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自由一样美丽
傍晚五点钟，网上订购的《像自由一样美丽》送达，这时距下班还有一个钟头左右。把手头的文件推至一边，拆开包装，一本设计得雅致而纤净的书浮在眼前。
心里是先睹为快的感觉，还掺杂着求新求奇的感觉。
林达的语言一秉先前朴素平实的风格，娓娓叙事，从第一页读起来，伏在办公台上，一直读到下班。下班的时候，天色全黑了，城市再次陷入一种虚空的寂寞之中。夜黑了，一个人最无意识的举动之一就是，回家。
特莱津的孩子们还有家了么？特莱津是位于捷克西部的一个小镇，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划那里为集中营，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迫迁居于特莱津，超出了小镇人口的物理容量，于是在拥挤肮脏的环境下，年老的犹太人开始成批地死去。童心未泯的孩子们不晓得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暴力、歧视以及犹太人身上的六角形符号最终在孩子们的心底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法西斯的统治是令人发指的，更是变态的。为了挽救孩子们的灵魂，集中营里的艺术家们克服种种困难，用画画或者戏剧的方式将现实世界的灾难和不公从孩子们的心灵里超脱出去，在艺术的虚拟世界里，孩子们的精神得救了，他们从一幅幅自己创作的艺术品中获得了对正义和美好生活的信仰。幸运的是，孩子们的部分作品保留到了战后。
每个晚上，班车都要在路上塞好一阵子。车停的时候，拿出书来翻阅。车窗外是立交桥下的滚滚车流，远处高耸的住宅楼里透出一房又一房的灯光。从特莱津开出来载满犹太人的车没有向左驶去，那里是布拉格的方向，而向右，则是河对岸的监狱，进了那里的犹太人没有再活着出来的。就是在一霎那，忽然泪水上涌，合上了书。
集中营孩子们的画作有的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遐想和憧憬，有蝴蝶有蜜蜂有鲜花；有的却分明透露出孤独和压抑。看着那些稚拙的作品，再看着那些幼小年龄的孩子相继地被送进奥斯威辛毒气室杀死，心潮难平。生活重在经历，夜里一边看书一边心动，患了感冒的女儿正在床上自己玩耍，我不时地把女儿置换进集中营的场景，真的受不了。我读小作者的简历给妻子和女儿听，一个又一个地死掉了。妻子说，我们不需要战争，想想那些孩子，真是可怜。其实又岂止是可怜，她（他）们的生命也随着战争一并消失了。
和林达先前出版的《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作品稍有不同，从写作风格上来说，《像自由一样美丽》和《西班牙旅行笔记》一样，开始从关注民主国家的制度层面转向具有普世价值的精神文化层面。《像自由一样美丽》开篇便直探人心，对法西斯暴力的憎恶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被杀死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对正义和公平的追求，永立于人类伦理前进方向的至高点。
林达对法西斯暴政摧残人性的关注，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结合着林达翻译的同样揭露法西斯罪行题材的《汉娜的手提箱》、《克拉拉的战争》和《盖比橱柜的秘密》三本书来阅读，《像自由一样美丽》就更加渗透内心。好的艺术品，从不放弃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好的艺术品，又能把人带入近一个具有高雅情操的世界。《像自由一样美丽》是一本很薄的书，但内容却厚重，我推荐朋友们阅读。
阅读书目：
1. 林达：《像自由一样美丽》，三联书店，2007年
2.:(加拿大)凯伦•莱温著,林达译:《汉娜的手提箱》,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
3. (加拿大)凯西•凯赛著,林达译:《克拉拉的战争》,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
4. (加拿大) 凯西•凯赛著,林达译:《盖比橱柜的秘密》,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
2007/11/6
另请参阅：
女儿，爸爸要保护你——《盖比橱柜的秘密》读后
http://cache.tianya.cn/techforum/content/390/4870.shtml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6/2007
同感。喜爱林达先生的文章、风度。
虽然也同样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但不能象林达那样静寂书斋，潜心修养。读林达先生的文章，就象在聆听一个理智者的箴言，有益思想。
现在林达先生网上的文章不多，希望林达先生多来咖啡馆里相叙。
- posted on 11/06/2007
谢谢青冈。这本《像自由一样美丽》基本上全是我妻子写的。完稿已经好多年了。为了买那些儿童画的印刷使用权，三联很花了一番周折。此书估计不会有很大的销路，版权、印刷等成本却比较高。谢谢青冈买书。
