么，我们就不禁要问，他们究竟是依靠什么样的传承载体将这些典籍继承下来的？！如果这些著作是真实的，那么，为什么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又屡屡要提到历史上的许多著作都是残篇。而且，西方历史上还有排斥异端思想文化的惯例，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政权，不仅仅要烧死异教徒，他们还要同时毁灭他们的著作文字，这种从毁灭异端肉体到异端思想文化的事情，一直贯穿于西方的整个历史，其惨烈程度，是一向以“焚书坑儒”著称的中国的秦始皇所远不能够相比的。既然如此，他们这些巨著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巨著”，在中世纪之前，尚一直属于有异于《圣经》的著作，不可能在基督教政教合一时代的图书馆里长期保存，这，都太让人清楚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了。这就是说，是西方基督教教会，创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西方文明文化！
我们能够期望西方严谨的历史学者去自我揭穿这些西方历史典籍的奥秘吗？！我看，这不太可能！一个民族和文明就象一个人一样，也有自己自卑的隐私，我们要期望已经在世界上树立起了“具有悠久文明传统”形象的西方人去自揭自身文明文化中的虚假，实在太难了！应该承认，象汤因比和罗素等西方智慧者能够承认西方文明的直接源流是来自于欧洲蛮族，已经就很不容易了，我们何必又要去过分要求别人呢！推己及人，我们还是给西方历史学界和思想界，留点面子吧。但是，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我们应该顾自清楚西方历史上的这些问题，即使我们不必去捅穿西方史学界的这些隐私，否则，我们在研究世界历史的时候就要犯错误。
笔者在论证了西方历史学和思想史的伪作问题以后，一旦联想起中国的顾颉刚那“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古史辩?自序》）的著名论断，就有种又佩服他又鄙视他的感受，佩服他的原因是顾先生用很通俗的语言总结出了中国古代的一贯的疑古思想，认为历史越往后走，人们对前面的历史的总结描绘越多。但是，笔者很鄙视顾先生的是，他这个论断对中国的史学却并不太合适，却异常适合西方的史学，然而，非常遗憾的是，顾先生这样的论断恰好就是为严厉批评中国史学而说的，他却一直没有提到过西方史学的伪作问题！这，太不严谨！也说明顾先生的历史视野太狭窄了。
尽管我论证了西方文明中的历史著作和思想著作的“伪作”问题，但是，我还是不得不参照现在的许多西方著作去进行我下面所要讨论的西方历史问题和基督教文化问题，这，对于笔者来讲，并不轻松，也有种二难的心境！我对自己这样的二难心境，无话可说。
- Re: 鍏充簬瑗挎柟鍘嗗彶鐨勭湡鍋囬棶棰�posted on 11/18/2004
我不懂历史，西方的古籍不是在文艺复兴时从阿拉伯文翻译回来的吗？欧洲的经典在漫长的中世纪里被销毁贻尽，是阿拉伯人帮欧洲人把文化传了下来。 - Re: 鍏充簬瑗挎柟鍘嗗彶鐨勭湡鍋囬棶棰�posted on 11/18/2004
我想我们的象罔先生历史知识比这位华山剑先生丰富一些，可以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
thesunlover wrote:那么，既然西欧地区系统文字的拉丁文仅仅形成于5——15世纪之间，西欧各民族国家的文字不会超过14世纪，再加上纸张在西欧的使用也非常晚，于是，人们自然要怀疑，那些罗马时代和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及思想文化“巨著”，究竟是怎么样炮制出来的？！这世界上难道有连文化材料都残缺不全就能够修建得起文化大厦的怪事情？！
作者 华山剑
- posted on 11/19/2004
古董先生大概忙，我来勉强回答吧。
拉丁文是从希腊文演变来的，罗马帝国早期一直用希腊文。希腊文字成形于公元前八世纪，主要是腓尼基字母的演化，由于腓尼基字母没有元音字母，后来又从古希伯来语的前身阿拉米文字里吸收了一些字母作为元音。腓尼基文字和阿拉米文字，都是出现很早的很古老的文字，大概公元前两三千年左右就有了。这还不算爱琴海上最古老的文明 - 克里特岛（远在希腊人的文明之前），克里特人在公元前两千年被北方入侵的雅里安人的一支（后来的希腊人）征服后，其文字就湮灭了，不知为何没有被希腊人采用。
所以不要以为只有我们华夏族才开化得最早，以为西方那时都是食毛饮血的野人。这种盲目的民族自尊心是要不得的。
至于纸张，古希腊人用羊皮纸，埃及人用当地出产的天然纸张-纸莎草（也出口到地中海周边一带，但因其昂贵埃及以外的地方用得少），两河流域用粘土刻字，如何不能成书？况且那时书写材料短缺反而更能使经典流传，因为这一来杜绝了写字人粗制滥造，二来免了其他人受垃圾文字的泛滥之灾，那时能读书写字的人是极少数极少数的，成的书都是一时思想之精华。一部羊皮纸成书，即为当时和后代无数人口耳相传，那时人既无信息爆炸，又无垃圾文字之灾，记性自然是好的，这也促成了经典书籍的保存和流传。
若按这位华山剑先生的逻辑，只有纸张才能成书，那我们的孔老头（与苏格拉底几乎同时代，孔子死后十年苏氏出生）在竹简上著的“春秋”和编纂的“诗经”也是莫须有的伪作了？
（警告：以上文字仅凭我的记忆写出，可能有不精确的地方。）
- Re: 鍏充簬瑗挎柟鍘嗗彶鐨勭湡鍋囬棶棰�posted on 11/19/2004
我可记不住这许多，也没这么多可记。只记得早期教会致力于基督教和希腊
哲学的“通婚”，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猫腻。纸张听上去是一个问题。羊皮
圣经存留下来的极其有限，
此文还是挺有意思的，虽然可能不算严谨的学术论文。 - posted on 11/19/2004
这篇文章指出了西方人历史中有不少杜撰和想象成分这个事实，是好的，但我觉得态度太偏激了。这个东西不好。所以批评他几句。
最近看了本英国作家H.G. Wells（以科幻小说闻名，Time Machine等）在一战后欧洲普遍的绝望沮丧情绪中写的“世界通史”，对这人很欣赏，因为他能跳出当时一般西方知识分子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在书里广泛介绍并赞赏东方文明（中国和印度），虽然有些材料和叙述不一定准确。而且，他对西方人深以为骄傲的罗马文明有不少清醒中肯的批评（也很切及当前美国的情形呢），认为与罗马同时存在于世的东方文明有更多值得推崇的地方。这种跳出自己的种族和文化自尊心去探索世界文明史的诚实态度是东西方人都要学习的。 - posted on 11/19/2004
今早查了下，果然记忆离事实有不少出入，now corrections -
腓尼基字母成形于公元前1000年，阿拉米字母是公元前800年左右（Aram, 今Syria一带）。
拉丁字母系统，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一套包括19个字母的拉丁字母系统已经形成，到公元前一世纪，也就是西塞罗时代，拉丁字母系统又增添两个成员：X和Y.
