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
历史研究者余英时博士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最近，余英时院士荣获“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成为华人世界的一大新闻。因为该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JohnW. Kluge）资助下于2003年设立的，其目的在“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奖）。据说该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只要在人文研究范畴，包括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即有机会获奖。2003年第一届克鲁格奖颁给了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2004年是由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和法国哲学家里克尔（Paul Ricoeur）获奖。2005年则没有获奖人。
我们在为余英时院士高兴之余，同时也看到他在就此得奖而回答记者采访时，体现出对于欧洲乃西方历史的相当陌生乃至重大错解。例如他在解答《凤凰周刊》的提问时，就进行了不少错误的论述。下面略举三例。
例如1：“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的论述，与事实对照，时空错落了一千多年。
我们知道，基督教的逐步兴起，并非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中古以后”，而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一百五十年的公元311年4月。这时，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与加勒留（Galerius）共同颁布《宽容敕令》（The Toleration Edict of Galerius），停止迫害基督教会。312年，君士坦丁一世与马克西米安（Maximian）之子马克森（Maxentius）争夺王位，在米里维安桥（Milvian Bridge）边展开决战，决战前，君士坦丁一世看到西沉的太阳之上有一座十字架，写着光芒四射的希腊文“In Hoc signo Vinces”，意思是“靠此记号，就必得胜”。第二天10月28日，君士坦丁一世命令所有士兵穿上十字架标记的军装，果然一战得胜，成为罗马帝国西部的统治者。于是，罗马帝国在西部对教会的迫害立即停止。313年，君士坦丁一世与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者李锡尼（Licinius）颁布《米兰敕令》（The Edict of Milan），使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信徒享有平等权利。314年，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失和，战火重燃，东部统治者为争取异教（Paganism）支持，而重新迫害基督教会。323年，李锡尼终于战败，翌年被处死刑，君士坦丁一世统一了罗马帝国并颁布一系列谕令，给予基督教会以特权。324年，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在尼西亚（Nicaea）召开，史称“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此会议不仅解决了亚里乌派（Arianism）的异端问题，并制定了《尼西亚信经》（The Nicene Creed）。罗马太阳神教（Mithraism）开始走向没落，其不少内容被新的国教即基督教消化了，甚至原来被列为罗马万神殿（Pantheon）崇拜对象之一的波斯太阳神（即光明之神密特拉[Mithra]），其诞辰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原是异教徒节日（在罗马历书也是冬至农神节期），也被改头换面为耶稣基督的圣诞节（Christmas）。崇拜太阳神的异教徒原来是把这天当作明春的希望、万物复苏的开始，因为日照最短的冬至日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意味着 “太阳死去”，到二十五日正好是“死后三天复活”，与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似乎一致。
此后罗马帝国虽然日渐衰弱，但基督教却蒸蒸日上。九世纪以后，北欧本土也迅速基督教化了。北欧人接受基督教，不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年）对撒克逊人（Saxon）、基辅（Kiev）大公弗拉基米尔（Prince Vladimir）对斯拉夫人（Slavs）所做的那种强迫施洗；北欧人是自愿归化。其前兆表现为，北欧诸王都乐于采用基督教文化中的通用名字，然而正是这种“过分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致使北欧古代文化迅速消亡了。
事实上，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是把话说反了。应该修正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衰落”。
至于说余英时院士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更是离谱、走板。应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注意，是“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而不是“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罗马帝国崩亡”前后，得以确立的价值观恰恰是反抗理性人文精神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例如2：“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
例如3：“基督教教义中的‘信望爱’和希腊的人文理性相结合，从而形成西方文明的内核。如果历史地看待，希腊精神和基督教精神，有时候二者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是敌对的和相反的，但是从某个角度看，他们又是一体的，是西方文明的不同面相。”（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此话把基督教等同于希伯莱文明，大谬也。
一般西方历史的研究者们都承认所谓“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的互相影响，交织成就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但却很少有人使用“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这样的表述来描述那段历史。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两希合流”即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互相影响的结果，基督教本身并非希伯莱文明；因此 “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无法构成二元。实际上，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有相当部分是重叠的，而希腊文明与希伯莱文明才构成二元。在这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是不能成立的。这还因为基督教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明显是希腊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就是诞生在希腊文化中的，怎么可以说是一千多年以后的后来，“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才“走向了结合”的呢？
如何纠正余英时院士这个错误呢？我认为，合乎常理的说法应该是：“基督教文明和异教文明走向了结合”。因为基督教自从诞生之日，就和异教同在希腊文化中活动。这在使徒保罗的书信中是一目了然的。
余英时院士的再一个误读是：基督教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也不是发生在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十二、三世纪”，而是要早上一千年，在二、三世纪的早期教父时代就发生了。最后形成了基督教神学。不论是先行的希腊教父们还是后起的拉丁教父们，都是熟读纪元前后希腊罗马的理性主义哲学的。
至于十二、三世纪，则是基督教经院哲学成熟的时代，不可被误读为“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东西方教会的分裂（1054年）、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 and war in Palestine，1096─1271年），都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角力的背景。最后，希腊语和拉丁语谁也无法征服同化对方，导致罗马帝国的永久分裂。
