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06 14:44:48
□李红岩
晚清民初的著名历史学家夏曾佑曾经说：“万国人之性情，即其祖宗所经历之事之见效。”“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险夷。”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夏曾佑是一位历史决定论者。
历史决定论者要揭示现实人类社会的结构，总是深入到历史丛林中去找寻基因和秩序。思想家张东荪说，中西所以不同，就在于古代的种子不同。近代以来的东亚思想史，保种、变种是一个必不可缺的重要主题。凡此种种，都凸现了历史对现实的重要基础作用；都在于提醒人们：要想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儿，就得到历史中去找答案。
一百多年来我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在于围绕着“我们是怎么回事”这个主题，提出了一些答案。与这些答案相比，其他的成就，终得落于第二义。当然，这些答案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搔到了痒处，容可商榷。可是我们得承认，就答案本身的深刻性而言，就其对我们心灵的触动、脑筋的启发而言，那是空前的，是任何一位具有“究天人之际”伟大抱负的古代史家都无从望其项背的。诸如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一类深刻的语言，我们顶多也不过是从一百年前才开始接触。
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就是一部试图告诉中国人“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著作。许多人都说这部书好，很优秀。可是，并不是所有读过它的人都能说出它何以好，何以优秀。我以为，答案很简单：就因为读者在书中感受到了“我们是怎么回事”，所以才觉得它好，它优秀。这个答案，原本蕴蓄于我们心灵深处，王先生把它捅了出来，让我们猛然觉得，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假如我们觉得并不是那么回事，那就不会觉得它好。
于是，我想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所谓寻求历史奥秘的答案、揭示历史的秩序与结构，无非就是排列出历史基因的组合序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王先生这部著作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深处，并从社会生活的深处引发出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思。
所以，这是一部社会史著作。虽然它具有文化的视角和维度，具有丰富的文化史与社会生活史内容；但是，“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作为社会结构的文化，是游民社会的文化符号。书中讲“文化”，是为了讲社会——讲社会的结构；讲社会生活，同样是为了讲社会结构。说到底，作者是要揭示中国历史的奥秘。他所讲的一切，都是为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只有透彻了解作者的这个写作意图，我们才不会被该书丰富的文化史与社会生活史内容遮蔽住眼睛。
所以，对该书的正当定位，应当是揭示中国历史奥秘的一部社会史力作。这里所说的社会史，不是对社会做历史学的描述，而是对历史做社会学的分析。进一步说，所谓社会史，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意义上的社会史。这部书的立意与企图，它的价值和意义，都与社会史论战中的著作一般无二。
所以，它讲国家，但超越国家；讲政治，但超越政治；讲政权，但超越政权；讲人物，但超越人物。国家、政治、政权、人物，统统是浮在表面的东西。它要完成的任务，是国家、政治、政权、人物，何以如此而不如彼。
一部书一旦以此为主题，即成为宏大叙事。回顾百年来的中国史学，顶级的伟大著作无不以此为主题。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受推崇，就是因为它触及到了这一主题。近些年在史学界引起讨论的几部历史著作，都是以此为主题的。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百年来始终如火如荼地煎熬着中国人心灵的核心问题。今后，这个问题必将继续煎熬着中国人的心灵。
王学泰先生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二元的分析架构。也就是说，他看到，中国社会是隐性与显性的二元共生结构。其中隐性社会，是游民的世界，亦即所谓江湖。以往的研究，偏重于显性社会，忽略了隐性社会，因而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必然是不完备的。我们看到，二元架构的建立，确实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使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大大地深化了。
