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幻象吗？
库兰切克
几乎所有我在中国遇到的外商－－甚至那些公司已在中国赔了好几百万美元的外商
－－全都告诉我中国终将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市场。《商务周刊》和《富布斯》一类
刊物成篇累牍地刊登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文章。网络上的搜索显示，美国报纸
已经刊登过数千则这样的报道了。
可是如果他们都错了呢？仔细观察中国经济就会发现，和商务媒体的描绘比起来，
情况远没有那么美妙。中国的成长率极大地夸大了，主要是由于虚报数字和大规模
的赤字运行。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国内的企业，凡是以中国国内为销售市场的，没
有一个不是拼命才能维持帐面平衡。中国经济受挫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和几乎不起作
用的银行系统。"外商为自己造出连锁效应，"一位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专家说。"他
们说服自己一定要到中国来，以免让竞争者把机会抢走，然后就忽略了基本的经济
指标。"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骨牌搭起的房子，一旦倒塌，后
果不堪设想。
中国作为迅速苏醒之经济巨人的名声确实有一定事实基础。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
济进步令人印象深刻。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开始经济开放政策时，中国还是世界上
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今天的上海生机勃勃，有几十家欧洲时装公司的分店。与此同
时，北京则独具特色地在紫禁城里开了星巴克。中国的东南沿海已成为低投入加工
产业的动力中心。中国的中产阶级大约占全国人口的不足百分之十，其可消费收入
已有高速的增长；城市的年度可消费收入已从１９７８年大约平均每户３４０元人
民币（４１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几乎６，３００元人民币（７６１美元）。
不过，中国只是在经济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并没有革命性的跃进。中国政府声称，
在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每年７－１０％的增长率。然而，除了出口工业
以外－－那是中国经济的亮点，但只占ＧＤＰ的２０％－－当局的数字却凑不到一
起去。汤马斯罗斯基是匹茨堡大学开拓性的经济学家，他注意到在过去的五年里－
－按理说是极高速的增长期－－中国遭受到通货紧缩、失业率上涨、以及能源使用
的下降，这些趋势通常标志著低增长，要不就是进入萧条期。以能源使用的下降为
例：中国以煤为主的工业向来不以节省著称－－在工业城市乌鲁木齐的夏日，我都
难以看清街对面的建筑－－因此，说中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使用著更少的能源几乎
是不可能的。查看能源资料、独立编汇的ＧＤＰ数字、以及其他统计资料，罗斯基
得出结论，１９９８到２００１年间，中国有大约４％的增长速度，并非其政府所
称的７－１０％－－已经相当不错了，但并不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好多少。比较而
言，孟加拉国虽然不会引起人们对经济动力的联想，但９０年代后期的平均增长速
度是５％。何况，４％的增长率并不足以缓和伴随中国从一个农业经济转型而来的
社会经济问题。很多中国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必须保持７％以上的年增长率，才
能将农村地区的失业率控制在１５－２０％以下。
罗斯基的数字怎么会和中国政府的差这么多？最基本的解释在于，中国的国家经济
统计数字是根据各省资料编制的，完全没有防止政治因素干扰的保障。当中央政府
在年初定下本年的增长目标时－－比如说１９９８年，北京宣布８％的年增长率是
一种"政治任务"－－省级领导就会编造出数字来凑这个目标。"中国统计仍然是基于
前苏联式的系统，由每个省市向上报告数字，而不是由一个国家级别的组织做报告。
很多我见过的基层官员都受到极大压力，一定要完成下达的指标，"《中国经济季刊》
编辑斯达威尔说。仅２００１年一年，据国家统计局自己的数字，就有超过６０，
０００起省市汇报假数字的情况。
其他重要的经济学家与罗斯基一样，怀疑中国官方报告的增长率数字。中国经济学
家、作家何清涟说，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两年，她在中国南部曾去过若干省级办公
室。当她向干部们了解本省ＧＤＰ数字和他们的计算方法时，很多人回答不上来；
而那些回答上来的，提供的数字又都对不上。
私下里或面对特定国内媒体，甚至中国的领导人也承认存在问题。罗斯基等著名经
济学家与北京国家统计局的官员闲聊时，经常被告知，政府里现在没人相信近几年
的ＧＤＰ数字。大致浏览过去五年的中文报纸就能得到大批报道，与外电滔滔不绝
的吹捧不同，这些报道都是关于经济停滞、工资下降、通货紧缩。（虽然中国媒体
仍受控制，近些年来还是开放了许多，而且，某些具开拓性格的报刊，如《财经》
和《南方周末》，经常刊登有关现存问题的报道。）甚至高层领导也了解虚报数字
的问题。２０００年，朱容基总理大约可算是北京说话最直截了当的官员了，警告
说"假造和虚报数字猖獗"。
类似的阴暗图景同样出现在对某些大公司运转的调查中，这些跨国公司或国内公司
的生产都是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很多财富５００强声称其中国分部是公司增长的
关键，－－确实有些外资公司如摩托罗拉等已在中国占领了相当重要的市场分成。
然而，２００２年夏天，我了解了将近４０家锁定中国消费市场的跨国公司，只有
两家－－酒业巨头ＳＡＢ米勒和快餐业巨头Ｙｕｍ！ Ｂｒａｎｄｓ （即肯塔基
烧鸡和比萨饼连锁店的上级公司）－－同意提供他们在中国盈利情况的最基本数字。
"如果这些外资企业正在中国挣钱，他们肯定会没完没了地吹嘘，"斯达威尔说。他
相信，只有少于１０％的外资企业在中国销售而能盈利，他的观点得到相当一些主
要的中国研究专家的赞同。（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生产外销产品则是另一回事：很
多都发展迅速。）其余的，据斯达威尔说，都遇到了过快、过大规模经营的问题，
过高估计了中国的成长和潜在消费者的真实数量。最近，由于失业率攀升，个人消
费实际上又在下滑中。
尽管说服外资公司公开他们在中国的经营实况可能很困难，要找到商务失败的实例
却很容易。位于北京的美国商会于１９９９年做问卷调查时发现，只有不到１５％
的回应者报告在中国经营了高于投资的回收，而这是有获利可能的最起码标准。每
周数次，中国的报刊和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都会有关于又一家外资公司遇到麻
烦的报道。去年春天时，随便检索几份《南华早报》和英文《远东经济评论》，我
就注意到一篇关于百事可乐的报道，这个公司还从来没在中国赢利过，而二十年来
在那里的投资已经超过５亿美元；另一篇是克利斯勒在北京生产吉普车的失败；还
有一篇是美国在线与华纳公司在中国遭受的磨难。
重点的中国公司通常情况更糟。较小的私人公司则即使有合理的商务计划也几乎没
有可能得到银行贷款，因为中国负债累累的银行系统仍然在集中精力维持国营企业。
（结果，企业被迫依赖于本地区的非法高利贷；中国某些最大的高利贷放贷者是些
老太太，他们提供资金给自己家庭成员办的公司。）据外资银行估计，由于这些与
国营企业相关的运营，中国一半以上的银行贷款都是呆账死账。据评级巨头史坦普
尔估计，至少需要５４００亿美元才能重组中国的银行业。
由于可以轻易获得资本，大型国营企业常常成为上级管理部门资产重组的对象或是
养活低生产率工人的废壳。裴敏欣是卡内基国际和平中心的中国专家，他估计腐败
耗费至少中国年均ＧＤＰ的８％。中国的经济监管机构承认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型
企业帐面数字是虚报的－－这是令人震惊的比例，不妨考虑投资者对美国证券市场
的批评，那主要都是在今年多起公司丑闻之后，而且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不到
５％的美国公司有虚报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贪污腐化的中国经理们使用他们从国
营企业偷盗的资金建设著大规模基本无用的建筑，在东南沿海一带显示他们暴得的
巨富。浦东的部分地区，作为上海最新的商业中心来开发，可是看上去就象一座鬼
城。我走进过若干座崭新的建筑，由于无人租用，空荡荡的大楼里只有些警卫，把
时间消磨在绕楼转圈或是吐痰比赛上。
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过度，中国公司的实际生产率正越来越下降。虽然《纽约时报》
最近在比较印度和中国时对印度不看好，可印度在境外直接投资只有中国大约十分
之一的情况下，却保持了只比中国稍差一点的增长率，原因就在于印度使用资金时
更有效率。如今印度有在全球具竞争力的私营大公司，如Ｉｎｆｏｓｙｓ和Ｗｉｐ
ｒｏ等，而中国还没有产生类似的跨国大生产企业，因为其最大的公司都是国营的，
垄断著特定的产业，接受有保障的贷款，同时又大量浪费著资金。一位中国高级银
行业官员注意到，这个中央大国还未能有力地进军到更具附加价值的产业中；即使