前30年，屋大维建立元首政治（Princeps），至公元193年结束；然后“三世纪危机时期”绵延到284年，这时历史教衰微，基督教迅速发展，世俗统治的危机深入；284年至476年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转为君主制（Dominus）。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243─313年）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280至337年）是代表人物，神权政治正式登场。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与罗马开国者同名），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都，多活了一千年，存在到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大批学者逃亡西欧，把希腊文化带入西欧，促进了西欧神权政治的解体和文艺复兴，构成一个“死亡了的文明整合世界”的范例。
我们知道2006年度和余英时一同获奖的弗兰克林，现年91岁，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本身为非裔的弗兰克林，对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但这却使我们想到，今年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莫非是用来专门安抚非白人少数民族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何美国的主流学界会挑选余英时院士这样一位对欧洲历史相当陌生的华人学者来荣获此一殊荣了。
当然我最希望的就是，《凤凰周刊》的下述报道是误报，余英时院士根本就没有对《凤凰周刊》发表上述的言论。这一切都是《凤凰周刊》的记者自己想象和编造的。
2006年12月8日，纽约
- posted on 12/23/2006
谢选骏：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之二
(博讯2006年12月15日)
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
拙作《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发表之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一些猜测和误解。在这些误解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以为我指出余英时院士误读欧洲历史，是基于“文明的冲突”等价值观上的不同。这可能是因为我在《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一文中，较多讨论了余英时院士对于基督教和希腊文明的误读。
其实我之所以撰写《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一文，是为了追求一种正确的知识，而不是为了讨论不同的见解。我是担心余英时院士携带获奖的名气，会导致一个乐极生悲的后果：传播一些错误的欧洲历史知识给一些阅读欧洲历史还不够多的中文读者。而恰巧余英时院士又拥有日益增多的中文读者。现在，为了平息读者们不必要的猜测并澄清读者们相关误解，本文将在与基督教毫无关系的课题上继续讨论，余英时院士怎样误读了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并传播了错误的历史年代知识而不仅仅是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本文将完全避免讨论意识形态、哲学概念和宗教信仰等价值观问题，而专门考订历史年代及其发生的历史事件。
余英时院士说：“我认为西方文明有两个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最早的来源应当是希腊文明，就是以人的理性为主体，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在西方文明中起到巨大的作用，可以说从蛮族手里拯救了西方文明。”（见《余英时：在东西方文明的交际中栖居》，王子麦）
余英时院士在这里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在我看来，这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应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共和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
为了说明余英时院士的观念确实违反常识，请看下面的历史年代及其发生的历史事件。
一、早期罗马吸收希腊文明的六个方面
1、早在公元前500年，罗马人就从希腊人和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n）那里学会了书写，并改变希腊字母为拉丁字母，造就今日的欧洲文字和世界文字的主流。
2、罗马人的宗教深受埃特鲁里亚人宗教的影响，而后者的宗教深受希腊人宗教的影响，因此罗马人的宗教与希腊人的宗教颇多相似：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包括拟人化的偶像崇拜和祖先崇拜；缺乏完整的神学体系。罗马神话的基本构造来自希腊，甚至可说是希腊的翻译：宙斯是罗马的朱庇特（Jupiter，天父）、赫拉是罗马的朱诺（Juno，天母）、波塞冬是罗马的涅普顿（Neptune，海神）雅典娜是罗马的密涅瓦（Minerva，智慧神）、阿佛洛狄忒是维纳斯（Venus，美神）、赫耳墨斯是罗马的默丘利（Mercury，信使神）、阿瑞斯是罗马的玛尔斯（Mars，战神）、赫淮斯托斯是罗马的伏尔甘（Vulcan，火神）、赫斯提亚是罗马的维斯塔（Vesta，炉神）、哈德斯是罗马的普鲁托（Pluto，冥王）、狄奥尼索斯是罗马的巴克斯（Bacchus，酒与欢乐之神），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缪斯则直接进入罗马神话，名字都没有变。太阳神阿波罗的妹妹阿尔忒弥斯则改名为戴安娜（Diana，月神）。
其实罗马人大力承袭希腊神话的现象，在古代各民族中是一突出的典型，而非偶然的例外。罗马人接受希腊神话和宗教，是通过埃特鲁里亚人（Etrurian）的中介。在公元前六世纪，埃特鲁里亚人就建立了“三位一体”（Trinity）的巨型神庙，以祭祀“雷神金尼雅（宙斯）和他的妻子马尼（赫拉）和他的女儿米涅尔瓦（雅典娜）”。后来，罗马人承袭了这一系列的崇拜。而根据罗马人的语言和宗教习惯，改称为“朱庇特”（Jupiter）、“朱诺”（Juno）和 “米涅尔瓦”（Minerva）。在这些承袭后面，诚然隐藏着某些埃特鲁里亚人和罗马人从自己的民族精神中导出的“独特解释”，但它们对希腊神话的继承，却是基本的。所以，我们在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前43－后18年）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中，可以看到比所有希腊原著都更条理化、更富于系统性的“希腊神话”──尽管那时用拉丁语讲述的，并不同程度地罗马化了。
3、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人那里，也有类似的神话专著和史诗作品，且已长成参天大树──如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搜集和加工的古典世界神话专集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和维吉尔描写罗马起源的神话英雄史诗《伊尼特》（Aeneid）。史诗作者维吉尔描写罗马起源的英雄神话，其实是模仿《伊利亚特》、《奥德赛》而作。不过主角由希腊人换成了罗马人。当罗马元首奥古斯都击败安东尼、变成独裁者后，为唤起罗马人的自豪感，就大力鼓励维吉尔写作。维吉尔也认为罗马人负有统治世界、传播文明与法治的使命，所以用了一生的最后十一年（前30－前19 年）写作《伊尼特》。但到去世之际，他仅完成《伊尼特》的初稿，并且遗憾作品不够完美，在遗嘱中吩咐家人焚毁手稿。但奥古斯都下令保存，并指派诗人将他的初稿整理、编汇、出版。出版后，广大读者却认为他的诗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至高境界。从此就在罗马帝国享有崇高地位，它的诗句经常在祭典或墓志上引用，类似国家宗教的经典著作。《伊尼特》甚至因此成为后世学习拉丁文的学生们必读的课本。
《伊尼特》取材于特洛伊王子在特洛伊灭亡后到意大利建国的故事。全诗共十二卷，近万行，分成两部分。前六卷模仿荷马史诗《奥德赛》，写特洛伊王子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携带老父、幼儿、随从等在海上飘泊七年，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迦太基，女王热情招待他，并与他相恋。但由于神的旨意，他必须离弃迦太基到意大利重建邦国，女王因此自焚。特洛伊王子抵达意大利后，女先知带他游历地府，见到了亡父的灵魂。他父亲指点他看到自己的后裔──罗马国家一系列的统治者，从罗马城建城者罗慕路斯到凯撒，再到奥古斯都。后六卷模仿荷马史诗《伊里亚德》，写特洛伊王子到达意大利拉丁平原，受到国王拉丁诺斯的款待，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这就引起了伊尼斯与另一求婚者之间的长期战争，全诗以特洛伊王子杀死敌人而结束。这样的结构让我们怀疑，《伊尼特》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党的文学”，是为奥古斯都的专制统治服务的“哥德派”，他的崇高声誉，和罗马帝国的强大国势是密切相关的。
