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神者言
——“五十天”和『炮打司令部』
刘自立
一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于是，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光明遂成为人类和上帝协同作战的一部历史。但是，在这部“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历史”（阿克顿）中，不自由之表现，或者说一大表现，就是伪基督的降临——罗素说过，“事实上我就知道，有些基督教徒确实相信基督复临巳经迫在眉睫了”。
我们当然也不是言及叶芝笔下的千喜年概念。我们言及的是，东方伪劣的造神运动。这个造神运动就是文革。
于是，在这个也需要上帝，需要圣经和需要崇拜的人为神话膺品中，有一个假基督，中国的基督复临，他，就是毛。
简而言之，在毛时代，在文革初期，中国由于毛的一句话，就变成“千年疯人院”（尼采）的典范——其全部根据，就是毛说，要有光 /黑暗，就有了光/黑暗。
这个解释很简单。光的存在，是以黑暗为依托的，为对比的；没有光，就没有黑暗，反之亦然。
在另一个层面上讲，追求光明常常导致人们进入黑暗；而这个光明，就是天堂的代名词，黑暗是地狱。早期基督徒既要相信天堂，也须相信地狱。
文革的假崇拜运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国人把毛看成是救世主。
而救世主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语言，这个问题西方人讨论了几千年。
本雅明在二战前后的思索，可以给我们和德国同样经历过集权制度的中国人，一个启示吗？
本雅明的概念是，语言来自上帝的那个部分，那个元始的生成和生发，是语言的本质和本真。做为交流的语言，工具的语言，可以传达和解释，诠释的语言，不是真语言。
在这个看来东方人难以理解的定位中，语言本身，成为一种高高在上，“自上而下”的存在——可见本雅明关于犹太语言，犹太人在巴别塔的顶层做下行运动，这样一个玄学的说法。于是，语言，成为一个只能趋近而不能到达的神秘所在。
如果我们认可了宗教认识论的这个判断，那么，我们对于在四十年前发生的伪宗教运动，应该如何一种看法呢？
这个看法，也可以根据对毛的语言的判断和估计而发生和生成。
毛，是神。在 1966年，这个判断是无可置疑的。由此前提定位，引出毛的语言本身就是神的传达或者说，他的语言，具有与常人间不可交流的性质，是不可理解中的理解。
这个交流是一般意义上言及的讨论，思考和证明。而他的话语没有这个功能。如此一来，毛的话，就变成可以传达，也不可以传达的一种话语异类。这个异类，当然不是庄子意义上的大言不辨。毛的话，他是要辨的，要解释，要传达，甚至要执行，要结果的。
但是，在定位其话语性质这个层面上，他的话，也是不可辩驳的。这里除去他制造的“法内暴力”和“法外暴力”，使得各种争辩变成子虚乌有，更因为，这个话语的解释权本身，不在别人，只在毛，在他自己手里。（这个状态很幽默，是黑色幽默）。
三位一体等圣经语言，尚且要通过众人的争辩，要由类似康斯坦丁大帝这样的人，举行选举投票来认可之；而毛时代，这类过去由伊拉斯默做过的，对于君主进行基督教教育的可能性，在中国， 在1966年，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看到，毛的各种智慧或者愚蠢，暴力，和语言游戏。我们解读之的可能性，在今天，尚且迷雾重重。
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毛的这类迷雾重重的作品之一。
他的语言霸权，不是一目了然的。这个霸权的出现，是不是完全没有挑战呢？也不是。
其实，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挑战，他就没有必要产生“炮打”的意志了。这里既是霸权，又有争夺更大的霸权，抑或巩固这个霸权的内在因素。而实施这个霸权，在 1966年的夏天，表面上还是一场博弈——就是说，他必须在表面上做到有所根据。这个根据是依据非霸权的力量产生的——毛，没有在任何官方的报纸和媒体上发表他的“大字报”；采用大字报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反官方表达。于是，做为官方的最高长官，毛自降其位，把自己降至耶稣之位，一个统治者的反面。他，现在像我们说的犹太人一样，在中国的语言巴别塔上，开始下降。这是他文革表演的一个范例。
在此意以上，他一方面保持他毛之主席的发言地位，使得其话语权具备毛之主席的威权，威严；另一方面，他又要装作自己是一个写大字报的“人民”分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毛，在运用体制外力量，并号召某种支持。这是他发动文革的诡异之术。这是他大字报语言的一面。这一面，有无传达性呢？是不是一如一向所谓之“不可言说”呢？
这是一种文革艺术，毛艺术。表面上，毛的语录最具备传达性，是因为万众欢呼，遵照学习，贯彻执行，立杆见影。。。。。。一大套传达浮出水面，且兴风作浪；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即使在党内，人们“不理解”，也要对之大唱赞歌，于是，传达，出现最大的不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本身，也是最大的可能性。因为人的脑袋被位移了；亿万人众，只长出一个脑袋，就是毛的脑袋；否则，你的脑袋就要搬家。
毛自己认可的传达，一呼百应。 1966年八月五日，他的大字报应世以后，政局急剧转变。“传达”起了作用。刘少奇的排位，在8。18检阅群众时，倒退到第八，九位，是传达见效的证明。
博弈，出现不平等的倾斜。毛的对等政治，他手拿宪法和党章“争取人权”的局面，一去不复还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神圣家族，开始出现在本来就是世袭的中国土地上。
毛的神的地位，他的语录的圣经地位，他的纯粹语言的世俗和神圣性质，传达和不可传达的性质，变得似乎透明。
毛的星座和星系本身的位置，据说发生了对等和吻合的奇迹。这个奇迹，其实不是圣经应有之义，而是毛圣经的歪曲版。这个歪曲版的世俗意义，和其伪超脱，相辅相成。这个世俗的意义，就是毛在玩弄解释和遮蔽的捉迷藏游戏。
众所周知，毛的三面红旗导致的大饥荒，饿死中国人三，四千万之众。刘少奇等谓之“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出于一己之私，要抱负刘，遂出现与耶稣之真传教，真传达（背负十字架，以身殉道）相反的行径。毛利用而不是反对所谓大众，并炮制一系列类似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他革命者的口号——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相对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第三世界革命论，类似托派的世界革命，一国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等等——以完成其贫乏的文革理论和文革实践。
与许多革命者不同的是，毛的革命语汇较为为丰富。他的这篇炮打文，不能不说含有较深的含义和悖论。因为，他写作的前提是炮打“司令部”——而毛本人，是司令中的最高司令——于是出现第一个谜团——这个解释当然是所谓“天有二日”。
第二谜团是，炮打司令部的前提是含糊的。如果放在 1957年，任何一个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如果口出此言，那就等于犯下十恶不赦，推翻共党罪。但是，毛在这里释放出一个可以捕捉的信息，就是，文革不同于反右。这个不同，几乎决定了他做为很有想象力的诗人革命家的“高人一筹”之处。这个对比，在党内党外，起码在当时中人，罕有思考并得出结论的。而这个信息，是毛启动文革的关键信息。不理解之，无以解释毛文革的脉络。
第三个谜团是，毛制造一个幻觉。这股烟雾把刘邓等人逼到无所措手足的地步。因为他们跟着毛，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毛派，但是，他们并不懂得毛何以以身作则，成为 1966年的，在1957年意义上的最大右派。他们说，是“老革命遇上新问题。”其实，这个杀戮的对象，已经悄悄转向刘邓本身，尤其是要杀戮刘。
四，毛杀戮刘的动机已定。但是，刘不知道，不承认，或者怀抱幻觉。他死也无法承认，毛的游戏，居然是要他的命这个小结局。（这里没有类似罗伯斯庇尔的颠覆王权和拿破仑的对外战争；；这里没有大法典，这类大结局；更没有华盛顿，杰克孙等人产生的法度和宪政这类大结局，这里只有“打倒”――这个小结局；是从刘的宽松的1964，65年的倒退的结局。中国的政治思维处在极度贫乏的荒诞之中。那种贫乏和庸俗使人透不过气来。）而在炮打一文中，刘等人看不出毛的动机。他们之间无法交流，他们之间无间性意识的存在，就是说，是此一时，彼一时的意识对峙和意识形态对峙。
五，就是毛别出心裁之处。他明明知道他们一伙人的思维，停留在 1949年，1957年的框架内，体制内杀戮的框架里。他们的做法是政治意志，政客意志和政体意志的结合。而派工作组，是例行杀戮的一种老玩法。刘们贫乏的政治思维中，没有西塞罗，阿克顿和哈耶克揭露的，集权政治善于“利用”而不是完全杀戮的游戏规则。他们也许也没有读过马基亚佛利的机会主义学说。但是，如果他们记忆健全，他们应该记得，党对于群众的出席，是召之即来，呼之即去的。希特勒在取代兴登堡时，就经常提到“人民”及其意志。于是，像雷蒙。阿龙等人提过的，以完美和人民名誉发动的一己之私的运动，在一开始，就已经真相毕露，但是刘们，没有这个见识的——这是毛的高明之处。
六，于是，毛在袖手旁观一段时间，甚至游泳，吃鱼之后，忽然杀一个回马枪，告知有人镇压革命，镇压学生运动，实行白色恐怖，用心“何其毒也”！
他欲擒故纵的游戏取得结果。刘们哑口无言，坐以待毙。
其实，一如上述，刘们是按照彼一时的做法，来参与游戏的。
刘们知道，整风期间， 1949年，1957年期间玩过的游戏。他们这样做了。他们没有其他概念和手段。于是，毛，据此发问罪之师。
七，刘们在一个较长的历史对抗期中，以集权社会所有政治游戏中的一种，就是等待（“这个人”）死亡的游戏，做为唯一之希望，如斯大林之死，铁托之死，毛之死。他们等到了那一天。毛的规则被颠覆，复临邓规则。
毛死了，他的游戏结束了。在而在1989年出现新的契机和危机时，刘邓的手法是，避开躺在天安门前灵柩里的毛，开着坦克上了街。他们不是“利用”，而是直接了当的镇压――就像1966年炮打以前。当然更加残暴。
在这个意义上说，毛说的，弄不好，就是法西斯专政——这个话，也许有道理——只是毛的群众运动，更像希特勒的火炬游行。
我们也许可以称其为新一轮的“引蛇出洞”。上次的，是 1957年。历史上的事情发生两遍。那次是阳谋，而这次呢？
于是，炮打一文的玄机，至此，已经昭然若揭——只是这个揭露晚了四十年！
我们当时的小孩子，没有这个见识，群众没有，党，也没有。
毛的谜语遮蔽了几亿中国人。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不悲哀，不深刻！
二
服从――是尼采反对基督的最重要的观点。
而如何服从，在基督教历史中也许解释不一；因为关于服从神，还是服从人，还是服从法律，神学和实证主义的说法是相反的。这不是我们要展开的问题。我们要展开的问题是，在中国的造神运动里，对于毛的服从，是怎样形成的。
对于毛的服从，当然不自1966年开始。其中所谓天有二日之现象，是中国人对于毛的不服从的一个并不容易的表现。这个表现的代价，是三千万人的生命。
而毛，扭转这个不服从运动，和印度的甘地发起不服从运动，刚好完全相反。甘地是克己复礼，自我抑止，表达一种几乎自然主义的人天合一论。在他的自传里，有很细致的记述。而毛的自我膨胀，在1966年以前，呈现他的序曲状态，这个高潮，随着“炮打”大字报的出笼而愈发不可收拾。
值得关注的是，在1966年八月五日，毛写出大字报的前一天，周恩来于八月四日，亲自前往北京清华大学，为被打成新右派学生的蒯大富平反。
而在七月底之前，王力和关锋就秉承毛的指示，到达清华和蒯氏交底。蒯很快就被校方“释放”，获得自由，并且得知他受到毛的支持。（见王力『王力反思录』）。
这个迹象表明，周，一如既往地支持毛的举措――虽然，他被毛三次打击过――就像，也许是圣经里说过的，“半夜鸡叫以前，彼得要三次反对主”――周在驱毛，迎毛的六届四种全会前后，有过反对毛的“半夜鸡叫”现象，加上延安整风他的被毛批，直到五十年代的南宁会议后的检讨和服从，刚好三次。
这个迹象也说明，服从，在党内的具体表现。六十年代中叶，服从，表现在是否拥护毛的“炮打司令部”。这个用语的内涵，如果搬动到1957年，就是一个罪过，而在1966年，则成为一种紧跟。
（所谓对党文化，党语言的准确解释，将是继法国百科全书派对于历史语义解释后，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应做贡献之一部分。这个语言语义，或可从马克思语言开始，直到对当代中国各种语言的解释。比如，人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及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解释，等等。）
而在1966年，周恩来很好地解释了“炮打”的含义，“造反”的含义――这是一个造反的悖论。虽然 ，他的解释，是在毛的大字报发表以前进行的。此前，毛已经和党内人士解释了他反对派工作组的观点。周紧跟之。
这里，出现了上述所谓服从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在1966年中国的表现。这个表现是，毛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的一息尚存，可以使得他继续使用神的语言和语式，来解释，或者说，他可以反对哪怕是他自己刚刚说过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毛在“八大”上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他翻手为云，，说，“阶级斗争要天天讲”。
争论是没有的，只有服从。
摩西的法律对于上帝降灾于犹太人，是不起作用的吗？
――这个问题是几千年来，信众经常提出疑问的问题。
于是，在毛发出这个指示或者暗示什么的时候，服从，成为一种党内斗争的艺术。虽然，毛的文本其实呈现出有限度的歧义。这个歧义的内涵，可以成为一种新语境。套用伯恩斯坦的变形语言来说，就是，真理是没有的，变形就是目的。毛的变形记是什么，就是把彼一时的原则或者教条，转变为此一时的原则和教条。比如说，毛把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的语言，拿到66年，于是，57年的滔天罪行遂变成66年的革命行动――这个解释者不是别人，正是毛自己；只有他自己，可以有这个“权威”的解释，别人若代替他讲出此话，无疑成为另一个57年人。
那么，这个歧义，是不是也有周以外的民间人士猜中呢？
有。这个人就是蒯氏。
蒯氏的思维是，他坚信毛，是会支持他们这样一种人的；甚至他猜测到毛要启用，或者是利用他；他甚至知道，毛已经抛弃了所谓的党委领导就是党的领导等过时的名堂。
蒯何以有此思维呢？因为，在当时有限度的资讯当中，毛的意图，还是多少透漏出来。因为1966年，聂元梓的大字报，从语义上说，就已经是57年炮打党委那一种风格的反叛，她无疑应该受到党和毛的强烈批判――但是善良的人们错了――这个大字报的出笼本身，就是毛的意志。这个细节当然和康生有关。于是，服从的艺术变得扑朔迷离，但是，又很清晰。服从的艺术，在动过脑筋的蒯氏那里，获得了对于新式毛思维的准确理解。他的赌博是有把握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正确”――虽然，他其实只是理解了毛的一个部分，很快，他被抛弃了――在刘被他们这批打手搞掉以后，做为毛式所说的“土匪”，被抛弃了。
根据文革打手之一王力的记述（见『王力反思录』），“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主席要我和关锋到清华大学去见蒯大富。”王告诉他蒯会获得自由，毛是支持他的。
王力几天后还到北京展览馆礼堂支持那里受到压制的另一个打手彭小蒙。都是毛的“战略部署”。
1966年八月四日，周恩来亲赴清华，正式为蒯平反。他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说――
“。。。。。。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毛主席要我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接触，仓促上阵，搞不好也要象工作组一样，也要撤走的，在开会当中，二十九日决定的，三十日就找工作组和同学们谈话，讨论分析看文件，看大字报草稿，到现在只有六天，我对清华的情况当然是一无所知的。可是对工作组的方向摸了一下，我同意李雪峰同志说的，我们派工作组犯了方向的严重错误。”
周恩来的说法是，“我们派工作组”。。。。。。如何如何。
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派出了工作组。“他们”，又是谁们呢？
包括毛，还是不包括毛？
毛是反对还是赞成，还是保持中立？
毛在“我们”派出工作组的时候在哪里？他做出什么反映？
他是否做出了反映？
如果做出反映，工作组自然就不会派出？
他何以不做出反映？
他袖手旁观，又意图何在？
。。。。。。
其实，他的意图很清楚。
我们在下面几章里，还要涉及这个问题，他在五十天保持神秘沉默的原委。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断。这个推断就是，他知道刘们钻不出如来佛手心。这个推断是他知道，运动群众，已经边缘化党委领导。今天的革命，就是滑翔倒体制之外，而行似是而非之道――就是毛成为反对体制者。这个权术论，和阿伦特所谓集权专制体制内，领袖人物之发挥作用无足轻重论，刚好相反，毛，成为整个游戏左右意志和制定规则的总裁。而刘少奇在五十天的镇压和杀戮，并不被毛看好。刘的整个历史重演论，在毛眼中是沉渣泛起，被他十二分批判和厌恶。他拿出一个反逻辑的说法，要“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他自己难道不是皇帝吗！他把自己放到了革命者的地位，把刘，看成是秩序的代理人，看成皇帝。他则要反秩序，反皇帝。这个逻辑的荒诞性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出现了一个虚假的局面，虚假的思想。
在毛一人的意志之下，出现以毛为民间代表的一场看似非官方化，实为专制化的新形政变。这个政变要得出的结论是，毛以极端反官方化的形式，造成非官方化的社会秩序和“民间思想”，以期形成一种他期待的混乱――在这个混乱中，毛举乱若治，实施一人之下的“大民主”，以达到他的目的。
而周恩来，以一个服从者和解说者的脚色，来符合毛的意志。
于是，他接着说――
“现在我来讲一讲我们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的战士，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不应当隐讳这个错误，也不应当允许这种错误，我们大家知道，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依靠人民才能把革命搞成功 ，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如此，世界革命的历史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这样，解放后十几年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基本路线也是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宪法中规定，允许人民有出版、结社、集会、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毛主席在宪法制定以后进一步对我们说，为了纠正领导上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要有请愿、罢工、罢课、罢市的自由，我们要不断革命，领导上有错误要允许人民公开批判，大字报、小字报、大辩论、小辩论，大鸣大放，都是很好的形式，是比较文明的，我们不怕乱，刚才清华中学三位同学说的对，就是需要敢于在需要的时候，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领导，革命群众要有革命的造反精神。”
也许，周的伎俩依旧还新。
在小心翼翼地重复这个毛式造反语言的同时，他的煽动，难道不是和他这个人一样，有一些伪善吗？
这个伪善，让人想起四十年代，在新华日报上刊载的许多鼓吹自由民主的文章。
在进过四十年的反思以后，毛式民主开始登场。
试想，如果红卫兵中人真的当场向周要真正的，可以反对毛，也可以反对周的，原始意义上的“出版、结社、集会、言论、游行示威的自由”，周会又如何一番措辞呢？
三
关于上帝和魔鬼的问题，是一切是非价值判断的基础吗？
基督教教义中有一个宽恕敌人的教义。
甘地说，要对事不对人。
我们的意思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准宗教运动中，指导运动方面，他们的领袖人物，是上帝还是魔鬼的问题，会凸现在中国的现实之中。
毛和刘的关系，一度经历了这个考验。历史证明，毛确立他在七大（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领袖地位，刘功不可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而在1960年代，刘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讲的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铮铮之言，又是他偏离魔鬼之道的一个证据。但是，他何以在毛发动文革的前期，又回到他和毛若即若离的境地中去，要按照毛1957年引蛇出洞的方略，把“三四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打成新右派分子，重复1957年的覆辙呢？
