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林·

（一）地域、肤色与体能

考古学家已经证实，人类只有一个起源，也就是说，人类只有一个“种”。但是人类的肤色却不止一种：非洲在赤道附近，日晒的时间长，非洲居民的肤色就深；北半球纬度较高的欧洲，日照时间短，欧洲人的肤色就浅，一般被称为白色或无色人种。一个人暴晒几天皮肤能够变黑，但一段时间过后又会恢复到原来的肤色，不会把暴晒引起的黑色皮肤遗传给下一代。然而，要是一个人一生都在暴晒，没有恢复到“原来的肤色”的机会，代代相传，“肤色”就会积累成遗传因子。于是，非洲人逐渐就变成了“黑人”。

南美洲是白人的征服地，居民基本上算作白人（白人以及白人和原住民通婚的后代），纯种的原居民已基本绝迹。东南亚的情形也很相似，其居民长期受到外敌的侵扰，被杀戳、被通婚，他们并不世代在那里定居。美国原居民印第安人，和华人有相近的肤色。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美国大陆与中国大陆在相同的纬度范围内。印度的朋友告诉我，居住在南方丛林地带的人肤色更黑。中国大陆南北虽然交流频繁，也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地域不但对肤色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对体能也有重大的影响。我们都不会否认，黑人在体育上，尤其是在需要很强的爆发力的项目上，有明显的优势。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虽然水果丰富，动物种类繁杂、数量众多，但缺乏易于家养的牲畜和利于种植的粮食品种。在那样炎热的地带，尤其是赤道附近的热带丛林生活，人们不适宜耕种、牧养或狩猎，需要的是和动物竞争的能力、从树梢和山崖上采集食物的能力。

（二）地域与文化

寒冷或干燥的气候，使食品的储藏成为可能；漫长的寒冬则使食品的储藏成为必须；耕种和牧养得以使大批食品的储藏成为现实。有了粮食的的储藏，人们才能对各项活动进行分工（冶金、文书等），使城市化成为可能。文化这个词本身来自于ｃｕｌｔｕｒｅ，与耕作（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同词根。人们在不同环境里生活，就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形成不同习惯。

温带或亚热带地区，如中国的江南，适宜水稻及豆、薯类的生长，同时有牛、猪和鸡作为劳力或肉食的来源。食物的储藏方式可以是晒干、腌制，或地窖保鲜。（棉）纺织品为其人们主要的穿著材料。这里的季节性强，在农闲时，尤其在几个月的冬天里，人们有闲暇来进行“非生产性”的活动，对一些用具及食物从事比较精细的加工。他们可以祖祖辈辈生活在几公里之内，基本上不需要辅助的交通工具，也很少使用武器。当一个自然村过于拥挤，一、两家人搬到另外的地方，生殖繁衍再形成新的自然村。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很少有攻击性。

住在（北方）草原地区的人们，除了种植，牧养和狩猎也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寒冷的气候不利于细菌的繁殖，食品生吃比较安全。漫长的冬天，经常需要酒精来温暖他们的身体，也需要脂肪来抵御寒冬，因而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拥有武器的必要性，从而有更强的攻击性。

欧亚大陆，尤其是纬度在４０－６０度的寒带，从中国的东北直到欧洲，既有适宜种植的小麦、玉米、高粱等粮食品种，也有易于牧养的马、牛、羊等牲畜作为运输、劳力和肉食的来源。这一横贯东西七、八千公里，纬度相近的地带，家畜可以迁居牧养，植物可以异地种植。地区间贸易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相互征服，文化相互渗透。这种既没有统一文字，更没有统一思想的竞争关系，使这个地区成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居住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历史上一直以羡慕的眼光，仰视著边上的庞然大物。他们那种自卑而好学的岛国文化，使他们能够自强不息。当他们发现欧洲更加强大时，便毅然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日本与欧洲纬度相近也算是“地域决定文化”的一个注解。

