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ply | Retro | Tags

  鍐嶇湅寮犵埍鐜�

  鐜涢泤 posted on 03/08/2007
  因为要谈有关张爱玲的话题，今晚再翻了一遍张的旧文，又有点新发现。
  
  这是张谈自己的文章，前面啰啰嗦嗦的，后面开始有点意思：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也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骖，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ｎｇｅｌｏ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份大于艺术的成份。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爱是近亲，和恋爱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素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靡。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唯美派。但我以为唯美派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浪花是轻佻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忘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泰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仍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情，有回复到动物的性欲的嫖妓——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姘居，姘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姘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偕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性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操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派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爱，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性。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爱，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浪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 Reply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1 fanghuzhai posted on 03/08/2007
  
  
  AOL 在播放张爱玲的生平故事
  
  
  http://chinese.aol.com/video.jsp
  
• Reply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2 瀹堟湜鍙ゅ吀 posted on 03/08/2007
  
  
  前面也谈得很好啊。比较透。
  
• Reply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3 娴�鐢� posted on 03/09/2007
  
  
  这篇好像是回傅雷的论张爱玲那篇。对着看，蛮有趣的：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php3?tkey=1162491142
  
• Reply | Tags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4 鐜涢泤 posted on 03/09/2007
  
  
  再看看张晚年的生活，我相信她得了偏执症，或者一种phobia。虱子，太有象征意义了！我在NYC的老朋友Fred 舅舅就是偏执/phobia.
  我发现上了年纪的人（60岁）后独居者很多都这样。
  ……………………
  
  探访张爱玲的洛杉矶
  文/ － 10/1/2005
  探访张爱玲的洛杉矶
  
  南方周末　 　
  
  
  张爱玲最后的公寓，从1991年7月住到1995年9月逝世。　小汉／摄
  
  　　■编者按
  　　10年前，1995年9月8日，作家张爱玲在洛杉矶一所公寓里悄然离世。时值中秋。
  　　张爱玲在洛杉矶生活的23年里，美国经历了从越战到后冷战时代的剧变，洛杉矶崛起为太平洋沿岸最发达、城市化最广泛的后工业资本主义都会。洛杉矶地区令人叹为观止的“地理去中心化”（城市郊区化）、“人文价值边缘化”（因少数族裔人口激增而致）及“汽车和高速公路异化征候”等当代都市万象，在她晚年的书信与写作中（尤其是生前未发表的散文《一九八八至———？》）均有所反映；对“避世而不弃世”的张爱玲而言，这个并不一定适宜人居的城市，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保护个人隐私，保障个人尊严。
  　　
  　　□小汉
  　　
  　　好莱坞：无人应答门铃
  　　张爱玲1972年从旧金山搬到洛杉矶，直到1995年去世，一共在洛杉矶居住了23年。人们口中的洛杉矶其实多指南加州大地区，是以洛杉矶市为中心，包括周边80多个大小城市的洛杉矶郡。然而严格来说，排除流浪时期所住的旅馆，张爱玲住过的几处公寓，在行政上都属于洛杉矶市区。她是个城市人。
  　　初到洛杉矶，张爱玲在好莱坞东区一栋公寓（1825　N　Kingsley　Drive，Apt＃305，Hollywood）一住10年，从创作年表看，《海上花注译》就是在这里完成，《红楼梦魇》与《惘然记》也出版于这段时间，《小团圆》的创作也在进行中。这个地址离好莱坞地标中国戏院大约要乘 10分钟公共汽车。1990年代后这个地区已成为热闹的泰国城，张爱玲的旧居离我现在常去的一家泰国餐馆只要走几分钟路。
  　　张爱玲当年住的公寓楼，外表看起来很漂亮，白色门墙上爬满青藤，门前种着一棵高大的棕榈树。1995年张去世后，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在公寓前拍过一张照片，没有青藤。30多年前张初搬入时，那棵棕榈树只怕也只够她高。
  　　恰好有人从公寓楼里出来，我乘门未关严，便走进门去。这种老式单身公寓楼的结构都像廉价旅馆，长条形的方建筑，铺着陈旧青色地毯的长廊，一通到底，门户对门户，一模一样。我按响305号房的门铃。无人应答。
  　　张爱玲给林式同的信件里，把城市地址写为“好莱坞”，其实好莱坞在行政上并不是一个城市。她在上海以写英文影评初露锋芒，成名后也写过许多剧本，算得上是个职业电影人。住好莱坞，拥有一个好莱坞的地址，多少有些归属感吧。
  　　林式同并非文人，经庄信正介绍认识张爱玲前，连她名字都没听说过。他第一次受托来见张爱玲，她只把门开了条缝，抱歉说衣服没换好，让他把托交的信放在门外就请回去。她一是怕生，二则受英式教育影响，不在睡房见客———她一直住单身公寓，没有起居室。
  　　
  　　流徙于大洛杉矶地区
  　　一年后，张爱玲主动联系了林式同。在一家汽车旅店的会客厅“接见”了他。“……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的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张不是装神弄鬼，宽袍大袖是怕皮肤痒，走路无声息是穿了毛拖鞋，头上包巾则是怕虱子而把头发都剪了。她晚年的装束一直如此，出门也穿毛拖鞋，有时戴上假发套。
  　　那是1984年秋天，张爱玲刚刚开始她人生一段奇特的历程：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3年半时间内，她为了“躲虫子”，辗转流离于大洛杉矶地区的汽车旅馆间，过着半流浪的生活。汽车旅馆虽然简陋，却定期有人清理打扫，连床也不用铺，对怕做家事的她倒也方便。这段期间内，她半被动半主动地丢弃身外物，起初也许是为实际原因，后来渐成习惯，融为生活境界。她所购置的一切物品都是可丢弃的，在家中也用一次性餐具，毛拖鞋穿脏即丢。1980年代兴起的快餐文化正投其所好，一次性消费成为她的生活禅。这种害怕物累的精神状态她一直保持到去世。
  　　流浪期间，她连移民证件也被清洁工偷去，不仅居无定所，连身份也没有，成了一个真正的异乡人。据林说，她平均每个星期搬一次，这应是夸张，否则3年半内搬家次数达180，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洛杉矶也没有那么多汽车旅馆可搬。若旅馆干净无虫，她很可能一住数星期乃至数月，但若不满意，住了一周就搬大概也是常事。这样估计下来，若平均一月一次，3年半里也有40次，仍算一项纪录。
  　　这一切麻烦，究其根源竟是为了躲跳蚤。她言之凿凿，说那跳蚤是南美品种，生命力特别顽强，而且小得肉眼都看不见———谁都记得她18岁写出的比喻“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半个世纪后竟在她身上活过来，梦魇成真。这仿佛是卡夫卡式寓言，是不无幽默色彩的魔幻现实。
  　　没有人能主动联系到她，就算有电话，她也很少接。她不是傲慢，而是真被生活中的诸多小事缠身不得开脱。她健康不佳，小毛病层出不穷。为了申请政府的医疗福利，她不得不重新申请入籍，自己乘车去下城（Downtown）的移民局办理———张爱玲跻身于无数中南美偷渡客在移民局排队，这是让人心酸的事实。
  　　起初张爱玲只在自己熟悉的好莱坞附近找旅店住。后来渐渐往北往东搬。在开始住汽车旅店前，她在好莱坞另一家公寓（2025　Argyle　 Avenue，＃26）住了短短两个月。这里地势高，算高尚区，但坡陡，上下坡走起来肯定很艰难。从Argyle街走下去，几分钟就到热闹的星光大道了。她喜欢的嘉宝，在道上有一颗星。
  　　从林式同所能回忆的几个地址看，张爱玲搬离好莱坞后，住过的城市有北好莱坞、伯班克（Burbank）、蒙特利公园（Monterey　Park）、色波佛达（Sepulveda）、帕萨迪纳（Pasadena）。其中蒙特利公园是1980年代新兴的华人社区，别名“小台北”。洛杉矶地区最大的中文书店“长青书局”就在这里。
  　　她在韩国城租了个小储物柜存放文稿字纸，表格上也填了林的名字。近年陆续发表的一些遗作，多由此而来。韩国城在好莱坞东区南边，她租用这个储物柜，想必也是因为这段时间搬来搬去十分麻烦。
  　　
  　　西木区：最后的公寓
  　　1988年秋天，张爱玲从山谷区（The　Valley，洛杉矶北部地区）写信告诉林式同，皮肤病好了，可以找固定住所了。她惟一一篇写洛杉矶的文章《一九八八至———？》，看文中描写，应是在山谷区。她写卫星城街道景象：“行人道上人踪全无，偶有一个胖胖的女店员出去买了速食与冷饮，双手捧回来，大白天也像是自知犯了宵禁，鬼头鬼脑匆匆往里一钻。”活灵活现写出郊区城市的广漠枯寂。
  　　过了几天，张爱玲又从一家洛杉矶下城的汽车旅馆写信，请林式同赶快替她找房子。没等林找到合适的地方，她自己在下城东边找到了一家公寓（245　 South　Reno　Street，＃9），离她最后住的那家汽车旅馆只有一英里路，她在这里住了大半年。按时间推算，著名的戴文采翻垃圾事件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戴文采的举动也许让人不齿，但文章却很动人，是张迷“走火入魔”之作。她写第一次看见张爱玲真人，感觉极其震动，自言好像看见林黛玉从书中走出来葬花。这是个极好的比喻。
  　　张爱玲年底约满，又搬。超级巨星身份暴露，只能躲。恰好林式同在半英里外造了81单位的公寓楼群（433　South　Lake　Street，＃322），张爱玲看过后很满意，很快就搬入了，从1988年底到1991年6月一共住了两年半。
  　　从公寓前的小街走出去，是个人造湖公园，从街口可以看见下城的高楼。1980年代中起，大量拉丁美洲与亚洲移民迁入洛城，下城附近多为拉丁族裔人，龙蛇混杂，环境日趋混乱。如今这一带已完全是拉丁人的天下，俨然一个墨西哥城。
  　　张爱玲在街上被拉丁人撞跌，肩骨断裂。公寓经理问起来，她轻描淡写带过不提，只在给姑姑信中说：“这些偷渡客许多是乡下人，蛮撞有蛮力。”倒像是替撞她的人开脱。她没有车，不会开车，大概也不想学，出入都靠步行与公共交通。洛杉矶地区公共交通极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常常要转好几次车。稍有能力者，想尽方法也要买部旧车来代步。剩下搭公车的，十有八九是社会底层人民，流浪汉，酒鬼，不谙英文的非法劳工。张爱玲装束怪诞，手提纸袋，有如潦倒的bag　 lady（“纸袋流浪女”）。她混迹其中，便隐身人海，时时在人群中，却又是“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
  　　1991年4月，她写信给林式同又要搬家。以她的性格，除非万不得已，绝不会求人帮忙的。原因又是虫患———“虫幻”也许更确切———她在信中说每月花两百美金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已是偏执狂地步。然而她做任何事都理所当然。
  　　她在信中列出房子的要求：小房间（大点也行），有浴室、冰箱（没有也行），没炉灶、家具（有也行），不怕车声飞机声之类噪音。关键是要新房子，没虫。
  　　1991年7月林在西木区（Westwood）替她找到单身公寓（10911　Rochester　Avenue，＃206），她仍然坚持自己搬家，不要帮忙。
  　　这是张爱玲最后的居所，也是张爱玲在洛城所住最好的一区。这个区离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很近，张说隔壁就住着两个台湾研究生。她在邮箱上用了假名Phong，越南人的姓，对伊朗房东解释说是怕人来借钱。林式同在这里第二次见到张爱玲，虽然一直有书信电话联系，离第一次见面也有7年了。这里环境虽好，却未必是张的理想居所，这里没有她听惯的市声。路口有家大型书店Borders，10年前才建起，大致就是张爱玲去世的时候，她没赶上———她也未必喜欢书店。她看的“垃圾”小说在超市里就能买到。
  　　门牌上写着招租，我按了经理的门铃，无人应答。张爱玲当年的206房，现在是一个姓Karp的人住着。我按了他的门铃，也只有留言。张当年肯定没有留言机。她一贯极少接电话。林式同可算是她在洛城的惟一朋友，即便如此，他与张爱玲也极少见面。林有时要找她，得先写信去通知，张接到信后才接电话。有时在电话里聊天，说些闲话。张一次对林提及三毛，说她怎么就死了，语气中颇不以为然。林无话可对，因为他根本没看过三毛。这滑稽的错落，对张也算一种世俗乐趣吧。
  　　1992年2月她立遗嘱，指定林为执行人。给林信中说，为了办大陆版权委托书，“在书店里买表格就顺便买了张遗嘱，免得有钱剩下就会充公”。听起来像开玩笑，但张爱玲对钱是不开玩笑的。
  　　1994年《对照记》出版。《联合报》颁她终身成就特别奖。她手持标题“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报纸拍了一张照发到台北隔岸领奖，乌黑眼神里的俏皮笑意与半个世纪前没有什么两样。
  　　这是她最后一张照片。1995年9月初，她在西木区公寓悄然离世。时值中秋。
  　　5月份她曾写信给林，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还在信中附上剪报资料。两个地方都在沙漠中，比洛杉矶更热更干。她要把自己晒成一缕青烟吗？她没有搬成，还是洛杉矶的冷月葬了她的诗魂。
  　　（此文资料来自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
  
  
  
  
  
  
  
  
  
• Reply | Tags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5 鐜涢泤 posted on 03/09/2007
  
  
  这篇文字来自《中美婚恋的性学分析》：张爱玲跨国恋。 呵呵，文学、中美关系跟性学研究一搭界，这东家长西家短扯来扯去没完没了了。
  ……………………
  
  1995年9月初，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一代文学女奇才张爱玲在公寓中孤然离去，身边没有亲友，没有熟人，甚至连一个生人也没有。好几天后，公寓管理员觉得不对劲，这才发现……
  
  张爱玲死后比生前显赫得多，一时间，传记、悼文、特写、回忆录，溢美之词充斥中文文坛。奇怪的是，人们只津津乐道地大谈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中土姻缘，却没有人提及她在美国的另一段洋姻缘。而后一段比前一段要感人，要真情得多。与张爱玲有多年通信关系的美国华人作家司马新，最近著书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移民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年少便成名，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立志在英文的文学天空中翱翔。
  
  第二年三月间，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到那里，专事文学写作，争取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
  
  麦道伟文艺营建于1907年，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道伟的遗孀玛琳·麦道伟所创立。它坐落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群山密林之中，占地420英亩，是由40多栋大小房舍、别墅、工作室、图书馆等构成的建筑群，可谓世外桃源。文艺营的设想是，赞助有才华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暂时摆脱世俗的干扰，在一种宁静的环境下专门从事创作。在这个美国作家荟萃之地，她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
  
  赖雅原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显露了耀眼的文学才华，他个性丰富多彩，知识包罗万象，谈吐才气横溢，处事豪放洒脱。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很不适应婚姻的束缚，便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在这以后的岁月里，他也结交过不少动人的女友，但她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也没有本事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到他65岁遇到张爱玲。
  