目前大部分专家认为拉丁字母直接派生自希腊字母，但也有人认为，其中经过了Etrusque人的文字的中介（Etrusque人至公元前3世纪统治着罗马，也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后被后来的罗马人征服），Etrusque人的字母也是派生希腊的。
可见罗马帝国早期就有拉丁文字了，当时也同时使用希腊文。
至于汉字，大约发明于公元前2000年，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经过整理编纂，最后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间成为完整的系统，沿用至今。
adagio wrote:
拉丁文是从希腊文演变来的，罗马帝国早期一直用希腊文。希腊文字成形于公元前八世纪，主要是腓尼基字母的演化，由于腓尼基字母没有元音字母，后来又从古希伯来语的前身阿拉米文字里吸收了一些字母作为元音。腓尼基文字和阿拉米文字，都是出现很早的很古老的文字，大概公元前两三千年左右就有了。这还不算爱琴海上最古老的文明 - 克里特岛（远在希腊人的文明之前），克里特人在公元前两千年被北方入侵的雅里安人的一支（后来的希腊人）征服后，其文字就湮灭了，不知为何没有被希腊人采用。 - posted on 11/24/2004
又一个不学无术的愤青写下的一段垃圾文字。网络作为文字载体的一个负面后果是这种垃圾文字的泛滥与流传。
作者看似旁征博引地证明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作者不是缺乏起码的逻辑训练，就是根本就没有读懂他自己引用的东西。
下面这一段，汤普森明明说，罗素塔石刻(Rosetta Stone)让我们破译了古埃及文字，不知作者的“由此可见”是如何得出的。其它类似的莫名其妙的结论也处处都是。
Rosetta Stone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此石因有一段古埃及文与希腊文对照的文字，因而提供了破译古埃及文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我们就能解读古埃及众多的金字塔和王室贵族墓室里的文字，使我们对古埃及史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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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 上卷 P 3 商务印书馆）。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
- Re: 鍏充簬瑗挎柟鍘嗗彶鐨勭湡鍋囬棶棰�posted on 05/22/2006
回‘青’：我能不能麻烦你在骂‘愤青’之前，把‘由此可见’后面的话再看一下，不知道你所说的逻辑问题在哪里？ - Re: 鍏充簬瑗挎柟鍘嗗彶鐨勭湡鍋囬棶棰�posted on 05/22/2006
说西方历史有杜撰成分，大概没有错。但要拿中国和西方来比，似乎没有必要，也得不出什么结论---谁杜撰得更多。要下这种结论，要有细致的考证、考古，要有统计数字支持才能说话，而不是觉得西方烧毁过典籍，就一定什么都不存在了。作者的思路倒象他自己说的，“杜撰和想象的成分居多”。 - posted on 05/22/2006
《左傳》據事直書與以史傳經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張高評
摘要《左傳》敘事藝術之所以卓絕，「以史傳經」為其中關鍵，這跟左氏長於組織史料，工於剪裁呋嘘P。就敘事藝術中的「直書」筆法來說，左氏在「詮次群言」之前，對於紛然雜陳的史料，必須經過決擇去取、化裁調劑，在在涉及剪裁呋し颉１疚倪x擇《左傳》據事直書與能兼含歷史案斷之史法四種，以見據事直書與「以史傳經」之關係：「以敘為議」、「屬辭比事」、「藉言作斷」、「側筆烘托」四者皆是透過據事直書，以表現歷史案斷。就史料之剪裁呋裕詳樽h，表現為事理圓融；屬辭比事，表現為前後相形；藉言作斷，表現為虛實相生；側筆烘托，表現為舉一概餘，皆可作敘事藝術之規範。《左傳》既長於敘事藝術，蔚為中國史傳文學與傳記文學之鼻祖，「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之敘事法，居功至偉。且《左傳》之經學、史學價值，為以歷史敘事方式解釋《春秋》經，讓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自己說話，史家不必現身說法。歷史既如實傳真，又可避免主觀干擾。左氏但致力剪裁呋妨希瑪⑹聜魅耍钥蛇_成歷史之真、資鑑之善，及文學之美。故史傳文學自《史記》以下，皆光大此種「直書」之敘事藝術，以之傳承《春秋》書法，以之體現史家筆法。
關鍵詞：左傳、據事直書、以史傳經、春秋書法、史家筆法
“Straightforward Recording according to Events” and “Elaborating the Classics through History” in the Zuo Commentary
Chang Kao-p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Regarded as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Zuo Commentary is good atthe art of narration. Its success in historical narrativea is related to “elaborating theClassics through history,” and “straightforward recording according to events”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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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methor to achieve this success. This article will select four ways of narrativeto manifest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aightforward recording according to events” and“elaborating the Classics through history”: 1) making an argument through narrative;2) linking phrases and comparing events; 3) borrowing others’words as judgments; 4) indirect description to manifest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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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據事直書與以史傳經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張高評
一、前言
《左傳》一書的性質：就解釋《春秋》、暨《春秋》經傳的關係來說，是經學；就忠實反映春秋時代事跡，及人物傳記來說，是一部比《春秋》更成熟的編年史；就史傳文學、傳記文學、敘事文學，以及清代桐城義法、後代辭章學、文章作法來說，是一部優美的文學作品。徐復觀先生以為：《左傳》以歷史敘事的方式解釋《春秋》，它的價值應該遠在「傳經」之上。這種解經方式，徐先生稱為「以史傳經」。以史傳經，是讓歷史說話，還歷史之本來面目，偏重史料的剪裁呋员憧陀^呈現歷史真相，所以跟《公羊》、《穀梁》「以義傳經」不同。1「以史傳經」，牽涉到兩個範圍：一、「《春秋》書法」的問題；二、「史書筆法」的問題。本論文選擇《春秋》書法中之據事直書，來探討「以史傳經」之實際。《左傳》成公十四年所提的「《春秋》五例」，前三者微婉顯晦為曲筆，「盡而不汙」（據事直書）為「直筆」（直書）。懲惡而勸善，則為史書之資鑑功用。2可見，據事直書為《春秋》書法之一，亦是史書筆法，更是後人所謂之義法、文法。《左傳》長於敘事藝術。而敘事藝術，講究史料之安排、文獻之剪裁、結構之設計。《左傳》如何透過歷史敘事，使之表現真相之餘，又寓含歷史批判，及歷史解釋？以善盡史家之資鑑使命？這些都是本文關注之焦點。
二、據事直書為《春秋》書法之一
