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osted on 07/27/2006
红岩儿女的悲剧
——对抗战时期学运的反思
（上）
（首发稿）
刘自立
在我们采访卞仲芸——她是北京文革时第一个死难者——受难历史的长过程中，得知卞仲芸，王晶尧夫妇二人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他们都是燕京大学的左派学生，且和笔者的父亲刘克林，以及李慎之，赵一鹤，李肇基，崔巍等人同为校中翘楚。卞仲芸后来辗转来到太行山共产党管域，已经是抗战接近尾声。后来，卞和她丈夫或进入新华社，或进入人民日报。解放后，卞从报社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培养所谓 "直接接班人"。他们的革命生涯，主要体现在他们双双参加当年在四川成都地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斗争。
如何对待这个历史，笔者和老先生们见解发生分歧。这个分歧，也就是如何看待时下所说之 "两头真"问题。这个真，用李慎之先生话讲，就是，他坚持，早年参加党，晚年批判之之态度，并以为，这个选择，就是来生，还是如此。
笔者看到胡风本人也持此见（见晓风 胡风传记）。
于是，笔者对此略作分析，为文于兹，以期争论，求证其正确与否。
学运与革命走卒
如何看待王晶尧先生关于他和卞仲芸先生双双参加共产党号召鼓动和指挥的学运，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大，很复杂，有历史必然性，也有历史偶然性。我们把这个选择，参加革命的选择和他们对于共产党，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的理解和实践并一而谈，也许可以循着这个扑朔迷离的暗道 ,通往一个今天看来是比较澄明的境界，虽然，这个境界的到来，其实还是遥远的一个期许。
我们在王先生最近举荐给我们编者的一本鸿篇巨制里，看到作者记忆四川当年的学运，并对南方局和周恩来领导之之成效功绩，表示极大的历史性敬意和现实性首肯。而这个敬意和首肯，我们却持有一种商榷的态度。因为，在『红岩儿女』这本书中，他们援引的当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观点，是残缺不全的，或者只是撷趣了王先生全部观念中有利于共产党的言论，而把他一直以来对于学运的几乎是完全抨击之，否定之的核心观取消和遮蔽了。
我们承认，王芸生先生后来在国，共两项选择中，至少在精神层面上，左右徘徊，彳亍再三，最后，选择北上——最后，在他晚年，他承认，是他，埋葬了大公报。于是，王芸生先生的选择，和王晶尧，李慎之等等一大批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选择，被历史定义为一种梦想和错误。其间，李慎之先生等坚持他的后来被说成是 "两头真"哲学——就是，历史如果重来，我，还是要在轻年时期加入共产党，在晚年批判之（见其文集）。
王晶尧先生说，他的早年，也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民主诱惑而不能拒，认为共产党是 "好人 "，而趋之若骛。！他对笔者说，这是因为党在宣传民主，宣传"新民主主义"——这个 "新"字，从头到脚，彻里彻外，改变了民主的原义，就像纳粹在他们的时代，把自由改变为 "新"自由（见哈耶克）。
问题分成许多层面。我们先来介绍王芸生关于学生运动的前后看法。这个看法中，包含了王芸老先生从据守自由主义，到怀疑，到退却，到后悔，到绝望。他的绝望，和卞老师的死，是文革中发生的不同的死难，人，这个尊严的造物之死，思想，这个更加尊严的造物之死。
我们来看看王芸生关于学运的说道，这是已经去世的王芝琛先生的遗墨，也是芸老著名的《寄北方青年》一文的摘要。 芝琛写道——
"王芸生来到上海后，局势日益严重，尤其是华北。一方面日本步步紧逼；另一方面，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对待学潮，王芸生有他自己的观点，归纳起来即 "读书第一论"与"学生不党论"。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5月的半年间，他连续发表六篇《寄北方青年》的公开信，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较集中地抒发出他对待学潮的两个论点。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褒贬不一。
在第一篇《寄北方青年》里，他写道： "我曾亲眼看见你们自一二·九以来的苦斗，你们在北方局势最震荡时喊出拥护国家的口号，你们在北方大局要崩溃时阻止了国家的分裂，这些情形都曾使我感激得流泪。在以后的救亡运动中，虽然你们的步骤稍有凌乱，把敌忾的怒潮一部分转成内讧的意气，但我总以为这种缺憾是可以由理智来弥补的。 " （《国闻周报》第 14卷第2期）
在第六篇《寄北方青年》里，王芸生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说： "'读书与救国'的问题，人们对于它的答案好像鸡生蛋或蛋生鸡那样费踌躇，我的答案却很简单，便是 '读书第一 '。读书是学生的本分，政治运动则是偶然的触发。我不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要纯真。像五四和一二·九，在国家当前的大问题爆发的时候，青年学生起来做卫护祖国的呐喊，纯洁真挚，那是万分应该的。但一流于形式化，经常地做党派斗争，那便坠入魔道了。像今年纪念五四时，北平新旧学联竟大动其武，无论如何，是使人万分伤 心的。 "（《国闻周报》第14卷第20期）
王芸生认为，对于大学生应准其自由作思想上的研究，但不准其加入各种政党（国民党也不例外）。这样一面给学生灌输了时代的做人观念及道德水准，同时不妨害其思想的自由。至于学生入党之害，他 1929年在天津《商报》任主编时，曾为《商报》写过一篇社论，题为《学生不党论》，如今他在《六寄北方青年》一文中又全文转载。此文清晰地谈道： "中国政治经过长时间的混沌，因之反映于一切社会组织。浪漫的耗费与残酷的牺牲，为数十年来之普遍现象。虽云在耗费与牺牲之中，可以杀出一条血路，跻中国于康泰，然此种耗费与牺牲，必须为有节制的，最低限度亦应保留以后之一脉生机，否则，狂杀猛拼以后，大家同归于尽，尚何民族与国家之有？若青年学生之供党争的牺牲，实浪费与残酷之尤者也。青年学生之爱国热情及其政治欲，此吾人所最同情者，且尝目睹近来国民党之成功，与此有密切关系，但吾人绝不敢赞同此为健全的现象。盖成年皆盲聩，而使救国之事侵占青年学生求学光阴，拔苗助长，其损失为何如者。此就纯正之目的解释之，已属不当；至若以青年学生为党派竞争之工具，演成惨烈之党祸，实为 残忍的愚举，而自上民族自杀之路也。 "
王芸生接着说， "他说："青年学生之入党，实出于国民党之奖掖也，此一支生力军，诚为党国出力不少，而其结果，造成无数的革命走卒，同时却为学术的低能儿。推而至极，必使全国国民变为热狂的破坏者，求一建设人才而不可得。其为损失，何待赘言？驯至党略一变，昔之忠勇同志，无一非可杀之暴徒。在军阀政权下所葬送之青年学生，可勿论矣，这二年以来，粤桂湘鄂江浙各省，因反共而杀戮的青年学生，何止千万 "。他斥责某些"党人"："'爱者加诸膝，恶则坠诸渊 '，翻云覆雨，或为党人之特长，其如国家前途之生机何？其如民族前途之生机何？ "
他继续论述 "学潮"与"党派"的关系："学生党争之风，自军事告一段落，似已稍杀，然事实上之斗争，仍俯拾即是。北平学潮之波澜重叠，及各种复杂现象，任何人皆不能断定无党派背影。……在近代立宪国家，多行军人不党制，所以防军人供党争也。然此非一党专政之事，尚不必据此以论中国问题，而学生不党，则为万分切要之事。愿各党各派认清民族生存之前提，共成此美德，尤望学生诸君自加觉悟，勿以歧途自误，自害且害国也。 "
在《六寄北方青年》中，王芸生似乎有点 "现身说法"地写道："学生参加党派之争，我是深知其况味的。我是过来人，我有许多朋友为党派流血了，尤可痛心的是多数人供党派做撒豆成兵的资料，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这对于我们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了。 "
王芸生临终前，回忆起《六寄北方青年》时仍坚持 "读书第一论"、"学生不党论"不"反动 "。他还谈到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派别可谓多矣，相互"武斗 "、"厮杀"、"停课闹革命"，以及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不仅于国事无补，于青年无益，而且几乎耽误了整整一代人。 "
王芝琛在给海外网站的另一文中说——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由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公布，张莘夫事件，以及苏联军队把东北机器作为战利品往苏联搬，陪都重庆大中学生举行了万人大游行，对苏联的霸权行为表示抗议。然而，当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口《新华日报》营业部之后，一伙暴徒趁乱砸了《新华日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四人，同时还砸了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报》馆。当晚，周恩来还举行记者招待会。还提出了 "三个分开"。
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热情与理智》。社评说，近来学生"爱国热情陡然昂扬，这绝对是好现象，但有一点，大家必须注意，就是热情与理智平衡，不可以兴奋的热情遮盖了应有的理智 "。
然而完全失去理智的是《新华日报》社论作者，竟然破口大骂： "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假装自由主义，一到紧要关头，一到法西斯要有所行动时，就出来尽力效劳，不但效劳，而且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以便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讨得一点恩惠，舐一点喝剩的血，嚼一点吃剩的骨头。 " "
时隔几年，王芸生对于风起云涌的蒋管区学运又有文字，他支持后方的学生们，反对国民党的所谓专制独裁。这就是『红岩』一书中的引述。
之所以拿出芸老诸多篇文章，是因为这些文章实在包涵很多中国近代史要研讨的课题。
而芸老自己，在面对这个看来是大潮，实质为逆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潮时，他和许许多多的思想者，一旦接触，却又朦胧不清。这些个十分不清楚的思想课题究竟是些什么观念，我们期望对其做一个极为粗浅的梳理。这个梳理，也许只是就其大致而言，无法给出完美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中国自由主义者本身的思考，立场，倾向，在对阵共产党的宣传面前，完全躺倒，置于无力抵抗和任由党蛊惑人民，曲解其意，且成为夺取政权的秘道。
在 1949年的易帜完成后，党籍助的学生，知识分子，抑或是工农大众，就一次性滚到独裁者的奴役性统治之下，再也无力乏呈其民主诉求了。
一个偌大的中国，不只是无法摆下一张书桌，一张可以静读圣贤书的书桌，就连书本本身，也面临灭顶之灾。一代代有书不读者，一代代有书不可读者，一代代根本变化读书方式者，一代代读书无用或者实用论者，跟在一次次革命，文革，运动和屠杀后面，不知所运，不知所措，甚至成为帮凶，帮闲和准屠夫。
人民，在经历毛和党的异化，压榨和扭曲后，转变成为不读书也正确的一群，成为1966年文革发动前后一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些社会主义者，完全取代了民主法治国度里公民的本义，变形为一群愚民和暴徒。中国，除去压迫者，就是被压迫者，不存在一个中间阶层，也就是说，不存在对于压迫者表示反抗和对于被压迫者表示同情的那个阶层。这个中间阶层的或缺，成为革命者直接响应毛式意志，而摧残迫害社会的可行性载体。
。。。。。。所有这些，包含王芸老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看似非看，明似非明。于是，毛一声招呼，王芸生就跑到北平去了。