  赖雅由于社会理念和好动的个性使然，再加上生活压力造成的注意力分散，并未将自己文学的才华施展到登峰造极，也就是说并没有写出使自己不朽的作品。
  
  赖雅在30多岁时，衣着入时，风度翩翩，一副帅哥才子的派头。然而，到了40多岁时，人们一看他，就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对头，因为那时的他，变成了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加入共产党。赖雅本来就疾恶如仇，对被压迫的人们总怀着一种出于自然的同情心，总替美国的劳工和普通民众考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一切，当然会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不谋而合。这也正说明了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常常都是以社会小人物和他们的遭遇为主。过了天命之年，尤其是过了花甲之年的赖雅，在各方面甚至包括身体似乎都走了下坡路，文学无大建树、经济状况拮据、摔断了腿并数度中风。为了重振文学雄风，他来到麦道伟文艺营，也正是在这里，一个中国奇才女子闯入了他的晚年生活，使他真正感到从未遇过的爱的力量，她就是张爱玲。
  
  在优雅浪漫的环境和心境中，也许某一种奇特的感应，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后者的女儿与前者年龄相当，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当另一个的女儿。
  
  　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这以后，便相见日欢，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进展得神速。赖雅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第三天，赖雅在文艺营的期限到了，不得不离开。张爱玲在送他的时候，还把仅有的一点钱给了他。一个多月后，张爱玲也离开了文艺营。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此时，赖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又觉得张爱玲厚道、可爱，是一个贤妻型的女人，于是，他向她求了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到了当年的8月18号，也就是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
  
  很难完全揣测，当时张爱玲为什么会嫁一个比她大近30岁的异族长者。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年龄、种族、个性、价值观、出身背景和政治观点又全然不同。
  
  一个36岁，一个65岁。
  
  一个中国女人，一个美国男人。
  
  一个孤寂封闭，一个交友甚广。
  
  一个用钱精明，一个出手大方。
  
  一个喜欢大都市的繁闹，一个喜欢小乡镇的恬静。
  
  一个出身于破落的名门大户，一个出身于德国中产移民。
  
  一个是非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
  
  再拿文学风格来说，张爱玲的作品以一种她独具的犀利眼界，又以她特有的空灵剔透的语句，把人性的最深处细细地翻出来描写，即便血色浓浓，也显得某种淡淡的凄美。读她的东西，不是像读别人的一些作品，只从眼睛穿过，而是从灵魂穿过。而赖雅的作品则洋溢着为大众而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色彩。于是，好事的人们便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功利主义者”认为，她把赖雅误认作一个能帮助她打入主流英文文学世界的导师，而并不了解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自身的发展都很有限，甚至在走下坡路，不断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很难在事业上有什么实质的提携。
  
  “心理主义者”认为，她幼年过早丧父，从心灵深处渴望一种父亲般的亲情之爱，这也是当年为什么嫁给大她十多岁的胡兰成的原因之一，而她似乎从来没有对与她年龄相配的男人或年轻男人发生过兴趣，但她没有想到赖雅伤残中风，情况恶化，以后反而需要她的关怀和爱护。
  
  “文化主义者”认为，她在发生在故土上的那场婚姻中受到伤害，对造成这种伤害的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性关系、性观念产生了叛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她由不忠的丈夫，对中国男人已失望，惟有洋人才能从另一个层面满足她的精神需要，而她没有想到这种异族通婚是会有代价的。
  
  “经济主义者”认为，她孤身一人漂泊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寂寞苦闷，自然需要男人的依靠，而赖雅则是第一个从精神等各方面关怀她的男性，理所当然就成了她首先择偶的对象。当时，她在文艺营，虽有免费食宿，却无点滴薪水，况且只能停留三个月，今后的去向一片茫然，而她却没有清醒地想到，赖雅的经济十分窘困，有上一顿没有下一顿，反而后来需要她的倒贴。
  
  “政治主义者”认为，她来到一个她所向往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但她本人却对政治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故把这个社会制度下第一个能得到感应的美国男人当作理想化男人的化身，赖雅恰好担任了这个使命。在20世纪50年代，一般的美国男人的种族主义观念相当深，也只有像赖雅这样具有真诚社会主义信念、主张社会平等的理想主义者才会对一个东方女人有更多的欣赏和尊敬。从另一方面讲，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具有这种理想主义的人是不会很得志的。
  
  　不管张爱玲当时的动机如何，婚后两个人确实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既在物质上，也在精神上。事实上，这两个人的结合，并非是理性逻辑，而是情感“逻辑”展开的结果。
  
  65岁的赖雅，经济的拮据和身体的恶化，早已放弃寻找伴侣的奢望，而此时投入他怀抱的是一个年轻、温柔、细腻、貌美、迷人，而又才华横溢的张爱玲，真是艳福从天而来。如一叶孤舟，在风暴之后，漂泊在陌生大海上的张爱玲，此时最需要的是有一只强有力的铁锚来固定自己，而赖雅似乎就是这样的一个锚。
  
  赖雅在经济上和身体上不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锚。
  
  新婚刚两个月，使张爱玲寄托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并接近死亡。为了试图转移她沮丧的情绪，他保证他不死，不会离她而去。在精神上，赖雅还算是一个“有力的锚”，但不是很强，因为他自己更需要强有力的“锚”，这个“锚”就是张爱玲。
  
  他俩饱一顿饥一顿，住处也没有保障，为了糊口，张爱玲也像赖雅一样，不得不写一些“烂”剧本之类的东西，而分散了文学力作的完成。有一天夜里，张爱玲做了一个梦，梦　见一位不认识的作家，取得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自己很丢人。早上醒来，她向赖雅哭述了这个梦，他设法安慰她，但他从内里知道，这是对贫困无名和不公正遭遇的一种抗议。
  
  张爱玲38岁生日的那一天，联邦调查局派员来核查赖雅欠款一案。而赖雅最忧心的却是不要为此破坏了生日的喜气。好不容易将探员哄走了，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又一同看了一场喜剧电影，笑出了眼泪。散场后，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步行回家。到家后，又把剩饭吃了。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平生最快乐的一次生日……
  
  张爱玲的孤僻只有赖雅才能真正体会到。有一次，有朋友送来一只山羊，幽默的赖雅，对张爱玲说有客来了，而她却拒不见客，他劝了好久，最后说客人就是一只羊，她这才出来看视。赖雅深深觉得她的这种防御心理简直是一种“癖”。
  
  张爱玲的第二部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原名《粉泪》，被出版商退了回来，不少朋友熟人来信安慰，却更带来她的低沉，赖雅从来没有看到她这么颓丧，心里才感到对她来说，退稿就是对她本人的否定和排斥。从那以后，张爱玲真成了一个多产作家，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没有一个是她才华的满意结晶。
  
  他们搬到了加州，张爱玲开始对美国越来越熟，对赖雅的依赖似乎越来越少，相反，年老多病、有点江郎才尽的赖雅却越来越依赖她，甚至根本无法离开她。有人说，他俩的关系就像一座计时沙漏的平面图形，从上端的两边沿着斜坡下来，在中间相交，然后位置逆转，直到下端。虽然事实上，张爱玲对赖雅的依赖，比她所承认的更加深切。
  
  张爱玲为了谋生和发展，在婚后的第五年，不得不决定到港台找机会时，赖雅忧心忡忡，预感大难到头，她将离他而去，也就是说她将抛弃他而远走高飞。在台湾时，张爱玲又得到赖雅再一次中风昏迷的消息，但她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机票回美，况且还要筹一些钱为他进一步治疗。于是，她决定先到香港，赶写《红楼梦》等剧本赚一些钱，然后才回美国。此时的她，也受到疾病的折磨，眼睛因溃疡而出血，而写作又要靠眼睛，每日的熬夜，使眼睛更加恶化。剧本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被接受。
  
  她透过香港的万家灯火，眺望大洋彼岸，自叹在这茫茫的世界里，除了远在天边的赖雅，自己完全是孤独的。
  
  病情好转的赖雅，来信催她回去，说是在纽约找了一个公寓小套间，她一定会喜欢。此时心力交瘁的她，归心似箭，再也不能呆下去。在3月16日那天，赖雅写道 “爱玲离港之日”。张爱玲写信告诉他，3月18日到达。他迫不及待，3月17日就到机场去了一趟。第二天，他又和女儿菲丝在机场，看到久别的爱妻欢喜万分。赖雅比以前更依恋张爱玲，他瞧着她睡觉时的脸真美。
  
  有一天下午，他从图书馆回家，发现她不在家，觉得很寂寞。到了掌灯时分，她还不回来，便焦虑不安，打电话给牙医，甚至要警察局搜寻。一天，赖雅摔了一跤，跌断了股骨，活动更不便。几乎同时又中了几次风。后来，赖雅瘫痪了两年，大小便失禁，全由张爱玲照料。她为此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因为对她而言，写作是最高的追求，而才华全都浪费在护士和保姆的繁忙中。尽管有菲丝的协助，但挽救不了赖雅。赖雅本人也决不愿成为爱妻和爱女的包袱。
  
  张爱玲带着垂死的赖雅为生计到处奔波。那时的赖雅已经只剩下一把骨头，也不能怎么动弹了。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有亲友看他，他将头扭向墙壁，并让其离去。过去，赖雅总是要让别人在生活里有了他而欢乐，如今他受不了别人因他而难过。1967年，赖雅在张爱玲的身边走完人生时，对自己是一个最终的解脱。
  
  这对张爱玲来说，既是解脱，又是损失。
  
  她本来是一个柔弱的女人，为垂死的老人，她奉献的够多了，奉献中最重要的是文学天分的耗尽。但同时，她永远失去了一个真正爱她、理解她、关怀她的人。这个人就是甫德南·赖雅，她的白人夫婿。
  
  文章摘自《中美婚恋的性学分析》
  
  《中美婚恋的性学分析》 作者：丁子江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 Reply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6 鐜涢泤 posted on 03/09/2007
  
  
  张晚年的婚恋经历再次印证了老方“狼狈为奸”理论的伟大正确。相依为命，为经济挣扎，把两人连在了一起。
  
  这是赖雅Ferdinand Reyher
  
  
  
  
• Reply | Tags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7 maya posted on 03/09/2007
  
  
  这篇学术文章着重于殖民时代的文学，把张与毛姆对比。
  张的文字的历史价值还在于她忠实并精细地记录了中国战乱、殖民时期的破落贵族、中产阶级众生心理，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时期的历史画卷。
  ………………………………
  
  Rewriting Colonial Encounters:
  Eileen Chang and Somerset Maugham
  by
  Hsiu-Chuang Deppman
  Oberlin College/Trinity University
  
  Copyright © 2001 by Hsiu-Chuang Deppman,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ext may be used and sh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air-use provisions of U.S. Copyright law, and it may be archived and redistributed in electronic form, provided that the editors are notified and no fee is charged for access. Archiving, redistribution, or republication of this text on other terms, in any medium, requires the notification of the journal and consent of the author.
  
  1. Over the last century few writers have had as much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as Eileen Chang (1920-1995). The Chang Legend,[1] one can say, began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er first short story, "Aloeswood Ashes: the First Burning" in Shanghai in 1942 and was invigorated by C. T. Hsia’s powerful comment about her being "the best and most important writer in Chinese"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389) in 1961. Her death in 1995, not surprisingly, rekindled serious debate over the value of her work.
  
  2. While Chang criticism has been dominated by biographical studi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heories (e.g. psychoanalysis, new historicism, new criticism, cultural theory and feminism) to her work,[2] few critics are yet committed to exploring what I consider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her work -- the rewriting of colonial encoun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3] More specifically, her conscious and methodical effort to retell the exotic stories of the popular British writer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 calls our attention to her affinity with European realism on the one hand and to her intervention in colonialist discourse on the other. The "hybridity" of her position -- a Western-educated Chinese -- thus makes her "nativist"[4] resistance to colonization as intriguing as som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st-colonial writers -- Chinua Achebe, Tayib Salih, V. S. Naipaul, Camara Laye, Mahasweta Devi, and many others. Given the lack of scholarship on the significance of her de-colonizing endeavor, it is thus all the more imperative for us to examine how her concern with the exoticization of Chineseness as a cultural parody redefines the dynamic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lonial studies.[5]
  
  3.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hang’s literary intervention, I suggest that we must also be sensitive to certain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of her life. In a 1939 autobiographical essay, "The Dream of a Genius," Chang describes how she eloquently recited poetry from the Tang dynasty at three, began to compose her first family tragedy at seven, and started a Utopian novel entitled "Happy Village" at eight.[6] Despite these dreams of genius, we know that her writing career did not take off until she had tasted the bittersweet world of adults. Caught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her parents, Chang chose to endorse the artistic and liberal reveries of her Europeanized mother and revolted against the aristocratic decadence of her opium-ridden father. This choice, compounded by her pursuit of an independent creative environment, greatly angered her father and stepmother.[7] Escaping from the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imprisonment of her father’s house, she later moved in with her mother and earned a fellowship to attend Hong Kong University. After three years of college in Hong Kong, the Pacific War broke out and Chang returned to Shanghai in 1942.
  
  4. Although Shanghai was still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she began to write film criticism for the local edition of The London Times and to contribute articles to the English edition of a German magazine, The Twentieth Century.[8] The most productive years of her writing career were 1943-5, a period in which she published many of her famous stories and novels in such Chinese journals as Violet (tsu lou lan) and Variety (wan hsiang), and Magazine Monthly (cha chi yue kan). The first edition of her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Romance (ch’uan ch’i), published by Magazine Monthly in 1944, was sold out in four days, and by then Chang was a celebrity in many literary circles. However, the Communists’ takeover of China in 1949 cut short Chang’s run of stardom, for with a much publicized prestigious family background,[9] Chang knew that she would become a conspicuous target for Communist persecution. Foreseeing political trouble, she escaped to Hong Kong in 1952 and left for the U.S. in 1955. Aside from her marriage to the playwright Ferdinand Reyher (1891-1967) in 1956, she lived as a recluse until her death in 1995 in Los Angeles.[10]
  
  5. Most biographies suggest that Chang was an avid reader of Maugham’s work, largely fashioned in the crisp realist tradition of Chekhov, Maupassant, and, to some extent, Mansfield.[11] In her first ten stories (a series of colonial sketches published between 1942-5), one finds that Chang borrowed heavily from the techniques and subject matter of Maugham’s South Seas narratives (written between 1919-31).[12] A comparison of their work therefore reveals that both authors shared a strong personal and national interest in the colon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 and West. However, despite their literary kinship, Chang and Maugham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Their opposing perspectives -- one Eurocentric and the other Sinocentric -- show contrasting approaches to the space of coloniality. Moreover, they tend to see different dangers in the exoticization of the Orient. While both writers toy with pre-existing assumptions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lonists and natives, Chang’s writing reveals that the Maughamian fetishization of differences ultimately leads to a certain commodification of "authenticity," which exacerbates the fallacy of an imperialist desire to reinvent the notion of a pure, national culture.
  
  6. This essay will examine these two particular issues --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pective and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Orientalism -- through a close-reading of two of their short stories, Maugham’s "The Outstation" and Chang’s "Indian Summer." My comparison will situate both works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and analyze how their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colonial space raise important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Homi Bhabha’s discourse of colonial mimicry, Trinh Minh-ha’s exposition of the silenced native, and Edward Said’s now classic notion of Orientalism. My focus on their use of domestic space further suggests that they treat the notion of home as a privileged topos which materializes the paraphernalia of the Self and makes visible a colonizing desire to domesticate the unfamiliar.
  
