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坝>>之幸与不幸
朱小棣
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绿野出版社2006年版)是海外文学的巨著，长达六十万字，发表后引来网上热评，是为大幸。甚至有系列评论，逐篇介绍男女人物，从男主角冯东明，到爱恋他的三、四个女人，再到反派人物王守伦，一一道来，如数家珍。小说以中国西南山乡为背景，描绘了从土改到文革的一段历史天空，展现出由几个外来青年理想主义者在全国大环境的影响下给偏僻山村带来的翻天覆地、既是开创性又是颠覆性的巨大变化。
从评论者的热情可以看出，小说至少取得了以下几点成功。第一，作者对这段历史事实的忠实把握和描绘，能够得到经历过相同历史时期或是自认为熟知那段历史的读者们普遍地认同和认可，算是过了第一关。第二，小说塑造的众多人物以其不同个性和经历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这些人物个性和经历之间的关系符合读者期盼，置之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大环境里亦显得完全顺理成章。第三，作者对长篇小说的结构性把握，至少在人物关系的设置安排上，如果不去苛求时间跨度的合理分配，呈现出娴熟的技巧。第四，作者对无论正反人物心理的透视、刻画，尤其是对女性人物从心理到行为的塑造定型和定位，都能得到读者(特别是女性们)的心灵响应和共鸣。由于取得了上述种种成功，不少读者开始把这篇小说当成是反映和揭示历史真实的一面镜子或一把钥匙，给以热情洋溢的赞赏。
恰恰也正是基于同一原因，网评亦出现分歧。有人觉得写得过于真实琐碎、读之不似小说，有人以为仅凭人物性格行为的错综复杂尚不足以证明小说之成功，甚至有人提出反映时代并非理想中小说创作的根本意义之所在。这些反面观点或不同意见的存在并非小说之不幸，但却有助于挖掘小说不幸之根源。说到底，小说的诞生一如婴儿，有生不逢时与恭逢其盛之分。
无论从作者的主观意图到作品的实际表现，这都是一部属于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作者想让当代人承认、后代人记住，历史曾经是这样的，并且或多或少地明白它为什么是这样的。虚构小说不过是为了写出非虚构文体不易表达的情感和认知。作者虽是新手，却深受这一流派传统小说的熏陶。结果是，虽然在认知观点上不同、甚至相反，但在风格上却无疑是传承了<<三家巷>>、<<苦菜花>>、<<青春之歌>>、和<<艳阳天>>等一大批现实主义的红色经典。
当文革十年终于过去，大批新老作家活跃文坛的所谓历史新时期开始的八十年代，人们普遍期盼的正是这种运用传统文学手法揭示更深刻或者说相反主题的长篇巨作，而焦急中人们哀叹的是为何诞生不了能够深刻反映文革甚至更长一段历史时期的长篇小说。在翘首期盼中，人们好不容易终于等来了的只是一部与心中期待似是而非的<<白鹿原>>。虽然其作者的写作条件和文字基础要比谢宝瑜好得多，但对历史的认识水平远较后者低下。例如，<<玫瑰坝>>中幼女时代就嫁给开明地主的女主人公与她早已成为老革命的哥哥之间的对话交锋，实际上透露出作者在世纪末对现代中国历史冷静反思的哲学深度。如果<<玫瑰坝>>早十年诞生，其效果将如平地起春雷，享誉文坛，名噪中外。可惜晚生十年，不幸啊不幸！
十年一觉缘槐梦，地上人间已千年。西风骤起席平川，小说争艳待把玩。抢手尽是猎奇货，文字跃为试金砖。这种变化的影响不仅遍及作为读者的芸芸众生，连象牙塔里的文学教授们亦同赶潮流。身居海外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德威也因敢于叫板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里的白话文小说创作而名噪一时。他特地指出晚清小说创作其实是对传统小说写法的革新改良和现代化，而五四以后新文学时期的小说创作反而是重回“文以载道”的老路。这类价值观的颠覆性改变，对于晚生十载的<<玫瑰坝>>，实在是“大大地”不利啊。
加上出自文学新人之手，<<玫瑰坝>>于是遭遇双重不幸，恰如造屋逢雨，瓦上添霜。若是生逢其时，手稿可以得到主流出版社青睐，其编辑可以大大地帮助改善原作的文字水平。就象当年高玉宝那样，哪怕是半文盲，亦可写出畅销书。虽说拔苗助长未必成功，自生自灭不施肥的庄稼又该是多难成长茁壮啊。当然有些先天不足是难以得到后天改善的。例如作者虽然试图用方言土语来加深作品的地方特色，但大多局限于口语对话中。景物环境的描写中，就凸显不出地方性，并因此而使对话中出现的方言略显生硬、稍失自然。
诚然，作者是有才华的，这不仅体现在篇幅上的宏伟，且根植于对人性的把握，包括对读者心理的揣摩。多角恋爱的运用设置，爱情中排他与兼容的并存，或者说爱屋及乌的现象，人物的施恶犯罪心理，伴之以读者的窥视欲望，凡此种种传统小说写法惯用的套路伎俩都已熟练掌握。配以真实的历史环境叙述，常使人不忍瘁读，怕受到“第二次伤害”，却又舍不得掩卷放弃。这大概也是作品能够幸运得到众多好评的根本原因之一。
值得探究的是，似乎还年轻的作者不可能亲历过土改那样早期的历史事件，为何竟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情结，特别注重历史之公道？背后所聚集的热情和能量究竟有多大？若能持之以恒，说不定真会感动上苍，无论是完善旧作或是开创新篇。没准哪天时来运转，风水轮回。也许终有一朝那传统小说颓势转盈，香火再续。到那时，笔强语壮跨骏马，驰骋文坛把话夸，正应了那三十年河东河西的老话。于是，历史重新定格于虚构小说中，人物栩栩永生在未来时间里。这一切都只是幻想、痴梦与神话，还是会有成为未来现实的可能？
