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顾准
一、基督教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历史,可以从一般的古代史著作中找到它的梗概。大体
说来:
1。4000年前的巴勒斯坦, 本是苏美尔──巴比伦文明影响之下的诸古代民族
并存的地区,在其中兴起了以色列──犹太民族。这个民族征服了迦南,有过一段
同民族内诸部族不相统属的时期。后来,强有力的部族出现了“士师” (《旧约》
有《士师记》) 即法官,是强有力的部族首领,逐渐经过征服吞并,建立了以色列
──犹太的统一王国,即《旧约》著重描写的扫罗、大卫、所罗门三王时期。
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统一,和她所占地区是商队贸易的通商要道有关系。商
业在西方文明的起源上总占重要地位,这是值得注意的。
2。以色列──犹太王国好景不长。她太小,抵抗不了帝国的征服。公元前597
年,这个王国的首都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王国所攻破,大部分首都居民 (也许还有
她的首都以外的居民) 被迫移往巴比伦。这是这个民族的第一次民族流放;以后她
还多次被流放过,直到她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流徙于全世界各地的流亡民族为止。
世界上的小民族遭到这种国破家亡,流徙各地的命运的,可以说不胜数计。他
们几乎无例外地一经流放,民族就灭亡了。并不是死完了,死是死不完的,总剩下
一些;只是有的剩得多,有的剩得少就是了。问题是剩下的被同化了,于是这个民
族就不存在了。唯一的例外是犹太人。
3。犹太人有自己的民族宗教。 按《旧约》的记载,当他们留在他们自己祖国
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民族宗教的态度是不虔诚的,许多人“崇拜偶像”。可是,他
们被流放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中间的“知识分子” (当时的知识分子只能是祭司
兼历史家) 却著手系统地编写起他们民族宗教的圣典来了。学术界一致地、无异议
地认定,《旧约》最前面的五篇:《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
数记》、《申命记》,即追叙他们的民族的起源,和他们第一个民族英雄摩西,怎
样把全民族人从埃及的依附者的地位中脱身出来,怎样经过从埃及──西奈半岛─
─巴勒斯坦的长征,征服迦南的历史神话,所谓摩西五书,是他们建国以后第一次
被征服流放在巴比伦时编写出来的。
《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巴比伦征服以前,犹太教已经有过一些经典,它的
完备化,是流放巴比伦时期搞成功的。
犹太人被巴比伦征服以后,又曾经恢复过他们的国家,不久又被波斯、亚历山
大、罗马征服。有过多次民族起义。罗马帝国初期,亦即基督教兴起的时期,还有
过一次轰轰烈烈的“玛加比”兄弟的起义,当然是被扑灭了。基督教兴起的时期,
犹太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摆脱罗马帝国统治是民族的愿望,然而犹太教的上层
是妥协派。
犹太虽然复国了,其大多数被流放的人民散之四方做买卖去了。复国后的耶路
撒冷,事实上成了散处四方的犹太人──犹太教徒的宗教中心。
4。犹太教义的特色:
A。民族战神的一神教
《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 (据说正确的译音应该是耶威)
是以色列──犹太民族的战神,是保佑民族和外族作战取胜的神,而且,除了这个
神而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神。以色列──犹太民族和他民族作战曾经胜利过,这就
是他们征服迦南地区的时候。可是,在征服中他们也吃过败仗,以后的记录更惨,
只有败仗,没有胜仗了。怎样解释呢? 失败是背叛耶和华的结果。这种解释,奇怪
得很,很灵。而且,这不仅是犹太人保持其民族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为
后起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神教的特点,和当时的文明民族的希腊、罗马是迥然不同的。希腊宗教没有
经典,只有神话,希腊神话中的神,是一个大家族,他们和她们有七情六欲,也犯
罪, 而且也受命运的支配。 罗马的宗教,几乎全盘承袭希腊,不过把人名改一下
(例如,宙斯,改成朱庇特Jupiter)。