  7. Although Maugham has not been a popular writer with critics,[13] the scope of his colonial writing, in some ways, rivals that of Rudyard Kipling’s and touches upon subjects pertinent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wer dynamic between colonists and nativists. Many of his celebrated stories in East and West -- "The Letter," "The Red," "The Yellow Streak,"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 to name a few -- contrast the shadowy existence of the natives with the vibrant and sometimes precarious lives of the colonists. This contrariety not only highlights a strong racial tension between two communities but also consolidates the class hierarchy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8. Conversely, Chang’s colonial stories -- from "Aloeswood Ashes: the First Burning" to "Love in a Fallen City" -- carefully animate the natives’ presence. This effort revives a marginal existence that has largely been blurred, suppressed, or simply absent from Maugham’s narrative. Their different positions thus create an intriguingly supplementary dialogue between master/colonist and servant/native -- they each speak to the other’s absence.
  
  9.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in Maugham’s "The Outstation" and Chang’s "Indian Summer." Both stories call attention to the monocentric view of the colonial cultural practice and account for the displacement of a colonizer’s "place" in the Far East with an ironic twist. While Maugham’s British narrator aspires to create a pure form of Englishness to solidify the boundary between self and other, Chang’s Chinese servant trivializes her foreign master’s effort to hybridize Westernness with Chineseness in the space of coloniality. As a result,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ir texts shows the distinct ideological formations which inform the reader of both writers’ literary preferences: Maugham’s privileging of the center/Empire is to be directly challenged by Chang’s privileging of the peripheral/Colony.
  
  10. Like most of his exotic fiction, Maugham’s story investigates how an expatriate (re)conceives of the legitimacy of English presence in the Far East. The story begin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solated existence of Mr. Warburton in the remote region of Borneo in the South Seas. Being the only Englishman in the colony, Warburton sees himself as an uncontaminated romantic hero teaching the natives the "civilizing" principles of the West.[14] When the station hires an Assistant Clerk, another Englishman, to help him out in the area, he invites his new colleague to his house for dinner.
  
  11. In this crucial scene, the narrative elaborates how Warburton uses his domestic space to romanticize and materialize his Englishness.
  
  He went into his room where his things were as neatly laid out as if he had an English valet, undressed, and, walking down the stairs to the bath-house, sluiced himself with cool water. The only concession he made to the climate was to wear a white dinner-jacket; but otherwise, in a boiled shirt and a high collar, silk socks and patent-leather shoes, he dressed as formally as though he were dining at his club in Pall Mall. A careful host, he went into the dining-room to see that the table was properly laid. It was gay with orchids and the silver shone brightly. The napkins were folded into elaborate shapes. Shaded candles in silver candlesticks shed a soft light. Mr. Warburton smiled his approval and returned to the sitting-room to await his guest. Presently he appeared. Cooper was wearing the khaki shorts, the khaki shirt, and the ragged jacket in which he had landed. Mr. Warburton’s smile of greeting froze on his face. ("The Outstation" 269)
  
  Notably absent in the scene is the Malay servant who functions like "an English Valet" and performs all the housework with care and efficiency. The absence of the Other’s voice makes the host’s solemnly maintained "English" habits -- formal dinner attire in spite of the boiling heat and shining dinner ware with an elaborate arrangement -- assume a certain racial, cultural, and nationalist "purity." Driven by a displaced pride, Mr. Warburton uses expensive and familiar objects to create a nostalgic illusion of being at "home"–at home with his cultural roots and with his Eurocentric vision of good taste.
  
  12. Most strikingly, Warburton’s meticulous preparations for the dinner party give the reader an impression that he is getting ready for a romantic date. The bath, the clothes, the flowers, and the soft candlelight all hint at his concern for the (sexual) attractiveness of both the host and the household. His dinner party seems to expect not so much a new subordinate but a witness to (and, perhaps, a sexual partner to share) his romance with England. He hopes to find a compatriot who will understand the extent to which his effort to maintain a proper English identity among a group of "barbarians" is heroic.
  
  13. Warburton’s feast, complete with an European menu and two Malay boys serving the guest with well-trained grace, shows his Orientalizing effort to imagin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life style of a high British society. His dining room mummifies the image of "Great" Britain bathed in the glory of good foreign food, good wine, and good manners, and reveals his nostalgic desire to convert this strange Orient into his idealization of what a "civilized" West should be. In his imagination, the Orient can "almost" become a perfect copy of his home country. However, Warburton’s effort to naturalize the artificiality of his taste is ridiculed by his guest, the newcomer. Cooper’s seasonal and "localized" clothing (i.e. "the khaki shorts, the khaki shirt, and the ragged jacket") shatters the elegant illusion in which the romanticized Englishness could be seamlessly transplanted to the soil of the South Seas.
  
  14.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Warburton calls to mind the post-colonial investigation of an imperial insistence on hegemony. Very usefully we can approach the colonialist’s displaced idealism through Homi Bhabha’s notion of mimicry. For Bhabha,
  
  colonial mimicry is the desire for a reformed, recognizable Other, as a subject of a difference that is almost the same but not quite. Which is to say, that the discourse of mimicry is constructed around an ambivalence,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mimicry must continually produce its slippage, its excess, its difference. ("Of Mimicry and Man" 186. Bhabha’s emphasis)
  
  Bhabha’s analysis would explain the tension in the passage in which Warburton faces the discrepancy in the discourse of mimicry: his house is almost the high-class English club but not quite, his Malay boys are almost the English valets but not quite, and his guest is almost the aspiring compatriot, but not quite. Warburton’s dinner mimics because it unsuccessfully appropriates a romanticized self-identity: the host has to make concessions (e.g. wearing "a white dinner-jacket") in the make-believe world of identification. The paraphernalia in the dining room can thus be seen as camouflaging a crisis of authority, for he is unable to control the "direction" of colonial assimilation. Cooper, his subordinate, succumbs to the climate and makes adjustments. In this sense, we find that the host sees his own inferior double both in the natives and in his own community -- the utopian topos in which perfection presumably resides.
  
  15. Maugham’s Eurocentric perspective inevitably complicates the fallacy of this mimetic hierarchy. Although his Eurocentrism has drawn a lot of criticism,[15] Maugham has no want of staunch defenders who embrace his dualistic distinction of Self and Other. Critics like Anthony Burgess argue that "Maugham cannot be blamed for making his stories centre on . . . Europeans, since they were the only people he could really get to know" (Maugham’s Malaysian Stories, xvi). Klaus W. Jonas also comments that Maugham "is concerned with the English character with which he mostly deals in his exotic narratives; not, however, because he considers it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at of other nationalities. He is convinced that, as an Englishman, he will never quite succeed in understanding and portraying other peoples realistically" ("Maugham and the East" 106).
  
  16. These practical concerns, assuming the unknowability of the other perspective and the authenticity of a monolithic cultural position, create an epistemological order to suppress a fear of foreignness and alienation. They seem to suggest that the agnostic doubt about the limitation of one’s own English viewpoint can be ministered by disengagement which, in turns, generates both a sense of "objective" detachment and ultimately a freedom of interpretation: the natives cannot be understood or "realistically portrayed," but they can be contained within the European framework of fictional and epistemological tradition.
  
  17. Such "complacent ignorance" and "reluctance to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issues," as Trinh Minh-ha points out, enable the colonists to "work toward your erasure while urging you to keep your way of life and ethnic values within the borders of your homelands" (Women, Native, Other 80). Trinh Minh-ha’s description raises an important concern for the authority of characterization: the absence of the Other’s perspective in a colonial text leaves the natives no room for self-definition. Addressing "woman, native, other" directly, Trinh continues:
  
  You who understand the dehumanization of forced removal-relocation-reeducation-redefinition, the humiliation of having to falsify your own reality, your voice -- you know. And often cannot say it. You try and keep on trying to unsay it, for if you don’t, they will not fail to fill in the blanks on your behalf, and you will be said. (80)
  
  This powerful assumption of a second-person audience deliberately effaces the invisibility of "them," "him," and "her" and brings to light the systematic deprivation of the native’s autonomy. This questioning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perspective and positionality, for it challenges the authority of writers like Maugham whose exotic narrative boasts a possibility of seeing through the unique man "in those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civilization is worn thinner" ("Maugham and the East" 101). However, the ambivalence of such colonial cognition is apparent: the centralized Self[16] claims to know what it also sees as unknowable in the marginalized Other.
  
  18. This logic has also been famously criticized by Edward Said’s classical definition of Orientalism. Orientalism, Said suggests, is the Western invention of the Orient as "a way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Orient that is based on the Orient’s special place in European Western experience" (Orientalism 1). The term Orientalism therefore indicates an authoritative European expertise which explains, controls, and rationalizes the images of the Other. Said’s study offers this thesis:
  
  There is nothing mysterious or natural about authority. It is formed, irradiated, disseminated; it is instrumental, it is persuasive; it has status, it establishes canons of taste and value; it is virtu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certain ideas it dignifies as true, and from traditions, perceptions, and judgments it forms, transmits, reproduces. Above all, authority can, indeed must, be analyzed". (Orientalism 19-20)
  
  Said’s comment exposes the categorizing authority of Oriental theory and states a need to challenge the power of this interpretive privilege. In the context of my analysis, Maugham’s narrative (i.e. Warburton’s tyrannical appropriation of "good" and "bad" images) confirms this cogent relation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and thus falls into Said’s critique of how an Orientalist structures the hierarchical boundary of difference.
  
  19. In contrast to Warburton’s English narcissism, Chang’s "Indian Summer" highlights the ambivalence of such an orientalizing romance -- a "love story" which dramatizes the superiority of the European Self to justify an imperialistic desire for assimi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homogeneity. Chang’s story problematizes this colonial vision and exposes the fallacy of a colonial authority to reinvent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elf in the East.
  
  20. Chang’s story parodies Maugham’s Eurocentric vision in several ways. She reverses, first of all, the narrative hierarchy between colonists and natives and uses a Chinese maid to castigate the calculated ambition of her foreign master. Mr. Gorda, a Westerner working in Shanghai, sees his stay in the Orient as an extended adventure hunting for a perfect romance. Like Maugham’s Warburton, Gorda uses the arrangement of his chamber to materialize a colonial self-adulation. However, while Warburton represses all that is non-English in his bachelor’s haven, here we encounter a syncretic form of an inclusive colonizing desire.
  
  21. It is a "morning-after-the-party" scene and the maid Ah-Hsiao walks into Mr. Gorda’s bedroom to inspect her allotted work for the day.
  
  Right at this moment the sun came out, lighting up the room with a sort of smoggy blue light, as smoky as paper-burning. Scattered in bed were colorful silky cushions. Spread out on the headboard were a wireles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In the bedroom were a pair of slippers hidden underneath the bed, a red-blue Peking-style little rug, a courtly-lantern-style waste basket, and a pair of parental redwood coffee tables, decorated with exquisite engravings, sitting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In the corner of the wall hung a Ghost mask from Peking Opera. There was a pair of tin candle holders on the table. The room, stuffed with delicate pleasures, was like the chamber of an eminent Caucasian Russian prostitute who built a comfortable nest with bits and pieces of Chinese goods. The most precious decoration were, however, the misty purplish wine glasses in the bar, all kinds of glasse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wine; the neatly arranged bottles had egg-sized corks on top, painted red, blue, and green ("Indian Summer 133). [17]
  
  Although Gorda’s room, unlike Warburton’s space, shows little nostalgic Anglicization, the reader witnesses an equally lavish display of a romanticizing fantasy. Ah- Hsiao’s perspective, along with the entry of the sun -- a natural metaphor that often symbolizes disclosure and order in Chang’s fiction -- exposes the gaudy glamour of the room: it is a collage of tawdry expenditures. While there is a touch of cultural curiosity in the red-blue Peking-style little rug, courtly lantern-style waste basket, and Ghost mask from the Peking Opera, Ah-Hsiao later tells us that many of these Chinese decorations are given to him by his romantic pawns and thus serve as souvenirs for his sexual prowess. The presentation stages a paradoxical mood of self-affirmation: it testifies to the materialization of an Orientalist’s collecting fantasy and shows, however, Gorda’s dependence on meeting the Other to find the Self. This double-edged mentality again calls attention to what Bhabha theorizes as the "The Other Question": "that ‘otherness’ which is at once an object of desire and derision, an articulation of difference contained within the fantasy of origin and identity" (67). Bhabha believes that a careful analysis of how the space of otherness is productively ambivalent sheds light upon the sophism and paradoxes of colonial discourse. Gorda’s chamber, to a large extent, makes visible Chang’s intervention in the colonial discourse of power and occupation.
  
  22. Broadly speaking, the intriguing mélange of pride and intimacy in Mr. Gorda’s furnishings mimics the complex dynamic in the city of Shanghai. Shanghai, like Borneo, was an occupied territory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a site of acute cultural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 city advertised for its ephemeral pleasures and instant gratification, Shanghai epitomizes the space of coloniality within which an Orientalizing fantasy can be realized. Departing from Warburton’s stress on the purity of a nationalist culture, Gorda exploits the unspecificity of his nationality to construct a collective identity which embodies all that is modern, Western, male, aggressive, and dominant. The interior of his chamber thus structures, so it seems, a space of triumph, for written in the collection of objects is a romantic epic of conquest.
  
  23. However, Gorda’s romance with the East ultimately corresponds to Warburton’s self-fashioning narcissism. His quest for an ideal romance functions once and again to manifest not a need for the Other, but for the perfection of the Self: the Orient functions only as a magnifying glass to reflect the Western man twice its natural size.[18] This looking-glass illusion is nevertheless deconstructed by Ah-Hsiao’s gaze: the voice-over of the Chinese maid in her absent master’s empty nest transforms the romantic epic into a melodrama.
  
  24. The narrative overtly ridicules the disingenuous structure of the formulaic fantasy constructed in Maugham’s exotic stories.[19] While Warburton’s colonist mentality enshrines the making of a perfect nation, albeit illusory, in his Far Eastern residency, Gorda’s futile search for an ideal Oriental mistress helps him build a collector’s memorial to glorify his Western masculinity. Both authors employ domestic space to characterize the materiality of their displaced desires. Chang’s narrative, however, goes further to expose the materialist nature of the Orientalizing romance. Even if Gorda finds his dream girl, Ah-Hsiao taunts, "all he wanted to do was take a little advantage of her and call it quits" ("Indian Summer" 134). Her comment derides the colonialist’s mentality in his foreign exploits and discloses the unromantic nature of a romance enslaved by a desire for possession and economic profits.
  
  25. Chang’s deromanticization of colonialism also re-orients the notion of sexuality in the stereo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East. Ah-Hsiao’s comparison of Mr. Gorda to a "Caucasian Russian prostitute," in particular, changes the dynamic between the "masculine" West and "feminine" East. To a large certain, Mr. Gorda has been "unmanned" by the feminization of his personal space. The colorful silky cushions and a pair of slippers hidden underneath the bed give the room a touch of feminine delicacy. The image of nesting, in particular, conveys a maternal instinct and transforms the occupant into a home-maker, protective of his/her own territory. This "nest" also resembles the escort center in which Mr. Gorda himself conducts transactions and offers services. The bright colors of the corks, red, blue, and green, consciously advertise the sensory experiences that Mr. Gorda promises to provide for his clients, and the analogy between Gorda and a high-class prostitute transforms the fantasy land into a store of cheap thrills. Deprived of its romantic vitality and heroic vigor, Mr. Gorda’s chamber,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hsiao, does not exoticize the space of the Orient; rather, it has been de-orientalized by the maid’s realistic evaluation of how the West fantasizes the East.
  