跑到北平去的，大有人在。 这个是事实。李慎之，刘克林，唐振常，王晶尧，卞仲芸。。。。。。一大批人，跑到北平去了。
谁找到了民主的周期律！
因为，黄炎陪从毛那里，找到了 "民主的周期律"——这个尽人皆知的荒唐故事荒唐言论是——毛在回答黄炎陪先生的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时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
张东荪说，中国要施行的，是经济的统制主义和政治的民主——正如萧乾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自由主义社评，也是如此腔调——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王芸老的看法非常清楚。一，他是要让中国人和美国划清界 限。他反对麦克阿瑟的扶日政策。其次，他反对苏联人透过 [ 雅尔塔协议]
割让外蒙古……他让中国人 "中道而行"，大胆地走自己的路。这同样是一个 "现实的梦"。极为滑稽的倒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反帝又反修，在一个幽默的层面上，中国人完成了王芸老的梦想。但是这时候的 "中道而行"，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了。体现大公报自由主义精神的社评即 [ 自由主义的信念]，是由王芸生授意，萧乾执笔的。今天看来，这篇社评的文字并未过时。只是某些方面，显露其不甚成熟与周到。这篇社论写道——
（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的。我们认为列宁只写了一部民生主义，甘地只写了一部民族主义，杰斐逊只写了一部民权主义。中山先生之伟大，伟大于三民齐重……
（二）……我们在谈的自由主义异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主要在于
（三）我们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如果人类仍然逗留在时代，则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无成为同义了。人们既集居一处且分为国家省郡，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间必须求到和协。 个人根本是集体的成员。在经济上，我们赞成公用事业国有，也希望生产工具不归于个人 。中山先生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迟早要兑现……。
（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当党专政……
（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 "（刘自立『大公报与自由主义』）
而共产党，却在其报刊上连篇累牍地鼓吹民主自由（见『历史的先声』）。
左派懂不懂民主自由呢？李慎之以为，他们不懂。但是，他们在不懂装懂的情形下，却可以将民主和独裁，自由和镇压并为一谈——这个合一之说的典型，就是 "民主集中制" ——民主，是和集中统一的——就像一些哲学家戏谑老黑格尔的"矛盾等于统一"一说一样。 "集中"何为，消灭"民主"，是也！
李慎之在为此书做的序言里面，提到了民主体制在陈独秀晚年的 "死水微澜"。他认为陈氏早年的德先生是一个误解，对于民主的误解。只有到了陈的晚年，他才朝闻夕死。一个震动朝野的民主，是错误的，一个默默无声的民主，才是民主。这也是国人之大悲剧。
李慎之说——
"由陈独秀这样的雄杰之士来提倡无产阶级民主，其价值与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他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此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他本人倒是经过二十年的磨炼阅历而重新觉悟回归到一般民主的道路上来了。但他当年反对一般民主而产生的影响已非后来的他所能挽回的了。他在 1940年11月的《我的根本意见》中说：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 (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 )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辞，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在同年 9月"给西流的信"中，陈独秀还列举了他认为的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 "(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他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 ......只能是领袖独裁"。陈独秀的二次觉悟是有深度的，但是他二十年代的思想已经过扩大宣传而在 "广大进步知识分子"的心中牢牢扎下根了。晚年觉悟了的陈独秀以其 "刑余之身"僻处江津小城内，贫病衰老，他的话已不可能被人知道；即使为人所知，以他当时的 "托派"身份，也只会被认为是"叛徒的呓语"，只有当年与他并肩战斗过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加以露布，然而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 "
我们看到，在整理和呈现所有这些资料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为国人的宿命做出悲鸣！因为，就像西方一些哲学家所说，二十世纪的灾难，是由知识分子造成的（卡尔。波普『二十世纪的教训』）。
中国知识分子的应负之责，首先是，他们无力对答共产主义和民主自由之根本不同——他们任由学人妄言，甚至把这个解释和说服的阵地，让位给共产党及其宣传部。人民，不知道何以共产主义就是民主自由——王晶尧一辈，当时的激进轻年，也对此含糊其词，莫明其中——人们一是不读书，再是人云亦云，追赶政治上海市蜃楼般的乌托邦云雾。人们满足于口号和口号相符的，或者不相符的思维，被风起云涌给败坏和吹散了。 而党，乘虚而入，他们把口号和实践相结合，做出 "庄严承诺"——而胡适们，自由主义者们，不知道给人民何种期许和保证——蒋介石，经过神圣的抗战，经过并不民智的内战，最后，在其末日，为其家族的私欲，尽其所能。他制止了四十年代末期的 "打老虎"运动，使得蒋管区世风日下，腐败匮乏。蒋经国的政治抱负，实在是，过去几十年后才得以实现的。
思想上的迷思，在愚弄人民——这就是当时知识界作用于国家的情形。再此情形之下，五.四以来的价值和负价值被混淆，，真理被涂炭和歪曲，结果是，大小知识分子惘顾全局，彻底沦丧于共产主义灾祸！
我们在极其失望地回顾历史的时候，却不可不把当时的思路加以呈现和爬梳。中国无人吗？不是，是国人面对价值，却要选择负价值——当然，当时这个选择负价值的现实，同时发生在苏联和德国。除去威廉。纪德——他的『从苏联归来』警醒了一代人，使之认清了共产主义苏维埃的真面目——之外，几乎无人对于整个世界的负价值做出批判。 （我们刚好关注到新近出版的『蒋介石日记』。老蒋在二十年代访苏归国后，马上批判苏联——这个历史，值得注意！）聂鲁达，艾吕雅，罗曼。罗兰。。。。。。一大批斯大林的拥护者，就像法国的 1968年人一样，对于这个负价值思潮及其政权歌功颂德，戴盆望天。这个思潮，这个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大公报的前期报道，就有曹谷冰先生对于苏联枉顾事实的吹嘘。那是在三十年代。更早一些时候，大名鼎鼎的张季孪，也在歌颂列宁。
资料显示，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也是在厘清何为共产主义，何为自由主义，何为二者之结合，之分野方面，颇费周折，屡屡受挫。
从五.四说起
有文章写道——
"五四以后，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社会主义各派学说的流行"[61]。在它们的演进过程中，即使曾被认为 "反动"的思想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巨大的潮流"[62]。特别是到了 30年代，这一潮流已变得相当普遍和深入。从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来看，无论是论战的哪一方，所使用的话语和方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 [63]难怪有人说："现在的人一开口便说什么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等等名词；并且时常用这些名词去解释中国原来的社会。 "[64]这表明到"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已为一般知识界之主潮"[65]。时人真切地体察到， "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66]一位名为"圣羽"的"旁观者"说，"近年来唯物史的研讨颇为活跃"，并"呈一面倒之势"。[67]马克思主义之深入，使那些反对马克思的人，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张东荪指出， "我看见好些人都是反对马克思的，但他们的思想却都落在马克思的窠臼中。马克思的可怕不在其主张而在其范畴。人们于无意中不期然而然把这些范畴套在自己的思想，于是便好像孙行者永久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了 "。[68]
至于三十年代的 "一般青年学生"，更是"并非少数的喜读马克思"。[69]大学生不说，即使中学生谈起马克思主义也能头头是道。据陶希圣在山西这样一个内地省的旅行记载，"有一次，我到一个中学去讲了一回。随后几位很努力研究政治社会尤其是文学的十五 六七的学生来谈话。他们提出的问题有： 1．中国革命应当由那一个阶级领导？2．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 "[70]马克思主义的喜好之普遍与深入由此可见一斑。难怪有人慨叹： "吾国今日青年学子似已尽在若辈（笔者注：指马克思主义者）掌 中教育陶铸 "[71]。
徐谦曾对蔡元培说： "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的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 "[72]"左倾"之世风，竟使一位清末翰林出身的国民党大员也不得不跟着跑，表明 30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热情确已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此外，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当时中共中央的 "左倾"错误那么严重，中国共产党却总是能够不断地扩大力量，不断地获得发展。
对于这种思想趋向的剧变，一直自认为处于 "进步思想界"的胡适，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他说维新变法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并没有 "多大的疑义"，"那时代的中国智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欧战以后，苏俄的共产党革命震动了全世界人的视听；最近十年中苏俄建设的成绩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于是马克思列宁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间最新鲜动人的思潮，其结果就成了 '一切价值的重新估定 '：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笔者按：胡适自己并不把英国的议会政治看作资本主义特有的制度）。