《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論「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提出所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 之說；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本之，遂楬櫫「《春秋》五例」。3前四例，示載筆之體；懲惡勸善，示書法之用。錢鍾書以為：此五種書法，「乃古人作史時心嚮神往之楷模，殫精竭力，以求或合者也」。4《左氏》傳經，遂以為書法之典範。杜預《集解•序》詮釋《春秋》五例之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蓋敘事詳盡，筆不旋繞；不隱不諱，具文見意，周賅盡致，而無所加飾，所謂「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者是。唐劉知幾評論史乘，標榜直書：如董狐之書法不隱，馬遷之纂述漢非，史家直書其事，不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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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復觀，〈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第十節「左氏以史傳經的重大意義與成就」，《兩漢思想史．三》（臺北：學生書局，1980），頁 270-275。2參考單周堯，〈讀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五情說小識〉，收錄於《左傳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頁 73-95。3〈春秋經傳集解•序〉，《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13-14。4錢鍾書，〈左傳正義•一、杜預序〉，《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第一冊，頁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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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瑕，無所阿容，足以申勸誡，樹風聲，故劉氏貴之。5據事直書，相當於賦、比、興詩法中之賦法。孔穎達《毛詩正義》卷一稱：「賦者，直陳其事，無所避諱，故得失俱言。」《朱子語類》卷八十亦謂：「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6賦法，是直筆表述，據實呈露，筆不旋繞，而美惡自見，故與微婉顯晦之書法，發揮比興思維不同。7元趙汸《春秋師說》述其師黃澤之《春秋》學研究方法論，曾云：「《春秋》書法，須考究前後、異同、詳略，以見聖人筆削之旨。」8清方苞高倡桐城義法，實得於書法史筆之啟發。方氏論義法，特別注重前後、詳略、異同、互見、偏載、細大、損益、虛實、順逆諸安排措注之法，與剪裁筆削之方。9黃澤與方苞對書法義法之提示，頗有助於吾人理解「據事直書」之《春秋》書法。「據事直書」之書法，注重直筆表述，據實呈露，筆不旋繞，而美惡自見，蓋取決於史料之安排措注，文獻之剪裁筆削，以及歷史編纂之結構設計。史傳，以敘次史事為主，評論事件、褒貶人物之資鑑功能與之相輔相成。如何讓歷史真相複映和再現，這牽涉到史書的編著，關係到體裁、結構、表述方法，和編纂技巧。在「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賦史料以生命，既傳達了歷史之真，又兼顧到資鑑之善，這就跟表述方法、編纂技巧所形成之藝術美感有密切關係。融合史事之真、資鑑之善，以及藝術之美而一之，往往是《左傳》以下歷代諸史傳之特質；「據事直書」之書法，特其中具體而微之一例而已。
三、據事直書與《左傳》敘事藝術
劉師培《左盦集》、《左盦外集》，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敘錄》綜考上古之史志，皆一致肯定古《春秋》成法，要以記事為主。10若再上推兩周鐘鼎彝銘，甚至殷墟卜辭，亦皆以記事為主，鮮少例外。11故就傳經之文體觀之，「三傳中合古《春秋》成法者，當首推《左傳》」。12《左傳》大抵以歷史敘事方式詮釋孔子《春秋》經，借事明義，寓物示理，故與《公羊》、《穀梁》偏重「以義解經」之歷史解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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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知幾撰，蒲起龍釋，〈直書〉第二十四，《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卷七，頁192-194。6引文見《毛詩正義》卷一，頁 15；《朱子語類》卷八十，頁 2067，《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8）。7參考拙作〈會通與宋代詩學——宋詩話「以《春秋》書法論詩」〉，第一節，「宋詩話以微言（比興思維）論詩」，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書法史筆與宋代詩學》，頁 34— 37。後輯入《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臺南：成功大學出版組，2000）一書中，頁 93-128。8趙汸，《春秋師說》卷下，《通志堂經解》（臺北：漢京文化公司），第 26 冊，頁 2。9參考拙作〈方苞義法與《春秋》書法〉，《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頁 215-246。10參考劉師培，〈古《春秋》記事成法攷〉，《左盦集》卷二及《左盦外集》卷四；〈漢代古文學辨誣〉，第七節「論宋于庭之說不足信」，《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華世出版社，1975），第三冊，頁 1445、1624；章炳麟，《春秋左傳讀敘錄》（臺北：學海出版社，1984），頁 821-822。11參考劉節《中國史學史稿》，第三章〈古代史籍的雛形及其蛻變〉，甲、乙兩節（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頁 18-22。詩與史之同源異流，其關鍵在「敘事」的分合消長，參考董乃斌，《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第一章〈文學與事的關係〉，頁 12-53。12同註 10，〈論宋于庭之說不足信〉，頁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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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啖助稱揚《左傳》敘事之優長，在「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因以求義，經文可知」；13黃澤所提《春秋》研究方法，謂「當據事以求書法」；而《左傳》「記事有本末，真可以發明聖經」。14蓋《左傳》以史傳經，是以史實羅列來詮釋孔子《春秋》經，是讓歷史自己說話，最能還原歷史本來面目。諺云：「事外無理，理在事中」，事實勝於雄辯；經說若有疑誤，欲求真解，唯有回顧史事層面。故黃澤稱：「學《春秋》，以考據《左傳》國史事實為主，然後可求書法。能考據事實而不得書法者，亦尚有之；未有不考據事實，而能得書法者也。」15凡此，皆可見《左傳》以史傳經，借事明意的敘事特質。劉知幾稱美《左傳》敘事，謂「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16清韓玫稱《左傳》：「記事之史，《左氏》其首」。17陳澧亦謂《左傳》：「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18這些古代學者也大多推崇《左傳》以歷史敘事方式解經之效用、貢獻、與造詣。敘事藝術，講究史料之安排，文獻之剪裁，以及結構之設計，這些都是《左傳》最所擅長，此由清章學铡⑽踺d，民國馬宗霍、韓席籌所論，可見一斑：（敘事之法，）離合變化，奇正相生，如孫吳用兵，扁倉用藥，神妙不測，幾於化工，其法莫備於《左傳》。