是中国的电子产品出口，也多半不过是再出口而已，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
提供劳动密集的加工工业。
无力创出更好的公司，中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即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ｅｔｉｔ
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ｃｏｒｅｂｏａｒｄ，以经济表现的效率来衡量各经济大国）已
在近五年里从第２１名下降到第３１名，标志著中国经济正在向效率和竞争力都更
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韩国按说是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排名却从第
３６位上升到了第２７位。随著效率越来越差，中国至今仍无力创造足够的工作机
会给数百万正在离开农业部门的农民就业。虽然公安警察力量力图阻止失业工人在
国内旅行，人们仍然在寻求机会，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站在上海
一个购物中心外边，里面是欧洲时装精品店，我在买苹果，而卖苹果的是一群寒酸
的无业农民，远离他们家乡的村庄。可我的苹果还没买完，就被打断了，警察凶猛
地抓住这些盲流并开始殴打他们。
如果说中国的消费者正在减少消费额，中国的国营企业正在减少生产力，而外资企
业又正在努力于至少挣一点点钱，这个国家的经济怎么可能在增长呢？不断输入的
境外资本起了作用：根据咨询公司迪劳得托切的调查，９０％的在华外资企业计划
在未来三年内扩大经营。更重要的，和前苏联一样，中国的增长高度依赖于大规模
国家消费。中国在过去两年里有著创记录的预算赤字，在２００２年的前三个季度
里，政府开支上升了将近２０％。"邓小平改革的早期，经济放松就足以带来发展，
但是那种增长已不行了，现在的经济全靠赤字运行来支撑，"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说。
虽说适当的赤字运行可能对经济有好处，可中国的危险在于变成依赖赤字运转来保
证增长，如同日本现在正在面临的情况。根本问题在于，当公共债务达到极高水平
时，如日本目前这样，债务就会成为增长的负担，并成为精神麻醉品，降低公众对
经济改革的向往。
在不断增加的资本持续流入中国经济的同时，北京继续指导经济的增长。尽管中国
最近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北京不仅仍然要求银行向国营企业贷款，而且表示要
坚决保护关键产业，例如钢铁生产，以求创立民族工业的龙头，类似于韩国的大型
财阀产业集团，而韩国的这些先例已经基本上都告失败了。别人不说，前任副总理
吴邦国就曾承认，北京将继续支持对国民经济有决定性的产业中的国营企业。
中共希望掌管经济增长的愿望同时包括了加强其对法律系统的控制。我曾向外籍高
级经管提问，其中包括菲利普穆淘，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ｔｏｒｓ中国分部的头
头。问到法治时，大多数回答都重复著同样的和尚念经：尽管中国仍有很多问题，
但它的法律系统正在发展。确实，最近几年，北京通过了大批的新法律，讨好著外
商和投资者，结果，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法律环境实际上正在逐步恶化，因为大
多数公司都在私下解决问题，而不上法庭。那些在中国营业的外籍律师是带著案子
上法庭的，他们知道得最清楚：新法律没什么用，因为北京已经撤换了那些有独立
意志的法官。一位相当著名的外籍律师告诉我，"法治情况恶化迅速。原来有一批中
国法官确实决心建立真正的法律体系，但是党的领导无法容忍他们，结果现在他们
全走了。"过去几年里，据这位律师说，她看著好多自己的客户败诉，纯粹就是因为
对方与某些党政领导有关系。说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在倒退，对此我表示了怀疑，于
是她转给我大量文件，全是实际案件里原告很显然地占理结果却输掉了；据她说，
有些案子进行中，法庭曾休庭，法官到庭外的一个办公室里去和党政干部讨论，然
后再回来宣布他们的裁决。
这类对国家控制的指责只会进一步妨碍经济。没有一个基本合格的法律体系，中国
将无法鼓励私人企业家做风险投资，无法打破国营企业的垄断，也无法保护知识产
权作为高附加值经济中心的地位。盗版仍然猖獗：走过上海的一家市场，我就看到
上百种好莱坞最新的电影和音乐ＣＤ的复制品。
与此同时，国内负债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６０％，一个难以持续的数字指标，而重
点照顾特定产业将造成进一步积压和通货紧缩。北京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已经判
定，目前没有一种商品在中国是供不应求的，这是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统计结果。意
识到自由化并没有按原定计划进行，各城市于是设置起新的地方贸易保护措施，结
果是增加了新的各种障碍。为了帮助本地运输业，上海市禁止非上海牌照的卡车在
早７点至晚９点之间进城。天津的工厂虽然离北京只有不到１００英里，却无法在
首都销售产品，而必须另行申请执照。
最重要的，中国经济的表象恐怕将要出现裂缝。而且，一旦出现，后果就很严重。
任何境外投资的减少都会影响增长。失业率上升会带来社会问题。（劳工抗议的数
字在１９９３到１９９９年间增长了四倍）。尼可拉斯拉迪是布鲁金丝研究所的中
国问题专家，据他预测，贷款中不断增加的呆账死账负担将在２００８年前后拖垮
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这个银行危机有可能造成挤兑，上千万的中国人企图从银行
里取出他们一生的积蓄，却发现银行已成空账，无力支付他们的存款，并因此而形
成大恐慌以及潜在的大规模社会动乱。
当裂痕深化时，北京和华盛顿就必须重新估量他们的关系。在过去三十年里，中美
双边关系主要是交易性质的。两国交流时的语言主要是商务性的，商业巨头也常常
插手帮忙平息争议。很少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活动，文化交流相当有限，中美
两国政治家很少混在一起，同时绝大多数双边合作和会谈都是和商贸相关的。
在经济腾飞时期，这种交流有利于和缓美中两国所缺少的共同价值。然而，未来中
国日益明显的经济弱势有可能使其潜藏的反美怒火浮诸表面。北京已经在利用反美
情绪来转移对其自身行为的批评，而且并不致力于向人民解释自己的对美政策。新
疆在中国西部，我于九月份访问了这个穆斯林地区，那里的阿訇们被强制参加"再教
育学习班"，里面搀杂著反美宣传。中共控制的媒体公司制作了大众版的录像带，赞
美９／１１的攻击。在一份录像带里，当镜头聚焦在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上时，评
论员的话外音说，"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是全世界都希望看到的美国。"
与此相结合的是中国在过去二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受到外国人的欺凌，结果，目前
的宣传造出的新一代是些自我封闭的青年人。到目前为止，由于中国外表还是马上
要成为新的经济强国的样子，这类民族主义仍受到一定压抑，因为大多数年轻的中
国人以为他们的祖国很快就会占据她早就应该占据的位子，成为主要的贸易和商业
强国。
然而，一旦中国在其走向经济巨人的路上栽跟头，积压起来的愤怒就会爆发。大多
数我曾与之谈话的中国大学生表现得极为愤怒的时刻，都是当外国经济似乎比中国
经济表现好的时候，或者是外国人似乎在诋毁中国明显的经济奇迹时。而且，他们
以行动支持他们的愤怒感情。当英国酒商巴思（ＢＡＳＳ）在过去三年里关闭了中
国的若干分厂以改善无盈利的状况时，巴思的经理人员不得不在上班时雇佣私人保
卫来避免遭受殴打。经济学家如罗斯基等人质疑中国统计数字时，他们在北京的政
府报刊上受到严辞抨击。台湾和美国公司与省级政府签署提供信息科技服务的合同
时，据外商说，中国工人曾以身体伤害来恐吓地方干部，说他们卖国。
英国，日本，甚至俄国，都与西方有著历史上的关系；与此不同，中国与美国除了
做生意的愿望以外，没有什么共同点。由于缺少共同的价值观，一旦中国经济遭受
挫折，中国对西方的不满将会膨胀。那时，中国也许真的会成为一个敌人：一个不
稳定的国家，掌握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较少受到经贸关系的制约，又较多在外交
上冒险的可能性－－比如说武力攻击台湾。
而美国还在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以为中国正在增长的经济实力是问题所在。主要
负责向国会报告中国情况的是美中安全评价委员会，最近刚提出４０多项政策建议，
其中很多都是针对中国的经济实力的。结果，华盛顿最精微的头脑们一直在准备对
付一个不断上升的中央帝国，几乎没有考虑过如果中国经济崩溃时怎么办。甚至一
些极有经验的中国专家似乎也上了这个圈套。看来，美国真的要小心了。
《新共和》２００２，１２，１６
- posted on 06/10/2005
噫，起先有点奇怪，怎么数据不够新？看到后来，写于2002。
对作者的数据来源有点怀疑。如能源消耗一项，过去十年都是增长的，过去中国出口石油，但到现在，在三大油每年不断增产的同时，2004年中国的原油消耗的40％都是靠进口。 再看铁矿石，不说别的，只BHP Billiton (全球最大的矿业公司之一）一家，在过去的五年中，在中国的销售量翻了五倍（Financial Times, 09 June 2005).
这几年世界上的原材料、能源的价格上涨，与中国的巨大需求分不开。资本家不会那么傻，不拿到真金白银是不会出货的。所以需求是摆在那里的。不过，中国投资驱动的经济，许多地方效率极低倒是真的，要靠经济的市场的方法解决。