贴一篇我妻子前不久发表的文章。
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
作者：李林
一
最早读到余吉利这个名字，是在李梧龄先生的回忆录里。李梧龄智力过人，当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读书，提前一年毕业，留校任教，被认为在物理研究上会有辉煌前程。阴差阳错，一九五八年，二十二岁的李梧龄遇无妄之灾，遂由复旦大学送往上海横浜路收容所，转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待他重新回到大学和专业，已经是二十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白茅岭农场远在安徽，却曾经在上海赫赫有名。当年的上海人提起白茅岭，就会有北京人提到清河的脸色。在那个年代，上海“犯了事”的人，如若还够不上送监狱，白茅岭是个主要去处。去了，也就失掉了那个年代被看作性命的上海户口，多半再不能回来。至于这些人为什么去，大家不深究，也不大关心，都相信既然政府送你去，总有政府的道理。不然为什么送了你去而没有送我去。虽然一批批地被送走，在总人口里终是少数。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留在多数里。那些人在被送走之前，多半也是这么想的罢。
李梧龄在白茅岭辗转几个分场，遇到各色人等不下千八百，可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名字并不多，几十年过去，淡忘也是自然，而他偏偏记得余吉利。余吉利太特别，他曾是中国拳击运动的全国冠军。记得读到这个头衔的时候，我多少有点将信将疑，直到多年后，余吉利真真切切地出现，我才相信，一本回忆录，就是一段真实历史；里面的名字，就是活生生的人。余吉利坐在我对面，我仔细打量，想找出全国冠军的影子，反觉得面目不清，他本来眼睛不大，一只眼睛还在发炎，红红的只留下一条细缝，另一只也不停在眨着，显然感觉不舒服。一开口，他的词语都粘在一起，语流滚动极快，我得竖起耳朵，才勉强能听个明白。
余吉利出生在一九三Ｏ年的上海，霞飞路九二七弄，也叫霞飞坊。那是老上海一条典型的“新式里弄”，当时所谓新式，其实就是西式。这一带是法租界。霞飞坊是仿法式住宅，却并不是法国人建的。一九二四年，霞飞坊由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普爱堂投资建造，整整一大片整齐的三层砖木结构住宅，到今天也还是一景。余吉利的父亲余宏基就在比利时房屋公司工作，是一个普通职员，母亲在家带着几个孩子，家境还算不错。
少年余吉利在铭本小学读着书，却坐不住，是个特别顽皮好动的孩子，后来进了雁荡路业余中学。在余家附近的汾金坊，住着大同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大学生，叫黄晓阳，他比余吉利大个五、六岁，从黄晓阳家的窗台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余吉利的家。余吉利回忆说，他们两人经常玩在一起，活象是亲兄弟。黄晓阳是个业余拳击爱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提起已经去世的黄晓阳，余吉利仍然充满敬意和感激，把他称作是自己的启蒙老师。那是一九四六、四七年之际，余吉利才十六、七岁，他一路长大，贪玩而漫无目标，就在即将成年、却不知下面的路怎么走的时候，拳击运动让他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
上海开埠就是开放，早在一九一五年，就在上海虹口娱乐场一带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也就是今天的虹口公园和虹口体育场一带。在上世纪前半叶，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运动会。而拳击运动在19世纪末就已经传入上海，在租界地区流行。那时候，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也是一个体育活动中心。一九Ｏ八年，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专派了体育干事艾克斯纳（Exner）前往上海，协助成立青年会体育部。一九四Ｏ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始举办拳击训练班，教练是个名叫D.B． Reich 的法籍犹太人，还每隔两周举行一次邀请赛，邀请精武体育会、西侨青年会、俄罗斯总会、法国总会、犹太总会等各会的拳击手比拳。黄晓阳把少年余吉利带到青年会，让他在那里直接向外国拳击手学拳。余吉利身体条件好、也刻苦，他对拳击非常投入，也长进飞快。
二
时局在动荡，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军渡江，同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政权易帜，十九岁的余吉利沉浸在自己的拳击爱好中，对政治并不关心。最初，政权变更似乎并没有给他迷恋的拳击世界带来什么突变。基督教青年会仍然是拳击运动的中心，继续在八仙桥和四川中路五九九号的会所举办拳击训练班。八仙桥还是那个犹太人教练，四川路会所则由当时著名的中国拳王周士彬担任教练。在余吉利刚刚开始学拳的一九四六年，二十四岁的周士彬已经成了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七国拳击赛的冠军。余吉利至今珍藏着当年他们的合影照片。