2007年8月11日
- Re: <<鐜懓鍧�>>涔嬪垢涓庝笉骞� (from 鏈卞皬妫�<<闂蹭功闂茶瘽闆�>>@yidian.org)posted on 09/23/2007
廖老师也有一篇， 我给偷来，放到一起。 - posted on 09/23/2007
揭示原罪：评介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廖 康·
回首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实践和失败堪称我们经历的最大悲剧。这悲剧从何而起？相关的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不少了，然而，这悲剧的起源，或者借用“原罪”这个术语，在中国文学里，除了陈沅森在网络上非正式发表的《佛怀煽仇录》以外，几乎还没有反映。我说借用，因为我用的并不是基督教的概念，即人类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或者说犯了天条；我是利用这个简洁术语的字面意思，指代共产主义最原始、最基本的罪过——剥夺人的私有财产。我们都知道，那是从土改开始的。近二十年来，描绘诉说反右、文革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的小说可称汗牛充栋，佳作频仍。几十万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干部，包括邓小平本人都是受难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掌了话语权，大家当然有话要说，但只能说到一个程度，不许触及根本。禁区就是土地改革，就是对至少两千多万所谓“地主富农”的非法剥夺，残酷镇压和长期压迫。我曾有个愿望：要把中国近代史上受难最长久，却被遗忘得最干净的最大群体，形象地表现出来，让人们了解他们的苦难，认识共产主义的原罪。但我缺乏生活，甚至缺乏第二手资料。最近，我有幸得到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加拿大：绿野出版社，２００６年）。边读，边拍案叫绝。读罢，我掩卷拭泪，深感欣慰。谢宝瑜替我，替许多有志而无能者实现了这个愿望。但我忐忑，什么样的评论才能配得上他９１９页６０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呢？让我仅就小说的几个典型人物的形象和作品的某些独到之处简单评介一下。
评价一部小说是否成功，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要看它是否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如果小说的人物与众不同，那就为文学殿堂增加了传世的雕像。如果小说的人物和命运有助于人们认识他人，研究社会，了解历史，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那这作品就有了现实的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诗人是“国民的无冕之王”，作家是“道德伦理的立宪者”。谢宝瑜的《玫瑰坝》讲述四川一偏僻山乡自土改到文革初近二十年的演变——从剥夺少数勤劳致富农民的财产到致使多数人堕入贫穷邪恶的泥潭，不仅展示了“新中国”悲剧的根源和发展过程，而且还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真实可信的人物：知书达理、温和善良的大地主王秉文；美丽聪明，以常识和直觉抵制共产宣传改造的地主填房陈素芬；颇有书呆子气，却又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一心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却因家庭背景而屡遭冷落，直到惨遭灭门之灾才悔之晚矣的冯东明；敢爱敢恨，既为理想献身又为真爱偷情的共产党干部范淑君；由乡村无赖变为乡村领导，品质低劣，但相比之下还是个小小恶徒的王守伦；品质优秀，却因盲目追求理想，坚决执行政策而让人饿死，并给乡民带来极大灾难的侯亚昆……这些人物秉性各异，在各自不同的典型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显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典型性格，并将读者拽入他们的生活，为一些人的命运悲哀，为一些人的遭遇感叹，为一些人暂短的幸福欢欣，为一些人最终的结果快慰。
