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 骝·
小时受的教育使我不相信命运，不相信我的名字会决定我的一生。然而，现在年近半百，回首这大半生，忽然发现我的名字似乎隐藏着什么，与我的命运有着某种关联。
我小时的名字叫“小牛”，学名叫“慧牛”，因为我属牛，家族中班辈是“慧”。那时父亲在上海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在一个公社级乡镇工作和生活，日子很清贫。我是老大，从小要做很多家务来帮助母亲，直到上大学为止，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习惯，还真有点像“牛”。
在文革中期，由于各种原因父亲回到当地县城工作，母亲和我们兄弟也迁到那里。我渐渐长大了，“牛”字似乎有点不雅。父亲是知识分子，他引经据典，把我的名字改成“慧骝”，因为在当地话中，“牛”“骝”同音。“骝”是一种红鬃黑马，不少人还不认识这个字，说不定父亲当时很自为得意，当然也寄托了他的希望，要我将来能象骏马一样出众。可惜我的未来没有应证这一点，仅在我中学毕业时显示过这种苗头。那时中国刚恢复高考，我稀里糊涂地考得还不错，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套用现在的话说，叫做考场上出现了“一匹黑马”。因此我志满意得，自认为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随后求学多年，广读博览，渐渐对中国现状，甚至对中国文化产生不满，胸中豪情不时泛起，觉得改变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己莫属也。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累，我开始认识到，理想是一回事，而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大学教书。当时中国仍然在“搞导弹不如卖茶蛋”的阴影中，因此作为从事空气动力学教学研究的副教授，我穷的叮当响。虽然女朋友没有嫌弃我“一无所有”，愿意“跟我走”，但我们结婚时，银行里只有不到一百元存款的窘况仍然使我自相形秽。在那个时期，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要跳出贫穷，出国大概是唯一的途径了。与此同时，思想上的自由化也使我触犯了不少人，我觉得与他们格格不入。特别是八十年代末的“风波”促使我下决心到国外发展。和我一起教书的同事开始叫我“会溜”，公开地预言我在那里呆不长久。果不其然，九十年代初，我获得德国政府资助的洪堡奖学金，克服系里的种种阻力，怀着兴奋的心情，离开中国，到世界这个大舞台来寻找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色。
到了德国，生活水平的差别和文化的不同使我震惊，但这是事先想象得到的；而风情的回异和环境的优美，如不身临其境，那种感受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四月初，刚到座落于基姆湖畔的歌德语言学院，就赶上一场小雪。下雪季节，颜色在我的家乡是单调的，耕地是荒芜的，田边的草是枯黄的。可在这里，满眼是绿油油的小草，从一层薄薄的白雪里伸出头来，配上宿舍的红瓦，以及远处小镇上隐隐约现的尖顶小教堂，就好像一张简洁清新的明信片。在随后的两年里，我不仅遍游德国的名胜古迹，还走访了多个欧洲国家。巴塞罗那的世纪教堂，巴黎的罗浮宫，阿姆斯特丹的梵高美术馆，萨尔兹堡的莫扎特故居，每个地方都使我着迷，使我流连忘返。和中国朋友讲起这些经历，他们会说，“你这家伙真是‘会蹓’啊！”
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接着便面临找工作的艰难。那时东西德刚合并不久，很多东德人涌到西德找工作，因此工作市场十分紧张。幸好九三年初香港大学提供给我一个研究助理的位子，于是举家飞往香港。几个月后，老板要我继续留在香港工作（虽然妻子女儿都不喜欢这里的拥挤和噪音），但需要在香港外申请回港工作签证。大陆离香港近在咫尺，我却无法回去，因为我的护照是一次使用的，一旦踏上中国的土地便作废了，而再申请新护照会比登天还难。幸运的是我的德国签证尚有四个月的时间，于是全家又回德国申请香港的签证。四个月转眼即逝，香港签证仍无消息，在一位朋友推荐下我只好到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做访问研究，时间六个月。在启程前，我碰巧同时拿到去苏格兰访问签证和香港的工作签证，但去格拉斯哥的机票已经订好，便决定全家去那里再说。虽然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工作进展顺利，却不是长久之计。在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拿到一个南安普顿大学研究助理的职位。在南安普顿和香港之间，全家投票去南安普顿。然而为了能在南安普顿大学工作，我必须有英国的工作签证。和香港一样（九四年时当然会一样！），我要离开英国去申请这个签证。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我手中的香港工作签证起了作用。这次我把全家留在格拉斯哥，只身到香港大学边工作边申请回英工作签证。九四年初夏，我们全家经过五个月漫长的分离，终于到了南安普顿，在这座美丽而安静的小城，开始了三年多的平静生活。现在回想起来，虽然这段时间两国四地签证环环相扣，一天不多，一天不少，但心里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作为中国公民，要求着别人给签证，心中总有一种“灰溜”的感觉。
