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兼與朱學淵、武振榮二位商榷
(湖北)衛子游
海外當前仍然活躍的作家中,至少有四個人的文章是我非常關注的,朱學淵先生是其中
之一。朱先生旅居自由世界,卻頻頻回眸故國煙雨,讓人深為感佩!因此之故,我對朱先生
的宏論總是另眼相看,飛越太平洋的「學淵評」電子出版物幾乎篇篇拜讀,受教良多!所以,
當讀到學淵評:「下文與劉國凱文章一樣合理,劉國凱文章是有楊小凱式的獨立思維,叛逆
思維,將是中國政治史的經典文章。」時,雖然我對劉國凱、武振榮二位知之了了,對文革
極為淡漠,在讀過武振榮先生的《應該紀念「人民文革」》後,還是不自禁地希望讀一讀劉
先生原文,而朱先生也樂於助我,在我信去後第二天就寄來了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為
文革四十週年而作》。讀過之後,我得出的結論,卻與朱先生和武先生大相逕庭。
劉國凱對民間「再來一次文革」的呼聲的解讀失之於一廂情願
劉文立論的基點是「九十年代中、後期,在各地工人抗議活動中都可聽到的耳語,祇以
口頭形式在社會底層中輾轉相傳的意向:」再來一次文革就好了。『「,然而,劉文中對中
國當代盼望再來一次文革的人數有多少,是工人中的主流還是末流,盼望再來一次文革論者
中,有多少人希望」讓共產黨徹底完蛋「,又有多少人祇是圖個嘴巴快活等等問題,有意或
無意間都忽略了。然而,在筆者看來,要把一種民間自發輿論上升到政治思潮的高度(劉文
無疑是將這種呼聲的存在認作一股強大或比較有力的社會政治思潮來看待的,如果祇當作偶
然個別現象,就不可能以此立基寫作本文了),如果要把一種民間輿論上升到關乎民心向背
的高度,是不能忽略上述問題的。反過來說,正是因為忽略了上述問題,劉文的立論便顯得
極為勉強,給人一種風起於青萍之末,聞風即高蹈的感覺。
劉文對盼望「再來一次文革」者的目的指向的解讀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革命。文化大
革命為什麼叫作「文化大革命」?就因為這場邉訌膩丫郑街芯郑阶钺崾展伲瑹o論造反
派,還是共產黨,還是毛澤東,始終都把大調子嚴格限定在「文化革命」,對黨委的搶班奪
權也得在承認共產黨絕對領導地位的體制內進行。如果超出文化革命的範圍,進入政治革命,
也就不成其為文化革命了。劉文中引征來源不明的話說:「四十好幾、五十來歲的工人說:
如果再來一次文革,就不是批判一下當權派那麼簡單,而是要把共產黨的那班貪官污吏徹底
幹掉,要讓共產黨徹底完蛋。」,又引征湖南在野造反派「省無聯」的政治綱領:「推翻整
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實行民選行政長官的巴黎公社原則」,如果仔細解讀這兩段話不難發現,
要讓「共產黨徹底完蛋」「推翻整個紅色資本家階級」的革命絕對超出了文化革命的範圍,
屬於徹底的政治革命。巴黎公社的革命就從來沒有人稱作文化革命。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劉國凱先生所主張的再來一次「人民文革」,其準確定義應當是再來一次「人民政革」。
「人民政革」是否應該來一次,這是另一個問題,不在本文討論題域之內,但用「人民文革」
暗中置換「人民政革」,劉國凱先生在此玩了一個偷換概念的把戲,卻是必須予以指出的。
既然劉國凱先生所主張的其實不過是來一次徹底的政治革命,那麼,「人民文革」是否應該
再來一次呢?劉先生自己已經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劉、武、朱三位對文革進行認真反思,在反思的基礎上提出獨特意見,原本無可厚非。
但主張在中國再來一次文革,鄙人就難以苟同了。作為一個「趕上文革一點尾子」的六十年
代出生人,我對文革全無好感,不論是毛澤東版本的文革,還是共產黨版本的文革,還是劉
國凱版本的人民文革,在我看來,都要不得。從根本上講,文革中的「人民」與毛澤東,共
產黨並無區別,既沒有限制權力觀念,也沒有尊重私有產權的觀念,更沒有權力約束機制,
如果上台了,最大的可能性是重演弗朗路斯沒收私有財產八千法郎(注1)的一幕。
筆者認為,在今天,反對劉國凱人民文革論,有特別的現實意義。以我這個身在大陸的
人觀察,當代中國,民間對文革懷抱好感的人確實有,但並不多見。倒是在劉先生所欲去之
而後快的官方人士中,似乎對文革普遍懷抱好感。擔負著打壓異議人士的警察和政法幹部中
的骨幹,幾乎無一例外沒有擺脫文革思維。當前中國的當權者很多是從文革中起家的。包括
胡鍧趦龋袊F在掌權的一代,四十、五十、六十,到七十歲左右的,都經歷過文革,
在文革中很少像鄧小平一代那樣受過強烈衝擊,反而從文革中學習到整治異己的「工作方