（章學铡凑撜n蒙學文法〉）《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呋剑篂榇髠洹＃▌⑽踺d《藝概•文概》）左氏工紀事，委婉深曲，多寄意於語言之外，讀者不可徒滯拘於字句間也。（韓席籌《左傳分國集註》頁 4）《左氏》之敘事也，旁顯側映，以左射右，以後照前，如折俎之牲，散之不成其形，合之復完其情，所謂意到而句不到也。（馬宗霍《文學概論》頁 65 引叔苴子語）以字攝句、以句攝篇，意以不盡為奇，詞以不費為貴，氣以不弛為上。讀者但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而無條暢快利之形，如高山深淵，回互應伏，觀者意有虎豹龍蛇穴其中，而特未之見，乃所以為貴也。（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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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陸淳，〈三傳得失議第二〉，《春秋集傳纂例》卷一，收於清錢儀吉輯《經苑》（臺北：大通書局），第 5 冊，頁 2358-2359。14同註 8，卷下，頁 28；卷上，頁 20-21。參考拙作〈黃澤論《春秋》書法—《春秋師說》初探〉，收於《元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8），頁 20-29。15同上，卷下，頁 4。16劉知幾《史通．雜說上》：「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茳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餘；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同註 3，頁 451。17韓玫〈左傳紀事本末•序〉：「左氏先經以始事，後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是記事之史，左氏其首也。」18陳澧，《東塾讀書記》，卷十：「左氏為魯史官，亦不可以直書者，而能曲曲傳之。其敘事之精善，非後世史家所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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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敘事，有系統，有別裁，最得體要，其中規矩準繩，多為《春秋》書法之體現，史家筆法之示範，更為後世辭章學及義法之淵藪。晉杜預〈春秋序〉稱美《左傳》之敘事，謂：「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劉熙載《藝概•文概》亦曰：「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左氏》釋經有此五體，其實《左氏》敘事亦處處本此意。」其實，史料之安排措注，文獻之剪裁筆削，結構之設計，技法之講求，是書法，也是史法，更是文法，義法。上述諸家論《左傳》之敘事，所謂離合、奇正、委婉、深曲、顯映、照射、回互伏應等等，一言以蔽之，皆是史料的「剪裁呋健埂！蹲髠鳌窋⑹拢芰顚W者原始要終，頗見本末，蓋是得力於此。歷史敘事和歷史解釋，為歷史的兩大要素。一個最高的敘事與解釋的藝術，是冶兩者於一爐。19《左傳》的敘事藝術，信有此妙。尤其是「直書其事，具文見意」的敘事方式，「事皆不謬，言必近真」，於是美惡成敗，如實呈現。據事直書的特色，是「其文直，其事核」。20而據事直書，所以能令善惡自見者，蓋緣於敘事之際，講究決擇去取，用心調劑化裁。21孔子纂修《春秋》，早已體悟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22左氏因孔子《春秋》而作傳，發明《春秋》大義，遂亦具論本事，不以空言說經。《春秋》一書，記事而提其綱，可以著得失成敗，明微言大義，求聖人筆削之旨，何況《左傳》長於敘事藝術，往往「直書其事，具文見義」、「事外無理，理在事中」，《左傳》以史傳經，借事明義，合敘事與解釋而一之，可為明證。
四、《左傳》據事直書與歷史案斷
清姜炳璋《讀左補義•自序》稱：「作之者（孔子）即事而為經，述之者（左氏）論本事而為傳，事舉而義存焉。」23左氏以史傳經，借事明義，是發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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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參考杜維摺妒穼W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總經銷，1997），第十三章〈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頁 213-217。20同註 5，卷七，〈鑒識第二十六〉，頁 205。21章學眨磁c陳觀民工部論史學〉，《方志略例三》，論史料之決擇去取，調劑化成，最為詳盡，如云：夫工師之為巨室，度材比於燮理陰陽，名醫之製方劑，炮炙通乎鬼神造化，史家銓次群言，亦若是焉已爾。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咨訪不易為功，觀鄭樵所謂八例求書，則非尋常之輩所可能也。觀史遷之東漸南浮，則非心知其意，不能釋也，此則未及著文之先事也。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決擇去取，人徒見著於書者之粹然善也，而不知刊而去者，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既經裁取，則貴陶鎔變化，人第見誦其辭者之渾然一也，而不知化而裁者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即以刊去而論，文劣而事庸者，無足道矣。其間有介兩端之可，而不能不出於一途，有嫌兩美之傷，而不能不忍於割愛，佳篇而或乖於例，事足而恐徇於文，此皆中有苦心而不能顯也。如以化裁而論，則古語不可入今，則當疏以達之；俚言不可雜雅，則當溫以潤之；辭則必稱其體，語則必肖其人，質野不可用文語，而猥鄙須刪，急遽不可以為宛辭，而曲折乃見，文移須從公式，而案牘又不宜徇，駢麗不入史裁，而詔表亦豈可廢，此皆中有調劑，而人不知也。（新編本《文史通義》；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頁 515。）22語見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6:112；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本之。23姜炳璋，《讀左補義•自序》（臺北：文海出版社影乾隆 33 年同文堂藏板，1968），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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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的教示，於是讀者透過《左傳》之敘事，可以透視左氏「剪裁呋健梗M而領悟其中所辨的是非，所著的得失，所寄的褒貶，以及欲明的大義。最高明的史著，是歷史敘事與歷史解釋渾然一體，《左傳》敘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信有此妙。24元黃澤提出《春秋》學之研究方法，曾謂：「學者須以考事為先。考事不精，而欲說《春秋》，則失之疏矣！」進而明示學者：「推校《左傳》之事，以求聖經，此最為切實，庶幾可得聖人之旨矣！」25由《左傳》據事直書之敘事藝術，可悟左氏剪裁呋剑c理事圓融之妙。如何將歷史裁判寄寓歷史敘事之中？歷史敘事如何能夠發明歷史解釋？此與推校《左傳》事跡，以求《春秋》之微言大義、筆削褒貶同功。就史料之安排，文獻之取捨，以及剪裁呋氖址▉碚f，《左傳》據事直書之敘事藝術，往往能兼容歷史評論與歷史解釋。歷史解釋，在闡明歷史發展之軌跡及其意義；歷史評論，是對歷史人物或事件，作出價值判斷，提供經驗教訓，難免使用概念性、邏輯化的抽象語言表達，此即孔子所謂「徒託空言」。據事直書，藉事明義，此即所謂「載之行事」；兩相比較，後者訴諸形象思維，因為理在事中，所以具體生動，說服力強，其功效當然較「深切著明」。就筆者管見，《左傳》敘事藝術，能兼含歷史解釋，生發歷史評論，達到所謂「據事直書，善惡自見」者，其術多方，為篇幅所限，姑提出四項手法分述於下：（一）、以敘為議；（二）、屬辭比事；（三）、藉言作斷；（四）、側筆烘托。