  26. Finally, Chang’s "unmanning" of the colonial subject in the domestic space is crucial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her revision of Maugham’s exotic fiction. Although Warburton’s fastidious romanticization of Egnlishness makes him almost an androgynous figure masquerading in his closet homosexuality, most of Maugham’s writing seeks to solidify, in particular, the image of a feminine, submissive, and silent East. The narrating maid in Chang’s story has thus spoken not only for the Malay boys, but, very importantly, also for speechless native women in Maugham’s other works: the native girl with "the passionate grace of the hibiscus and the rich colour" in "Red" (49), the Chinese mistress wearing "little Chinese silk slippers" and "elaborate gold pins in her black hair" in "The Letter" (88), the native wife sitting "on quite quietly, faintly rocking herself in her chair . . . with none could tell what calm thoughts" in "Yellow Streak" (300-1), and the abandoned native mistress "with the large, dark, starry eyes of her race and a mass of raven hair" in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 (249). Chang’s stories labor to restore the speech of the Other whose presence is made invisible and voice inaudible by Maugham’s discourse of colonial space, nation, and narration.
  
  27. The interior design of Gorda’s chamber creates a cultural parody of an "authentic" Other and ultimately compromises a nationalist myth of ideological purity, for the mock Orientalization of a Western space in the East inevitably problematizes the hierarchy of colonial mimicry -- an imagined structure so essential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imperialist superiority. Moreover, if Gorda’s search for the sexualized Chineseness, as displayed in his domestic space and romantic masque, is tantamount to a colonist desire for cultural differentiation and centralization, the commodification of this quest only exacerbates the superficiality of trading surfaces. The oppositional politics of self and other is thus reduced to a narrative of imperfect imitation. This reduction makes one all the more keenly aware of how the image of China in Gorda’s chamber is but a copy of a copy. Spe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and position of A-hsiao, Chang’s art turns colonial mimicry into the Orient’s invention of the Occident’s invention of the Orient, a process of Platonic poetic duplication, speaking to the infinite absence of the "original."
  
  Notes
  
  1. Ze Yang's biographical study of Chang's literary career in "The Sophisticated Girl: The Legend of Eileen Chang" offers an overview of how the "Chang legend" finds its roots in both her family life and the city Shanghai. See Reading Eileen Chang, ed. Ze Yang (Taipei: Mai Tien, 1999), 9-26. Back
  
  2. There is no want of comparative projects on Chang and Western writers. Notably, Shui Ching's comparison of Eileen Chang and Henry James in Tbe Art of Eileen Chang's Fiction (Taipei: Ta-ti, 1973), 63-92; Elizabeth Cheng Steward's dissertation Awareness of the Woman Question in he Novels of George Eliot and Eileen Chang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7), among others. Reading Chang with the analytical techniques of Western theories is pervasive. See C. T. Hsia's Love, Society, Novel (Taipei: Chun-wen-hsueh, 1970), Shui Ching's The Art of Eileen Chang's Novels (Taipei: Ta-ti, 1973), Edward M. Gunn's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and more recently The World of Eileen Chang, ed. Shu-sen Chang (Taipei: Yun-chen, 1990), Chien Chang's New Theory on Eileen Chang (Taipei: Shu-chuan, 1996), Reading Eileen Chang, ed. Ze Yang (Taipei: Mai Tien, 1999). Back
  
  3. As far as I know, there are two critics who have commented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g and post-colonialism. One is Chang Hsiao-Hung, "The Object-Fetishization of Eileen Chang" (Lian Wu Zhang Ai-ling) in Queer Desire: Gender and Sexuality (Taipei: Lian-ho, 1996), 32-43; the other is Yuan-Huang Tsai's "Reading Eileen Cha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st-Colonialism" (Tsung Hou Chi Min Chu Y De Guang Dian Kan Zhang Ai-ling), Reading Eileen Chang, ed. Tse Yang (Taipei: Mai, 1999), 279-302. Back
  
  4. This is a term that has been carefully defined by Sung-sheng Yvonne Chang in her discuss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in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see especially 148-76. Back
  
  5. There are two things that need to be clarified here. First, I use the term "post-colonial"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definition given by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They use the term "to cover all the culture affected by the imperial process from the moment of colonization to the present day. This is because there is a continuity of preoccupations throughout the historical process initiated by European imperial aggression" (2). Second, I am aware that there is a rift between post-colonial theory (embodied by Edward Said, Gayatri Spivak, and Homi Bhabha)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represented by the rest of the field). In the context of my comparative studies, I do not wish to call an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igorous differentiation of these two theoretical practices, as it is characterized in Bart Moore-Gilbert's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7). Rather, I will use theories deemed appropriate to my literary analysis. Back
  
  6. Eileen Chang, "Dream of a Genius" in Chang's Look (chang kai) (Taipei: Huang Kuan Publisher, 1984), 277. With regard to her early creative activities, there is som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accounts of "The dream of a Genius an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collected in Gossip (liu yan). In the latter, Chang mentions that she composed her first Utopian novel, "The Happy Village within Happy Villages" at twelve or thirteen. See Gossip (Hong Kong: Huang Kuan Publisher, 1996), 123. Back
  
  7. Chang graphically describes how she had been physically tortured and imprisoned by her father and stepmother in her autobiographical essay, "Whispering Words" (si yu) in Gossip, 153-68. Back
  
  8. For more details about Chang's relation to European journals, see Ch'ing Yu's Biography of Eileen Chang (Taipei: Shi Chien Publisher, 1995), 90-101. Also see Cheng Shu-sen's "Eileen Chang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World of Eileen Chang (Taipei: Yun-chen Publisher, 1994), 41-6. Back
  
  9. There have been ample discussions of how Chang's prestigious family history -- both her parents were descendants of the highest officials (Hung-chang Lee and P'ei-lun Chang) in the late years of Ch'ing Dynasty -- shapes her literary vision of the world. For further references, see Ch'ing Yu's The Biography of Eileen Chang, Eileen Chang's autobiography, Stories of the Photos (Taipei: Huang Kuan Publisher, 1994), and Yen-cheng Yu's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Eileen Chang's Novels (Taipei: Mai Tian Publisher, 1994), 21-9. Back
  
  10. Chang herself wrote and translated several of her novels and stories into English, most famously, The Rice-Sprout Song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5), The Rouge of the Nor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and Golden Cangue collected in 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 eds. Joseph Lau, C. T. Hsia, and Leo Ou-fan Le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530-59. Back
  
  11. For further reference on these writers' influence on Maugham, see Richard A. Cordell's Somerset Maugham: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1), 160-93. Back
  
  12. In his preface (1943) to the publications of Chang's first two Hong Kong stories, "Aloeswood Ashes: The First Burning" and "Aloeswood Ashes: The Second Burning," Chou suggested that Chang's style "is very similar to that of the British Writer Somerset Maugham" and in her subsequent visit to the editor Chang willingly acknowledged that she was a great Maugham fan. See Shou-chuan Chuo's "Preface" to Violet (vol. 2), collected in Shui Ching's The Art of Eileen Chang's Novels (Taipei: Earth Publisher, 1973), 95. Chang later repeated this statement in a more public setting. Invited to the Women Writer's Group Discussion held by Magazine Monthly (Cha Chih Yuan K'an) in 1944, she again mentioned that "Maugham was one of her favorite authors." See Yu Ching's The Biography of Eileen Chang (Taipei: World Publisher, 1995), 113. Later commenting on the influence of British writers on her work in a personal letter (1977), Chang reconfirmed how much she "liked Maugham's short stories." See Edward Gunn's endnote in "Antiromanticism," The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292. Back
  
  13. Philip Holden comments: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lso in the implicit evaluative agenda of New Criticism, Maugham's work is lacking in texture and depth. Its symbolism is clumsily obvious, plots contrived, language polished and euphonious but tending toward the cliché. In Maugham's fiction, meaning is often on the surface, and the text itself needs little explication or annotation, in contrast to the modernist fiction and metaphysical poetry upon which British New Criticism cuts its analytic teeth. . . Maugham's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were excluded on aesthetic grounds from the modern fiction canon at British and North American universities." Many scholars agree that, in spite of Maugham's flirtation with various provocative contemporary issues such as post-coloniality, "the woman question," and closet homosexuality, there is much left to be desired in his stylistic choices and formulaic approach to writing. See Philip Holden, Orienting Masculinity, Orienting Nation: W. Somerset Maugham's Exotic Fictio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1. Also see Jacob Epstein's essay, "Is It All Right to Read Somerset Maugham?" in New Criterion 4.3, Nov. 1986, 1-13. Back
  
  14. To a large extent, the "civilizing mission" of Warburton in "The Outstation" parallels that of Maugham's "hero" in his most famous story, "The Rain." Like Warburton, the protagonist of "The Rain" -- Davidson, a minister -- treats the natives as barbarians: "You see, they were so naturally depraved that they couldn't be brought to see their wickedness. We had to make sins out of what they thought were natural actions. We had to make it a sin, not only to commit adultery and to lie and thieve, but to expose their bodies, and to dance and not to come to church. I made it a sin for a girl to show her bosom and a sin for a man not to wear trousers." This tyrannical imposition of religious "rules" as the laws calls attention to a system of value judgments which seek to naturalize its principles and institute its presence. The conflict thus derives from the binary between "good naturalization" as moral redemption and "bad naturalization" as a sensual state of corruption. See "The Rain"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New York: The Literary Guild, 1934), 12. Although the conclusion of "The Rain" highlights the hypocrisy of Davidson's positio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story solidifies, nevertheless, the hierarchical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ensual natives and the rational colonists. Back
  
  15. Maugham's Eurocentric viewpoint has been widely criticized by post-colonial theorists. Philip Holden, for example, points out that Maugham's narrative is "like a series of trompe l'oeil murals," which "depend for their harmonious effect upon a certain way of seeing, upon an alignment of reader, narrator, and object which is so assiduously created that it becomes difficult to find another angle of vision." See Orienting Masculinity, Orienting Nation: W. Somerset Maugham's Exotic Fictio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15. It is this exclusion of other ways of seeing which shows an important limitation of Maugham's storytelling. Back
  
  16. In his travel notebooks, Maugham has repeatedly stated that he thinks Europe is "the great centre[. . .] of civilization." Back
  
  17. If not specified, the translation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is mine. Back
  
  18. I borrow this analogy from Virginia Woolf's A Room of One's Own. In her criticism of domineering sexism, Woolf states: "Women have served all these centuries as looking-glass possessing the magic and delicious power of reflecting the figure of man at twice its natural size." See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and London: A Harvest/HBJ Book, 1957), 35. Back
  
  19. Famously, "The Rain," "The Letter," "The Force of Circumstance," "The Red," and "The Yellow Streak" all follow a certain formulaic pattern to characterize the encounter between natives and colonialists. Back
  
  Works Cited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Helen, eds. The Empires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Burgess, Anthony. Maugham’s Malaysian Stories. Hong Kong: Heinemann Asia, 1969.
  
  Chang, Chien. New Theory on Eileen Chang. Taipei: Shu Chuan, 1996.
  
  Chang, Eileen. A Collection of Eileen Chang’s Short Stories. Taipei: Huang Kuang, 1984.
  
  ---. Chang’s Look (chang kan). Taipei: Huang Kuan, 1984.
  
  ---. Gossip (liu yan). Taipei: Huang Kuan, 1996.
  
  ---. Stories of the Photos (dui zhao ji). Taipei: Huang Kuan, 1994.
  
  Chang, Hsiao-Hung. Queer Desire: Gender and Sexuality. Taipei: Lian Ho, 1996.
  
  Chang, Sung-sheng Yvonne. Modernism and Nativist Resistanc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1993.
  
  Cheng, Shu-sen, ed. The World of Eileen Chang. Taipei: Yu Chen, 1990.
  
  Ching, Shui. The Art of Eileen Chang’s Fiction. Taipei: Ta Ti, 1973.
  
  Ching, Yu. The Biography of Eileen Chang. Taipei: World Publisher, 1995.
  
  Cordell, Richard A. Somerset Maugham: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1.
  
  Epstein, Jacob. "Is It All Right to Read Somerset Maugham?" New Criterion 4.3 (November 1986): 1-13.
  
  Gunn, Edward M. 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45.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Holden, Philip. Orienting Masculinity, Orienting Nation: W. Somerset Maugham’s Exotic Fiction.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6.
  
  Hsia, C. T.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Love, Society, Novel. Taipei: Chu Wen Hsueh, 1970.
  
  Jonas, W. Klaus. The World of Somerset Maugham. London: Peter Owen Limited, 1959.
  
  Maugham, Somerset. East and West.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1934.
  
  Moor-Gilbert, Bart. Post-Colonial Theory: Contexts, Practices,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7.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Steward, Elizabeth Cheng. Awareness of the Woman Question in the Novels of George Eliot and Eileen Chang. Dissertation. Champaign-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87.
  
  Trinh, Minh-ha. Woman, Native, Other.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Woolf, Virginia. A Room of One’s Own. New York and London: A Harvest/HBJ Book, 1957.
  
  Yang, Ze, ed. Reading Eileen Chang. Taipei: Mai Tien, 1999.
  
  Yu, Ch’ing. Biography of Eileen Chang (chang ai-ling chuan). Taipei: Shi-Jie, 1995.
  
  Yu, Yen-Cheng.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Eileen Chang’s Novels (chang ai-ling de li shi yi shi). Taipei: Mai Tian, 1994.
  
• Reply | Tags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8 鐜涢泤 posted on 03/09/2007
  
  
  张爱玲的今生缘
  ──《张爱玲与赖雅》之外一章
  
  作者：司马新
  
  (原载《联合文学》第十三卷第七期)
  
  
  1
  
  拙书《张爱玲与赖雅》出版之后，手中尚有少许研究中所得之资料，因顾及传记的流畅可读性，只能割爱，未能用上。另外，从开始至终结，拙书断断续续也写了十年，中间自有不少对张爱玲生平的感想，因原作用英文写，而西方严肃传记力求公允客观，很少容许作者发表个人感想，所以不知不觉将其排斥在正文外。再者，十年中访问了不少张爱玲的亲友，内中有些饶有趣味的经历，值得再写一章。但这批资料信息，杂七咕咚地拼成杂碎，章次凌乱，在所难免，好在此文读者大多是张迷，对她的点点滴滴，都会觉得弥足珍贵，因而来写这〈外一章〉。
  
  我的心目中，还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读者。他(也很可能是她)，即是将来张爱玲正传( Definitive Biography )之作者。此人须有下列条件：
  
  (1) 公允之立场。不因自己政治立场来批评文学，如果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不会因此将《秧歌》贬值，自己如果反.共，也不会去高捧《赤地之恋》。
  
  (2) 高远之视界。中外古今的经典著作，应看过多种，可以将张爱玲作品，与此等名著相比，借来判定她应得之地位与评价。
  
  (3) 悲天悯人之精神。传记作者也是凡夫俗子，跳不出个人的恩怨。但在写传记时，应尽量达到近乎上帝的境界，对世人要有无尽无止的爱心，能体谅传主一生艰难的历程。「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但同时也必须求真，所以能在同情与客观之间求得平衡，是任何传记作者最大的挑战。
  
  (4) 第一流之鉴赏力。大文豪如莎翁、托翁，第一等作品外，也有二流，甚至三流作品出现，何况张爱玲？作者必须有天赋的鉴别能力，可以一一评判，并使读者信服。
  
  (5) 心理知识之丰富。作者应看过心理学中主流几派的论点，并会加以利用。但并不是借心理学上之专门名词来吓唬读者，而是深入浅出，对传记中人物作心理分析，使人觉得入情入理，看到传主曲折的内心世界。这是中国传记文学上最弱的一环，即传主缺乏内心世界的活动。同样重要的，是作者能熟知自己的心理，而避开向传主认同。否则他我不分，作者很容易把自己感性与看法，转移到传主身上，产生错误。传记一定也变成「三底门答尔」( sentimental )，软弱而站不住脚。
  