九六年，我们的生活又发生了一次转折性的变化。一位美国教授对我很感兴趣，要为我申请美国的工作签证，到亚利桑那大学做博士后，这在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争论。是继续南安普顿的宁静稳定的生活，还是放弃这些，到美国去开发一个未知的生活？其实也不完全未知，美国是我多年来的梦想。刚进大学不久，为了学习英语，就曾听过马丁路德金的一段演讲录音“我有一个梦”。“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一个山岗！”至今仍让我激动不已。最后，或许是我那天生的喜欢新鲜体验的性格，让我决定到美国去发展。十月，我们告别凉意渐浓的英格兰，来到阳光灿烂的亚利桑那，看到随处可见的几米高的仙人柱，恍若到了好莱坞的西部电影里。与英国相比，我的工作环境也有了很大变化。教授是德国人，学生有德国人，美国人，还有香港人。系里别的教授也是各色人种，而其他学生来自的国家就更多了。从第一天工作起，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就是在这块“世界共有”的土地上，我只是最新刚到的他们中间的一分子。我“会留”在这里，和他们一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对自己说。
半年以后，我工作进展顺利，赢得了同事的尊重，获得了老板的加薪。孩子很快喜欢上这里的环境，一口英格兰口音慢慢变成了美语。妻子看到信息技术的大潮波涛汹涌，毅然改学了计算机。在移民律师的协助下，我们的绿卡申请也递交到了移民局。五月底，我们在图桑市北的好学区看中了一个社区，便交了定金，让房产公司开始造一座将会是我们平生第一次拥有的房子。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室内装潢中心选完地毯，高高兴兴地回到公寓，我打开客厅的收音机，和缓的乡村音乐便弥散在空气之中。然后我去阳台给几盆花浇水，刚转身便失去了知觉，轰然摔倒在地上……等我醒来，我已躺在了医院的急救室。几天后，我被诊断为脑瘤患者，并计划在九月份开刀。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慧瘤”两个字突然闯入我的思绪，再也销抹不掉。难道真是巧合吗？还是命中如此？难道会是一“名”成谶？古话说，“乐极生悲”，可我们的“乐”似乎才刚刚开始呀！手术后，医生说是“良性”瘤，不用担心，可能二十年内不会复发，但我的生活方法要从此改变，不可过分劳累。我接受了这个现实，新房子是买不成了，好在脑子并没有因为被挖掉一块而变得愚笨起来。其实反过来看，我如果能就此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这“慧瘤”又何尝不是件好事呢？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们都成了美国公民，再不用担心签证了。房子从小的换到大的，车子从旧的换到新的，妻子和我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孩子也上了不错的大学。然而，我却觉得生活越来越平淡了。与此同时，很多朋友“海归”了，国内经济繁荣，歌舞升平，“海归”们在那里大展所长的消息从太平洋上阵阵飘来，使我平静的心时不时掀起一阵微澜，“是回是留”常成为与朋友聊天的话题。根据我半生的经历，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仔细端详，然而这次它却没有告诉我下半生“会怎样”，连任何启示都没有显示给我。
□ 寄自美国
- Re: 鍗庡蹇�� : 鎱ч獫锛氬悕瀛椾笌鍛借繍posted on 10/10/2007
逗！我有个亲戚姓侯名锦长，他肖猴，精瘦，颈特别的长。 - Re: 鍗庡蹇�� : 鎱ч獫锛氬悕瀛椾笌鍛借繍posted on 10/10/2007
我有个邻居叫刘家奇，死的时候六十七岁。 - Re: 鍗庡蹇�� : 鎱ч獫锛氬悕瀛椾笌鍛借繍posted on 10/10/2007
想做海归还是因为这几点自己看不清楚而已。如果想赚比在美国多的钱，倒是可以回国试试的。
July wrote:
我志满意得，自认为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随后求学多年，广读博览，渐渐对中国现状，甚至对中国文化产生不满，胸中豪情不时泛起，觉得改变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非己莫属也。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累，我开始认识到，理想是一回事，而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与此同时，思想上的自由化也使我触犯了不少人，我觉得与他们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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