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曹筠武

在过去十余年中，为配合三峡大坝的修建，三峡重庆库区已有106万库区人口以外迁或就地后靠的方式，搬离了他们最终被淹没的家园。如今，就在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一年后，重庆提出了一个两倍于此的计划：三峡库区重庆段将再次移民230万人。宏大计划的背后，是怎样的现实？

十年后，三峡移民未完成。今年9月，重庆市通过《渝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规划从现在起到2020年，渝东北地区将向重庆主城区和万州区累计转移 230万人。54岁的库区农民陈天泽很希望成为230万中的一个。作为重庆市开县渠口镇崇福村村支书，他在上月镇里举行的干部会议上了解了这一规划。他的村子在1998年从长江支流彭溪河的岸边洼地搬迁到附近的山腰上，是重庆三峡库区最早搬迁的一批移民村之一，因此赢得了开县“移民第一村”之誉。就在当年，三峡工程最大规模的一次移民浪潮拉开序幕。

移民10年后，站在村口那块代表着昔日光荣的“第一村”石碑前，陈天泽指着围在身边的村民们说：我们都愿意再搬一次。这次我们坚决配合上级的精神！我只怕没有我们的名额。像陈天泽这样，三峡库区里的230万人，将再次面临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陈天泽迫切希望搬迁的原因很简单：他没有活儿干，除了每个月50块钱的移民生活补助，没有收入。这个种了半辈子地的农民，因为田地全部被淹，已经好几年几乎无地可种。“村里的水稻田原先全部在那下面”，站在现在的村口，陈天泽比划着山腰下一大片范围，他所指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波光粼粼。

根据国家统一部署，原先山上的坡地也必须执行退耕还林政策，大部分坡地栽上了松柏一类的绿化树种，只余下少量分给村民，去年刚刚种上柑橘。按照三峡移民政策，搬迁后的移民点必须保证人均5分耕地。但在崇福村，“修房子修路用去一部分，实际现在人均两分不到”。还有一半的村民连这两分耕地都没得到。在搬迁时，为达到“人均5分地”的硬性标准，一半的村民被“农转非”。现在，他们成了住在村子里的城镇人，无权分得农村耕地。陈天泽一家4口人，除了自己，老婆孩子都被转成非农业户口，全家目前仅有两分柑橘地，“今年刚挂果”。

在崇福村很难看到青年男人。年轻人们都出外“找生活”去了，大部分去了广东和浙江。村里的房子沿着一条水泥路排列两侧，老年人和妇女三五成堆聚集在路边打麻将。这个原本有2496人的热闹村庄，如今寂静得可以听见麻将牌互相碰撞的声音。陈天泽相信“上级是了解我们现在情况的”。2004年开县洪灾，当时市里领导来到崇福村了解情况，陈天泽至今记得一个领导的感叹：“看来后靠移民还是不解决问题，要再搬才行。”“再搬”，从此成为了“移民第一村”村民们的新希望。

对于这些耕作了半辈子的人来说，“家”是一个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概念。当逐渐失去土地，当他们的周围出产日渐稀少，即使住在水泥钢筋的楼房里，也不能让他们心里感到踏实。去年三峡建设委员会的官员到崇福村调研，“至少90%的人都表态愿意搬走。”陈天泽回忆。在渠口镇附近的村民一组，大片农田已被抛荒。从今年开始，按照库区清库的要求，政府已禁止农民继续耕种这些土地。“通知说明年水就要淹过来了，我们就算种，也收不到粮食了。”一组农民余才六说。

一组老支书蒋成友介绍，一组还算情况不错的。在土地最为紧张的渠口镇四组，农民32人，淹没后全组仅余1亩耕地，这一亩地全用来修房子都不够。在一组，搬迁前县里来人划出水位线，住房在水位线以下的居民由国家补贴建造新房，而线上住户却无权享受这一政策。46岁的赵家强刚巧住在水位线上，县里的人把他的名字从补贴名单里坚决去掉了。但问题是，他的房子修筑在一块凸起的土坎上，一旦水库蓄水，赵家将成为一个孤岛。当院子周围都成为泽国，难道他要靠划船出行？