这就是魔鬼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的问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
如果说，刘邓们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过俱有积极意义的思想遗产――如对饥荒年代的政策指责和后来的改革，那么，这个遗产的产生，首先是因为他们愿意回到人类常识性判断中去的结果。如，饿死人，不是社会主义。“人做虐，不可活”！
二是，他们在马克思思想中找到一些可以理喻的教义，如邓搞承包制，说是来源于马克思“共有制”的思想，等等。
刘邓们在社会主义试验过程中，汲取西方或者马克思主义中的常识性思维，是多少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因素――这一点是事实 ，不可抹煞。问题是，文革时期的思路，毛的思路，是要回到非常识性的革命，或者说反革命的试验中去，回到计划经济，集权政治和思想国有化这种野蛮和荒诞的社会中去。文革没有通常革命和尝新的价值。大倒退，在人性上的倒退，整个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倒退，是我们定义文革的结论。
凡是违背这个大倒退的思想和行为，都成为毛打击的对象，无论是人格还是思维。他甚至可以把生命和思想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如，他杀死了年轻的遇罗克。
（这里附加提及的，是时下关于林彪问题的争论。简言之，林是毛文革的始做俑者。他的1964，65年代提倡的学习毛著，制造毛语录，鼓吹“四个第一”等思想，符合毛的非常识原则，背弃了刘的常识性见解。林彪的思想遗产，相对于刘的“七分人祸”和邓后来的农村经济改革，联产承包制等思想，等于0。
而他的可怜的政治遗产，不过是一些类似道德相对主义和马基亚佛利主义的杂碎思维，如，“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政变经和谋权术等，不足称道。他的对毛的反抗，是一个性格反抗，而又由于他的马基亚佛利游戏不及格，遂归于惨败。）
重复而言，毛发动文革，是中国社会的全面的倒退。
此其一。
其二是，毛的“文革”是带引号的“革命”。这个革命，不是引起先进事务，突破陈旧事务的桎梏，猛烈变革的革命，而是从相对比较稀奇的新事物，猛烈倒退到旧事务的反革命――虽然，他把所有反对者定性为反革命。
三是，就像罗伯斯庇尔自称的，“我就是人民”一样，毛也是这样看待革命者和他自己的。
文革当然不是法国革命，而是一种相悖之的反动。比喻而言，当美国的登月火箭出现在月亮上的时候――我们从那时的『参考消息』上了解到这个消息，中国人，还在过一种原始个人迷信崇拜下，文化凋敝和愚昧蛮荒的生活。
而刘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并不知道1966年，毛的大脑在运转什么。
这个问号，也印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
现在看来，毛的用心，其实不过是以人民和理想的名义，来实现他的一己之私。他的玩弄的政治艺术是，动用全国的宣传机器，把上至刘少奇，下至老百姓的思维，统制在他一个人的奇思怪想之中，并由林彪为他做“四个第一”的鼓噪。
于是，我们终于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本文的主旨上来。这个主旨是，刘在毛欲擒故纵，再次引蛇出洞时，面临的两难处境。
这个处境是，一，刘们不知道毛的最终目的，是要打倒他本人。他无法，也不会接受这个事实。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事实。
二，毛发动群众，好像是以在野的位置――其实是因为他接受了不太明确的“罪己诏”，退到二线。而吊诡的是，毛把刘们推到秩序代表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前台，成为革命对象。这个革命真是亘古未有的闹剧。
毛的高明，在于他知道1949年以后，实际上，是在他的统治下，人民的积怨；他知道，他可以利用之。而刘，不知道。他只知道一些共产党人正统思维中“镇压”，服从，这些词的效用。
1957年的毛氏思维，变成了刘氏1966年的思维。问题的全部谜底就在于此。
而刘在1942年就好像知道，在反对了王明和周恩来的斯大林主义以后，有一个可以取胜的毛主义。刘的思维和人格渗透了一大部分的毛式血液。刘是毛，而毛，却不是刘。这个很有意思。也是他们这些党羽们的悲剧所在。而那个“七分人祸”，是刘违背之的一个偶然。
而毛，看透了这样一个机关。他知道，刘是他思想的附庸，而不是“另一个”！
毛也知道，他略施小计，他说，他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刘少奇。他的话是对的。因为，刘也好，谁也好，在思想层面上，要跳出如来佛的手心，比登天还难。
三是，刘果然没有跳出来。他只好重复毛1949年以来的镇压思维。
而北京抛出工作组这个镇压方式，其实，毛是首肯的。最初向人民日报派出工做组，毛当然首肯。
全国派四清工作组，就是早些时候，这样一个思路。文革的工作组，据说，是湖北首先派出。（见『东湖风云录』）。
一如前文所示，毛在上海和杭州，在黄鹤楼和滴水洞期间，不会不知道刘邓们派工作组这个方式。他不干预，不指示，更不反对――如果他及时反对和纠正之，文革的闹剧和悲剧既要夭折而半途而废了。因为刘邓们会及时 阻止一场对于他们来说，是被毛抓了辫子的镇压。
但是，毛的反对镇压还是发生了。这个反对，是为了反对的反对，又不是，或者不全是这样。
这个谋略导致所谓五十天惨剧的发生。毛称其为“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路线”。于是，大悲剧中的小悲剧之负责人，成为毛的敌手；而历史，现在又无法不指责和不记住这个毛之敌手的罪恶。刘少奇们在文革五十天里的罪行确然存在。这个罪行即使被刘后来做为牺牲者而掩盖，却无法逃避至少是道义的谴责。
（至于人们对于毛滴水洞时期给江青的信的争论，我们以为，那时的毛，在编造他的倒刘逻辑时，完全不可能推出一个莫明其妙的倒林逻辑。这个和毛式思维的时间性逻辑性特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我们今天无法列举全部事实。我们可以做证一些触目惊心的例子，如，北京打死中学校长的事例——虽然王友琴先生已经做过翔实的记载。
——“邓小平提出，要“争取一部分三类变成二类”。但是，对工作组把师大女附中划为“四类学校”以及把卞仲耘和胡志涛两个副校长划成“四类干部”，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
这个材料中至关重要的话就是，“邓小平没有表示异议”――这在1966年夏天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在毛悠居武汉的时候，在他的鼻子底下就呈现极为野蛮的刘氏运动现状。在我们主要引证的那本书里，就有比较翔实的记载。
在其他城市，也都发生了这些现在被严重忽略的刘邓式镇压惨剧。
文革的第一罪责，负责者是毛。而第二，第三负责者谁？是一个需要总结和思考的问题。
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人们今天常常如是说。
毛吞噬了刘。
刘吞噬了那些无辜的五十天中的受难者者。而这些死者中 ，就有这些吞噬者的老师和校长。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这些师长，在不同程度上，为预演这场吞噬，有意无意起到指引和暗示之的作用；虽然我们无法说也不忍心说，他们也是那场悲剧的间接的导演。
一个人，一个师长，不知道自己的教育在实施一种倾向，这个倾向就是，他们在选择一种杀戮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经历的悲剧。
正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宽恕和博爱，这些基督的基本教义被抛弃了，代之以杀戮。他们的辩护也许是，他们警告过了，但是，“犹太人”置若罔闻。
***
如果追述的更早，可以上溯到文革初期，红卫兵成立的种种说法。
红卫兵成立一事，也是毛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的一个例子。历史上有毛刘二人先后拿出党章，宪法，以求被公正对待的事例，许多资料有记载。但是，他们的这个举动是十分可笑的。党和政权，并不因为他们的这个偶然的举动，而改变党和政权不被监督，肆意妄为这个事实。毛比刘，在这个事情上的“自由度”更大。下面是当时一个红卫兵的自述。从我们的引文中可以发现，她的说法是准确的。毛启用红卫兵的唯一解释是，要拿红卫兵做工具，以达到他的目的。而这个做法，在他的意志之法的唆使下可以变得合法，因为其实他的意志就是“法”。
徐浩渊在一篇文章里说――
“事实上，北京市和“团中央”的“黑名单”，已经将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学生列为“现行反革命”，准备在运动结束时发落。”
刘们的红打手，工组作和拥护他的红卫兵――或者说正统的青年人和积极分子们，和毛启用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登台。
在北京，也包括在外地一些主要城市，校园里的第一章大字报都是由“消息灵通”的高级干部子弟写成，也就是由所谓“老红卫兵”们写成。他们先是取代了学校的当权派，以后又和工组作的掌控衔接起来，以达到掌控文革，为文革定性的目的。这里出现比较复杂的局面。文革发动，是要大乱刘们的秩序；打乱这个秩序是毛的意志。简而言之，刘是这个秩序的维护者。打乱这个秩序是不利于刘的。所以，中学红卫兵，起码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在这个目的论上分 成先是隐性，后来明显的派别对立――重复而言，这个派别的区分，是被党的不同意志左右的派别区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在野派或者反对派。
刘们的红卫兵，说到底，是一些保护他们这个高级干部家庭利益的狭窄组织，正统组织，他们要对抗毛的针对当权派的炮轰和打击。而毛的对当权派的打击，也非只是停留在对于普通干部队伍的打击，更不是要打击那些知识分子，或者说，仅仅是像1957年那样重来一遍。这不是毛的本义。毛的最终意志是要打乱他自己营造的社会秩序，继而打乱刘们的社会秩序，由打乱这个秩序，达到打乱党内秩序，党派秩序，党之高阶层的权位和法统，以便逐级上升，打倒刘邓。
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受到毛的支持，从困境中挣扎出来，其生长和发展的逻辑，就是如此。其他早期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是是非非的逻辑，也莫不如此。
需要解释的是，是毛发现和利用所谓“民间力量”的神话；而民间力量的“崛起”，实在也是因为他们看到党的信号发生分裂，党的资讯发生矛盾。中国政局演化到六十年代中期，的确出现了这个局面――人们手里同时拿着『新约』和『旧约』。
人们发现一些毛式暗示，就像当年的左翼青年看见列宁主义和其他暗示或者鼓动一样。这种体制内的造反，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能不说是一个刺激。这个刺激，和毛的雷锋和刘少奇的驯服工具，殊为不同。年轻的红卫兵在这个其实是体制内的斗争中，好像看见了革命本身。加上干部子弟天然的革命特权感，他们比所有中国人，更有参与毛式或者刘氏革命的热情。由他们喊出的革命口号本身――“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说明了革命的相反的性质――就是不许革命，具有他们涂鸦的反革命的革命性质，就是排除老百姓及其子弟的革命权利。在这一点上，刘氏革命，更加符合这类假革命，伪造反的革命风雅。
毛和刘邓在教育路线，文化路线乃至政治经济路线上的有限度的反差，大致可以算作是一种黑白反差。其发出信号的不同，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报纸上，很明确。如，对于『海瑞罢官』批判中呈现的差别，就是一例。
清华附中的学生，一方面，看到毛，刘的差别，一方面，自恃为干部子弟，在这个党天下的革命中有发言权，所以，他们出来做一个政治赌博。而这个赌博，最先被毛看成是针对刘氏路线的，以后，则被看成是对于刘氏路线的拥护；他们很快就被毛抛弃了，如“联动”的命运。（而“联动”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则是因为邓的掌权和复出。从现在的局面看，毛式红卫兵的本质还是维护毛刘一体之体制的党卫军一类组织；而蒯氏大学红卫兵，则成为非双料货色――因为他们没有刘氏或者说邓氏背景，而被最终抛弃。文革结束后，高干子弟在陈云等人提倡的所谓接办政策的庇护下各就各位，是为证。
在此期间，出现了很多现在人云亦云，误读史料的说法。如，关于联动问题。
联动，就是毛利用又打击干部子弟的一个例证。毛利用红卫兵以达到“天下大乱”的目的。然后，他发现红卫兵，也就是刘少奇的红卫兵，大乱了他的战略部署，他就把联动关起来。又发现，他的官僚基础，是联动们的爹妈。于是，他又把联动释放。而周，还装模做样地在接见联动的大会上落下几滴眼泪。）
毛为红卫兵平反这件事情，其实用意如此――其一时之需，使他违反了党禁止结社的传统，使得第一支红卫兵诞生；以后，他们那些文章，还被公开发表。
――遂出现刘氏红卫兵和毛氏红卫兵互相交叉，黑白难辨，主旨各异的派别之争。
――毛用红卫兵致乱社会秩序以后，很快就先是打发掉中学红卫兵，以后又打发掉大学红卫兵，就是蒯大福等人，回归周恩来的新政府。他做到“天下大乱后的天下大治”，回到体制内。
――在毛刘争取控制和利用红卫兵一事上，产生了双重的红卫兵效应。一个效应是，毛支持的红卫兵，懵懵懂懂，不知道毛要作什么，又似乎知道毛和既定政策的不同，他们受到毛的直接支持，忘乎所以，胡作非为。
二是刘的红卫兵，以和毛不同的目的，却实施了同样野蛮的罪行，暴行累累。
刘在毛七月中回到北京后，承认了错误，撤出了工作组。他们争取文革主动权的斗争失败。
然而，在工作组和“老兵”执政期间，为完成刘“打新右派”的指示，红卫兵杀戮一般教师和干部的罪行，在八月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于是，在总结红卫兵，也就是毛和刘的红卫兵运动之轨迹时，我们发现，毛的红卫兵是要达到一个较大的，打倒刘的目的；而刘的红卫兵，却是为了不被毛打倒，为了表现其革命性，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大打出手，从而牺牲了大批无辜的教师。我们在同样一本『文革受难者』里，可以看到这些老师被活活打死的血泪史。
毛刘斗争的交叉，使得我们的师长无辜死难，且背负各种各样的罪行。这使得我们，否定文革者们看到，有各种不同的文革否定说面世。其中之一，就是否定毛，而肯定刘。
这个否定，是一种“党”的否定。
而我们否定文革，是要还文革的真实面目，不会以为刘邓喊冤叫屈而截止。刘邓们的文革，他们的遗产，现在有了遗产承载人。
而毛的不被否定和刘们的被完全肯定，实在是中国文革研究的一个局限，一个悲哀和一种新的愚昧。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对中国的现实做出解释，当然也无法解释历史，解释文革。
四
“正如英國哲學家本當(BENTHAM)（一译边沁，一译本塞姆。——作者）在1861年作過這樣的表述﹕“一個有意改革惡法的哲學家不會宣揚使用暴動來破壞它---- 無政府主義人士的特徵其實並非如此。 他反對法律的存在﹐否認法律的有效性﹐發動群眾拒絕承認它並起來反對法律的執行。” 今天﹐這個詞的意義又有了進一步的引伸﹔無政府主義人士不僅否認現行法律﹐而且否認一切權勢和權威﹔但是它的基本意義依舊保持不變﹕反抗(它的一切源于反抗)任何形式的權威。”（见附录）
——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克鲁炮特金著名的论断。也许我们引用的过于冗长，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文本的阅读，毛的文革理论起源，就显得新奇和特别，固然，他还是没有什么比较克氏更为新奇和特别的。文革无政府主义和克氏的区别倒是一个新奇和特别之处。因为克鲁跑特金是绝对意义上的无政府，而毛，是在他一人掌控下实行一种假无政府主义；就像他的大民主是假民主，一人之下的，没有言论和思考自由的民主一样；就像他不断地炮制通知，条目一样，他也没有克氏的反对，绝对反对法律的任何勇气——虽然他道貌岸然地说道自己是无法无天。其实，他的无法无天，正好是人民不受任何法律保护的借口。他也没有任何克氏反对派的魅力，因为他启用他的一系列打手，讲其原来的政治同路人搁置或者打倒，而非人人我我，我为人人之对。
我们引用此话，是要说明，在毛启动文革的思想库里，对于巴黎公社理论的应用，是他的一大根据；就像他启用了进过改造的托洛茨基主义一样。也就是说，文革理论从『5。16通知』到『十六条』，毛自身的理论，并没有被发现，他只是拾人牙慧，从国际共运史料中剽窃一些理论加以实用主义的应用并肆意歪曲之。
『十六条』里关于巴黎公社的说法，和『5。16』通知里关于斗争党内走资派的说法，其实是一对矛盾。毛设法化解这个矛盾为其所用。他的剽窃特征在于，他曲解了二者的不同，而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将其混为一谈。没有人可以反驳之，也没有人反驳。我们不知道那些著名或者不那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专家，那时都躲到那里去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政府主义的诉求虽然说是一种和谐社会的空想，但是，他的革命性特征，表现在巴黎公社之无政府主义空想之上，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一种无政府工团主义或社会理想说。表明任何迹象表明，在巴黎公社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恰恰相反，巴黎公社只是描述了一个平等而无章法的政治空想。这个空想以平等做为前提。暴力革命产生了的美好前景似乎可以中止暴力——这是他们的预设，也是一个失败的现实。因为，这里的空想，是要打击现存社会的秩序，代之以克鲁跑特金赞扬的“混乱”式和谐。这个和谐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
而巴黎公社的失败，一则是因为他的革命没有历史现实性，没有抗衡资产阶级政治相对完备的历史现实性，没有宪政，也没有沿袭西方恺撒主义的独裁或者帝国法治。
二则是，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暴力叫嚣，而无列宁主义的具体革命实践，平等和真理是不存在的。
取代巴黎公社的列宁主义原则是，把巴黎公社自下而上的自发和谐革命论，来一个彻底颠倒。他需要建设政党，实行领袖领导，对人民采取宣传和统治的方式，进行并不和谐的斗争。
这就是举世皆知的“群众，政党，领袖”原则。这个金字塔政治结构，是后来毛极为欣赏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模式。和巴黎公社自下而上的平等诉求刚好相反。
这个模式中的要素是，要建立党内专制，取消党内民主——我们的孙文先生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深得此原则要领——而非采用无政府主义的人性乐观主义。
这时候，列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理论问题上南辕北辙的悖论已经昭显。吊诡的是，列宁主义因为要打乱现存的社会秩序，他看见无政府主义中的这个煽动，对于他的革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他对于克鲁跑特金之流还是暗中赞许的。有意思的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时间对于列宁的政府进行抨击，就相继撒手人寰。莫斯科还举行了克氏隆重的葬礼、列宁们没有反对。
历史的闹剧，悲剧中的小丑，在列宁的活动舞台上完成了对于敌对势力，也许包括无政府主义敌对势力的镇压后，苏联提及巴黎公社的机会已经很少。在人们忘记之，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以后，毛居然搬出来这个老祖宗进行膜拜，其用意如何呢？
其实问题很明显。
第一，毛把现存秩序虚拟为一种就秩序——其实，这个天有二日的秩序，依旧是毛秩序的一种，不是旧秩序，是新秩序。但是毛和斯大林不同。他的政变经，要念得有趣，有理。所以，他抛出一个似是而非的“天下打乱/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几乎于无政府主义的说法。许多政府中人都说过，文革，不就是无政府主义吗！他们的感觉不错。二要为无政府主义找依据，只好求援于巴黎公社了。
中国自1949年以后，无论对待工人还是对待农民，更本没有任何巴黎公社的影子，而只是有毛氏专政。现在，毛看出人民对于他的这个专政并无好感，所以，他忽忽然想起了公社。他为那个上海人民公社而兴奋。忽而又发觉不对头。取消了那个“番号”。
二是，毛知道，要打倒刘少奇只有采取克鲁跑特金氏的“混乱”，而非采取刘们的秩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为此目的，他不惜十几此检阅红卫兵，以达到他乱中取胜的目的。
三是，于是『十六条』在此意义上说，与其说是为了“治”，不如说还是为了“乱”。事实说明，那个时期以后，包括红旗十三期社论的发表，都是毛层层逼进而非逐步缓和的革命策略。
也就是说，『5。16通知』是毛的革命目标的制定，而『十六条』，是手段。