一九五Ｏ年五月四日，青年会还在八仙桥会所举办了拳击比赛，参加比赛的有大同中学、复旦大学、东亚体专、沪江大学、沪江附中、圣约翰大学附中、精武体育会、中华体育会、环球化学厂、青年会等，共四十余人参加。一九五Ｏ年六月，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军体部和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联合举办中西拳击对抗赛，以门票收入救济失业青年。
余吉利这段时期的记忆非常个人化、目标也非常单一，他记忆中的那两年，就是不断练拳和比赛。他不善描绘自己的业绩，只是简单地一句带过，说当时自己“打一打就嬴，打一打就嬴，就变成了上海队代表。”就在这段时期，渐渐地，犹太教练消失了，那些参加青年会拳击比赛的私立学校也消失在院系合并的潮流中。基督教青年会越来越边缘化、民间体育组织逐渐退出，政府的体育组织开始成为体育运动的中心。拳击也基本归了官办。余吉利不是很在意这样的变化，只要能够继续打拳，他就满足了。
一九五一年，上海市政府收回了跑马厅，成立了足球队，还举办了一系列体育义赛，以门票收入支援“抗美援朝”。就在这样一次市级比赛上，余吉利一出手，就打了个上海市冠军。这次荣耀给今天的余吉利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一张冠军杯的照片。看着照片我顺口问过，“奖杯呢？”余吉利轻描淡写回了句，“送人了”。就是这只送了人的冠军杯，给余吉利引出了一段新生活。
一九五二年，余吉利的父亲去世。此后不久，几个穿着军装的人找到他，问他是不是愿意参军去。原来，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体工队打算成立拳击队，看中了这个年轻的上海冠军。余吉利高高兴兴地参军去。他一定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穿上军服觉得很是神气和光荣。我是从一张照片上看出来的，他和另外两个不同军种的战友，特地照了一张“海陆空”并列的侧影，怎么看都象一张征兵宣传画。
五十四年后的余吉利，还保存着已经变得脆弱的“革命军人证书”，他小心地在我面前打开。证书很历史，折痕处已经有了破洞。证书上方，是对称兜挂的红色军旗和五角的八一军徽，下面坦克军舰俱备，两边战斗机凌空而起。底部的绿色枝叶缠绕红色缎带，托住了粗粗重重的宝蓝色边框，色彩浓烈。当时还没有流行简体字，证书是正体直排，由右及左：“革命军人证书：余吉利同志系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参加我军，现在本院工作，其家属得按革命军人家属享受优待。此证”。下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以及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的署名。原件循古法没有断句，标点符号都是此刻我加的。发证日期是余吉利参军半年后的一九五三年六月二日。我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这真算得上是件文物了。
参军不到一年，余吉利打遍军中无敌手。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在天津举办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大会，相当是全国运动会的前身。运动大会上，代表华东的上海选手陈新华获轻量级冠军，周士彬获中量级亚军。余吉利以全军第一名的成绩代表解放军队参赛，击败所有同级对手，成为次中量级的全国冠军。我只看到报纸上一张模模糊糊的照片，在记录当时的余吉利。
那一年，余吉利二十三岁。
三
此后两年，没有举行全国性的拳击比赛。当了三年多体育兵的余吉利退伍了。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他随同样从解放军体工队退伍的朋友，来到上海市曹阳第二中学任体育教师。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由区教育局调动，他去了甘泉中学教体育。他的家搬到襄阳南路。余吉利成了家，妻子是篮球运动员，也在中学教体育，他们有两个年幼的女儿。怎么看，也当是个平稳生活和简单履历。
谁也没有料到，一九六三年，余吉利出事了。
“到底怎么了？”我很想听听他自己的说法——怎么就去了白茅岭。余吉利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你这个年龄，都知道的，那时候买粮要粮票，买糕点要糕点票，鱼票肉票，什么都要票。我娘那时是靠着我，我就想，假如能去香港，家里和老娘都能日子好过些。”余吉利不用细说，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几年，不是票的问题，是持续三年的饥荒。余吉利是个顾家的男子汉，看着饥饿中的老人孩子特别心焦，也是正常。