最近看了一个资料，讲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吓了一跳。
2004年，超过40％的GDP是民营或外国投资企业创造的，近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拿的是民营或外资老板的工资。
变起来，真快！什么主义不主义的，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
说腾飞，是真的。统计水分也是有的。经济起飞中一定是泥沙俱下。什么东西都有假的。
中国的产品为什么那么便宜？听到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中国式的大规模生产模式－这应该是真的。
比如牛仔裤，甲村只负责车某条裤线，乙村只负责车另一边，丙村，丁村，依此类推，最基本的技术，最简单的工艺，最便宜的人工，大规模生产的高效率，一条牛仔裤的成本只要几块钱。
这也让我们理解在超市里看到的价格。批发零售的利润加起来至少有50％， 减价商家也不亏。
有点吓人是不？
- posted on 06/10/2005
little wrote:
2004年，超过40％的GDP是民营或外国投资企业创造的，近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拿的是民营或外资老板的工资。
变起来，真快！什么主义不主义的，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
说腾飞，是真的。统计水分也是有的。经济起飞中一定是泥沙俱下。什么东西都有假的。
中国的产品为什么那么便宜？听到过一个故事，讲的是中国式的大规模生产模式－这应该是真的。
比如牛仔裤，甲村只负责车某条裤线，乙村只负责车另一边，丙村，丁村，依此类推，最基本的技术，最简单的工艺，最便宜的人工，大规模生产的高效率，一条牛仔裤的成本只要几块钱。
这也让我们理解在超市里看到的价格。批发零售的利润加起来至少有50％， 减价商家也不亏。
你的想法还停留在80年代啊~
中国的产品为什么那么便宜？
真实答案是中国工资极低。做牛仔裤的工人月薪可能低至300来块RMB。有些工厂还会“拖粮”，几个月甚至一年不出工资。 - Re: 鍛靛懙posted on 06/10/2005
然后就忽略了基本的经济指标
一定要完成下达的指标
一个难以持续的数字指标
这就是中国的经济腾飞是幻象吗？（库兰切克 ）文中有关指标的全部内容
不单纸上谈兵,而且空洞无物,简直就是滥竽充数
中国的经济没有腾飞,腾飞的是吹牛和散布的技巧
厌倦,等到有一天事实可以出真相了.谈论的人务实了.读者不白痴了.
我们再来谈.
- posted on 06/1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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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国系列论坛 » 世纪学堂 » 贝克尔对21世纪中国的预测（2005.4.3）
标题: 贝克尔对21世纪中国的预测（2005.4.3） 上一主题 | 下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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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贝克尔对21世纪中国的预测（2005.4.3）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ince it freed agriculture from the oppressive hand of government has been spectacular, averaging some 7-10 per cent per year in real GDP since 1980, even allowing for some inflation in the official numbers. It has becoming a leading destin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exporters, and among the largest users of oil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Its potential seems to be so limitless, after awakening from a slumber that lasted for centuries, that many are already forecasting that China will replace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21st century as the leading economic power. Perhaps these forecasts will be correct-my crystal ball is very cloudy- but some cautionary comments are needed because we have heard that tune before.
The “German miracle” after World War II was so impressive that many forecast Germany would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rather quickly, in part because Germany supposedly discovered a new way to organize economic society- a “ social contract” among workers and companies- that would propel that nation past America’s old fashioned capitalism. But Germany began to flounder in the 1980’s, did much worse in the 1990’s, and is considered by many now to be the “sick man” of the European Union.
Krushchev’s prophesy in the late 1950’s that the USSR would “bury” the US was not about military victory but economic superiority. This was made when Soviet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ed extremely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apparent miracle of Soviet growth suggested to the great economists Joseph Schumpeter and Paul Samuelson, and many others that central planning might be superior economically to capitalism and decentralization of economic power.
The latest case prior to China is Japan, which experienced impressive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early 1950’s into the late ‘80’s that propelled Japan into the elite club of the richest economic powers. Japan too had supposedly discovered a new approach of consensus capitalism with a long-term business outlook that was allegedly superior to old Adam Smith varieties of competitive capitalism. This alleged superiority of the Japanese system was extolled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by the very good economist Alan Blinder, and in books with various titles, such as “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 Yet Japan basically stagnated since the early 1990’s, and now the concern is whether it can ever come out of this stagnation and deflation (I am confident it will eventually). It’s economic model now seems riddled with inefficiencies and drawbacks, and is no longer considered a new wave of capitalism.