  (6) 有小说家之才华。不论传记作家会写小说与否，他必须借用小说的技巧。在情节的安排、场面的生动、故事的剪裁上尽其努力。这本正传如是多年后出现，作者尤其需这份才华，因为届时读者对张爱玲生平，均已熟之甚详，传记不能写得流畅，一定令人看得昏昏欲睡。
  
  (7) 历史之常识。作者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史，与美国二十世纪后半之社会、文化、人物，都须熟知如掌背，并能用历史学手法，使两个社会一一重演于读者之眼前。
  
  具有上列条件作者，是绝顶的才子或才女无疑，可能还须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方会出现。没有这等全能的张爱玲学者，包括我自己，有何项工作可做？我想，第一，我们可以发掘关于张爱玲之新资料，这方面工作还是繁多。大陆、台湾、美国学者均有任务(详情请见第三节)。第二，我们可以在她作品上找到新论，不是标新立异的怪论，而是前人未见，而又使人信服的有趣见地。最忌者是东抄西抄，人云亦云的评论，这类文章，浪费作者自己时间，固然可惜，浪费了读者时间，就更不应该了。
  
  一百年之后，二十世纪文坛显赫一时的大作家，大多会被人弃之如敝屣了。就像我们在二十世纪末期，看十九世纪名作家，曾孟朴、李伯元、韩邦庆等，除了少数学者还在作研究外，今天还有几个读者会想看这种旧小说？因为此等作品，不像十八世纪的《红楼梦》，对人性、人生、人间世的探讨，能超越时空。一百年后的读者，也许会同样觉得奇怪，本世纪有些极负盛名的作家，何以作品如此浅薄？
  
  那么，张爱玲会不会传世？谁也不能预知先卜，知道一百年后文评家如何为本世纪小说家排名。但我想，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张爱玲文字之华丽，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中，无人能出其右。一百年后，只要还有中国文字，还有能欣赏文字的人，张爱玲就不会给人遗忘的。就像杜甫、曹雪芹，尽管今天很少人与他们的政治观或人生观相同，但他们五彩缤纷的文字，本身就具有特殊的魅力，使读者百年、千年之后还迷恋。他们人情世故洞察之深厚，艺术成就之高超，也同样使人敬佩。
  
  张爱玲去世后，《联合文学》出了专刊纪念。刊前有编辑室报告，内中一句，我似有同感，兹引之如下：「张爱玲的逝去，让我们看到了权力与力量的差别。有权力的人，未必有力量，而力量才可能达到无远弗届的时空。」
  
  2
  
  一九八四年，我已写了三章有关张爱玲的评论，但一本作家评传，通常总是以生平为首章。关于她生平，到八○年代，前半生资料甚详，但她自一九五五年抵美国后之资料，相当缺乏。这些年中，她只有接受了两位中国人访问，多年来深居简出，鲜少与世人来往。
  
  一九五五年后很重要一部分，是她与美国丈夫赖雅之婚姻。当时仅知他也是作家，编剧家；六○年代初严重中风，数年后去世，其余则不详。所以第一步着手，是依其作品作线索去求其生平。哈佛的中心图书馆维德纳有两本赖雅小说。小说内容，与五四文学异曲同工，似乎总喜欢拖一条光明的尾巴。美国只是三○年代大萧条时期流行，过后即无人问津。我也看不下去。(二年之后见到赖雅日记，上面记张爱玲看他的书也看不下去，但她客气地推说「看不懂」。赖雅自然深明真相，虽未当面发脾气，记日记时很生气。)两书对作者一无介绍，令人失望得很。
  
  下一步即是找文学参考书，图书馆中有成千上万之参考书籍，人文科一切资料，应有尽有，馆员又有图书学学位，可向他们请教。那年我住在与校园相隔一街之公寓里，离此图书馆五分钟之遥，有时见到不同面孔的馆员，即向其请教。但馆员全问到了，有关参考书也查尽，还是不见赖雅名字，他如针沉大海，从此在文学史书中失踪了。如此找了一年，无甚进展。
  
  夏志清教授一次指点，说在The RKO Story 中见过其名。找来看了，还是只有名字，别无细节。翻译界老前辈乔志高先生，一次也热心指点，说在Schorer所着刘易士传记中见过赖雅名字，结果仍仅是名字而已，但因此联想起来，水晶访问中，张爱玲曾提起，赖雅是布莱希特的好友。于是去图书馆找布之传记。到八○年代，此人名声大噪，已有近十本传记，内中有几本提及赖雅，莱昂教授所作Brecht’s American Cicerone，更是专为赖雅所写的首本传记。至此，方走到黑暗隧道之尽头，马上将整本书影印下来。
  
  之后即与莱昂教授联络，说明由来。他为人很有学者风度，主动愿为我出面介绍赖雅女儿霏丝女士，又指出赖雅日记藏于马里兰大学，听了有些新资料，很是兴奋。但他著作，着重于赖雅与布莱希特交往，晚年张爱玲出现时，简略带过(与拙书刚刚相反)。因此不知赖雅晚年日记保存了多少。
  
  于是与霏丝女士取得联系，那年她住在华盛顿近郊，也是马里兰州，与大学图书馆不太远。八五年秋天，准备了旅程，二天去图书馆，一天向她作拜访(详情请见第五节)。那天到了图书馆，发现赖雅档案尚未作整理，一共有二十多箱，全是手稿与信件。不能入内选择。我只能请馆员找两箱近似日记的文稿，不料一找即找到了五○年代与六○年代的日记(赖雅二○年代即开始记日记，一共有十几本)，喜出望外。就坐下细看，记得张爱玲一九五六年去麦道伟文艺营，即从这年一月一日开始看起，到三月十三日，果然见到赖雅记张爱玲到营之事，从此一路看下去。日记中人名繁多，也不知他们何许人也，也查不出他们与赖雅的关系。还好我兴趣在张爱玲，日记中她刚出现时是Chang，过后即变成Eileen，结果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人物，即变成E。所以只要肯定这些代号，即省去不少时间。当年图书馆每次准影印十页，而日记有六、七百页，所以主要靠笔记，记下有关张爱玲重要事项。
  
  有关他们婚姻之资料，内容远超过我之意料，看了喜忧交集。这批珍贵的资料，居然余存，并获发现，对写张爱玲评传的人，欢喜之情，自不待言。但另一方面，这些资料，如当时发表，会严重侵犯她之privacy。对我而言，即使张爱玲不是我的通讯师友，也不是我敬重的作家，我也不会发表，侵犯了他人的privacy。其它人找到了资料，如何处理，我无法保证。但我是花了一年多努力才找到档案，他人未必愿花此功夫。所以张爱玲方面，还可以替她放心。
  
  我并没有作通知张爱玲的打算，理由很简单，与法律有关。文稿保存之原因如下：一九六六年张爱玲去迈阿密大学任驻校作家，赖雅只身留在华府公寓中，无法维持下去，因他那年已瘫痪了。张爱玲无法可想，只能赶回华府，带他去大学，临行匆忙，除紧要对象随身带走，其余全留在公寓中，让霏丝女士作垃圾处理。她因看重父亲文稿，不忍舍去，收集起来，八○年代初送入马里兰大学。
  
  张爱玲当然是赖雅合法继承人，不论她手中存有其遗嘱与否。但问题是，这批文稿，并非遗产，赖雅在世时已自动舍去。在美国法律上，一般属于拾到人所有。张爱玲如想取回日记，先得与赖雅女儿打官司，打胜机会甚微。而这回合只是第一回，下面这回还得与马里兰州立大学在其本州打官司，得付昂贵之律师费。而这类档案一进图书馆收集，即如入深宫，很难再取出来。所以张爱玲如想抢回日记，生命中最后几年的财力与精力，全得耗尽，结果还是收不回来，徒然增添无数的焦虑，完全不值得。英语有谚云：”When ignorance is bliss, it’s foolish to be wise.”反正她百年之前我绝不会向外透露，也不会有人知道日记的存在。
  
  但是，莱昂教授当年执教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有一同事郑树森教授，也研究张爱玲。一九八四年左右，莱昂教授向其介绍了自己的著作。郑树森依了此书资料，在《联合文学》一九八七年张爱玲专刊中发表了对赖雅之首次介绍，简明可读。其内容已在英文书中出现过，并没有侵犯张爱玲之privacy。她看了想来也不至于不快。可是，莱昂教授名字一出现，线索也同时呈现于世，去找霏丝女士或赖雅日记即很方便。我只能希望，即使有人找到，此人也是敬重张爱玲的，不会在她百年之前擅自发表日记，去伤害她，所以还是比较放心。奇怪的是，八七年后，始终未有人依此重要线索去找资料，结果还是由我首次披露了这份资料。
  
  张爱玲去世后，我想将评传里生平部分二章先译中文，共二万五千字左右，放在报章中发表。尚未发表时，夏志清教授与庄信正兄都劝我写中文传记。我近年来看书，主要是西方一流传记，眼高手低，自知才华无法与西方一流传记作家相比。但他们写传记之技巧，尤其是Leow Ebel所用心理分析法，在中国传记中还未曾见到。不免有模仿的兴趣，虽然明知是「东施效颦」，还是值得，至少可以推陈出新。所以将原作生平部分扩展了三倍，又加进心理分析，探讨作品与生平之关系(见拙书第三章)。全书共有十万字左右。
  
  西方习俗，人去世了即不再有privacy，除了传主的医生或心理医生纪录，可能除外，要看情形而定。张爱玲在美国住了四十年，又喜看传记，自然明白此习俗。但作者仍得留意在世人之privacy。比如作者发现已故的社会名流，年轻时作过强盗，传主已不在世，但其子女名声会因此受损，所以能否公开，还须商量。所幸张爱玲并无此情形，所涉及私生活部分，仅赖雅与胡兰成而己，而两人均已作古。
  
  原来想出版之英文评传，至今尚未定稿。有家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希一、二年之内出版。原来根本不准备出的中文传记，却先后由台北大地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表，叫人又笑又叹。
  
  
  ３
  
  写一本传记，作者最好能虚怀若谷，尽力求得一切可求的材料后，凭资料作传主的真像。否则先入为主，容易排除了与自己想象相异的资料，结果传记主观性强，而可靠性因此而下降。但人非计算机，不能按一电钮即摒除记忆。我开始写作，已看她作品数遍，又曾幸运地与她通讯十五年，所以肯定有了初步印象，因此更须格外留意，不先入为主，尽求客观。审查生平资料后，发现大部分与当初想象相近，但也有不少与当初想象大相径庭。
  
  相异最大地方，是张爱玲的创作份量，多年以来，外界(包括我在内)一向以为，也自一九五五年来到美国之后，创作力大为衰退，《半生缘》出自五○年代《十八春》，《怨女》则是四○年代〈金锁记〉改写，五○年代有一篇〈五四遗事〉，而七○年代有〈色‧戒〉、〈相见欢〉与〈浮花浪蕊〉三短篇是新作，如此而已。但事实上，赖雅七年日记中所记，张爱玲几乎每天创作不断，她写了英文《少帅》长篇，还有二部中篇英文小说。一部八万字，在旧金山去台北前刚完成，在陈若曦〈张爱玲一瞥〉中提到，可惜日记中不提书名，也不提内容。另有一部中篇或短篇，〈上海游闲人〉( The Shanghai Loafer )已写完并交其代理人，始终未见发表。还有一部自传性小说，肯定起了大纲，有无完成则不知。另有二短篇”Bridge of Filial Piety”与”The Corpse Driver”，题材想是取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知完成未。与此同时，张爱玲为谋生，还写了八、九部电影剧本，又为美国新闻处作不少翻译工作，如《荻村传》英译，再加上此书中、英文编剧。因此这七年中，她创作力之旺盛，与四○年代相比，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无不及。至于此时期中的文学成就，则有待此批作品发掘后方能断定。
  
  几年前我访纽约，曾与勒德尔( Marie Rodell )文学代理社通过电话，她原是张爱玲代理人，本人已去世多年，代理社要我去信询问，当年张爱玲还在世，我不能擅自作其代表，查问她文稿。一九九五年她去世后，我再次询问，但此代理社已关门，由其中一合股人续承，搬去了宾州。此女代理人，向我客气地解释，她迁去宾州之前，曾尽其力与各作者连络，退回她手中所存之文稿。她并不记得有无张爱玲旧稿。即使有，张是二十世纪最善隐身的作家之一，代理人也无法找到，一定也给丢走了。所以此条路已成死线。打捞此批重要英文作品，应是美国张爱玲学者最重要的任务。
  
  上海的张学者也有佚文可寻。张爱玲第一次发表在报纸的文章，是英文的。在上海《大美晚报》 ( Evening Post )上，其标题是”What a Life! What a Girl!”，应在一九三八年，她在此文中描绘逃出老宅之详情。另外张爱玲生平中，一九四五年至五二年七年间，尚有不少空白。当年知情人，大多已凋零，所余者张学者不应放过。四○年代后期文华电影公司与《亦报》的同仁，有些已写文章，有些尚未受访问，找到这批人物，确是刻不容缓。
  
  台湾的张学者，也有任务，因为张爱玲最后三十年作品，绝大部分发表在台湾。她与出版社与报章之关系，与编辑之间的文字来往，就是很好的一研究题材。有关的文化公司，除非涉及他人之privacy，也应尽量公开资料，与学者合作。
  
  香港的张学者，则有更重要的任务，去寻找张爱玲所编的《红楼梦》剧本上下集。拙书中曾提到，她于一九六二年初在香港编成《红楼梦》剧本。事后因邵氏公司抢拍在前，电懋只能退让，剧本不知去向。但想来还存于香港。张爱玲对《红楼梦》有不少精见，已详述于《红楼梦魇》之中。她最喜爱的作品，即是曹雪芹原著，因为前八十回传奇不奇，「有通常的人生的回声」。她说：「原著八十回中没有一件大事，除了晴雯之死……大事都在后四十回内。原著可以说没有轮廓，即有也是隐隐的……前八十回只提供了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亦即是她最偏爱的「人生味」。高鹗一来补改，即大出问题。全书被改成传统式，充满传奇的故事，完全违背了原作平淡而近自然的精神。她写道：「红楼梦没写完还不要紧，被人续补了四十回，又倒过来改前文。使凤姐、袭人、尤三姐都变了质，人物失去多面复杂性。凤姐虽然贪酷，并没有不贞。袭人虽然失节再嫁，初试云雨情是宝玉强迫的，并没有半推半就。尤三姐放荡的过去被删掉了，殉情的女人必须是纯洁的。」张爱玲对高鹗非常厌恶，曾对宋淇夫人说，「人生恨事中第四为高鹗妄改，死有余辜。」
  
  一九六二年轮到张爱玲本人来编《红楼梦》，对她肯定是极大的挑战。如她按原著精神来编剧，传奇不奇，能被六○年代港台观众接受吗？首先，电影公司老板能否接受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来作剧本？张爱玲对港台观众口味熟悉，她之其余剧本，一一走媚俗路线。她是为了谋生，无可奈何，也无伤大雅。但《红楼梦》是她一生最心爱作品，她如果也将《红楼梦》庸俗化处理，岂非甘愿与高鹗「同流合污」。答案如何，找到张编《红楼梦》即可分晓，大家且拭目以待。
  