我们现在再说说『5。16通知』的所谓理论内涵。这个理论内涵和巴黎公社的内涵其实刚好相反。因为，此通知所言之斗争党内当权派——这个说法，是对于前此所说之列宁主义原则，即“群众，政党，领袖”原则相继成又相矛盾的。因为，列宁主义体制的监督性力量更本就不存在，而虚假的实践检验，是依靠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的好恶。也就是说，所谓承认马克思主义，不只要承认阶级斗争，还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法，其实就是要承认领袖的说法的变形。我们一向所说的实践真理关系，其实就是领袖定真伪，领袖定乾坤的说法的变形。
那么，由谁来监督这个无产阶级权利中心的人们的行为举止和思想意志呢？很可笑，是领袖中人而非任何公众和公共领域的言论和媒体——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闻自由。（这里，有一个监督或者实践的真伪问题存在。邓的检验，或者胡的检验，如果是符合民意的，是修正主义的，带有积极意义的修正主义的，那么，这个检验也许是符合历史进程的，如胡耀邦的检验——反之，1989年的同一个人的邓检验，就完全失灵了。）
毛，现在要来检验一下刘。历史于是乎变得严峻起来。我们不知道检验刘的任何必要和必备的历史背景。也许这个历史背景恰恰不需要毛检验在那个时间到来。人们说的“瞎折腾”，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折腾的内涵是，你不但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还要承认专政中人是毛，不是刘——这个思想就是毛对于列宁主义的发展。
任何党内改革和党内民主诉求，在毛一篇讲话，一张大字报的打击之下，就可以顷刻瓦解。（而人们现在依旧津津乐道这个“党内民主”，继续制造这个可以顷刻瓦解的“党幻觉”。）
是的，从通知到十六条，毛的思维在急剧旋转。现在看来，毛理出头绪，是以他再发现巴黎公社为结束——也是他革命开始一个新阶段的结论——开始，是结束的开始。而在十六条之前，确实存在一个他如何逼进这个目标的思考。这个思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想抵制旧秩序维护者的抵制和顽抗。并组成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他启用南方的陶铸和王任重，以为他用。
他从北京出走——就像他以后总是在外省谋划一些非常举措那样——忽而上海，忽而杭州，忽而武汉，忽而江西。。。。。。。
他的思考是，如何给体制内抗拒者一个打击，一种说法。而这个说法本身，在1966年的七八月份，看起来还是并不成熟的。只是其间有一个以静制动，袖手窥探的不大不小的谋略。这个谋略一方是他启用了聂的大字报，而达到前期他所谓后来之巴黎公社理论的发效效应；一方是他还在怀疑这个体制外的试验——抑或就是他想进行第二轮的“引蛇出洞”。现在看来，他是N种设想俱在。
而做为思想僵硬的刘们，就没有这个思考的福气了。他们完全重复一种非公社思维，也就是正统的镇压思维。
五
在1966年严酷而诡谲的政治环境中，毛刘们的较逐从博弈变成了讹诈，而讹诈的开始，就是各派使用了不同的政治斗争原则。这个原则，历经历史的检验，而这个检验，其实没有采用普世广泛采用的政治游戏规则，如此一来，争取群众的支持，也就是利用群众，成为这个游戏输赢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争取和利用群众，是以群众本身的非自主和不自觉为前提的——经过十七年的有效洗脑，他们已经成为无间性，无主旨的统治者之工具，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人民”——这样的群众，在此伪宗教运动中，成为群氓。群氓，在被各种政治势力争取，利用。而群氓最终的归属，是属于伪宗教人物而非政治人物的。毛，争取到这个角色。刘少奇，没有争取到，他很快失败了。
这也是文革中政治较逐里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任何只是运用政治手段者，不会胜过诛杀心灵者。毛是所谓的导师，这个角色注定了他成为胜者。但是这个胜者，这个宗教层面上的胜者，很快，就因为“宗教”和意识形态诉求本身的物质化而归于失败——于是，事隔四十年，刘邓们，又夺回了政治话语权和控制社会的实际权利——出于毛的机关算尽——也是毛刘较逐的较为长远的课题。
那么，毛的1966年的六月和七，八月的日程又是怎样安排的呢？
这个安排显示出多少密综和暗道呢？
我们来看——
1966年。六月一号，毛支持发表聂元梓大字报。毛要破四旧，就是王力说的，旧机器，旧组织，旧纪律，旧方法——以后，林彪又提出“破四旧”，和这个“四旧”不同。前此，我们已经论述，这个新，其实一点新因素也没有。
六月三号，刘少奇的中央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十八日，发生”6。18“事件。刘们转发简报，定其性质为反革命事件。毛，据说不知情。
毛以“故国人民有所思”为籍口作诗，表达其所思所想，实为引大祸降至之思，是他的主导思想在情绪上的反射。
六月十日，毛在杭州。提出关于“不一定派工组作”观点的谈话；但是不很坚决。给刘少奇一个空间，或者悬念。
六月十五日，毛西行，经过南昌。说，他要“练兵”，云云。依旧不给出明确指示。
十六日，抵达长沙。住滴水洞。
七月八日，有给江青的信。
十六日，游泳长江。
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
看到北大『文化革命简报』。说，镇压群众，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召集中央文革小组谈话。要撤销工组作，让左派组成革委会。
七月二十六日，召集各大区第一书记，说，反对工组作。
同日，政治局通过撤销大学工组作决定。
八月一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承担派工作组主要责任。会上，印发毛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函。但是没有公开发表。
八月四日，毛召集政治局扩大常委会议，激烈批评工作组。说，刘少奇在北京专政。专政得好啊！
八月五号，“炮打司令部”出笼。
八月七日，将大字报印发中央全会。刘少奇实际上被打倒。
八月八号，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均见『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版）
我们来较为细致地做一个梳理。这个梳理来源于毛刘文革意识的发展和湮灭。毛的运动意识，是这样的。中国人说，有些鬼蜮伎俩，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毛只要一出北京，他常常就要使用此一伎俩。本来直面对手，几句话，可以厘清之事，一定要如此这般来一番游戏的复杂化，是有其不好直面之原因的。而所谓科层制和神秘化，使得人们很少思考其中的原委——这，其实不是什么神秘莫测的大奥秘，不过是毛在故弄玄虚。他和刘之间的所谓政治间性，充其量，是一个大荒唐和小荒唐之间的比较，而刘的少一些荒唐，也许，拯救了千百万人民的性命。在关于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他们的思维是极其愚昧和很少普世价值的，内涵匮乏，而没有多少价值。
于是，毛在1966年一月，默许了由陈伯达自组工作组，经过刘邓的允许，进驻了人民日报。
这个行为可以说，组合和分裂了毛，刘的意志。刘符合毛，发出了第一轮的鼓噪。而毛暗许刘，以传统镇压的方式，开展文革。
以后，所有的毛，刘斗争的逻辑，都暗含于在此一举。
历史上是没有“如果”的。而“如果”的设立，是为了反证其乌有。我们设立的“如果”是，毛何以不亲自主持如此这般的文革大事情，而要跑到上海。。。。。。去呢？他开始了欲达而远，欲擒故纵的老伎俩——这个伎俩，是他失意时经常演出的惯技——毛的上海“电话”，成为王力等人的口头禅。
他在此期间发表的系列讲话，多少泄漏了他的一些“天机”。
比如，“借助钟馗打鬼”——就是要打倒刘。这个天机的泄漏，正好符合毛的一些企图，一些文革的企图。至于他是不是钟馗，并不重要，林彪是不是借助毛，来打鬼，这个话，其实要颠倒过来判断。重要的是要打鬼。要打鬼——三个字，泄漏了天机。
打鬼，是一个现实和历史的所谓毛之诉求。而这个打鬼论，其实是要打人。“人”/仁者，是多少有些人之良心的刘少奇。因为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判断，成为刘绝无仅有的一点政治思想遗产。而这个遗产的后续影响，直接威胁着毛，迫其承担三四千万人饿死国中的政治责任。而林彪，他枉顾此一判断，成为造神运动主要责任者。毛在滴水洞里的信函，多少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毛是以似乎反对者的立场，来申诉这一点的——但是，他在公开的，党内外，国内外媒体上，丝毫没有触及这一点。当几年以后，他和斯诺站在天安门上言及于此的时候，他说，个人迷信，多少是要搞一点的（大意）。说明，他关于滴水洞信函的虚以尾蛇之笔。
独裁者对于吹捧和为其制造迷信者的看法是，一是，默认其吹捧，二是，他本人对之也有所蔑视。
问题在于，神的指向，对于耶稣等人来说，是要肩负人类之罪——而无此传统者毛和中国人，则有毛肩负造福与备泽于人的幻觉。
这个课题的分析性证明是，或者，人的赎罪，要通过上帝代理，由耶稣承担之：或者，人类的造福，要有毛式大救星——而二者之密义，其实如出一辙。
我们看到历来自由主义者对于此一观念的质疑，如罗素等人。他们除去排除“第一推动之外——穆勒说，第一推动之前，是谁推动——还对上帝的道义意志给予怀疑。
而印度的圣雄甘地则说，他愿意自己赎罪，受难，而不要经过耶稣。
甘地和一个友人对话，友人说，“ “你不能理解我们的宗教有多么美。照你所说的，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似乎都用在忏悔你的过失和改过自新的工作上。这种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行为，怎么能使你得救呢？你是永远不能得到平安的。你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现在看看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完美。我们自己改过自新是没有用处的，但是我们必须得救。我们怎么背得起罪恶的包袱呢？我们只能把它放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唯一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凡信他的，必得永生。上帝的无限慈悲就在于此。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的罪就不会束缚我们。我们是免不了要犯罪的。人生在世而无罪过是不可能的。耶稣就是因此而受苦，并为人类救赎所有的罪过。只有接受他伟大的救赎的人，才能够得到永恒的平安。试想一想你的生活是多么惶惶不安，而我们所得到的却是平安的许诺。”
这一番议论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谦逊地回答说：
“如果这就是所有的基督教徒所承认的基督教，我便不能加以接受。我并不寻求从自己的罪恶的后果中得到救赎。我所寻求的是从罪恶本身，或者不如说是从罪恶的思想本身得到救赎。在我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以前，我宁可过着不安的生活。”
关于这一点，那位普鲁茅斯教友反驳道：“我敢向你保证，你的努力是不会有结果的。请你把我所说的话仔细考虑考虑吧。”
而这位教友真是言出必行。他有意犯了罪，却向我表明他并未因此而感到不安。” ”
这就是甘地和一个迷信者的有趣对话。（见『甘地自传』）
于是，甘地式自主面对上帝，而排除耶稣之代理人身份的观念，成为无论是宗教运动，还是伪宗教运动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我们考量文革之所以肆无忌惮可运转的，一个几乎是根本性的启示。因为，个性，自主性和直接在个性大脑中构筑自身上帝的思维方式，是那些企望消灭个体和个性思维者，成为最大的反差。
至于说，他是要借此信告知世人，他要打林，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杜撰。
这根本不是那个时间段的毛泽东思想，信的其余部分，其捏造的成份一目了然。
至于说，甘地的非暴力和毛的暴力之对比，强烈无比之对比，则为另一个话题。
毛的意志一经确定，他的步骤开始实施。
这些步骤含有颇为复杂的政治间性和政治动机。我们分析问题的方法，也许只好从那个时间段的一些政治组织之形成，做为开始。这个些组织，首先是刘邓工作组——而毛是完全知道其发生和运作的——这是一个党之传统。
二是，和刘邓工作组对峙的，在六月份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此小组成立，一般而言，是正统内的非法组织。但是，这个“法”，因为是毛的约柜所盛，也就无所谓是不是法。此小组成立的目的，就是支持如蒯大福，彭小蒙等当时非法的红卫兵小组，以抗衡工作组。此小组刚刚成立，一些本组马弁，就急匆匆奔赴现场，去支持毛式红卫兵，如王力，吴德等人。
清华附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红卫兵，毛是支持的。他们的狗屁不通的造反论，衔接于毛对抗刘的教育路线，乃至政治路线——此路线较为接近常识——成为红卫兵的理论和行动纲领。
这样一来，毛既有此小组，又有红卫兵。他手里的武器，看来是够用了。
还有就是，工组作的一半，也是他的武器，却是为了缴械这些武器的武器。
当工作组被上海电话叫停，毛，七月十八号出现在北京的时候，工作组的撤离，使得刘邓掌控文革的局面出现真空。于是，应运而生的是刘氏红卫兵。刘氏红卫兵和毛式红卫兵祸不单行，其区别在于，他们之间，要贯彻一条截然相反的文革路线——一条路线，是打倒新右派，保护刘少奇；而另外一条，是打倒刘，乃是毛的最终意志。
而在社会上，红卫兵都是横冲直闯，无法无天的歹徒，他们本来也没有不同。这个判断是对的。但是，这个判断，混淆有刘毛文革路径不同之嫌疑。
进而言之，毛的红卫兵，是要先是搞乱社会秩序，实现毛的革命无政府主义，二是，方便毛在大乱中混水鱼，以打倒刘。
另一层面，他撤除了中学红卫兵。这是因为，毛懂得这一点：无论是毛氏红卫兵，还是刘氏红卫兵，都是他们的子弟兵，他们的衙内兵。他们不可能直接打倒他们的老子。但是，他们的年轻和狂热，他们的暴虐和野蛮，却是毛爱不释手之武器，他一直是吹捧备至，亲自允其为之戴上纳粹式标致红袖章，并声称“要武”——『十六条』中的文雅伪装，瞬间消灭。
而刘邓为了做最后的抗争，他们在工做组撤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响应了毛打倒党内走资派和四类干部的叫嚣。此段时间，发生中学生打死大批其所在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的野蛮之举——这个野蛮之举，是毛后来“要武”，而先前刘“打倒新右派”的鱼和熊掌兼得之举。
为了排除毛的，他们不大走资派的疑虑，刘邓工组作和红卫兵，对于中下级干部大打出手，以期符合毛意。如前所说，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芸校长被野蛮殴打之死，就是出于此因！
是的，刘毛对于卞校长，无论怎样估计，都是罪犯，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问题是，卞仲芸被打死，恰恰是毛八月五号“炮打司令部”的同时——这以后，他对一个高级同伙的孩子说，“要武”，以致红卫兵就像纳粹屠杀犹太人一样获得了官方认可和赞扬的合法性——卞的死因，孰先孰后，孰因孰果，不是一幕了然吗！
也就是说，卞仲芸这样的普通干部，在毛泽东眼睛里，是可以随意牺牲的。他看到了刘邓把持的皇家女校的野蛮一幕，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吗？
此因有二：一是，他打倒刘少奇，其罪名已经成立——卞仲芸，可以成为刘邓路线的牺牲者，也可以成为毛指责刘的一个案例；
二，卞仲芸们死后，毛更是鼓动“宋要武”，继续杀戮，以达到“天下大乱”！就像希特勒的人民和冲锋队杀戮犹太人，三是聚集纳粹的向心力。
三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要实行“剥笋政策”（见王力书），先是剥到彭罗陆杨，再，就是剥到刘邓——这个逻辑很明确——只是“先知者”知，后知者不知，知，也无奈，不知，也无奈也！
在厘清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的时候，毛的意志，首先反映在对待北大之“6。18”事件上。这是我们据证“五十天”的一个重要证据。而刘少奇对待此事件的政治态度，他批的”6。18”简报，将此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引起毛“大怒”（见『王力反思录』），成为毛刘冲突的直接导火线。也是刘被撇弃的开始。许多书籍对此有所记载。而王力所云之中央文革的文痞陈伯达，被夹缝在毛，邓之间，以致他情急大哭之笑举，殊堪值得玩味。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毛，发难于刘邓；又对刘邓区别对待之。
毛的发难，究竟是他的阳谋，还是阴谋，是毛，刘明显对峙，还是毛引蛇出洞，现在看来，几个因素都有，错综复杂，不一而止。如果我们把毛对待工作组的态度，看成是他保持缄默的一个理由，以此证明他要引蛇出洞，这个推断不见得是成立的。因为毛在6月11号就说过，“不一定派工组作”这样的话。
他还指出，关于左派和右派的冲突的话。“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等等。
——据提供此说法的王任重认为，毛心目中的左，右派，尚且无法区分，“一切牛鬼蛇神”何指，也不明确。
我们的解释是，1966年的左，右，和1957年的左，右，刚好做一百八十度的颠倒。保守派，保党委派，是1966年的右派——而1957年，他们是左派——反之，亦然。
这样，毛在似乎明确的基础上，写了一首朦胧诗——他是不会告诉王任重之流，他的政策，思想，方法和手段已经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而“党文化”使然，王辈自然莫名其妙，因为，毛式教育里，没有毛后来所云之“怀疑一切”（这是他早年的克鲁泡特金加宋江观点加游民思维的一次沉渣泛起！）的鼓噪。
我们在『东湖』一书里看到，6月28日，王任重按照刘少奇的旨意，发到全国的『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文，毛在同日到达武汉以后见到，没有表示异议。
这个细节也许说明了毛的翻云覆雨。
王任重与毛在武汉二十日，也不知道毛对文革的看法。于是，这个蹊跷，成为毛批判派工作组以后的一个陷阱，因为，好像毛不再坚持不派之。
是的，毛好像不反对派工作组了。这个可是毛的近一步，推两步的策略。
7月16日，毛在长江游泳。
该书作者说，毛在武汉的同时，“武汉大中学校以各种名义批判，斗争学生群众。华中工学院，。。。。。。338人被化为“右派”。。。。。。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四名学生，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62人。华中师范学院被斗三百多人。。。。。。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1400学生，就批斗200多人。。。。。。武汉医学院，批斗62人。。。。。。在建工学校，全校500多人，逮捕18人，批斗30多人。。。。。。。”不一而足。
于是，毛认可的杀人，好像一时间是同意了按照刘的方式进行的；而这，完全是南辕北辙。回到1957年毛对于那时候民主人士的计谋，引蛇出洞——这个方式，第二次发生在凄惨的中国人身上。其中的奥义在于，毛以一种不同意杀人的方式——你们实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回到他的杀人方式上来。这个杀人方式是比较新颖一点的，老家伙们不太理解的那种方式。这个方式，就是运动群众，实行诛心之法，并打倒他的政敌。按照阿伦特的说法，这个方式，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而这个方式的开始，是谴责另一种老式的杀人方式开始的，然后撇弃之，就像毛摒弃了斯大林式的，自上而下的杀人，而转变为群众的狂欢。为了一个新的仪式，举行百万之众的庆典——如“8。18”，检阅百万红卫兵——而中国人，果然参与了这个庆典，然后，另一轮的杀戮开始。
两种杀戮，都是按照毛的方式进行的。只是毛的第一种，成为刘的第二种；而刘没有第二种。这个第二种杀人，就是文革——这个杀戮包括杀掉刘少奇本人。
毛的手笔比刘少奇这个官僚大一些。因为，独裁者必要的时候，只好反对官僚。这是他们唯一的区别。
而即便是做为牺牲者，刘在武汉和北京等城市上演的第一种杀戮，和他的受难一样，也是中国人兼罪兼难的一种可悲处境。
深而言之，我们中国人都是兼罪兼难的，从心理到身体。我们现在还多少深处这样一个境地。为了生存而牺牲了尊严！
是的，中国人，在无论是毛的路线，还是刘的路线之下，只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被欺骗和被杀戮，其命运不胜凄惨。
在言及是刘少奇杀戮，还是毛杀戮方面，死亡无区别！
由此看来，否定文革的最终意趣，在于识别中国人如何得到免于恐惧的权利，虽然，这个权利已经写入普世规则。
否定文革，不是区别哪一个官方为正确，哪一个官方是错误，而是要辨正这个肆无忌惮的游戏，如何获得合法之规则，实行人心荼毒和肉体消灭的！
否定文革，也不是要追究那些刚好是青少年人年龄段的犯罪者，而是要追究何以中国，一个偌大的中国，是由类似这些杀戮者，在掌控国家之命脉，或者，多少是由这些人至今还在掌控着！
否定文革，是要走出人为的平反或者不平反的怪圈，甚至走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假命题，实现真正的民主监督和新闻自由，并保护，永远保护，那些不受多数暴政侵害的弱势者的权益，并揭露和批判，某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党内民主”，“群己权界”和“为民做主”一类虚假的浩荡皇恩与奢侈的赦免。