非洲和南美洲，东西跨度短而南北气候悬殊，不利于人们之间的交往。这里天气湿热，粮食的储藏困难。以ＩＱ和ＥＱ为主要衡量标准的“智力”这个概念，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下，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后，科技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无法用来衡量千万年来为了适应热带的环境演化而来的，却被现代科技抛弃了的生存技能和生活习惯。要他们跟上“时代的标准”，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三）印度地理与文化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赤道以北，属热带季风气候区和热带森林气候区。这里终年气温偏高，雨量充沛，北部地区河流交错，灌溉出无比广阔肥沃的土地，大部分地区宜于谷物生长。这里气候炎热潮湿，食物易于腐败，古代印度居民基本上随时获取，及时消费。他们基本上不使用武器，不打仗，只管种地。炎热的气候，人体不需要太多脂肪和蛋白质，贮存的肉类作为有节制的食用。酷热会影响人的食欲，为了调节口味，印度人从小就大量食用咖喱、生姜、丁香、肉桂以及其他的香料调味品。

南亚次大陆自然环境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地形复杂，有一半以上土地多为山区，东西跨度短，南北气候相差悬殊。这助长了一种孤立精神而使印度分裂为许多小的行政单位甚至社会单元。炎热气候使人昏昏欲睡，不喜活动，祖祖辈辈久居一地，循规蹈矩。地理的隔绝，造成了经济的闭塞和政治的分裂，形成了印度文化的多样性。内部有各不同人种，不同民族，各地的文化形态差距很大，发展水平也不一致。这么多地区性文化形态，在经济闭塞和政治分裂的背景下，都有相对的稳定性，形成独具风格的印度文化。

政治上长期的分裂，使人们缺乏大一统的观念，他们不关心国家政治，不重视征服事业。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受哪一个国家或君主统治，因为他们内部经济生活仍旧没有改变。倾向于联合和结成一体的趋势只有在北方巨大的河边平原和半岛内地广阔的高原才表现得十分显著。

杜欣欣在《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写道：“印度人不介意也不喜欢作历史记录。因此当记录最重要的史实时，他们漏掉了时间、地点，也并不奇怪。或许因为具有诗歌的灵魂，印度人将史诗视为史书，把传奇当作传记来读，他们甚至将法律文件和科学文献诗化。”印度的诗人对本国王公或外国王公的远征事业不感兴趣，印度文献对其征服过的国家，或别人征服印度之事基本上没有记载。印度的多元化使其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历法，从而影响历史的记载，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印度古代居民主体部分的雅利安人，是“地域决定体格和习俗”的例证。他们在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左右侵入印度河流域时，充满活力，勇猛强悍，挥舞着战斧长矛，用血和剑降服了土著居民。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河流域后，由原来游牧部落的肉食者逐渐转变为素食者，他们的性格和体质特征也随之改变。此后这个民族锐气渐消，对外征服寿终正寝，只有被征服的份了。而侵入伊朗的雅利安人则不然，他们挥戈跃马，横扫千军，建立了震惊世界的第一个地跨欧亚非大洲的波斯帝国。

我们津津乐道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印度文化的包容性一点也不逊色。印度在屡遭外敌入侵和征服的同时，她的文化不仅同化了入侵者，而且不可阻挡地向外发展，影响和征服了其他广大地区。佛教通过中亚传入中国，再由中国传播至朝鲜、日本，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东南亚是中国近在咫尺的邻邦，而与印度却远隔重洋。古代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国力强于印度，到东南亚经商移民者人数众多，其对东南亚的军事力量也远胜于印度。但印度文化却对这个地区的语言、宗教、艺术、建筑、法律和生活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令人最为信服的解释是，自然环境或地域的因素。印度和东南亚同属热带季风和热带森林气候，基本上形成一个大致相同的文明区。同样的自然环境，使这两地居民形成相似的心理素质和体质特征。他们都比较缺乏挑战，历史发展节奏缓慢，宗教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人一直有很强的种姓等级观念，处于底层的种姓没有读书的机会，只能永远从事下等的职业。这与语言的多样性是很有关系的，因为“下等人”改变地位的途径通常是异地而居，地区之间语言的不同使迁居变得困难。这种地区之间的隔绝和语言的差异阻碍了思想和技术的交流；等级之间的隔离使有潜力的“下等人”无法脱颖而出，严重影响了人才的选拔。印度的经济发展缓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印度在近代被欧洲打开大门，尤其是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后，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所有当地人都成为了“下等人”。西方的语言（英语）、贸易等随着军事的扩张带给印度一个全新的世界，改变着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这些改变同时也唤醒了印度人的平等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催生了甘地等民族英雄的出现，从而促进了印度的统一。