(一)、以敘為議顧炎武研究《史記》，發現「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有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因此拈出「《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之法。26這個提示，對於《史記》，乃至史傳文學、傳記文學之敘事藝術研究，有極大之啟發。27筆者以為，此種手法，蓋濫觴於孔子《春秋》之書法；《左傳》以歷史敘事之方式詮釋《春秋》經，發揚光大此種「以敘為議」之書法與史法尤多。堪稱《左傳》據事直書的第一個層面。蘇軾對於《左傳》以歷史敘事方式解經，曾提出「依經以比事，即事以顯義」的論點，這對「以敘為議」極具意義。28班固《漢書•藝文志》稱左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論本事而作傳」，即是依經比事，即事顯義。29依孟子《春秋》學之見，《春秋》有事，有文，有義。30事載於文內，義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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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語見宋呂大圭《春秋五論•二》，轉引自戴君仁《春秋辨例》（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64），第十章〈結論〉所引，頁 140。25同註 8，卷下，頁 4；卷中，頁 1-2。26清顧炎武著，黃汝成釋，〈《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日知錄集釋》（長沙：岳麓書社，1994），卷 26，頁 891-892。27拙作〈《史記》之文學研究——史傳文學與傳記文學〉，「二、〈（一）、據事直書，與以敘事為議論〉」，86 學年度教授休假論文，頁 6-10。28張大亨《春秋通訓•後敘》引，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頁 37。29班固，〈藝文志第十•春秋〉，《漢書》（臺北：明倫出版社，1972），30:1715。30《孟子•離婁下》稱：「詩亡而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參考呂紹綱，〈孟子論《春秋》〉，林慶彰編，《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上冊，頁 1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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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事中，故黃澤治《春秋》學，強調「只當考據事實，以求聖人筆削之旨」；31趙汸得其教誨，研究《春秋》學，只在致力「得其事，究其文」之師訓。32故《四庫全書總目》稱：「刪除事跡，何由知其是非？無案而斷，是《春秋》為射覆矣。」33後世治《春秋》，所以知史事之始末，進而明是非，示褒貶，定疑似，正訛誤，全因《左傳》「論本事而作傳」之功。《春秋》一書，既然「見之於行事」；因此，研究《春秋》，「因文以求事，因文與事以求義」，自然是不二法門。34文，為史筆；事，為敘事；義，為哲理評論，微言大義。《左傳》以史事傳經，於敘事中寄寓論斷，並不徒託空言。杜預〈春秋左氏傳序〉稱《左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35除「依經以辯理」外，其他三者皆是以敘事方式解釋《春秋》經。如實呈現人物與事件，還歷史本來面目，讓歷史自己說話，此之謂「以史傳經」；遂與《公羊》《穀梁》所側重之「以義傳經」不同。36如：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前傳）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隱公元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隱公三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隱公五年）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僖公三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僖公四年）冬，會於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僖公二十年）魯隱公之為攝政，《春秋》不書即位，其中緣由，經《左氏》前傳「惠公元妃孟子」五十八字之敘事，可謂昭然若揭。《春秋》不書隱公即位，《公羊傳》以一百四十七字，《穀梁傳》以二百一十二字，皆「以義傳經」；遠不如《左傳》用「不書即位，攝也」六字，乃以敘為議，「以史傳經」，借事明義，具體而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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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同註 8，卷下，頁 4。32趙汸，〈春秋左氏傳補注•序〉，《通志堂經解》（臺北：大通書局，1969），頁 1。33〈經部二十六•春秋類—〉，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26:536。34參考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解經研究》（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第二章〈敘事：解釋《春秋》的基礎〉，第二節「《春秋》見之於行事的撰述特點」，頁 80-86。35日本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卷首，引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漢文大系》，頁 3。36徐復觀，〈原史——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學的成立〉第十節「左氏以史傳經的重大意義與成就」，《兩漢思想史．三》（臺北：學生書局，1979），頁 27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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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傳》敘寫周鄭交質、周鄭交惡事跡，將周鄭當作地位等同的兩國來看待，這就是「據事直書，是非自見」的《春秋》書法。用此直筆，則周綱廢墜，天子下威，諸侯跋扈，鄭伯不臣，種種案斷，皆呼之欲出。敘考仲子之宮始用六佾之本末，則可知「往前用八，今乃用六」，義取「善其復正」，褒揚隱公遵禮守分，亦意在言外。《左傳》寫召陵之盟，先敘蔡姬蕩舟。《史記•管晏列傳》稱：「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左傳》敘寫「侵蔡，遂伐楚」，是直書其事，是非自見。此一直筆，無異齊桓霸業之微辭。溫之會，《左傳》直書「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則晉文譎而不正，目無天王，重筆誅責，可謂嚴於斧鉞。凡此直書，史料皆經左公剪裁呋佟敢辣臼露鱾鳌梗蛔x者「因文與事以求義」，經旨案斷，大義微言，無勞辭費，自然隱含其中。《左傳》評價史事，褒貶人物，往往使用「以敘事為議論」，「於敘事中寓論斷」，大多類此。(二)、屬辭比事《禮記•經解》稱：「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何謂「屬辭比事」？自鄭玄、孔穎達以降，至章學铡⒄卤耄嗉覟檎f，莫衷一是。37元黃澤論《春秋》學研究法，曾提出「一事必與數十事相關」，「如不書即位，當與後面書即位參看；書會盟，當與凡會盟合而求之」諸指要，頗可作「比事」之確詁。38章炳麟論《春秋》之作，「為是博徵諸書，排比整齊，貫穿其文，以形于傳，謂之『屬辭比事』。」39筆者參考二家之說，以為屬辭比事，指連屬前後之文辭，以比次其相類或相反之史事，此一《春秋》之教，經《左傳》發明，遂成《左傳》以下史傳文學重要之敘事藝術。40史傳文學或傳記文學既要反映事實真相，又要避免觸忌犯諱，敘事哂脤俎o比事，可以趨吉避凶，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左傳》據事直書的第二個層面是屬辭比事。