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在现代中国还另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工具，包括文学和艺术，非常成功地歪曲了所谓地主（占土地３０亩以上者）的形象。地主在汉语里本来不是个坏词，从成语“略尽地主之谊”中即可见一斑。但对于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一提到地主，人们就会想到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和牟二黑子这五个丑恶的地主形象，就会跟欺压百姓、强迫交租、鱼肉乡民、抢男霸女联系起来。直到１９７９年，中共宣布给地主富农“摘帽”以前，他们曾长期被描绘成农村里无恶不作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个体，而是阶级。在观念里，他们是邪恶的代名词。在意识中，他们是魔鬼的化身。二千万，按当时的中国人口计算，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魔鬼！《玫瑰坝》向我们展示这些所谓的魔鬼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被打成魔鬼的，又怎样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因而对他们遭难不再具有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却用灌输进来的阶级斗争理念取代与生俱有的怜悯之心，从而失去我们为人之本而沦落为真正魔鬼的帮凶。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地富分子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罪过”仅仅是拥有土地和雇佣农工。当中共中央决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残余的四百万“地富分子”才获得摘帽的殊荣，但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再是阶级敌人，他们并未得到平反。很快，占有土地和私人财产不再是罪行了，反而变为成功的标志和光环。但是不仅地主的财产没有归还，他们三十多年的冤屈也没有申，因为申他们的冤将意味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就错了，这个大案是决不能翻的。然而，我们有权利知道真相，有必要了解真相。如果说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那么《玫瑰坝》则通过一个小山乡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黑暗，盲从的悲哀，少数勤劳富裕农民经历的重重灾难，以及由此往后所有人陷入的无底深渊。
《玫瑰坝》从土改写到文革，跨越二十来年，但重点放在土改上，放在共产的原罪上。今天，很多人已经难以想象，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强行剥夺国民的私产！怎么可以把你的东西拿走，把你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怎么可以把你的地、你的财物分给他人！那不是强盗行径吗？看看史书，查查辞海，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的确在苏联、在中国发生过，而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读到那些理由，即使退一步说，就算当年的土地占有不合理，政府也可以采取以前用过的减租减息的和平方法，也可以采取其它政府实行过的有价收购的方法，来重新分配。然而，中国的土改不仅仅是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把地主富农定为阶级敌人，对之实行专政。不经过起码的法律程序，仅以一场斗争会就可以判处他们，甚至当众枪毙他们、吊打他们，以达到杀鸡吓猴之目的。还长期迫害地富分子，每逢运动都批斗他们，给其他胆敢乱说乱动者作榜样，甚至殃及后代，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如果认为谢宝瑜的《玫瑰坝》对土改的惨烈有所夸张，可以拿两部曾获斯大林奖的小说作为参考，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个作家带着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在农村生活了几个月就写出了关于早期试验性土改的宣传作品，这两本书遂成为大规模土改的教学手册并被奉为反映土改的典型佳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暴力的语言把暴力事件描写得轰轰烈烈，把共产原罪描绘得天经地义，把打人杀人宣扬得理直气壮。回首往事，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觉悟看待同样的历史。谁是谁非？有良心、有人性的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玫瑰坝》没有停留在土改上。通过描写合作社，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谢宝瑜让我们看到，一旦犯了共产原罪，当权者在侵犯人权这条斜坡上就难以停止，直到驱赶众人，连同他们自己，滚入灾难的深渊。