可是,一神教比多神教严肃得多。犹太教之所以和希腊思想合流而成为基督教,
一神教的因素是个重要因素。
B。反对偶像崇拜
希腊、罗马的神,是艺术的对象。金星──爱神维纳斯,被
雕成一个最典型的少妇裸体像。在我的青春期,走过店铺陈列的维纳斯雕像的最粗
劣的仿制品的时候,实在禁不住目迷神眩。当时还有许多民族的神是动物,《旧约》
中耶和华最严厉责备的偶像崇拜,是崇拜圣牛──以金子铸成的圣牛像。
犹太教的耶和华,绝对禁止画成画像。耶和华在西奈山上向摩西显现,吩咐他
布置的 (不是建筑,而是布置一个帐幔,因为那时的以色列入,还在向迦南进军途
中──其实是他们上古游牧生活的反映) 至圣所里的至圣物,是“约柜”,是上帝
吩咐摩西传布的“十诫”的文字记录(写在一块石版上)的存储木柜。
上帝没有形象,后来的宗教哲学家把它解释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具备“有限”
的人的形体。这又是它和希腊思想的接触点。
后代的基督教传教师,画成耶稣和圣母的画像,人们要向之顶礼膜拜,宗教的
哲学家们斥之为异教风尚。虽然如此,基督教终究是没有上帝的画像──像我们的
玉皇大帝之类的。伊斯兰教也承袭了这种传统。 (附带说说,伊斯兰教的教义,在
许多地方承袭了犹太──基督教义。不同处是,基督教宣扬爱,它宣扬征服。)
C。以色列──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这是民族的战神──上帝的本来特色,因为强烈的民族情绪,一向具备著发展到征
服世界上一切民族这么一个至高点的。问题是,选民的观念,在以色列──犹太被
征服后,散处四方以后,还强烈地保持下去。于是,以犹太人的现实主义来说,它
变成了分散、无祖国状况下保持民族团结,保持民族特色,不被同化的一个重要武
器了。
还不止此。选民观念,逐渐转化成为一种现代的伦理观念:不是选民征服一切
人,而是选民解放一切人的那种观念。不过,这到后面再说吧。
D。严峻的戒律
始见于西奈山的“十诫”,见《旧约申命记》:“一、除我以外,不许有别的神;
二、不可崇拜任何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四、安息日;五、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十、不
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及其一切所有的。”
其中的第九诫,不久前有人向我慨叹过,中国并无此传统。
诫命多得很。后来成为犹太教徒特色的,有一定要割包皮(叫做割礼),不准吃
猪肉,不准吃一切动物的血,不准吃无鳞的鱼等等。这些戒律,后来发展成为犹太
人的法律体系。犹太人的律法师,是兼具人间的权威和神的权威的。马克思的父亲,
就是这样一个律法师;不过也许已经兼任了当时普鲁士的律师,而且也十分文明化
了。
5。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渴求解放和弥赛亚的预言。
帝国罗马初期,犹太人处在以下状况中:
甲、犹太人已是散布在罗马世界的买卖人;
乙、耶路撒冷和周围的犹太区是罗马的领土。散处在世界的犹太人以耶路撒冷
为犹太教圣地,有许多捐献,这个城市很富。
丙、犹太本土不久前经历了一次玛加比兄弟的民族起义,十分壮烈,失败了。
于是,在犹太人中传布著一种弥赛亚的预言,大致是说,犹太人中将要出来一
个像古代名王大卫那样的民族救主,实现“上帝的国”,压迫以色列的人都被毁灭,
弥赛亚诞登大宝,世界各处都会有蜜、奶、酒像水一样流的丰饶境况。这种传说─
─预言毫不奇怪,我们在我国的宗教性的农民暴动中都看见过。耶稣基督就是应这
种预言出来担当弥赛亚任务的角色。基督这个字,就是希腊字的弥赛亚。《新约》
的四福音书,就是实在或想像中的一次民族起义流产,其领袖被捕处死的神话化了
记录。 (附带说说,当时罗马帝国处死叛乱分子,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挂起来,是
一种极其通行的办法。)
这次民族起义失败了。可是起义的余党(即十二门徒)还在,他们继续宣传起义
的纲领。而且因为起义的失败,是罗马统治者和当权的犹太教领袖合作的结果,继
续宣传起义,其矛头也针对犹太教。不久,起义纲领中的反罗马成分全被抹掉,亦
即政治成分全被抹掉,只剩下反犹太教的宗教成分。“破中有立”,一个新的教义
系统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基督教。
6。原始基督教的教义:
A。耶稣复活和弥赛亚的千年王国
最初,新宗教的教义,著重在宣传耶稣这个弥赛亚,是上帝遣来的他的儿子,是神
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可是,死后第三天已经第一次复活,并向他们的门徒