《左傳》在敘事藝術方面，發明《春秋》屬辭比事之教者極多。清姜炳璋《讀左補義》述之極詳：如周鄭交質，大書王崩，又曰王未葬也；觀其屬辭，而知取麥取禾，寤生伐天子之喪也。晉悼服鄭而驕楚，其臨沒而悔；趙武之新政偷安，屈建之新政敏肅，此於比事，而知楚強晉弱之故也。若夫經之屬辭比事，顯然可見者，傳每舍其大而論其細：如天王歸賵，不言賵惠賵仲子之非，以屬辭已明，而但以緩急為非禮也。澶淵之會，不以不討蔡般弒君為非，以比事已明，而但譏其無歸也。若一傳之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絜，而是非昭。晉楚俱用夾寫，傷楚強之由於晉衰也；魯鄭每為並敘，傷季孫之不如鄭臣也。扶盛衰之關，立事為之矩，莫不舉一例餘，而旁通四達：桓與文相比，襄靈厲悼與桓文相比，而升降可見。伯未興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條理燦著，脈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41由姜炳璋之論觀之，所謂屬辭比事，其特色為前後參看，有無相較。其慣用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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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參考同註 34，第三章〈經解：屬辭比事以釋義〉第一節「屬辭比事的涵義」，頁 100-135。38同註 8，卷下，〈指要〉，頁 35。39章炳麟，〈春秋故言〉，《檢論》卷二，收於《章氏叢書》（臺北：世界書局，1958），頁 532。40同註 27，第三章〈屬辭比事，與以互見法開創傳記文學〉，頁 19-27。41同註 23，〈綱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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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夾寫、並敘、正映、反襯、舉一例餘、小中見大。其敘事效用為上下相形，而得失見；彼此相絜，而是非昭。史料經過剪裁呋瑪⑹陆涍^安排措注，史實的呈現固然從「據事直書」得來；而褒諱抑損之案斷，亦由「具文見意」衍生化成。所以敘事藝術採取屬辭比事，遂不勞辭費，而毀譽顯然；據事直書，而評論解釋自在其中。除姜炳璋所舉例證外，《左傳》敘事，出以屬辭比事者，其例尚多，最顯著者，莫過於敘述戰爭之長篇，如城濮之戰（僖公二十八年）、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戰爭之勝負成敗，如何得見？剪裁呋瑩轮睍脤俎o比事，敵我彼此相對映照，成敗利鈍，自然見於言外。清代桐城派義法如方苞、林紓之評點《左傳》，頗揭此祕，如：《易》於《坤》曰：「為文」；又曰：「物相雜故曰文」。蓋彼此交互，相為經緯，而文生焉。敘事之文，最苦散漫無檢局，惟《左氏》於通篇大義貫穿外，微事亦兩兩相對。此篇言晉侯有德、有禮，而能勤民，所以勝；子玉無德、無禮，不能勤民，所以敗，其大經也。中間晉侯能用人言，不獨博朱肚浯蠓颍蚁录拜浫耍坏贸紕傘棺杂茫华殬s黃之諫不聽，楚眾欲還不從，即楚子之命亦不受，又一反對也。楚子不欲戰，而得臣強之；晉侯疑於戰，而諸臣決之，又一反對也。晉侯之夢，似凶而終吉；得臣之夢，似吉而終凶，又一反對也。楚所愛者曹衛，晉所急者宋；魯則陽從晉而陰為楚，鄭則始嚮楚而終從晉。皆兩兩相對，所以抒軸而成章也。42紓按：此章文字之美，美不勝收。然以大勢論之，實得一偶字法。何云偶？每舉一事，必有對也。當子反入面而退老之申叔時，此老洋洋吐辭，料敵乃同蹇叔，是楚師之敗，已決於申叔時一言。而為之對者，姚句耳也。申叔時之言敗，言其動作之非時，姚句耳之言敗，言其節制之無術，此一偶也。范文子之不欲戰，在事前言之，欒武子之悔此一戰，在事後及之，又一偶也。伯州犁自晉降楚，苗賁皇自楚降晉，已屬天然之偶；乃巢車望敵，文字俱在空際傳神，每用一矣字，必應以一也字，又是一偶。顧伯州犁述其本國軍中規制，以告楚子矣。脫文中寫苗賁皇，亦如伯州犁寫法，則沉重板滯，左氏斷不為此。故寫伯州犁用繁筆，寫苗賁皇用簡筆；繁簡，又是一偶。晉侯臨戰而卜，呂錡因夢而占，又是一偶。卻至免冑，楚子謂其有禮；欒鍼執榼，子重謂其踐言，又是一偶。至潘黨養叔之蹲甲，皆中，已自為偶矣；乃呂錡射王，而養叔報仇，又是一偶。尤妙者，韓厥後鄭伯，茍用杜溷羅之言，必獲鄭伯，乃韓厥不可而止；卻至亦從鄭伯，又有茀翰胡為杜溷羅之對，亦幾獲鄭伯矣，而卻至不可而止，此偶殊屬天然。至於子反收軍，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而苗賁皇亦徇於師，蒐乘補卒，抹秣馬厲兵，修陳固列，蓐食申叮砸蝗缱臃矗瑒t明明示讀者以偶筆矣。故善為文者，因事設權，往往使人不覺。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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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方苞口授，王兆符傳述，〈城濮之戰〉評語，《左傳義法舉要》（臺北：廣文書局影榕園叢書本，1977），1:23-24。43林紓，〈鄢陵之役〉評語，《左傳擷華》（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1），卷上，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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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兩兩相對，無獨有偶之敘事法，即是「屬辭比事」之書法。善用此法，可使流於散漫長篇之敘事，由於「彼此交互，相為經緯」，而有所檢束約制。前後參看，敵我相形，是非成敗，不待辭費，自然呼之欲出。《左傳》敘事，往往原始要終，頗見本末，此最能見屬辭比事之用。宋呂祖謙《左氏傳說》有〈看左氏規模〉一文，略謂：「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欲看出其中端倪，則非屬辭比事不能。清馮李驊論研究《左傳》，謂其中有絕大線索：「于魯，則見三桓與魯終始，而季氏尤強；于晉，則三晉之局，蚤定于獻公之初。于齊，則田齊之機，蚤決於來奔之日。三者為經，秦、楚、宋、衛、鄭、許、曹、邾等紛紛，皆其緯也。」44將《左傳》全書，分成春秋之前中後期；視全書十八萬字之敘事，為一大屬辭比事，遂見此種線索與經緯。小至於一篇之中，《左傳》敘次，「據事直書，具文見意」處，亦往往見屬辭比事之功，清吳闓生曾撰文發明此義，如云：一曰反射：莊公之不子，則以潁考叔之孝形之。齊豹之不臣，則以公孫青之謹形之。季孟之怯襋縱敵，則以冉有之義公叔務人林不狃之節形之。臧孫紇之無罪，則以東門逐叔孫僑如之盟首形之。推之崔慶欒高之亂齊，而以晏子正君臣之義。昭公之亡國，而以子家子主反正之策。言出于此，意涉于彼，如湯沃雪，如鏡鑒幽。若此者，皆其相反而益著者也。45此種經由前後參看，正反相襯，而得義理旨趣之法，正是《左傳》制畬俎o比事書法。蓋有得於《左傳》敘事時，剪裁呋睿侥堋笓轮睍欠亲砸姟埂！端膸烊珪偰俊贩Q：「《春秋》一書，經則比事屬辭，義多互發；傳文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絲牽繩貫，脈絡潛通。」除依經以辯理外，要皆屬辭比事，具文見意之敘事法。屬辭比事，是《春秋》之教，也是《春秋》書法；錢鍾書曾稱「昔人所謂《春秋》書法，正即修辭學之朔」；又云「《春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46《左傳》屬辭比事，正是透過剪裁呋睿才糯胱⒅剑允臼妨x，而見論斷之法。是書法，也是史法、義法、文法。(三)、藉言作斷前述顧炎武所提《史記》「於序事中寓論斷」之手法，所舉「〈平準書〉末載卜式語，〈王翦傳〉末載客語，〈荊軻傳〉末載魯句踐語，〈誃錯傳〉末載鄧公與景帝語，〈武安侯田鰜傳〉末載武帝語」，皆是結合具體史事，憑藉當時他人的評論或反映，賦予史事或人物一種價值案斷。作者不用現身露面，記言載語之中，即反映了歷史事實，也曲達了史家的裁判。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左氏》傳經，以敘事為主，而間以載語記言，事言兼賅，遂有相得益彰之妙。考《左傳》之敘事藝術，有憑藉語言以敘事論斷，敘事議論即寄寓言語中之「語敘法」。