法」。他們現在正在用文革中的那一套來對付政治異己,如強調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無視人
權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從嚴打擊政治上敵對的一方等。那些在文革中得勢而後來又因此失勢,
現在未掌握實權的一部分人,也直接或間接加深著當代官員文革思維的「板凳深度」。胡
濤上台後,政治嚴重左傾,是有深刻的歷史因緣和相當勢力支持的。劉先生此刻為文革招魂,
雖是從反面從為中國民主化另辟溪徑的角度,但也有可能沒刺到對手,反幫了左派。
人民文革的思想內核有悖於當代主流民主觀念
劉國凱的《論人民文革——為文革四十週年而作》和武振榮的《應該紀念「人民文革」》
兩文,其基本立場是站在人民一邊,主張人民主權,反對專制,反對一黨弄權,對這一立場,
沒有道理不予同意。然而,在我看來,劉、武二文在主張人民主權論時,失之於片面,顯示
出二位對以英美政制為代表的當代自由民主主流政治學知之甚少。劉文所肯定的「人民文
革」,「它思想的精髓是,中國已產生了由百分之九十的共產黨高干所組成的紅色資本家階
級。文化大革命不應以罷免個別當權派的官職為滿足,而應推翻整個紅色資本家階級,實行
民選行政長官的巴黎公社原則。」劉文無疑肯定民選行政長官的巴黎公社原則,並將之作為
自己所希望達到的民主目標。然而,民選行政長官的巴黎公社原則與英美民主自由政制卻並
不是一回事。推進一步講,即使在四十年前的中國實現了巴黎公社,也將是一場災難,而不
會走向真正的民主政體。
在劉國凱先生的人民文革的思想內核中明顯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人民主權,是不
是祇要實現了主權歸民就是民主,二是是不是祇要實現了普選就是民主。
第一個問題。撇開古希臘羅馬不談,現代人民主權學說源出於十四世紀帕多瓦的馬西利
烏斯(注2),馬基雅維利以「公民」取代「臣民」,霍布斯提出社會契約說,洛克首倡人
民擁有政治主權說(注3),到盧梭那裡,人民主權論達到頂峰。盧梭的人民是無所不能的
人民,擁有全部權利,人民的公意有權決定一切。盧梭的忠實信徒雅各賓黨人將其老師的學
說付諸實踐,由於路易十六的政治高壓政策濾過了美國革命尊重人權這一至關重要的成果,
祇進口了人民有權以暴力推翻暴政的學說,結果演繹出一場人民的多數有權屠殺少數的法國
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血腥促使目睹這場革命全過程的柏克、貢斯當、阿克頓等智者反省,
從此,英美的混合政體開始走到聚光燈下。這種混合政體的根本特徵就是既承認人民主權,
又約束人民主權,既重民主,又有反民主的制度安排,以防止人民或少數人以人民的名義濫
用權力。在劉文中,我們既沒有看到有關人民文革尊重人權的事實,也沒有看到「人民文革」
有權力需要受到制約的思想,那個年代的中國也根本不可能自發產生尊重人權的思想,筆者
所接觸到的所有有關文革的資料都帶有濫權現象。沒有了尊重人權和限制權力,人民文革無
論在劉國凱先生的筆下有何等正義性,在筆者看來,都祇會製造災難。
第二個問題。現代選舉權派生於財產權(注4),不尊重財產權的普選等於是無本之木
無源之水,實現了這樣的普選不僅不會帶來民主,而且祇會帶來專制,比毛澤東共產黨的專
制相比祇是換了個名稱或頭目的專制,也許更加殘酷都說不定。通過劉先生的筆我們看到,
所謂的人民文革,以無產階級的正選代表自命,給政治對手以資產階級的名份,不僅毫無尊
重財產之念,而且賦予剝奪財產以天然合法性。有理由認為,一群沒有尊重財產觀念和人權
觀念的民選代表祇能是一夥暴徒。這個觀點對經歷過文革,並且以人民的文革為自身行為辯
護的劉國凱先生也許有些殘忍,有點刺耳,但我不願意以尊重一人感情來改變自己的真實看
法。
劉文硬傷非常多
劉國凱先生撰寫本文的初衷是有感於當前民哧栶簦M_闢一條通往民主中國的新路。
然而,劉先生認為「今後中國民主化的動力主要來自知識化的工人階層」,卻顯得說服力不
足。劉文祇論證了知識化工人階層人數將不斷擴大,但大數目的知識化的工人階層如何便必
然是中國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他們如何便會要求民主,如何便會成為「動力」而能避免成為
「被動力」或「阻力」,卻缺乏論證。劉文彷彿認為他們會自動成為民主主力軍。民主的瓶
頸在於民主人士數目小,擁護專制、默認和屈從專制者數目大。大數目的擁護專制和默認專
制者中,就包括大量的知識化的工人。
如劉文所指出的,文革的發動者是毛澤東,沒有毛澤東的發動,文革不可能發生,派生
於文革大氣候的人民文革更沒有出現的機會。但劉文在指出人民文革將是中國民主化的可行
之路時,卻沒有指明誰會來發動人民文革。沒有發動者,人民對共產黨當權派的搶班奪權怎