4、时间上比较晚出的希腊半神超人的传说系列，也像希腊体系神话主干的形成一样，大大得力于希腊文化中广泛存在的国际继承性。以希腊最后一位天神、最伟大的超人──赫拉克勒斯为例，在关于他的传说里，就含有相当浓厚的亚洲信仰的成份。到了罗马时期，赫拉克勒斯崇拜传入意大利，又增添了他在意大利创下的赫赫武功：如取消萨宾人（Sabine tribes）的杀人祭，奠定对火神的崇拜，杀死著名大盗等一系列传说。
5、罗马城建立于公元前八世纪。在罗马人生活的埃特鲁里亚以南、台伯河以西地区，拉丁式的朱庇特庆典祭祀节日的设立，不迟于公元前七世纪。受埃特鲁里亚文明的影响，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拉丁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乡土文化。历史表明，罗马并无纯一的种族起源。构成其渊源的三大成分是：萨宾人、拉丁人、埃特鲁里亚人。而所谓“王政时代”（Period of Rex in Rome）其实就是三族轮流执政的。“纯粹的罗马文化”从来没有存在过，罗马人只是像日本人那种适当消化了各种外来的种族和文化成分，然后综合为一种特殊的秩序。例如异族的埃特鲁里亚人、希腊人、迦太基人，都是作为罗马的敌人和“良师”，而进入罗马的历史命运的；最后则作为罗马的俘虏和奴隶，蒸发消失在罗马历史洪流里。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过着简朴的农牧生活；同时，对罗马的命运具有重大影响的埃特鲁里亚人却过着奢华的商业生活，但埃特鲁里亚人后来怎样了？他们从历史中 “消失”了。罗马人在日后，却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古罗马的历史，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有关命运的选择：是生活舒适而沦为仆役呢，还是勤政不息去争取整合世界的霸权？
王政时代的罗马人，无疑选择了后者，因此使自己的生命具有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为并被后人评价为，“罗马人的美德”，如坚定、简朴、感情迟钝、行事简单。这可以被评价为某种“原始性”，因为世间的美德往往与原始性一体两面。那时的罗马王（Rex），是军事首领、最高审判官和最高祭司，却没有行政方面的权力。历史在在表明，原始的美德要比文明的才智更有征服的力量，因为，无才智的但有原始美德的社会，还可以获得才智（或自己学习，或聘请或掳掠才智之士以充实自己的智慧）；但无美德而仅有才智的社会，却难以再从文明重返原始：熟透的果子再也开不出鲜花来了。结果只能烂掉，除非让种子在下一个季节重获机会。
6、罗马人没有被埃特鲁里亚人的物质文明腐蚀掉，却被希腊人的精神文化软化掉了。这不仅由于希腊文明的创造者们要比埃特鲁里亚那些只会经商的手艺工匠更有吸引力，更重要的因素还是罗马人自己已经从未开化民族变成了半开化民族……三百年的岁月没有白白流逝，罗马人终于一步步成熟起来，开了花，并结了果。那果子就是他们的地中海帝国，尽管他们的花有些苍白无力，是从希腊移花接木而来的文化与技艺。这当然也使他们的果子有些先天不足，给罗马世界的崩溃埋下精神的裂壑。
罗马人的成功，不仅得自他们的野蛮、廉洁、质朴、迟钝等“高贵的统治者性格”，且与他们的“正义感”和战略精明，结下不解之缘。例如，罗马人先后与埃特鲁里亚人、其它拉丁城市、两西西里的希腊人、北非的迦太基人、爱琴海周围的希腊人一一结盟，又逐个反目：结果其前任盟友无不沦为其奴役的对象，美其名曰“罗马和平的享有者”或被统治的“同盟者”。这多少有点像是美国人对待欧洲人的态度，更不用说对待日本那样的战败国了。
这当然要归功于罗马据有意大利半岛天然的战略地位，处南北的交通要冲，周围各个主要部落，在罗马都有种族与文化的成分混合，甚至有自己的代表。罗马“七丘联盟”的建立，表明其国家形态在早期已经具有“联邦”性质，这与近代英国的形成颇为相似。可见罗马并不起源于“拉丁人的骄傲”，相反它长期蛰伏于埃特鲁里亚人的统治压力下。浮华、夸张、艳丽、过于市场化的埃特鲁里亚城市的商业文明，也曾一度支配过罗马的灵魂。罗马人甚至祀奉过埃特鲁里亚人的神明！只是到了公元前480年左右，在罗马建城和获得霸权的中段时间，罗马人才联合其他拉丁语城市，并与意大利的希腊殖民者结盟，驱逐了其文化先行者埃特鲁里亚人的所传播的“真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简朴生活中去。正是商业文化的失势，为罗马保持了美德，并为其政治能力奠定了基础。
二、罗马帝国之前的希腊化
除了早期罗马吸收希腊文明的上述六个重要方面。后来，在罗马帝国之前的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进一步受到希腊文化的更加强烈影响，从而成为希腊化时代的标兵。而且，这些影响基本上属于“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大多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方面的，而不是“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因为罗马帝国成立的时候，希腊化时代已经结束了。
所谓希腊化是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公元前334－前323年）后的三个世纪里，希腊文明和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的文明融合进程。时间范围通常认为从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到前30年罗马吞并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为止。在此之前的前146年，罗马人已经毁灭了希腊名城科林斯，而在希腊本土确立了统治地位。
造成希腊化时代的马其顿人，原来生活在希腊世界的北部。其文明水平相对落后，至古典时代仍然保留原始色彩。前四世纪中叶马其顿人崛起为希腊世界的主宰。
前359年，马其顿王腓力二世即位并进行改革。他一方面削弱部落贵族的势力，强化王权；另方面建立常备的职业军队取代原有的人民军队，由国王亲自指挥。著名的马其顿方阵显著提高了马其顿军队的战术水平，腓力二世得以挥师南下，于前338年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进而确立了马其顿人在希腊世界的霸主地位。
前337年， 腓力二世主持召开科林斯会议，成立“希腊联盟”，包括希腊世界的大部分城邦。希腊联盟一面明确规定希腊城邦相互之间的关系，旨在克服内战、缔造希腊内部和平，另面拥立腓力二世为盟主，共同发动对波斯帝国的战争。
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科林斯会议之后，希腊世界城邦之间的矛盾明显缓解。内部矛盾的缓解导致对外扩张，是亚历山大东征的重要背景。希波战争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波斯帝国屡屡插手希腊世界，也构成亚历山大东征的另一原因。
前334年，希腊联军在格拉尼库战役击败波斯军队，占领小亚细亚。
前333年，希腊联军在伊苏战役重创波斯军队主力，占领叙利亚和埃及。
前331年，希腊联军在高加米拉战役再次取得决定性胜利，占领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遇害，波斯帝国灭亡。
前329年，希腊联军攻入中亚。
前327年，希腊联军攻入印度河流域。
前325年，亚历山大率军返回巴比伦，东征结束。
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去，时年仅仅三十二岁。
亚历山大东征的直接结果，是建立了希腊人统治的、规模空前的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虽然解体，但却形成了安提阿王朝、塞留古王朝与托勒密王朝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安提阿王朝控制希腊世界，塞琉古王朝控制叙利亚，托勒密王朝控制埃及。
亚历山大不仅打破欧洲和亚洲的藩篱，而且使哲人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变化。希腊城邦的沦陷使希腊人对现实无能为力，转而超然物外，在混乱之上寻求个人的德行和精神。伊壁鸠鲁派、怀疑派、犬儒派三足鼎立，体现了晚期希腊个体意识的觉醒。
直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人在布匿战争后向地中海东部发动扩张，安提阿王朝、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控制的中东地区才相继纳入罗马共和国的版图。
纵观“希腊化时代”，发现它具有双重倾向：1、希腊本土东西两翼地区的希腊化（明显标志是希腊语的广泛传播）；2、希腊世界的东方化。
前222年，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军队击败了斯巴达人，历史上斯巴达第一次被外来势力占领。但结果腓力五世却不得不面对日益强大的罗马。于是在他的努力下，达成了瑙巴克塔斯和平（Peace of Naupactus, 前217年）终结了马其顿和希腊联盟间的冲突，他因此控制了除雅典、罗德斯和帕加马以外的全部希腊。
前215年腓力五世同罗马的敌人迦太基组成了联盟，这促使罗马引诱原先就只是名义上归顺腓力的亚该亚城市，并同罗德斯和帕加马结盟，成为了小亚细亚最强的力量。