None of this proves that China will not be an exception, and continue to grow well beyond other nations, but these examples do suggest caution in conceding the next 50 years or so to China’s economy. Countries invariably discover that it is much easier to grow rapidly when they are economically way behind since they could then import the knowledge embodied in technology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ed by leading countries. As a country begins to catch up to the knowledge frontier, a simple transfer of knowledge is no longer productive. It then ha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ener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approaches, which is far harder than simply using advances made elsewhere.
To be sure, China has considerable strengths that should enable it to grow relatively rapidly for much longer. China has an abundant, hard-working, and ambitious labor force. The government also radically liberalized the incredibly rigid labor markets under its old style central planning toward flexible markets that allow companies to hire and fire easily. Also workers now have the freedom, they did not before, to find jobs that best suit their talents and interests. China has opened its economy to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domestic entreprenuers, something the Soviet Union, Japan, or even Germany never really did, and China has been learning from the new technologies brought by these investors.
China has also created a high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n most markets, where companies have flexibility to change prices as costs change, and as competitors alter their prices and terms of sale. China’s long history of great respect for knowledge and scholars has returned. Even poor families now sacrifice their meager resources to insure their children a decent education and other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During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China has been blessed with far-sighted leaders that have generally wisely approached liberalizing its economy. They started off with relatively simple steps that gave farmers greater freedom to decide what to produce on their small private plots, and to sell their output at more market-based prices. After seeing the overwhelming success of these first steps, they gradually liberalized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economy, allowing workers freedom to choose jobs, employers freedom to determine hiring and firing, markets freedom to set most wages and prices, foreign investors to start factories, often in partnership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stock exchanges to develop in Shanghai and elsewhere. Meanwhile, the mainland has largely lived up to its agreement to give considerable economic autonomy to Hong Kong.
This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provided many benefits to the US and other rich economies. Chinese has exported clothing, toys, simple electronics, and many other labor-intensive goods at prices far below those possible without China’s development. China’s growth helps provide a much larger and richer market for the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produced by rich nations, such as cars, computers, drugs and medical instruments, kitchen appliances, and many others.
China’s development so far poses economic problems mainly not for the advanced nations, but for developing nations that produce the same types of labor-intensive products as China does. These nations include Mexico, Pakistan, Brazil, and some countries of Africa. It is a general but sometimes neglected result in trade theory that the growth of a large nation will raise world GDP per capita, but can hurt the nations that are most similar to the growing nation.
Richer nations could be hurt eventually if China continues to move up the product ladder. It would then produce and export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products, partly made possible by China’s disrespect for property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atent protection laws. But even so, I believe that rich nations will generally benefit from China’s progress since different richer nations generally specialize in different types and varietie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Moreover, as China gets richer, it will provide even larger markets for exports from other nations.
But to return to the main theme, as with Russia, Germany, and Japan, it is not inevitable that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rapidly enough to equal or surpass eventually the growing per capita incomes of the US and Western Europe. For like the other nations that looked unstoppable, China has serious problems, and other problems might surface as it becomes richer.
China has a disastrous capital market, with government banks that have been forced to make loans to inefficient public companies. The result has been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debt that will never be repaid, and are now being auctioned off. Perhaps that debt overhang will be rapidly absorbed, but Japan suffered for more than decade with a huge supply of bad bank debt that they did not absorb efficiently; indeed, the government has continued to encourage the creation of more bad debt.
China still has many highly inefficient public enterprises that authorities are reluctant to close because they fear discontent from laid off workers. These enterprises can stay in business only because they receive uneconomic loans from other state enterprises; namely, the banks. China does not have a developed system of commercial laws, and shows little respec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is may well be a rational strategy for a developing nation that is mainly using knowledge originated elsewhere, but this strategy becomes a drawback as a country becomes richer, and must begin to participate itself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n do well economically when they have good leaders, but they can produce disasters when these leaders have foolish economic ideas. China discovered this under Mao, with his incredible “great leap forward” that helped kill millions of rural Chinese. While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do not grow slower on average than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hey do have more unstable growth rates than democracies. I believe China will become more democratic if it continues to grow rapidly, but economic progress could falter badly if they select poor leaders who have strange ideas about how economies should be organized.
China has had a much faster decline in birth rates to below-replacement levels than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no doubt helped by its so-called one child policy. This has meant a prematurely aging population that creates a burden on its evolving 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systems as relatively few young persons one way or another have to “finance” the care of increasing numbers of elderly.
The rapid fertility decline also greatly slowed its population growth, which may have looked attractive in a poor Malthusian-style economy. But knowledge-based economies often thrive on larger populations because of what economists call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 and in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 capital. While exports to the world’s population provide some offsets to declines in a country’s population, domestic population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usually in determining the advantages of investments in knowledge and human capital.
A more intangible but important factor is that as countries get richer, they often introduce policies that retard further progress. This happened in Germany with legislation that made labor very costly, and ossified its labor and retirement markets. It happened in Japan that kept many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services, on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immigration, and maintained a protected and inefficient banking system. It can surely happen also in China in ways that are difficult to forecast at this early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I am not saying that China will not become the leading economic nation, but rather that it is far too early to tell. The many failed predictions about Japan and other nations should make us modest about such long-term predictions. Perhaps India will become the leader-it ha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at China lacks- or maybe Brazil if it can finally get its act together.
Or indeed, perhaps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ost dynamic economy. Many economists and others wrote off this economy during the 1970’s and some of the ‘80’s when productivity growth declined and the economy faltered. Since I do not believe countries necessarily age the way species do, the US can continue to do well- productivity started growing rapidly about 10 years ago- if it provides a good environment for new companies, flexible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s, sizeable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nd an open attitude to new ideas, immigrants, and different ways. Those of you alive in 20-30 years will be able to discover if my skepticism and analysis will be borne out by events.
活在中国，需要勇气
zfjsh@hotmail.com
2005-6-9 17:1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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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9 21:03 #2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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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全部翻译没时间，大意是说，以前的德国、苏联、日本都说要超过美国，结果证明这些国家都陷入了泥潭。中国未必是个例外，谈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在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和明智的领导人的决策。
接下来是一些隐忧，包括虚弱的资本市场、无效率的国有企业、老龄化给社会保障造成的难题、与发展中国家的冲突和将来同富国的冲突。可能出现的领导人的糟糕的政策
写的非常好，其中一段话尤其值得注意，Authoritarian regimes can do well economically when they have good leaders, but they can produce disasters when these leaders have foolish economic ideas. China discovered this under Mao, with his incredible “great leap forward” that helped kill millions of rural Chinese. While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do not grow slower on average than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hey do have more unstable growth rates than democracies. I believe China will become more democratic if it continues to grow rapidly, but economic progress could falter badly if they select poor leaders who have strange ideas about how economies should be organized.