比如说，马克思以前的西方思想家，多认为传统中国属于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结构。这种看法的片面性，我们暂且不论。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乃是基于对显性社会的单向判定。这个显性社会，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中国”。也有学者称之为所谓“居”的中国。而现在，通过王先生生动的描述，人们真切地认识到，在“居”的中国内部，还有一个“游”的中国。只有看到这个二元结构，人们的认识才会相对完整。
而且，从二元架构出发，人们还会发现，传统中国又具有“国家”与“社会”相对区隔的二元性。统领国家的，是朝廷；维系社会的，是“绅士”。他们的关系，表现为国家与显性社会的同构。反之，在隐性社会，充当江湖领袖的，是在野的帝王；给这些在野帝王帮忙或帮闲的，是所谓“游民知识分子”。他们的关系，表现为江湖政治与隐性社会的同构。所以，单就传统知识分子而言，也具有显与隐、居与游、主流与非主流的二元性。
传统知识分子队伍具有二元性，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则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的人格，曾经被史学家傅斯年说成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而史学家雷海宗的看法则更进一步，认为乱世士大夫的行为几乎全是误国祸国，结党营私。雷海宗并说，乱世之绅士具有清谈、做汉奸的特点。所以，他认为，在“乱世”，士大夫不如流氓，流氓推动历史之作用大于士大夫。有趣的是，雷海宗的这个看法又与陶希圣不谋而合，因为在陶氏看来，传统士大夫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动乱年代，“虽引进外力或屈服外力而不以为耻”。我们看到，王学泰先生虽然并没有对传统知识分子做如此极端的论断，但他对所谓游民知识分子的揭示，其二元架构的知识分子视角，却可以对上述前辈学者的论断确定更为清晰的坐标。
与前辈学者观点完全一致的是，王先生以其对“皇权游戏中的知识分子”以及“游民知识分子”的独特考察，再次确认了知识人在传统社会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谢泳所著《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提到三部书：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罗庸的《鸭池十讲》、费孝通与吴晗等人合著的《皇权与绅权》，其中都讲到传统知识人的巨大历史作用。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甚至说，士大夫阶级是中国治乱之原。所以，过去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士大夫阶级”或者叫“知识分子统治者”管理并维系的国家。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这些知识人到底处于隐性社会抑或显性社会。所以，他们在“破解皇权制度下的博弈格局”时，偏于看知识人的“文治”，忽于看知识人的“作乱”。而王学泰先生的二元架构，让我们既能看到“治”，又能看到“乱”。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王学泰先生的大著让我再次想到这句话。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
○王学泰 著
○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60元
- posted on 09/06/2007
北京的章诒和爱写,爱谈梨园里的人, 梨园里的事, 记忆里七月写过梨园, 也有台湾作家施叔青小说《行過洛津》谈着梨園戲子許情 (藝名月小桂) 其人其事, 近日在书屋杂志看到钱南秀写的 <在鹿港發現歷史：施叔青《行過洛津》讀後>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7.6 P62-P64), 贴在这里大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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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代中國歷史的書寫，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制約和破壞。自鴉片戰爭開始，老大中華帝國在内憂外患的夾攻下迅速衰弱，中國千年文化傳統隨之分崩離析，各派政治力量蜂起紛爭，並爲著各自的集團利益，對歷史書寫粗暴干預。而二十世紀以還，從西方引進的各類意識形態的汎濫，亦使得書寫者們目眩耳迷，以致史題史料的選擇与史識的建立，往往成爲某些舶來思想的詮釋。參與者們和書寫者們一起，遂編織了一連串神話迷思，如此歷史建構，當無法向後世交待，遑論鋻古知今！
一、以文證史