前212年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爆发，无结果地结束于前205年，但马其顿从此成为罗马的敌人。
前202年罗马击溃了迦太基，扫清了东进的最后障碍。
前198年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爆发，腓力五世遭到希腊盟友的背弃，在辛诺塞法利战役中被罗马地方总督提图斯·弗拉米尼乌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us）击败。弗拉米尼乌斯是希腊文化的仰慕者。腓力五世除了交出舰队，没有受到更多的惩罚。
前196年的地峡运动会，弗拉米尼乌斯宣告所有的希腊城市获得自由，而罗马的卫队仍旧驻扎在科林斯和哈尔基斯。除了罗得岛，所有的城市都加入了罗马控制的同盟，民主政体被亲罗马的贵族政治取代。
习惯上认为罗马对希腊的统治开始于公元前146年罗马人卢西奥·马缪斯（Lucius Mummius）对科林斯的洗劫，然而早在前168年马其顿就已经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了。罗马人将这片区域划分为四个小共和国，前146年马其顿正式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首都为泰萨罗尼基。剩下的希腊城邦获得自治地位，但从属罗马。罗马人将地方行政交给希腊人管理，并不欲破坏传统的政治模式，例如雅典的广场可以继续作为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而存在。
虽然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但希腊文化却征服了罗马人。在希腊化时期，罗马就输入了许多希腊作品，加以翻译和摹仿。在公元前146年罗马灭亡希腊之后，罗马人更是将全部希腊神话、诗歌和戏剧据为己有。罗马贵族找了许多从希腊俘虏来的奴隶来做家庭教师，让他们编剧作诗，并研究各种科学，这使得罗马文学染上了浓厚的希腊色彩。罗马人吸收希腊文明的饥渴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古代日本人吸收中国文明、近代日本人吸收欧洲文明的程度。
不仅文学，哲学亦然。卢克莱修（前98－前54年）的唯物论继承希腊唯物哲学传统，强调世界的物质性和规律性。塞内加（前4年－后65年）：继承斯多噶派的精神倾向，强调宿命论和禁欲主义。在历史学方面，波利比阿的《通史》、李维（前59年－公元17年）的《罗马史》、阿庇安（公元95－165年）的《罗马史》、塔西陀（公元55－120年）的《编年史》和《历史》以及《日耳曼尼亚志》，可说都是希腊史学传统的延伸。至于普鲁塔克（46年－120年），其代表作品名字就叫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记载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一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莎士比亚、歌德等人均曾从中取材创作，尽管这部著作在史实上有诸多失真的地方，结果从十九世纪之后影响力逐渐减弱。
三、使徒保罗墓与罗马的希腊化年代
顺便再举一个最新的实例：《博讯》2006年12月13日有新闻《耶稣使徒圣保禄石棺在罗马出土》，报道梵蒂冈考古学家宣布，经过四年的挖掘，终于在梵蒂冈第二大的城外圣保禄大教堂 Basilica of Saint Paul Outside the Walls 祭坛下，发现使徒保罗的墓穴，相信石棺内藏有其遗骸。教廷计画在祭坛下加装玻璃地板，让信众和游客可以清楚看到尘封一千六百多年年的大理石棺。保罗在公元 67年被罗马暴君尼禄斩首，遗骨390年迁葬现址。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考古学家质疑这座石棺的真实性，其证据不仅在于保罗殉道到教堂兴建相隔三百多年时间，而且更重要的证据就在于：保罗时代（公元67年前后）罗马基督教区的常用文字是希腊文，而现存石棺上的刻字却是拉丁文。因此这座石棺可能只是一座纪念碑。（《联合晚报》朱小明编译）“保罗时代（公元67 年前后）罗马基督教区的常用文字是希腊文”这一事实，突出说明罗马帝国初期的希腊化程度之深入。而不是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才“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相反，“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的希腊影响反而急剧衰退，以至于帝国永久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至于余英时院士所说的“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即使不从保罗殉道的公元67年算起，而从公元390年迁葬现址的年代来说，也根本不是中古时代结束以后（“中古以后”），而明明是中古时代结束之前一千多年的事情。
余英时得奖演说（《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说：“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二十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上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这是很好的，但也是不够的。照本文以上所述，如果仅仅了解“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却误解其他时段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无法用来比较研究具有高度连贯性的中国文明的（余英时院士也承认“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例如，印度晚期帝国时代的外国统治传统（从莫卧儿帝国到大英帝国）就很像中国一千八百年以来长期接受外来统治的历史；而十六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化和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和中国文明也具有相当平行的可比性。
这种可比性研究能够破除“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伪证（这个伪证就是金观涛等人撰写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例如，对比中国的秦、汉与罗马的共和国、帝国，对比五胡乱华与蛮族入侵，对比唐宋与拜占庭，对比元明清与奥斯曼帝国，就可以破除“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一魔咒，彻底消除中国文明的原罪论。常识告诉我们：“超稳定”的外表是所有陷入停滞状态的晚期文明所具有的特点，如非洲的埃及、欧洲的拜占庭、亚洲的印度，莫不如此；更是所有“停止发展的原始文明”如澳洲土人、北极爱斯基摩人的共同特点。因此，“超稳定”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停滞不前的化石状态。变革的因素不需要反对中国文明，只需要反对那迫使中国进入静态的与世隔绝的力量。
中国文明擅长用冰冻式或叫化石形式，来使文明逐渐僵化，固定下来，就像中国文明在过去做过的那样，但这可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的所作所为。这是“脱水”，并在脱水中取得了喘息，赢得了时间，让人性和文明有机会来调整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在这表面上的封冻与石化之下，并非一切死寂，而是进行一场微观世界的内在调整。等调整完成后，文明与人性之间古老的冲突再将以新的力量形式重新激起。于是，在那整个调整期、间歇期、休息期中呈现的社会衰落、疲惫现象，将供奉：一个生机勃勃的“复兴时代”又可以崭露头角了。
而要做好这一工作，仅仅具有余英时院士对于中国文明的深入了解和良好愿望是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对欧洲和其他各个文明的深入了解和对比研究。唯有正确把握 “帝国文化”和“帝国制度”对于全球化的普遍意义，中国才能走出东亚，世界才能走向中国；动态的国家主义是中国富强的指望，正如静态的全球主义是世界和平的道路。天下精神不利中国进入列国竞争的现代生活，但却是消除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未来方案。
四、结束语
自二十世纪开始，马列主义和其他的西方中心论已经逐渐受到扬弃，西方意识已经意识、承认“西方的衰落”，并预见到西方文明正在步入其它文明早已步入的停滞、死亡。但是人们可以称西方的浮士德文明因此变得像中国社会那样“超稳定”了吗？这种荒唐就是企图“把社会科学纳入自然科学轨道”所造成的。这就是企图 “用科学来解释人文现象”所造成的荒唐。
但是直到1980年代，中国大陆还有些当时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企图用西方自然科学中老生常谈的“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例如四川人民出版社走向未来丛书出版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金观涛等），就用这种方法可以回避意识形态的批判。