  另一个重要发现──至少对我来说，是张爱玲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之反感。像鲁迅一样，传统社会仁义廉耻背后的一切虚假，她到二十五岁即看得一目了然。鲁迅嫉恶如仇，借狂人之口直指旧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张爱玲则较含蓄。作为一女性，尤其是聪明绝顶的女作家，她自然反对旧社会「重男轻女」的习俗。
  
  作为一个人主义者，她向来讨厌群居，因为群居使中国人养成自欺欺人的习惯。她说：「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点粗俗……不守秘密的结果，最幽微亲切的感觉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观者自卫地解释一下，这养成了找寻借口的习惯。自己对自己也爱用借口来塘塞，因此中国人是不大明了他自己为人的，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人理。」
  
  〈金锁记〉里的中国社会，其黑暗腐败，更到了骇人的地步。一个得不到情爱的女主角，因而决心毁去周围他人的爱情来作心理补偿，凭她财大气粗，逼死了媳妇，使自己子女也成了心理残废。而她身处的中国传统社会，竟会允许她这样疯狂的行径，而不作任何法律或道德制裁；今日看来，确实令人毛骨悚然的。当然，张爱玲作品的视焦是人性，社会仅是背景而已。但〈金锁记〉中描绘的社会，和鲁迅小说中的社会一样，令读者看了厌恶，而深刻体会传统社会的可怕。
  
  既然如此，她为何晚年沉浸于《红楼梦》与《海上花》近二十年，长期在此传统社会中神游而不生厌？我想，原因是她虽理性上反传统，感情上对传统社会还是十分依恋的。和鲁迅一样，她对旧社会是爱是恨交织的，因为这是她最熟悉亲切的世界。尽管她在美国住了四十年，她始终未能真正立足于美国社会。五、六○年代，她努力想打进美国文化界，但一路未能成功，后来自己放弃了。所以最后二十年，她大部分时间放于《红楼梦》与《海上花》上，在那已消逝，但仍亲切的世界里，流连忘返，彷佛回到她童年较安稳的年月。同时，她晚年人际关系简无可简，而此两书中却有着现成的丰富人际关系，可用来作补偿。
  
  有趣的是，张爱玲书信中，除了显示她温柔敦厚一面之外，也处处透露她传统仕女的气度与修养，而缺少时代女性的手笔(请参阅拙书附录〈人去‧鸿断‧音渺〉一文)。可能她以为婉约与文静，是旧式女子的美德，自己保留了下来。
  
  另外有些小点，也甚有趣，找到之资料，与我当初想象不符合。她对绘画有研究，对色彩很敏感，与名画家相近，而他们因眼睛敏感，通常是怕光的，而张爱玲最喜欢光亮，用三只二百支光的强光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且我想她懂音乐，会被噪音困扰，不料她可以开着电视入睡。
  
  她英国腔的英语说得极为流利，如我所想象，国语有北方口音，也在想象之中，因她家是河北人；虽然幼年时，说的是有安徽音的南京话，因其家中佣人全是安徽人，应该是她祖母，李鸿章女儿的缘故。但奇怪的是，她的上海话并不标准。她八岁去上海住，至三十二岁离开，中间去香港三年，按理上海话应该道地。她的广东话则始终差劲。
  
  《红楼梦魇》自序里，张爱玲说：「以前《流言》是引一句英文──诗？Written on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流传得一样快。我自己常疑心不知道人懂不懂，也从来没问过人。」Writ on Water出处是济慈(一七九五─一八二一)。他二十五岁即谢世，去世前对友人说自己诗如水上写的字，不会持久。当然事实完全相反，后世评论家以为他诗才天赋极高，如不是英年早逝，可能是莎士比亚之后最重要英国诗人。济慈二十出头，就有严重肺病，已见到自己人生终点，他后期的诗自然有人生之沉痛，不像拜伦、雪莱终生作品，一路浪漫到底。而且三位诗人中，济慈人品也最善良，不像其余二位，表面上热情浪漫，骨子里自我中心得很。
  
  谈起天赋，张爱玲文字上之天赋，自无疑问，而且也不止于文字。对建筑(请参阅林式同所写〈有缘得识张爱玲〉一文)、图画、服装，她均有天生的一流鉴赏能力。她也会绘画，虽然并非一流画家；又会自己设计服装，连讨厌她的霏丝女士，也以为好似头牌巴黎时装设计家做的。
  
  世上有这等天赋的人，少如凤毛麟角，难怪有少许只有「地赋」的文人，想与她亲近，借此来沾点天赋之气。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美丽的误会」。对她来说，这误会并不美丽，可能是十分讨厌的。
  
  谈起天赋，倒使我想起费雯丽。她是一百年以来明星中的明星，天生丽质之外，银幕上下，风仪之优雅，气度之华贵，今日之好莱坞庸脂俗粉，岂能望其项背？费雯丽也是有天赋审美力之人。有关她传记说，她与首任丈夫去郊外游车河时，她会买些旧的家具或骨董。丈夫以为是在浪费钱财。但回到伦敦后，行家估价总在她所付之三至五倍。另外，她往年的照片，看来总不过时，不像其它明星照片，一看即看出是三、四○年代的，或五、六○年代的。她之华美，完全是超越时空的。
  
  余生也晚，会欣赏费雯丽之时，已是七○年代。她于一九六七年谢世后，即成绝响。但我想，即使她在世，我也不会写信给她。世上钟爱费雯丽之影迷，何止几百万；如果每人都与她通讯通电话，叫她如何应付？所以我们如果未曾有机会与张爱玲通信通电话，也不必为此不快，能欣赏她的华丽文字，就是上乘的享受。
  
  拙书固然谈及她之天赋，但更注重描写的是她艰辛的文学历程。她一生中不屈不挠地对完美文学，真实人生的追求。一个作家天赋多少，并非由他自己决定。他个人之目标与努力，则在自己掌握范围之内。所以对一切在为文艺而奋斗的作家来说，不论是今天还是后世的，张爱玲对艺术、人生的忠诚，在困境中之勇气，永远是他们光辉的示范。
  
  ４
  
  为写《张爱玲与赖雅》，一共访问了二十多人。一半以上用电话作访，但主要人物，均须亲自访问，内中经验最愉快之一，是访问李开第老先生，即张爱玲的姑夫。详情请见拙文〈张爱玲二三事〉，不再在此重复。李老先生为人热诚，处处相助，但自甘淡泊，决不愿借张爱玲求名求利。拙文在一九八八年《明报月刊》与《皇冠》发表后，稿费曾经送他，因资料由他供给，但他婉谢了。《明报》主编转托请他撰文，他也敬谢不敏。
  
  其实我那年之访问对象，是李老夫人，张爱玲姑姑张茂渊女士。姑姑曾与张爱玲同住十年，对她童年与成名时期之了解，除张爱玲本人──她是不见客的，世上没其它人可相比，对任何研究张爱玲生平学者来说，是最大的「宝库」。但她八○年代已卧病，不便见客，我自然不能勉强，但承她同意作一次书面访问，因此保留了她的少许回忆。现经征求李老先生同意后，重录如下。问题是我所提，但未存底稿，所以重新撰造，应与原文相去不远。
  
  1. 您对张爱玲先生童年时代有何印象？她有无天才儿童迹象？
  
  答：儿童时代，可称一般的聪颖好学，并无特殊的天才表现，喜欢看书。
  
  2. 她大学年代生活情况如何？大学生年代是否可称愉快？
  
  答：她在大学时与我港沪两地分居，情况不详。现在追忆起来，在她信中并无不愉快事。她在港大读书优异，常获奖学金。去港入学后直到日本侵占香港回家中，中间没有回返过家中。
  
  3. 四○年代成名后，她对自己盛名有何种态度？社交生活是否因此更改？
  
  答：她不喜应酬，天性如此，四○年代初已是这样，记得对不相识的来访者，常推我代见应付，她不露面。
  
  4. 她与胡兰成婚姻，您可否按回忆请告知一二？您对胡兰成有何印象？
  
  答：我们有一些西方习惯，彼此之间从不提问对方未吐露过的私事，尊重各人来函所说的privacy。因此这方面事不知，无可奉告。先生久居美国，对此种习惯，谅已稔知，当知我言之不谬。
  
  5. 一九四五年与四六年间，外界有少数人误称张爱玲「亲日」，对此她有何种反应？四○年代后期她出书甚少，如何维持生计？
  
  答：一九四五年后，她与人合作，写过一些剧本，经济仍有收入，加以当时还有少数积蓄，而我则从抗日胜利后没有失业过，家庭经济尽可维持。解放后又发表过《十八春》，至于〈小艾〉最后在《亦报》上发表一说，我是记不清了。但后来国外刊物上发表有编者加注《亦报》登载始终日期，谅必不妄，也许是我健忘了。还有来函说到有人说她「亲日」一点，我没有听说过。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后，如果「亲日」，为什么不留在香港作汉奸，而要经历艰苦逃回上海，与我一个从小就对日本人缺乏好感的人一起过生活呢？好象她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评说。来函问她反应如何，那末，我想即使她听到这样话，也必然会像对各种毁誉一样，一笑置之的。
  
  6. 她为何于一九五二年离沪赴港？香港是否有人对她援助？
  
  答：一九五二年去香港的思想起源是当时在沪没有工作机会，想到港大还没有读毕业，就产生在无工作时完成学业的思想，也就发书问港大教授是否允许返校继续。她原在港大时成绩出众，因此即得回信应允。她并没有烦我什么，经济上在国内我帮她一些，国外有一亲戚帮她一些。
  
  第四与第五问题，是十分唐突的，但任何写张爱玲生平作家，写其首次婚姻一节，全靠胡兰成《今生今世》，对她未免不公平，胡兰成在全书中沾沾自喜，风流自赏。文字又花言巧语，虽不见得在作伪，也不尽可靠。但张爱玲本人对此从未置一词，在八○年代，也可知她不会再提此事。即使有机会去拜访──当然可能性甚微，也无法问这种「大不敬」的问题。其余唯一有资格者，即是李老夫人，所以考虑再三后，还是提了这两个唐突问题，李老夫人避免答复，自然是她的权利。
  
  八○ 年代中开始，大陆也出现好些研究张爱玲学人，其中以余彬所作《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一九九三)，最有成就，其态度之公允，眼光之精确，远胜大陆其它张传。陈子善发掘〈小艾〉后，又求得不少她的佚文，对张学也有可观的贡献。但对于张学上的「宝库」：李老夫人，大陆学者始终未作有系统性的访问，实在令人感到惋惜。
  
  所幸李老先生是另一「宝库」，他不仅是张爱玲港大监护人，更在年轻时是张爱玲母亲与姑姑的好朋友，自然最后更是她姑夫。他听到张夫人有美国朋友一说，认定此人是Mr. Wagstaff，并非美国人，而是英国人，李老先生与他与其父亲都相熟。父子两人均是彬彬有礼的英国绅士。依当年种族观念，有中国情人机会不高，可能只是张夫人异性朋友而已，并非情人。张夫人确实曾去新加坡投奔Wagstaff，但可能是去求职，不一定是为情爱。有一点他可肯定，即张夫人与 Wagstaff在上海从未住一起。她有女儿、小姑同在，根本不可能。
  
  张爱玲对她母亲看法，在《流言》与《对照记》中，有甚多差异。《流言》中的母亲，是美丽神秘的妇人，忙着给予张爱玲淑女训练，但是，张爱玲说：「除了使我的思想失去均衡外，我母亲的沉重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对照记》中之张夫人，则印象更为可敬可亲，一个走在时代前端的女性，两者前后并不一致，原因很容易猜想。《对照记》发表在九○年代，较《流言》迟了五十年。此时张爱玲本人已在西方社会挣扎多年，亲身体验当年张夫人在英国法国谋生之维艰。同时，张夫人已于一九五七年过世，女儿自然会替逝者讳。另外，《对照记》是回忆，而人类的回忆，是有选择性的。通常我们最记得的，是生平中以往可爱的人与事。所以《对照记》中母亲，其光线更为柔和，也是人情之常。
  
  当年张夫人一心想栽培的女儿，是一名门淑女，当然不是白流苏、郑川嫦之类，已被时代淘汰，而是西式的大家闺秀，会弹琴跳舞，说流利外文。又如她本人一样擅长于社交，又不失少女之持矜。即法文中”la belle jeune fille”之谓，但这岂是她女儿之长处？
  
  对于张爱玲旷世的文学才华，张夫人并不欣赏。女儿如写小说，偶尔为之，也无伤大雅。但成了职业文人，卖文为生，则徒然自降身价，远不如以名门淑女身分，求得乘龙快婿为佳。张夫人对女儿自然是爱护的，她自己婚姻不如意，所以热心为侄女做媒，都嫁得甚好，对自己女儿一定会更殷勤求相巧的人物。
  
  但是女儿文学上的成就，张夫人并不重视。李老先生相告，张爱玲成名之后，母亲仍在公众场合指责其社交上失仪，所以张爱玲在文学事业上，从未得到母亲的支持与鼓励。至于她父亲，虽他欣赏她文字，四○年代她已逃离他老宅了。
  
  张爱玲姑姑自然对她关爱有加。在她四○年代初成名时期，替她办理生活琐事，挡住了外界的压力，四○年代后期，又在经济上作些支持。所以在《流言》中，张爱玲说：「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可见她对姑姑依赖之情。姑姑对她文章看法，张爱玲则写道：「我的小说，因为亲戚份上，她倒是很忠实地篇篇过目，虽然嫌它太不愉快。原稿她绝对拒绝看，清样还可以将就。」话中自然有张爱玲自谦自嘲的成份。但想来姑姑对她文章欣赏程度有限，并不以为是二十世纪最华丽之文字，像我们张迷这样珍惜。
  
  张爱玲舅舅因她写〈花凋〉，讽刺舅家，当然讨厌她的文章。所以算起来，张爱玲亲近长辈中，无人对她加以鼓励或支持。至于弟弟张子静，看其四十年代散文〈我的姊姊张爱玲〉，即可推测他对其姊姊之态度了。四○年代，尽管她在上海文坛春风得意，有如众星拱月，但身边并无人欣赏她，以至胡兰成登门表述仰慕之意，她马上投身相报。五○年代，胡适赏识她，也使她铭感于心。
  
  到了今天九○年代，我们可以回顾总结张爱玲做文人之一生。四○年代初是她之得意年份，但仅三年而已。五○年代初，为了求生，她不得已写了二篇应景小说，〈小艾〉与《赤地之恋》，一左倾，一右倾，但并非让她左右逢源，而是受左右夹攻。一九五五年逃至美国，离开了政治是非地区，但美国文化界对她始终不予接受，辛苦经营的英文小说，努力了近二十年，只有一本《秧歌》在美国出版，销路平平。作为一个作家，一次一次遭书商退稿，内中凄楚之情，可想而知。
  
  到晚年她总算在台湾东山再起，得到她应有的声誉。在皇冠出版社支持下，经济上也有了保障。但仍有人公开抢夺其作品，放在自己名下出版，同时又写书对她作攻击。(请参考张爱玲散文〈《续集》出版自序〉)，大陆在八○年代解禁，可公开发表她作品，但大部分是盗印，她收入寥寥无几，一个严肃作家可能受的煎熬，几乎全在她身上。当然民国时期作家，活到六○年代文革，一个个被斗争得死去活来。张爱玲相比起来，还算幸运的。
  
  张夫人无法预测中国近五十年来惊天动地的变化，但她对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无数文字狱，肯定是熟知的。劝女儿不做职业文人，确是关护她，一方面也是看不出女儿是天才。张爱玲如果当年听了母亲劝导，放弃文学，对张迷来说，会是巨大的损失。对她本人来说，为了更安定的生活而暴殄天物，是否值得？外人无法决定，所以张夫人当年的看法，是浅见还是远见，难说得很。
  