麼實現?沒有第二個毛澤東,就不會有發動者,人民文革根本不可能啟動。
通過對人民文革合法化可欲性的闡述我們看到,劉文思維的內核,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
級決定論——階級決定先進還是後進。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劉文不自覺中所使用的也是馬克
思的整體論,決定論。這些思維範式,正主導著今天的中國,與劉先生所嚮往的自由民主政
制是格格不入的。手段決定目的,劉先生所使用的手段沒有擺脫專制,希望依賴專制的路徑
來走出專制,就未免有些南轅北轍了。至於武振榮先生文中所言文化革命中的中國人擁有了
言論自由等人權的論點,筆者也難以苟同。一個國家或一個年代有沒有言論自由,衡量的主
要尺度是與當權者相反的意見能不能自由表達。文化革命中造反派固然有反對黨委的言論自
由,有隨便行使張貼大字報的言論自由,但有沒有反對共產黨毛澤東的言論自由?沒有!任
何人都沒有!所有的大字報要獲得公開地安全地發表的權利,都必須並且祇能服從共產黨毛
澤東偉大光榮正確這個前提,如果溢出這個前提,貼大字報的人就會立即被作為現行反革命
給逮捕。文革中確實有大字報,但文革中的文字獄,大概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通過以上論述可見,劉國凱先生的《論人民文革》一文,雖有獨立思考,卻沒有實際價
值。
「注」 注1,關於巴黎公社剝奪剝奪者,希望實現財產公有和計劃經濟等宗旨,見馬
克思《法蘭西內戰》。
注2,「說一切高高在上的權威倚決於低低在下的權威,一切高層權威都是由作為主權
主體的人民委授的。這不是中世紀的常識,中世紀社會的思考本能上就是階層式的,也就是
認為低層倚決於高層,在宗教、思想、社會及政治皆然。」(約翰。麥克裡藍著《西方政治
思想史》彭淮棟譯,海南出版社,第159頁),「塵世主權如果不是上帝透過教皇授予的,
這主權來自何處?馬西利烏斯的回答將是:」來自人民『。「(同上,第169頁)。
注3,「『當人民發現立法行為與他們的委託相牴觸時,人民方面仍然享有最高的權力
來罷免或更換立法機關。』二十世紀的資產階級學者指出:這是人民具有政治主權這一學說
的淵源。」
注4,繆哲:「英國人的自由,當時主要有兩大內容,一是財產權,二是人身保護權,
選舉與被選舉權,當時則很次要」,由此產生的憲法原則則是,無代表則不納稅,見愛德蒙。
柏克《美洲三書》譯者引言,商務印書館2003年北京版,第4頁。◆
- posted on 03/01/2006
举双手赞成! 中国缺乏的就是一场深刻的,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革命。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王朝更迭,并没有产生新的文化,而是简单地重复。中国近代的文化巨变是在外强入侵,国家濒临绝境时,迫于外力发生的。但是一旦统治者大权在握,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潜规则很快又沉渣泛起。毛泽东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封建主义的大回潮,和德国出现纳粹是一个原因。“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把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所以在文革结束后,党内外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很高。但是人们抵挡不住经济体制改革的诱惑,在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后,当局很快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给强压住。
实际上,即使现在匆匆忙忙地建立民主法治,也未尝不会像北洋政府那样很快泡汤,穿新鞋走老路。那么,为什么新加坡、台湾等华人世界却可以迈向民主法治呢?因为那里早就没有“统一思想”了,人们已经耳濡目染了西方的一切,接受了当代世界文明最普遍的价值观念。百姓可以自由地信仰基督教、自由主义,或者任何他们可以信赖的东西。
所以,再来一场文化革命,打破中国封建社会遗留几千年的大染缸,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新的价值观念,很有必要!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