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娴·
（此文写于1989年，原文很长，曾于1992年发表于《远见》杂志。现编选出有关的段落，整理成文，以怀念在那离乱岁月中的哲儿。2007/11/16）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了家——保福寺916楼1101（=13）号，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两地分离之后第一次有的一个像样的家。
1987年，励之被“罢官”彻底回家。但励之的国内外好几家学术杂志编辑的职务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我的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更凌乱不堪。孩子也长大了。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了保福寺的家。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
命名
19岁的哲儿从来没有在这种团圆的家中生活过。
他出生在 “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年代。那时，我们住在北大十六楼。它是最靠近三角地的宿舍楼。武斗首当其冲。住户纷纷逃离。1968年5月下旬一个下午，我们也逃了。我牵着长子，怀着次子，励之用自行车驮着必要的衣物，逃到北京东城的婆母家。不几日，励之就被科大文革当局宣布为“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来婆母家抄家，当晚励之被带走，关在科大专政队。为了保护励之，当晚，我怀着已八个多月的次子，赶回北大十六楼，找到励之的所有日记，深夜背回婆母家。太累。第二天，6月12日，我就早产了。
孩子出世第三天，励之被专政队允许出来为次子办理户口。励之的父亲看着必须立即回科大的儿子，再看着刚出生的孙子，向我说：“就取名为｀吉＇吧，讨个吉利。”我说：“一个吉不够，要双吉。” 双吉为｀哲＇。这就是方哲。
在励之的大家庭中，方哲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我因产褥感染，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哲儿他从小就很独立。
等了十八年，19岁的哲儿才第一次同父母，奶奶（爷爷已去世）共同生活在一起。十八年分離后的时间分外可贵。励之和我几乎每天工作到夜深。我们有自己的人生价值，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遵循的普适原則，物理的，社會的。励之经常提到，并在他的物理著作中也引用的爱因斯坦的一句话是：“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到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
然而，这个呼吁，给我们的家带来了新灾难，团圆实际上总是短暂的。
“黑手”
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受阻一事，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烁嗟囊煅翰恢挂淮斡心吧舜虻缁暗轿壹遥嫡遗沙鏊蚬卜志郑灰灿形颐堑呐笥汛臃苫∠蛭壹掖虻缁埃从膳沙鏊蚰吧私恿巳ァＳ惺保蝗坏缁傲逑欤灰颐橇饺酥蝗ソ樱嗣郑砩隙苑骄凸叶稀Ｏ匀唬颐窃谥泄摹傲聿帷敝校丫吧丁绷恕?br />
1989年4月中旬学生运动开始后，监听、跟踪更多。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但天文台的朋友，从所长到年轻人，為保護励之，每天都有人陪励之在天文台工作，以证明他没有介入运动。每当科学院有游行，所长李启斌就按排方主持外賓的学术报告会。
尽管如此，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還是点了方励之的名。暗示方是“黑手”。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愚民。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普适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责方励之“没有爱国心”等等。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使人感到恐怖。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
去大同
1989年5月19日北京军管。5月23日，励之要去山西大同开超新星天体物理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之一。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天文台刘玉林,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多米尼加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该小国，他表示欢迎。励之婉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力量，仍然巨大。我们家处在这种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每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地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去太原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愿望。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美国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方哲。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林培瑞）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罗马大学Remo Ruffini 教授，我告诉他们，我即刻要外出，他们将来可以从我们大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北京火车站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方哲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他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跟着自己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的男孩。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我办他的另一件“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刘玉林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说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从大同到太原的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
他们真的杀人了
不连累亲人，我们于5月29日回到北京。第三天，6月1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大兴、顺义等地，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6月2日，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6月3日，变了。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约有20人被打死，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每一通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欧洲，北美的朋友都急于知道我们是否还活着。
走吧，跟我们走吧
盼来6月4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又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我们的挚友许良英，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王来棣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门铃又响了，进来一位我认不出来的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一位年轻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 “哑迷”式电话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因情况的险恶，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用他的山东话通消息。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真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励之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Perry Link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我家。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走吧，跟我们走吧！”
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首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晾衣架。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都是我的得意设计。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彭培根教授，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
Perry Link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勇气是有的，因为我还有励之，还有克儿，还有哲儿，还有伸出援手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
□ 寄自美国
- Re: 鍗庡蹇�� : 鏉庢窇濞达細鍝插効绾簨锛氱瀹�posted on 11/21/2007
双吉为｀哲＇。这就是方哲。
为什么双吉为哲呢？
还第一次看到方老先生的家人介绍老方一家是怎么决定离开的。64的事情，老方具体在里面干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我还以为这后面不定有多大的阴谋和黑手之间复杂的斗争呢。让知情人一写，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想走全家就走了。
有谁知道他们接下来去哪里了，美国使馆？6月5日使馆去也没戒严吧。 - Re: 鍗庡蹇�� : 鏉庢窇濞达細鍝插効绾簨锛氱瀹�posted on 11/21/2007
令胡冲 wrote:
双吉为｀哲＇。这就是方哲。为什么双吉为哲呢？
喆，zhé，同“哲”，多用于人名。
- Re: 鍗庡蹇�� : 鏉庢窇濞达細鍝插効绾簨锛氱瀹�posted on 11/21/2007
oh, I see. - Re: 鍗庡蹇�� : 鏉庢窇濞达細鍝插効绾簨锛氱瀹�posted on 11/21/2007
在911因救人而英勇牺牲的一位中国人，名叫曾喆。纽约China town有一条街以其命名。
rzp wrote:
令胡冲 wrote:喆，zhé，同“哲”，多用于人名。
双吉为｀哲＇。这就是方哲。为什么双吉为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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