  拙书上海版每章前有小标题，第十章我就选了杜甫诗句：「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因为内中道尽了中国文人千古的悲哀。
  
  
  
  ５
  
  第一次见到霏丝女士，是在一九八五年，先由莱昂教授介绍，再写信去询问，然后再通电话。她对我的访问并不热心，因为一九六六年，她与张爱玲已不欢而散，从此不再直接联系，所以对我存戒心，恐怕张爱玲学者，会偏袒张爱玲而对其不公平。但听到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之重要地位，倒是首次，未免觉得好奇，结果还是答应见面。
  
  那年她住在华盛顿郊区，在马里兰州，到华府后租车去访。她住在一大别墅，因离城远，地方宽广，见不到隔邻。楼下几乎全用来作客厅，三面开门对外面花园。因是夏天，她提议在客厅外阳台上相谈，又拿出冻茶来款待。她对张爱玲始终保有敌意，认为张爱玲伤害了赖雅，在他最困难时期离他去迈阿密大学，将沉重负担推到她本人身上。另一方面，她以为张爱玲有意离间了赖雅与他亲人，使女儿与外孙不能与他亲近。我到第二天方去马里兰大学图书馆去看赖雅日记，当天只能先听着记下来。
  
  霏丝女士说她母亲，即赖雅首任太太──丽倍卡──住在楼上。她已盲目。如丽倍卡女士与赖雅同年，则当年已近九十岁。她从未与张爱玲谋面，所以并非我访问之对象。美国是不行孝道的社会，当然也有孝顺的子女，因为父母恩爱，自己本性也善良；因此尽力照应父母的。但赖雅年轻时早早离婚，去世界各国游览，对女儿并不恩爱，晚年反得女儿关怀备至，这些内情全是我后来在赖雅日记上看到，霏丝女士从未向我自夸。丽倍卡女士对其女儿是否关心，我并不知情，不过想她当年热中于革命事业，可能也无暇顾及女儿。霏丝女士可能童年时很少得父母爱心，这点倒与张爱玲很相近，而霏丝女士晚年这般对父母孝顺，在美国是罕见的，也确是令人敬佩。丽倍卡女士在几年后，八○年代末方才过世。霏丝女士有信来通知。
  
  第二次与她见面，是在华盛顿。那时已看到赖雅日记，已得他第二次婚姻细节。但看他人日记，有如看敌方情报，中间充满暗码，提到各种陌生人物，进进出出，与他有何关系，必须向她请教。另外日记不全，有时因病停写，有时大批遗失。拙书第一一八页上有「秋季也过去了，迎来了北国漫长的冬季」，聪明的读者，可能已推测到此段中半年多日记已经失落，使我无法作详细报导。
  
  那次约会见面地点在五月花酒店，是城中有名老牌酒店，她是为我方便，省得我租车去她郊区住宅，饭后又去酒店二楼大厅中长谈。之后她带我去皇家公寓，张爱玲初抵华盛顿居住之所在。我与她分手，自己下车来拍照，并在附近走看环境。虽非高尚住宅区，还是挺幽静的，附近都是二三楼房子，街旁排满小树，离国会图书馆也相当近。第二天去找肯德基院，她在华府时另一住所。出租车司机找不到我给的地址，那天下雨，又赶着要去飞机场，也就罢了。
  
  第三次与霏丝女士晤面，在一九九三年，那时她已卖去郊区别墅，买了华府城中公寓。那年秋天我自加州去纽约看朋友，顺道去访华府，问她有无空见面，她表示欢迎，并请我去她家吃简便晚餐。我以往住的旅馆，恰离她公寓不远，十五分钟即可走到。那公寓左近全是大使馆，富丽堂皇，晚上又灯火辉煌，似乎各使馆全在开夜宴。
  
  这次带了束鲜花上门，属友谊访问，经前二次访问后，又有数次电话与通讯，生平方面资料已谈完，那晚所谈只是我们自己近况而已。我已与其两儿子通过电话，但未谋面，因而她向我出示全家福照片，相谈甚欢，见面最大的收获，则是她所送张爱玲与赖雅的合照，是仅存的一帧，所以原照不能供给，只是复印而已，也弥足珍贵了。
  
  次日又去马里兰图书馆看日记，以前去了二次，每次二天，因赖雅英文字小，不易认出，看得又慢又辛苦。而且每次一天只许影印十页，所以必须认真作笔记，前二次之管理人又不合作，这次换了新管理人Dr. Beth Alvaraz，本来可影印一百张(是新例)，但她知道我是远道而来，允许一次全影印完，共六、七百页，可让我在家中细看，方便许多。也真感谢她之协助。
  
  与霏丝女士谈话中有一项颇为重要资料，未曾放进书中，因恐打断情节，只能割爱，在此则可补回。霏丝女士道，在六○年代初，她曾问张爱玲对一九四九年后的新中国有何看法，张爱玲并未作直接回答，而是说：「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一个社会比一九四九前的中国还要坏。」这当然并非表示她拥护共产主义，但证明她对新中国看法很是复杂，并不仅是「反.共」而已。到今天还有少数文评人，称她为「反.共作家」，好象她专门写政治小说，不足观矣，这些人未免欠缺文评人应有的宽容。二十世纪的大部分中国人，在时代巨轮的夹缝里求生，张爱玲也不例外，所以她在五○年代写过应景文章，也写过媚俗的电影剧本，都是为了谋生，文评人可以看低她这些作品的价值，但并无理由因此在她做人道德上作责难，也不应藉此抹杀了她的其余成就。《秧歌》一书，至今还有人列其为「反.共小说」，但此书仅在狭义上「反.共」而已。细心的读者，应看到她批评的对象，不仅是共产党，也有国民党军队，与和平军。换言之，她站在老百姓立场上，在此书抗议几千年来中国统治阶级大部分，藉其财势，无情剥削欺凌老百姓。她所反抗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历来的黑暗与不公平。与鲁迅以人道主义立场所写之反传统小说，一脉相承，只是她之作品更婉转而已。五○年代初，中共不少农村政策，可说是中国传统社会之延绵(自然也有改良的地方)，当然属于她抗议之对象，所以《秧歌》此书之意义，远远超出「反.共」，像杜甫一些史诗，它为中国统治者压迫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请愿伸张。所以其题材是永恒的，艺术上的成就，更使其成为一部不朽之作。
  
  霏丝女士眼光中，我这张迷，迷得不可药救，看不到她可憎的一面，即是张爱玲离赖雅在华盛顿而自赴迈阿密大学。我对此曾坦率回答，如张爱玲下嫁时，赖雅才三十多岁，年轻力壮，婚后三十年，作人妻者，自然应留在残瘫的赖雅身边。但事实上，张爱玲嫁赖雅时，他已是六十五岁老人，贫病交加，她支持丈夫多年，已经是至情至义了，我们局外人，没理由去责备她。我想，传记中的张爱玲是多面的，有她所见的张爱玲不可爱的一面，也有我自己幸运经通讯见到张爱玲温柔敦厚的一面，加上其余人物访问、日记、散文资料总结而得的人物，自然有其复杂多面性，是一本求真传记应有的，这点我想我大致做到了。后来霏丝女士看了英文原稿，也同意拙书对她父亲与张爱玲都很公平，史实上也无错误。但她仍保留她对此段婚姻的解释，与我的不一样。
  
  但是，一本求真的传记，应该是灰扑扑的，有人生的况味，可见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听到「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与此理想，拙书既遥且远，自然因为自己缺乏文学大师如张恨水，或张爱玲的才华──其实我连小说也不会写。时间上的匆促，也是一因素，否则有些场面，还可以写得更生动些。
  
  我对霏丝女士始终抱有一份歉意，倒并非因为未曾按照她的意图来写传记──她尽可以自己写回忆文章，而是因为与她十年来谈来谈去的，全是她一生中最厌恶的人物。在第一次与她访问中，她就说过，我如不去造访，她早已把张爱玲给忘了──人类的记忆确是有选择性的，世上有谁喜欢讨论自己最讨厌的人物呢？张爱玲又非我们共同的敌人，那倒又另有一说。对她来说，我的访问与电话，一定是一种不愉快的经验。但我们虽明知对方立场不同，还是和平相处了十年。而且她一路热心相助，介绍了亲友，让我访问，更是难得。我想主要原因，是因她本人也在写传记，有关一美国画家，所以深知内中的艰辛。从访问、取材、写作，至修改，中间须经过难关重重。因传记一般销路平平，报酬有限。传记作者如得到小名气，那种满足也极有限。约翰生博士就曾说过，「名声是空的」( Fame is empty )，而他本人是十八世纪后期欧洲最具盛名的大文豪。
  
  约翰生博士还说过一个故事：一位年轻文人，首次发表了新书，被邀请参加文人集会。赴会之前，他一面穿戴整齐，一面告诫自己，在会场必须态度自谦，说话得体，礼貌周全。及至他到了会场，才发现那里其余文人，无人听闻其名，也无人看过他的新书。
  
  我以往一向以为这个故事有趣，现在自己有机会出书，更可引来作很好的教训。
  
  但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出了这本书，因为带给一些张迷读者等待了多年的信息。张爱玲在一九五四年前后，在香港看到了据脂批研究八十回后事的资料，她的反应是：「惊喜交集，这些熟人多年不知下落，早已死了心，突然有了消息。」拙书为张迷读者带来了传主张爱玲在美国四十年的新消息，虽然不全是愉快的，如果有些读者看了之后有相似的，惊喜交集的反应，则是作者最大的快乐与收获了。
  
  6
  
  为写传记访问的人物，男士多是属于赖雅方面的亲友，女士则张爱玲自己朋友居多。前者对她印象模糊，只记得她是赖雅太太，常在她丈夫身边点头微笑，人和蔼但不起眼。后者则大多数对她印象甚佳，多年后还想念她，问她近况如何。张爱玲向来自谦，在访问的美国人中，无人知她是四○年代上海的名作家。被访人中绝大部分年龄在七十至一百之间，以至到一九九六年，受访者近半已谢世了。
  
  哈勃许塔脱先生是赖雅表弟，由霏丝女士介绍，恰好住在剑桥，所以是首先访问的人。通了电话后，他说次日即去医院开刀。我说等他回来再作访问，他答说晚上反正无事，有空不如马上去访。他家离舍下走路十来分钟就到，虽十五分钟之遥，地区大有差别。我住的是剑桥常见的红砖公寓( brown-stone )。他住在剑桥最名贵之西区，内中有些是从二百多年前保存下的老屋，还是一七七六年美国革命时保皇党住宅。他们因为维护本身利益，情愿追随英皇而抵御自己美国同胞，是名副其实的「反革命」。当年豪华住宅，如留至今，价值非凡。哈勃许塔脱先生的花园洋房，看来是本世纪的，没二百年之历史，还是甚有气派。听霏丝女士说，与张爱玲相识之前任妻子，即劳巴( Luba )已经去世，现在新太太是Al Capp之遗孀。Al Capp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漫画家，连我很少看漫画的人也知其名。房子可能是她带来的嫁妆，见了面也不便细问。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家人送上冷饮后，即留我们二人坐在宽敞的客厅里，二面开着法国式长窗，园中的花香雾气，随风袭入房中，更觉幽静。我在事前已看过赖雅日记，因而知道当年赖雅与张爱玲访问波士顿，和其晤面情形。不料问及这些事项，他全忘了，反而我局外人知之更详。但有二件事，在日记上没有，他倒记得。他去彼得堡清理存物时，张爱玲请他找回一白玉石象，据她说是可进博物馆的佳品。另一件事，是他在一九八○年左右出售布莱希特致赖雅四十封信之后，张爱玲闻讯后要求取回一部分款子，他答应了。
  
  访问终结前，我送了他一份张爱玲生平初稿，共十五、六页而已。过了两周，我与他通电话，他已回家休养，说他已看了我初稿，很是喜欢。因在他眼光中，张爱玲只是赖雅身边很和顺的东方女士，听说也是个不出版的作家，在美国多得不可胜数。看了拙文方知道她是上海四○年代最走红的作家，「理直气壮地有许多过去」，一定觉得有趣。他说待他康复了，再请我过去坐坐。我想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不想再去造访，当下在电话中含糊混过去了。过了几星期，基于礼貌，再去电话问他病情，家人答说他已去世了。他大约比赖雅小几岁，当年想已近九十了，说起来还是长寿的。
  
  看过《红楼梦魇》的读者，想来会记得「五详红楼梦」中，张爱玲谈及一美国女学者讨论中国侠女一事，为此谈了三刻钟。此女学者后来去大陆访问，巧遇江青，受其垂青，女学者受宠若惊，回来替江青写了传记《江青同志》( Comrade Chiang Ching )。据说她中文进修到优秀程度，几乎可以看懂《人民日报》了。但她对于江青背景，所知有限，以至江青对她所作的自我宣传，她照单全收。
  
  那天电话上对她作简短访问，她先问起我何以知道她见过张爱玲，因她本人从来未曾写及此段访问，我只能照实答复。她听了之后非常不悦，即对张爱玲作了二项指控，都是四十五分钟见面中无法求得的资料，自然不能放进传记里，也不必在此重复。
  
  但此事却令我想起，在《江青同志》里她在北京作访之一段。有一天，女学者想游泳，江青即命令北京市内大游泳池关闭，由她一人舒畅享受。她联想到江青权势之大，操有杀生之威，可以将她砍头也无所谓，想到此点，她觉得很性感( sexy )，我看到此点只觉得反感。一个自由社会的公民，见到专权制度中有操生死权的「红色皇后」，有此等*威，不觉可怕，反以为性感，实在令人惊叹。
  
  正因为她对江青所说一套，照单全收，倒无意中替江青留了一份近乎自传式的传记。江青对她谈话，真真假假，实实虚虚。张爱玲形容《连环套》女主角，「赛姆生太太的话，原是靠不住的居多，可是她信口编的谎距离事实太远了，说不定远兜远转话又说回来了的时候，偶尔也会迎头撞上了事实。」江青窜改史实中，主要有两点。对其上海时期的风流韵事，只字不提。而对其延安时期的革命功绩，则大加渲染。为自己绘制了一张画皮，也是她白日梦中的自画像。将来如有人写江青之心理传记，可将真假对比，即可看到她脱胎换骨式地自我创造过程。所以女学者这本书，还是有其价值的。
  
  西方文人，甘愿为独裁人物如江青捧场叫好的，自然不止于此人。莉莲‧海尔曼( Lilian Hellman )，即是为虎作伥中最有名的一位，五○年代中期，斯大林一生杀人如麻的真相暴露之后，美国斯大林份子纷纷与他脱钩。海尔曼却对斯大林忠贞不渝，连其它左翼文人也为之鄙夷。内中代表人物，玛丽‧麦卡锡( Mary McCarthy )，有一次在电视台上攻击海尔曼，谓其一生作品，全是谎言，每一字都是谎话，包括and, the与逗号在内。海尔曼听了，大为震怒，去法庭控告对方诽谤。那场官司，因二位老妇人作家相继去世，而不了了之。但海尔曼之信誉，从此一败涂地。她的小说、自传，我从未看过。但由她剧本改拍的两部旧电影，倒在电视上看到。《小狐狸》( The Little Foxes )，由蓓蒂‧戴维斯主演一悍妇，为了钱财，见丈夫垂死而不救，对正了她的戏路，演来甚是精湛。另一部《双姝怨》( The Children’s Hour )，由奥黛丽‧赫本主演。两片均由皇牌导演William Wyler执导，成绩斐然，想来原剧本还是不错的。
  