今天可以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拿过来，交给你们；明天就可以从你们手里把土地拿走，归为集体。农民都很清楚，有些土地本来就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而是大救星恩赐的，大救星对土地另有用场时，不管他们多么不情愿，也没有几个人敢说个“不”字。即便是自己有土地的农民，也不敢言语。不仅有地富的下场作榜样，还有阶级划分的威胁、共产主义的宣传。私有财产是祸根，是万恶之源，越少，才越能保住自身的安全。然而，财产虽归了集体，分配大权还是由少数干部掌握着。在那个饥荒年代，一个玉米饼就可以让一位妇女献上贞操。连过去都少见的邪恶，如今却大行其道。王守伦这个小小的乡长竟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尽当年土豪劣绅想干也不敢干，或者干不成的坏事，而且他的手法竟然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寡廉鲜耻。
此外，《玫瑰坝》还让我们看到，与荒唐理念所导致的灾难相比，王守伦的罪行仍是小恶。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贪欲有限，为害有限。但是当侯亚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带领乡民大搞人民公社，修水库、炼钢铁、吃食堂、炸鱼、谎报粮产、禁止私炊，当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理想美好的年轻人积极贯彻错误路线的时候，其危害就比几个漂亮女人失贞严重多了。几十个人饿死了，全村人都吃不饱饭，若不是因为侯亚昆在权利斗争中遭到王守伦的暗算，非正常死亡还会多得多。这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它充分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正如一句谚语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意愿的砖石铺筑的。”与之相反，诡计恶行在现实中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称之为反讽也好，称之为黑色幽默也好，我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真实。当然，《玫瑰坝》并不仅是一本血泪帐。主人公冯东明和陈素芬好事多磨的爱情，还有他和范淑君以及王春花的感情纠葛构成一段段令人翘首，令人感叹，令人发笑的故事。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五彩缤纷，本来就是这样充满悲剧、喜剧、正剧、荒诞剧。只有带上有色眼镜者才会看不清楚生活原本的色彩，只有陷入意识形态的桎梏者，才无法领略大千世界的种种剧目。
谢宝瑜曾长期在农场工作，多年生活在农民之中。在那些没有书读的岁月，多少个夜晚都是在摆龙门阵中度过的。他在农村中看到听到的事情和前人书中、小说里说的大相径庭。文革结束后，他也上了大学，作了英美文学研究生。《玫瑰坝》是他写的第一本小说，就是要再现一个真实的山乡真实的生活。谢宝瑜在书中的语言运用虽然还不能说炉火纯青，却也颇具特色。首先，他人物对话的语言和故事叙述的语言泾渭分明。我认为，叙述语言可以运用口语，但人物对话不应过于书面。不要小看这一基本要求，随便检查一下中国的近代小说就不难看到，符合这基本要求的作品实在是寥若晨星。多少大师的小说一写到人物对话就显得力不从心，说话不像话，倒像背讲义，更不必说通过对话来表现人物特性了。就连感受格外敏锐，在《檀香刑》里以驾驭语言那么见长的莫言，在他最新的小说《生死疲劳》中，也在对话上连栽跟头；人、驴、牛、猪、狗，说出的话显然都是莫言一个人在唠叨，还不断引用他自己以前的作品，全是一个味儿，让读者疲劳。但阅读《玫瑰坝》，我享受到真实对话的美。这种美，不是一目十行可以领略的。谢宝瑜的叙述，如果你忙，又善于速读，可以一目十行。但是他的人物对话，你一定要读慢些，最好念出声来，哪怕是默念，你才能体会其中的风味。他运用了一些四川方言，用得恰如其分，没有多到让读者莫名其妙。而且，他还在开篇前提供了大半页有例句的方言一览表，加上这些方言的重复率“之楷家”高，才读了“一火镰”，我从小说人物那里学来的那“一滴点儿”玫瑰坝方言就“直见朝外前镖”。也许读者会说，利用一些方言来区分人物语言和叙述语言是投机取巧的一招，但谢宝瑜并非停留在此。在《玫瑰坝》中，王秉文说话与王守伦绝然不同；单听语气，你也不会把陈素芬和范淑君混淆；冯东明和侯亚昆同样是有文化的革命干部，但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同，冯东明更稳重而侯亚昆较狂热，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清楚地表明了各自不同的身份。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活起来，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者成功地再现了小说人物的对话。
