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
最近,前壳牌石油公司(Shell)的高级管理人员布里格斯(Paddy Briggs)发布题为“公司致力于人权的迷思”的文章,揭露壳牌石油公司表面上制订政策推进人权,实际上完全不顾某些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持续扩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和生产规模。这篇报告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流行已经久的命题,即跨国公司在促使投资国反腐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它与跨国公司可以促进资本输入国的人权进步这两个命题,其实是西方社会对公司社会责任的两种表述。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排在前20名内的跨国公司的年销售额均在600-1800亿美元之间,在向世界银行提供经济数据的约140个国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的GDP总量甚至比不上20家跨国巨头当中最小一家的销售收入。基于如此巨大的经济实力,在与中小国家打交道时,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因此,国际人权组织与劳工组织多年来通过各种方法促使跨国公司履行企业责任。
这方面做得最好的当属美国。美国国会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FCPA),社会责任国际组织(SC1)则于1997年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它国际组织,制定了全球首个道德规范国际标准——SA8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不过,有些发达国家却抵制国际社会控制腐败的努力,因为它们相信,本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行贿,会给这些企业带来好处。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早就成为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界研究的目标。这些研究既涵盖了当今世界所有的腐败类型,也对腐败的原因作了各种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总结了跨国公司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反腐方面的几点经验:第一,国际知名消费品牌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现代化标志的本钱拒绝当地官员的索贿要求;第二,在协议中加入减少腐败的附加条件约束资本输入国政府的行为;第三,揭发官员的索贿要求;第四,使国际组织成为投诉腐败行为的信息交流中心。
上述措施在巨无霸跨国公司与一些中小国家的关系中曾产生过一些作用,但对自90年代中期纷纷抢滩中国的跨国公司来说,这些措施却毫无力道。跨国公司不仅没有机会展现自己拒绝索贿的道德勇气,并在一轮又一轮的行贿竞赛中锻炼成了腐败高手。跨国企业在华行贿的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从1995年至2004年间被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当中,有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2005年,美国加州的医疗诊断设备企业DPC因在中国涉嫌商业贿赂,触犯《反海外腐败法》而受到惩罚。2006年以来,德国西门子公司、家乐福、麦当劳在中国的各色“贿赂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媒体不得不检讨:中国“灰色的商业环境”迫使外国投资者不得不冒违犯本国法律的危险。
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获得的反腐败经验,为什么用之于中国却折戟沉沙?我仔细思考,认为有几个原因:
1、上述反腐败经验来自于规模较小的非极权国家,而中国却是个统治庞大人口与地域的极权政府,其垄断的权力要比非极权国家广泛强大得多:
2、中国政府巧妙地动员国内外一切管道宣传中国“经济神话”,导致世界经济巨头纷纷在中国这块“投资福地”上登陆抢滩。上述两点决定了在中国政府与外资的关系中,中国政府比小国政府更具强势地位。
3、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积10多年与港台资本打交道的经验。港台地区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商界偏好使用贿赂以求政府官员施惠。也就是说,90年代中期以后,众多跨国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富有索贿经验的官僚集团。
4、政策法规的模糊性与随意性使其伸缩余地极大,从而造成一个让投资者不得不遵守的潜规则:行贿可以将投资门坎降低,从而节约“成本”。
5、跨国公司拥有一大批在西方受过训练并能够娴熟运用中国官场潜规则的中国人代理,这批人在催化跨国公司顺应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有组织犯罪的国度,跨国公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要么适应中国的制度环境。从其它发展中国家总结出来的那4条经验,在中国好比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仅具观赏价值而已。
□ 寄自美国
- Re: 华夏快递 : 何清涟:飘浮在云端的希望――跨国公司帮助中国反腐败posted on 10/22/2007
我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没有一点技术含量.