这种把人的活动等同于“物质活动”（例如用所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来解释中国文明的停滞现象），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拷贝？其实质，还是欧洲中心论的，例如，书中所说的“封建社会”完全是拿欧洲历史模型来硬套中国社会，而书中描述的中国恰恰位于封建社会以后的统一帝国时代，书中大谈特谈的“封建王朝”如秦汉直到明清的政治实体，其主流恰恰不是封建的、更不是王朝的，而是统一的、帝国的，其制度也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而与先秦的、欧洲的、日本的封建制度，完全不同。盛行在这些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之下的，不是世袭的贵族制度，而是考试的官僚制度，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经济”！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谈论“超稳定结构”，那拜占廷帝国不也是超稳定结构了？埃及就更显然是超稳定结构了？
殊不知，历史上的所有文明都命定进入其停止时期，然后死亡；但是，难道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是被“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所主宰的吗？若然，则此概念（“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岂不等于什么内容都没有说？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在那些“表面上批判科学社会主义”却实际上随时查看官方脸色的“独立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其实，人不是物质，人的活动无法用物质活动来类比。自然科学在帮助人类认识和洞察宇宙方面已经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何况是面对人类自身？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人的感知能力和观察基础上的，而人自身在自我观察并基于自我观察去研究社会演进时，怎样做到尽量客观呢？因为自我保护的生命机制，肯定会要求人们的“理论为实践服务”，演变为“理论为利益服务”，这其实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谈论“社会责任”时的真正所指。
2006年12月14日，纽约城 - posted on 12/23/2006
天哪，办公室只剩我一人，工作一大堆，可是想不偷着上网哪里有那个自制力！
匆匆看了一下，凭直觉认为：被谢选骏揪着不放的这一段：
至于说余英时院士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
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更是离谱、走板。应
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
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注意，
是“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而不是“罗马帝国崩亡之后”，
罗马才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罗马帝国崩亡”前后，得以确立的价值观恰
恰是反抗理性人文精神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其实不过是语言上的误解罢了。我感觉余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
本上继承了希腊。。。”意思是“by the time of 罗马帝国崩亡, they have already
继承了希腊...”. 和谢说得是一码事。
为这么点破事争出那么长文章来，做专家学者真没意思！：))) - posted on 12/23/2006
Susan wrote:
天哪，办公室只剩我一人，工作一大堆，可是想不偷着上网哪里有那个自制力！
匆匆看了一下，凭直觉认为：被谢选骏揪着不放的这一段：
至于说余英时院士说“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
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更是离谱、走板。应
该修正为：“到了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
腊的理性人文精神，希腊精神就是科学、学术、真理等价值观得以确立”──注意，
是“罗马帝国扩张并统治整个地中海世界之后”，而不是“罗马帝国崩亡之后”，
罗马才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罗马帝国崩亡”前后，得以确立的价值观恰
恰是反抗理性人文精神的基督教神秘主义。
其实不过是语言上的误解罢了。我感觉余所说的“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
本上继承了希腊。。。”意思是“by the time of 罗马帝国崩亡, they have already
继承了希腊...”. 和谢说得是一码事。
为这么点破事争出那么长文章来，做专家学者真没意思！：)))
Susan is really sharp!
Susan的话提醒我了，还没读过余英时原始的话呢。连忙上网鼓一下，原来这是来自于凤凰周刊对余的采访报道。想想也是，我太不敏感了。文中所引的余的话，从语法上讲就不是下笔书写的，而象是讲话后别人写下来。即使是照着录音一字一字地记也不能算数，说话和写字显然不一样。如今这些个小记者可误导我这样反应不过来的老头子了。
谢谢Susan 啦。
顺便再请教，文中说的中古时代，到底是怎么个算法？
- Re: 杞创璋㈤�夐獜锛屾眰鏁欎簬鍜栧暋鍚勯珮鎵�posted on 12/23/2006
谢文还未细看，但最近对罗马史很有些细究，罗马与希腊是大不一样的。
一般人将希腊罗马并提是很粗糙的。
希腊能产生良心，苦行受难，神学体系。罗马不能，真的不能！
- Re: 杞创璋㈤�夐獜锛屾眰鏁欎簬鍜栧暋鍚勯珮鎵�posted on 12/23/2006
Susan wrote:
天哪，办公室只剩我一人，工作一大堆，可是想不偷着上网哪里有那个自制力！
匆匆看了一下，凭直觉认为：被谢选骏揪着不放的这一段：
Susan说得是。人们战风车时的自我感觉总是良好的。 - posted on 12/23/2006
八十一子说战风车，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 ：)
回DINGLIN老师，我想“中古”就是middle age吧。查了一下，middle age是指从五
世纪罗马帝国东西分裂到十六世纪新教改革兴起这段时间。
所以您看谢所说的：
事实上，余英时院士认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是把话说反了。
应该修正为：“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衰落”。
只不过是对“到了。。以后”的语义上的理解不同而已：余指的是“by the time
of”，谢理解成的是“after”. 那中间可不就差了一千多年嘛！
过节高兴啊，再聊几句：我上过一门哲学入门课，有一位特别好的指导老师。他总
喜欢把我说过的话，用他自己的语言再说一遍。我认为自己的叙述能力很不错啦，
可不知怎么的，话让他再一说，就特别的准确清晰。我感觉搞哲学的人，受到的语
言训练比其它的专业更加严格，因为他们首先要搞清楚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这
样才不会在语言的歧义上瞎耽误时间。
我从他那里学到一些辩论的基本规矩，其中一条是：当你认为辩论对手的语言上有
歧义，可以从中产生两种不同的结论时，假若结论A更有说服力，结论B比较弱，你
一定要顺着A走。他还特别强调这不是“利他”主义，而是为自己省子弹。否则你骂
了半天B，人家来一句：“噢，你搞错了，我的意思是A”，那工夫就白费了。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您在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敬意。
- Re: 杞创璋㈤�夐獜锛屾眰鏁欎簬鍜栧暋鍚勯珮鎵�posted on 12/23/2006
Susan MM 就是聪明，我要上你的课：）我可不是开玩笑啊，真的。 - posted on 12/23/2006
苏姗写得好，要是每年三百六十五天苏姗都高兴就好了。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您在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敬意。
这个“您”是谁呢？
&&&&&
另外，关于精英草根之类的我插几句话，在咖啡讨论中我发现有两个
现象值得注意：
一则是男女有别，比如有些贴子男人之间可以承受，用在女性身上就
不适合。这个要引起注意的。
二则是存异，男女有生理上之别，同性别之间也有诸多生理与心理以
至教育生存环境社会状况方面的区别，这个要存异。
上两则一旦求同，就有点混乱了。穆尔的《论自由》整个就是论存异
，难怪英国有那么多大男人一生就研究毛毛虫的。前面讨论歌剧，也
是存异，自立有自立的观点，BBB有BBB的，阿姗有阿姗的，我有我的
，并不雷同。
奥古斯都年代被称为罗马的黄金时代，西塞罗依旧说：O tempora, o
mores! (What an age!, what a moral standard!)