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玷污了。……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无论如何，中国人经过了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变化，文化评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会回到新民丛报时代那样无疑义的歌颂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洋文明了。 ""（张太原 『历史研究』杂志 /本文原注 略 编者）
其间，从二十年代开始的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若即若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实在是，几乎贯彻了中国革命的全阶段。最后的分野是，胡适和『自由中国』，奋斗成功，在偏安一隅中，实现了民主自由，而大陆上的中国人，正在继续为其自身的非自由主义选择，付出代价，且没有支付完毕之时间表。
于是，在两股思潮相互对抗的战斗中，挥毫维护自由主义真谛的人，非胡适莫属——他在四十年代自由主义式微的严峻现实中，呼吁人们重新对待和思考自由主义。他的文章情真意切，却不能逃掉劣币淘汰良币的法则。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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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挽狂澜于无效
我们来看看胡适的说法——
" 二战以后，世界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有人甚至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专制主义的扩张，胡适于 1947 年 5 月邀集北大、清华等学校的部分教授，组成 " 时论社 " ，希望对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问题，发表独立公正的评论。于是，他不仅写了许多文章，还在许多场合发表演讲，呼唤民主和自由。
5 月 18 日，他在《眼前 " 两个世界 " 的明朗化》中明确指出，由于苏俄与美国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愿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因此 " 至少在最近十年内，大概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 （《胡适全集》第 22 卷，第 689-680 页）
"8 月 1 日，他在中央电台以 " 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 " 为题发表演说，在介绍了文化自由选择、自然交流之后，提出世界文化的理想目标： 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生活的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他指出：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三百年来的大潮流，大方向，而苏俄用阶级斗争创造的政治制度，则是人类 " 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 " 他的结论是： " 所谓 ' 两个世界 ' 的对垒，其实不过是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集团，自己害怕自己气馁的表现。这个集团至今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这就是害怕的铁证！……要造成自由独立的国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满足 " （同上，第 687-694 页）。这篇演说还被《大公报》等多家报刊转载，影响很大。
" 一年以后，正是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的文章，并在北平电台发表 " 自由主义 " 广播稿。从文本上看，二者大同小异。其中谈到自由的本意是解除束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拥护民主，讲求容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尊重自由，才可能进行和平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他还说，反对党存在的理由有二：" 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 " （同上，第 727-728 页）这才是和平改革的康庄大道。" 胡适诚恳地告诉人们：彻底改革、绝对正确的思路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和专制主义。从世界近代史上看， " 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 （同上，第 739-740 页）
" 后来，他还应周鲠生、竺可桢两位校长之邀，分别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讲演。在武汉住了三天，他讲演十次，噪子都哑了。当地报纸说： " 他的讲演和他的清畅的文体，都可以表现出他的超人智慧和朴实笃学来，在今天中国我们有一个胡适，这是值得骄傲的。 " （《胡适日记全编 .7 》，第 718-719 页）在浙大，胡适的讲演也是盛况空前。竺可桢在日记中说： " 二点约适之在体育馆演讲，题为《自由主义》，听者八九百人。听者大部均驻足而立，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 "" （《竺可桢日记》第 1183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智效民 『胡适怎样当校长』）自由主义是不是在当时的中国，给出具体的出路，这个问题，是和共产党给出具体承诺，相反相成的；虽然，党的承诺是为了一次次的食言和一次次的改制和剥夺。（就像如今，自由主义，依然没有办法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议题，要靠整个全球化的统合和不统合，来加以解决。
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期望党的胜利，期望国，共两党之胜者，有所区别乎？这个区别，也是含糊不清的。只是现在的台湾，证实了国民党的许诺，孙中山还政于民的许诺，还是大致现实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还政于民，却在不自觉的倒退之中——国民党跑到共产党这里握手言欢，只字不提共襄民主，而是退回到共产党歪曲的 " 民生主义" —— 这是后话。）
我们要来初步考察自由民主思潮，是不是一种可以统合共产党思潮，马列主义，和毛主义。这个问题，简直就像小学生的数学运算法则一样简单。但是，这个简单如斯之问，却难倒了亿万国人于四十年代中叶以后。五十年代的到来，党，便中止了这个思考——人们小心翼翼地问毛，你们要实行独裁吗？
—— 是的，先生们，我们就是要实行独裁——毛强硬地说——于是，一切，结束了。
毛的语言和强调，是一个信号，说明，一切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一旦覆灭，无可再生。但是，究竟是谁，给了毛，这样理直气壮的答复呢？是其本人吗？不是。是一切来到北平共襄建国大业的有踌躇满志的民主人士及其智囊，诗人，报人，律师和其他民国精英。这些精英究竟如何对待这个昙花一现的新民主主义和毛式新自由呢？说来话长。我们还是要举证，做如是观，做历史爬梳。
左的思潮，陈独秀和胡适
五．四运动首次使得共产主思潮和民主，科学思潮相结合。所谓 " 马列主义一声炮响 " ，使得国人尤其是青年，失去了理智和热情的平衡。殊不知，马列主义的实质，青年们其实没有深究。而所谓民主和科学之涵义，他们也不胜了了，更毋庸说民主和 " 人民意志"的关系问题了——其观念导致了卢梭的民主 / 极权主义： " 普遍意志 " 说——科学，在极权主义指导下，也完全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技术异化的数字政治。
这方面的证明许多学者有言在先，其中尤为李汝伦先生的看法非常尖锐。我们姑且大量引用之，以做解颐之道。他说了几层意思。
一，五四时期的情形，首次使得共产主思潮和民主，科学思潮相结合。所谓马列主义一声炮响，使得国人尤其是青年，失去了理智和热情的平衡。殊不知，马列主义的实质，青年盟其实没有深究。而所谓民主和科学之涵义，他们也不胜了了，更毋庸说明民主和人民意志的关系问题导致了卢梭的极权主义 " 普遍意志 "—— 科学，在极权主义指导下，有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技术异化的数字政治。
五四近百年来，有 " 知 " 之士如李汝伦先生，就力排众议，做出笔者以为是中的之言—— 他的观点如次——
（一），关于国语。 "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
（二），关于思想方式，独裁和民主思维之区分。 "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 。。。。。。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 " 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 " 。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 " 不容更有异议 " 。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
（三）， "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 " 中国事事不如人 " （胡适语），中国应该 " 全盘西化 " ，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 " 全盘西化 " 为 " 充分世界化 " ，两者有区别吗？没有。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 " 西 " 。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l. 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刘半农、钱玄同）。 废除汉字： 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 ．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 ．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 " 汉字 " 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 ．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 ．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 这是从费字到废思想，压制思想的先声。
（四），打倒孔子和爱国主义云云。