中國大陸自八九民哚幔裥震駭於歷史的驚人相似，而有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反思，尤其是對百年西化的功過，無論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一一叩問。前此成就的歷史文本，既徒然提供重重迷思，重搆歷史便成爲必要。從臺灣這方面來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民主化進程的急速發展，導致了對官修史的顛覆。西方自九一一事件后，學界亦出現理論危機，多年來理論先行的治史方法，已無法解釋日趨複雜的歷史與現實。尤具意味者，自二十世紀末葉，反對東方主義已成西方學界共識，然而歐洲中心論積習難改，有意無意，仍以西方標準評價東方。比如某些西方學者，常以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生的文化革命，為投射自身反帝反霸權的理想中介，而有關理論与話語系統，又為某些中國學人照單全收，在後殖民主義理論包裝下，實行自我思想殖民而不自知。種種悖論，終于逼使有識之士，喊出“在中國發現歷史”，要求中國知識階層提供重省歷史的方法與語彙。施叔青《行過洛津》出現於此時，當非偶然。
《行過洛津》以梨園戲子許情 (藝名月小桂)半生經歷爲主綫，描述洛津（鹿港舊名）在嘉慶、道光、咸豐三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演變，折射出洛津作爲清代中國的一個特殊部分，在外力与内應的震蕩中跌宕起伏，從而為讀者理解臺灣、中國、乃至世界近現代的動蕩演變，提供了一個鮮活例證。
杖唬≌h並非歷史，然而好小説卻往往比歷史書寫更能反映歷史真實。史學泰斗陳寅恪先生便為學界設立了以文學證史的典範。如《元白詩箋證稿》以詩證史，《論再生緣》以小説證史，文中引許顗《彥周詩話》謂：“詩人寫人物，態度至不可移易。”1 蓋因文學描寫世態人情，有其内部邏輯在，非外力所能曲寫。而小説的空間，更爲廣袤，描寫越細膩全面，越能為讀者提供一個想象世界的整體，俾以思索參與歷史的重建。
二、每下愈況
但小説並非百科全書，如何重現歷史情境，尚需對材料精心結構。施叔青善於以小見大，為論者共識。細究此中手法，諳合中國佛、道傳統。佛學所謂一粒粟中有大千世界。道家對此更有詳盡解説，《莊子 · 知北游》便謂道“無所不在”，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且“每下愈況”，越是卑下者越能曲盡道之精微。《行過洛津》的結構，便著眼在兩個“下愈況”者，一是主要人物許情，一是歷史環境洛津。
關於選取人物，施叔青深得中國古典小説創作三昧。如《紅樓夢》以前五囘交待主要人物與作書宗旨，待得展開敍述，卻頗費躊躇，作者故在第六囘作如下交待：
按榮府中一宅人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雖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無個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説來，倒還是頭緒。2
鄉野村婦劉老老於是堂皇登場，前後三次，進出貴族門第，目睹了榮府由盛至衰的全過程。曹雪芹之所以選取劉老老這位小人物，來做榮府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敍述者，以其不須受任何既定規範限制，惟其小人物，纔有大自由，敍述歷史，盡可由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
當然，並非任何小人物均可成爲合適敍述者。曹雪芹選取劉老老，乃因其相對紅樓主體貴族文化的邊緣地位，所謂旁觀者清；又因其女性遠親身份，可進入内院，近距离觀察榮府變遷。施叔青選取許情/月小桂，有異曲同工之妙。許情這位邊緣人物，作爲梨園戲子，地位之卑、身份之賤，無以復加。但他的複雜社會身份，使他能跨越時代——歷經嘉慶、道光、咸豐三朝；跨越空間——由大陸泉州三渡海峽至洛津；跨越階級——上至達官，下至娼妓，均有接觸；跨越性別——既為貴人孌童，也是雛妓恩客，而兼有兩性的性心理經歷。人生體驗，於此恐為至極，正如《西遊記》讓唐僧師徒以男子之身，體會懷孕之苦，非如此不能歷經人間諸難，洞察世態人情而至大徹大悟。同時，許情於洛津，本為外來人，卻又因其伶人兼孌童身份，行走于官衙内院，商賈後房。許情社會身份的遊移不定，一如王維詩《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置觀照者於色、空兩界之間，兩相比照，方能把握色、空相依相存的佛學真諦。施叔青令許情游走於高下、内外、男女兩界之間，也是為著能透過許情視角，通過它与社會各階層人士最爲深切的靈肉接觸，得以對洛津社會生活實行穿透性的觀照。
關於選取歷史環境，洛津蕞爾小港，卻是經歷複雜。近現代史上臺灣兩次遭受外族侵佔：一為十七世紀中葉荷蘭在臺灣的三十八年殖民，洛津多少受到影響；一是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的五十年佔領，鹿港與全臺灣同受亡國之痛。但洛津亦曾數次爲正統漢文化壁壘：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據臺灣，對抗入主中原的滿清皇朝，洛津成爲明鄭三代政治文化第二城；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居臺灣，以延續中國傳統文化對抗大陸政權，鹿港亦預其亊。凡此種種，使洛津成爲多重文化的交匯之處，遊走于中心邊緣、本土外族之間，具體而微，成爲近現代臺灣歷史的縮影，與中國近現代史的激烈動蕩息息相關。