文革四十年了。但是文革近在眼前。我们还是可以看见他高大的阴影，因为活在其阴影中的经验比比皆是，甚至还是触目惊心的。。。。。。！
一位文革受难者对笔者说，我们的遭遇如果无法诉之法律，就只好诉之历史！
我赞成其言，问题是，我们今后又如何书写我们参与之历史呢！
附录： 論秩序
彼得･克魯泡特金
我們常常因為選用“安那其” 這個詞作為名字而頗令許多人膽戰心驚。“你們黨的理念絕妙一流”﹐他們說﹐“但是必須承認﹐用這個名字實在是個不幸的選擇”。 按照通常字面意義﹐安那其是指秩序雜亂和一片混沌﹔它使人聯想到的往往是利益衝突﹐個人恩怨相爭的局面﹐與和諧融洽的建立顯然背道相馳。這裡我們先來指出一個事實﹕一個專注于行動﹐代表新思潮的黨派﹐通常並沒有機會為自己選擇稱號。 不象布拉邦省的“乞討布衣”﹐他們先給自己取了這個名字﹐後來它漸漸成為一個特定名詞被人們廣泛使用。 黨名的情況則常常是以一個貼切的綽號開始。這個綽號被該黨內部認可﹐繼而得到大家的接受﹐並很快地變成該黨引以為豪的名稱。當然他們必須認為該名稱扼要概括了該黨的整體理念。
曾其何時﹐1793年革命中的“無套褲漢” 不就是這樣產生的 ﹖最初這場群眾革命邉拥臄橙税l明了這個具有貶意的混名﹐卻恰好地體現了主張群眾起義﹐憤起抗擊掙脫貧窮的革命意念﹐突顯出了它的對立面﹕保皇黨人﹐自稱愛國主義分子﹐雅克賓黨人﹐衣冠楚楚的人士﹐以及那些“有識之士”﹐這些人儘管倍受資產階級歷史學家的浮華讚美﹐卻是人民真正的敵人﹐他們對人民的貧窮﹐自由平等精神和革命熱情充滿著發自內心的鄙夷。
“虛無主義者”的情況也很類似 。 起初﹐報界人士對這個名詞百般迷惑不解﹐好壞不一的有關評論費盡筆墨。直到有一天人們才了解了﹐原來它並不代表某個宗教性的教義﹐而是一種真真確確的革命性勢力。恰如我的同胞屠格涅夫的小說“父子們”。“父親們”這個名詞作為對反叛不馴的“兒子們” 的報復被借用。 當兒子們接受了它﹐稍候又意識到如此引用容易引發誤解試圖放棄時﹐生米已經煮成熟飯。 “俄國革命黨人”不會被報界和民眾用另一個稱呼來取代。 這個名字並不壞﹐同樣是因為它成功涵蓋了一個整體理念﹐它否定了建立在階級壓迫基礎上的當今文明的全部咦鳗o否定了現行的經濟制度﹐否定了政府和權力﹐資產階級道德觀﹐以剝削者為依歸的藝術﹐虛偽到荒謬且令人作嘔的時尚和禮規﹐以及當前社會中所有從舊世界遺留下來的事物。 一句話﹐它是對現時資產階級文明所崇尚的一切的否定。
“無政府主義者” 的名字也有著相同的經歷。 這個黨派誕生在共產國際內部﹐主張反對當權勢力禁止結社及反抗一切形式的權威。 開始他們給自己起的名字是“同盟主義者”﹐ 之後又曾用過“反國家人士” 或“反權威人士” 的名稱。 在那段時期﹐他們實際上避免使用“無政府主義人士”(ANARCHIST) 一詞。 因為“AN-ARCHY”(當時的寫法)這個詞使該組織聽上去太接近當時因為經濟改革思想受到共產國際排斥的普魯東主義人士。 可是﹐恰恰為了給人們制造這種錯覺﹐他們的敵人決定啟用這個名字﹐以便可以說﹕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證明該黨的唯一目的是要不計後果地破壞秩序營造混亂局面。
無政府主義黨派很快接受了這個別人加在自己頭上的名字。 初時﹐他們堅持在“AN”和“ARCHY”中間加用聯結符號﹐並解釋他們的工作就是“AN-ARCHY”- 希臘原文﹐意為“沒有政府”和“不要秩序混亂”。 可是不久他們也接受了原來的寫法﹐並停止了拼法糾正和向公眾教授希臘文的額外工作。
就這樣﹐這個名字回復到其基本和通常的原意﹐正如英國哲學家本當(BENTHAM)在1861年作過這樣的表述﹕“一個有意改革惡法的哲學家不會宣揚使用暴動來破壞它---- 無政府主義人士的特徵其實並非如此。 他反對法律的存在﹐否認法律的有效性﹐發動群眾拒絕承認它並起來反對法律的執行。” 今天﹐這個詞的意義又有了進一步的引伸﹔無政府主義人士不僅否認現行法律﹐而且否認一切權勢和權威﹔但是它的基本意義依舊保持不變﹕反抗(它的一切源于反抗)任何形式的權威。
然而﹐我們卻常常聽到人們這樣說﹕這個詞讓人聯想到的是秩序的反面﹐因此它就是一種秩序紛亂和動亂的理念。
我們不妨作一個互相理解的嘗試﹕我們這裡談論的秩序究竟是什麼﹖是不是我們無政府主義人士所夢想的和諧﹐那個人類不再被分割成倆個階級﹐其中一個階級不再為另一個的利益付出犧牲﹐那個群眾自由建立起來的人際關係的和諧﹖是不是那個人人屬於同一個大家庭﹐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基於集體利益而自發產生的和諧﹖顯然不是﹗那些譴責無政府主義不講秩序的人談論的不是這樣一個和諧的未來世界﹔他們講的是那個被現今社會認可的秩序概念。 那麼﹐讓我們來看看這個無政府主義立意要推翻的秩序是怎樣的。
“他們”所指的現時的秩序是十分子九的人類為一小撮游手好閑的人而工作﹐提供他們奢侈﹐享受並滿足他們最令人厭惡的嗜好。
秩序是有十分子九的人類被剝奪一切滿足基本生活﹐開發合理智力所需的權利。十分子九人類的生存境況淪落為動物般日復一日地承受著生活的重壓﹐對科研和藝術創造為人類帶來的歡娛不敢有任何非份之想 - 這就是秩序﹗
秩序是讓貧窮和飢餓變成了社會常態。它是死于飢餓的愛爾蘭農民﹐是死于白喉﹐斑疹傷寒和飢荒的占俄國三分之一的農民﹐是意大利人被迫遺棄自己富饒的鄉村流浪歐洲不顧幾個月後被活埋的危險四處尋找挖掘地下井道的工作。是農民手中失去的土地變成供養富人的牲畜飼養場﹐是耕地寧可被閑置一邊也不將它交還給旦求耕作其上的農民們。
秩序是婦女靠出賣自身來養育子女﹐是兒童被趕進廠房或死于飢餓﹐是勞工得到等同機器的待遇。 它是反抗富人的工人和反抗政府的群眾無法掙脫爭脫的幽靈。
秩序是微乎其微的少數人被提升到掌權的職位﹐為此他們把自己凌駕于大多數人之上﹐並且培養他們的后代將來接替他們的位置﹐以便繼續依靠詭計﹐貪污賄賂﹐暴力和屠殺使他們的階級特權得以維持。
秩序是人和人﹐貿易和貿易﹐階級和階級﹐國家和國家之間連續不斷的戰事。它是歐洲大地永無休止的砲火轟鳴﹐是鄉村遭到閑置廢棄﹐是整代人在戰場上犧牲﹐是一年時間毀掉幾百年辛勤勞作堆積起來的財富。
秩序是奴役﹐是思想被套上枷鎖﹐是人性在刺刀和鞭打下的墮落。它是爆炸聲中的急速歸天﹐或是成千上百個的礦工因老闆的吝嗇每年在爆炸和倒塌的礦井裡窒息而死﹐是工人一旦敢於申訴便遭到槍殺和刺刀。
最後﹐秩序是淹沒在血泊之中的巴黎公社。是倒下的三萬男女老幼﹐他們有的被彈片擊中﹐有的遭到槍射倒下﹐還有的被埋在了巴黎街巷下的生石灰堆中。 它是關在監牢中﹐埋在西伯利亞雪地裡的俄國青年的臉孔﹐和死于劊子手絞繩下的最優秀﹐最純潔﹐最俱獻身精神的志士。
這就是秩序﹗
而混亂﹐“他們”所指的混亂秩序究竟又是什麼呢﹖
它是群眾為反對這個可恥的秩序發動的起義﹐是他們掙脫手銬﹐砸碎腳鐐﹐走向更好的明天。它是人類歷史上最壯麗的一頁。
它是革命前夜的思想叛逆﹔是推翻掉維持了世代之久約定俗成的假設﹔是新思潮和大膽革新如破閘洪流般涌現﹐是科學專題的解決方案。 混亂是廢除了陳舊的奴隸制﹐是公社的興起﹐是封建奴役受到摧毀﹐是廢除經濟奴役制的嘗試。
混亂是農民起來反抗神父和地主﹐焚燒城堡利用原地建造自己的村舍﹐永遠擺脫他們的茅舍陋屋。 混亂是法國廢黜君主制﹐使整個西歐奴役制受到致命痛擊。
混亂是讓君王們心驚膽顫的1848年宣告了工作的權利﹐是巴黎群眾為一個新思想而鬥爭﹐並在屠殺鎮壓中倒下﹐給人類留下了一個自由公社的理念﹐開辟了通向可以預感到的即將來臨的社會革命的道路。
混亂﹐“他們” 所指的混亂﹐是整代人為不再作奴隸和建立一個人類更好的生存環境而不懈鬥爭的時代。是大眾濟濟人才自由翱翔發揮的時代﹐在幾年時間內他們將取得巨大進步﹐人將不再處於舊時奴隸﹐卑顏茍生﹐貧窮墮落的狀態中。
混亂是最美好的熱情和最偉大的犧牲洋溢涌現﹐是一曲人類愛心最高遠的史詩。
對當今秩序的否定﹐引發人們對最美好生活的憧憬﹐這才是安那其(“ANARCHY”) 一詞的真實涵義。對於一個將要贏得更美好的未來世界的政黨來說﹐這個名字有何不妥﹖
(原载『民主中国』）
- posted on 02/20/2006
zili wrote:
由此看来，否定文革的最终意趣，在于识别中国人如何得到免于恐惧的权利，虽然，这个权利已经写入普世规则。
否定文革，不是区别哪一个官方为正确，哪一个官方是错误，而是要辨正这个肆无忌惮的游戏，如何获得合法之规则，实行人心荼毒和肉体消灭的！
否定文革，也不是要追究那些刚好是青少年人年龄段的犯罪者，而是要追究何以中国，一个偌大的中国，是由类似这些杀戮者，在掌控国家之命脉，或者，多少是由这些人至今还在掌控着！
否定文革，是要走出人为的平反或者不平反的怪圈，甚至走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假命题，实现真正的民主监督和新闻自由，并保护，永远保护，那些不受多数暴政侵害的弱势者的权益，并揭露和批判，某种没有实质意义的“党内民主”，“群己权界”和“为民做主”一类虚假的浩荡皇恩与奢侈的赦免。
很是。
改‘君权神授’为‘政权民授’，是时候了。 - posted on 02/20/2006
谢谢99！还有一篇，“人民文革”说驳难！
原标题——
何谓“人民文革”！
刘自立
对于一个概念的定义，不是对于另一个概念的定义。是定义这个概念，而非定义那个概念。
比如说，纳粹，是指希特勒的法西斯专制。反纳粹，是指不可能涵盖在纳粹这个名词内涵中的另一个概念或者行为，思想，思潮，等等。
没有人可以说，在希特勒统治下发生的反纳粹行为，构成了纳粹本身的内涵，虽然，不能排除当时德国内外的反对方，确实是在行动。更不能说，纳粹，是导致盟国行动的最大外延，因为好像有人指称反纳粹，外延了这个内涵——这只是指反纳粹的行为，纳粹和反纳粹，形成了20世纪最大的事件之一。而不是纳粹形成了这个伟大事件。这其中的冰火两重天，无法苟合。也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用纳粹涵盖反对纳粹的历史，而制造一个合理纳粹，或者革命纳粹，或者人民纳粹的说法。
远一点说，反对派和异端，在历史上星星点点，总是会晖耀天际的，但是，没有人可以说，在总体黑暗的星空上，黑暗是一种光明，是光明的另一种形式或者另一种存在。中世纪反对派中的伽利略，哥白尼等等异端，无法改变中世纪宗教迫害的事实。人们无法理解一种说法，说中世纪的异端迫害，是造就以后的思想宽容和以后的思想解放的同一个概念。也无法说明，哥白尼，伽利略时代，就是古希腊的或者古罗马的民主的另一种形式，说，在无数的，被定义为思想迫害和信仰迫害的时代，因其反对派星星点点的出现，就说，这个时代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中，一个基本的估计是，这种时代特性的偷换，导致的，是对于某种负面概念，负面历史的蓄意涂抹和歪曲。（虽然，本文并非要像以往否定或者全盘否定中世纪的社会主义教科书一样，为无神论辩护，但是，区分中世纪的宗教和文化成就及其黑暗事实，澄清概念，澄清历史，则为必须。）
于是，在做出几乎是常人不言而喻的说明以后，我们定位或者定义文革，应该得出上述类似的判断。
这个判断，是由诸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最重要的判断是，只有一个文革，就是类似纳粹杀戮和中世纪不宽容迫害的，毛式文革。所有对于文革的背叛和反思，不应该包括在“文革本身”，这个定义之中。准确地说，所有的背叛和反思，应该纳入“反文革”的一系列案例当中，随着年代的推演，而逐步呈现出他们的主流价值。
也就是说，一般作者所讲的反文革思想行为本身，是文革内涵和外延的断裂和解构——如果一定要把反派或者准反派思想行为，包涵进去的话。但是，这个包涵是极为艰涩的，他不如包涵在明确的“反文革”这个范畴之中。
“人民文革”论者，或许，仅仅是或许，有“人民反文革”，这样一层内涵指向。
而历史，也是这样写就的——人民，一开始拥护文革，以后，十年左右，开始反文革，如林彪爆炸后出现的怀疑，反思和动摇；1976年的悼周，拥邓——但是，这些，都是觉醒的艰难过程，付出了百万人的性命才换来的。
迄今为止，人们开始撇开周邓，拥戴胡赵，但是，文革反思中，乃至1949年以来，党的作用究竟如何，人们同样没有和胡赵联系起来。
反过来说，在人民没有觉醒的时候，毛一呼百诺，得心应手，人民，是跟在他后面跑，跟在他后面叫嚣和杀戮的——这些杀戮者，最小的是小学生，多是成年的暴民。文革是一场中国人自相杀戮的暴力——而这个暴力目的论是毛炮制的，“要武”，“革密不是请客吃饭”都是具备暴力目的的，而非无目的——就像希特勒的暴力和斯大林的暴力都是政治暴力而非原始形式的暴力膜拜和暴力仪式。。。。。。
真正的文革危机始于林彪事件，而文革结束，一般而言，结束于共产党有限度，极为有限度批判和否定文革，他们说是“十年浩劫”——但是，对于文革元凶的定案判罪和反思则根本没有完成，甚至没有开始。
我们的准确说法是，一，对文革的定位或者定义，是基于文革受众的集合程度和接受程度，换言之，文革的发动者，号令文革发动时的主体症状，是亿万受众的高呼万岁和普遍接受。这个“万岁时代”，成为文革内涵中的主要成份。一方面是人民的拥护文革，一方面是，人民的被欺骗和被利用。被欺骗的人民，之所以被欺骗，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被欺骗的内容所在——就是今天人们说的，他们没有知情文革发动的权利。知情权的被褫夺和被遮蔽，使得文革发动者轻而易举地一呼百诺，万岁遮天。
而这个知情权的被褫夺，可以说，开始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那时，非党文化，被消除殆尽。1957年早些时候争取到的，转瞬即逝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被埋葬。十年洗脑，中国，变成世界上愚民数量最大的一个地区。其中细节很多。最重要的细节是，中国人，基本上丧失了党语言之外的任何语言——这个现象一直持续至今。
在没有思维手段和思维本身的中国，人们只是在两种政治信号中判别时政，选择对错是非。
一个是毛式信号，一个是刘式信号。而所有的反对派，实在是，基本上只能获得这两种信号。简单而言，中国人“天有二主”，舍此无他。
一些伟大的沉默者，或者继续沉默，或者被打死，只是他们没有成为公开的反对派——而不公开的反对派，基本上不对社会提供公共信息，不构成公共场域。
而毛，刘两方的较逐，对于1966年之中国的意义，极为诡谲。
套用一句邱吉尔的话，他说，民主不好，专制更坏——至少在六十年代，刘的政策不算好，但是毛，则更加糟糕（因为没有任何可能，在那个时代言及普世价值。）简单说，毛，刘较逐，在常识的意义上说，毛比刘要倒退。而刘的非毛化，则是万分有限的。
当毛一意孤行，要发动文革的时候，刘，是在做进，退两种打算：进。是抓住毛给他的暂时可以动用和行事的权利，来争取主动；二，退。如偌不然，就依附于毛，亦步亦趋——刘邓“资反路线”，之所以衔接到8。18，毛号召杀戮——“要武”，其中有这两层意思——毛主张杀戮，刘也主张。于是，我们说，文革反对派，是在刘，毛之间滑动的，其依附，是两种“正统”，而非类似1957年的非正统。个中原因，极为简单。因为，57年的右派——我不是说那些“第二种忠诚者”——其政治思想资源，来源，不是毛，更不是刘，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而这个思想到了1966年，基本上，只是外星球的语言了。中国人操持的语言，再无三权分立，制度治衡，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之类。
基于这个大背景，文革中“人民文革”也好，“两个文革”也好，“异端思潮”也好，这样的推导，都是抹煞一个基本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中国人在文革时期的思想愚昧，是毛发动文革的基本成因；而这个愚昧，则为毛直接造就。
也许，我们没有卡莱尔或者贡古尔描述革命的笔法。但是，这个描述，也许不需要文学手笔，只需要某种清醒的良知——我是指后来的某种描述。
这个描述是，中国上上下下成为一个疯人院。出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阿伦特语）的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残暴场面。人们或者拥护毛，或者拥护刘，或者朝三暮四。所有的派性，争执甚至武斗，都跳不出毛刘两个天下。
一些遇罗克一样的先知先觉，况且要搬用毛式语言，而藏其利器，何况庸常之辈。如:中国社会是种姓歧视，但是，也是要“重在表现”。表现什么呢！等等（惟有林昭除外。她是圣女，其思想精神资源，来自神，来自圣经，自然不关乎毛刘。。。。。。）。
此外，第二种忠诚的演化，不要说那个时候没有觉悟，至今，也没有——如：党内民主，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苏联人1956年就这样提到过），科教兴国（“科学/科技异化论”又被忘记了。同样是阿伦特持有此论。）等等。
那种百万之众云集在天安门，听从毛胡说八道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把毛的徽章别在肉上不是就在眼前吗！
人们挥舞一本书，烧掉中国所有典籍的场面，不是就在眼前吗？
杀人，劫货，监禁，侮辱，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不是就在眼前吗！这个革命是毛发动的，而其载体是人民。毛说，他就是人民——这个衔接，都在“万岁”之后——而人们想起罗伯斯庇尔也这样说过——“我就是人民”。
。。。。。。一个反证，也是强而有力的——迄今，人们，许多中国人，不是还在怀念文革吗？
他们说毛要试验，要试错，要“证伪”，他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伟大。
他们说，毛的日子好，平等，民主，自由，只是刘是官僚。
他们说，革命都是要杀人的，所以，无辜者被屠杀就是革命。
他们说，经济是增长的，GDP增长百分之7。
他们最后说，毛刘本是一家人啊！（王氏。。。。。。）
。。。。。。
“人民文革”者论，和上述拥护文革者，只差半步之遥。其中还派生某种连带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在“人民”的旗号下，遮蔽文革实在是一种毛式游戏，愚弄和侮辱了愚昧和疯狂的国人，这个基本事实。所以说，“人民文革”，其实也就是人民文革，他就是毛文革，或者说，在五十天，一度是刘式文革——新反右——而新反右，也是镇压和杀戮——只是，不是反文革，那是以后的觉悟和觉醒了。
正像有人指出的，文革是“国耻”。是耻辱，是死亡，是中国的大面积杀戮和迫害——而且可悲荒诞的是，他不是杀戮敌人，而是杀戮假想敌，杀戮缴械者和已经被剥夺者，杀戮无辜！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革。
这个常识性的说法，没有错！
二，“人民文革”的主张者，最大的证据是，人民，籍此反对官僚和体制。
其次是，在反对官僚的同时产生异端思潮——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思“潮”是否形成了潮流，他影响了多少受众。
再次是，“人民文革”启动了民主自由的进程——但是，文革是不是进行了十年，他的高潮是不是贯穿了毛的造反，毛的回到体制内，对文革后期影响如何。异端者究竟是进入了文革思维的怪圈之外，汲取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还是仍旧关闭在文革这个囚笼里思考问题——答案极其明确。
答案是，他们是摆脱了文革，甚至摆脱了“人民”，才走上追逐普世价值之路。如果按照“人民文革”论者的逻辑，这些人物还是游历在文革，人民之大前提下，请问，这些多少是先驱的人们会同意他们的判断吗？
我们一再重复的是，只有反文革，才是文革之幸，之萃，之荣，而非什么“人民文革”。
于是，我们开始逐一讨论这些极其基本层面的课题。
首先，是人民是不是反对官僚，他们的反对和剔除党委闹革命的行为，是不是人民之举，这个人民之举，何以在一个专制体制之内，造就了某种专制首脑认可的群众运动——如果他们是反对专制的，这种人民行为，会不会继续存在——就像六四时候，这种真正的人民性抗争，是不是可以设想，由党之领导，赵之领导，一直进行下去。
我们再三地强调过，毛刘之间出现龃龉和摩擦。这个龃龉和摩擦当然起始于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一个判断，是回到八大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个判断是，重新点燃阶级斗争。而这两股正统思潮，反映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形成体制内，外政治思潮的基本表现。人们，或者以此为据，或者以彼为据。只是没有彼此之外的考虑。究其原因，是因为现在所谓资讯的完全封闭。
换言之，毛主导的现实和刘主导的现实，都是一种专制统治的现实。中国人只要还有若干良知，就可以回顾那时的政治经济局面。经济上的全面匮乏，思想上的全面禁锢，生活上的兰蚂蚁化，个性上的党化扭曲和狼奶毒化，等等。一些感性知觉和直觉，不是由几个所谓统计局的增长数字，可以一言遮蔽的。刘少奇的，基于对现实官僚体制生存的基本估计，采取了“不”杀鸡取卵的相对良策，致使毛丧心病狂地予以反对。于是，利用对于这个体制本身的不满，散布毛式造反意识，成为那个时期的一种政治生活特色。也就是说，独裁者和官僚体制之间发生了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个人龃龉和权利争夺，其是非判断中的相对之“是”，是导向刘的——这个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刘的某种深层次思路，其实是由邓发挥，而造就了今天的现实。
我们要强调的是，毛，做为一个独裁者和刘发生矛盾以后，他的政治资源自然会导向利用人民之不满。历史上无数立论，是在探讨独裁者如何利用人民而打倒他的政敌——不只是一次性的斗争，使得他需要利用人民，只要独裁者继续玩弄政治，利用人民，则成为他几乎是屡试不爽的游戏。而玩弄这个游戏的不二法门是，在此之前，他允诺他的官僚们对于人民进行驯化教育，大规模洗脑，以致他在发动群众时没有任何顾虑，因为人民，已经是他的工具甚至玩具。无论是希特勒的反对兴登堡，还是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是拿出人民进行辩护，而人民，实则在那个体制里，几乎就是一种虚拟的存在。
毛要打倒刘，他一方面组织中央文革，启用他的一些亲信，另一方面，他诱惑中学生组成红卫兵，按照他在造反时期的语言，写成按照他的私欲和假公济私的文字之意志，并且装作一个反对官僚者，进行文革语言和文革思维的炮制——同时，他破坏所谓国家和党政系统的游戏规则，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实行所谓无法无天的实践，鼓吹无法无天的真理，成为一个超级官僚，而不是反官僚阶层——文革始终没有取消官僚的特权，那些回到官位上的各级官员（七十年代初，许多官员就官复原职。）比起毛打倒的官员，没有任何不同。