“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后遗症新文化运动始于一九一五年，开始时主要是否定中国文学的诗文问题，至此才逐渐扩大，扩大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化运动，此前则不过是新文学运动。由以上各项可以看出，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的议论，已煽动起一批人，在社会上文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极像 " 文革 " 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学衡派极端憎恶攻讦中国文化的这类言行， 。。。。。。梅光迪说他们 " 日以污蔑祖国名誉，繁衍外人为事 " ， " 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为事 " ， " 要亡汉文 " ，实为亡民族。说他们 " 真非中国人 也 " 。 ”
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个大批判是不是有一点文革大批判的影子呢？这个文化运动，是不是一个专制文化之运动呢？胡，陈等人，五。四 时期，以偏概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之思维方式，是不是文革思维方式的先生呢？ 全盘西化，是不是不苏维埃化，不共产党化呢？这个党化文化，五。四，是不是一种 " 历史的先声呢 " ？ 。。。。。。
新启蒙还是新愚昧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违反了他一直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首次使得苏联共产主义思潮，和孙中山的共和主义思想兼容并包（其间，二十年代初叶，蒋介石亲赴苏联考察，他得出一个反苏反共的结论！），产生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生死与共又不共戴天——这个现象意志发展到三十年代日本的入侵。在抗日还是投降的关键时刻，国共表现出两党的不同取向。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合法化。在王晶尧先生等学生们对于蒋介石的抗议声中，成都等大后方城市出现了轻年投奔共产党或者坚持在后方的抗争——这个抗争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而这个爱国主义，又产生了两党对于各自建国方略不同的读解——很像大陆和台湾对于中国不同的读解。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共产党在苏联的指导下，期望达致的爱国目标和蒋介石根本不同。当苏联在战后雅尔塔会议上出卖了蒙古，上述反苏游行得以展开。
另一方面，一种堪称新启蒙运动的运动悄然开始。这个对于五。四启蒙之不彻底性感到失望的新启蒙，究竟是启蒙还是愚昧，是一个基本判断。
我们引用李慎之先生的文字，加以说明之。李慎之写道——
" 一年多以前，我以 " 革命压倒民主 " 为题给《历史的先声》写序的时候，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许多问题。但是反复再思考的结果，觉得至少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或者历史事实没有交代清楚，这就是在那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只提到一次的" 新启蒙 " 。
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 " 新启蒙 " 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为 " 新启蒙 " 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 " 路线斗争 " 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
" 现在我能找到的提到 " 新启蒙运动 " 的书只有一本，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 》 [2] 。在该书的第 11 编 " 文化领域的思潮与斗争 " 中第 7 章 " 新启蒙思潮的兴起 " 专门谈了这个问题，然而谈得也简单，一共不过 10,000 多字，然而总算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再就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中由左玉河编的第 4 章 " 新启蒙思潮的涌现 " ，给我们提供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几位新启蒙运动发起者倡导这一运动的 8 篇文献。其他的史料，我囿于见闻，实在所知不多了。
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 " 新启蒙思想的倡导者是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 " ，他首先在 1936 年 9 月的《读书生活》第 4 卷第 9 期上发表了 " 哲学的国防动员 ── 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 " ，开了头一炮。接着响应的是《读书生活》杂志的主编艾思奇，自称受了陈伯达的启发而在 10 月份的《生活》周刊上发表 " 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 " 一文，认为 " 五四 " 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务，因此在 " 九 . 一八 " 以后民族敌人的政治、军事、文化的猛烈进攻下，必须开展 " 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 " 的文化运动， " 这个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 " 。
" 。。。。。。用张申府的话说， " 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 " 。所有 " 新启蒙运动 " 的发起者都强调， " 新启蒙 " 是爱国主义的运动，是民主主义的运动，是理性的运动，是建立现代新文化的运动。而陈伯达则明确指出： " 新哲学（按：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 " "
这个就是新启蒙。这个就是共产党和陈伯达们的新启蒙。这个启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这个启蒙，我们将其说成是新反启蒙，新欺骗和新蒙蔽。中国剩下来的所有事情，就是实现国人的马列主义化。这个马列主义化，即可以容忍抗战，也可以容忍打击抗战的蒋介石武装力量。关于这一点，人们，尤其是海外的作者已经讲得很多，很对，很及时。这里的诡谲之处是，抗日这个大词，即可以启蒙于民族主义，也可以壮大就要灭绝的共产党，又可以给蒋介石一个抗日英雄的处境。
两股实力在对抗和较真。这个结局是残酷的。中共籍助抗日达到合法目的，胜利，很快转化为共党的胜利，等等。于是，马列主义取代民主和自由。全民回到超级蒙昧状态。抗战了，国，共共同提倡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他们的异同，成为历史的理论和历史的现实。而在上述引论中，王芸生先生参与了这个讨论。他所谓的理智和热情的平衡关系，扩展而言，就是人民和统治者，反对者，在当时，究竟是要 " 理智 " 地处理中国问题，还是要借助人民的 " 热情 " ，达到自身目的。这里的理智，包含清醒地估价中国向何处去，是建立强权政体，还是建立民主政体，其建立的手段如何，诉诸的方式如何。很不幸，当时的两党，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坚持武力解决问题；美国的东方政策也暧昧不明，他们在最后关头，撤除了对于国军的经济援助，而苏联乘虚而入，遂使得国家沦陷，共党易帜，极权主义政权，得以建立。
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一锅烩
我们先来引用四十年代新华日报上刊载的一篇奇文—— " 没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罗斯福总统在这一次再度当选后，发表声明说： " 我们已在战争中举行大选，这是八十年来的第一次。 " 他这样说，是因为恰恰在八十年前，美国有过一次在战争中举行大选的先例。
那是在一八六四年。美国的 " 南北战争 " 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正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时候，举行了总统的改选。大家都知道，那次改选的结果是林肯大总统再度当选。林肯在那时是美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团结的中心，他所领导的战争是为保卫民主制度的一个战争，所以在战时的大选中，他再度受到人民的拥戴。
这相距八十年的前后两次大选交相辉映，其意义，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 " 是向举世证明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 " ，而这种伟大的活力是经得起战争的考验的。
在八十年前，美国的民主主义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林肯大总统在那时未尝不可以用战争的名义，凭借他政治上的既成势力来拒绝或者拖延改选。但他不这样做。他知道他不该这样做，因为战争和国家是否还需要他领导应该由人民公意来决定；而且他知道他不必这样做，因为他对于民主和进步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已经为大多数人民所公认了。由不拒绝改选这一件事上，也就证明了林肯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和对民主主义的忠诚了。试设想一下，假如那时林肯竟拒绝改选，其结果会如何呢 ? 那么他就成了民主的叛徒，纵然还想恋栈不去，但人民是一定会远远地背离开他的了。
林肯的先例光辉地照耀着美国民主政治的历史。在八十年后的这又一次战时大选中，不仅总统要重新选举，又不仅参众议院中都有许多议席要改选，而且在四十八个州中间有三十二个州的州长要改选。像这样的大事大更动发生在战时，似乎是非常不利的。但是因为这是有民主制度的保障，以人民的公意为基础的，所以整个改选过程是非常顺利迅速地进行着。四五千万人同时静静地写下了他们的选举票，决定把整个国事交给为他们所信赖的人。
由这样的改选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不仅没有扰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妨碍反法西斯战争的进行，恰恰相反，是更加巩固了国内的民主的团结，使战争的胜利更加有了保障，——正如同八十年前林肯的再度当选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使民主进步力量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加速地来到了。
那些一口咬定民主制度绝不能适用于战时的先生应该虚心看看这种事实 ! 在这次战争中，各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议会中照常有着公开的辩论和对政府的责问，舆论上照常有着各种对于政府的人事机构政策尖锐的批评，人民照常有集会结社、选举罢免的自由，而象可以影响一国元首的那样的大选也仍照常举行。这一切都说明了，民主制度不仅是在战时完全可以适用，而且在战时运用得更加灵活，范围更加扩大了。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只有忠于民主制度，坚决地依靠着民主主义这 " 生命的活力 " 的人，才能够在民主制度下继续存在；反之，害怕民主制度的人就是背离了这伟大的生命的活力，而终于会陷于死亡的绝境 !