  海尔曼晚年之相好，是一侦探小说作家Dashiell Hammett，两人同居近二十年。为此她曾写过自己恋情的自传。今年(一九九六年)有人写书发现内中也是话连篇。Hammett倒与张爱玲有少许关联。张爱玲与赖雅在旧金山所居之布什街上，他们公寓正对一斜坡小街，名为Dashiell Hammett Street，为纪念此作家而取其名。
  
  访问人中也有带来愉快经验的，如迈阿密大学的哈维‧荷斯脱教授( Walter Havighurst )，即是其中一位。一九六六年，张爱玲去那里任驻校作家时，他是该校接待人。张爱玲向来甚少露面，他仅见了几次而已。张爱玲在其散文中提到与校中学生谈话，想来当年并非完全不见人。但一般驻校作家，须一周中花数小时与教授、学生相晤。这点她自然不会做到，哈维‧荷斯脱教授尽有理由埋怨，但在电话访问中，他轻淡描写此事，一无怨言，一派绅士风度。他还对我说张爱玲当年并未与英文系其它人来往(我也可以想象)，因此不必费事找他人了，他又热诚相助，主动找来了校友会刊物上张爱玲照片，又替我去找她与赖雅所住的旧居。因早已毁去，花了他不少工夫才找到，为此还通讯了二、三次。我也无以为报，只向他介绍夏志清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版中张爱玲一章，请他参阅，可知他当年接待之访客，确是文学史上奇才。他看后回信说：「很见功夫，只是凄凉些」( grimly impressive )。
  
  今年中文传记出版后，打电话去向他报喜又道谢，不料电话号码已属他人。问校中英文系，得知他已过世。想写信去他遗属报告他对我慷慨相助一事，后来闻知所余仅一侄女而已，也就罢了。
  
  ７
  
  爱丽斯‧琵瑟尔女士，是张爱玲在美国最亲密的女友。我搬到加州后，方发现她与丈夫住在旧金山北面郊区，秣陵郡( Marin County )。第一次见面在旧金山，请她在靠金山湾边的中国饭店饮茶，她带给我看张爱玲的书信及食谱；饭后在左近一家镜框店影印信件，因周日附近没有影印店开门。老板也大方，允我们免费用他店中复印机。也只有旧金山才有此等人情，不买商品也肯帮忙。
  
  食谱是几页旧纸，用一小钉子联起来。三十年后，钉子已生锈，连带周围纸上也有黄锈。影印时几乎失去了钉子，她还是费力找了回来，因为是张爱玲送的钉子。可见她对张爱玲友谊的深厚。
  
  她手上保存了三封信，经她准许，在此翻译出来。(下面有二句关于她私生活报导，也得其同意。)
  
  第一封信是明信片，是赖雅手迹，写于一九六○年九月，她那时自远道归回旧金山：
  
  
  亲爱的爱丽斯：
  
  写这卡片来欢迎妳自寒国归来。欢迎，欢迎。开车要小心。妳知道妳家冰箱中空空如也，我家冰箱里上下无隙。于是？当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欢迎，欢迎。
  
  　　　　　　　　　　　　　　　　　　爱玲与甫德
  
  
  赖雅为人的热心与慷慨，洋溢在这几行字中。他当年手边拮据，还是大方地送食品给朋友。这位好好先生，人人可向他取暖。美国名导演伍迪‧艾伦( Woody Allen )专长是喜剧，但笑中有泪。他曾说过：「我们谁都活在一个寒冷又残酷的宇宙里，能带给我们一点温暖的，就是人际间的爱心与同情。」我访问赖雅亲友时，他去世已二十年了，但他们一听到赖雅名字，就吃吃地笑起来，好象带来很多愉快的回忆。我也可以想象他充满了热心，给予张爱玲当年所求的人间温暖。
  
  第二封信，是张爱玲所写，时于五九年或六○年年底。
  
  
  亲爱的爱丽斯：
  
  不能吃到妳可口的晚餐，固然可惜。不能见到妳，更为遗憾。圣诞节即快过去了，新年也就来临，我身体会康复，妳也会从节日劳累中得到休息。但我要赶着向妳致谢，多谢妳寄杂志来，尤其是介绍南太平洋的《假日》( Holiday )。　　祝
  节日快乐
  
  　　　　　　　　　　　　　 念念 爱玲
  
  
  第三封信则由张爱玲自香港寄至旧金山(背景请看拙书第八章)：
  
  
  亲爱的爱丽斯：
  
  心中甚多烦苦，但还是要写信给妳，否则便会失去妳的友情──妳是我极少数几个好友之一。妳永远不会了解，虽然我难得写信──几乎从不写──我差不多每天会想到妳。妳不能理解，因为妳有许多朋友。
  我听到妳与某人﹝故隐其名﹞重逢，也觉得兴奋。虽然结果并不如意，一刀切成伤心的两段，人生往往就是如此。
  听到妳劝甫德不要乘巴士东行，我歇斯底里式地笑起来，笑了几分钟(1)。得到他重病消息后，即离开了台湾，但并没回美国，反而到香港来写电影剧本──我并无选择──我花所有的钱也只能飞到匹兹堡(２)，然后就要用他手上的钱，而这笔钱要用来付他医药费与其它费用的。在台湾那几天中，看到许多景色人物，至少，我访问台湾目的，圆满达到了。
  现下心境非常恶劣，甫德重病之外，还有其它多种原因；比如电影公司复杂情形，甫德与他女儿未收到我的五封信(我花了大笔工夫才写成的)。寄去126 11th St. SE, Washington 3, D.C. ──这是妳手上有的地址吗？(３)
  要找医生除去眼中小结石，眼睫毛根发炎。医生所给油膏无效，也无法再帮忙，可能得再找另一医生。目下可否请妳帮忙，查出有无办法作医疗。不必赶着办，我知道妳忙。
  真高兴听到妳作新画，很想看看。妳那公寓常在我心目中。正当我如此失落之时，妳的信带给我很大的安慰。
  甫德现在好了些。手脚能动，面部还麻痹，说话不清楚。身痛据说是脊骨之关节炎引起的。我又设法通过他女婿与他们联系。他在史密斯索尼亚( Smithsonia )工作，我不知其地址，只写了华盛顿。
  香港还是如旧，除了物价上涨(一个中型鸡蛋要卖五分半美元)。香港大学有研究院，设有科学、医学、文学、教育、工程等。欢迎美国学生，可写信去香港大学注册部。希妳能来此。　　祝妳
  圣诞快乐
  
  念念 爱玲
  
  ＃注释
  (1) 张爱玲以为赖雅顽固，决不会听爱丽斯劝告，所以大笑。
  (2) 赖雅在宾州中风，近匹兹堡。
  (3) 张爱玲手中地址有误，所以前五封信全遗失。
  
  张爱玲访台湾经验，很是愉快，但到了香港，心情恶劣，当然与赖雅重病有关。另外电影公司老板，连《红楼梦》也未看过，对他们来说，张爱玲更是名不见经传，在他们心目中毫无地位，可以想象。以往她与电影公司来往，全由宋淇先生从中周旋，省却了人事上麻烦，到了香港，见老板态度情形不同。
  
  近几年，我偶尔经过她旧金山故居，总是有一阵惆怅。想起赖雅一九六二年十月初送张爱玲去台北，自己回公寓时，人去楼空，伤透了心。比他年轻近三十岁的爱妻，回到华人社会，那里到处有比赖雅更年轻，强壮，有钱的男士，又全是同种，叫他如何能放心。一周后远行去华府，中途中风，与他心境也有关系。
  
  其实回顾他们十一年婚姻，最愉悦的时期即在旧金山。彼得堡是枯寂小镇，张爱玲住惯上海、香港、纽约，如何能适应，一直对小镇怨恨。至华盛顿后，则赖雅每下愈况，直到去世。如果张爱玲当年不去台港，留在旧金山，赖雅健康可能再维持二、三年。但世上无人能预知先卜。我们自然不能责怪张爱玲，去东亚求新经济来源。
  
  拙书出版前，爱丽斯女士提供了不少资料，又送了她六○年代照片。年初她记起来，手中还有张爱玲资料，要带给我看。我今年(一九九六)事忙，周末也少闲，一路到四月底，才与她约会相晤。
  
  那天我们相约在旧金山华盛顿广场公园，在唐人街与意大利区的交界。坐在板凳上，清风里有孩童的呼喊，面前的落叶随风旋转。夕阳渐向西沉，左近白色教堂的长影，步步向前伸展。成群的白鸽，从公园的一端到另一端，飞来飞去。黄昏的小公园里，还是充满了回忆，这次却是爱丽斯女士的回忆了。当年她生命中突生情变，伤心欲绝。张爱玲在公园板凳上安慰着她，谈着她自己四○年代的婚姻，她说自己对丈夫的情感，多半也因丈夫欣赏她之文才，又给她文学上的挑战；他又会欣赏她四○年代的华装。但是她热恋的丈夫，结果还是背弃了她，最后她说，「他离开我之后，我就将心门关起，从此与爱无缘了。」( After he had left me, I closed my heart to love. )张爱玲已经不在世了，那句话也是三十五、六年前所说，但内中的凄凉，听了还是为之震动。
  
  走出公园，我们沿着都板街走进唐人街。左手边另有一小广场( Portsmouth Square )，张爱玲以往也喜欢与爱丽斯女士来此小坐，看中国老人在旁边打麻将，爱丽斯女士猜想是因为她怀旧思乡的缘故。再往前走，就到了她们那年常光顾的点心店，早已换了店主与名字，人事全非，店堂式样，也不一样。张爱玲喜欢的姜冰淇淋( ginger ice-cream )想来是从前此店独制，外面从未见过，现在此店也没有了。但她喜欢的叉烧饱、蛋塔，自然有供应，还有一种椰山( coconut macaroon )也买了来尝试。
  
  在点心店座上谈起张爱玲往事，爱丽斯女士想起张爱玲最喜欢西方诗人是波特莱尔( Baudelaire, 1821-1867 )与里尔克( Rilke, 1875-1926 )。前者是法国的颓废派诗人，代表作是《恶之华》( Les Fleurs du mal )，后者则是德国自歌德以来最重要的诗人，一生在欧洲游荡，但到处有贵妇人接待，在她们宫殿或城堡中视作上宾。相比之下，我国的张爱玲命运中无此等福份。所幸有宋淇先生夫妇古道热肠，支持她四十年如一日，晚年还有林式同先生，慷慨无私地照应她。
  
  离开了点心店，都板街上空荡荡的，虽然是周末，大约因为是近晚餐时间。沿着都板街逶迤走来，到布什街，向右转弯走二条街，就到张爱玲与赖雅的旧居。多年前张爱玲与爱丽斯女士回到公寓，赖雅会准备晚餐，三人共享。这次到了公寓，大门锁着，隔了玻璃门，可看到狭狭的楼梯，上面有地毯，转向二楼，通往他们从前住的单位。那单位面向布什街，在街上抬头即可看到其窗户，仅咫尺之遥而已，但中间却隔了几重山，她当年的小世界，永远不再。
  
  幸而还有爱丽斯女士在旁边，不仅带给我珍贵的资料，也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持。因为她对张爱玲深厚的友情，让我再次看到张爱玲可亲可爱的一面。对她来说，晚年还有人来共享她珍惜的回忆，想来也是欣喜的。
  
  辞别了爱丽斯女士，已是傍晚时分，天空是一片深蓝，地下则是华灯初上。旧金山春晚的凉风，阵阵吹起。走到鲍威尔街，上坡下坡的缆车，不顾人间沧桑，还是欢娱地叮叮当当响着。走向联合广场，是城中游览中心，四周是名贵商店红灯绿影中的橱窗展览，旁边是熙熙攘攘的成群游客。无人知晓三十多年前，张爱玲曾漫步于此，也没人要听这张爱玲故事。转过街角，稍离联合广场，却见到Britex商店，是她从前最喜爱的衣料店，灯光阑珊处，至今顽健还在。
  
  有些诗词，千年之下还使人共鸣。苏东坡一首〈永遇乐〉，与自己的感受完全相同，只是自己写不出来。只能略改五字后抄印如下：「卅年楼空，佳人已去，空锁楼中毯，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金山夜景，为余浩叹。」 (全文完)
  
  
• Reply | Tags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9 鐜涢泤 posted on 03/09/2007
  
  
  翻看赖雅的简历资料，感慨。世态炎凉，讽刺辛辣！看赖雅盛年之时，公子哥儿，交结广阔，看他的朋友单子，全是富豪、名流雅士，二十世纪欧美的名作家都是他的熟人。想不到他晚年穷困病痛之时，靠的竟然是一个全然不懂家事的东方怪女子，叹息再叹息，想玛雅今日胡朋狗友一大群，到玛雅落难的那天还不知是谁给我来收尸呢！
  
  ……………………
  
  Papers of Ferdinand Reyher
  1894-1972. 17.00 linear feet.
  
  Ferdinand Reyher (1889?-1967) was a novelist, newspaper correspondent, and playwright. He wrote two books of fiction: The Man, the Tiger and the Snake and I Heard Them Sing. The latter became a movie starring Edward G. Robinson. Reyher also wrote a biography, David Farragut, Sailor. Titles of his plays include "Mignonette," "Boxer," "Quiet Please," and "Castle Israel." He was influential in bringing Bertolt Brech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seeing that Brecht's works were performed here. He was an acquaintance of James Joyce, Joseph Conrad, Ford Madox Ford, Ansel Adams, Berenice Abbott, Sinclair Lewis, Dorothy Pound, and Wallace Stevens. The collection consists of correspondence, typescripts, working notes, clippings, diaries, legal documents, and photographs documenting Reyher's life and literary works. Significant correspondents represented in the collection include Ansel Adams, Berenice Abbott, Sinclair Lewis, Dorothy Pound, Wallace Stevens, Bertolt Brecht, and his first wife, Rebecca Hourwich Reyher. An addition to the collection--consisting of correspondence, legal documents, work papers, biographical materials, financial records, and art work--is unprocessed, but a preliminary inventory has been prepared.
  
  Status: This collection is PROCESSED. The finding aid is currently unavailable online. Please contact the Curator of Literary Manuscripts for more information.
  
  University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 Reply | Tags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10 鐜涢泤 posted on 03/09/2007
  
  
  这些是赖雅的（全部？）作品，实在没什么特别的东西。连review都写得无精打采。
  
  1959 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 Screenwriter » Review
  1952 Wait Till the Sun Shines, Nellie Book Author » Review
  1939 Outside These Walls Short Story Author
  1938 Ride a Crooked Mile Screenwriter
  1936 Special Investigator Screenwriter » Review
  1936 You May Be Next Screenwriter » Review
  1936 Two in Revolt Screenwriter » Review
  1936 Don't Turn'em Loose Screenwriter » Review
  1935 Stranded Short Story Author » Review
  1935 Rendezvous at Midnight Screenwriter
  
• Reply

  Re: 鍐嶇湅寮犵埍鐜�
  #11 July posted on 03/10/2007
  
  
  张爱玲和赖亚才是真正的倾城之恋。 张自己成了白流苏。 小说里因为香港的沦陷， 他们成为柴米夫妻；而张爱玲自己，也在失去了祖国之后，在异国他乡为谋生而爱。小说里说，因着这一夜，他们的爱情够他们在一活个8年10年，这也是张自己的写照。这也是她说的人生沉稳的一面。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