一百年后，很多当今红得发紫的作家肯定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人们不会忘记我们在二十世纪经历的最惨痛的悲剧，人们也将继续阅读、研究像谢宝瑜这样的作家，像《玫瑰坝》这样的作品。关于这段历史的教科书中那些普通陈述和枯燥数字才会在读者心目中产生感人肺腑的形象；那个受迫害最深最久的群体才会凭借王秉文、陈素芬等人而有血有肉地活在人们的脑海里；人们就会了解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荒唐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对共产原罪的产生及其前因后果获得感性认识。这应该是我们留给后辈的惨痛教训，希望有助于他们在追求理想的狂热中想到我们的盲目，三思而后行。海蚌因砂石刺痛，它的肌体会流泪而结出珍珠。中国人民在共产实践中所受的苦难岂是海蚌的刺痛所能比拟！如果我们结不出珍珠，那罪可就白受了。《玫瑰坝》是这样一颗珍珠。希望更多的海蚌结珠吐珠。
（原载于《北京之春》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 posted on 09/23/2007
中国又在进行另一次土地革命.
中国经济腾飞,中国正城市化. 因此在城市周围的农民耕地就需要开发. 国家就需要征用这些土地.
目前中国的作法是,征用土地时除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很少),还给农民一定的土地建房出租,用以保障生活来源.从实际情况看, 这样做各方基本是满意的,没有什么社会矛盾.
能进行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土地必须是国家的. 在这个前提下,从经济学原理讲,土地革命其实就是公民财富的重新分配.
新中国是在打破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重新分配旧中国形成的公民财富格局并没有错.
如果说50年代的土改有什么不妥的话,那就是那种阶级斗争的方法是比较差的策略.
- Re: <<鐜懓鍧�>>涔嬪垢涓庝笉骞� (from 鏈卞皬妫�<<闂蹭功闂茶瘽闆�>>@yidian.org)posted on 09/23/2007
我觉得,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真实就可以了,不要去试图对政治进行批判或歌颂.
政治行为是一种高度综合与理性的行为. 每一个政治现象作为一个社会存在都有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揭示每一个政治现象背后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是有意义的,对政治现象中的某些人或某种团体进行唾骂是没意思的.
- Re: <<鐜懓鍧�>>涔嬪垢涓庝笉骞� (from 鏈卞皬妫�<<闂蹭功闂茶瘽闆�>>@yidian.org)posted on 09/23/2007
老毛那么痴迷读书,其重要目的就是从故纸堆里寻找政治灵感,寻找科学与合理的政治策略.
老毛政治策略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除了天生的才华,还有难以想象的后天努力.
老邓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 还在于改善了权力斗争的方式.
以前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种权力斗争格局中,那时期一切不堪忍睹的社会现象,就变得科学与合理了.
权力斗争失败者的结局不以生命,自由为代价,是社会文明与进步重要保证. - Re: <<鐜懓鍧�>>涔嬪垢涓庝笉骞� (from 鏈卞皬妫�<<闂蹭功闂茶瘽闆�>>@yidian.org)posted on 09/23/2007
abc wrote:
我觉得,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真实就可以了,不要去试图对政治进行批判或歌颂.
我也越来越觉得，文学还是去探索人性的边缘世界为好，文学还是要以审美作为第一标准。
现在政治学、历史学等等都太发达，小说家最好远离政治的事儿，意义不大。 - Re: <<鐜懓鍧�>>涔嬪垢涓庝笉骞� (from 鏈卞皬妫�<<闂蹭功闂茶瘽闆�>>@yidian.org)posted on 09/23/2007
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争端,如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斗争中失败者仍要付出生命与自由代价, 所以那里仍然很野蛮.野蛮对野蛮,人质绑架事件,911式的恐怖事件就难以避免了. 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美国政治的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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