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月我回一次北京城里的家，它在二环内，一个不大的四合院，是青砖的那种，有3间北房和一些偏房，连房带院占地半亩多，一棵龙爪槐已有小腿一样粗，另一棵玉兰，总是常年开花，父亲离世前，视力已坏，我常见他数树上的花蕾，一遍又一遍。即使在最坏的年代，天上也有群鸽翻飞。外面的世界再乱，回到院子里总是明亮，安静。
今天我回家，出租车拐进了胡同，院门与胡同西口不过百米，院子在路北。这个院子在东城区，属于北京市剩下不多的旧城保护区，旁边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尽管由于半个多世纪的产权问题，北京所有的房屋和环境失去保护和修缮，多数显露出破败和陈旧，但仍然像是个衰弱老人，有着几分的平和坦然。但是，今天眼前的景色使人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竟然无法辨认出家门。整个胡同都被刷上了焕发着生假青色的冷灰色，所有的破败的门也在没有修复的情况下刷成了朱红，制作品质粗糙简陋的令人作呕。如同给街上的每一个人发了一顶同样的帽子，同样的衣服，无论是男女老少，胖瘦高低。
家房是90代初翻盖的四合院，青砖朱门，工艺粗糙却真实坚固，造价低廉，几经修复。这里的每一条街上的每一座房子一样，在一夜之间，被一只巨大的手，抹上了水泥，同时抹去了所有的历史，记忆，痕迹。
在水泥抹灰后，刷了一层青灰色的涂料，在涂料上刻出了假的砖缝，和假的造型。就这样，一处私有的财产，被城市的一道野蛮简陋的指令搞的面目全非，那个被称之为家的地方，它完全失去了家的自我特征，失去了安全，隐蔽和身份。据说，整个东城区和北京的胡同都会被这样处理，那一天，这座古城将消失。使用着纳税人的钱，把整个城市涂抹一遍，不分青红皂白，胡子眉毛一把抓，用心之可笑，手段之简陋，态度之卑劣，使人难以置信。
这是二零零六年的北京，离奥运会只有两年时间，日益国际化的大都市，为世人显现了奥运口号的真实含义，新北京，新奥运。或者，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想起不久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消息，说经过中国的众狗屁专家的研究，北京市的基本色调定为灰色，将对整个北京市进行整修，谁能想到整修之后，北京人无法认出自己的家门，整个胡同像是一个搭坏了的廉价的戏台。进进出出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变成了真正的道具，为了一场关于文化，历史，政绩的丑陋表演。百姓的人性权利情感意志又一次被剥夺了，在一万次被强暴之后。不解的是，一个如此没有廉耻之心的民族，为什么总那么喜欢往自己脸上涂脂抹粉。
城市的胡同中仍然在做着各种的修整，对门的院子是住了几十家的，几乎无落脚之地的院落，这样的状况长年没人去改善，糟糕的上下水，破旧的小道，乱拉的电线，不安全有隐患的混乱局面不会有人去搭理。就在他们的临街的院门口，却在修着犹如大观园里的月亮门。
所有人对这一切的荒诞不经，逆来顺受都已经习惯，没有人过问，没有人质疑，甚至没有人注意过这里发生过什么，这是一座没有人的城市。
这是可以记忆的，北京市大规模的胡同化妆的第三次，第一次是尼克松访华，市民发现一夜之间墙都被刷了，只是那时候用的涂料是灰粉，和青砖的颜色很相似。第二次是克林顿访华，工人们用滚筒将北京滚成了灰色，这个灰接近中灰，克林顿一定没有注意到，他来到了一个怎样的礼仪之邦，除了刷墙，还是刷墙。美国人来的前夜，国人有点骚情，如临大敌，清壁坚野的意思。当工人们用滚筒将北京的墙刷成灰色时，在我的坚持之下，我们家的灰砖免于被刷成灰色。
时代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性的时代， 我很少回城里的家。家中老人一觉醒来，发现家的面貌皆非，青砖墙上被刮上了厚厚的水泥，这个所谓对旧城的保护，是将整个旧城用水泥盖住再画出青砖的线条，不问房子的年代、历史和产权，不论是公是私，一律用一种颜色，一律抹平刷灰，画出砖印，去真存伪，去古还新，造出一个地地道道的假的城市，假的世界。这样的城市，还谈什么文化的创造性，还谈什么和谐社会，还谈什么人文精神。这是一个野蛮，无能，粗糙，恶劣近于疯狂的社会。据施工者说，这场戏还没有完，门窗也要改造，方案已经形成。为什么不想一想，几十年来，哪一次改造不是破坏。
大概是该从野蛮的封建文化中走出来的时候了，对人的尊严，对个人的意志有所尊重。在零八年前，全北京整治中，北京有多少机会作为一个古城保留下来，世人还剩多少机会，来到北京，看到的不是一个虚假的城市，一个做作的表情，一个缺少良知的世界。难道非要毁掉每一寸土地吗，放过平常百姓的家，不能对百姓有所帮助，留给他们安静，并远离他们，千万不要试图代表他们，让他们静静的，默默的死去。继续在大的项目上，在银行，在国企，尽情的腐败吧，但不要在百姓的脸上涂改，不要篡改记忆，不要抹杀历史。
这个国这个家经过多少次篡改涂抹粉刷，朝朝代代，连自己也早已辨认不出自己的本来面貌，或是根本就不曾有过本来面貌。
- Re: 鑹炬湭鏈細鎴戜滑濡備綍澶卞幓瀹跺洯posted on 01/28/2007
每次看到北京这般被糟蹋，都是欲哭无泪。这是一个如何美丽的城市啊，蓝天下青灰色的胡同，一片片琉璃瓦的房顶，几只鸽子在飞。。。我们中国人为什麽不能好好爱护我们美丽的家园哪？我敬重梁思成，林徽因为保护北京做的一切。每当我想到梁先生为北京所流的泪，我也不住地流泪。 - posted on 01/28/2007