Pax Romanna(罗马的和平)也被Tacitus讽刺为："They make a
desert and call it peace"。这些都是存异！
前回说布鲁图斯(刺杀凯撒)，有人痛恨他，也有人赞扬他。凯撒也一
样，如果大家读过西塞罗的Ｎ辩菲力就知道独裁者有多凶残。这些都
是存异。
- posted on 12/23/2006
xw wrote:
苏姗写得好，要是每年三百六十五天苏姗都高兴就好了。
我有时候写帖子语气会“厉害”一点，你可不要把我认真写的帖子都归结为“SUSAN今
天不高兴”噢，那我可亏大发了我。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您在做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借此机会向您表示敬意。这个“您”是谁呢？
是指DingLin2, 本来原话是“非常有意义的草根性的工作(Grass root effort)”,隔
壁一打架，我只好把“草根性”给删啦。
July MM, 别，别夸我，我这人自制力特弱，一夸就给夸坏了。：)))) - posted on 12/23/2006
例如2：“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
其实余先生这么说也不错。基督教文明是宗教文明，希腊文明总体上是世俗文明，这两个文明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本内核，这样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另，回丁先生：
中古时代精确地说是从476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段，国内最早的教科书都这么用，所谓的medieval ages，也就是原来讲的基督教统治黑暗一千年，北京大学马克尧教授有作品《世界中古史〉，上次台湾朋友谈到敞田open field，也可以借助马教授的《英国封建社会研究〉一书；
现在受新史观影响，中古的时间跨度略有变化，从罗马帝国亡到1500年大航海时代左右。
- posted on 12/23/2006
从塔外到塔内
南方周末 2006-12-22 09:56:56
从塔外到塔内
———谈余英时先生的人文学研究和本届克卢格奖的意义
□陆扬（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推选本届克卢格奖的学者中有许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界的中坚人物。他们对余先生的成就的推崇，说明某种新的共识已经开始浮现，虽说这离中文完全被西方学术界接受为一种人文研究的语言还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却已隐然出现了“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局面。
余英时先生获得今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卢格奖是东西方学术界一项意义深远的大事。克卢格奖是目前美国最高的人文社会科学奖，其涵盖的方面包括了不在诺贝尔奖范围内的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而且不限地域和所用的学术语言，评审的过程也极其漫长和严格。《南方周末》希望我发表一点对余英时先生获奖意义的看法，我开始是有些犹豫的。以我个人的学力和视野，我并没有能力对余英时先生的学术造诣做出有价值的介绍和评价。但作为一名长期在美国人文学术界的华裔学人，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余先生在学术上的长期指导和影响，并有缘和他在同一个学术机构共事数年，所以我或许可以从个人的角度提供关于这次他获奖的一些观察。这些观察无疑只能偏重于我所熟悉的角度，但希望能为国内的读者提供些有帮助的分析。
本届克卢格奖的意义
人文研究者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而且也是在不断积累中显现其力量，如涓涓细流汇聚成川，亦仿佛佛家所倡导的成就观，是功德圆满的结果。这和以某项重大成果为基础而获奖的自然科学家有所区别。我这里所指出的这种区别只是就评估的方式而言，而不是指其成果本身的意义。克卢格奖的宗旨很明确地是针对以往所忽略的人文或社会科学等领域，并肯定其间最杰出学者的工作。我特别注意到，今年获克卢格奖的两位学者都在近年受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卢格中心（TheJohnW.KlugeCenter）担任过数月甚至一年的资深访问学者。他们在国会图书馆期间的学术活动实际上竟成了决定获奖人选的冗长的另类“面试”。乍看之下这有些不寻常，其实却反映了人文学素养评鉴的一个特色。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人文研究成果的评价除了研究贡献以外，往往还强调学者的人格力量，以及他们将自身的观念传递给自身领域以外的广大知识界的能力。一个人文学者思想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通常在日常的交流中才能得到最完整的显现。按我个人的理解，克卢格奖的目的也在提醒世人：人文的研究能够并且应该对于一般人的心灵产生深远的影响。
克卢格奖在所有最高等级的学术奖项中是最为年轻的一种，这个奖从设立到现在才颁了三届。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几届的得主和他们的学术背景对该奖未来评荐的人选与结果有指导性的意义。迄今为止，该奖项之得主均达到了很高的学术境界，且都贯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并发展出自己特有的学术面貌，同时，他们所关注的却又不仅仅是单纯学术性的问题，而是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更生。如果说前两位得主都属于西方人文学的主流，那么这次余英时先生和以研究美国非裔历史著称的富兰克林的得奖则更全面地体现了克卢格奖所代表的精神，虽然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工作和西方的人文传统之间的联系仍然密不可分。
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迄今的得主全部是哲学家或史学家。尽管未来的获奖者一定会呈现各种新特色，但是在人文学领域越来越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标准压力的时代，奖项居然无一例外地被哲学和历史学所囊括，也说明了这两个领域依然引领着思想世界的潮流，也依然能够和社会生活相激荡。其实哲学和历史取径虽有不同，两个领域之间的互通却特别深入和频繁。就以余英时先生为例，他的学术工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如何通过融合中国和西方的传统诠释学方法来对历史文献做细腻而精确的解读。余先生所借助的思想资源中，就包括了上一届克卢格奖的获奖者法国哲人保罗·利科（PaulRicoeur）的理论。同样是上一届克卢格奖的得主，研究西方基督教传统的大家亚罗斯拉福·佩立肯（JaroslavPelikan）则是余先生在耶鲁任教期间的同事，两人有密切的学术交往。从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念博士时起，余先生常常提起的西方学术名家中，就包括了佩立肯。他曾感叹中文的学术世界里还缺乏像佩立肯所写的《各世纪中的耶稣：他在文化史中的定位》（JesusthroughtheCenturies：HisPlaceintheHistoryofCulture）那样类型的著作，可以用来深入浅出地探讨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形象演变。这两位学者在治学的广度和特点上存在不少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对各自所研究的文化传统拥有最为深厚的同情和敏锐的观察，在探索这些传统多面性和复杂性时能够延展出广阔的视野；同时他们又都严守史学研究的准则，所追求的主要是对这些文化传统做历史的解释和定位，而不是要成为这些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的代言人。
初识余英时著作
虽然余先生的学术著作直到近几年才比较完整地呈现在内地读者面前，但他的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实际上在过去的20多年中早已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内地的学术世界和社会生活，成为国内知识群体重要的文化和精神资源。余先生虽然是思想史名家，但他对中国历史研究整体的看法已经影响了国内整整三代知识人，这其中包括许多经历了现代中国政治沧桑的老辈学人。虽然我在1980年代后期就离开了大陆，但对于这个影响过程的认识还是比较直接和亲切的。