有些人,学术水平上不去,就走政治投机的道路. 而美国也很欢迎这种低成本的投机分子. - posted on 10/22/2007
我见到的何清涟
http://www.xici.net/b335844/d23202009.htm
来自北京的黄编辑到深圳会见黄雪涛,随后又拜会何清涟。黄雪涛和黄编辑约好,到吃饭的时候把我叫上。征得黄雪涛同意,我临时又把尹忠东和李强也叫上。此外还有黄编辑的女朋友,一桌共七人。
我有兴趣见何清涟,是因为我听说这位报社编辑写的《现代化陷阱》很畅销,内容主要是说中国改革开放后贪污腐化很严重。
寒暄以后,找不到合适的话题,我和尹忠东都没有看过她的书,她也没有看过我们的文章。
何清涟先说了一些,说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人,写过两篇文章,批评她的书。她说其中一篇文章长达一万五千字,文章里说她的书只配去擦桌子。
(何清涟来电话更正,“只配擦桌子”并不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人的文章里说的,只是另外有人这么说,而且原话应该是“只配盖咸菜坛子”。)
通常,漫骂就是认输。尹忠东想的和我一样,他客气地对何清涟说:文人相轻是很正常,你不用这么生气,有人骂是好事情。
何清涟接着提到她的新书,我意识到她在谈论道德问题。
我于是开口:“我不明白,为什么最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那么热衷讨论经济学的道德问题……”
“那是你根本不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何清涟异常敏感,马上打断我。
(何清涟来电话更正,她的原话应该是:“你不了解情况,不要乱发言。”)
她接着说:“以前经济学家总是站在政府的立场说话,但现在应该考虑为老百姓说话了。……可是樊刚说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说经济学是没有人性的。但经济学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所以现在经济学要讲道德。”
我脑子掠过一阵疑云:何清涟心目中的经济学家都是哪些人啊。
但我挑选了她后半句话来回应:“这不是偷换概念吗?经济学是否研究人的道德,是一回事,而经济学家自己是否凭良心说话,是另一回事。”
何清涟:“你那是樊刚那一套。他过去说经济学是中性的,不讲人性,现在说经济学虽然是中性的,但经济学家要讲道德,他已经让步了。……他竟然说贪污腐化可以纠正资源的不当配置,是次优选择。”
尹忠东说:“但我们赞成樊刚的说法。贪污腐化当然不好,最好没有贪污腐化。但我们认为贪污腐化不是由于人们的道德沦落造成的,也不是搞现代化造成的,而是官僚的权利造成的,所以搞道德教育没有用,关键是削弱官僚干预经济的权利。在不削弱官僚干预大权的前提下,贪污腐化的确有助于纠正资源的不当配置。”
我接着说:“经济学假定人是自私的。人是否自私,并不重要,经济学只是这样假定,并从这个假定出发,解释人的行为。
“而经济学家本身,是否讲职业道德,是不是凭良心说真话,是另一回事。一个经济学家的确可以站在某个利益集团的立场说话,但他这时候说出的,不是经济学,不是科学。
“举个例子,经济学上的相对优势原理,是非常坚实的理论,这个原理推出的结论是,应该搞分工,应该搞自由贸易。当然有的经济学家,为特殊的利益团体说话,主张搞贸易壁垒,但那是lobby,是政策游说,不是经济学,他说的话不登大雅之堂,只能糊弄一下老百姓,我不相信他能够写一篇推翻相对优势原理的论文,在经济学家中传阅。”
(注意,这时候话题转变了!)
何清涟说:“你对中国根本不了解,你说的话,三年前樊刚、张维迎就讨论过了。我跟你根本不是同一层次的,要讨论我宁愿去跟他们讨论,你说的就是他们那一套,他们说得要比你更好。你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如果你现在就搞自由贸易,失业率会马上上升到30、40%,中国的第二产业要马上崩溃,人家日子不好过了,你的日子也保不住。”
(后来何清涟给黄雪涛电话说:“薛兆丰那种人以后我绝对不见,一辈子也不要见他,他只会崇拜樊钢之流……樊钢算什么, 他那种人我也绝对不见。”)
我问:“你是说过程吧。我们不说改革快慢的问题,当然要有时间。企业转营至少要几个月、半年,但饿死一个人只需要一个星期。但我问,你是否同意自由贸易是我们的彼岸,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做?”
“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决不这么做。搞自由贸易,我们的第二产业马上就要跨掉。任何国家都要有自己保护的工业。例如韩国就……”何回答。
尹忠东问:“那你是不是认为,只有等中国强大了,成为世界第一了以后,才能搞自由贸易?”
“说你不了解中国,中国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呢?中国……”
(注意,这时候话题眼看又要转变了!)
尹忠东忙说:“那无所谓,假设而已,中国不是第一,就第二吧、第三吧……总之是不是说中国要强大了以后才能开放?”
何清涟:“永远不能完全开放,即使美国,那么强大,也还有它保护的行业。每个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你们不是一个层次的,讲这些没有意思,你们根本不了解中国。你们说的,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三年前早就辩论过了。”
我告诉她:“你那些保护主义的观点,也不是新东西,三百年前都有人说过,休谟就批评过。”
“外国的东西不能照搬过来,”何清涟说:“西方经济学是从研究西方的经济社会的环境下产生出来的,未必适应中国的国情。即使是有些分析工具,拿过来,它的内涵也会发生变化。不是有个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讲过吗,西方经济学里面的总量、需求、效用概念,都不适用于中国。”
大家七嘴八舌,猜测这话是科斯说的。
(这时候,东主黄雪涛见我们争起来,气氛不对,便试图打圆场,说了句“学术争论起来就是这样的了。”何清涟听了,就马上高声说:“我强调,这绝对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过一会又说:“我再一次强调,这绝对不是学术讨论。”我和尹忠东都连声答应,只希望她尽快将注意力集中到正题上来。后来,何清涟来电话再次重申,那次绝对不是学术讨论!)