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以“流氓”勾勒中国文化乱象
当下中国，符合这种“流氓”特征的人成为了喧嚣的大多数。对于他们来说，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是次要的，只有他们的话语方式才是主要的
★ 本刊记者/孙展
想在这本书当中看到有关“流氓”的种种花边轶事的读者可能要失望了，文化学者朱大可的新著——《流氓的盛宴》，讲的并不是人们传统观念当中那些“流氓”的故事。所谓“流氓”不过是个符号，朱大可讲述的是一群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并带有精神焦虑的人。他们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
在当下中国，符合这种“流氓”特征的人成为了喧嚣的大多数。而正是他们，造就了现今中国纷繁复杂的文化乱象。
流氓，“失园者”的总和
时间追溯到1994年，作为文化学者的朱大可，正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他惊异地发现，那些在传统文化当中备受称颂的英雄人物，大多都是一群丧失家园的人：大禹以及后来的客家人，是丧失土地家园的代表，从与土地分离开始，然后进行种种回归的努力，最后完成与家园的重新汇合；而孔子、墨子、荆轲，甚至李白、杜甫等人，乃至《水浒传》当中的诸多角色，都是国家家园的丧失者：一方面国家是暴力、压迫和恐怖的混合体，另一方面，这些失国者又一直寻求找回能够庇护自己的国度；第三类人丧失的是灵魂家园，竹林七贤、唐寅、徐渭则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一面保持着内在的紧张、焦虑，另一面又竭力从这种处境中逃出来，试图获得一种轻松的生活方式。
正是这三类人，让朱大可意识到，中国历史中存在着大批与国家主义相对相生的群体，他将之命名为“流氓”，“成熟的流氓就是这三种失园者的总和。”朱大可说。
朱大可将自己的思考撰写成文，以《流氓的精神分析》为题发表。而后不久，他到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开始服务于当地的媒体，尽管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但是侨居生活却让朱大可深切地感受到“流氓”的痛楚，他所面临的不但是去国离乡后种种生活上的不便，更重要的是与居住的都市和文化语境格格不入，“无论怎样努力，一个异乡人既无法融入到当地主流社会，也无法融入到久已形成的唐人街文化当中。”朱大可回忆说。正是这一番亲身感受的经历，让他对“流氓”的话题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产生了继续深究的念头。
在攻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学位时，朱大可便以此为题，开始撰写论文。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朱大可开始将“流氓”这一主题深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分析，而是转向了用“流氓”的框架，来描述中国现代社会的种种文化图景，尤其是当下文化和话语方式的现状。
浩如烟海的资料曾经让朱大可一筹莫展，看上去，有关“流氓”的资料比比皆是，但真正查找起来，却又如沧海一粟。前人零星的论述给这个领域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但同时也留下了贫瘠的理论体系，一切都需要重建。
在这里，朱大可大大拓宽了“流氓”这个词汇的含义，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概念，囊括社会学中的“流民、游民、灾民”，政治学中的“流放者与流亡者”，文化学当中的“痞子和玩世者”，美学领域的“侠客和隐士”，古典哲学中的“游人”，犯罪学中的“流氓犯”��而作为这个概念在现代中国的承载人群，则包含了“离乡农民”“失业职工”“异国侨民”“知识游民”和“网络游民”等形形色色的群体。
“流氓话语”的时代流变
尽管勾勒了流氓群体的范围，但朱大可并无意于描述这些群体的具体生态，他更关注的是这些群体用什么样的话语方式去表达，以及这种话语表达所产生的影响。“对于‘流氓’来说，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都是次要的，只有他们的话语方式才是主要的，也就是话语决定了存在。”朱大可说。
朱大可将“流氓”的话语体系称作是“流氓话语”，它最常用的方式是用含有大量“酷语”“色语”和“秽语”的“反讽话语”体系，对抗国家主义的“正谕话语”。
通常状态下，流氓群体总是国家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秩序的反叛者，他们用“流氓话语”进行表达，用流氓主义对国家主义进行消解和解构。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流氓主义也会被国家主义所利用，形成两者合流的“流氓国家主义”。
从“流氓话语”体系的角度查看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众多文化图景，都有了全新的解释角度。
从一个“流氓”的精神成长史来看，在上世纪80年代，他可能信奉“潇洒主义”，无论是港台流行歌曲，还是卡拉OK的唱词、影视剧作，“潇洒”都是一个受到追捧的词汇，相对于“前文革”时代的整齐统一，集体主义，潇洒是对个体的复苏，是一种时尚化的美学。