1980年代中期，我从上海赴北大念本科，时值国内的文化热方兴未艾之际。当时的知识界相比今日似乎更有一种精神上的渴求和思想上的活跃。那时余先生在海外中文学术圈已经有了很高的声望，而这种声望也开始在内地被感受到。一天在北大的校园里，我发现一些想法“前卫”、与思想界关系密切的学生正传阅一本复印得很粗糙的小书，书的标题大约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作者就是余英时，我到后来才知道这书就是《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当时我正一门心思学习古代印度的语言和文化，信奉的是一种实证性的学问，一种“读书须从识字始”的简单学术逻辑，内心颇排斥空谈思想而不追求学问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化热虽有所关注，但是并不太热衷。我误以为那本小书也不过是诸多宣扬中国文化而实则内容空洞的著作之一，就没有去要来阅读。对余英时是何许人，为何有这么多学生对他的著作感兴趣，也没有深究。但1986年的某一天，我在北大图书馆遇见张广达先生，他刚好自书库里出来（当时在北大只有教授可以进书库），手中拿着一本《历史与思想》。在北大的先生中，张先生的学识和眼光最让我佩服，对我后来的治学也特别有影响。我于是问张先生对这本书的看法。他回答说这本书是余英时写的，并评价说作者是当今少有的能真正将史识贯穿到史学研究中去的学者。因为张先生常对我说有学无识则成不了真正的史学家，所以经他这么一点拨，余英时这个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是余先生的著作首次在内地正式出版的年份。这本著作就是产生深远影响而近年又重版的论文集《士与中国文化》。那一年我正离开中国大陆前往维也纳研习。在欧洲期间，我不仅读到家中给我寄来的这本书，也从一位台湾朋友那里借到了余先生的《历史与思想》和那本我曾经不以为然的《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我很难夸大这些著作在当时对我的思想所造成的震撼，因为正是这些著作使我下决心离开欧洲和印度佛学研究的领域，而转来美国随余先生学习中国历史的研究。我相信当时在国内的许多知识人都会有和我一样的感受。虽说余先生本人对鲁迅的思想并不完全认同，但读余先生的著作还是常让我想起我最喜欢的鲁迅的两句诗：“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正是这枝带着春温的笔才能润物于无声。
余英时的史学研究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余先生的著作对国内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广的，很难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而且这种影响还正随中国的相对开放而方兴未艾，所以全面性的评估自然还有待于未来。但就我个人的了解而言，余先生的学术影响至少有四个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方面。
第一，他首次通过严格的历史学方法向国内学术界论证了为何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文化传统并不是造成现代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且这一传统在现代社会完全可以转化成新的精神和文化资源。无论是在海外还是中国，与余先生持相近立场的前辈和同辈学者并非没有，但在我的印象中没有第二个学者能以如此深邃的眼光和如此细腻的史学文字来表述这一观点。即便不是所有的中国知识人都愿意接受他的观点，他们也无法不认真面对他的论证的挑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从中国历史本身去平允看待中国社会发展和传统价值的看法，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所以余先生在这方面所提出的观点是开了一代风气的。
第二，余英时先生的学术向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展示了一种细腻而严谨的现代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体现在具体文献的解读上，比如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可以体现在对思想观念的具体运用上，比如“反智”、“内在理路”、“典范”（paradigm）等等，而且都能将具体史实的考证和大的史学框架自然地结合在一起。余先生特别重视的一项工作就是如何精确地将西方人文学的种种概念运用到对中国文史的研究上面，我曾经读到过余先生给一位现在也已很有声望的思想史家的推荐信，信中特别称赞这位学者能将西方的概念妥贴地用在对章太炎的研究上。海外学术界在这一点上的感受可能没有那么深切，然而对于许多内地史学研究者来说，余先生的研究方法说明了成功结合中国学术研究传统方法和现代人文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尽管前辈学者如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在这种结合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成功尝试，但总的来说在中文世界里很少有学者能达到余先生的那种自觉。
余先生对内地学界的第三个重要影响是在很多知识人的心目中重新确立了知识传统的重要意义和知识人在中国社会所应具有的尊严。在这一方面，余先生的工作范围可以说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他所关注的问题很多都是国内知识界所关注并希望能获得解答的。所以在流传于国内的海外人文学者的著作中，余先生的著作可以说是属于最不让本土学人感到有精神和文化上的隔阂的那一类。他不仅从学理上阐发了思想者在中国文化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作用，也为当代中国社会重新提供了一个值得珍视的现代思想谱系。这个包括了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思想人物的知识谱系，长期以来在内地由于人为的因素而几乎遭到遗忘，但经过余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提倡和阐发，而从潜流渐渐变为大潮，成为当下国内知识界的重要精神资源和思想选择（intellectualalternative），使他们能感觉到一种新的心灵上的依靠。如果说余先生本人也已经成为这种谱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亦不算夸张。
余先生影响的第四个层面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成提出诸多极具挑战性的看法，比如中国知识阶层在现代生活中的边缘化、中国近代激进主义的多种面相、五四运动的重新定位、废除科举所造成的断裂等等。正因为余先生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面的造诣，使他提出的这些有关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观点有特别的力量。这些论点或许在一开始没有余先生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观点那么为人所知，而且也被某些方面误解为政治立场而加以排拒，但随着他的著作在国内的不断出版和网络等现代媒体的应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可以说，其中的不少观点已经成为内地近代史研究界热烈的讨论课题，尽管不是每一位本土的学者都了解这些观点最早发源于余先生的中英文论著。
我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层面仅仅是粗略地分析了余先生的影响产生的一些缘由。其实，余先生本人的学术工作还在以极多产的方式进行之中，而他的绝大部分著作也才在内地出版不久，所以新的影响层面还在不断出现。在不同的时期，余先生的学术影响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就思想史而言，余先生对内地学术界的影响在早期比较多地集中于知识人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等带有贯通性的论题。而近年来内地学术界日益成熟，余先生本人的历史研究视角也越发转向对文化转型关键时刻的历史描述。从内地学界对《朱熹的历史世界》这部巨著的反响，可以看出余先生对中国人文历史研究的影响将进一步落实到更多的史学研究层面。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发布的有关本届克卢格奖获奖者的公告中也提到了余先生对发展民主的关注。但我发现有些中文报道对国会图书馆的文字有所误解。事实上，国会图书馆声明的潜台词是从强调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着眼的，认为尽管余先生所持的是知识人所应有的批判社会的立场，内地的出版界也依然能全面出版余先生的著作，这是值得鼓励的。这和目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持比较客观的立场是相一致的。我想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目前的变化，余先生的文字也不可能有如此广泛的读者并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所以余先生说他的获奖是对全体中国知识人的肯定，的确是很中肯的按语。
中文作为一种人文学研究的语言