左氏傳經，在「見之於行事」之外，又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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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馮李驊，〈讀左卮言〉，《左繡》（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康熙五十九年書業堂鐫藏本，1965），卷首，頁 59。45吳闓生，〈與李右周進士論左傳書〉，《左傳微》（臺北：中華書局，1970），卷首，頁 4。46語見錢鍾書，〈左傳正義•閔公元年〉，《管錐編》（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0），第一冊，頁179-180；〈全後漢文〉，第三冊，1:967-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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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為心聲」之載語，亦是左氏剪裁呋妨希笓轮睍呶囊娨狻沟臄⑹路ㄖ弧！蹲髠鳌分械妮d語，除用以揭露性格，表現情緒；推進情節，預作伏脈；統攝瑣細，交代枝節外，最大的作用，在於安排歷史人物現身說法，既如實反映歷史真相，又可以替代說明，省卻解釋，而是非論斷，價值裁判，未嘗不寓含其中。如《左傳》敘秦晉韓原之戰（僖公十五年），卜徒父解占語，慶鄭諫乘異產語，韓簡視師語，藉言論斷，皆所以裁判晉惠公之必敗。宋楚泓之戰（僖公二十二年），《左傳》敘事，安排子魚論戰一段談話，宋襄公之志大才疏，霸業不成，可以知之，亦藉對話作判斷。左氏敘麻隧之戰（成公十三年），轉變敘事之體為外交詞令。這是因為〈呂相絕秦〉這篇文字宣傳，為麻隧之戰晉勝楚敗的關鍵，故詳載詞令，而略去敘戰。可見敘事詞令輕重詳略之間，受左氏的資鑑史觀左右。鄢陵之戰（成公十六年），敘巢車之望一段，藉言記事，旁觀虛敘：晉軍部勒形勢，在楚子目中望見，從伯州犁口中說出，藉甲說乙，純粹小說筆法。47《左傳》敘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由重而減輕之始末，關鍵在子產寓書告范宣子的一篇詞令（襄公二十四年），《左傳》敘事如實轉載這封書信，由於事理具見載語中，理稱辭舉，故促成「宣子說，乃輕幣」之完美結局。史料剪裁呋睿c秦晉麻隧之戰殊途同歸。又如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哀公十一年），《左傳》敘此事件，只選擇安排孔子兩段對話：「胡邊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婉拒助紂為虐；訴諸聲情，如聞如見。又宣稱：「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則孔子一生栖栖惶惶，周遊列國終不得重用，博學而無所成名，其中緣故，可從鳥木之喻得知梗概。「言為心聲」，《左傳》敘寫孔子形象，選用其人話言，可收傳真妙肖之功，且得失成敗之案斷，自在其中。以上例證，敘事傳人，大多藉言作斷，既忠於史實報導，又可免除史家現身說法之干擾。因為敘事寄於載語，話語中自含論斷，敘事如此，是既「見之於行事」，又不必「徒託空言」。《左傳》敘事，有此「藉言作斷」之手法，敘事載言相得益彰，遂蔚為史傳文學、傳記文學之傑作。除此之外，《左傳》藉言作斷，較顯著可觀者，莫過於作者抒論及聖賢重言。《左傳》表現褒貶勸懲之資鑑精神，往往藉「君子曰」之史論發揮之，全書大約八十八例。48除外，論評史事，進退人物，又有借重古聖時賢之名言讜論作為評價之依據者，筆者謂之「聖賢重言」。49《左傳》援引「聖賢重言」作評論案斷，以「仲尼曰」、「孔子曰」為最大宗，其次則「叔向曰」，其他則借重臧文仲、范文子、晏子、子產、子貢、子思、裨諶等時賢之名言讜論，以案斷人物史事。50這些「聖賢重言」，有一共同特色：發表言論，以評價人物史事之聖賢，大多局外旁觀者，甚少當事人，故所論看似「徒託空言」。不過，這些「聖賢重言」，並非憑空而發，而是針對「見之行事」的前文敘事，前後參照，彼此相形，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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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鄢陵之戰，敘寫「巢車之望」：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忠病！埂笍埬灰印！乖弧蛤缝断染病！埂笍啬灰印！乖弧笇l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蒬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兑病！共堇缫怨涓嫱酢Ｃ缳S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48參考拙作，〈左傳史論之風格與作用〉，「貳、一、作者抒論」，《左傳之文韜》（高雄：麗文文化公司，1994），頁 101-108。49同前註，二，聖賢重言，頁 108-109。50同註 48，頁 109-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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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發明。對於《左傳》史書「懲惡勸善」之資鑑使命，有絕佳之體現。《左傳》義經、體史，而用文，史書注重資鑑勸懲，除表現為「據事直書，是非自見」外，安排君子聖賢之評論，對於史事人物之認知，將可以相得益彰。因此，論贊漸由附庸蔚為大國，而成史書之一體，職是之故。51(四)、側筆烘扥太史公司馬遷於《史記》中，發明《春秋》書法者不少，如稱：「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又所謂「《春秋》推見至隱」；52書法史筆隱微處，往往是歷史真相之所在；觸忌犯諱，牽涉敏感，故剪裁史料，具文見意。司馬遷私淑孔子，暗擬《史記》為《春秋》，故《春秋》隱微之書法，史公亦多所發揮。徐復觀先生研究《史記》表現手法，發現《史記》往往「以微言側筆，暴露人與事的真實」；53此種微言側筆之哂茫且环N書法，也是史法；《左傳》敘事攸關政治忌諱或敏感問題時，往往用之。側筆的哂茫鞘妨霞舨眠化的一種藝術。此種敘事法之特色，在舉其一端以概其餘，欲令讀者觸類隅反，尋繹不倦，故亦能揭露歷史真相，顯現主題旨趣，而是非毀譽之價值裁斷，亦隱然表現其中。側筆的素材，大多選用瑣事叢語，即事顯義，不是主文主幹。這瑣事叢語與主文主幹之間，彼此對照，前後激射，由於矛盾逆折，故頗富詼詭之趣，與反諷嘲弄效果；又因為意在言外，故十分耐人尋味。「側筆烘托」，是為了迴避政治忌諱與難言之隱，所採行的書法史筆。反常合道，是它的筆法特色；揭示真相，是它的歷史使命。此種筆法，《左傳》中早有之，且不必出現在定哀之際。吳闓生著有《左傳微》一書，致力發明左氏「微言諷諭，推見至隱」之書法義法。吳氏曾與友人暢論《左傳》微旨，提出「凡其所推崇褒大者，皆必有所不足；其所肆情詆毀者，必有所深惜者也」的卓識，舉證論說極其詳盡。54此種筆法，由於即事顯義，故書法妙旨鬱而難發。今觀吳氏之書，已發明不少，如《左傳》「有不著一字，而隱其意于語言之表者；有少露其倪，而亟以他語亂之者」，吳氏曾舉例論之，如：舅犯之勳，其子不保，讀其事，未有不歎惜者，而傳固不見此意；則其揜遏幽蔽於語言之外，而潛喻後之學者，使感悟而自得之者，其於文為尤隱也。故曰：「狐趙之薛，不可廢也。」曰：「請復賈季由舊勳。」它無所云，而斤斤於臾駢之送帑。荀伯之規友，皆所以茹鬱其指，而惜狐氏之不終也。其稱趙盾夏日之日者，見賈季材下，畏盾之甚，是其所以亡耳。賈季亡，而趙盾之逆成矣。萇弘之於周，忠耿奇人也，志事不遂，左氏蓋深惜之矣；曰：「萇叔違天，天之所廢，不可興也。」此痛之之詞也，而閒以高子違人，則所以亂之也。孔子之聖，不用于魯，左氏所深惜者矣，曰：「生不能用，誅之非禮。」其責其不用，此痛之之詞也；而閒以誅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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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同註 5，卷 4〈論贊第九〉，頁 81-83。52瀧川資言，〈匈奴列傳•太史公曰〉，《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110:1201；〈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113:1264。53同註 36，頁 419-420。