（四）中国文化与方块字

中国的统一，由北及南，由于其地理的连续性，虽然有长江之隔，绝非偶然。看一看美国这块与中国大陆最相似的国土，就想到统一的必然性。方块字是如何成为“中国”唯一的文字，已无从考察。这个统一的方块字对大一统的“中国”是功不可没的，因为它使方块字的使用者有归属感，尽管中国在历史上有分有合。所以，统一文字的影响大于统一“中国”的影响。中国人对方块字的完善的确下了苦工，从书法、对子（包括对联），到诗词，到八股文。

因为这个统一的方块字，才使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可能，中国从此再也出不了杰出的思想家。也正因为这个统一的方块字，中国再也不可能在科学的发展上有大的建树，这一方面是因为统一的思想而禁锢了人们的创造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方块字的本身不利于科学的记载与传播，你如果试著只用方块字来写一本现代科技的书，哪怕只是一篇文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一个大国，自然有很多值得自豪的地方。她的疆土广阔，物产就丰富；她的人口众多，也就汇集了各式的人才。作为大国的皇帝，除了长生不老，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于是个人的私欲和骄傲极度膨胀。他们只管行乐，无心也无暇去顾及底层的百姓（草民）。草民兴风作浪，镇压下去是捷径。即使某片疆土失去了，皇帝的地位并不因此动摇；外国入侵了，割地赔款，皇帝还照样做。饿死的骆驼比马壮，赔了钱财，还可以搜刮。

皇帝是“荣耀”的唯一来源，也是财富的最终分配者。除了宦官和宫女，当官是接近皇帝的唯一途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唯有做官高”。仕途以外的聪明才智都是“小聪明”，一切技术都是“雕虫小技”。这种利于统治者的“官本位”和儒家文化，只有在大国里才能被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做皇帝的安全性（相对于外敌而言）和当官的好处，使得法制难以施行。“情”大于理，犬儒文化得以盛行。这同时也抑制了科技的发展。

统一的文字和一统的大国自然有她的长处。文字统一便于交流思想，交流技术；幅员广大可以互通有无，开阔眼界。人多可以集思广益，取长补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中国人如果能在新时代里扬长避短，丢下“大中国主义”的包袱，对中国文化去芜存菁，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幸事，也是世界的幸事。

（五）文化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前面我虽然已经用了“文化”一词，为了便于进一步的阐述，我还是在这里把文化的概念澄清一下。依我看，文化是人们的习俗、道德、宗教、思维方式的总和（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　ｓｕ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５ａ：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ｅｌｉｅｆ，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ａ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ｉｎｇ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ｅ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人们通常把文化、政治、经济作为一个国家三大要素，我认为只有政治、文化两大块。经济本质上是政治和文化的产物。“人为财死”，人都有追求财富的倾向。在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中，人们都会试图积累财富（对于提倡过淡泊生活的人是例外，比如传统的僧侣），从而促使经济的发展。但财富如何积累，经济如何发展却与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地域、价值观等的制约）。