这段话代表了国际经济学界在民主和独裁在经济领域的核心思想，可惜国内的关于民主的争论中少有人提，sah当年说了一句话“独裁是一种风险投资”。国内研究民主的不懂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的不涉及民主。井水不犯河水，秩序井然。
活在中国，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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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6-9 21:35 #3
老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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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离线 张五常的评论
中国的前景——与贝加商榷
一位同学传来一篇中译文章，作者是老友贝加（Gary S. Becker，一九九二经济学诺奖得主），英语题目是Will China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Perhaps Not！内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赞赏有嘉，但顾题思议，「Perhaps Not」加个叹号，就不能说对中国的前景是很乐观了。该鸿文的结句：「二三十年后你还活着的话，就可知我的怀疑会否被证实了。」
是译文，可能不准，但读来还是感慨千万。一九八一年我写成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初稿，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反对之声甚众，而最明确反对的有两位。一位是贝加，另一位是舒尔兹（T. W. Schultz，一九七九诺奖得主）。后者的来信，直言经济学不可以作这样的推断。但我是搞制度经济的，于今回顾，当年的思维走得远，钻得深，脱离了传统的层面。一士谔谔，犹疑了几个月，还是决定把该文稿发表。几年前读到巴赛尔（Yoram Barzel）的论文结集的引言，他说在一九六九年认识我时，我已经是产权及交易费用的行内第一把手了。我认为巴赛尔的意思，是当时我开始脱离传统。离群之马不一定走得对，不一定可取，只是思维有别，寂寞无人见。
贝加与我的经济基础训练大致相同，但发展起来很不一样。他喜欢看数据，理论以功效函数入手，求均衡，而他的分析能力是行内手屈一指的了。我喜欢在街头巷尾跑，把有趣的琐事夸张地尖锐化，论感受，而推理主要靠想象力。这两种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不难明白。如果大家用上同样的局限，结论不会有别，但大家对局限的看法有时很不一样。
从贝加的鸿文的题目说起吧。Leading Nation可译作首位国家，也可译为领导或主导国家。Lead什么呢？肯定不是斗人多！斗武器军备也不对——人家星球大战数十年，中国斗不过。斗政治领导吗？也不对：炎黄子孙的历史从来没有这种意识或瘾头——文化如斯，不容易新潮起来。
贝加所说的leading应该是说经济。中国会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的leading nation吗？是有趣的问题，答案要看你怎样算。以国民总收入算，是否众人说的要数十年才可追上美国呢？不对，如果开放金融与取缔国营垄断，实质国民总收入大约五年可追上美国，但追上也不值得勒碑志之：实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Leading Nation」不敢说出口。以美元算的国民总收入可以追上美国吗？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变，十五年恐怕不够，但如果在国际压力下人民币走日圆当年的路，被逼大幅升值，十年追上也有余。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以国民总收入论英雄，中国胜之不武。然而，从民生最实惠的实质人均收入看，中国可能永远追不上美国。人均的天然资产差那么远，知识差那么多，要追上遥遥无期也。从上述的几项经济准则衡量，二十一世纪不会以中国为首。
如果让我转换另一个经济衡量准则，二十一世纪看来是中国的了。那是对世界经济的震撼性。不容易量度，但古灵精怪的指数容易发明，无论你怎样炮制这个世界经济震撼指数，中国考个世界第一是意中事。今天老外对中国经济的大吵大闹，看来不是为了什么国民收入，而是无意识地用上述的今天还没有炮制出来的震撼指数。
想想吧。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起，其制造品把整个西方的行家杀得叫救命。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是日本的二十多倍（实用的看来少一点）。人民的天赋与耐力中国不比日本差。先天后天皆十倍，三十年前一个日本就以经济左右地球，看中国今天的发展，十个日本的机会显然存在，到时震撼如何不容易想象，而今天想象明天就预先震撼起来了。不是空穴来风。几年前中国的水泥要进口，今天是天下第一水泥出口国；十多年前国内电话不足，今天上海平均每人一点三个电话；今年落成的东海大桥跨海三十二点五公里，破了世界纪录，三年后邻近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三十六公里，再破之；皮具产品，地球上百分之八十多产自中国；DVD机是百分之九十；一家鞋厂员工十二万；一家公司每天产出公仔面三千万包……姑勿论什么珠江钢琴了。无他，人多搏命罢了。北京的丰功伟绩，也无他，只是制造了一个让十三亿人拼搏产出的环境。经济发展就是这样简单的事。当年我读餐死考第一的经济发展学说，可以作废。
这几年衡量中国的经济前景，我老是把日本仔的经验作比较。先天与后天的条件那样相近，假设今天的中国是十个当年的日本不会是大错。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大约是一九五○年。他们当时的科技基础胜于一九八○的中国。但时移势易，这些年世界的科技上升速度破了人类的纪录，中国可以租之，或买之，或学之，或偷之，而今天一种中国发明的办法是公而司之（见下文）。一九五七年我替父亲的公司到日本大阪作工业查考，记忆所及，认为他们当时的形势高于一九九○的苏浙，但远不及今天的中国。
两年多前，我大略地这里加，那里减，在好几方面作了大略的调整，认为日本红极一时的八十年代初期的形势，中国大约会在十八年后追上。这是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震撼如果可以达到日本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局面，时间大约是二○二○年。但那是十个日本，就是打个五折也不容易想象了。但日本的经济政策出了大错，其震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下降了。前车可鉴，原则上大错的政策中国可以避免。
贝加对中国长远前景的怀疑，一个重点是不断上升的，早晚会掉下来——这似乎是个历史规律。他举出战后的德国及日本的例子，二者曾经像中国今天那样，出现经济奇迹，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就黯然失色了。凡升必降可能没有错，但历史的经验是可能繁盛三几百年，也可以像德国与日本那样，风生水起只得三几十年。中国要争取的不是永远只升不降，而是要尽量延长继续攀升的时日。这是要懂得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辙了。
一九九○年我到德国的法兰克福住了一晚，进酒店后不到半小时就对太太说：「德国的经济会有大麻烦，看来上帝也救不了。」为什么这样武断呢？因为是星期天，除了酒店所有餐馆都休息。我问侍应：「是工会搞鬼吧。」他答：「当然啦，凡是假日餐馆不许做生意。」假日是亲友出外进膳最适当的日子，喜气洋洋的，餐馆最可为，但却被逼休息，其工会势力之大令人咋舌，不需要调查了。
一九八二年路经日本的大阪，在市中心的两幢大厦之间的一幅小地，有人小心翼翼地种满了西红柿。到市场问价，一只西红柿美金五元！这比美国高十倍，比东南亚高二十倍，而西红柿可以在转红前采摘，船运相宜。我立刻想到严禁农产品进口是当时日本地价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的，日本的经济政策犯了两项大错。其一是禁止农产品进口，其二是在国际压力下，日圆从经济开始起飞时的三百六十兑一美元上升至八十兑一美元（今天大约是一百一十兑一美元）。一个发达国家的币值上升了，在得益者的维护下不容易大幅向下调整。
贝加对中国的发展是看好的，只是对可以维持多久有疑问。我同意他说的：当一个国家变得富裕时，往往会引进一些妨碍发展的政策。我也同意他的看法，一家一孩政策会增加社会负担。然而，他笔下的中国，一些是二十年前的情况，一些是十多年前的情况，一些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速度快，变化多，不紧密地跟进不会掌握到中国发展的脉搏。
三年前我在一个问题上打转：在最广泛的理念上中国的改革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后来得到的大略，是改革之初权力集中在上头，整个国家没有私产可言，改革权利的界定于是从一张白纸起笔。从一个以等级界定权利转为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北京采用的办法不是横过，而是从上而下，把权力层层下放，层层承包，从省到市到县到村到户。有一条层层分成的税收方程式，改过多次，到今天我还摸不准。这样的发展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产权的结构与维护跟西方的从下而上的发展不一样。尽管还有数之不尽的问题，但经济发展的效果有目共睹，不可能是虚假的现象。
这就是了。中国今天的制度，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自成一家，历史没有出现过。既然效果可观，发展还是向好的方面走，我们不要多加左右，以西方的政制强加进去。见到明显地走向歪路我们不妨大声疾呼，但一大箩的小问题不要管，因为北京当局比我们知得远为清楚。你说这里那里有贪污，这里那里法治胡涂，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这个奇特的发展产出了两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对经济发展是明显地重要的。其一是今天国内市场的自由，冠绝天下。比方说，飞机票价可以分分钟不同；黄牛票价有时炒上，有时炒落；出租车司机与商店售货员，每星期工作三天，工作天没有换班这回事；除了电器用品，差不多所有制造品都可以订造，价格与现成的通常一样。
其二更为重要。那就是我说过的，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其它国家不可能见到。地区之间的抢生意解释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合约安排。比方说，贝加认为，知识产权的维护中国有所不逮。从法律与施行的角度看，这观点是对的。但为什么那么多的外资，带着他们的宝贵知识资产涌进中国来呢？两年前，一位中山大学的同学，姓周名燕，给我提供了答案。不知她从哪里弄来数十份中外的合资合约，求教于我。我打开看，不到两分钟就大声说：「这些是发明专利的租用合约呀！」
我曾经在发明专利租用合约（patent licenses）与商业秘密、商标等租用合约上花了几年功夫，看过很多，知道这些合约很难成事，因为监管的困难度极高。想不到中国以合资合约的方法处理，知识产权的拥有者通过公司得到了保障。老外倒也聪明，合资合约中，每件产品的多项专利税列得清楚，且说明公司有没有钱赚也要税金先惠。难怪今天外资可以在中国独资，但很多可独不独。我认为这些合约安排，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迫出来的。
如果民主是指普选投票，我不同意贝加之见，认为中国正在朝这方向走。在权力层层下放的改革中，下层的投票是放宽了，但还没有下放的权力，上头拿得紧。他们对群众集会敏感，重视党员的办事能力。地区的书记一定是党员，是中央下派的监管者，调动常见，可能是避免落地生根，同流合污起来了。