赵家强只能请村里担保，向信用社贷款，在国家为一组修建的移民点旁自己起了一栋房子。为了还贷，他去了广东，从一个建筑工地到另一个，出售着自己的力气。他老婆一说起来就眼泪汪汪：他两年都没回家了。一组九十多村民中，有二十多人和赵家强境遇相同。他们同样把希望寄托于再次搬迁，“把房子问题给我们解决了，”赵家强老婆盼望，“最好能再分点耕地。”库区内的工业也有着和农业相似的遭遇。据统计，三峡一期蓄水后，淹没区90%的工业企业关闭。以库区工业最发达的万州为例，原有370家企业，共关闭300多家。2006年重庆市的工业增加值中，渝东北片区仅占8.8%。

陈天泽能模模糊糊地体会到这一点。他曾经去开县和万州打工，但发现“打工的人扎堆，找不到活干”。事实上，目前库区内的就近务工人群，大部分集中于建筑行业——其实就是拆房子，老城区有大量房屋待拆。即使这样的工作，“包工头也愿意要年轻人”。而一份三峡库区工作会议文件表明：根据2005年统计结果，库区各区县失业率高达11.56%。“库区产业空心化是无法避免的，”重庆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钟瑶奇说，“除了转移搬迁等原因，生态考虑也是关键因素。在三峡完成蓄水后，大部分原有产业都不再适宜开展。”

滑坡，是崇福村村民们自搬迁以来最担心的问题。在村子靠山一侧，为了防止泥石流冲毁房屋，混凝土覆盖了住房背后的整片山坡，山坡顶端，一块石碑上写着：高切坡地带，危险勿靠近。但石碑下间隔不到两米，就是村民住房的后山墙。2004年，崇福村搬迁后6年，这一侧山坡裂开了一尺多宽几十米长的一道口子。陈天泽带着村民从山下挑土填进了裂缝，然后向上级汇报，县里便来人给山坡敷上了混凝土墙。

在开县，由于滑坡泥石流等生态原因被迫搬迁的居民，已被统一政策为“避让搬迁和引水导流”移民，“享受三峡大坝移民同等待遇”。类似的混凝土墙在渠口镇辖区内的几乎所有移民点都可以看到，在渠口一组和二组，混凝土墙几乎围绕整个住房群。即使这样，今年初的一次泥石流，还是冲到了村民余才六家的后院，“可惜我为过年做的腊肉和豆腐，全淹了！”

开县水土保持局的资料显示，2004年，渠口镇巨坪山体滑坡一次性达到惊人的3213万立方米，整片山的一半都滑到水里去了，仅滑坡体后缘裂缝处就形成一个长380米、宽110米、深20米的大坑。而据当地媒体报道，尽管反复修补，由于滑坡影响，开县刘伯承元帅故居和元帅骨灰墓都开始出现巨大裂缝和倾斜。 “这些年滑坡和泥石流每年都有，”开县滑坡泥石流预警系统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移民点附近经常发生，只要一下雨，我们就很紧张。”

但移民点的村民们并不清楚滑坡发生的原因。在渠口镇一组，农民黄琴英(化名)和许多村民一样，悄悄在山坡上开出一小片一小片的荒地，种上些玉米或者红薯。这些小片田地夹杂在退耕还林后种下的松柏林中，如同一个个难以消退的伤疤。后靠移民已经使库区脆弱生态难以承受。文件表明：库区目前森林覆盖率不到 30%，水土流失面积达63%。这两个数字，仍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对于开县来说，滑坡还不是最大的威胁。“库区蓄水后，消落带带来的一系列污染问题才是大隐患。”开县政协委员、渔业站站长黎学练强调，三峡水库建成后，一般秋冬季节蓄水到175米，而春夏则因为防汛需要保持在145米。夏秋季节更替和水位的变化将带来一个水平落差达30米的消落带。开县新县城正处于三峡库边，当水位降至145米之时，新县城将被45平方公里的消落带所包围。