显现了。这还不过是序幕。不久,他还要第二次复活。第二次复活的时候,一切埋
在地下的“义人”(也许是死难烈士吧)都要复活,于是要建立起一个“千年王国”。
这个千年王国的最初的涵义,也许仍然是以色列人的王国,不过,不久,它的意思
就完全变了。
B。爱和传道
可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太强大,宣传斗争,号召斗争,那是以卵击石。运动需要坚
持,需要召募皈依者,因此要宣扬爱。《新约》记载耶稣事迹的福音书,已经在强
调“爱你的邻人”,要在被压迫群众中扩大新宗教的信徒,更加
需要强调爱。于是基督教比之犹太教,亦即《新约》比之《旧约》,强调爱,强调
通过爱的精神来布道,来扩大信徒,而不是民族战神的宗教,不是征服之神的宗教
了。
不过,“选民”的基本观念还在。现在,不再是老命题“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
民”,而是新命题:“信主的是上帝的选民。”
C。消费共产主义
适应于第二条要求的原始基督教的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消费共产主义的团体。凡
“信主”的,要把一切财产捐献给教会,教会最主要的工作是为教徒办免费公共食
堂。这一条要求如此之严,以致《新约》记载有富人的教徒卖掉家产,捐献教会,
可是自己保留了一点,当使徒指出他的错误的时候,这个教徒
就扑地死了。
D。原罪与救赎
当教义限于以上几条的时候,新宗教还只能是犹太人中间的宗教。《新约》记载,
新宗教一开始确实只限在犹太人中;把教义和传教活动扩大到外邦人(犹太人对非犹
太人们的称呼)中间去,并为此目的,改变了教义的主要内容,添上了原罪与救赎这
一条的是圣保罗。《新约》说,圣保罗原是顽固的犹太旧教徒,
残酷的新宗教的迫害者。有一天,上帝向他显现,从此皈依了新宗教。基督教义的
制订者, 事实上不是十二门徒,甚至也不是耶稣基督,而是这位圣保罗。J大卫把
他和摩西并列为基督教的二位启示者。
保罗把《旧约创世记》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听信蛇的怂恿,吃了智慧树上的果
子,懂得赤身裸体的羞耻(事实上是和亚当性交并生下了孩子),这一段本来
平淡无奇的传说,称做人的原罪。既然性交是罪恶,那么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
因为人有罪,所以上帝罚男人要满面流汗挣面包,女人要蒙生育的痛苦传种接代。
这是《旧约》的提法。这当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因为人本来就是一代一代活下来
的。最可怕的是,原罪还使每一个人的灵魂堕落,死后也回不到上帝那里去,上帝
伶悯每个人都背上了这份原罪,于是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尘世,上了十字架,
用他的血为普世的凡人赎了罪。自此以后,人只要信上帝和我主耶稣的道,他的灵
魂就可以得救。
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教义。后代的传教士在布道中绘声绘色地宣扬主耶稣为了
救赎世人的原罪而上十字架受难的故事,愚夫愚妇在下面听得涕泪交泗。也就这样,
基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的范围,传布到“外邦人”中间去。不久,犹太人还是犹太教
徒,新宗教成了反对犹太人的非犹太宗教。原先的割礼、不吃猪肉等戒律一律废除,
对外邦人无效,犹太人的基督徒还可照办;再过一些时候,犹太人皈依基督教,还
必须禁绝犹太教的戒律,才准许皈依了。
E。三位一体
犹太教只有一个耶和华,基督教增加了一个救主耶稣,据说他是上帝的独子。圣灵
何能生子,马利亚是否处女怀孕,不仅外行人要问,基督教内为此还经历过长时期
的教派斗争。现在,西方基督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说,这分明和希腊思想
有关,下面再说吧。
7。罗马帝国精神上的解体, 是基督教从犹太教的异端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原
因。
由上可见,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
的一个异端。 (其实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不过佛教在印度已完全消
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无几了。)它怎么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的呢?