中央的政治体制的运作外人不容易明白，我知得少，但在没有民主普选的情况下，他们考虑民意显然远多于我知道的任何民主投票的国家。他们不会拜你为师，或直接地对你说接受你的建议，但如果你分析得客观、清楚、有理，他们一定考虑。没有普选就有这样的能耐：考虑不需要顾及还要通过普选那一关。逐层考虑，逐层淘汰，我奇怪他们怎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考虑那么多的不同之见。
二十多年了。知道他们会考虑我就继续写下去。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建议曾否被接受，也懒得管，虽然有时他们做的与我说的巧合雷同。我也知道写得清楚很重要，而从经验的概率看，在一个重点上重复又重复地用不同的角度作解释，巧合雷同的机会会增加。
我可以肯定，贝加说的一个走向富裕的国家往往会引进的错误政策，在中国今天的政制下，如果有三几个像贝加那样水平的人不断地写文章反对，不断地解释，这些劣策不会被引进。他们有时把政策改头换面，依了你的你不细察不知道。是奇怪的中国。
活在中国，需要勇气
zfjsh@hotmail.com
2005-6-9 21:4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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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ed on 06/10/2005
谢自立的转贴。
哈哈，这个张五常，自我感觉还是好得很，以前只听他说与货币主义的大腕Friedman如何老友（他老兄在美国吃官司时，Friedman也有写公开信支持他的诚信）。不过他的学问许多倒是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也许旁观者清？
老Friedman八九十年代也是中国政府的座上客。不过眼下在中国受欢迎的是近年获Nobel奖的在哥伦比亚任教的Robert Mundel（Canadian），又称欧元之父。不为别的，此兄的观点是RMB应继续盯住美元十几年，等自己发展成熟了，再完全让RMB自由化。他给中国政府的建议是， 不要理会国际压力，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人民币看样子不会那么快升值，一定会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应该是好消息。
再说中国低成本的问题。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大量人口城市化。资本原始积累是极端残酷的。现在的发达国家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中国开始搞社会主义，有一点就是想越过这段黑暗期，因为中国人的苦难太久太多了。可是， 事与愿违。
资本是丑恶的，惟利是图。资源价格的上涨，煤矿产能受制，导致了多少一哄而上的小煤窑，引发了多少人间惨剧。这些新闻，在十九世纪的欧洲，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也是经常的头条。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被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打压下去，从此煤业大萧条，80％的工人失业领救济。英国政府财政负担大增，但还有五十年代以来推行的针对富人阶层的重税赋（有一阵子的庄园主要交90％以上的产业税），是用了劫富济贫的招。不过，几百年来大英帝国的家底，这时也掏得差不多了。
中国的家底，人口平均一下，根本就支持不了巨额的失业人员社会福利支出。
三，四百一个月的工资，又要加班加点，又是拖欠工资，但工人还是争先去做，为什么？活命啊。
（不知默克所说的停留在八十年代是什么意思？最低便宜的工资，在我的文中已有提到：最便宜的人工， 即工人工资。人工是广东话，可能引起误解, Sorry）
大家都在博命地活命，期望活得更好。
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已是举足轻重，二十年前，又谁会在意RMB的升值贬值呢？起飞也好，腾飞也罢，在乎主观解读。名词不重要，样子也不一定好看，在理想主义者的眼中，现实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失望。
也是好事，让人警醒：同志仍需努力！！！
。。。。。以下是新闻剪贴。。。。。
中国将成必和必拓最大客户 年销售超32亿美元
据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报道，必和必拓(BHP Billiton Ltd.)首席执行长Chip Goodyear周三表示，中国有望在本财政年度取代日本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客户。他同时表示，尽管该公司将铁矿石价格提升一倍的企图遭到了中国企业的反对，但这并不会对其产生长远影响。
Goodyear预计说，截至6月30日的本财政年度对华销售额将增至32-33亿美元，较截至2002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6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
报道称，这意味著必和必拓对中国的销售额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必和必拓与巴西CVRD、澳大利亚力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3家铁矿石供应商，全球78%的铁矿石供应控制在上述3家巨头手中。
矿业巨头必和必拓董事会会议首度移师中国
6日,澳大利亚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公司公开表示，必和必拓集团董事会会议将于6月在北京召开。
这是必和必拓董事会会议首次在华举行。
记者同时了解到，必和必拓与中国四大钢企建铁矿石合营公司计划将获批准，合营公司将在25年中每年向四家中国企业提供约1200万吨铁矿砂，预计将实现90亿美元交易量。
作为全球三大铁矿石生产企业和全球500强之一，必和必拓早在3月份那次铁矿石价格大战中成为中国多家媒体连篇累牍报道的主角。而今，必和必拓不仅向中国政府与企业发出了6月8日参加宴会的邀请函，还将进一步向中国示好——将董事会移师北京召开。被称为“全球吸铁石”的中国如今磁性十足，必和必拓也无法抗拒这个巨大市场的经济诱惑，公司高层表示，期待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客户的友好关系。
必和必拓董事长安德(Don Argus)先生代表公司表示，他非常高兴董事会成员能有机会来中国会见客户、政府代表、社团领导以及必和必拓的中国员工。“随着中国日益成为必和必拓产品重要和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集团董事会成员必须好好了解与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相关的问题。”安德先生说道，“中国在必和必拓的未来占据重要位置，在中国和与我们业务相关的各界朋友会面是真正认识现状并了解我们在中国发展中承担的角色的最佳方法”。
安德先生补充道，必和必拓极为重视与客户的关系,他期待此次董事会中国之行能更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客户的关系。
记者获悉,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近日表示，将批准必和必拓与中国四家钢铁生产商——武汉钢铁(集团)公司、马鞍山钢铁股份公司、江苏沙钢集团公司、唐山钢铁股份公司组建铁矿石合营公司的申请。合营公司威拉拉(Wheelarra Joint Venture)有权在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的金布莱巴铁矿(Jimblebar)负责开采、加工、运输铁矿石，用于满足中国钢铁企业的需求。
2004年3月1日，必和必拓公司与中国四家钢铁企业达成意向,成立中澳合营企业威拉拉公司。其中，国内四家钢企通过分租持有西澳大利亚州纽曼市附近的金布莱巴铁矿40%的股份，必和必拓持51%的股份，剩余的4.8%和4.2%股份则分别由长期与必和必拓合作的两家日本企业持有。威拉拉公司合营期25年,每年将向四家中方企业提供约1200万吨铁矿砂，预计将实现90亿美元的铁矿砂交易量。
必和必拓公司CEO Charles Goodyea表示，“我们重视和每一个客户的关系，并试图建立对双方都有益的双边关系。作为全球性的能源公司，我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机会拓展我们的事业。如果我们在中国发现好的机会，我们没有理由不参与。我们在中国拥有大量客户，并向他们销售大量能源材料。我们与中国四家钢铁企业成立合营企业威拉拉公司，联合采购不但将增加中国钢铁企业在世界铁矿石贸易中的地位，而且也为中国的工程运输提供充足的货源保证。”
- posted on 06/10/2005
China still has many highly inefficient public enterprises that authorities are reluctant to close because they fear discontent from laid off workers. These enterprises can stay in business only because they receive uneconomic loans from other state enterprises; namely, the banks. China does not have a developed system of commercial laws, and shows little respec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is may well be a rational strategy for a developing nation that is mainly using knowledge originated elsewhere, but this strategy becomes a drawback as a country becomes richer, and must begin to participate itself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n do well economically when they have good leaders, but they can produce disasters when these leaders have foolish economic ideas. China discovered this under Mao, with his incredible “great leap forward” that helped kill millions of rural Chinese. While the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authoritarian regimes do not grow slower on average than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hey do have more unstable growth rates than democracies. I believe China will become more democratic if it continues to grow rapidly, but economic progress could falter badly if they select poor leaders who have strange ideas about how economies should be organized.