是的，其间，毛唯一没有想到的是，独裁者反对官僚的做法，和人民籍此发出的，本来就怨恨于这个体制的反对之声，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重要的识别指标是，究竟是毛在反对官僚体制，还是人民获得了某种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权利，被允诺和毛一起玩此游戏。稍微清醒一些的人们可以一眼望穿，毛是在利用和控制人民，而非相反。何以有如此悲观的想法，是因为，毛控制了一切资源。他的革委会，他的红卫兵，他的人民日报，他的文革小组，他的周恩来，他的林彪，都在虎势眈眈地监视那些遍布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小报。如果在这些所谓人民的言论和行为中，稍有越轨，就马上取缔。这个局面是文革过来者看得一清二楚的。
更有甚者，那些基本上按照毛的意志闹革命的人，如果他们的思维触及了毛规，或者和毛的正统又不正统的思维发生抵触，他就成为牺牲者，哪怕他其实也是一个毛体制内的思想者。
也就是说，只要独裁者高高在上，人民革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那些反对者的思维，是如何适应了毛打倒官僚的行为策略和政治战略的。我们前此说过的，他盗用克鲁泡特金的无秩序论和怀疑一切论，以达到破坏官僚体制之秩序的目的。因为，他知道，八大以来的秩序论，无法为其所用。跟在这个假巴黎公社原则之鼓噪下行事和思考者里，就有十六，七岁的笔者。我们好像发现了文革的最大意志和主席最伟大的政治诉求。人们把毛从南方回来，看作是第二次文革之发动——杨晓凯说的“二次革命论”，从公社到毛又取消公社——我们并企图解释文革的伟大梦想，是要实行巴黎公社的平等。殊不知，我们可以原谅像当时笔者那样十六，七岁的顽童，却不可以原谅迄今已经是五，六十岁的文革过来者。
也许，他们的辩解是，毛利用了人民，人民也在利用他——比如人们利用了巴黎公社来反对官僚阶层。但是，笔者始终不知道人民是如何利用了毛的，而非相反。因为，毛采用了对立统一这个法宝——他是在六月七月八月。。。。。。直到九大，打倒刘，就回到体制之内了。他采纳了周内阁，而非张春桥内阁。周是毛体制内的最大符号。毛玩弄周，是在发出他是体制内人物的强烈信号，这个和他在此之前，发出造反有理，形成一个硬币的两面。于是，此一时之真理，变成了反动言论，变成了罪状。“人民文革”之虚妄在于，人民没有任何权利来判断“正确”与否，更无权提出任何怀疑——虽然毛一时间是可以鼓吹“怀疑一切万岁”的。
再有，就是我们前此同样提到的红卫兵问题。许多史料批露了，毛为了达到他的某种私欲和施行丧心病狂的文化毁灭——文化毁灭，是为了突出他的小红书和几首狗屁诗——他提倡了造反精神。于是，毛式红卫兵采纳了毛式1966年的“新思维”。而刘，为了保护自己和老式毛思维，同样不遗余力地组织反抗和服从。刘的“反抗”，是源于他的现实考虑，他的政治权利和身家性命的考虑——他的“服从”，使得他不但不违反毛要“要武”的野蛮叫嚣，也唆使工作组在中国天南地北大打出手，致人死命——这个服从和反抗，付出了中国人的血的代价。
于是，文革造成的血腥，一部分是来源于毛式的杀戮叫嚣，一部分来源于刘等的紧跟毛，和比毛更凶恶——北京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芸，就是在这个毛，刘杀戮的夹缝中，死于非命的。她说，他们杀死我，就像杀死一条狗！
是谁杀死了卞老师呢！
她1970年开过一次追悼会。1978年又开过一次追悼会。
一次是，批刘拥毛——另一次是，批毛拥刘。这个对位是耐人寻味的。这里，一个死难者，她，是文革的死难者，和“人民文革”，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的意思的是，卞仲芸是“二次革命”中，毛刘共同的牺牲品——虽然，二次革命的根本来源，是文革的发动和所谓“第一次”——如果有第三次革命的话，人民，是不是既要拥毛，还要拥刘，那样的话，卞老师之死，是不是永远会被历史遮蔽呢！
因为，毛刘各司其是，都无罪，人民，就真的成为毛式人民了——这可是真正的国耻！！！
三
“人民”文革说的提法是，在文革初期，首先，“老红卫兵”的造反，是属于“人民”范畴。
在文革中期，四。一四思潮和巴黎公社主张者，也属于之。
文革中林彪的爆炸，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的端倪——他们说，“五七一”文件是文革第一个思想解放文件。
以后，出现了1976年的民主墙，“人民”属性更为明显，。。。。。。一直到四人帮被逮捕，法办。
官方说，文革这件事情结束了。不能修造文革博物馆。
于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自由化，普选和89抗争，等等。
是的，对这个历史回顾的基本判断是存在的，但是，其间，却发生了马克思主义所谓思想之质的飞跃。这个飞跃，是对于上述“人民”范畴的基本否定和解构，就像现在人们说的“两头真一样”——一头，是基于马列主义信仰产生的追求自由民主，时过半个世纪，在另一头，在否定之的基础上，得到的真，却是非马克思主义，是自由主义，这是完全两种思潮和两种实践——我们不知道老先生们是如何一以贯之，做同一性论道的。
虽然，我们对于如何定义实践，一种特有的中国政治生活及其标准，还应该做出更为准确的定位，而不是重复党文化设定下的政治生活。
我们的意思是，一如前述，首先，红卫兵的造反意识的产生本身，就是基于对于毛的蛊惑的一种响应。更加准确地说，是毛利用他们做为自身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实行了在专制体制下的假造反和假民主。
而毛式红卫兵使命的结束，其存在价值之短命和实际存在之短暂，正好说明了毛的挥之即来，呼之即去之真谛。（可惜的是，那时的风云人物，起码在文革三十年周纪时候，居然不思其辱，其耻，其蠢，还要在8。18那天清晨，在天安门打出其三十年前的红卫兵兵旗，以示复旧心态。）
而对巴黎公社派的沉默，则源于其当时文章主要炮制者的思想“转制”——但是对于其间的秉承毛意，则几乎无人问津或者不胜了了。无知和蒙昧，继续被搁置在巴黎公社这个腐烂的意象当中，做为“人民”范畴之一种，做为乌托邦供品，仍旧加以祭祀和朝拜。这完全是文革遗风吹过来的世纪血腥之余波。
退一步讲，如果毛，真的如克鲁泡特金和巴库宁一样，对峙于列宁主义，和既得利益的苏联政权对着干，主张废除权威，秩序和法律，而多少实行一丁点公社原则，他的信奉者，还可以多少得到一点虚拟安慰。可是，整个文革，文革后期和结束文革以后的毛，刘继承者，不但抛弃了巴黎公社的平等，就连毛的一人之下万众一心的“平等”，那种毛式平等，也抛弃了（人们可以想想，现在的贫富差距，难道和这个党的伟大理想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而文革中的偶像崇拜和个人迷信，和巴黎公社之主张非权威化的无政府主义，哪里有任何一丁点共同之处呢！
毛的假无政府主义，只是撷趣其无秩序一招，来达到他天下大乱，冲开刘邓壁垒，实行其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达到其目的。
响应这个毛式巴黎公社的，文革的青少年，当时糊涂，但是迄今，这些五，六十岁中人，还要把污物做为圣品吗！
至于主张保守的正统派，刘少奇派，他们维护一种“新中国”“古已有之”的党之合法化主张，反对毛式造反，主张刘氏统治，他们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毛，刘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一点，是对困难时期政治判定的分歧，舆论，是维护刘的。但是，这个官僚体制的“良性”发展，并未可以阻止文革。他们在文革后期对于文革的否定，并未否定毛。而越到后来，毛，刘的分歧就越是被抹煞，被掩盖和被消解——我们刚才提到的，王氏举办的毛，刘和解大合唱，说明了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毛刘虽有生死仇，也有生死链/恋。这个链，就是他们统属他们缔造之“新中国”，这个官僚统治。
问题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们后来讨论中国之九十年代的“全民党”问题。
人们让人们想起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和全民社会，以达到解释之的目的。但是，这些自认为是清醒的知识分子忘记了重要的区分，就是赫鲁晓夫主义和中国全民党的区分。
刘的政策是在代替毛。准确说，当然是邓在制作游戏规则。
这个游戏规，则是取消毛的四大和阶级斗争。但是，他们没有像赫氏那样企图取消阶级，而是滋生了贪得无厌的新阶级——赫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没有消除苏联的特权阶层——他的全民党也是虚拟和伪装的。德热拉斯“新阶级”的阐述，掀开了平等默默的面纱，戳穿了后毛时代假设的全民党之乌托邦。这个假设是，工人农民的虚拟化正统正在不在被虚拟——他们甚至没有心思要伪装一下，说工人农民是苏维埃政权之基础。新阶级们，实际上放弃了这个假设或者虚拟的兴趣。他转向实际存在的“红色系列”这个特权和新资本阶层。
问题的实质是，代表，指向一种非工人，非农民的新官僚——这是问题的实质。而玩弄这个名词的属性，则成为后邓时代的游戏规则。）
在此意义上说，文革的四。一四也好，四。四派也好，他们没有那种无政府主义乌托邦幻觉，没有毛式造反的幻觉，但是，他们没有消除对于整个党文化，服从文化和奴隶文化的依附。他们呈现的保守色彩，甚至没有极左派转弯，转到自由主义快——其中道理很深刻。因为，毛，智者千虑，愚蠢万般，他释放了一个无法收回的魔鬼——这个魔鬼，就是从造反到背叛，那些反叛者的选择。这些个反角，出现在七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中叶。时间不太可能再早。因为事情要有个过程。
他们接近了和毛风马牛不相及的“人民”思维，反文革思维，和反思文革思维。他们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已经逃出了文革的羁绊，也就是说，他们仍旧不属于“人民文革”的范畴。你可以说『今天』，『四五论坛』等等主持者，是在搞，继续要搞“人民文革吗”！
他们还要把人民重新纳入文革系列，以造就“人民文革”吗？
他们还有这个兴趣吗？
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文革的惯性和遗风，在胡耀邦时代的兴风作浪。胡本身的下台，就是文革遗风的作祟，是人民无权参与批评之毛式风格的再现，是胡本人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无法解释的时代特征使然——他无法唤起人民监督的非文革化政治生活——一种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实践，即人民做主，而不是皇恩浩荡，也不是包公审案。
换言之，中国人，一些良知未溟的中国人，是在经历了大约十个年头的承重和痛苦思考以后，才发新了不同于文革思维，毛式刘氏思维的最终结果。西方的马列主义一声炮响，已经成为蔫炮。
1989年以后，苏东解体，中国又收到炮响一声——就是自由主义。
这不仅仅是炮声，是潮流。孙中山一百年前说的，浩浩荡荡的潮流。面对之，中国人其实是没有做什么准备。迄今，也没有实质的准备。但是起码有一点要说明，让有识之士回到“人民文革”中去期待真理和真相，却已经是天大的笑话了！
- posted on 02/20/2006
自立做的工作很重要！一般的“人民”对政治是不清楚的，对社会的
宏观走向把握不住，以至于肯定谁，否定谁。。。这也许是出现两次
卞氏追悼会的另一个原因。
然面，象我以前说的，“君子”应该承担醒世的责任。也就是说，一
个社会的思想，不应只是几个“君王”与“太上皇”的思想，应该是
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学人类学以至生物学思想。这些“思想”需
要以“君子”作为载体。
我想到那些农村城市，白猫黑猫，还有三个代表的思想。怎么说也比
不得“知行合一”、“天赋人权”、“质能变换”、“生命进化”和
“业转法轮”等思想。
如果只有一种“思想”，那还不如一门宗教。任何一门宗教都会比之
完备！
- posted on 02/21/2006
I feel strongly agreeing with Zili's article on "People's Revolution," but I'm not quite understanding the context of his article. Please forgive my ignorance. Who are the suppoased targets of his arguement? When was this article written? The current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holding such a view. Is any a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holding such a view right now? Some oversea Chinese or Western scholars holding such a view? My feeling is that most people inside China are not caring about this issue anymore. Most are busy with making money, I guess. I'm curious to know who is holding such a view of "People's Revolution" and only after I know that can I have a sense about how harmful this view may be. So please let me know more about the context to help make sensible judgement and fully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ssue. - posted on 02/21/2006
文革研究今天的情形就是四个字，惨不忍睹。从对林彪的翻案，对陈伯达的喊怨，加上聂元梓的强辩，其他学生领袖的肯定自己，对造反派的平反，不妖魔化，甚至对毛的肯定，官方式否定，肯定刘邓，否认文革初期五十天的罪行，。。。。。。四十年来（！）几乎一无所认。这个原因是官方和文革研究者的某种局限造成。而这个局限原因很多。有人说，四十年，做成一个结论:文革无罪人！
而文革既然无罪，无罪人，以后，就要再来。文革研究以至于此，国人真的是很可悲。
谢谢zxd提出的问题。你或许可以看看下面文章，做出判断。
宋永毅：造反派和“三种人”: 一个函待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博讯2006年2月18日)
今年已经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了，但是某些历史的真相却不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水落石出，相反是越来越云山雾罩，扑朔迷离，甚至在人们的记忆中面目全非。文革中的造反派问题就是此类中的一例。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二十余万字的《人民的文革》，正恐怕是目前为止的第一本有关造反派研究的难能可贵的专著。它由亲身经历了文革造反运动的海外民间文革研究学者刘国凯先生在每天的勤苦劳作之余、潜心数年才写成，令人感慨万分。在国凯兄的研究中，我不仅看到他的对对象研究的系统和认真，还看到了他追溯历史真相的执著。因此，也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写下了自己的长篇随想为“序”。
(博讯 boxun.com)
造反派已经被妖魔化
在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恐怕“造反派” 已经成了文革罪孽的两个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上层是“四人帮”， 下层则是“造反派”。在某种程度上，造反派成了诬陷、阴谋和暴力的抽象代名词，承担着文革中所有罪恶的大半责任 — 因为在人们的记忆中，即便是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最终也是通过他们的造反派“爪牙们”去具体执行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类错误的历史记忆并不是发生在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一代的脑中，相反却大多是在文革的亲历者身上；而这些亲历者们，又大多是文革后话语权的主要掌握者，例如中共老干部、社会名流、教授学者乃至今天的文革研究者。他们的回忆录，控诉书乃至研究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助长了这一错误记忆的广为流传。
这一集体记忆的“失忆”，首先表现为记忆内容的时空倒错。一般而论，造反派萌生於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1966年8-9月，形成和壮大於毛泽东公开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的1966年10-12月。其主要特点，是一个反对本单位、本地区的党政当权派的激进的群众组织。 因为毛泽东的支持和利用，在1967年1月以后它迅速全国发展，乃至人人“咸与维新”，打出造反的旗号。但是1968年8月以后，造反派作为一个群众运动的派别已经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后抛弃，以后长期处于受整的地位。但是不少人的回忆中，竟然把造反派诞生前的“受迫害”的账也算到了“造反派”的头上。最典型的例子有：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抢滩文革的主导权，以“中央”的名义转发过多达7-8个指导运动的文件，如《关於东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和《中共中央批转河南省委关于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的报告》等等。在这些文件中，刘邓不仅提出了在大学生和高中生中抓1%“右派学生”的指标，还在全国范围内抛出一大批中央和省市级主要在文化宣传部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 例如，在中央一级，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联副主席夏衍等等当时文化界的主要领导。仅在中南地区，被他们以中央的名义点名批判的就有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培育、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受害者今天的回忆录中，读者竟然可以读到他们受到的是“造反派”的迫害。而客观的历史真相是：那时“造反派”还没有出世。迫害他们的，恰恰是从中央到地方中共各级组织和他们操纵的“革命群众”。再如， 1966年夏天从北京到全国的“红色恐怖”，主要是以中共高干子弟为代表的中学“老红卫兵”和各地保守派红卫兵的所作所为，但是不少研究文章里竟一概称之为“造反派”的罪行。
这一扭曲了的集体记忆，还表现为对记忆对象内延的无限扩大。具体而言，“造反派”成了一个集恶势力之大成的记忆公约数，文革中林林总总的害人者，从文革初期的党委、工作组以及他们操纵的“革命群众”；“红八月”里的老红卫兵；1967年“一月风暴”中进入革命委员会的干部、军队和群众的代表，1968年建立的工宣队和军宣队；此后在“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中制造冤错假案的专案组，甚至林彪军人集团和“四人帮”集团的成员，都毫无例外地归入“造反派”的阵营。其结果是文革中错综复杂的政治迫害现象被简单化了，迫害的主要制造者 -- 中共的集权制度和国家机器的罪责被轻描淡写了，而文革中群众运动的一翼 — 造反派却被妖魔化了。在文革后许多社会名流的回忆和控诉中，甚至巴金老人的回忆录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混淆迫害者的现象。1966年7月初，巴金刚在杭州作为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返回上海， 立刻被当时的上海市委指示作协指令他“参加运动”，随即立刻被他们组织的“革命群众”大字报打入了“牛棚”。以后巴金老人便长住“牛棚”十年，历经了“革命群众”— 造反派 — 专案组— 工宣队 -- “四人帮”集团成员几十次的的大会批斗。 然而，在他晚年有名的《随想录》中，对形形式式的迫害者们用的也常常只是一个简单的“造反派”的符号。
提出上述集体失忆现象，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为造反派“平反”的政治诉求。更不是要掩盖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及其个人确实 参与了的任何错误和罪恶。而是表明我们今天严肃的历史研究的态度：对造反派和文革中的任何历史派别和现象，既不能美化，也不能丑化，更不应当简单地妖魔化。历史，尤其是文革这样风云际会、瞬间变幻的历史事件是极其复杂的。而澄清历史真相，纠正流行的记忆偏执却正是我们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的责任。
集体失忆的主要原因来自中共的误导
