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听古典音乐成为习惯

一晚与妻子到文化中心观赏香港管弦乐团（也简称港乐）的《莎乐美》歌剧音乐会，观后兴奋不已，次晨6点即醒，立刻起身写下一篇乐评，写完意犹未尽，于是又成此文。

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名指挥萧提接掌芝加哥交响乐团(简称CSO)，不下两三年就将其提升为美国最著名的乐团，各报章杂志争相吹捧，该团欧游归来，芝加哥人倾巢而出，夹道欢迎，甚至连电话簿也以芝加哥交响乐团作为封面!

芝加哥可以，为什么香港不能?香港音乐界早有一块璞玉——香港小交响乐团——前年暑期受法国邀请演出，却得不到香港政府的全力支持，仅剩一年就要“弹尽援绝”。而香港管弦乐团请到大师艾度·迪华特（Edo de Waart）担任音乐总监和指挥，却叫好不叫座，内中行政阶层的人事问题至今未能完全解决，长此以往，前途堪忧。特别是有鉴于香港管弦乐团演出《莎乐美》的成功，团员个个像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士气如虹，与黄大德任指挥时代的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判若两团”。在此关键时刻，即使政府无力，香港的各大地产商和财团何不挺身而出，大力支持?诚然，香港管弦乐团每年的预算早已超值，但只要“货色”属世界一流，又有何妨?更遑论它对于香港文化和音乐教育的贡献。

或谓香港一向是商业挂帅，西洋古典音乐是冷门，成了少数附庸风雅人士的玩物。如果此说属实，我猜不下数年香港就会被广州和深圳所取代，这两个城市的文化事业正方兴未艾，据闻连广州附近的佛山也要举办如同美国檀歌坞(Tanglewood)式的大型暑期音乐节!

我认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有音乐底子的城市，每年春季的艺术节，在音乐方面就办得有声有色，今年稍差，但至少也有贝多芬的九首交响曲可听，这并非其他城市所能比拟，即使是我曾经住过的洛杉矶，也没有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本来该城还有两个交响乐团，现在只剩一个(伦敦至少有五个，北京也有三四个)。我住在洛杉矶时，听一场音乐会往往大费周章，开车到市内的音乐厅需要一个小时，有一次还出了车祸!香港方便多了，而且不愁临时买不到票(当然马友友、李云迪和郎朗的音乐会是例外)，何乐而不为?因此我发现自己在香港听音乐会的机会反而比在美国各城市为多。

听音乐和看电影一样，是习惯，而且现场绝对比唱片更动听。世界第一流的大师来为你献艺，为什么裹足不前?我猜原因之一是普遍的“反智”风气，以为古典音乐和古典文学一样难懂。我的逻辑反而是：看不懂，所以才要看，看多了、听多了自然成为习惯。即以日本为例，甚至连续剧(如《悠长假期》和《一百零一次求婚》)中的人物都以西洋古典音乐为业，香港的电视界敢做吗?

如果有人认为我的论点仍太高调，我不妨如是说：如果你喜欢《歌剧魅影》，不妨听听普契尼的《托斯卡》 (Tosca)和《蝴蝶夫人》，毕竟上演的都是歌剧。

为古典音乐请命

香港在西洋古典音乐方面有两个职业性的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和香港小交响乐团。这两个乐团都代表香港文化——特别是演艺文化——的一种骄傲。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各地来的游客说：香港不仅是一个经济挂帅、商场充斥的地方，除了商品之外，还拥有亚洲第一流的乐团。但我认为这两个乐团的任务还是以“对内”为主，是为香港的广大市民而设的，只不过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似乎对古典音乐毫无兴趣甚至用种种推辞（譬如工作太累了、没有时间、最多有闲暇在家看电视），使得自己在文化修养上永得不到“升值”。
试看临近的台北，今年乐季中，首屈一指的交响乐团就演奏了马勒的全套九首交响曲，香港有吗？即使有也不敢演，因为怕没有听众。因此我这头“老牛”才不辞辛劳愿意为香港的古典音乐苦苦耕耘，以期吸引更多的听众，如不成功，也无所谓，反正我本来就是对牛弹琴，自我“发烧”一番，因为每一个乐迷或发烧友都有一股热情，别人不停地去买首饰、名表、名牌衣服或皮鞋，我们这群“小众”却不停地去买CD、DVD和各种音响设备，甚至倾家荡产，在所不计。当然，我们更喜欢听音乐会。

你以为像我这种古典乐迷都是“高级文化人”或大学教授？不见得。最近我受邀到几位朋友家中讲马勒的《大地之歌》，发现我的听众全都是职业界人士和政府官员，没有一个教授或文化人，他们也都是香港最忙的人，但仍然愿意每月花一个周末聚在一起谈古典音乐和听唱片。我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因此也不辞疲劳去演讲。还有一位乐迷是我老婆在保险公司工作时的同事，他非但常听香港的音乐会，而且去年还远渡重洋到澳洲去观赏全套的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

巧的是香港管弦乐团的新任总监和指挥迪华特就是一个国际知名的瓦格纳权威，多年前他担任旧金山交响乐团指挥时，就曾指挥瓦格纳的此套四出歌剧，我刚好在该市小住，得以躬逢其盛，至今还记得他指挥下乐队奏出的“淘金”的声音，音色铿锵，令人难忘！
现在大师就在香港，何不指挥几场瓦格纳的音乐会——譬如《指环》的第二部《女武神》(Die Walkure)的第一幕或第二幕或《飞行的荷兰人》（迪华特本人就是荷兰人）？