China has had a much faster decline in birth rates to below-replacement levels than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no doubt helped by its so-called one child policy. This has meant a prematurely aging population that creates a burden on its evolving 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systems as relatively few young persons one way or another have to “finance” the care of increasing numbers of elderly.
The rapid fertility decline also greatly slowed its population growth, which may have looked attractive in a poor Malthusian-style economy. But knowledge-based economies often thrive on larger populations because of what economists call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 knowledge, and in the degree of specialization in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 capital. While exports to the world’s population provide some offsets to declines in a country’s population, domestic population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usually in determining the advantages of investments in knowledge and human capital.
adagio - Becker hit the point, much more accurately than Zhang Wuchang. Indeed, the bad-debt drenched banking/financing system,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the aging population, will be the most worrisome factors in the road of China's continu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 more intangible but important factor is that as countries get richer, they often introduce policies that retard further progress. This happened in Germany with legislation that made labor very costly, and ossified its labor and retirement markets. It happened in Japan that kept many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services, on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immigration, and maintained a protected and inefficient banking system. It can surely happen also in China in ways that are difficult to forecast at this early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adagio - And for China there's one more serious factor that neither Germany nor Japan had to face, that is, the authoritarian rul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any key national economic strategies. Any foolish policy will get magnified by the forceful push from the above, thus will become more dangerous.
Or indeed, perhaps the US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most dynamic economy. Many economists and others wrote off this economy during the 1970’s and some of the ‘80’s when productivity growth declined and the economy faltered. Since I do not believe countries necessarily age the way species do, the US can continue to do well- productivity started growing rapidly about 10 years ago- if it provides a good environment for new companies, flexible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s, sizeable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nd an open attitude to new ideas, immigrants, and different ways. Those of you alive in 20-30 years will be able to discover if my skepticism and analysis will be borne out by events.
adagio - "a good environment for new companies, flexible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s, sizeable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nd an open attitude to new ideas", I believe these are the most needed elements anywhere for a healthy economy with stable growth. But all these can only rest in the spirit of social openes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freedom, for a person and for an economic entity, which China now lacks and may continues to lack in a long time.
- Re: 涓浗鐨勭粡娴庤吘椋炴槸骞昏薄鍚楋紵锛堝簱鍏板垏鍏� 锛�posted on 06/11/2005
中国经济，谁都说不准。各自带着自己的眼镜，按自己的愿望说话：或是中国世纪，或是明日崩溃云云。
经济学家或放马后炮，或歪打正着。
格林斯潘想得头发都掉完了，对美国房屋贷款利率长期底下也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 posted on 06/11/2005
”A more intangible but important factor is that as countries get richer, they often introduce policies that retard further progress. This happened in Germany with legislation that made labor very costly, and ossified its labor and retirement markets. It happened in Japan that kept many regulatory restrictions on services, on foreign investments and immigration, and maintained a protected and inefficient banking system. It can surely happen also in China in ways that are difficult to forecast at this early stage of its development.“
其实中国是一个比日本更开放的社会。日本的制造业的起飞，与大工业互相控股的银行的长期扶持密不可分。其银行系统非常封闭，风险管理依赖道德传统，终于在长期的经济衰退中奄奄一息。九十年代后政府和产业开始作改革文章，图谋根治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弊病，但积重难返，本世纪初，才有借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大规模的重组。
反观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体制，管理造成的效率底下，腐败丛生，为人诟病已久。但改革已在进行。几大国有银行的陆续海外上市，引入国外大银行作战略投资人，是以前德国日本不曾做过的事，效果如何，尚难预料，但开放从善的态度，却不可无视。
现在，倒是民营企业高呼需要银行业的支持。这个过程，也许不会太久。现在中国已有完全私人所有的银行（如民生银行），而在浙江广东长期存在的地下民间信用社性质的组织，也会在法律的框架下渐渐浮出水面。中国人的不同寻常的企业家精神（或曰冒险＋务实的精神），只会让已占重要地位的民营经济的份额越来越大，而这块经济是最有效率的，最有生命力的。个体和公司制的民营企业所雇员工已经将近一亿，去年的大学毕业生有一半以上去了民营或外企。大势所趋。
这些数据，也许会让Becker重新考虑他的观点吧？
中国现在并没有一个产生铁腕人物的土壤和温度，政治上倒反而会比较稳定。中国的政治人物，明白”民可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国际国内察言观色搞平衡，是长项。中央集权受到地方的挑战和制约，大规模的愚蠢政策即使出炉，也很快就走样了。君不闻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体现的非常与众不同，“酱缸”一词，实在传神。 说不清，理还乱，完全不合西方理性的逻辑，却又实实在在地、奇形怪状地存在着。
adagio - "a good environment for new companies, flexible labor and product markets, sizeable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y, and an open attitude to new ideas", I believe these are the most needed elements anywhere for a healthy economy with stable growth. But all these can only rest in the spirit of social openes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freedom, for a person and for an economic entity, which China now lacks and may continues to lack in a long time.