最后我要来谈谈余先生获得克卢格奖对中文作为一种人文学研究语言的意义。虽然本届克卢格奖的颁奖说明中明确表示余先生用中文所撰写的大量学术著作的质量及其所发挥的学术影响是将这一奖项授予他的重要原因，但首先有必要说明的是，余先生长期在美国最有传统和影响的大学担任重要的教职，不仅他的学术著作中包含很多用西文发表的重要著作，其学术工作的基本语言也还是以英语为主，这一点对于了解他的学术生涯和成就是很关键的。正是由于能和西方其他人文领域保持长期的对话，余先生才能够对西方人文发展的种种新旧潮流有非常敏锐的把握，并使他的这种对话从来就没有落入格义的性质，而是进入了真正的诠释和融合的境界。读他的任何著作都会发现他的思想和学术观念中包含了大量现代西方的学术资源，比如文化人类学家韦伯和纪兹（CliffordGeertz）、哲学家柯林武德、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思想史家以塞亚·伯林和史学史家莫米格利亚诺（ArnaldoMomigliano）等等都无不在其视野之内。他的学术著作虽然落脚点是中国文化和历史，但西方人文传统和研究框架也无时无刻不在背景之中。举例来说，在我所遇见过的中西史家中，很少人能达到余先生对于哲学的那种重视程度。他对西方哲学脉络的把握之确切和知识之渊博，可以说在他所任教过的三所学校中也不多见。我常常注意到余先生对每一种新出的大哲学家的英文传记都仔细阅读，由此来观察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如果说利科是那种历史感特别强的哲学家，那么余先生就属于极少数特别有哲学素养的史学家（我见过的另一位这种类型的当代史家是英国的昆廷·斯金纳）。而这种素养在余先生分析文化现象和人物时就使他如虎添翼，比如他在分析胡适的思想时很精当地运用杜威哲学的某些观念就是很好的例子。由此可见，余先生的获奖并不能说明这只是对中国或某一文化传统研究特殊性的充分认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特殊传统有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因此而以为中国文化的研究可以置身于人文的其他传统之外就未免失之偏狭了。
在这个前提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观察这次获奖对中文学术写作的意义就会看得比较全面。余先生的学术生涯几乎证明任何既定的成规对他都不适用，人文研究的成功所仰赖的各种因素往往更多于自然科学的成功所需，所以这次获奖也许只能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并不表示其他华人学者也能具备获得同样认可的个人和外在的条件。但这次克卢格奖评选委员会的决定依然表现了美国人文学界的新气象。从比较具体的层面来看，这至少说明以中文发表的学术著作不应该再受到忽视。中文几乎是所有大语种中学术地位相对最低的一种，甚至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美国的学术评鉴系统中，用英语以外的西文所撰写的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往往都可以被接纳为研究的成果，而中文却不能。比如作为一个在美国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人，我时常发现很多西方同事并不了解他们所关心的一些学术问题，早在余先生的中文著作里就有了很透彻的论述。这些情形的造成有诸多原因，但其不合理性则是很明显的。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在东西方都时常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越来越强烈的中文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对以英语为主体的文化宰制的批评，以及伴随着这种批评而来的、要建立完全以中文学术传统为标准的人文写作的努力。另一种是由于东西方的人文学术交流的不断强化而在西方出现的所谓人文研究完全可以超越区域传统界线的看法，持的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立场，强调要按照西方的学术旨趣来确定中文世界的人文学术课题和学术观念。这种种看法和要求自然不是没有合理的依据，但都存在很大的局限。前者似乎没有真正意识到美国学术界内部所凝聚的活力和包容性，以及在不断创造新平衡的过程中前行的特点。从整体上看，余先生的获奖当然表明人文研究中地区性研究的地位正在急速上升，这和美国人文学界因面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挑战而趋向标准化是看似相悖而实则又能并行的两股力量。余先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很多是用中文发表的，而克卢格奖将此点列入获奖的重要依据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第一次对中文学术著作的重要性做公开而明确的承认，我们固然可以说其象征意义或许大于实际意义，但风向标开始移动则是不可否认的。我上面提到的那种不重视中文学术成果的不合理现象在近年来越来越受到挑战。推选本届克卢格奖的学者中有许多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界的中坚人物。他们对余先生的成就的推崇，说明某种新的共识已经开始浮现，虽说这离中文完全被西方学术界接受为一种人文研究的语言还有漫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却已隐然出现了“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局面。
对于那种认为人文学的研究能够像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那样脱离地域性传统的看法，我也同样不赞成。原因是人文传统的研究和语言表达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是互为表里的。人文研究的成果不仅是做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不同文字本身就具有不同的表现力。同样是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即便是用最好的中文和最好的西文来写，体现出来的论述结构和风格都会相当地不同，且各有不易取代的特色，对读者来说，读不同文字时所感受到的趣味也不一样。我很难想象像《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朱熹的历史世界》这类著作，用英文来写的话，在内涵上能达到中文所具有的那种丰富性，在证据的运用上会有中文本的那种全面性，更不用说能表现出中文文字的那种特有的典雅。另外，人文学的研究最终和研究者本人的关注点相连。西方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关注点和在中文世界中的研究者的关注点未必相同，两者往往从各自的学术研究脉络和社会存在中去找寻研究课题的合理性，而各自所形成的话语圈也因学术传承和脉络的分歧而不同。如果纯粹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估，那么很多受到中文世界关注的课题恐怕也就消失了。而且人文学研究要真正成为某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还是必须用那个传统的语言来表述，或至少必须具有运用该种语言的高度能力，否则就终究是和生活在那个传统里的读者隔了一层。余先生的获奖，无疑表示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人文学界对他的中文学术著作的文字力量的肯定。不过，目前在中文世界里普遍出现了中文学术写作水平下降的现象，这是颇为令人担忧的，所以此届克卢格奖的颁发也应该被视作对提升中文学术写作的一种期许。
针对上面提到的出现于当下学术界的两种关于人文研究的认知及其偏差，本届克卢格奖可以说是做了很好的答复。余先生本人的著作也为避免这些偏差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余先生喜欢引用一个叫做“对塔说相轮”的比喻来形容人文研究的两种途径。他曾分析过在塔外观察塔上的相轮和深入塔内研究相轮的区别和利弊。这次他的获奖表明无论我们主张深入塔内也好，还是远在塔外观察也好，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这座“巨塔”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P119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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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礼拜眼睛已看痛，到此为止。
- posted on 12/24/2006
开始我也以为谢文是那类靠攻击名人出名的文章，但仔细读后，方知不是这样。
如果报道准确，余英时确实讲错了，不仅是口误。读到“到了罗马帝国崩亡之后，罗马基本上继承了希腊的理性人文精神” 时，我以为余英时想说“到了马其顿帝国败落之际”。很多教授没有口才，记忆力也不好，全凭书本或教案，采访时紧张，出个错也难免，但余英时又说“到了中古以后，基督教才逐步兴起”，还有什么“基督教文明特别到了十二、三世纪，基督教文明和希腊文明走向了结合。”他的错误是前后一致的（因而不像是报道错误），而且是常识性的错误，我要是专搞历史的，大概也忍不住会写这么一大篇，并希望余英时来澄清。是他口误大发了？还是他的创见？ - Re: 鍞变釜鍙嶈皟posted on 12/24/2006
大致看了一下谢文，余说的话我不懂，谢讲得蛮清楚。
关于犹太（叙利亚，波斯、印度）、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
的思路渊源，我接受罗素、史宾格勒的观点。
当然各家有各家的观点，有时相差太大了
我就不知所云。
但谢文是很有必要的，战风车也好。鲁迅面对强大的中国传统，不是
一样战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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