我说:“这话就算是科斯说的吧,我们怎么理解呢?会不会是这样:根据我所知道,科斯这类制度经济学家,对凯恩斯搞的那套理论,包括模型和概念,都不赞成,所以他表达的是对凯恩斯的意见,恐怕他的意思是,那些东西不仅在中国不适用,在西方也不适用。我们应该弄清楚他说话的背景。”
我还说:“很多理论,既然能分析西方社会的现象,也就一样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的情况。例如刚才提到的贪污腐化问题,就可以用寻租理论来分析……”
“什么寻租理论,你懂不懂?你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何清涟后来引用了她过去的几篇文章,反复说我们不了解中国,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我们跟她不是一个层次,不能对话,最后质疑我有没有仔细看她的书。
我承认:“我的确没有看过你的书。”
“我的书没有读过?那你凭什么跟我对话?你凭什么评论我的书?”
“我并没有评论你的书,我只是评论你刚才说的话。”我望着她。
我想作点解释,让她明白我只是应邀赴宴的:“事情是这样的,我是没有看过你的书,但听他们说……”
“听说?你怎么做学问的,你是研究什么的?这么轻佻,连我的书都没看过就乱发议论……”
我只好低声回答:“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书,我很多都还没有看,哪儿有时间。”
她的反击不遗余力:“我告诉你,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
到这里,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
- Re: 我见到的何清涟posted on 10/22/2007
abc引的文字不如何清涟的。
那个记者没读过何清涟的书,还跟人家讨论什么啊?
- posted on 10/22/2007
青冈, 至少从这条线顶楼的何清涟文章判断,何清涟的学术水平是相当的差的. 比如她的几点结论,就没有起码的逻辑推断或说明,很是信口开河.
·何清涟·跨国公司在其它国家获得的反腐败经验,为什么用之于中国却折戟沉沙?我仔细思考,认为有几个原因:
1、上述反腐败经验来自于规模较小的非极权国家,而中国却是个统治庞大人口与地域的极权政府,其垄断的权力要比非极权国家广泛强大得多:
2、中国政府巧妙地动员国内外一切管道宣传中国“经济神话”,导致世界经济巨头纷纷在中国这块“投资福地”上登陆抢滩。上述两点决定了在中国政府与外资的关系中,中国政府比小国政府更具强势地位。
3、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积10多年与港台资本打交道的经验。港台地区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商界偏好使用贿赂以求政府官员施惠。也就是说,90年代中期以后,众多跨国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富有索贿经验的官僚集团。
4、政策法规的模糊性与随意性使其伸缩余地极大,从而造成一个让投资者不得不遵守的潜规则:行贿可以将投资门坎降低,从而节约“成本”。
5、跨国公司拥有一大批在西方受过训练并能够娴熟运用中国官场潜规则的中国人代理,这批人在催化跨国公司顺应中国腐败的制度环境方面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从上到下都充斥着有组织犯罪的国度,跨国公司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要么适应中国的制度环境。从其它发展中国家总结出来的那4条经验,在中国好比中看不中用的银样蜡枪头,仅具观赏价值而已。
□ 寄自美国
- Re: 华夏快递 : 何清涟:飘浮在云端的希望――跨国公司帮助中国反腐败posted on 10/22/2007
"3、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积10多年与港台资本打交道的经验。港台地区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商界偏好使用贿赂以求政府官员施惠。也就是说,90年代中期以后,众多跨国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富有索贿经验的官僚集团。"
比如上面这句话就很没有学术水平,很是信口开河. 索贿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利用权力的寻租行为,权力机构本身没有索贿动机.
- Re: 华夏快递 : 何清涟:飘浮在云端的希望――跨国公司帮助中国反腐败posted on 10/22/2007
水平高低不论,最起码,给别人一个发言的机会嘛。
没有心胸。 - Re: 华夏快递 : 何清涟:飘浮在云端的希望――跨国公司帮助中国反腐败posted on 10/22/2007
热烈欢迎小曼加入政治线:) - Re: 华夏快递 : 何清涟:飘浮在云端的希望――跨国公司帮助中国反腐败posted on 10/22/2007
abc wrote:
"3、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积10多年与港台资本打交道的经验。港台地区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商界偏好使用贿赂以求政府官员施惠。也就是说,90年代中期以后,众多跨国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富有索贿经验的官僚集团。"
比如上面这句话就很没有学术水平,很是信口开河. 索贿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利用权力的寻租行为,权力机构本身没有索贿动机.
我看这句话说得没什么毛病啊。:) - posted on 10/22/2007
毛病是显而易见的,她的逻辑是:
1.港台地区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所以中国容易对付港台商人.
中国容易对付(港台)商人,所以中国容易对付西方商人,所有商人.
qinggang wrote:
abc wrote:我看这句话说得没什么毛病啊。:)
"3、到90年代中期,中国已积10多年与港台资本打交道的经验。港台地区与中国属于同源文化,商界偏好使用贿赂以求政府官员施惠。也就是说,90年代中期以后,众多跨国公司面对的是一个富有索贿经验的官僚集团。"
比如上面这句话就很没有学术水平,很是信口开河. 索贿是掌握权力的官员利用权力的寻租行为,权力机构本身没有索贿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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