《新华日报》 1944 年 11 月 15 日 " 那么，新华社此文是不是懂得了民主，或者像李慎之先生所说，并不懂得之，抑或只是撷趣一段对他们有用的观念，为其所需呢？几个因素都有——我们如果通读『先声』，这个印象就会产生。我们在以前的文章里，援引了对所谓 " 人民意志 " 之运用，带来的二十世纪悲剧——纳粹，苏维埃，中国革命的教训——这个教训的总结，是在卡尔。波普的言论中流露的。他的观念，就是对于利用人民，做出警告。这里的分析是，民主， " 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 （见『二十世纪的教训』），而是给人民审视政府的权利。这个权利，蒋介石给了一部分——大公报，就有有限度的这样的权利。此为一。
二是，人民悬置的权利，如何在共产党鼓吹的民主中实现，党没有，也无法言及——他们只能指责国民党。他们相信，人民是反对之的力量。 " 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 " 。殊不知，人民对于如何考证共产党，手中有无民主保证和自由利器，当在完全没有把握之中。
三，共产党对于少数鼓吹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对于他警告出现苏联模式，不做任何回应。也就是说，人民，在所谓无限的归纳中，不知道无数次的喂养（蛊惑），实际上带来屠宰结果——这就是罗素所谓杀鸡哲学，经验归纳法的失灵——我们看到，国人像这些鸡只一般，不知道，不善于，也不愿意总结，鸡只，不会在喂养其百次后，发现，事情很危险。
四，党在激进地宣传，人民，站在他们一边了。人民革命，转换为人民民主的危险，就是人民独裁，转换为毛式独裁。 几年后，这个转变到了。
我们不知道今天来看党的民主，究竟如何一种评价和定位，至少，我们发现，任何拿人民做为借口的民主，不保护少数的民主，不赋予人民监督和唾骂政府的民主，都是民主之敌。
我们已经在前面叙述了 " 历史先声 " 者们的蛊惑。他们对于自由民主倡导的虚伪和扭曲。他们的延安生活本身，所呈现的就是反民主化，反个性解放，和反对对于等级和腐败的反对。 大量事实被当事人记载，研究和传世——像『野百合花』。
再是，他们反对国统区的不自由，不民主的言论，提倡人们起而反对。人们无法考证其反对的确实性和正确性。但是，被政治时尚冲昏头脑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耐性坐下来，区别一下我们一直强调的党文化和自由民主的根本不同。他们甚至没有像他们奔赴延安那样，有勇气直面那个红色首都的残暴。
他们枉顾这些铁的事实，就像他们批判蒋介石的独裁，而不承认蒋介石的民主自由之有限空间的释放和存在。他们不像蒋介石一样，对待东，西方文化，采取一种敬畏有加的态度，从而保存了民国文化——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的文化阶段——一大批从康，梁时代延续之的人物，如陈寅恪，马相伯，马一浮，吴宓，包括胡适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直接的延续。
而党，中断了所有这一切。他们采纳了看似激烈而可用的反对派口号，却完全忽略了那些口号后面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背景。他们的口号是一张白纸，一场真空和一次涂炭。换言之，民主，实在是在一种文化的基础上构建的——反对文化本身的独裁者，如何构建民主文化呢？ 。。。。。。 所有这些基本考量，学者们都浅尝辄止，不知就里。文化的浅薄导致政治的集权。这个逻辑，在历史和现实中，继续起作用。
王晶尧先生说过，四十年代中期，他在成都举办美国新闻处的抗战图片展的时候，就亲手高悬罗斯福在大西洋宪章里的名言——人类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个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一来，被爱国主义的抗战精神所包裹——二来，其实现，好像只是要免于蒋介石制造的不自由的恐惧，而未预见毛泽东将要制造的更大的无可免除的恐惧——虽然，关于蒋介石那里的民主问题是多少，毛那里是有无一言，已经有人提出。 。。。。。。
我们看到，上述事实，是自由主义历史上极为独特的一面，也堪称中国特色了。
这个特色有无值得肯定之处呢？完全没有。其价值取向是荒诞和错误的，而其结果，则是极为惨重和血腥的。共产党没有任何可能将言论自由，反对党，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等等民主要素，包含在 " 新民主 " 和 " 新自由 " 中。他们呈现的现实其比理论阐述，更有说服力——工人，基本上是他们批判的剩余价值的载体。农民，则是无法跨出人民公社的集中营农奴——他们没有实现他们所说的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结合——他们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初衷，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被扬弃，否定，抛弃，他们夺回农民的土地，或者，按照他们现在对于工人的剥夺，再次兼并和掠夺一次农民。他们正在这样掠夺。
于是，理论上，结合资产阶级土地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意义上的证伪。
这个现实和国人的专制历史相互联系，甚至摒除了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某种皇权和外戚，宦官势力之间的制度 " 治衡 "—— 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言，而完全被毛一人，一头，一体操纵之，成为一个连封建法制也荡然无存的政权——更不要说，他毁灭和打倒了中国千年的，珍贵的，也许，也是属于封建的文化，道德，风习甚至城市本身。 他们拆毁北京，南京，西安。。。。。。。
虽然，所有这些党文化，一开始，是和马列主义原教旨主义结合的，但是毛，从来也没有像马克思敬重但丁，和列宁敬重托尔斯泰一样，敬重他的文化前辈。而对于自由主义的曲解，在其 " 反对自由主义 " 一文中，已经表露无遗——他的反对，一是贬低了这个主义，二是贬低了他本人——因为他眼睛里的自由主义，根本是他本人根据 " 想当然 "，杜撰出来的党文化批判，和洛克，孟德斯鸠，穆勒，边沁，。。。。。。完全无关—— 可惜，他连严复的 " 群己权界 " ，也不胜了了。在此党文化主导下的假民主和伪自由结合的历史中，国人中的精英，大学者和小学者，一概忽略学习民主自由 ABC 的必要。
如果他们告诉国人一个基本尝试 / 常识，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之融合，就是服膺邪恶，为虎作伥，中国的历史，就没有人民革命和文化革命了。
错误的惯性，历史的误读，悲剧的重演，都是可能的，也许，是在所难免的未来——党文化和民主自由互为结合的虚妄倾向，一直延续至今。人们，今天，不是还在讲党内民主，党治下的政治改革，某个党人，成为变革大师，成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吗！不是还在讲 " 两头真 "—— 这个党文化 " 变形记 " 吗？
记得李慎之先生说过，党内民主，是与该党的立党之本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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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打着红旗反红旗”说起
——兼议李锐和陆定一
刘自立
文革四十年了，关于文革里“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引起人们的讨论。一说，这个反对方式及其内容是人民文革；一说，这个反对方式本身，是把红旗奉到高位，把毛供奉到高位，无形中抬高了红旗或者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神位，是得不偿失的（大意。如徐贲先生在法广电台评议“人民文革”）。于是，四十年后，是不是应该对这个革命或者反革命概念做出一种澄清呢？我们以为极为必要。不仅对于文革的反思十分必要，而且这个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牵涉到如何评价现在人们对于许多中国革命问题或者中国反革命问题的反思（邓小平认为“文革不是革命”——他的这个看法很对）——之所以说革命是反革命，这个说法本身也是一种反思，是全世界经历过革命的人们的一种反思——比如说，人们把向中世纪倒退的“伊朗革命”称为革命；同时把民主的人民起义，也说成是革命。我们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是虚妄的，有人跑出来反驳，说这个人民革命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印度，印尼也是人民革命；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概念限定，二印的革命是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意义框定的人民革命，就是毛，列下的人民革命，其实是民粹暴力和法西斯杀戮。
“反红旗”一说，是不是一种进步的革命选项呢？相对而言，我们认可其中某些积极因素，同时，对于这个极为有限的反对方式做出大致的否定。其中有几个关节点，要加以说明——
“反红旗”，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无奈和模糊的思想定位。这个思想定位，移动到1949年——1966年，证明之一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以极权主义思想洗脑为特征的，思想国有化时期。这个思想国有化的定义说明的，是中国整体之思想状况，并不排除一些特殊的思维认识，和这个可悲的局面保持距离，甚至有某些反抗和不合作态度者，如陈寅恪等人的不合作态度。但是，二，这个异类的确实存在，并不能说明全国上下被毛思维一律的严酷现实。不是到处出现，继续出现类似先秦和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兼容并蓄和自由言说之局面，事实完全相反。三是，反对派呈现的第二种忠诚本身，的确歪曲了“原教旨”本身。毛主义本身，其实质，是无原则实质和机会主义实质。也就是说，第二种忠诚者，是在自身歪曲的判断中产生幻觉，以为这个毛主义，就是那个毛主义；有着它本身不可歪曲的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他们自己的“我注毛经”，是完全荒谬和一厢情愿的。这个悲剧到处发生。
与之相对的论证是，毛的思想国度里没有与之对峙的反对思维，没有由反对派实体产生的体制外思维，也没有或者不允许反对者存在，更不要说反对党。这样一来，反红旗，必须要在红旗的总原则之下方可以“合理”出现，否则，其出发点本身就会被绞杀。其间，出现过一些毛和党朝三暮四的蛊惑性宣传。（这些宣传，包括由他们接过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在后文里要斥责李锐以为的一种观点——他说，以舆论一律，思想钳制为能事的中宣部及其前部长陆定一，是这种百家和百花的，几乎是首创者，或者与毛一起，成为这个言论自由之定义的1950年代的拥护者，首创者。）换言之，对峙于毛式思维及其宣传的有力阵势，应该是自由主义和民主监督制衡的普世原则。对这些普世原则的呼吁，在1957年确实短暂出现，且以中国人的语言将其加以描述论证，如轮流坐庄，不要搞党天下等等。57年以后，这些来自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潮完全被扼杀。人们经过不长的十年洗脑，已经基本上淡忘记了上述言论。不但忘记，而且将其打入思维之地狱，使之万劫不复。这样，在继续整肃了稍微带有一点点铁托和赫鲁晓夫色彩的刘，陈（云）思维以后，毛，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径地掀起思想，文化虚无主义的文革。屠杀等破坏举动，已经不受基本价值观和良知，良心的丝毫钳制和抵御。