虽然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与一种政治体制配合，但文化对政治制度的选择与实行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文化在制度选择中有惯性的作用。比如说，一个石头在山坡上往下滚是必然的，但落在何处却有很大的偶然性：这要看外力有多大，滚动之后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方向和力度）。中国封建皇权几千年，一个朝代被推翻，“新的”朝代并没有更好，一直陷于死循环里，既没有科技上的进步，也没有思想上的突破。如果没有外来（西方）势力的冲击，中国到现在肯定还是封建的帝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落后的帝制受到冲击也是早晚的事。也就是说，“帝制”不会自动地转换成其它制度，但帝制的灭亡也是必然的。

如果不是日本的入侵（二战），中共很难成气候，中国就会走一条不同（应该是更好）的路。但也不能忽视中国文化对中共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文化根本不感兴趣，但他深谙中国的权术。正是这些权术使他得以当上“皇帝”。同理，如果“六？四”期间没有邓小平，中共会走一条更好的路。然而，共产党几十年里那样的无恶不作，“六？四”闹得那么轰轰烈烈，它的屠杀居然能够那么轻易地使百姓臣服，以至于十八年后，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我相信是与文化脱不了干系的。

再看台湾、南北越、南北韩、东西德。这些国家对制度的“选择”都有很大的被动性，部分地是由两大阵营强加给他们的，也就是有很大的外力在起作用。这样说台湾（中华民国）可能有一点不公平，因为中华民国已经于第一个共产国家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她的带有民主理念的三民主义，的确也是在外力的影响下产生的。在和外强数次的失败遭遇后，“德先生和赛先生”被有志之士所接纳。即便如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呼声从未间断过。台湾后来能够蹒跚地步入民主，固然与她当初建国的理念（三民主义）有关，但与她败给中共后的紧迫感和美国的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

（六）制度对文化的作用

胡平在《自由主义与虚伪》一文里写道：“好制度使恶人伪善，坏制度使善人伪恶”。当一个（坏）制度实行了太久以后，人们的思维习惯甚至道德观等也就改变了，从而积淀成了“文化”。

“中国”从南到北由东及西，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习俗各异。再“圣明”的君王也不可能顾及各方的利益，即使他愿意这样做。强权和暴力成为其维持政权的必要手段。对话语权的控制，也即思想的禁锢，是实现强权的必要手段。科举制是统一人们思想的有效措施，因为只有认真学好儒家经典并领会皇上及近臣的意图才有可能在科举中获胜。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试图挑战皇上的意旨，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这种文字狱比“反右”还要残酷得多，其可怕性随著时间的远去而被淡漠了（“六·四”才十八年，很多人都已经“忘”了）。科举与株连九族的并用，使人们的思想不敢越雷池半步。

依靠科举制（和贿赂）选拔出来的各级官僚，主要考虑的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在极权统治下，使他们能够飞黄腾达的不是管理才能，而是溜须拍马的本事。他们无心也无力当好清廉的官员，只能用强暴来对付“不安分”的百姓。皇室的根本利益是巩固其统治地位。“昏君”和“明君”的差别是，昏君注重于自己的享乐，而明君则会更多地考虑“江山”的延续。在昏君的统治下，官场黑暗，民不聊生。在明君的统治下，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一时，随之而来的是大兴土木和对外的征战。正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地大物博”、“人才云集”这些大国的优势，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无多大关系。它只是利于皇室的搜刮与掠夺，满足皇帝的骄傲，并使皇权更巩固、皇位更安全：“进”可以扩张，“退”可以割地赔款。在舆论的“一统”之下，人们被剥夺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皇上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皇上的天下也就成了“我（们）”的天下，哪怕“我”一生的足迹不过方圆几公里，哪怕“我”不拥有一寸土地。皇室的利益，在“国家利益”的包装下，成为了百姓的至高利益。于是，“大中国主义”逐渐形成并被历代统治者强化。