原因在于,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
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提
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
罗马没有哲学。假如说也有哲学的话,无非是征服的哲学。现在,罗马把那时
可以征服的世界,全部征服了,征服的哲学没有用了。脑满肠肥的罗马显贵享乐已
经享腻了,罗马皇帝安敦倾心于不动心的希腊斯多葛哲学。不久以后,罗马帝国陷
入地方军阀争夺皇位的残酷战争之中,显贵们的未来也朝不保夕,至于原来勇敢守
法的罗马公民,早已经过Proletariat(最下等级) 这一段经历,完全消失掉了。凡
不是奴隶主的,不论是罗马原来公民的后裔,还是被征服的民族,还是奴隶的后代,
全都呻吟在罗马的无个性的、无民族性的、无创造性的、昏天黑地的世界主义统治
之下。没有未来,没有理想。现世的事情,有人看来,因为已经极度圆满而无复可
为;大家把精神寄托到宗教上去,是唯一的出路。这个世界,证明了原罪教义是天
经地义的,皈依用他的血救赎我们原罪的主耶稣吧。新宗教就这样不胫而走了。
罗马人,比起希腊人来是蛮族。罗马文明独特的创造唯有法律;其他哲学、科
学、文化、宗教、神话全都是希腊搬来的。高度文明的希腊人的精神危机更甚于罗
马人,危机也比罗马人来得早。这个文明民族的文明人,在亚历山大征服时已经丧
失了城邦的自由,不过还可以随军东征,在新建的希腊化诸帝国中当上一份知识分
子当得了的差使。当希腊本土被罗马征服以后,有些“哲学家”被贩到罗马成了奴
隶,在罗马显贵的宴会上说一些文法、逻辑、道德的箴言作为寻开心的资料,原来
的希腊诸自由城邦当然也成了罗马的行省。基督教的传布于罗马帝国各地,就是首
先在希腊语人民中传布的(《新约》的最初文本是希腊文本)。其实,还可以进一步
指出,新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落的希腊人的宗教,它是犹太教的圣史和希腊思想
的混合品。上面所说的,圣保罗的业绩,是《新约》这么记载的。也许,这里存在
著某种确实历史的核心。即使如此,《新约》中圣保罗的许多哲学化的启示,也决
不是一个粗鄙的犹太人所胡诌得出来的,他至少得到了许多希腊人信徒的帮忙,才
写出了那些东西的。新宗教的教义,因为是希腊思想使之精致化了的,所以它才能
在那时候的西方文明世界不胫而走,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这是西方学者公认的。
〔附注:这一部分,可以参阅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叶启芳译,1955年
三联书店就1932年神州国光社第一版修订再版。这本书译得很差,不过大致还可以
读懂。〕
二、希腊思想
1。希腊城邦。
当希腊产生出她的能够作系统而概括的思考的知识分子来的时候,她是处在世
界上一切古代文明民族的最独特的环境之中。
希腊文明,也是渊源于从中亚出发的旧大陆最古文明。 (这个文明的一支,西
迁到现在的叙利亚、伊拉克一带,成了苏美尔一巴比伦文化;另一支东迁到中国,
是中国文明的来源。不过,她的西支,用铁早于中国。) 这个文明,首先繁荣在两
河流域或埃及;希腊是经过克里特一迈锡尼文化,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希腊人原来
是蛮族,他们来到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屿,开始也是务农。然而那里土壤太贫瘠,
而爱琴海和东地中海的曲折海岸和多岛而不广阔的海域,使他们很快进入到以通商、
航海和手工业为主。很幸运,他们周围是一些丰饶的文明的王国和帝国 (巴比伦、
埃及);远处,黑海和地中海两边有蛮族,但也是开化的蛮族(凯尔特、“斯基泰”
人、柏柏尔人等) 。既然有如此独特的地理条件,又以商业、航海和手工业为生,
他们本民族无需从独立城邦建成统一的民族帝国来抵御外敌,所以,甚至荷马时代
的巴息琉斯(部落王)也被民主制度(虽然多半是贵族的寡头政治)所取代了。
这种环境,是埃及、两河流域、波斯、中国、印度所没有的。她们都是大陆国
家,她们不能不以牲畜和农耕为主。她们的大陆而非海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使她们
不能不一开始就建成王国或帝国。
2。思考宇宙问题,而不是“史官文化”。
这样,希腊哲学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是:
A、宇宙是什么组成的? 最多的回答是四大元素,地水风火,这和中国的五行阴
阳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循这条线往下辩论,问题愈来愈多了。地水风火,没有发展
成为“相生相克”,倒是提出了“原子假设”。辩论发展到,宇宙的特点是运动还
是静止? 在这点上,有人提出,运动也是静。所谓“飞矢不动”,这就涉及到运动
的单位,和运动物体间的相对位置──再进一步涉及到运动的坐标了;也涉及到一
切流变的辩证法思想,涉及到最大最小等等。
B、数学神秘主义。
众所周知的有毕达哥拉斯(Pytagoras) 定理。数学神秘主义中国也有,河图洛书其
实是其中纵横诸数之和都有15。不过他们锲而不舍,从这里搞出一整套几何学。
又,据说,后来解析几何中的“圆锥曲线”早在亚历山大时代已被发现,这在笛卡
儿以前将近2000年。
C、诡辩、修辞、文法学。
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
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
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
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数学神秘主义和文法学,其实都是思考宇宙问题的一种方式。数学是想用数学
来解释宇宙的秘密;文法学,考究的是语言结构和规律。人总要有了语言才能有思
想,语言就是“道”,就是说明宇宙奥秘的工具。
希腊人并非不关心政治问题。最早的哲学家泰利斯、梭伦也是政治家。梭伦的
立法,为后来的希腊人所歌颂。大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土多德都有政治、伦理的
专著。然而,思考宇宙问题是他们首先著重的,也是希腊思想的特色。
对比一下中国古代思想,就知道这个特色怎样强调也不为过了。孔子是第一个
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
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
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承文武周公的道统,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
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
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
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
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