开县政协曾向重庆市政协提交提案，直陈消落带对环境的影响：“开县位于三峡库区回水末端，三峡库区正常蓄水后，由于受库水顶托、流速减缓等影响，大部分污染物将滞留在库区支流上”；“冬天浸泡几个月后，夏季露出地面，受阳光曝晒，腐烂的动物尸体、腐烂植物以及各种沉积物，将发出难闻的恶臭，甚至有可能爆发瘟疫。”

蓄水形成水库之后，水流流速减缓，水体自身降解净化能力会下降，水生态平衡将被打破。沿岸城镇和移民点居民的农药化肥等残留物以及生活垃圾直接排在河里。“水库水质富营养化是迟早的事。”黎学练说，“库区泥沙淤积，生活生产垃圾污染等问题也会逐渐凸显”。这也是整个渝东北库区将要面对的问题。聚居人口在受到滑坡、消落带等环境生态问题威胁的同时，生产生活又将同时恶化库区环境。

统计资料表明：三峡库区现有人口密度302人/平方千米，是全国的2.1倍，同类地区的45倍。会议记录显示，在今年6月渝东北片区工作会议上，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反复强调：“坚持劳动力梯度转移，以带动人口有序转移，最大限度地减轻渝东北地区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必须做好减人的文章”。“减人，就是库区发展和生态双困局的一个解法。”一位研究员对此形容说。

从概率上来说，陈天泽跻身230万行列的可能性相当大。渝东北地区11个三峡库区区县常住人口为852.4万人，而计划迁移人口即占总数的近30%。具体需转移劳动力数字则是“考虑了诸多因素综合得出的”，钟瑶奇介绍。重庆市主城区共有23个区县，通盘计算这23个区县的资源环境和经济承载力后，最终定下了230万这个数字，平均每个区县接受10万。“你可以把这个巧合看成一种任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与研究者认为，“毕竟这是市里的统一部署。”

但230万移民的庞大规划如何实施？南方周末记者遍询重庆市各有关部门，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具体的转移方案还在制订中，现在才刚刚把大政策定下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是否搬迁，决定权在移民自己。这一次转移，没有补偿款，也不会有移民津贴，“主要靠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劳动力自愿转移”，而“新移民”将主要被吸纳入“一小时经济圈”内。如果陈天泽和渠口镇一组村民赵家强了解了这次移民没有补偿款和移民津贴，他们还愿意进城么？陈天泽希望再次耕作土地，而赵家强则想从政府手里拿到房子，目前看来几无希望。

按照重庆的设想，政府将在职业培训、户籍、子女教育、可能还有廉租房方面制订配套措施，而陈天泽们，将成为产业工人或者服务业人员。土地，院落，家畜，都将离他们更远。这次“搬”，也不是再一次搬家，他们将被贴上“劳动力”的标签，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市场。移民，“其实质，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者声称。而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也强调：重庆市制订“农村劳动力转移”计划，着眼点是解决“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特殊市情”背景下二元结构方面的问题。

按照规划，这些新移民将扎下根来，成为真正的城镇人口，重庆方面把这形象地称为“洗脚进城”。但百万数量的移民，如何使他们真正扎根城市？“必须提供就业，”钟瑶奇认为，“只有提供就业，他们才可能真正进入城市。”提供一个就业岗位，需要多少的资金投入？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算过一笔账：“抛开基础设施不算，第二、三产业带动一个人正常就业需要投资30万元。”按照转移劳动力总数400万计算，资金投入需达到惊人的1.2万亿元。

据此前媒体报道，按照“一小时经济圈”发展规划，重庆主城区内“已初步储备了重大建设项目500个，预计总投资1.28万亿元”。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新型特色工业、现代服务业等五个方面。今后重庆还将力争每年新策划市级重大项目1000亿元以上。“15年来重庆工业商业各方面产业估计有3万亿，很自然能带动千万人就业。”但这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作为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地区，重庆市主城区本身即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根据一份《合川区壮大劳务经济促进劳动力转移的试行意见》，身处一小时经济圈的合川，全区人均耕地仅1.35亩，本身富余劳动力即达46.1万人。