追溯上述错乱的集体记忆，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其一是一些在1966年运动初期就被打倒的社会名流，因为长期身处“牛棚”，对“桃花源”外的群众运动已经分不清什么“造反派”，“保守派”和“专案组”。因为文革结束后的主流媒体上对“造反派”的一片讨伐之声，自然也就把整他的“革命群众” 和“专案人员”也当作了“造反派”。 巴金和不少文革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晚年回忆录中的混淆，大概都属于这一类的错误。其二是一些中共老干部和社会名流，虽然心知肚明整他们的其实是毛泽东或刘少奇为代表的“党中央”，但又无法向最终又带给了他们荣华富贵的“党”发作， 心中又对文革中批判过他们的群众有气。便就自然地紧跟党已经定下的官方口径，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在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头上。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文革后官方舆论误导的结果。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共，尤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执政的中共老官僚集团，既不想否定文革实际上最大的罪魁祸首毛泽东，又不想承认造成文革的制度性的原因（比如承认他们都曾经发动文革的支持者）-- 其逻辑结果就必然要积极寻找替罪羊。在中共上层，当然是林彪和“四人帮”；在社会下层，就是“造反派”。这里仅举一例便可以借一斑而观全豹：如果你检索一下自1976年10月到1983年的《人民日报》，便会发现竟有260篇把“造反派”作为文革最大的罪孽来批判的社论和理论文章。至于把“造反”作为一个罪恶的公共贬义词的文章， 共有1229篇之多！换句话说，在中共的中央党报上，每天便至少有一篇丑化造反派的文章，更遑论数以千计的地方性的官方报刊、电视电影里对造反派描述的简单化和脸谱化了。
论及官方对造反派问题的蓄意误导，就不能不提及在1976年年底后全国范围内的“揭、批、查”“四人帮”帮派人物的运动，和1980年到1982年中共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期间，审判了百余名在全国范围内较为著名的造反派领袖的事件 （如果连同地方的审判，恐怕至少有数万人之多）。 毋庸违言，这些人中确实有一部分积极参与了“四人帮”的帮派活动的，如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人； 也确有一些是触犯了刑律的坏人。但是，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中共老官僚集团侧重要清算的却主要是他们在文革初期的“造反行为”，乃至明眼人一瞥间便可以洞悉这些中共老官僚的公报私仇的阴暗心态。 例如，被判重刑的不少人只是学生造反派的领袖，例如北京的“五大红卫兵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和谭厚兰。其中除谭厚兰因癌症后期而没有起诉外，其余四人一律被判15至17年不等的重刑。毫无疑问，这些“领袖们”在文革中都犯有极大的错误、有的甚至是罪行。但对比判他们的重刑和起诉他们的罪名，却令人啼笑皆非。例如，在对他们的“起诉书”和“判决书”里，人们都可以读到他们在文革初期（1966-1967 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重要罪责。而一个简单的历史常识却是：在文革初期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只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号召“造反”。而无论是邓小平还是陈云， 都是这个党中央的一员，都是对发动文革的纲领性的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投了赞成票的！ 另外，1979年中国便有了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新的《刑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本法自一九八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如果按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使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毫无疑问，造反在文革初期完全是一种合法行为，完全无罪可定。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刑法》中还明确规定了追诉的“时效性”。 在中共1982年起诉他们1966-1967年的造反行为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3-14年，其实已经没有了法律上的追诉的“时效性”。而这些学生造反派领袖其实从1968年起便被毛抛弃，自当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长期处于被监禁状态。他们根本没有也无法和70年代中后期才形成的“四人帮”的活动有什么关联。
邓小平等人对他们的定罪还带有很大的私人挟嫌报复的阴暗心理。例如，在对聂元梓的起诉和定罪中特别突出了她对当时的北大学生，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和女儿邓楠的迫害。事实上，聂并没有参与任何直接的迫害活动，只是在1967年1月全国第一个写大字报要打到邓小平的人。而邓的儿子邓朴方在文革初期，也还是一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曾经策划过在北大的高干子女中组织类似“红卫兵”的秘密组织“贫协”，鼓吹“高干子女掌权”论，也担任过系里的文革委员。他的被抓和在自杀中摔坏了腿其实和下面的派性斗争有很大关联。邓小平无法找到和追究和他儿子自杀的直接有关者的刑事责任（因为是自杀而不是他杀），便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倒了其实与此事无关的，但公开写过大字报要打到他的聂元梓的身上。可见他个人的挟嫌报复的阴暗心理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气量的狭窄。
更为严重的是，自1976年开始的在各省市大抓“四人帮”黑干将、黑爪牙的“揭、批、查”运动，在不少两派斗争本来就严重存在的省市迅速地演变为一场专门针对造反派的新的“清理阶级队伍”。成千上万的参加过造反的群众又一次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这便使得这一政治运动失去其合法性，而又一次坠入“翻烙饼”式的派性的泥潭。1982年7月4日，湖北工人造反派领袖胡厚民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接着， 他又提出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省委大抓牛鬼蛇神，1967年武汉军区搞所谓的“镇反”一夜抓成千上万的群众，1968 年军人政权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69年在武汉镇压所谓的516集团和“北决杨分子”，以及1976年底以来的“揭、批、查”运动的责任追究。因为所有这些运动都造成成千上百人被斗被关、致伤致残。仅仅因为不是湖北的造反派搞的，都不予任何法律追究。 胡厚民在法庭上最后说：“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无论从今天法律公正的角度，还是当年中国已经制定了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来看，胡厚民的辩护都非但是合法的，而且是合理的。尽管胡在湖北造反派领袖中只是第四、第五号人物，但是结果却以他“认罪态度恶劣”而重判了二十年徒刑，最后惨死在狱中。 值得一提的还有：当时领导和主持整个审判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韩宁夫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湖北省委大抓牛鬼蛇神的第一线领导，又是在一月夺权中被胡厚民等造反派的批斗对象，此案的个人恩恩怨怨，便尽在不言之中了……
“清查三种人”运动不具有合法性和公信力
如果说1982年对造反派领袖的审判还只是针对百余名著名人物，而且经过了一定的--虽然很不像样的 -- 法庭程序，那么中共在1983-1989年间发动的“清查三种人”的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 本来中国八十年代初的政治局面已一派大有希望的改革景象。但是邓小平为代表中共老官僚集团先是发动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后又自由地联想到文革中的造反派会“从当年搞极“左”跳到另一个极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起劲得很。对这些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们就会爬上来。等到将来土壤、气候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会兴风作浪，乘机上台。所以对这些人的能量，对这些人对于我们党的危险性、危害性，千万不能低估。”（《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1983年11月16日）为此，中共中央在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7月31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什么是“三种人”呢？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一开始，这一运动还只是中共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全民的政治运动。对全国高校参加过造反的学生，中共还特别“青睐”，于1983年4月23日向全国颁发了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 “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如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在一个国家已经有了正式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一个党以它自己党规党法不通过任何国家法律程序，而只是政治运动来刑罚陈千上万非党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从中共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 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
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何庶民同罪”。而实际上，中共老官僚集团发动的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 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共中央, 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大意）。由此，这批高干子弟便一直被包庇了下来。即便在发动这场运动的讲话里，邓小平也公开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那个时候，不说违心的话行吗?有些事明明自己不赞成，不违心地去做行吗?不能把那时在特殊情况下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做过一些违心的事的，也说成是‘三种人’。” （《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同上）-- 换句话说：即便中共的老干部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迫害无辜，指挥逼供信，操纵武斗，打人致伤致残，都没有关系，只要用轻轻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 用这样的截然不同的两套标准来清查“打砸抢”，会有公正的结果吗？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便是典型的例子。韦在文革中直接指挥军队和他操纵的保守派组织“联指”屠杀了近二十万群众。既有反对他的造反派“四 二二”， 又有从不卷入两派斗争的“黑五类”。文革后数十万群众和受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查这一广西最大的“三种人”。但是因为韦国清和邓小平私交甚笃，非但被包庇下来，还一路官至政治局委员和人大副委员长。内蒙古原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滕海清是另一个例子。滕海清是一手制造“内人党”罪魁祸首之一。仅据中共自己的文件承认：在他的直接指挥下，这一臭名昭著的大冤案在令人发指的刑讯逼供中共打死16, 222人，致残87, 188人。但因为滕海清是在军内很有人脉的“老干部”，晚年照样在他的大军区副司令级别上颐养天年。相反，内蒙古师院学生造反派东方红纵队的头头之一的高树华，在当时仅是内蒙古革委会常委，更曾经对这一冤案公开提出过异议。 但却在“揭、批、查”和“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被逮捕入狱四年，作为滕海清等老干部罪行的替罪羊。结果在查了四年都无法查出他任何“打砸抢”问题的情况下，才于1983年7月5日被迫以“不予起诉”的名义释放。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清查”标准，这场运动有什么法律公正可言？
如上所述，造反派问题无论在文革研究中还是在中共社会的现实里，都成了一个函待澄清的历史真相和急需深入研究的历史课题。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及其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造反运动卷入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决不是用非黑即白的中共的“阶级分析”的套路可以说得清楚的。因为造反派问题的学术性的研究其实还处于一个起点状态，刘国凯先生的一些方法和结论未必一定会被读者和同行所认同，也当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是：任何学术见解都不可能是追寻真理的终极点。有时候，起点上的踉踉跄跄的足迹远比以后坚实浑厚脚印来的可贵。简单的原因就是：如果没有难能可贵的播种，就不可能有未来的黄金丰收。
2005年12月16日
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本文是作者为刘国凯先生的专著《人民的文革》所作的序， 原载香港《动向》2006年2月号)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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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人民文革”问题答火戈
武振荣
火戈在《议报》23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现代民主运动两个阶段之
我见──兼谈“次法西斯”、“人民文革”说》的文章，其中对刘国
凯的“人民文革”和我的“66运动”发表了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都
是在很真诚地讨论和研究问题的意愿下说出的，因此，我感觉到有回
应的必要，于是就写作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开头，我要说明的是，
虽然我不同意火戈的观点，但是我对火戈本人在中国那样的环境中，
能够如此尖锐地提出问题的精神的确深表赞成，特别是在他写作的许
多文章中，我发现了一种强烈的、自觉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取向，而依
我个人的见解，中国民运队伍中恰恰就缺乏这样的精神取向，因此，
这篇名曰“答火戈”的文章是同他讨论问题。
一、关于“次法西斯”与“人民文革”问题
我在中国生活的时候，也早就听到过一些反对“文革”的人把“文
革”比作法西斯运动的话，对于这样的话，我也没有留意，亦没有作
过专门的分析，也没有当它为一回事，但是如果同样的话是用“理
论”或者“文章”的方式说的，而说出他的人又是一位很善于探索的
大陆民运人士，那么我就感觉到应当认真地研究一下这种说法是否恰
当。的确，如果人们仅仅就都是群众运动这一点看问题，那么把法西
斯和“文革”连在一起说好象有一些的道理，但是你若是对法西斯运
动的性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性质有基本的了解的话，就可能不会说这
样的话。
首先：刘国凯先生所说的“人民文革”是1966年中国“亿万人民”的
一场政治造反的运动，它是备受压迫的人反抗压迫的政治运动，非但
是这样，它实际是从中国汤武革命、陈吴起义的传统继承下来的东
西，也是继辛亥革、共产党革命之后的一场政治革命运动，完全是中
国精神和中国运动，它要解决的也是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其造反的
矛头所指是已经脱离了人民群众的中国共产党当权派，这和法西斯运
动是从当时不坚固的德国民主投票箱走了出来的民族运动是没有任何
的可类比之处；在66运动中，运动实际要解决的不是民族的“生存空
间”的问题，也不是“国家社会主义问题”，而是每一个人（当时社
会上按5%的比例划出的不幸的人群除外）的政治生存的问题与生存之
价值问题，所以没有可以类比的任何内容。引发这一场运动的主要原
因是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一党专政，和法西斯运动发生时德国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所处的位置问题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其次，“人民文革”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确是有可能煽动起如法西斯
主义那样的群众性狂热，所以就可能性上来看，运动完全有可能被引
导到法西斯主义的地步，但是我的看法是这样，事实上运动其所以在
煽动起了民众的狂热而没有步上法西斯的一步的原因就恰恰在于运动
中“有派性作怪”，是派性这个东西把本来有可能变成一元化的运动
给无情地撕成了两半，以至于运动发展到1967年的时候，别说是是偌
大的中国，就是每一个省、市、地区，乃至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
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大队，甚至每一个单位无不被分成
了两派，因此所有的自治组织的“对立面”都有一个与它的力量相当
的反对派组织的存在，于是，这就从根子上挖了法西斯产生的土壤。
火戈君的这一篇文章是谈“民主”的，但是民主的最基本、最根本的
东西：权力制衡的原则却被他忘记了。文化大革命──一个人类历史
的火热的运动其所以没有逾出“民主”之一步，就在于运动从从始到
终都给“一分为二”了，民主法则这样如此深地支配了运动是一个事
实，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方面的问题了。我要告诉
火戈朋友，那时我生活在陕西省，是陕西“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成
员，我们的总司令叫马希圣，权力大着呢？可是呢，就在他的对立
面，站立着一个和他的权力一模一样大的人──张焙信司令（他是
“工人联合造反司令部”的司令）处处和他作对，这样他一手遮天的
企图必然要破灭。正为有这么这两个“司令”平起平坐，一个制约一
个，所以他们谁也成不了陕西省的希特勒，在这里，是民主运动自己
的内部法则（而不是运动中的陕西省造反派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着运
动的民主性质。
再则，66运动其所以出现了上述的全国性的广泛分派现象，一个最主
要的原因还在于和运动前中国人民受到的那一种政治教育有关，就是
说那种蒙昧主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政治
平等观念的确立，若没有它的话，那么运动也许有趋于法西斯主义一
途的可能性。事实上是，上述平等观念表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是
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在政治上正确，自己的组织正确，自己的判断正
确而不愿意放弃“正确”中的哪怕一点东西，于是，产生法西斯主义
的那个一元化的东西就被破坏了。因此，我认为，民主的最为主要的