54同註 45，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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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稱一人非名，則所以亂之也。唯文字之精微，不可以著見也。故抑遏以隱之，支離其詞以誤之，其厚自蓋覆若此其深密也。夫其深切著明者，世尚不能盡察，又況其隱焉者乎？所謂「不著一字，而隱其意于語言之表」者，此指微言，即杜預《春秋》五例前三者「微婉顯晦」之筆。吳氏所謂「少露其倪，而亟以他語亂之」者，是所謂「側筆」之書法。筆者研究《史記》之《春秋》書法，其有關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者有五：其一，記瑣細叢語，傳弦外之音；其二，寫神怪靈異，示不惑妖祥；其三，載陰陽禍福，寓文外曲致；其四，故佈疑陣，以翻歷史公案；其五，由正言若反，定是非褒貶。55考求《左傳》之書法，亦多具體呈現，頗有可觀。傳寫歷史真相，左氏之歎惜感慨，往往見於言外；由此弦外之音，足以考察史家之歷史觀點。《左傳》之側筆見態，由於舉一概餘，觸類引申，故於史筆書法「推見至隱」，而又「自隱以之顯」處，頗能有所發明。《左傳》一書，微言與側筆交相哂谜撸瓤梢娛峦庵砼c言外之意。如晉趙盾弒其君（宣公二年），側筆稱述孔子之言，極謂趙盾為法受惡，其惡固無可辭；趙盾「弒而不弒，不弒而弒」之原委，因側筆而昭然若揭，有發明敘事之功。又如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成公二年），收結處側敘「私賄勿籍」，以周旋晉使，王之畏晉，獻捷之非禮，自在言外。又如許世子止弒其君（昭公十九年），悼公病瘧，未是死症，《左傳》特筆敘寫「飲大子止之藥」而卒，故與弒君無別。此一誅心之書法，《左傳》再引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之側筆，而更加顯豁。又如孔子論鑄刑鼎（昭公二十九年），側筆深惜晉國之將亡，而深隱逆臣之無道；魯昭公之難（昭公三十一、三十二年），左氏敘事側重直摘昭公缺失，於權臣季氏卻深隱其辭，甚至略而不言。蓋春秋之世，權臣當道，故史家敘事傳人，詞多忌諱，誅奸多用微辭，而貶時君反得直謫其非。《左傳》敘事，多用側筆，良有以也。側筆烘托，是《左傳》敘事法中，極謹嚴、極慎重之法式，舉一概餘，以部分體現全面，史料之剪裁呋藶闃O致。側筆烘托之敘事法，可以兼顧迴避忌諱與傳達真相。在「主文譎諫」，兩全其美方面，富有積極意義。在直書其事，以史傳經方面，自有其貢獻。
五、結論
《左傳》是一部記載春秋時代事蹟、人物傳記的可靠信史。就經學價值言，《左傳》以歷史敘事的方式詮釋孔子的《春秋》經，與《公羊》、《穀梁》之「以義傳經」有別，自唐啖助、趙匡；元黃澤、趙汸以下，多推崇其歷史敘事的意義，以及「以史傳經」的價值。《左傳》敘事藝術之所以卓絕，「以史傳經」之所以可觀，這跟左氏長於組織史料，工於剪裁呋嘘P。就敘事藝術中的「直書」筆法來說，史家在「詮次群言」之前，對於紛然雜陳的史料，必須經過決擇去取、化裁調劑，在在涉及剪裁呋し颉１疚倪x擇《左傳》據事直書，而又能兼含歷史案斷之史法四種，以見據事直書與「以史傳經」之關係：「以敘為議」、「屬辭比事」、「藉言作斷」、「側筆烘托」四者，皆是透過據事直書，以表現歷史案斷。就史料之剪裁呋瘉碚f，以敘為議，表現為事理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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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同註 25，頁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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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辭比事，表現為前後相形；藉言作斷，表現為虛實相生；側筆烘托，表現為舉一概餘，皆可作敘事藝術之規範。《左傳》既長於敘事藝術，蔚為中國史傳文學與傳記文學之鼻祖，「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之敘事法，居功至偉。且《左傳》之經學史學價值，為以歷史敘事方式解釋《春秋》經，讓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自己說話，史家不必現身說法。歷史既如實傳真，又可避免主觀干擾。史家但致力剪裁呋妨希瑪⑹聜魅耍钥蛇_成歷史之真、資鑑之善，及文學之美。故史傳文學自《史記》以下，皆光大此種「直書」之敘事藝術，以之傳承《春秋》書法，以之體現史家筆法。宋朱熹論《春秋》，稱：「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56此種「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之書法與史法，在反映歷史真相，迴避政治忌諱方面，成效卓著；與「主文譎諫」之詩教傳統同功，對於後世敘事文學及其理論，有極大的啟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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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同註 33，〈春秋類四〉，《日講春秋解義》提要引，2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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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找《管锥编＊左传正义＊杜预序“为例之情有五”》不果，也没
有时间输入，找到了这一篇文章，值得一读。
这里有PDF版，方便打印而读：
http://www.ncku.edu.tw/~chinese/journal/9th/06.pdf
《管锥编＊左传正义＊杜预序“为例之情有五”》推荐一读。
我读过的佛陀传记中，西方人能演绎的更广，但中国的章回演绎更是
无边无际。中国较严格的正史确实了不起，比如春秋国语史记战国策
之类。
佛陀传记中，我以为马鸣菩萨所作《佛所行赞》，在大乘未萌之际，
最好！ - Re: 鍏充簬瑗挎柟鍘嗗彶鐨勭湡鍋囬棶棰�posted on 05/24/2006
有趣的论坛，可惜没有答案。
即使昨天发生的事情，发生在这个论坛上的事情，我们要谈论起来，恐怕都是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想扯都扯不清。要是不想扯，我给你搅和几下，更没有希望了。历史? oh, my god. :)
人们谈到历史两个字，总是有一个概念上的错觉，感觉那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是吗？不是。历史是人们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的观察、印象、记忆和重建。纯粹是一个印象问题。对个体观察者而言，也免不了有个角度问题。历史学研究就是常识所谓的物理学中的测不准理论。没有真假，谈何真假。 - Re: 鍏充簬瑗挎柟鍘嗗彶鐨勭湡鍋囬棶棰�posted on 05/24/2006
令胡冲 wrote:
人们谈到历史两个字，总是有一个概念上的错觉，感觉那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是吗？不是。
刚读到这，我以为你会接着说“历史其实是关于未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如果如此就更有意思了。:) 预测是许多科学的目的。历史通过对“事实”的梳理与模型化处理应该也具这个功能才对。所以，或许我们不久就会不光学习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也要学习二十五世纪中华民主合众国的历史。 - Re: 鍏充簬瑗挎柟鍘嗗彶鐨勭湡鍋囬棶棰�posted on 05/25/2006
先以二十五世纪中华民主合众国为背景写小说吧。
中华民主合众国的政治，经济，商业加减乘除二十五世纪的爱情 :)
Fengzi wrote:
所以，或许我们不久就会不光学习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也要学习二十五世纪中华民主合众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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