到了90年代，取而代之的则是“酷主义”，这个既有江湖豪气，又显示独立个性的词汇的最高潮，就是王朔小说中“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宣言。继“酷主义”之后，粉墨登场的则是“嫩主义”，从肚兜式的娃娃装，到书包上的小饰品，嗲声嗲气的港台腔，乃至上海女大学生用奶瓶饮水的行为，都成为“嫩主义”的代言。而当下，则盛行起“贱主义”，最初从周星驰电影中的搞笑场景，到网络中的“无厘头”表达，都展示了这种玩世不恭，自我解嘲的精神理念。
这样的流氓主义充斥在中国现当代的小说、电影、诗歌、美术、建筑、互联网、游戏当中。在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流氓主义一方面改变了国家主义的单一面孔，另一方面又向国家主义提供新的资源，帮助旧有话语体系完成自我更新，而流氓主义的话语体系也就此渗透到国家主义的话语体系当中，形成新的合流。
“流氓主义”的现世夜宴
对于“流氓主义”来说，当下也许是最好的时代，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国家主义的纵容，导致“流氓话语”有了前所未有的传播手段和宽松的环境。但同时，当下也是流氓主义最危险的时刻，在丧失了早期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之后，流氓主义会彻底堕落到消费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泥淖。
在朱大可看来，2001年5月2日主演《大话西游》的周星驰在北大礼堂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本身就是一个流氓主义的隐喻。这标志着80年代“流氓文化”留下的遗产，如第三代诗歌、王朔的痞子文学，以及崔健的摇滚乐都已经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大话”时代。不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被奉为经典，而且在网络上包括《大史记》、乃至《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等网络电影的出现，都是这种“大话运动”的产物。
正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无数的网民能够以无名氏的身份，自由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纯熟地运用流氓话语的全部手段，来诠释这个“流氓文化”的盛世。网络哄客们用酷语或者秽语，在BBS、网络论坛中发帖、论战、叫骂、议论一切社会事件。
2006年2月，北京文学评论家白烨与上海青年作家韩寒之间的论战，在流氓主义的视角中则成为诠释一场以秽语为特征的文化论战的最好实例，结果韩寒的流氓主义话语占尽风流，而白烨的国家主义话语则遭到痛击。另外，从2003年出现的“木子美”，到后来的“竹影青瞳”则很好地注解了流氓文化的色语逻辑。
在这些热闹繁华的表象之下，流氓主义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但无可掩饰的，却是整个群体的信仰缺失，流氓文化已经出现了“国土化、家庭化和低幼化”的趋势，“没有任何人能够回避这个庞大的零度信仰思潮。”朱大可提醒说。
从1980年代的“潇洒主义”，到1990年代的“街痞主义”“厚黑主义”“玩世主义”，再到当下兴盛的“整蛊主义”，“流氓文化”明显是在走着一条下降的曲线，但大多数人却也乐在其中。对于这种趋势，《流氓的盛宴》中并没有预示出一个美好的前景，甚至也没有什么解决之道，朱大可的回答是——“我对此有点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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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画家、写文的等“无家园的”===现代“流氓”！？
雪雁
有学者正把“竹林七贤”和一些明以前的画家与现代文人等同“流氓”......巍巍华夏，正是因为有了《山海经》、《“三易”》、《黄帝内经》、四书五经、《水龙经》、儒释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古琴、南音昆曲京剧、八段锦太极拳、六书中国画等，才吸引着五洲四大洋的人们，蜂拥而至来今天的华夏探秘，究竟是什么伟大的文明孕育了这样的文化？而也正是因为前有“竹林七贤”等文化思想前辈，才使今天的中国被西洋人尊重并且有那么多专业技能可使华人谋生。子非鱼然知鱼之乐乎？
当然，文明进步了，有2亿听众的评书家单田芳表示再不说《三国演义》了，而人性进步，现代的“竹林七贤”再也不用担心被当“牛鬼蛇神”“臭老九”一样“剃阴阳头游街”了，呜呼，被当“流氓”一样用电子眼的人盯着是多么庆幸啊！............
- Re: 鑹炬湭鏈細鎴戜滑濡備綍澶卞幓瀹跺洯posted on 01/28/2007
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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