一个因素就表现在这个时期的公民的政治上广泛分派现象之中，这同
法西斯主义运动只有一个高高举着的象征着权力的“大棒”的现象就
不可同日而语了。说到这里，我承认我对法西斯主义没有作过专门的
研究，但是我起码知道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法西斯组织内部没有这
种人与人之间的政治上的平等因素，也没有出现把法西斯组织从下到
上地分裂为对立的两派组织现象，因此我认为叫它“次法西斯”没有
任何的理由。如果要说比较，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同法国大革命相
对比，但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没有出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这样的
“要命”式人物，原因也不是与此有关吗？我们作这样的一个假设不
难，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组织是一派，那么运动要陷入法西斯
主义的泥潭就是可以论证的事情了。这样，我就有理由断言：今后，
在21世纪的某一天，中国如果要发生伟大民主化运动，而这样的运动
也不可能步入法西斯运动一途的原因将和66运动一样，就是它注定要
由两派对立的政治力量推进！在这里制约运动的力量不是外于运动的
因素，而是运动本身就具有的内部机制。因此，我在瞩望了20世纪过
去了的“７亿”人的运动之后，对于21世纪的“13亿”人的未来民主
化人民运动的期盼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最后，法西斯运动是打破了正在发展的德国民主制度的运动，它不但
坑害了德国人民，而且也直接地坑害了欧洲人民和全人类，造成了第
二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这同66运动主要是决定中国国内问题的情
形是不能够对比的，因此，在说到66运动的世界影响时，真实情况是
它同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权运动（包括非裔人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妇女
运动）、法国“五月风暴”一起，构成了20世纪60年代人类民主化运
动的三个亮点，除此而外，就是在火戈所说的欧洲“后极权社会”的
“颜色革命”中，我们也是可以发现其积极影响的。
二、关于“颜色革命”的问题
我不知道火戈本人有没有对1966年政治运动的亲身感触，如果有的
话，那么1966年发生的这一场运动就正好是他所说的“颜色革命”，
在这里，如果要我说起文化大革命的起因，那么我可以说是从中国人
民对“颜色”的辨别开始的，因此，你说它是一场“颜色革命”那是
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社会是“红颜色”的，这
一点用不着我说（全世界都承认），可是朋友，在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的那个年头上恰恰就产生出了火戈所说的“颜色”的问题，首先是毛
泽东个人，其次是红卫兵组织，最后是人民群众发现社会由“红”变
“黑”的问题，于是一个在昨天还被说成是“红色江山”的社会在一
夜之间就被“革命的人民”看成是“黑色”的“窝子”，这不是视角
上的颜色的变化又是什么呢？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谁个没有遇到
“颜色问题”呢？但是说到这里，我仅仅也是说到了“颜色变化”的
问题，还没有涉及到“颜色革命”的问题。
如果对1966年政治运动的“颜色”作一个不是色盲的分辨后，你马上
就会发现一片“红颜色”的社会在“派性”力量的作用下被完全地分
成为“两片”“绿色”的东西，这时候火戈所说的“颜色革命”不就
是现实了吗？因此，到今天为止，我们在研究它时，不能够因为它失
败了、消解了就不认为它是“颜色革命”。就是在今天，如果我们要
寻找“颜色革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的遗留性质的表现，那么由“红
色”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到今天的“绿色”的“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事情不就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吗？中国共产党其所以到
今天还没有垮台，于这样的“颜色”上的自我调整是有绝大关系的。
因此，我们如果对我们中国的事情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
你就会发现在中国反对文化大革命最有力量的人──邓小平却是主张
在“政策”上彻底向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后的中国人民“让步”的
最有代表性的人。因此“农村责任制”的根源是亿万农民在66运动中
拿到了自己的观点，这观点虽然在毛泽东的后来的“政策”中被取消
了，但是它的精神却在邓小平的“政策”中给复活了。因此我们在今
天把66运动时期的中国农民的观点，看成是当时农民们在“政治上的
责任田”，也是一点儿都不错误的。
如果说检讨中国社会近57年的历史，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被
人民打倒了的那一段历史是永远值得我们中国人民纪念和永远值得我
们中国民运人士研究的。用共产党自己的话说，在66运动中，它是受
到了“严重的外伤和内伤”，因此那一场运动若不是失败了，而是胜
利了，那么完整的“颜色革命”就可以说在中国现实了。因此，我还
认为如果未来的中国民主化可以接受“颜色革命”式的解读的话，那
么我们中国人面临的就不是“第一次”地要改变共产党社会“颜
色”，而是要“再一次”地改变它，如果说“颜色革命”成功的标准
是共产党下台的话，那么1966年政治运动的“模式”就会重演一次。
在这一次重演中，我们作一个“66式”的假设：就是“胡锦涛的党中
央”没有受到“炮轰”还存在着，“个省都乌乎哀哉了”（毛泽东
语），也就是说四川省委、陕西省委、北京市委、上海市委……都统
统在人民的“炮轰”中垮台了，党员因为找不到党组织，都纷纷跑到
造反派队伍中去了，这样的形势你如何判断？你是象判断文化大革命
一样地说是“动乱”，还是认为它是（颜色）“革命”？
三、关于“人民文革”的“专利”问题
火戈在他的文章中说：“其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专指
特称，它的制作者是毛泽东，他是这个名称专利拥有者，那么我们为
什么一定要争取或者分享这个并不荣光的称谓的‘专利’呢？”其
实，这样的发问不能够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对发问中的问题作
出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利”归毛泽东其实
是毛泽东和左毛派人物的一种制作，那时，当毛和左毛派把文化大革
命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第四个里程碑时，1966年的人民运
动就记在了毛泽东的帐上了，当毛泽东死亡后邓小平感觉到文化大革
命这一笔“遗产”他继承不了时，采取“否定”的态度，把文化大革
命当成“毛泽东的错误”也就用不着作什么区分了，因此，在邓小平
为首的这一派人物的看法中，把毛泽东同文化大革命捆绑在一起来
“否定”就是他们反对人民运动的一种证明了，就这个证明去研究他
在1989年的运动中主张“开枪镇压”不是没有历史可查的。
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毛的“专利”的问题上，我和火戈的意见是不一
致的，但是念起我们俩都不是专家，那么，在裁判我们之间的是非问
题时，听一下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专家的意见就很有必要。金春明
教授在他那很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中非常明确地说道：“文化
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
进’！似乎十年中的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而紧
跟这种部署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
是什么，包括那些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
楚”（本书306页）。但是既然说到了“专利”问题，我想多说一
句，那就是关于文化革命这个词的最早的“发明”人不是毛泽东，而
是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姚溱，据《陈伯达》一书的作者的描述：
1966年“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之后，于2月12日
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
不明确，姚溱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
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被称‘五人小组’”。
好了，上面的意思已经说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的“专利”的事情本
身就是错误的，那么，在毛已经变成了一个“反面人物”的今天，我
们为什么还要坚持这种错误呢？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文化大革命不
只是一个过去的运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愿意放弃对它的研
究，恰恰就在于它是一个注定要“再来”的运动，毛泽东死的时候断
言要有“第二次、第三次”，邓小平在1989年看到了它要来的危险，
刘国凯、朱学勤、陈泱潮等等都说它要来，就是在今天，我在写作这
一节文章时，有一个名叫“观世山人”的人也明确无误地说：“另一
次文化大革命不是来不来的问题，而是何时来以什么方式来的问题”
（《博讯》2006-02-03《文化革命40周年》）。既然是这样，那么，
我们如果不研究它的话，在未来的民主运动又出现了两派的斗争（这
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时，我们还是用20世纪60年代的看法叫它为
“资产阶级派性”不就是要再一次地失败吗？
我的理解是“人民文革”这样的概念不是只要“人民”说“文化大革
命好”，而是要“人民”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打倒”了
全国（解放军师以下除外）的共产党当权派，砸烂了共产党机构，这
是人民运动的主要的经验，但是把自治组织和自治政治赖以存在的生
命线──派性误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企图摔掉，就是人民的
最大的错误，摔掉了派性的同时也摔掉了民主和自由，在本来应该用
“选票”解决问题时，人民却想着要“联合”──所有这一切都是人
民的教训，只有人民在这里寻找出了经验与教训，什么是民主就不再
需要别人的“教训”了。
四、关于民主运动的阶段的问题
我对火戈所提出的民主运动的两个阶段的见解是这样看的，那就是说
如果我们中国在此之前没有民主运动，情况就象现在的朝鲜和古巴一
样，那么我认为火戈的两个阶段的设想是非常好，也是没有可挑剔之
处的，但是在此之前，从孙中山开始中国就已经有了民主革命和民主
运动的历史，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又是非常丰富与非常有意义，那么我
们在涉及到民主运动时就不能够脱离上述这些而凭自己的主观愿望去
想象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怎样分段，在这里，民主的理解应该是从以
前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经验与教训中得来的，而不是象设计高速公
路、建造厂房、制造电灯泡那样的事情先画一张草图，然后按图施
工。因此在设计民主运动的阶段时候，先得对于过去的民主运动和民
主革命作一番认识，只有这样未来和今天的民主运动的事情你才能够
弄清楚，若不是这样，你的思想和看法再先进，哪怕是世界上最时髦
的（如“颜色革命”），也是关不了大局的。我个人发现火戈对于东
欧社会中的“颜色革命”是很有研究的，并且思想也是很新颖的，只
是要把这些用来套中国民主运动就不太合适了。
在我们中国，民主是什么，如果不是关乎着我们中国人民在具体的民
主事件中或者具体的民主运动中对民主的理解的话，那么光凭我们中
国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对民主的高见，我们的民主至少应当再等
“30年”，情况正如火戈在文章所说的中国民主“老象个长不大的小
孩那样，显得不懂事”。在这里，我以为其间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
们中国许多人因为教育和灌输的原因把我们中国近100年以来的民主
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看得一文不值，跟完全地没有一样。因此他们
在设计未来的民主运动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它的以前的情况和基础，
而是把现在的设计建立在“零”的上面。2005年4月，我写作的《民
主不能从零开始》的文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有我们对于
发生于20世纪那一场震惊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有了个研究和理
解，我们才有可能正确的认识中国民主问题，我们才有可能进入民主
的领域，否则，我们自己也是民主的门外汉。
我注意到火戈的文章已经把1976年的“4．5”运动当成了现在中国民
主运动的开端（他说：“如果从1976年的‘4．5‘运动算起，我们中
国民主运动已经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这看法很不错，但是如
果你对“4．5”运动就了个大概的研究，那么它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
“十年文革”的结尾的事情你就没有注意了，因此，你大不了是拽住
了个民主运动的“尾巴”，而它的头“66运动”你就不能不研究的
了。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一个由毛泽东享有“专利”的运动的“尾
巴”怎么就神秘地变成了人民民主运动的开端，这样的事情就完全不
好说了。至于说到火戈文章所开出来的那个长长的中国民运领袖的名
单，他们中哪一个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儿”呢？可好，目前好几家
民主网站上正在刊登另一个很有影响的“文革史专家”宋永毅的文章
《毛泽东的拥护者到他的反对者》，这篇文章就解决这个问题，作者
认为文化大革命培养出了“为人权和社会主义民主而战”的“毛泽东
反对派”，“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了毛式极权制度的没落，并激发了
独特的中国民主运动”可谓高见。
五、对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冠上“人民”二字的说明：
在有关“文革”研究方面，严家祺、朱学勤、金春明、宋永毅、胡
平、郑义等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发现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一种和
毛泽东“异质”的东西，刘国凯和我只不过是对这种“异质”的东西
作了一个专门性的研究而已，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了在1966年事实上
存在着一个与毛的文化大革命也完全“异质”的“人民文革”，因此
这一发现虽然也是一种理论上的见解，但是它实质却不是纯粹的理论
性的东西，而是我们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对于自己亲身经
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反复的“体验”，“对于哪怕是最微末的体
验”，我们“也敝帚自珍，因为现代人在一生中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如
此之少，而作为原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源泉，这些体验又显得如此
重要”（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
现在很多很多人在说起文化大革命时都说它是毛泽东“领导”的，这
一点，不但普通人是这样说，包括许多“文革专家”也是这样看的，
其实，对这个问题只要有人们再肯问上一句：“毛泽东凭什么领导运
动”情况就会发现根本的变化，你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教运
动”、“四清运动”、“反右运动”是由毛泽东领导的，我相信，毛
泽东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这一条从上到下的统治的党领导的，他把
命令传给共产党中央，中央传给中央局，中央局再传给省委、地委、
县委一直到基层的共产党各支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
命以后到今天为止还是原封不动存在着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可
是，朋友，我说的文化大革命中，就不是这样的了。那时，共产党中
央给毛泽东“炮打”了，各中央局、省委、地委、县委一直到基层的
每一个党支部都被“人民”的“炮”给“轰”了。毛泽东用什么领导
呢？你如果是一个有机变之才的人，你可能会说：“毛泽东凭最高指
示领导运动。”好了，如果你说到这儿，那么我告诉你，在文化大革
命中，一个“最高指示”拿到了我们手里就已经被分成了两半了，你
拿一半，我拿一半，“打起了派性战”……。因此，一个坐在了北京
的人靠发表“最高指示”领导全国“七亿”人的政治运动──这样的
事情若还被你看成是一个“政治现象”，你的看法就太幼稚了。
上述现象不是“政治现象”，而是“宗教现象”，这就是说，在“宗
教”上（准确地说是在精神上），我们服从毛的领导，但是在政治
上，我们是自治的，用当时的流行话讲，我们是“自己教育自己、自
己解放自己”，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最伟大的地方也就在于人民说出了
“自己解放自己”的话，并且做出了“自己解放自己”的事情。就我
个人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讲，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兴平县委也
没有“解放”我，非但没有“解放”我，而压迫我的就是它们，文化
大革命中，我就是“炮打”他们才获得了解放，享受了任性的自由，
想把大字报给哪里贴，就贴在那里，想和谁搞在一块就搞在一块，这
样的组织不注册就合法了，对于我肉眼看到的统治机构和人物，想
“炮打”就“开炮”，想上街游行，旗帜一打队伍集合了就出发，想
不到要去公安局去申请，因为公安局内部也出了造反派，“砸烂公、
检、法”的大副标语就是他们贴出的，这时候，你想作奴隶也作不成
了，因为除了毛泽东这一个“主子”外，所有的“主子”都挨了
“炮”，林彪、周恩来也年例外。大哲学家米尔所说的“服从远方的
君主就是自由”的话我们虽然当时没有听说到过，但是这句话的“精
神”已经被我们实践了！
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用“最高指示”领导我们是一个“宗教
现象”，对它我们也只可能作“宗教”方面的分析。我不是一个宗教
学家，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就我现有的知识来说，神──你
信它，就有，不信也就没有了，对于人类的真正的神，情况尚且如
此，对于象毛泽东这样的冒牌神，情况怎么会例外呢？就我个人的情
况而言，在1966年的造反活动中，我信毛，信得五体投地，但是仅仅
是过了二年，到1968年2月我就怀疑他了，不信了，1971年我讨厌
他，到1974年5月我已经开始“炮打”他了。可见，人们在仅仅抓住
了我1966年的信，而没有发现1968年以后的不信，就怪不得我了。其
实，这里所说的“我”，是一个克隆了的“我”，在伟大的66运动中
它是数以千万记的存在物，因此这么多的“我”，要求“我”的运动
归“我”就是为什么要给文化大革命“冠上”“人民”二字的原因
了。
六、就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的文章
看21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旧约．传道书》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真如此。焦国标
的《讨伐中宣部》的文章事实上是《炮打司令部》（毛泽东）、《宋
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什么》（聂元梓等七人）的大