和“大中国主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他人的冷漠，一个有共同的“最高利益”的群体却没有相互的信任和关怀。这种奇怪的组合恰恰是统治者乐于看到的，这种人性的扭曲是几千年强权和暴力的结果。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防范使“异端”思想难以传播，因为任何“异端”思想都有挑战皇权的嫌疑，一旦被人告发，就会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满门抄斩。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权术，并在文革中运用到了极致。

中文的“理”是以“王”为义，“里”为音；与“理”相关的“法”通常也被称为“王法”。西方的“理”是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是逻辑；法是ｌａｗ，是规律。它们都有普世性。理性和强权的不相容性导致了理性在中国文化里的缺失，中国的典籍里没有“理性”二字，有的只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理性的缺失使人们崇尚不择手段的成功，“成者王，败为寇”。因为对失败者的宽容和赞赏意味者对（在位的）成功者的挑战和否定；况且对失败者的肯定需要理性的分析；再者，强权导致的“强者通吃”使人们追求成功的强烈愿望而忽视过程的正义性；最后，历史是成功者写的，成功者的被美化也强化了成王败寇的观念。

中国人对读书的重视程度，恐怕没有几个民族可以出其左右：“头悬梁，锥刺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与统一的文字和科举制度是分不开的。贪玩是一般孩子的天性，如果顺其自然，就会误了孩子的“前程”，一些孩子长大后甚至会怨恨未在小时施加足够压力的父母。为了以后的荣华富贵，为了光宗耀祖，父母不惜一切手段强迫孩子读书。从小不顾一切逼着孩子读书的后果之一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缺乏浪漫、少歌少舞、实用主义盛行的民族。

（七）文化改造与制度改革的相互制约

如果现有的制度不变，改造文化似乎是缘木求鱼。但如果没有文化的改造，制度的突变能带来什么好结果也是令人怀疑的，这也是有些“民主”国家不尽人意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位网友说“至于文化中的糟粕，有了一个自由的环境，不管咱们的文化有多少问题，多么不堪，它也会慢慢地变好。当然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相互鼓励，批评，争论，跟别的文化对比，学习。但这需要在自由有保障的环境下进行！”这话固然不假。问题是，自由环境从何而来？怎么来？制度一换马上就有自由环境？比如，俄国算是“民主”了，我觉得她的“自由环境”并不如人意，毕竟制度的执行者还是人。我最近经常提到的“大中国主义”，那是非常能蛊惑人、压倒人的。为了这个“大中国”，有很多人会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套在一个框框里，有人胆敢迈出这个框框，“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中共现在对一些贪官的“严打”是非常糟糕的。它给人们这样一个信息：这些贪官的“人”很坏，而不是制度的问题；并且在百姓中散布恨的种子（共产制度一直如此）。很多贪官，尤其是以前大家公认为“好人”的那些贪官，他们本身也是制度的受害者，连胡长清在行刑前都感叹是制度害了他。不能想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能够突然出现一个新的制度。没有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没有文化的改造，新的（民主）制度能否有效地实施是非常令人怀疑的。这也是我不赞成暴力革命的主要原因。

人性中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并不是“人之初，性本善”。改造文化的任务之一是，尽量散布爱的种子，缓和恨的情绪，使人们能原谅一般的贪官，从而减低既得利益者对制度转型的恐惧。我所期望的最好情形是，在海内外各种民主势力的共同努力下，中共高层出现戈尔巴乔夫（赵紫阳、蒋经国）式的开明人物，逐渐开放党禁、报禁，让人们能够探讨制度的问题，从而给大众必要的启蒙，逐渐地改造文化。也就是制度改变和文化的改造同时进行。

（八）从中印比较看中国的未来

就像第四节所说的，统一的文字和一统的大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人多力量大”这句话并没有错，关键在于如何发挥个体的长处，并减少内耗；如何使总体大于个体之和（ｓｙｎｅｒｇｙ），而不是相反（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促成了民族之间的融合。汉族占人口总数的９０％以上；分布在其它各地的少数民族，大多数基本上已被汉族同化。除了新疆和西藏，中国基本上没有民族问题。