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
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
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
者,说他论过“名”,即文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
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后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
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
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
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这就可见希腊思想特色是如何地可贵了。
3。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
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著手之处,在于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
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自然界中有机界、无机界,动植物等等的类别,就是
从希腊开始的。最早的动物学、植物学只是分类学,分类学也做得很仔细,要采集
标本,例如植物,要从它们的茎、叶、花、实的特征,分出门、科、属、种、亚种
等等。这些都是进化论产生以前“自然学”的传统,这个传统是希腊传下来的。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
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
到惊讶。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怎么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
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
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这个上帝原来是一个民族
的战神那是无所谓的。把他重新打扮一下,变成超脱的全能的神就行了。就这样,
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其次,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
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
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而且,对于这个实在的世界,也作出了神秘的解释。这个实在世界有形形色色
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
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
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
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于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
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
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通过“理性”分析综合实在世
界而达到的,这是一种神赋予人的能力,所以理性的渊源应该上溯及于一个全能的
超人的力量。一神教的上帝早就是这样一种力量的候补人,这又是基督教与希腊思
想的结合点。
第一原因和理性,固然超脱了尘世的政治权威,却不得不寄托于一个超人的力
量,对于古代人来说,这是无可厚非的。古代只是人掌握自然的开始,古代人还远
没有今天的人那样征服自然的自信。古代人观察自然基本上只凭生理器官,没有今
天那么有力的观察工具(从望远镜到反应堆等等)。古代变革自然只凭简单工具,它
只能观察到是在顺应自然,而不会具有变革自然的自信,这都不足为怪。那么超尘
世权威而拜倒在超人力量前面也就不可避免的了。这也就是希腊思想-- 基督教把上
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的原因。这固然是
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
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
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
的威力上溯于上帝 (注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
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
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理性主义者的贡献,多半在数学和逻辑学、天文学方面。解析几何的发明者笛
卡儿是17世纪的人;莱布尼茨是微积分的发明者,是18世纪的人;他们都是理性主
义者,都把理性的力量归结为上帝的威力。数学和逻辑学不是直接掌握自然的实验
科学本身,然而它们是实验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基督教固然阻碍了这方面的研
究(例如某些教皇之所为),然而,既然它的前提是“真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鼓
励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确实有许多科学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研究的目的,
是想要证明上帝哩。
这是“史官文化”所能做到的吗? “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
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
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
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4。柏拉图的“灵魂不灭”──“善恶果报”要求有一个上帝。
正如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即《天演论》)中所指出的,人类一个迷惑
不解的问题是祸福无常,是善人得不到好的果报,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善恶果
