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 骝·
小时受的教育使我不相信命运,不相信我的名字会决定我的一生。然而,现在年近半百,回首这大半生,忽然发现我的名字似乎隐藏着什么,与我的命运有着某种关联。
我小时的名字叫“小牛”,学名叫“慧牛”,因为我属牛,家族中班辈是“慧”。那时父亲在上海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在一个公社级乡镇工作和生活,日子很清贫。我是老大,从小要做很多家务来帮助母亲,直到上大学为止,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习惯,还真有点像“牛”。
在文革中期,由于各种原因父亲回到当地县城工作,母亲和我们兄弟也迁到那里。我渐渐长大了,“牛”字似乎有点不雅。父亲是知识分子,他引经据典,把我的名字改成“慧骝”,因为在当地话中,“牛”“骝”同音。“骝”是一种红鬃黑马,不少人还不认识这个字,说不定父亲当时很自为得意,当然也寄托了他的希望,要我将来能象骏马一样出众。可惜我的未来没有应证这一点,仅在我中学毕业时显示过这种苗头。那时中国刚恢复高考,我稀里糊涂地考得还不错,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套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考场上出现了“一匹黑马”。因此我志满意得,自认为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随后求学多年,广读博览,渐渐对中国现状,甚至对中国文化产生不满,胸中豪情不时泛起,觉得改变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己莫属也。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累,我开始认识到,理想是一回事,而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大学教书。当时中国仍然在“搞导弹不如卖茶蛋”的阴影中,因此作为从事空气动力学教学研究的副教授,我穷的叮当响。虽然女朋友没有嫌弃我“一无所有”,愿意“跟我走”,但我们结婚时,银行里只有不到一百元存款的窘况仍然使我自相形秽。在那个时期,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要跳出贫穷,出国大概是唯一的途径了。与此同时,思想上的自由化也使我触犯了不少人,我觉得与他们格格不入。特别是八十年代末的“风波”促使我下决心到国外发展。和我一起教书的同事开始叫我“会溜”,公开地预言我在那里呆不长久。果不其然,九十年代初,我获得德国政府资助的洪堡奖学金,克服系里的种种阻力,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中国,到世界这个大舞台来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色。
到了德国,生活水平的差别和文化的不同使我震惊,但这是事先想象得到的;而风情的回异和环境的优美,如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四月初,刚到座落于基姆湖畔的歌德语言学院,就赶上一场小雪。下雪季节,颜色在我的家乡是单调的,耕地是荒芜的,田边的草是枯黄的。可在这里,满眼是绿油油的小草,从一层薄薄的白雪里伸出头来,配上宿舍的红瓦,以及远处小镇上隐隐约现的尖顶小教堂,就好像一张简洁清新的明信片。在随后的两年里,我不仅遍游德国的名胜古迹,还走访了多个欧洲国家。巴塞罗那的世纪教堂,巴黎的罗浮宫,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萨尔兹堡的莫扎特故居,每个地方都使我着迷,使我流连忘返。和中国朋友讲起这些经历,他们会说,“你这家伙真是‘会蹓’啊!”