我们所言文革思维黑洞里出现的“反红旗”，已经没有任何思维和理论的价值，没有道德和常识的价值，没有人文和文化的价值。这个反红旗中的任何内容，其实，迟早会蜕变为毛之机会主义宣传诱惑的一个附庸。比如在文革中，工作组问题上的争执，就既是毛主义——他认可派出工作组；又反对工作组——也是反毛主义。前此，“八大”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而毛在“八大”没有反对。那么，反对文革的毛式第二种忠诚者，就以“八大”为原教旨，反对这个文革。但是，这个“八大”，其实也是毛的一种选择，一种权益之计。如果反对之，就该对整个党文化进行反思。“九大”，就更是一个笑话。他们给刘平反，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反对和否定“九大”，也不可能把林彪事件和对“九大”本身的评价相联系。换言之，刘少奇是要平反的，林彪是要批判的，而“九大”，是要肯定的。还有反苏问题。反苏，不是后来反修的涵义，整个颠倒。所以，毛之语录几乎和原始的其他教义一样，可以做出很多截然相反的诠释。反对者迎合之——如文革之蒯大富，就成了功臣——同一个老蒯，因为跟不上战略部署，又成了阶下囚。我们已经多次重复这个例子。幻觉在起作用；向往天堂的幻觉跌入地狱——可是人们还是强辩说，这个是锻炼意志的“灵簿狱——炼狱”；我们青春无悔了，黑土地，黄土地了。更有甚者，那些高唱第二次文革者，没有闹清楚他们面对的是毛的阶段论，相对论，悖论，马基雅佛利论，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原教旨。这个思维用他们的话说，叫做辩证法。
这样一来，单纯的人们就无法辨别真伪，错把毛的一个策略，一个动机，一个诱惑，当作全部主体之思维，跟在后面。他们的做法好像表面上有点路德风范。我们在史料中看到，最终惶惑而言“上帝是不是魔鬼”的路德，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他的反对原则是，圣经和教会的不一致！这个传统后来被现代宗教解释者解构了。（他们说，宗教语言无法和科学定义等量齐观。是所谓象征和诗性语言——我们前此说过，恺撒和上帝，是无法并和在一个语义系统加以整合的——也就是说，上帝的，这个“的”，是形而上，恺撒的，这个“的”，是形而下。）毛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体的。你可以说他1956年的“是”就是不是，就是1966年的非。反之亦然。至于确定这个是非的原则，也无出处，更无旁证，是毛自己确立的，叫做前无来者，还看今朝——像利奥塔一样追踪宏观叙述的源头，是要吃亏，是要冒险的。我们1966年是小孩子，以为发现了马列教旨可以做救命稻草，原来，稻草就是稻草，无法救命。毛遮蔽我们当时崇拜的巴黎公社的全部真相，且在文革以前就在此课题上大做文章。于是，这个信息传到我们耳朵里。其实，后来看看，马克思也是主张投降凡尔赛的；更毋庸说公社的暴力遗产。
遇罗克了不起！但是他说要讲“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但是，这个“唯成份”，难道可以不讲吗？八旗子弟难道可以变成小民百姓吗？重在什么表现？反对毛吗？。。。。。。都是“反红旗”无奈之局限性做出的无奈推论。
又比如，中共现在不骂托洛茨基了。但是，他们至今不会说这个托洛茨基痛骂了苏联，痛骂了斯大林，痛骂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托洛茨基的伟大在于他最后回到西方式价值，反对“只有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指社会主义）”那样的价值；虽然，他还是区别列宁和斯大林。列宁为什么没有能力把“粗暴”的斯大林加以钳制呢？很简单，他不设立一种监督制衡机制——而二月革命和克伦斯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是不行的。只有另辟蹊径。
一个文革研究者对笔者说，要发明一个我们自己的词汇，概括文革。苏联有了这个概括——“古拉格”，我们没有。她说，受难者，是一个概括。我觉得还要有一个迫害者——二者相辅相成。这个迫害者和受难者，都是很复杂的问题，甚至二者兼顾之，如刘少奇。所以，站在党文化，文革文化以外来确立对于文革的总结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词”，没有索尔什尼琴这样的天才和勇气，我们至少还可以搬动一些普世价值来分析文革，而不是钻到那些红卫兵小报里面，重复毛式思维和前此所言，罔顾毛式机会主义的存在，一味纠缠于是不是原教旨，是不是“红旗”。当然，我们不能蜻蜓点水，而恐惧深入那个非文本的惨烈现实，文革现实。我们只是重复阿论特的话，恐龙思维中的共产主义者和原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反对，是无效的，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没有桎梏外的思维——就像造反派统统要爬上王洪文式的统治地位一样，失败者和胜利者的一致前途,就是胜也王洪文,败也王洪文吗！当然，很多造反派是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的幻觉是，他们的失败带来了真理。其实，他们的失败，什么真理也没有。
于是我们从文革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转到这个思维的延伸。这个延伸就是我们说的，以党的文化反党——其实，二者殊途同归，不俱任何前途。以党的文化能否反党呢？能。或者说，可以产生有限的结果，就像“反红旗”那样，可以反对，但是，没有前途，最终是被反对者吃掉，或者自己吃掉自己，或者转一个圈子回到原地，回到出发点，回到党文化本身。这个思维同样呈现出某种恐龙思维的特色——也是原共产党对于共产党的所谓反对。他们是党内派别。党内派别的前提，依然是“党”。这个党很快就滑向毛。所以，虽然他们一辈子或者拥毛，或者反毛，其实都是毛的龙钟或者毛的跳蚤。之所以如是言，是因为看到一篇李锐纪念陆定一的文章。（见『炎黄春秋』7月号）说是为陆氏百年冥寿而做——『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
读者可以阅读原文，以察其奇，奇文共赏。
此文逻辑脉络是，党是拥护毛的。所以，毛无论如何怎样是不可以动摇其神圣地位的。此其一。
二，马克思主义是好的，是后来人不好，不懂。
三，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以动摇的，虽然，可以放『河殇』一马。
四，文革是好的，造反派是好的，毛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不要极端，“极端造反派”不好。
五，社会主义是好的，我们没有搞好。
。。。。。。于是，在把这些红旗再度高高举起一番后，陆氏开始汲纳毛文化，党文化以外的一些元素。如，一，他考察过社会民主主义。说是，究竟是北欧的假社会主义为真，还是中国的真社会主义为假（见原文）。
二，说，马克思对在当初，后来不对了，美国没有革命基础，工人都富裕。
三，中国革命很对，毛的易帜没问题，是1949年以后的问题。
四，究竟施行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陆氏说，这个无所谓。
五，文革被人拥护可以理解，“他们是农民”（估计指中共官僚），很忠诚。
六，至于是不是毛不受制衡监督，陆氏几乎不言语，只是说，李锐们，项南们主张之正确。陆氏如何发挥之呢？他本来就对此失语——李锐，项南如何主张监督制衡，如何理论之，操作之，不胜了了。其实，这个问题康生一言蔽之，什么民主，集中才是要义。
。。。。。。
我们也许不必要引证原文。我们的意思是，陆氏也好，其他人也好，他们的思维方式反映出一种思维范式——有学者对范式做出解释：“。。。。。。政治家们同样发现，一直到长期观察而积累起来的压倒性的证据显示事实并不附和假设，他们都还无法拒绝一个主流范式（PARADIGM)。”(『革命与反革命』彼得。卡尔佛特）这个范式的内核，就是抱残守缺——人们辩护之，说，这个方式就是用党文化反党——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我们的看法大相廷径。这个看法轻言之，是“戴盆何以望天”，重言之，就是水火相容，黑白颠倒。从这个党文化的大前提里，人们无法跳出党文化本身的羁绊和囚笼，戴着镣铐跳舞是国人讲究艺术的说法，这个说法的政治版毫无意义，甚至还会给本来处于劣境的某种毛式文化以戚戚之望。具体说，究竟北欧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道理很简单。那里是西方政治模式的普通版加进一点社会民主主义。这个社会主义版，是有反对党，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市场经济。。。。。。除此之外，他们是高福利——教育，医疗，寿险等等。这些具体做法超越了公正，平等还是自由的哲学论争。笔者去北欧时，中国使馆官员向我们讲述了他们惊人的福利待遇。记得王震访英，也说过，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话。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在必要关头出动坦克。
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看来陆定一不胜了了。现在一些追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最为重要的发现是，马克思一开始就错了。他是他那个时代的错误——也是他以后时代的错误。我们论述过这个问题（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简单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和当时的自由主义几乎并生而存的。马克思把市场规律说成是价值规律，造成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诞生和全部误证。暴力革命前景的模糊，使得马克思罔顾他的前人所讲之政治模式的预设，三权分立，财产保护等——没有政治预设的革命只能带来恐怖（阿伦特）。马克思在证明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发明的，俄罗斯可以跨越资本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说，更是列宁用二百个暴徒冲击冬宫的，伪善和投机行为，投机理论的前导者。陆氏本人也没有说明，毛也好，前期的陈独秀，秦帮宪，张闻天也好，他们对于世界上已经出现的人类良好政治模式的逃避和无视，只是跟随苏俄模式，此致命误断之危害。最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种祸国殃民；而最坏的专制，蒋介石的专制，则仍旧是民主和自由空间尚小，尚窄的问题，不是有无的问题。这个事实人们反复在说。所以，把上帝和魔鬼并置的思维方式，就是陆定一的方式，也许，也是李锐们这些党内改革派的方式。他们藕断丝连，难以割舍；朝闻夕弃，不一而终。