报的问题,打动了愚夫愚妇的心灵,也打动了哲学家的心灵。柏拉图在他的《理想
国》里就倡导一种恶人下地狱、善人上天堂的想象。恐怕这不是他的创造发明,不
过是当代普通人对此想法的集中表现而已。
基督教要有一个赏善罚恶的上帝,很可能直接受了希腊思想的启示;但是,在
这方面,其他来源(通俗的来源)比在真的问题上要多得多。
不过基督教的上帝赏善罚恶,他的处理轮回果报,就其劝导尘世的人要走什么
方向而论,和佛教、婆罗门教都是不一样的。佛教相信一切有生之伦都免不了轮回
的命运,人的修炼的目的,是要超脱这种必然的命运,所谓“超脱三界外”,办法
是:“从根本上下手,并且通过稳步培养同〔食欲和情欲〕相对立的心理习性,通
过博爱,通过以德报怨,通过谦恭,通过戒除邪念来克服〔食欲和情欲〕〔这种结
局就是涅盘〕”(《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48页)。做到这一条,人
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甚至也成了宇宙的主人,不受任何拘束了。严复译《天演论》
用美丽的文言描绘了这种伟大壮丽的情境:“恒河沙界,唯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
有宰。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
也,祭祀无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竞争,无所求助
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注。” (《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版,第
107页)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预人世间的活
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
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的它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
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
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
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
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伶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
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
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
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
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
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
5。上面扯得远了一些, 总之,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思想,是基督教的两大组
成部分之一,学术界是有定论的,并且指出过,那是通过公元初期的新柏拉图派的
普罗提诺的学说“传递”过去的。
基督教形成初期,希腊思想的影响,是通过这个极端的所谓客观唯心主义者柏
拉图的学说被接受的。可是希腊思想的影响并不限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的学说比柏拉图“实证”得多,最初并不是基
督教所承袭的。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中世纪却成为当时的教士文化──经
院哲学的根据。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有四因,其最后的一因是第一原因。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
辑体系的第一个完整的表述者,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条所谓“思想律”
的第一表述者。他的逻辑学主要是演释逻辑──三段论法。三段论法要有大前提和
小前提,据说由此可以推论出前此所不知道的东西 (数学中用此法最多,实验科学
根本上是凭借观察与归纳方法的) 。可是它要有前提。前提一直上溯,当时并没有
推到由归纳法所道出的带有或然性的命题 (这种命题,理性主义者认为是可疑的,
不足为据的,不是完全的真的。他们要求完全的真的前提,却还是推到全知全能的
上帝身上去了)。
亚里士多德观察到自然界中,植物是给动物吃的,免子是给猛兽吃的,庄稼和
家畜是给人吃的。当代科学之为自然界的生态循环的这种现象,亚里士多德感到神
秘,认为每一件事物是造物主为了某种预定的目的而安排下来的,这就是哲学上的
目的论。目的论预定了上帝,这当然也是无疑的。
目的论不仅预定上帝,还可以推翻那个上帝,用人来代替上帝的位置,设定人
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
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的基督教而已。这样说,我
认为是十分公平的。
所以,明末东来的传教士,带来的除圣经而外,还带来了逻辑学、几何学和历
法。徐光启皈依基督教,不知道是皈依基督教呢,皈依希腊思想呢,还是皈依希腊
思想的基督教?
- posted on 06/07/2005
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本体主义和实证主义?或者经验主义。
因为理想主义,在经验主义看来,不是本体论的,是实证的。卡尔纳普,石里克等。所以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理想,就是对于理想的解构,才是理想,把理想演化了。就是对于上帝不争论了。
基督教到中国,我一文章里有些触及,供参考:
。。。。。。
上帝来中国
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他以为,佛大,道次之,耶小。
耶稣在中国有作大之可能吗?利马窦是在明万历年间到中国,而汤若望,则是和那个朝代几乎同时寿终正寝,他逃过了朝廷对他的陵迟处死。他们前后,还有一些传教士来过。他们在中国“有如登月”,险象环生,也有不乏受到皇宠之经历。
其实,与其说是上帝来过中国,还不如说是欧几里德来过。因为,无论是利马窦,还是白晋,他们对于这个被皇权统治,且有着自身信仰的民族,有用其“奇技淫巧”来敲开其文明之门的心计。没有看见任何一本传教士的书,把类似“上帝之城”的政治内涵介绍于国人。此为他们遮蔽上帝的证据之一。
之二,他们很少就基督教世界的种种真相,在传其真经时告诉中国人;就是说,他们没有介绍在西方发生的,种种对于上帝的怀疑之举。这就牵涉到他们自己如何看待上帝之问题。中国人为何要在佛陀,神仙和孔孟之间,择异地之教而放弃自身的宗教呢?