六十年代初的上海，还是个很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十年下来，上海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改造着自己的思想，不胜进步。可是，总有另一面的存在、有着一些特别的口味，说不清楚也道不明白，总有些和上海历史、和上海市民特质相连的东西，似乎难以被真正改造。有些上海人，你和他讲着大道理，他不会和你争，因为道理太超越生活，他会在肚子里暗暗有落低的评价。总有一些人，留在旧日的世俗心态中，不肯紧巴巴地要求进步，跟不上，会索兴放弃。余吉利是个天性喜欢自由自在的人，小时候没有吃吃力力逼自己用功读书，现在也不会勉强自己赶潮流。四年体育兵的经历，并没有使得余吉利发生太大改变，他本质上还是那个独立执着而又性格散漫的拳击手。回到上海，他回到原来的朋友圈子，黄晓阳还是他的好朋友。在这个圈子里，自然常常有香港的五色消息。对他们来说，香港永远是个令人向往的迷人都市，本质的熟悉大于未曾谋面的陌生。在他们眼中，香港就是亚热带的上海，有他们习惯了的逻辑和生活。
三年饥荒的日子里，香港又凸现为邮寄食品的丰富源头，谁家有个亲戚在香港，都不再愁饥。就在这个时候，余吉利的朋友圈子里，流传起广东人向香港大迁徙的消息。
此传言不虚。当时，城市的饥饿状况和农村相比，堪称天堂。大量乡村断粮，有性命之虞，广东也不例外。对广东人来说，香港近在咫尺，是个无法抵挡的诱惑。一九五八年港英当局实行出入口平衡，广东每天出入香港人数只不过约五十人。一九六一年七月，在饥荒现实压力下，广东当局开始实行放宽出港的政策。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开始，广东开始出现大批越界向香港迁徙，五月上旬，突然形成大潮。正因为势头过猛，很快政策收紧。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四日，广东开始制止和坚决收容非法迁徙。当时各路消息的传播非常缓慢，待广东宽容迁港的传闻传到上海，一九六三年，余吉利和他的朋友们鼓起勇气去广东探个究竟，已经整整慢了好几拍。不仅迁港大潮早已阻断，在新政策下，这样的企图已被列入要打击的罪行之列了。
在广州探了个究竟，出不去，余吉利就回家了。很快，一起去的甘泉中学同事黎国良和他的女友在杭州被捕，情急之中的黎国良还托人给他带了口信。可是，一切都晚了。事后公安人员告诉他，考虑到他是全国拳击冠军，抓他的时候，布置了超常警力，要是抵抗就对他不客气。说到这里，余吉利苦笑一下：我怎么会抵抗。他都承认了，是想去香港，想摆脱食物票证不足的困境，他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获得同情，从轻发落。
这最后的希望还是落了空。议论偷渡被归作企图策划“叛国投敌”一类，余吉利被处以三年劳教，先送往收容所，然后，在武装押解的大卡车里，被送往安徽南部的郎溪、广德两县交界处、那是上海监狱管理局下辖的上海市白茅岭监狱。
四
上海市白茅岭监狱建于一九五六年三月，最初作为上海市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距离上海二七Ｏ多公里，占地四十点六平方公里，俗称白茅岭农场。
一切发生得太快，就象脚底突然裂开一条峡谷，余吉利只见自己正飞速往下陨落，又象是落在一张大网之中无法挣脱。问起来，他如同回到当年，摇着头连连说， “我脑子乱极了乱极了，我只想逃跑”。就在一片混乱的思维中，余吉利以最后一点理智和勇气，断然作出一个决定。他提出离婚。他知道，在那个年代去白茅岭，就是终生的罪犯烙印，妻子孩子都会受到株连。
在他的相册里，我发现一张全家福。那是他一生最幸福时光的纪念。泛黄照片上，显得憨厚的年轻拳王，和妻子靠在一起，妻子是那种健康而阳光般灿烂的美好，他们各抱一个女儿，两个孩子相差两岁，只一点点大，正在最可爱的年龄。我无意中翻过照片，后面是余吉利用蓝色钢笔拙拙书写的几行心情：“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可是，好朋友啊，可知道我忧心忡忡？六五·三·十六，灯下”。余吉利是个不善表达的人，尤不善文字。而那是在白茅岭的灯下。看着这张普通的合家欢，我突然觉得自己越不过去，我不可能越过这张照片后面的故事，听凭这故事被人忘掉。
余吉利告诉我，他还是本能地怀着一丝侥幸，企盼成为他活下去的支撑：也许，他拼命劳动改造可以回上海，也许，大环境改善后，他可以和妻子破镜重圆，也许，他可以重新回家拥抱两个女儿，也许，那发生的事情是一场可以醒来的恶梦。可是，消息传来，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了。三年劳教期满，他也必须继续“留场”，没有 “刑满”回家的限期。
最初三年，余吉利在白茅岭农场分流五队，三年后劳教期满不准回家。被转到分流四队。就在那里，他遇到李梧龄。他们一武一文，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类型，可气质上却似乎又有某种相通。因为这种精神上的缘分，使得李梧龄在他去世前留下的回忆录里，提到了余吉利。我重新找出李梧龄的回忆录，翻到那一页，惊讶地发现，李梧龄随手几笔，却无意中记下了余吉利内心的一点隐秘：余吉利当年想去香港，原来并不仅仅是为了充裕的食物。