在受到种族排斥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中国人的企业精神尚能让华人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何况在眼下的中国？
现在设立公司越来越容易（更不用说拿个体户执照了）；灵活又庞大的劳动力市场 （广东这几年出现的民工荒，迫使工厂主提升工资，同时也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极大的流动性）；商品市场更是开放，尤其是消费品；思想开放（好象眼下中国人的思想是太开放了，有时已经没有地方保留传统美德了），前面讲的国有银行的改制就是一例，几大因素， 照我看来，只有对人力资源和技术的投资是一大瓶颈，要靠外资和私人投资。
也许God说得有理，以上种种，都是见仁见智的东西，咱们都是想中国好。
美国的Mortgage rate 的变化滞后了，所以格老表示：会继续加息！他可能也知道，老让中国人民币升值的说法，就像美国的财政政策一样，不在他的管辖之下。
- posted on 06/12/2005
little wrote:
其实中国是一个比日本更开放的社会。日本的制造业的起飞，与大工业互相控股的银行的长期扶持密不可分。其银行系统非常封闭，风险管理依赖道德传统，终于在长期的经济衰退中奄奄一息。九十年代后政府和产业开始作改革文章，图谋根治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弊病，但积重难返，本世纪初，才有借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大规模的重组。
反观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体制，管理造成的效率底下，腐败丛生，为人诟病已久。但改革已在进行。几大国有银行的陆续海外上市，引入国外大银行作战略投资人，是以前德国日本不曾做过的事，效果如何，尚难预料，但开放从善的态度，却不可无视。
所以我说你的想法停留在80年代，还以为中国现在真的在搞改革。
中国政府90年代以来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改革！而是卸掉国家作为公权机构的责任，将上层建筑变成渔利圈！朱鸟总理干了什么？将国家对国企的负担转嫁到股民身上。将国家对公民的医疗、福利、教育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医院学校还变成捞钱工具。所谓国有银行上市是它将坏帐黑洞转嫁给股民的手段而已，已经转嫁给了香港股民，现在还想转嫁给海外，对全世界实行利益捆绑。
你就别一厢情愿了。 - posted on 06/12/2005
哈哈，默克， 俺猜，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你都会是一个反对党－正是任何社会都需要的力量。
社会转型是痛苦又艰难的。政府对其真正的社会职能的缺失难逃其咎，一刀切将对学校医院等的财政拨款大幅削减，而缺少相应措施扶持，实际是转嫁负担，并不是个最好的作法。但什么是最好的作法，谁要是知道，且能让政府采纳，那十年二十年之后的诺贝尔经济奖，非此君莫属。
社会福利制度终究是欧洲人发明且长期实践的。
中国自古从来没有公立的医院学校。普及国民教育始于十九世纪的外国传教士－教会学校开始是不要钱的。少数人上私塾，读书识字考功名。中国的老百姓看病找郎中，都得自掏腰包。政府、百姓都没有由公家出钱让老百姓上学看病的概念，更不说社会救济了。没有概念，没有实践，更没有制度。养儿育女为的是老有所养，出了问题找家人或家族。这是中国的基本社会形态的历史渊源。
但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全民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大同世界”理想的具体体现，想改造中国穷困落后的人们不仅心想往之，而且图谋在共产之后大规模实施。可毕竟财力有限，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只限于城市，而且实在严格控制城市户口的条件下勉强维持。一旦开放搞活，加上人口的压力，公立的医院学校靠公费便难以为继。
中国没有经年的工业化积累的税收老底，又没有祖上殖民收集的财富作依靠，五十年前又是战乱不断，国穷民穷，到哪里去找钱来支持完善的社会福利保彰？
而且，“只扫个人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国民心态，在大小的集体、公家的或个体、私人的决策和行为上都免不了会有影响。
面对现实，说来议去，什么法子都免不了要老百姓付出代价。
只有腰包充实了，才可能办事。但事有轻重缓急，政府与个人看法不一定一样，由此产生种种争论。
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之间变的完美无缺，差的远呐。
即使是象北欧那样发达的高福利国家，人们还是对社会有种种不满，何况我们？
搞改革是什么样子？就是你我大家在中国看到的经历的种种，好的坏的，不能选择。
私心膨胀的实物形式是私有财产。私产在中国已受宪法保护。再过几年，中国的私有经济成分比例可能超过法国， 但社会道德，法律良心，社会福利，等等，还任重而道远。
是不是一厢情愿，与现实无关。
- posted on 06/13/2005
little wrote:
其实中国是一个比日本更开放的社会。日本的制造业的起飞，与大工业互相控股的银行的长期扶持密不可分。其银行系统非常封闭，风险管理依赖道德传统，终于在长期的经济衰退中奄奄一息。九十年代后政府和产业开始作改革文章，图谋根治银行和金融系统的弊病，但积重难返，本世纪初，才有借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大规模的重组。
这个，有点鸡同鸭讲。我是从信息流通和思想管制的角度来谈社会开放的。日本二战后基本被美国整治成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了，经济财阀相对于政治专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危害较小，我以为。
反观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体制，管理造成的效率底下，腐败丛生，为人诟病已久。但改革已在进行。几大国有银行的陆续海外上市，引入国外大银行作战略投资人，是以前德国日本不曾做过的事，效果如何，尚难预料，但开放从善的态度，却不可无视。
不要把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这么当真。我很狐疑这种金融改制的效果。以为上个市就解决一切弊端了？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幼稚。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所有权问题从来就没得到解决，表面上的股权改变不了什么。
现在，倒是民营企业高呼需要银行业的支持。这个过程，也许不会太久。现在中国已有完全私人所有的银行（如民生银行），而在浙江广东长期存在的地下民间信用社性质的组织，也会在法律的框架下渐渐浮出水面。中国人的不同寻常的企业家精神（或曰冒险＋务实的精神），只会让已占重要地位的民营经济的份额越来越大，而这块经济是最有效率的，最有生命力的。个体和公司制的民营企业所雇员工已经将近一亿，去年的大学毕业生有一半以上去了民营或外企。大势所趋。
是的，但是有个数据你看到没有？目前中国私有企业创造了占70%之多的GNP,但政府把金融资源的90%用在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上。这种资源分配很聪明喔？这就是我说的政府愚蠢的决策牵制真正有活力的民间经济的发展。要不为什么民营企业要高呼需要银行业的支持？
这些数据，也许会让Becker重新考虑他的观点吧？
Becker对中国的判断并无太大的失误，我以为。
中国现在并没有一个产生铁腕人物的土壤和温度，政治上倒反而会比较稳定。中国的政治人物，明白”民可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在国际国内察言观色搞平衡，是长项。中央集权受到地方的挑战和制约，大规模的愚蠢政策即使出炉，也很快就走样了。君不闻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想想三峡工程？
在受到种族排斥的印尼和马来西亚，中国人的企业精神尚能让华人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何况在眼下的中国？
你是说中国当下的企业精神能使中国领导世界经济新潮流？这个，嘿嘿，一夜之间就能烟消云散，比如，调批坦克镇压下岗工人的示威啊（我是在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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