三,传教士们知道,在权衡上帝之旅的时候,不可以操之过急地,直接向华人讲到上帝的种种情形,因为上帝之诞生,发展和灭亡(复活),对于有着自己之神祗的中国人而言,几乎是不可理喻的;相信上帝救苦救难,和相信菩萨和老道救苦救难,有何不同?用利马窦的《天主实义》之批评者的话说,就是,“利马窦将自己只限于教授自然神论……不讲三位一体,也不讲道成肉身,更不讲救赎……中国朋友可能会认为天主教只是佛教里特别的一种。”还说,利马窦把天主教解释为孔夫子主义。
但是,此书还是受到来自佛教的猛烈攻击。我们看到,三淮和尚和利马窦之间的那场著名的、不欢而散的争论。
“利马窦很快发现,和佛教徒争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见《从利马窦到汤若望》)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我们无法展开之课题。
在进行外国宗教之人类学对比中,除去上述佛、耶之争外,尚有孔、耶之争,道、耶之争等。在处理孔子死后可否进天堂的问题上,他们的神学,遇到了前所未有之难题。孔子之生死观,是很艺术,很真实的生死观:“未知生,焉之死”;和耶稣既知生,又知死,何其不同!所以,他们只能说,如果孔子也敬畏上帝,死后可以进天堂。这个说法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些大言不惭的味道;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们说,这是不可知论。殊不知,苏格拉底,也是述而不作的。无知,是其知也!所以,耶稣基督的信徒们,有些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知道入乡随俗,入乡随道。他们也在搞,将耶稣基督的基本道理,和中国传教之实践相结合;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懂,是耶教传教道路上的王明,博古了。
汤若望一度批评了那些操之过急之辈。
那么,带着上帝或者心怀上帝而来者,如何估价中国的政治体制呢?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因应上帝之文明及其政治架构呢?带着这些疑虑,传教士们果然开始考察,或者说感觉和领会中国的政治架构。一些传教士,并不同意中国政治体制没有制约和制衡的结构和因素。他们写道:
“然而对于耶稣会士幸运的是,中国在理论上常被人说成是东方的独裁主义,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并不完全如此。在理论上,天子掌握所有的权力,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但是在实际上,他的权力是打了折扣的,既来自好的一方的制约,也来自坏的一方的制约。宦官们就是这种制约中坏的一方,他们可以控制诸多与皇上接触的渠道……好的一方的制约来自遍布全国的正直的官吏,是他们负责执行朝廷的命令。他们在执行命令的时候是有灵活处置的余地的,由此也制约了皇上的独裁。”“西方人对中国在中央集权的现象下存在着大量的分散的责任制和非集权的权力这一点缺乏了解”,(同上书——那本书?)是导致后来中西冲突之原因。
这个说法说明:第一,西方的学者和传教士已经了解了分权制在西方的位置和作用,他们的分权,其实包含了政教分离和上帝观念下的人人平等;第二,他们觉得,对于中国人,没有必要强调于此,因为,他们有他们分权的方式;第三,何以没有了解分权之中国,成为西方与之发生冲突的原因?如果分权了,西方就不与之冲突吗?这很令人费解。
正因为如此,利马窦,汤若望们,当然不可能向我们的老祖宗一丝一毫地介绍上帝之国之自由主义政治;介绍与他们几乎一个时代的自由主义学说之概貌。他们在其国内,体制内,是否在思想上具备某种自由之精神,也不好说。至少,他们在中国,是依附在士大夫,甚至皇权身上,以传播不无开明,不触动体制的欧几里德西学等,帮助成就我们的祖先改革开放业绩。这就为几个世纪后,愚昧的中国朝廷,战败于日本和列强先进的政治制度,打下了伏笔。
对于中国人而言,不是缺少了神仙和上帝,而是缺少了摆平上帝和人的位置的艺术,缺少政治艺术里人文主义的形而上精神,而非形而下的宗教入世艺术。穆勒在强调新旧意识形态交替,出现新强权代替旧强权的情形的时候,告诫人们,不要对此放松警惕。(见《约翰。穆勒自传》)
事实告诉后来的中国信徒,如马相伯,英敛之,朱维之等人,上帝之中国行,应该和自由之中国行并道而行。而马相伯之基督观里,就开始出现议论现代政治的话题。他说,
“圣经为万法之根源故。无法律,非国家,……乃中国人劫有治人无治法,是说无治人则法不能行……故中国至今以不守法律为容。”(见马相伯《“圣经”与人群之关系》)。