退伍离开了专业队，余吉利还是迷在拳击里。一九五八年的全国二十城市拳击锦标赛，余吉利参加上海市业余队，和队友一起获团体第一名。在单项比赛中，余吉利在轻中量级中获得第三名。这一次，三十六岁的老将周士彬获得了次中量级冠军。余吉利似乎不愿意对我提起这场比赛。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赛场起落也是常事。可是，二十八岁的余吉利打了个第三名一定很懊丧，可以想象，他又如何憋着劲、想着下一次，想着一定要夺回冠军来。可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没有下一次了！
一九五八年，中国迎来了大跃进的年代，不仅是工业和农业刮着浮夸风，教育体育也无不拖入其中。我自己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五八年，黑龙江省宣称每个县要办一所大学，要求上海派出教授支援，上海的大学也就顺势把一批“政治上不可靠”的教授清扫出去。接下来就是浮夸风带来的大饥荒，农村县城普遍陷于饥饿恐慌，自然不再提起“办大学放卫星”的跃进幻想，而被扫出去的教授们也就默默被人遗忘。没想到，这样的两极震荡，居然也冲击了拳击运动。
一九五八年的体育运动大跃进，各省市摩拳擦掌，都声称要在一九五九年的第一届全运会上“放卫星”，拳击界也不例外，突发高烧盲目发展。上海的各个学校，不顾是否有专业教练指导，纷纷成立拳击队，出现了不少不该发生的伤害事故。上海机床厂一名青年工人，比赛中被击伤头部又缺乏恰当护理，不治死亡。一时伤亡频报，国家体委仓促宣布，第一届全运会的拳击项目取消。上海随即停止所有拳击训练。自此，整整二十年，这项运动整个从中国消失。
余吉利和他的朋友们兴许还没有回过味来，他们经历了一个轮回。运动本是民间意趣、个人本能，是自己锻炼、自己组织比赛的民间活动。全部收归官办之后，取舍的决定也就归了官家，不再是你想玩就可以玩的了。他们等过的，余吉利苦苦等候过恢复拳击运动的消息。可是，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五年过去一九六三年，拳王余吉利生活在一个没有拳击运动的国度，已经虚度五年。三十三岁了，那是拳王运动生涯的最后关头，他度日如年。就在这个时候，朋友们议论起迁徙香港的可能，对一九六三年的余吉利来说，不仅是改善家庭生活的一种可能，更是拳王运动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
在绝望的白茅岭，已经失去一切的余吉利，曾向难友李梧龄道出了自己的痛心故事和曾经有过的世界拳王之梦。
今天，眼前七十七岁的余吉利不肯再提起这一层。一颗拳王的心已经被他埋到深处。中国有过几个拳王？他还有什么必要解释自己当年的理想和对事业的渴望？
五
唯有母亲还在家里等待儿子归来。就这样，余吉利在白茅岭，母亲在上海，经历一九六六年的文革，又迎来一九七六年的文革结束。母亲仍然没有等到儿子可以堂堂正正把户口迁回家的消息。又过了三年，一九七九年，母亲终于等不及，走了。余吉利回家奔丧，心灰意冷。根据当时规定，母亲在，他还可以请几天探亲假，理论上说，也还存着政策改变返回上海的可能。母亲一走，和上海的最后一点联系被切断，从今往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一天也不能离开白茅岭，他要和自己见过的无数“留场人员”一样，埋在山里了。这样的前景，余吉利实在不甘心。
一九七九年，整个局势在松动，再审视自己，四十九岁的余吉利感觉自己还强壮，年轻时独立闯荡的心又在复活。他作了个决定，自己闯出条活路来，他跑到遥远的青岛，开始教拳，只要有口饭吃，能自由，他就满足了。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在那个时候，擅自离开一个隶属上海监狱管理局的劳教农场，还是要有触犯天条的勇气。这也是别人都不敢离开的原因。
上海是个民间气息很重的地方，总是会竭力维护一点私领域，你大可判其为“俗”。也正是这点俗，使它总是能顽固地给自己保留一些正统之外的想法。只要出现可能，人们就会绕开严肃话题，去尝试，去小心推动这点想法的实现。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就是一个例证。
上海精武会是清末建立的中国最早体育民间社团，一九一Ｏ年。在同盟会陈其美、农竹、陈铁生倡导下，由霍元甲创办了它的前身精武体操会。它最早开始有组织地向社会推广中国武术，也是最早将西方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中国的民间社团。一九二二年，陈公哲在上海横浜桥福德里觅得一块空地，以会员集资，建造精武中央大会堂。一九二四年培开尔路总会撤消，迁入这里办公。就是精武会在上海虹口区横浜桥现在的会址，记得我们小时候，谁都可以花上一点点租金，租用里面的体育设施。人们因体育爱好相会，聚散无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管理市民的严格秩序中，精武会虽然也是半官办，却仍是残存的一口活气。精武会这口活气，在文革中更名为“要武体育馆”时又被一把闷住，当时，精武的历史材料档案、刊物摄影、武术器械等等，俱一并销毁了。
可是，上海的民间是韧性的，文革结束，精武体育会趁着国家政治上“拨乱反正”的口号，最早恢复了拳击训练班。记得我的一个小朋友住在精武会附近的余庆坊，兴致勃勃一如当年的余吉利，已经天天吊着一付拳击手套，迷在精武会馆的训练场上了。