字报的继承，都是写作了大字报的作者对被自己是认为是“错误”的
东西（事实上也是错误的东西）的“讨伐”或“炮打”，都是一些在
时间的长河中曾经被认为是“正义”之举的东西，但是不同的是因为
“时代”的缘故，焦国标的大字报没有引发一个大字报造反的群众运
动，所以胡锦涛就不怕，中宣部也没有被“伤着”，但是就在我写作
这一篇文章的时候，焦国标的《讨伐中宣部》的“大字报”已经引起
了巨大的响应，先后有人符合，高智晟的《谁要中宣部那群衣冠禽
兽》、魏民生的《一锅端掉中宣部》、刘晓竹的《中宣部造烦，知识
分子造反》、余杰的《抓住中宣部的“黑手”》、陆不平的《痛打中
宣部这条落水狗》等文章都发了出来，造成了焦国标所说的“2006
年”“合剿”之势，但是，朋友们在2006年，我说这个中宣部你还是
“打不倒”的，为什么呢？以上的响应中的人物后面都没有“兵”，
没有“群众”，没有“人民”，中宣部就不怕。但是，假设这些人是
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李世英等人，屁股后面有一支庞大的造反
队伍，就不愁中宣部打不倒，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异议分子再勇敢
政治家都是不怕的，鲁迅先生应该是很勇敢吧，但是蒋介石怕他来
吗？
但是，我的话若展开来说，上述响应的人物们如果他们都是中宣部的
人，那么，你就看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了，这样你也就回到了中
宣部真正被砸烂了的那个时代中去了，在那个时代，中宣部被砸得烂
得连提也提不起来，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事实”吗？但是孰我直
言，以上人物中，却没有一个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这就是我
们“30年”民运“长不大”的原因，这就是说，我是知识分子，我有
知识，让我来搞民主，你们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民别搞，稿起来也
只能是“动乱”！现在，我们平心静气地来分析聂元梓的那一张大字
报，政治及不上焦国标的，但是她的一张大字报引发了一个大字报的
运动就了不起了，同样的道理焦国标的文章在而后的时间中如果引出
了一个包括中宣部内的人都来“讨伐”中宣部的运动，那就要命了，
要么一篇《讨伐中宣部》（它是共产党政府的一个部门）的文章也大
不了是一篇文章。
文章写到这里也该划个句号了，只是若有人疑虑答火戈的文章为什么
又跑到焦国标的题目上去了呢？我的回答是：如果对中国的任何的事
情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后，你都会发现火戈朋友所不喜欢的“66模
式”。我理解这一点，因为我知道，就我们个人的偏好来讲，我们可
能喜欢某些东西，不喜欢某些东西，但是中国民主的“道路”一经我
们民族“踏”了出来，它就顾不得我们个人的偏好了，此时，民运人
士和异议人士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舍偏好而走上它，后者坚持偏好而远
离它。
（2006-02-05）
民主论坛 上载：[2006-02-06] 修订：[2006-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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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閫犵鑰呰█鈥曗�曗�滀簲鍗佸ぉ鈥濆拰銆庣偖鎵撳徃浠ら儴銆�posted on 02/21/2006
请问像这样的讨论在中国大陆正在自由地展开吗？ - Re: 閫犵鑰呰█鈥曗�曗�滀簲鍗佸ぉ鈥濆拰銆庣偖鎵撳徃浠ら儴銆�posted on 02/21/2006
不！
是在海外网站非正式展开的。
内地一片禁声音。 - posted on 02/22/2006
Ah, yes. That's what I thought. Inside China, Cultural Revolution seems to have evaporated in history. This is terrible. Not only that, school education today does not portray correctly earlier part in history either.
As for oversea research on that period, I think I'm somewhat informed
and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I posted the following commet elsewhere in this cafe but apparently it's in the wrong place and no one is seriously discussing the issue there. I cut and paste it here for you to read.
"History is truth, and truth is history. At least I hope and wish so or believe so in the long run. For too often and too many times what we hear or read or remember is not truth. That's why we see revisions. Most revisions are not truth either, but overactions or reactions. That's why we need revisons of revisions, and after many circles around hopefully we get closer to truth."
My general impression is that of a trend of revisionism going on. Just like what zili has described above. And if I may, I can add to that list the revision on Gang of Four (e.g. claiming Zhang as the last Marxist or idealist and Jiang as a feminist) and that by the duaghter of Wu Faxian on her father, etc.
While some of these revisions have some elements of truth in them, they are far from truth yet and soemtimes even make things worse, further distorting the truth. To some extent I understand why this is happening. Half truth oten has the loudest voice because it provides with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and easily catches attention while whole truth often appears to be boring or less exciting. But that is quite a dispoointment to me.
Regarding demonizing, I'm generally against it, because it doesn't help us to get the truth. But a sad fact is that, although I wish those who were guilty feel guilty and others can forgive them as much as they can or at least understand why or how or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e crime took place, exactly the opposite is happening: the guilty do not reget at all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uldn't understand why it happened and could only demonize the person as a way to explain. Even demonizing Mao or early comminists doesn't work, because it may leave a false hope that if we had the right people as leaders (not psychologically defected or demons) communist experiment might have worked in China. Only when we admit that they probably got most of the best quality individuals but the system still did not work, we come to the final conclusion that communism will never work.
Another thing I liked in reading zili's article is that he points out that after 1957 we have lost almost all the resources in thinking straight or independently. The best we could do is to use Mao's words against his other words.
Another thought to me that occurs when I'm posting this note is I would like to get your attention to the eves of disasters ratehr than the disaters. While Zili pointed to 1957 and 1966, I would ask ourselves to think about 1956 and 1965. Isn't it the case that right before the impending disasters people were feeling quite good about the situations? There was a feeling that the worst was over, and that we were back on track again, and that it was the best of time in history, and that it was a wonderful and prosperous world we were living in (Sheng Shi?). How easily could such a "good time" slip into a disater? I ask. I'm not saying next year will be a disater, but I would still like to ask this question.
- posted on 02/22/2006
Ah, yes. That's what I thought. Inside China, Cultural Revolution seems to have evaporated in history. This is terrible. Not only that, school education today does not portray correctly earlier part in history either.
——i think your portray correctly abou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will emerge from post-cccp period ,in that time cccp s archives will open.but now we cando something to say yes or no,hehe.
As for oversea research on that period, I think I'm somewhat informed
and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I posted the following commet elsewhere in this cafe but apparently it's in the wrong place and no one is seriously discussing the issue there. I cut and paste it here for you to read.
——Cultural Revolution is a complex studing .you study this Revolution will same time study cccp history for example to read zhangrong s 『mao____ a unknown story 』......
"History is truth, and truth is history. At least I hope and wish so or believe so in the long run. For too often and too many times what we hear or read or remember is not truth. That's why we see revisions. Most revisions are not truth either, but overactions or reactions. That's why we need revisons of revisions, and after many circles around hopefully we get closer to truth."
——revisionism is a important phenomena and it near to your truth,i think.
My general impression is that of a trend of revisionism going on. Just like what zili has described above. And if I may, I can add to that list the revision on Gang of Four (e.g. claiming Zhang as the last Marxist or idealist and Jiang as a feminist) and that by the duaghter of Wu Faxian on her father, etc.
____it is fun on your idealist and feminist,but i will say ： no.
in my other article i said zhangchunqiao is 机会主义，不是理想主义。
While some of these revisions have some elements of truth in them, they are far from truth yet and soemtimes even make things worse, further distorting the truth. To some extent I understand why this is happening. Half truth oten has the loudest voice because it provides with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and easily catches attention while whole truth often appears to be boring or less exciting. But that is quite a dispoointment to me.
____important is cccp close over everything
Regarding demonizing, I'm generally against it, because it doesn't help us to get the truth. But a sad fact is that, although I wish those who were guilty feel guilty and others can forgive them as much as they can or at least understand why or how or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e crime took place, exactly the opposite is happening: the guilty do not reget at all while the rest of the world couldn't understand why it happened and could only demonize the person as a way to explain. Even demonizing Mao or early comminists doesn't work, because it may leave a false hope that if we had the right people as leaders (not psychologically defected or demons) communist experiment might have worked in China. Only when we admit that they probably got most of the best quality individuals but the system still did not work, we come to the final conclusion that communism will never work.
____ ......the crime took place......it happened from a demons .cccp has worked in them early time and "communism will never work".
Another thing I liked in reading zili's article is that he points out that after 1957 we have lost almost all the resources in thinking straight or independently. The best we could do is to use Mao's words against his other words.
____yes,in other side mao use maos this time s word against maos that time s word and behavior that is 机会主义。毛是一个流氓。
Another thought to me that occurs when I'm posting this note is I would like to get your attention to the eves of disasters ratehr than the disaters. While Zili pointed to 1957 and 1966, I would ask ourselves to think about 1956 and 1965. Isn't it the case that right before the impending disasters people were feeling quite good about the situations? There was a feeling that the worst was over, and that we were back on track again, and that it was the best of time in history, and that it was a wonderful and prosperous world we were living in (Sheng Shi?). How easily could such a "good time" slip into a disater? I ask. I'm not saying next year will be a disater, but I would still like to ask this question.
——may be, it come and happend from 1949, may be from 1930s ,from ruijin and yaan,never emerge "good time" ,cccp never bring to a stop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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