許情與洛津，這兩個“下愈況”者，在形上層面上則同為天涯淪落的個體。對兩者的描述，既無章可循，施叔青的創作便得大自由。但大自由亦帶來創作思想的大困惑與資料蒐集的大困難。如同她筆下的許情與洛津，施叔青本人亦是天涯淪落者，半生漂泊於臺灣、香港、曼哈頓三島，游走于東西文化之間。《行過洛津》創作準備期間，她似乎特別急於在類似生命經驗中尋求指導。出版於2001年的《兩個芙烈達 ∙卡羅》便記錄了她這一時期的焦灼與期待。墨西哥女畫家芙烈達 ∙卡羅（Frida Kahlo 1907-1954）亦是一位文化漂泊者，且由於少女時的一次車禍，一生掙扎於生死陰陽兩界。生命的大不確定，迸發為對生命起源與意義的叩問。芙烈達的大量自畫像，超越了傳統的面貌描述，成爲對自身身體的血淋淋解剖和呈現。作爲女性，經歷三次流產而終身不育，她尤其著迷於子宮和嬰兒的聯係。嬰兒的形象，無論是她自身，是她早殤的子女，還是她不忠的丈夫，生活中無法把握，凝定於繪畫，成爲她破碎生命的救贖。
三、見微知著
似乎是受到芙烈達的啓示，施叔青以寫作作爲居住之地，對她的原生地鹿港開始了文字之旅，對孕育自身生命的子宮作全面探索，以窮究這一方熱土在人類生存史上的位置與意義。既是以生命存在的原始形態為起點，資料爬梳便不受限制。舉凡正史野史、筆記詩詞、小説戲曲、佛經青詞、乃至商肆賬本、娼家花冊，只要是和洛津有關者無不搜羅殆盡。筆觸所經，從政治歷史，人文地理、宗教習俗、文學戲曲、城鎮建築、海防水利、到飲食衣物，無不曲盡描繪。而人物亦是士農工商、優伶娼妓、海盜蟊佟⒛酥裂笠耐练瑹o所不包。
利用文學的特性，施叔青對看來微不足道的事情，詳盡描述，處處點明這些細節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与社会各矛盾力量的相互联系。許情三下洛津，自身遭際的變化，和周圍環境的改變，反映了洛津的由盛到衰。烏皮看客在戯棚中為伶人爭風吃醋，牽動的是商界的勢力爭鬥,引出各商號或正或邪的發家史。瘋輝仔在天后宮的義務導覽，交待的是洛津的家族譜系，和地方宗族、宗教、与政治之間的互動。同知朱仕光對《荔鏡記》的道德改寫，則牽涉到政治教化与民俗之爭。於是，整體的故事雖圍繞許情身世，風情繾綣；細節處卻往往風雲變幻，提供了多重解讀的可能。
這樣描寫的洛津世俗圖畫，超越了任何意識形態所能規劃的範圍。施叔青筆下的洛津，生命形態如此多姿多彩，任何定性似皆為可能，但也必將受到細節的挑戰。比如陳芳明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當權的同知朱仕光對梨園戲《荔鏡記》的道德改寫，是“中原文化對移民文化的干涉”。然而敍述陳三五娘私奔的《荔鏡記》亦來自中原，《行過洛津》對其來源有如下交待：
傳説晚明的文人李贄根據這個流傳閩南的民間故事，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編寫成筆記小説，取名《荔鏡傳》，梨园七子戲演出的劇本還是按照李贄的小説改編而成的……。3
李贄出身泉州望族，而泉州則是洛津文化的原鄉。又，歷史上李贄為明代著名心學學者，作“童心論”，以“情”對抗宋明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慾”。他的《初潭集》，改變儒家傳統，將“夫妻”置五倫之首，強調男女之愛為人倫根本。《行過洛津》所敍《荔鏡記》來源，與李贄主張相吻合，應有所本；且《荔鏡記》的民間版本最終抵制了士紳的教化改寫，是草根民信c李贄以情為本主張共鳴合拍的結果。則朱仕光改寫《荔鏡記》並非中原文化對移民文化的干涉，而是中原文化中理學家與心學家的對抗，是對人間情愛的干涉。《行過洛津》中，施叔青的重寫洛津史，並非以臺灣文化對抗中原文化，而是以人民自己的版本解構官方正統。
施叔青十七年香港居，結晶為《香港三部曲》，是《行過洛津》的熱身作，以小見大的敍事方法，彼時已經形成。但相比洛津，香港的文化淵源稍顯單薄，施叔青的千鈞筆力，在洛津的書寫中更有用武之地。《行過洛津》是《臺灣三部曲》的第一部，我們期待著第二部、第三部的出現。並不指望賞心悅目，因爲會有血、會有淚，母體被肢解，嬰兒被割裂，但虛構情節後的歷史，會脫離任何意識形態的框架，真實到近於殘酷。
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有太多的血腥和紛爭，有太多的失望與無奈，但我們仍然愛著這個世界和它孕育的生命，祈望它變得更適合於人類與萬物的和諧居住。為著這個目的，我們需要用自己的眼光來了解，用自己的文字來把握這個世界和它的歷史。這應是施叔青寫作《行過洛津》的初衷吧？
1 陳寅恪《寒柳堂集 ·論再生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890）, 頁94。
2 曹雪芹《紅樓夢》，全三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1:94。
3 施叔青《行過洛津》（臺北：時報文化，2003）, 頁307。
- Re: 鎻ず涓浗鍘嗗彶濂ョ鐨勪竴閮ㄥ姏浣�(鍗楁柟鍛ㄦ湯)posted on 09/06/2007
七月帮忙
怎么文章的结尾出不来? - Re: 鎻ず涓浗鍘嗗彶濂ョ鐨勪竴閮ㄥ姏浣�(鍗楁柟鍛ㄦ湯)posted on 09/06/2007
Thanks! - Re: 鎻ず涓浗鍘嗗彶濂ョ鐨勪竴閮ㄥ姏浣�(鍗楁柟鍛ㄦ湯)posted on 09/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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