就在中国拳王余吉利惶惶地在为自己是不是要回白茅岭而内心挣扎的一九七九年，美国籍的世界拳王阿里给中断二十年的中国拳击运动带来了复苏希望。因为邓小平在接见阿里时说了这样一句，“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
虽然，国家恢复拳击运动还在阿里初次到访的七年之后。精武会却率自先行了。当时的精武会仍然记得余吉利是它的会员，上海民间自有他们的逻辑，他们不管白茅岭而只认自己敬重的拳王。一九八Ｏ年精武会举行拳击表演赛，特地请了“擅自离农场不归”的余吉利。
五十岁了，他重新走上拳击台。这已经不是争强斗胜的年龄，他却永远感激这场比赛，是精武会，使余吉利重新拾起一个人的自尊，一个自由拳击手的自尊。
六
一九八五年五月，拳王阿里再度访华，他来到上海，访问了精武会，在上海体育学院和余吉利的老朋友周士彬有了一次表演比赛。一九八六年，阿里三度访华。一九八六年六月，国家体委终于在秦皇岛会议上宣布：恢复拳击项目。一个月后，余吉利拿到他多年奔走的结果，一纸“上海市公安局南市分局复查决定”：“余吉利，男，一九三Ｏ年十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五一Ｏ弄二十一号，现住蒙自西路四十一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被拘留审查，同年四月二十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中国拳击运动恢复了。余吉利的处分被撤销了。他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五十五岁。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国拳击协会被国际业余拳击联合会（AIBA）正式接纳为第一百五十九个会员。拳王余吉利在寻找各种方式设法养活自己。离开白茅岭后，余吉利凭着强健体魄，一直相信自己能够自食其力。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拳击运动员江涛获得了九十一公斤级第五名。第二年的一九九七年，六十七岁的余吉利结束了最后一份体育代课老师的临时工工作。这时候，粗心的余吉利才刚刚发现，自己没有退休金。
二ＯＯ七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余吉利。一个念头愣愣出现：假如中国拳王几十年的欠薪被忘记，对我们竟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那么今天民工们拿不到欠薪也没什么稀奇，那只不过是我们传统的因循。
二ＯＯ七年，一名台湾拳击手在上海开了一家饭店，请上海的拳击界人士参加开张典礼。七十七岁的余吉利也在被邀请之列。在这个台湾拳击手眼中，拳王永远是拳王，如同阿里永远是阿里。他不会知道，拳王坐在那里正心力交瘁。那一阵，在朋友们的鼓励下，余吉利又开始新一轮的四处奔走，这次，是试着争取一份退休金。他两次给市教育局去信，都被转回区教育局，随后就没了音讯。他去当年任教的学校，学校告诉他，他的档案已在文革中遗失，没了依据。他于是一个个地找到几十年前的昔日同事，请他们出具曾经工作的履历证明。他被迫再次试着用纸片拼凑起他破碎的人生，不是证明自己曾经是那个名扬全国的拳击冠军，只是证明自己曾经有过一份正当工作，这工作的中断是源自公安一个错误的行政处理。
他的奔走还在继续，至今并没有什么结果。
我最不会安慰人，就不知说什么才好，尴尬间，想到余吉利一生的遭遇都是为了一个和香港有关的念头，我不由转了个话题，“现在开放‘香港自由行’，你后来去过香港吗？”
“没有。”余吉利平静回答，眼中没有波澜。
我突然想起自己听到的另一个真实的“香港故事”。二嫂告诉我，她工作过的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有个青年工人张国良。也就在余吉利想去香港差不多的时间，张国良私下与朋友聊天：“我想去香港，吃一块牛排，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句话被人揭发，他在文革中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后，在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优雅小教堂建筑的顶搂隔离室里，自缢身亡。后人提起创作室，均以出了一个陈逸飞为荣，无人再提张国良。
这个香港故事，我没有讲给余吉利听。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6/2007
抱歉，照片太大。疏忽了，没有改小了贴。
不知如何修改。请掌柜的改小吧，谢谢。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7/2007
我的帖子为什么显示不全呢？好像被截去了好多一样？
以前出现过，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7/2007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7/2007
丁先生，余吉利的帖子放在主贴后面埋没了，新开一贴最好。
看了后有种说不清的感觉，闷。
如果有上海的律师们出面帮助余，这样的历史问题或许会好办些。
现在人心冷了，上海的市民社会更是如此，个人自扫门前雪。
and, you couple still in Shanghai now?