其实迪华特早有此想，但有关当局却怕费用太高，曲高和寡。香港的各大地产商集团值此良机何不踊跃捐助？与“西九龙文娱区”的预算比起来，这又何足挂齿，九牛一毛而已。我知道全世界都有瓦格纳的《指环》发烧友，任何大城市有此歌剧演出，发烧友必倾巢而至，我猜那位保险公司的朋友必属其一。我是一个“准”发烧友，但任何在香港演出瓦格纳的机会，我绝不放过，听此《指环》的音乐要比看彼“指环”（又称《魔戒》）的电影过瘾多了！

当然这又是小众中极少数的意见。但是积少成多，你听了一次，可能想再听一次，听多了就上瘾了，瓦格纳如是，其他作曲家的作品也如此，从巴赫到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古典音乐的作品总数绝对超过流行音乐，因为它毕竟是西方三四百年音乐传统的积累。

你住在这个“亚洲国际大都会”不听音乐会？你不配做“国际人”！你是香港土生土长的人，只喜欢国曲，不喜欢西洋音乐？且慢，你吃惯了广东菜，不想换换口味？你到兰桂坊去饮酒作乐，喝的还不是洋酒？说不定吃的也是洋餐？偶一为之，何乐而不为？文化重多元，音乐也是如此。

吾妻是香港人，从小听国曲长大。我们第一次听西洋歌剧《阿依达》的时候，她边听边在我耳边私语：“这首歌剧的故事怎么让我想起《帝女花》？”不错，我从此也爱上了《帝女花》，虽然我妻尚未像我一样对《阿依达》痴狂。据说，前几年在上海体育馆演出《阿依达》场面盛大，连马匹和其他动物也派上了用场！票价也很昂贵，但香港照样有名人富翁飞去上海捧场。我听到此一消息，反而裹足不前。

香港管弦乐团的“包装”

周末去文化中心听迪华特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奏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作品，又是一场极精彩的音乐会，香港管弦乐团在这位新上任的指挥大师领导下，不到数月就脱胎换骨，俨然变成世界一流的乐队，在亚洲当然更是数一数二，以其管乐部分的优异，也足以凌驾于北京和上海所有的乐团让，真是可喜可贺，港人应该以此为荣!
然而，那晚观众仍然只有数百，场面冷清，曲高和寡，原因何在？
有人说：迪华特和香港观众尚未投缘，没有产生“化学作用”。这种说法，我不赞成。

我曾特别前往港大听他演讲，见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大师架子，虽是欧洲人，但因在美国呆过十多年，早已“美化”了一半，所以说话十分直截了当，而且语带幽默，和我以前见过的几位在美国走红的欧洲大师——如莱恩斯朵夫 (E．Leinsdorf)、塞尔
(George Szell)——大相径庭。

也许正因为迪华特十分低调，没有伯恩斯坦式的魅力，或像慕提那样的英俊潇洒的风度，所以看来不像明星，而香港却是一个崇拜大明星的社会，奈何?于是香港管弦乐团为他包装，要他站在中环大楼顶上和天桥上作状指挥，还发送明信片。我看这还不够，必须要他学好几句广东话和普通话后，由成龙或周星驰陪他上电视!然而香港电影和电视界的明星，又有几个喜欢古典音乐?当年好莱坞的笑匠卓别林和丹尼凯，前者会作曲，后者会指挥，即使去世不久的格里高利·派克——我的偶像——也可以在维也纳音乐会电视特辑中报幕!

香港管弦乐团只好退而求其次，安排和流行歌手如罗拉·费芝和叶倩文合作，举行音乐会，以广招徕。然而我猜这类去捧流行歌手的观众，仍然不会来听正式的古典音乐会。他们裹足不前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不懂，二是“不闲”——这不闲又有二意，一是自己太忙不得闲(其实是遁词)，二是古典音乐太严肃，令人正襟危坐，不得闲怡。这两个理由皆差矣，甚至更反映出港人的某种市侩心态。天下不懂的事太多了，为什么不“自我增值”去学习?我知道日本和欧洲的工商和金融界不少老板大亨(甚至普通职员)，都懂得一点古典音乐，这是一种自觉和不自觉的教养。“全球化”以后，将来求职的决定条件——特别是在面试的时候——说不定就是个人修养，包括古典音乐。

至于闲暇问题，我自己就以听音乐会作为休憩活动，而且经验甚丰，以后再为文推介。即使工作太累，在听勃拉姆斯时睡着了也无所谓，仙乐飘音伴我眠，岂不美哉?我就时常带老婆去听音乐会，并鼓励她睡觉，只要不打呼即可。

妙的是香港管弦乐团不久前奏的理查德·施特劳斯的《家庭交响曲》就有睡觉和做爱的场面!施特劳斯的歌剧《玫瑰骑士》的序曲就是描写做爱，而且还有高潮，由铜管奏出!希望将来迪华特先生能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奏此剧片段，令我等乐迷过过瘾，我早已想好了一个宣传标题：做爱音乐会，欢迎你来参加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