这里,马相伯之法治之呼吁,也许已经一百年了,但是和者盖寡,屡试屡败。但是,将圣经和律法相提并论,在今天的文坛上屡屡出现,可见马氏等前辈之先见可察。
当然,耶稣的社会主义要素,在英敛之那里,是有回应的。他的大公报,虽然是严复的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而非穆勒严格的自由主义,但是,那毕竟是来自基督的一种大公无私之称谓。虽然,严复之倡导自由,首先是公,其后是私,是个人,这有悖于穆勒之原版(当然,公与私的界定很非口舌,有私之前提之公,也有公之前提之私,也有公私之私与公私之公——见『自由秩序原理』中译本导言)。
而贺麟,则引用拉斯基的话说,耶教,很像布尔什维克,是很真诚地传播其学说,严谨的信条,铁一般的纪律,对主义的热诚,……但是贺麟知道,也许过了半个世纪不到,他就明白了何谓布尔什维克之耶稣式理想社会。然而,无论是拉斯基还是贺麟,他们看到的最初的耶稣,造反派的耶稣和布尔什维克的耶稣,其行其迹大约是一致的。
这个线索,也就是,耶稣布尔什维克化于中国的轨迹。现在有人二度制造此轨迹,以求再次上路,是一个值得思索之事。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拉斯基不同了。
但是,进入上帝之城,还是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很大,很深刻,也有有志之士屡屡阐发,但还是应者为寡。这个阐发就是,耶教之良性部分的宣扬,和人性中恶之部分的斗争的永恒性问题。这个问题是,耶稣的道德化育人方针,有着其本身的矛盾。你救赎于人和人性,如果一,人性不恶,就无可救之(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救治之,不如说是限制之);二,如果人性救赎之后不恶,耶稣也将无事可作,耶稣不会容忍无事可作;三,如果人性本善,也无事可作(自由主义也不认为人性本善,而认为政府更不善。。。。。。)。这样看来,耶稣之救赎本身,就是建立在恶之前提上的。救赎之,与不救之,皆恶(历史证明,耶稣是大撒手的,洪水本来滔滔,他老人家是隔岸观火/水的。。。。。。)。这个理论和佛教之人人皆佛,皆善,皆空,不同。所以,自由主义要规束人性之恶,以造公共之善,也是把理论建立在恶上。
这个线索还指出,在规定上帝之下人人平等(贺麟说,这是耶稣代替希腊罗马时代之原因)的诉求中,除了忏悔室,大教堂等基础设施外,谁能保证这种平等?是社会机构,政治制度,还是教会的宽容?
张东荪的有关讨论也是妙趣横生的。他说,“……怀特海以为科学是从神学中注重理性的一方面出来的,这固然是至理名言。但是我认为西方宗教上的神学之所以能注重理性乃是由于将希腊哲学吸收到宗教内去了。”(理性和神学并行,大概还是要算圣·阿奎那之主倡。这里早就有了一个悖论,就是,上帝对人类而言是不可理喻的,要不理解也相信,也执行的;但是,宇宙和世界却是和谐的,美丽的,非非理性的。宇宙真的是和谐的吗?)
张氏也和贺氏一样,主张法律,法学之精神源自上帝之理性。
张东荪在阐述了“中国没有个体哲学”以后,转到对于东西政体的对比。他的大意是说,西方有赖于教会对于暴政,暴君之牵制,有政教对峙抗衡之法则(或者说是内在法则);而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就失去了这种对峙和平衡。在西方政治中,教会势力如何控制甚至超越政治势力,成为一元化,也是值得考虑的历史现象。
张说,耶教是对社会之软心肠之改造,社会主义是硬心肠之改造。但是,耶教何尝只是软心肠?所以,有学者指出,张的说法简单化了。
其实,刚刚讲过的孔子和苏格拉底之不可知论,很有些允许讨论,允许不同异见,给人说话之权利的素朴自由主义味道;而耶稣之全知全能,则很有点知识权力和专制权力之味道。这是认识论,也是本体论,总之,是一种精神考察上的分野。而且,希腊悲剧和耶稣的悲剧,取向不同。一个是放任之法,一个是拯救之术,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完全不同;希腊人是恶之化身,没有绝对正确之概念。这个正确,来自耶稣,因为一切以他为准绳。希腊神话里的人的命运,七情六欲,光芒四射;而耶稣之悲剧,是信天理,灭人欲,是为了“正确”可以行一切无法无天之事,作为观念之树,压倒生命之树。
最后,乌托邦和耶稣之天国,是否永远变成“欲上天堂,实下地狱”之结局?
在实现了自由主义之各种诉求的国度,人们如何进天堂?
这些问题,也是自由主义者应该思考的问题,只是中国人离之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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