if yes,can you email me:chinahussar@yahoo.com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7/2007
悲剧！在我们国家这类的悲剧似乎很“平常”，已经“司空见惯”，以致于没有许多作家来记录这样的故事。能够关注平民苦难的作家（如这篇文章的作者及写《中国农民报告》的陈春桃夫妻等）才是值得人真正尊重的作家。
DingLin2 wrote:
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
- posted on 11/08/2007
qinggang wrote:
青冈：
我们一直在美国。妻子每年回国一次，探望家里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这篇拳王故事，是去年妻子回国期间，每天从早到晚数次奔走于医院和家之间，几周的连续焦虑使得自己几乎失去了空间和时间的感觉，记忆力几乎下降到零，第二天要做的事情需要我在美国电话提醒。我们自己也要步入老年了，父母辈老人生病衰老，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间隙，她偶然采访了这位余吉利，因为余吉利是李梧龄先生回忆录里提到的人，李梧龄先生生前是我们的忘年交。而促使妻子写这篇文章的，就是那张合家欢照片。谁都会想，这是多么美好多么普通的一家人。人家也是一辈子啊。这一辈子竟然过成了这个样子，for what? for what!?
当然，为写这样一篇文章，采访后有大量的research要做，几个字的细节要花数小时来核实，好在现在有网络了。
我们在美国经常从展览，书籍和影视中接受有关犹太人遭遇浩劫的教育。我觉得，有一种现象一直触动着我们：西方社会有一些人，他们怀着一种“罪感”来看待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一事件。那就是说，当人类中有那么些人在经历那种惨绝人寰的事情的时候，其他人竟然无所作为，无动于衷。这在道德上就类似于罪恶的同谋。“不知道”并不能解脱道德上的负担，更何况，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吗？于是，历史学家和记者们紧盯着要问，美国政府到底是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哪日，从什么途径知道，在纳粹统治下发生于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的。而从那个时代后来的人，面对“你当时知道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有一点无地自容的窘迫。
其实，并没有人来追究美国人的“罪责”，是美国人要求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人，自己对自己有道德上的要求。这个地球上，总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在经历着苦难。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不可能都像特蕾莎修女一样把自己也投身到那个苦难里。但是，我们有道德上的要求来关心这种苦难。你不能无动于衷，你必须知道苦难。
于是，美国人会到非洲去救济救病，从伊拉克战争一开始，就有美国记者在报道和呼吁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和受苦，昨天国会关于Yahoo的听证会上，有议员指出，今日巴基斯坦有大量人权灾难，而美国政府送去巨额金钱，是支持那个政府的。
对我来说，这些不止是政治议题。对我来说，虽然我手无缚鸡之力，我对别人的苦难做不了什么，但是对苦难的关心，是一个道德问题。
更何况，有那么一些苦难，就在我们身边，就像这位拳王那样的一生，我们中国人，再也不应该让它发生了。
- posted on 11/08/2007
这篇余吉利，这名字有吉有利，只是与余一搭配，把吉与利都流掉了。
这一段很可怕：
“余吉利，男，一九三Ｏ年十月生，浙江省定海人，无业。原住襄阳南路五一Ｏ弄二十一号，现住蒙自西路四十一号。余因企图偷渡问题，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七日被拘留审查，同年四月二十日被收容劳动教养。经复查，余曾与他人议论具体偷渡去香港的办法，是事实。但在留审期间已作了交代，原对其收容教养不当，应予纠正。据此撤销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对余吉利收容劳动教养的处分决定。”
“白茅岭”不很可怕，我生长的地方与白茅岭相仿，也是父母辈艰难
逃荒能找到的“天堂”啦。
白茅，俗名茅草Imperata cylindrica (Linn.) Beauv.
白茅的嫩芽、嫩茎、及嫩花穗皆可生食，亦可加糖或盐食用，根茎可
如芦笋般料理食用。童年我们都拔根食用，却不知道那么些可爱的老
师都是上海北京流放来的：
- posted on 11/08/2007
阶级意识,敌我意识是这类悲剧的根源.
文革时期,把少数人的权力之争扩大为全民的阶级意识,阶级斗争,造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
邓扭转了这个局面,邓是一个伟人.
纳粹屠杀犹太人是因为种族敌我意识.
美国屠杀伊拉克人是因为国家敌我意识.
核心利益的争夺是导致阶级意识,敌我意识的原因.
"西方社会有一些人，他们怀着一种“罪感”来看待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一事件。" 这些人是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的世界灰色的.
理想主义者不掌握国家机器,所以他们的力量很有限. 当理想主义者掌握国家机器的时候,就蜕变为现实主义者,并造就另一批理想主义者.
不管如何,理想主义者还是值得尊重与尊敬的.