而作为一个重工业城市，重庆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相对不高，新的发展方向又是高科技产业。重工业和高科技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并非劳动力密集。再加上从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本身文化素质偏低，主城区还有相当数量待安置下岗工人，提供就业远非水到渠成。“在选择产业项目上必须通盘考虑”，钟瑶奇说，“要安置劳动力，轻工业服务业是首选。”“这又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总的来说，劳动力转移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个系统工程，很考验政府智慧。”

就业还只是第一步，当百万农民涌入城市，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从何而来？根据普遍测算，把一个农民变为城市人口，需要配套的保障资金保守估计为 20万。要让400万农民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重庆需要再掏出8000亿巨资。一旦城市无法真正容纳这些外来者，“洗脚进城”的农民又将如何选择？在崇福村，60岁的一组组长刘中全属于选择观望的那10%。进行家庭讨论时，刘中全不反对儿女进城，但坚持自己留在村里。“万一他们呆不下去还可以回来，至少家里还有房子。”

54岁的陈天泽盼望着再次迁移，而身有残疾的余才六和76岁的蒋成友则不想再动了。蒋成友说，儿孙们可以从此在城市开始新的生活，而他则更适合跟土地打交道。“我老了，”他坐在山腰上的院坝里，看着山下荒芜的田地，“我只能是一个农民。”近三分之一的精壮劳力转移后，库区尤其是库区农村如何发展？等待渠口镇和崇福村的，将会是不可阻止的继续凋敝么？

库区区县的一些官员们正为此而犹疑，“移民看起来是给库区减压，给主城区加任务，但和一般人想象中不同，实际上主城区很欢迎劳动力转移，库区反而态度模糊。”一位相关研究人员透露。原因很简单：接受人口就可以带来项目和资金，当然还有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反之，人口被转移，申请项目和资金就底气不足。这位研究人员曾经赴巫山等地调研，一位当地官员私下探讨，“劳动力是要转，但规模能不能小一些”；“他们担心库区今后很难上项目”。

为此，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专门在工作会议上强调：“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在配置资源”；“渝东北各区县要注意防止无所作为的观念”。对于重庆来说，这是一次艰难的抉择，一方面必须“退出”，另一方面无法放弃。重庆面临的正是整个中国面临的难题缩影。当城市在经历急速发展之后面临瓶颈，农村的逐渐凋落又难以阻止。把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提高城镇化进程，是否是一条解决之道？“汪洋书记相信，重庆的问题有典型性，解决好了，对中国其他地方同样有借鉴意义。”钟瑶奇透露。“这一点非常重要，”钟瑶奇认为，“如果伴随主城区发展，出现的是库区农村的拉美化，那绝不是劳动力转移的本意。”

他认为，在制定详细政策时，库区农村也必须享受到主城区的发展成果，这体现为政府资金的配给、贴息贷款、减免税费等诸多方面。而关键更在于土地政策。“必须有革命性的进展，类似于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于1975年的中国。”“要解决库区农村发展问题，土地政策是一个必须过的关，”另一位相关研究者认为，“而对于现在的重庆，是过这个关的最好时机。过好了，对全国都有借鉴意义。”

按照专家的建议，在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库区农村要做到“农业集约化”、“农业机械化”、“社会服务体系化”三个跟进，以达到农村同时发展的目的。“总之，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结合农村整体发展前景来考虑”。据了解，各式各样相关的设计正在各研究单位和政府部门展开，有部门提出取消各乡村学校，集中资源建立数千甚至上万人规模的大型教学点；有的则建议乡村医院也可以照此办理……总之，“现在是大胆提出想法的时候”。“就像解方程式，所有的已知未知因素都要考虑到。”另一位研究者形容说。

对于和陈天泽一样的库区农民来说，劳动力转移计划是一个获得新生活的机会；而对于面临三峡治理难题的重庆，或许是一个充满了不定因素的解法。

□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