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着便面临找工作的艰难。那时东西德刚合并不久,很多东德人涌到西德找工作,因此工作市场十分紧张。幸好九三年初香港大学提供给我一个研究助理的位子,于是举家飞往香港。几个月后,老板要我继续留在香港工作(虽然妻子女儿都不喜欢这里的拥挤和噪音),但需要在香港外申请回港工作签证。大陆离香港近在咫尺,我却无法回去,因为我的护照是一次使用的,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便作废了,而再申请新护照会比登天还难。幸运的是我的德国签证尚有四个月的时间,于是全家又回德国申请香港的签证。四个月转眼即逝,香港签证仍无消息,在一位朋友推荐下我只好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做访问研究,时间六个月。在启程前,我碰巧同时拿到去苏格兰访问签证和香港的工作签证,但去格拉斯哥的机票已经订好,便决定全家去那里再说。虽然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工作进展顺利,却不是长久之计。在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拿到一个南安普顿大学研究助理的职位。在南安普顿和香港之间,全家投票去南安普顿。然而为了能在南安普顿大学工作,我必须有英国的工作签证。和香港一样(九四年时当然会一样!),我要离开英国去申请这个签证。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手中的香港工作签证起了作用。这次我把全家留在格拉斯哥,只身到香港大学边工作边申请回英工作签证。九四年初夏,我们全家经过五个月漫长的分离,终于到了南安普顿,在这座美丽而安静的小城,开始了三年多的平静生活。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这段时间两国四地签证环环相扣,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但心里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中国公民,要求着别人给签证,心中总有一种“灰溜”的感觉。
九六年,我们的生活又发生了一次转折性的变化。一位美国教授对我很感兴趣,要为我申请美国的工作签证,到亚利桑那大学做博士后,这在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论。是继续南安普顿的宁静稳定的生活,还是放弃这些,到美国去开发一个未知的生活?其实也不完全未知,美国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刚进大学不久,为了学习英语,就曾听过马丁路德金的一段演讲录音“我有一个梦”。“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山岗!”至今仍让我激动不已。最后,或许是我那天生的喜欢新鲜体验的性格,让我决定到美国去发展。十月,我们告别凉意渐浓的英格兰,来到阳光灿烂的亚利桑那,看到随处可见的几米高的仙人柱,恍若到了好莱坞的西部电影里。与英国相比,我的工作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教授是德国人,学生有德国人,美国人,还有香港人。系里别的教授也是各色人种,而其他学生来自的国家就更多了。从第一天工作起,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在这块“世界共有”的土地上,我只是最新刚到的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会留”在这里,和他们一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对自己说。
半年以后,我工作进展顺利,赢得了同事的尊重,获得了老板的加薪。孩子很快喜欢上这里的环境,一口英格兰口音慢慢变成了美语。妻子看到信息技术的大潮波涛汹涌,毅然改学了计算机。在移民律师的协助下,我们的绿卡申请也递交到了移民局。五月底,我们在图桑市北的好学区看中了一个社区,便交了定金,让房产公司开始造一座将会是我们平生第一次拥有的房子。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室内装潢中心选完地毯,高高兴兴地回到公寓,我打开客厅的收音机,和缓的乡村音乐便弥散在空气之中。然后我去阳台给几盆花浇水,刚转身便失去了知觉,轰然摔倒在地上……等我醒来,我已躺在了医院的急救室。几天后,我被诊断为脑瘤患者,并计划在九月份开刀。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慧瘤”两个字突然闯入我的思绪,再也销抹不掉。难道真是巧合吗?还是命中如此?难道会是一“名”成谶?古话说,“乐极生悲”,可我们的“乐”似乎才刚刚开始呀!手术后,医生说是“良性”瘤,不用担心,可能二十年内不会复发,但我的生活方法要从此改变,不可过分劳累。我接受了这个现实,新房子是买不成了,好在脑子并没有因为被挖掉一块而变得愚笨起来。其实反过来看,我如果能就此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这“慧瘤”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成了美国公民,再不用担心签证了。房子从小的换到大的,车子从旧的换到新的,妻子和我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孩子也上了不错的大学。然而,我却觉得生活越来越平淡了。与此同时,很多朋友“海归”了,国内经济繁荣,歌舞升平,“海归”们在那里大展所长的消息从太平洋上阵阵飘来,使我平静的心时不时掀起一阵微澜,“是回是留”常成为与朋友聊天的话题。根据我半生的经历,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仔细端详,然而这次它却没有告诉我下半生“会怎样”,连任何启示都没有显示给我。
□ 寄自美国
- Re: 华夏快递 : 慧骝:名字与命运posted on 10/09/2007
逗!我有个亲戚姓侯名锦长,他肖猴,精瘦,颈特别的长。 - Re: 华夏快递 : 慧骝:名字与命运posted on 10/09/2007
我有个邻居叫刘家奇,死的时候六十七岁。 - Re: 华夏快递 : 慧骝:名字与命运posted on 10/09/2007
想做海归还是因为这几点自己看不清楚而已。如果想赚比在美国多的钱,倒是可以回国试试的。
July wrote:
我志满意得,自认为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随后求学多年,广读博览,渐渐对中国现状,甚至对中国文化产生不满,胸中豪情不时泛起,觉得改变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己莫属也。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累,我开始认识到,理想是一回事,而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与此同时,思想上的自由化也使我触犯了不少人,我觉得与他们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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