- posted on 11/08/2007
风子 wrote:
悲剧！在我们国家这类的悲剧似乎很“平常”，已经“司空见惯”，以致于没有许多作家来记录这样的故事。能够关注平民苦难的作家（如这篇文章的作者及写《中国农民报告》的陈春桃夫妻等）才是值得人真正尊重的作家。
说得好。平民苦难谁来诉说？中国人爱说“人生如蝼蚁”；历史学家更爱说“打扮的小姑娘”。在现时的盛世里，这样的悲剧连一声叹息也的不到。
曾在“天涯”看过一击点率极高的长篇--“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大意）。作者把父辈的生命周遭和自己的个人奋斗作说事儿。结局虽算不上经典“悲剧”，可经历也挺让人揪心的。或许不太合乎主旋律，听说已被列为八本禁书之一了。
同意青冈一说，此文可另开一线。 - posted on 11/08/2007
DingLin2 wrote:next time when you are back, if you can email me,i will be very happy .:)
我们一直在美国。妻子每年回国一次，探望家里两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这篇拳王故事，是去年妻子回国期间，每天从早到晚数次奔走于医院和家之间，几周的连续焦虑使得自己几乎失去了空间和时间的感觉，记忆力几乎下降到零，第二天要做的事情需要我在美国电话提醒。我们自己也要步入老年了，父母辈老人生病衰老，是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间隙，她偶然采访了这位余吉利，因为余吉利是李梧龄先生回忆录里提到的人，李梧龄先生生前是我们的忘年交。而促使妻子写这篇文章的，就是那张合家欢照片。谁都会想，这是多么美好多么普通的一家人。人家也是一辈子啊。这一辈子竟然过成了这个样子，for what? for what!?
我们在美国经常从展览，书籍和影视中接受有关犹太人遭遇浩劫的教育。我觉得，有一种现象一直触动着我们：西方社会有一些人，他们怀着一种“罪感”来看待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一事件。那就是说，当人类中有那么些人在经历那种惨绝人寰的事情的时候，其他人竟然无所作为，无动于衷。这在道德上就类似于罪恶的同谋。“不知道”并不能解脱道德上的负担，更何况，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吗？于是，历史学家和记者们紧盯着要问，美国政府到底是什么时候，哪年哪月哪日，从什么途径知道，在纳粹统治下发生于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的。而从那个时代后来的人，面对“你当时知道吗？”“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都有一点无地自容的窘迫。我最近正在阅读美国移民史，刚刚看过了犹太人的那段，华裔的也看完了。二战期间美国对犹太人的态度是很不寻常。华裔也不是一般的惨。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8/2007
xw wrote:
白茅，俗名茅草Imperata cylindrica (Linn.) Beauv.
白茅的嫩芽、嫩茎、及嫩花穗皆可生食，亦可加糖或盐食用，根茎可
如芦笋般料理食用。童年我们都拔根食用，却不知道那么些可爱的老
师都是上海北京流放来的：
此物为广东人用作“茅根蔗汁”凉茶，也是我们当年的“甜品”。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8/2007
xw wrote:
白茅，俗名茅草Imperata cylindrica (Linn.) Beauv.
白茅的嫩芽、嫩茎、及嫩花穗皆可生食，亦可加糖或盐食用，根茎可
白茅成片生长的地方，非常富有感觉。
尤其在山顶上，站在广袤的白茅边缘，人就很容易感动。i donot know why.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8/2007
retro wrote:
xw wrote:此物为广东人用作“茅根蔗汁”凉茶，也是我们当年的“甜品”。
you and rzp,the same one?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8/2007
qinggang wrote:
you and rzp,the same one?
no, not unisex. :)
是啊！当年就是站在那白芒芒一片的山墚。时值秋凉，景物萧瑟，有不胜“白了少年头”之感。 - posted on 11/08/2007
丁先生的书我不但买来自己读，还是用来送朋友的最好礼物，《带一本书去巴黎》我已经送了三本出去，还准备买几本送人（还有就是近距离看美国三部曲）。丁先生是当代作家里我仰慕的少数人之一。
余吉利这样的悲剧中国遍地皆是，中国社会的状况的可恶之处就在于凡事讲关系，像余这样的案子，只要他哪怕有一点关系，其退休待遇都可以解决的，奈何这样一个孤身老人，又有谁愿意助其一臂之力？又有谁愿意为他们呐喊？李先生百忙之中为这样一个无辜的老人写出这样感人的文章，真是非常可贵的。在我看来，有良知，又真正关心底层，关心社会的作家才是最高尚，最伟大的作家，丁先生和李先生就是这样的作家。请接受我们的敬意！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9/2007
佩服青冈能坚持读书 - Re: 鍍忚嚜鐢变竴鏍风編涓�posted on 11/09/2007
六月飘雪 wrote:
佩服青冈能坚持读书
跟你说实话吧，主要是我也没别的事儿干啊。更重要的是，我也不会干别的事儿啊。
要是能像盖茨那么忙，我决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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