我们在讲述苏俄反对派的时候说过，索尔什尼琴们，帕斯捷尔纳克们，甚至萧斯塔克维奇们，他们的文化根源是俄罗斯文化和宗教本身。他们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和党文化，本来就有天上地下之大区别。人们看到，这些反对派的文化政治出身，或者是东正教，或者是斯拉夫主义，或者是托尔斯泰，或者是柴可夫斯基。他们的普列汉诺夫，对于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观察，和陆氏，李氏，对于中国革命——或者反革命之观察，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再讲一下，民国文化的继承和复兴，多类似俄罗斯反对派对于苏联前时代之文化观察，他们没有切断历史，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蒋介石至少表面上有所敬畏于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毛呢？无法无天。。。。。。胡适，鲁迅等人的批判精神，各有来源，却不是来自共产国际，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他们的同辈，如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评介，说明了他们的源流和衣钵。他们不是延安精神的丝毫染指者。所以，指出陆氏们既不是民国文化，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更非西方和俄罗斯正统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承传者，很重要，因为，时间进展到21世纪，这些党国大佬还在吹捧党国大佬，吹捧党国文化，真像马克思所言，我们发现他们屁股上还是贴着党的印记，所以哈哈一笑，跑开了！
- posted on 07/27/2006
Zili,
Thanks for discussing this serious matter with me. I think part of our difference came from my literature background and appreciation of greater sympathy as the necessity for a great writer. Each generation has its limitation and great characters of its own.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which element of thought is closer to truth or "right" is one thing, and which historical character has merits and is respectful is another. People holding conflicting ideas could be both respectful. In my view from literature respect, 卞仲芸，王晶尧夫妇和刘克林以及李慎之 are all heroes in the great drama and tragydy, and both they and 王芸生 and some other famous scholars of that time are respectful characters. The teachers of the days may seem conservative and the students may look radical, but they are both groups of people with ideas and sincerity in seeking the truth. They are far better or outstanding than the rest of their peers who did not care about ideas at all. In retrospect, I would rather hold both groups as respecful heroes than saying one group is smart with wisdom and the other is stupid clowns. One pitfall in seeking historical truth or rightness is mechanical logical evaluation. I saw some people argueing that corrupt officials in a bad system are far better than incorrupt officials, based on the logic that incorrupt officials postpone the downfall of the system while corrupt officials made the system broke sooner. This kind of arguement completely turns things upside down and is harmful to our morals. While your effort in analyzing elements of thoughts and display what ideas caused us a great trouble in history and what ideas we are lacking and need to stick to is a great effort, it is not necessay to picture some of the pioneers as pitiful and laughable clowns. If there is any group who may seem laughable in retrospect, it is those who refused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1930s and 40s inside China but later on went abroad and became friends of Red China in the mid of 1970s and sincerely cried over the death of Chairman Mao. Even for them, I have to give some kind of sympath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s oversea Chinese put too much love in motherland and mistook the Party as the nation. - posted on 07/28/2006
细读此文，自立宝刀依旧锋芒，这个很重要。
一个偌大的中国，不只是无法摆下一张书桌，一张可以静读圣贤书的书桌，就连书本
本身，也面临灭顶之灾。一代代有书不读者，一代代有书不可读者，一代代根本变
化读书方式者，一代代读书无用或者实用论者，跟在一次次革命，文革，运动和屠
杀后面，不知所运，不知所措，甚至成为帮凶，帮闲和准屠夫。
我喜欢自立的语词，有诗的力度，有内质！
我们看到，在整理和呈现所有这些资料的同时，我们不得不为国人的宿命做出悲鸣！
因为，就像西方一些哲学家所说，二十世纪的灾难，是由知识分子造成的（卡尔。
波普『二十世纪的教训』）。
怎个从哪个角度来说，是发端，还是背后的帮凶？
或者是无奈的一帮机器零件？
纪德──他的『从苏联归来』警醒了一代人，使之认清了共产主义苏维埃的真面目
──之外，几乎无人对于整个世界的负价值做出批判。 （我们刚好关注到新近出版
的『蒋介石日记』。老蒋在二十年代访苏归国后，马上批判苏联──这个历史，值
得注意！）聂鲁达，艾吕雅，罗曼。罗兰。。。。。。一大批斯大林的拥护者，就
像法国的 1968年人一样，对于这个负价值思潮及其政权歌功颂德，戴盆望天。这个
思潮，这个思维方式，严重影响了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大公报的前期报道，
就有曹谷冰先生对于苏联枉顾事实的吹嘘。那是在三十年代。更早一些时候，大名
鼎鼎的张季孪，也在歌颂列宁。
这里有个科学的基本精神，就是客观，一种理性的“观察”能力。
某些情况下还得添上“自由”。
2 ．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信息年代，英文新创生（或世界各语言创生
，英文拼音易纳）日以百千计。中文汉译根本跟不上，就是已有的汉
译也多掘劣不堪，比如希腊神名，外国地理名称和动植物名等。。。
Andromeda这么美的一个古词在汉语没法传译，这个名称已繁衍出十
多种新的命名（著作、天文、植物、人名等），汉语的维基根本就
不译。
昨天查Andromeda，安德羅墨达？
http://zh.wiktionary.org/wiki/Andromeda
而英文的在这里：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dromeda
&&
强硬的汉译（音译）必定限制信息的传递。况且以我的感觉，虽然外
语不能比汉译留下深的记忆，但要是好的汉译才行。另外，在了解外
文的前题下读外来语杂乱的译名才能会解。（我想到八十年代的一些
译丛，直到九十年代底我才算真能解译，因为知其外语）。
这么说，汉语中保留罗马字母，无论是英、法或是拉丁语字汇，象日
语做的那样，势在必行！
一点新思绪，与自立商磋。
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违反了他一直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首次使得苏联共产主义思潮，和孙中山的共和主义思想兼容并包（其间，二十
年代初叶，蒋介石亲赴苏联考察，他得出一个反苏反共的结论！），
好象是出于国际形式的不得已，孙文二次革命是违宪的。
那时孙文已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理想主义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
者了。
这里的分析是，民主， " 不是人民当家作主 " （见『二十世纪的教训』），而是
给人民审视政府的权利。
这句顶好。看来波普很重要，被我忽视掉了。。。
- posted on 07/28/2006
当事人说我当时是真的，这说法里含了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对当时的行为和认识
的社会价值的判断，另一部分是自身心理真诚性的肯定。后来的旁观者批判说，你
们当时的认识和行为的社会价值判断是错的，所以你们当时的心理也是不真的。
某个信念有真诚献身的追随者，并不能说明这个信念的正确。反过来也一样，某个
信念不正确，不等于追随者的心都不真诚。
此一时彼一时，后人对于前人的判断，再正确也不过是抛开参与性的旁观而已。如
果这个判断的态度和语言不属于一个传统，判断容易隔靴搔痒。而如果用的是同一
种语言和态度，则不过是同一种心理的不同表达而已。
所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黑白泾渭，只存在于带有偏见的人眼里，无论是批判者
或被批判者。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 posted on 07/28/2006
任何有思想的人，都可能对于他生存的那个时代产生很多想法。
前瞻或反思都是一种积极和贡献。但做某种判断甚至站在一种
审判的高度去下结论，就有可能未必达致终极，很可能连全面
和妥帖都动摇了。若认为自己身在此山中还识得庐山真面目，
而将自身旁观者和研究者的身份，转换成了控诉者觉醒者，很
可能平添了自我的愤怒而于事无补于社会的发展规律无补。因
为俗世，和俗世中的人，是以自然状态变迁的，而非按道德标
准所设计。以为自己看到甚至占据了道德等普世价值的制高点
最终痛苦的只会是自己。
文字，若被读出了愤怒，是文学，不算史学。 - posted on 07/28/2006
zxd wrote:
Zili,
Thanks for discussing this serious matter with me. I think part of our difference came from my literature background and appreciation of greater sympathy as the necessity for a great writer. Each generation has its limitation and great characters of its own.