印度民族多样，文字各异。现在虽然有英语作为其“官方”语言，民族间依然缺乏交流，种姓等级观念依然严重。印度幅员不如中国广大，并且南北相差悬殊。这些因素都严重地阻碍经济的发展。秦晖在他的《印度将超过中国吗？》一文中通过数据的比较，得出“只要没有大战乱，中国农业从传统时代以来，无论在什么制度下一直都是领先于印度的。这种领先不仅体现于人均、亩均与劳均粮食产量，而且体现于包括牧渔诸业在内的大农业综合指标如总卡路里生产率”。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然而，中共在几十年的统治中，为了保护官僚集团的利益，通过户口制度人为地造成地域之间的隔离，城乡之间的隔离；同时又利用国家机器，变本加厉地限制人们的思想自由。这就是说，中共一方面是极力阻碍“互通有无”、“集思广益”这些大国优势的发挥；另一方面却使文字统一而带来的思想统一这一劣势得到光大。就像秦晖在《印》文中指出的，“在改革前的２０多年间，中国农业对印度的优势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放弃了城市化，把农民禁锢在农村，靠人海战术增加了产量，却牺牲了劳动生产率。而印度这期间城市化比中国快，并且靠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总产量的增长也快于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城市居民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认为取消户口制度会引起城市人口过于拥挤，治安恶化，从而造成城市生活质量下降。这里有几方面的误区。一、这种人为的极不合理的隔离制度，无论如何都应该取消，哪怕以一些人的生活下降为代价。二、城市的拥挤情况会根据就业、居住及其它指标进行自动调节；三、治安情况不取决于“乡下”人口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社会的公平、执法的公正和对弱者的同情；四、一些“乡下人”能够在城市里施展他们的才华，促进城市的发展；五、另一些“乡下人”到城市闯荡一段时间后，发现农村更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回到农村并带去新的观念，促进农村的发展。

近年来，为了“摸着石头过河”而实行政策倾斜，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造成了地区之间的严重不公，人与人之间严重不平等，仿佛无形的“种姓”制度。这种“劫贫济富”式的发展，靠的是中央集权对资源的垄断、靠的是廉价的劳力和对土地的无偿侵占，是不可能持续和扩展的。因为这种发展需要“落后的地区”为其买单，需要高比例的穷人作为廉价劳力的来源。穷人的低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障碍。此外，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和教育制度产业化，使很多本来有潜力的人才被埋没，这也无形中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可利用土地面积的减少，使中国正在逐渐失去她原有的优势。水源和空气的污染，信用的缺失而造成的伪劣产品泛滥，加上对异己者的打压和对言论的严厉控制，使人们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多的疑虑，有些外企把市场转向印度等国。比如，日本正在努力加强和印度的联系（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１日《纽约时报》文章：“Ａｓ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Ｆｏｒｇ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ｅｓ，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Ｓｅｅｎ”）。

印度虽然发展缓慢，但同时对环境的破坏也小。她正睁大着眼睛，注视着北方的邻居。她会汲取中国的教训，稳步地向前走。中国的地域优势和一些文化优势正在逐渐失去。除非中国政府能够在近期内逐渐着手实质性的政治改革，愿意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着手环境的治理、放弃一些既得利益而进行人文的关怀，印度超过中国的日子不会太远。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秦晖：“印度将超过中国吗？”（２００６年９月２７日《光明网》）

参考文献：

【１】《Ｇｕｎｓ，Ｇｅｒｍｓ，ａｎｄ　Ｓｔｅｅｌ》（Ｊａｒｅｄ　Ｄｉａｍｏｎｄ，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９７）

【２】《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杜欣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３】《ＤＩＤ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ＵＮＩＦＹ　ＩＮＤＩＡ？》

【４】《印度地理环境与古文明》

□　读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