其实“每一代问题”横向一下就漏了馅了——我的意思是，2，30年代，他们眼光不行。没有完成他们一代的思索。
Philosophical analysis of which element of thought is closer to truth or "right" is one thing, and which historical character has merits and is respectful is another. People holding conflicting ideas could be both respectful. In my view from literature respect, 卞仲芸，王晶尧夫妇和刘克林以及李慎之 are all heroes in the great drama and tragydy, and both they and 王芸生 and some other famous scholars of that time are respectful characters. The teachers of the days may seem conservative and the students may look radical, but they are both groups of people with ideas and sincerity in seeking the truth.
这个问题牵涉到我的老爸。但是不客气说，这些英雄太幼稚了。我说的读书问题是一个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没有解决，所以无法理解很多现象，历史，思潮，就是毛夹民主。这个是魔咒。正直的理想主义的品质不能取代智慧。古希腊人说智慧，智者，不一样。我们这里没有哲学，只有激情，狂热。
They are far better or outstanding than the rest of their peers who did not care about ideas at all. In retrospect, I would rather hold both groups as respecful heroes than saying one group is smart with wisdom and the other is stupid clowns.
这个就是中国致命症结。现在还在延续。余杰和丁子霖说，要在法律层面解决，不要政治化——这个呓语，就是我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党文化反党，是和你说的BOTH有关。这个党文化今天表现是这样；昨天，就是我说过很多次的，阿克顿的：把人们带进天堂的努力让人们下了地狱。
胡适这样的人就清醒得多。1948年他就一针见血，但是国人置若罔闻。
One pitfall in seeking historical truth or rightness is mechanical logical evaluation.
哈耶克其实就是反对真理说，绝对说，从哲学王开始的帝师合一，反拨拉图者就反对的。这个哲学王后来成了毛导师，极权。祸根在此。但是，我理解，要排除人们认为一个人是真理，一个党是真理这样的说法，就要营造一个排除真理强权的事情环境发生。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就是讨论，争辩，多数少数。这个环境避开了真理——后来是不杀人不是真理。
不是吗？
I saw some people argueing that corrupt officials in a bad system are far better than incorrupt officials, based on the logic that incorrupt officials postpone the downfall of the system while corrupt officials made the system broke sooner. This kind of arguement completely turns things upside down and is harmful to our morals.
这个润滑剂说其实八十年代就在。
还有人说，没文革，我们就金正日了。这个话好像也有些道理。这是历史的如果。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变相存在。他们说，现在崛起了，以后民主。。。。。。看看以后人来吃苦果吧！
他们会说，“如果”不是当时支持中国——但是，历史没有如果。
是的，如果他们西方，美国，没有豢养出一个巨大的共产主义恐龙，他们不会遇到这场未来的不可想象的对峙，新冷战和原子战争。他们够吃一阵了。
但是，现在他们也说，没有如果。他们继续着，连个网站的民主也无法规矩。
。。。。。。
以上拙见和朱君讨论，指正之。
谢谢。
- Re: zxd,鍐嶈创涓ゆ枃锛岃璁� 涓ゅご鐪� 鈥曗�曘�庣孩宀╁効濂崇殑鎮插墽銆�/銆庝粠鈥滄墦鐫�绾㈡棗鍙嶇孩鏃椻�濊璧枫�忋�傛寚姝ｃ��posted on 07/29/2006
‘从五四说起’是个好题目。
五四把西方的两个东西介绍到了中国的思想界，一个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是个人自主意识。前者被共产主义极权运动继承发扬，在中国到了文革发展到顶峰。后者由于战乱一直没有机会发扬光大，内战结束后不久，在1957年前后被严重压制，又在文革中被打得粉碎。以致于五四以来快一百年了，中国人仍然处于意识危机之中，没有能够实现五四先贤们希望见到的世界观改造，中国的国民也一直是跟阿Q一样没有个人自主意识的人。 - posted on 07/29/2006
自立，
谢谢回覆。
完全理解并赞同你对思想史的梳理和分析评价，只是不能苟同你对历史人物的点评。对你的父辈及李慎之，完全不必如此苟责。其实，刘宾雁早就对我说过，当他奋力猛批现行体制时，李氏尚未拿起批判之武器。可是，毕竟后来李氏回归到自由主义，比刘氏走得更远。至于说到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完成他们那一代的任务，难道你我这辈以及更年轻的一代就完成了么？就凭这个网站上前不久的争吵谩骂，又何颜指责30与40年代的进步青年？
总之，修思想史与写人物论，可以当一件事来做，却根本要做两回事处理。任何历史年代，只要曾经生活其中或有完整了解，就不难真实把握个中人物的品质优劣。无论国共两党之争如何激烈，思想如何对立，双方均有小人与君子。切不可用两党的历史“功过”，千秋“是非”，来划定一方人物为英雄君子，另一方为小人孽障。否则，即是用党文化批判党文化，以麦卡锡主义批共产主义，永远不得自由解放。望君明察。 - posted on 07/30/2006
相当同意楼上
对于肯思想者，绝大多数人都是怀着敬意的
但这种敬意也可能赋予了某种真实真诚勇气：
精神的和道德的高度（特别是向度），
并不能自然提升客观冷静科学的纯度和高度
本人感动于自立先生的探索精神
但很为他的治学态度中的某种执着担忧
思想探索需要执着更需要超然
太耿耿于怀，容易成为偏执
偏执是容易影响成就的
zxd wrote:难道你我这辈以及更年轻的一代就完成了么？就凭这个网站上前不久的争吵谩骂，又何颜指责30与40年代的进步青年？
总之，修思想史与写人物论，可以当一件事来做，却根本要做两回事处理。任何历史年代，只要曾经生活其中或有完整了解，就不难真实把握个中人物的品质优劣。无论国共两党之争如何激烈，思想如何对立，双方均有小人与君子。切不可用两党的历史“功过”，千秋“是非”，来划定一方人物为英雄君子，另一方为小人孽障。否则，即是用党文化批判党文化，以麦卡锡主义批共产主义，永远不得自由解放。望君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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