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记:前记:2007年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创基金会(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Initiative Foundation, USTCIF)刘志峰君来美访问,圣诞前夜到亚利桑那州,约我做科大口述历史。访谈两日,由UA 物理系研究生苗,张二位(均为科大校友)协助记录。口述录像二十余GB,但内容仍是挂一漏百。事后,又想起“挤开国门时代”旧事数则,草记如后,算是笔述历史。终归时间久远,记忆难免疏漏不确。当事同仁同学若发现有误述,敬请赐告。预致谢意。]
挤开国门的时代 2.里通外国的90028-USTC-CN
·方励之·
2008年2月6日,戊子春节,接科技大学张家铝教授(05届院士)来信。老友张从不用Email,Skype等新潮通讯工具。为支援中美国营邮政事业,他十年如一日坚持用信纸信封邮票与我通讯。他这次用的信封,还是二十年前科大的正式信封,上印有Telex 90028-USTC-CN字样。这使我想起了一则里通外国的小故事。
近代中国的开放始自合肥人李鸿章等推动的洋务运动(公元1872)。中国的第一个电报局也是他和盛宣怀主持的招商局办的。不过,李宰相并没有让他的家乡遭受洋污染。直到1980年代初,合肥市最大的邮电局——长江路和徽州路口的邮电局,也不能直接打电报到国外,出洋的电报要送到上海转发,可能还是由李盛招商局的电报大楼处理。不奇怪,那时,北京也难发国际电报。1979年10月,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的A. Salam教授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我在北京,想打个祝贺电报。我骑车从北大出发,一路的邮电局都不提供民用的国际电报服务。一直到北京西单的电报大楼,才算有人受理。那次钱带少了,除了地址姓名等必不可少的字之外,电文只有一个字congratulations。受理人说,你这个字很长,也算一个字,你赚了。
所以,我担任科大的校行政职务后,第一件决心要办的事就是建立科大的电传(telex)。七十年代后,学术机构之间用telex通讯,在国际上已很流行,它比电报方便,快捷,而且省钱。在北京,中国科学院有电传。北大也有电传,放在外国留学生管理单位。许多同事和我多次建议科大建电传,但答复都不得要领。不清楚是由于政策禁建,还是技术不能建。科大没有科学院的级别,也没有北大那种外国留学生,可能不够格。1984年9月,我到校长办公室办公的第一天,同管惟炎商量,如果政策没有明确说不准,而技术又允许,我们就建,管完全同意。随后,我们找到六系(电子工程系)的内行教师(忘了姓名),请他们去邮电局找技术内行,问清楚合肥是否可通telex。回音当天就有了:完全可行,而且不难。
于是,我们请邮电局立即建。几天就完成了。科大的电传号是90028 USTC CN。此后,科大的一些正式信纸信封上,印有这个号。电传机放在校长秘书辨公室的一个套间里。许多科大教师和学生办理出国事务,都使用过90028 USTC CN。
90028 USTC CN甚至成为科大一时之景,因为它是合肥(也可能是整个安徽的)第一台公众可用的电传。1984年秋,电传机吸引了合肥其他的教育等单位的人员来参观。有人用手摸着电传机,一脸惊奇地问我们的秘书:“这玩意儿能通国外?”有一次,一位地位稍高的人参观后,悄悄地问我:“你们装这个,算不算里通外国?”哈哈,果如诗云:
“宰相合肥肥亦瘦,电报原来是内奸”。
日谍从明码电报探得“高升号”航期,日舰在丰岛附近将其击沉,甲午战始。“高升号”千余遇难士兵皆为我合肥肥西一带子弟。招魂碑至今仍矗立肥西。
至此,才有点明白,到1984年,即1978“国门开放”之后的第六年,电传还不得普及的一个原因是,虽然没有政策禁建,但也没有文件指示建。万一再有那种电文被探事件,如何说得清?为官不言自明的要诀之一是,凡没有饬令开放的地方,切勿自行开放之。或更一般的公式:“凡没有饬令XX的,切勿自行XX之”。试图自行挤开国门者,责任只有自负了。
2008年2月7日,Tucson
□ 寄自美国
- posted on 03/20/2008
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方励之
[(序)2008年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科大天体中心准备邀请方励之老师
回校参加天体物理校友学术会议,学校没有批准,原因是怕方老师回国的影响超过校庆
,而且可能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校庆。在这之前,中国国内的一些学术会议也邀请过方老
师,都被领导拒绝了。连香港的学术活动,也未能入境参加。原因似乎都明白,但还是
想不清楚。方励之还算不上是共产党的敌人。杀过多少万共产党人的国民党领导人,还
能在北大演讲呢。如果说那是祖国统一的需要,可方励之在国外为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已做了好多年的工作了。
方老师不能回中国参加科大校庆,我们一起在网络上庆祝吧。这里给大家推荐方老师的
科大回忆录,算是校庆的开始。同时也在此呼吁,中国国家领导班子能对“各种不可逾
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登楼直上高处”,让方励之老师回国参加校庆和
学术交流。可以想到,科大一百周年校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在了。但那时候的人们
,回想今年五十周年校庆,不会有什么比能让方励之回校参加校庆更欣慰的了。那时的
校友不会明白方老师回忆里的内容了,但会感到一个民族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晨剑
)
吃刺猬的年代——科大的第一创世纪
方励之
]1958年我进入刚刚创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迄今整五十年。谨以此文献给活着的,逝
去的,戴过枷锁的,自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流到海外的,为科大的创世吃过刺猬的师长和朋友们。
2006年2月12日晨,二,三十个好事者在北京西郊的香山饭店聚会。突然,会场上一个
电话打到Tucson,接到我家。要我答话。一位相识四十八年的老友张永谦(原科大物理
教研室同事,现中共央央党校退休教授)问:
“老方,我现在在香山。你还记不记得在香山吃刺猬的事?”
“当然记得,那还能忘……”忙答。赶快说清是在那个地方火烧刺猬,以证明我的确没
有忘记。
“那还能忘”——那是科大的创世纪。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大),是在1958年创办的。办校的目的是利用中国科学院的学术力
量培养科技人材。特别是培养研究和制造核弹、导弹和卫星(简称‘两弹一星’)的人材
。当时中国发展‘两弹一星’的计划,刚刚起步。中国科学院的体制完全仿效苏联科学
院,研究人员不在大学任课,也无义务带研究生。因此,创办一所大学由这些人任教,
一箭双雕,一可有效使用科学院人才,二是给教育部的本位主义(不分配好学生到科学
院)釜底抽薪。
我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共工作了二十八年又五个月,从1958年8月初到1987年1月初。
在我到科大报到时,全校总共还只有一百多个筹办人员,没有学生,许多教师尚未报到
。创办时,科大校址在北京复兴门外玉泉路。我离开科大时,校址已在合肥。我进入科
大和离开科大的时间和地点虽然相差很大,但对我而言,有一个共同点。我进入科大时
,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我离开科大时,再次被开除党籍。两次开除党籍的方式也十
分相似。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开除党员的正常手续是,先由该党员所在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
会,进行讨论,该党员有权在会上申辩。经讨论后,再付表决。若获通过,再呈报上级
党委。批准后,才算生效。可见,开除党员一般情况费时不贷。但是,党章上也规定,
如遇紧急情况,上级党委可以直接决定开除一个党员,不需召开党支部会,也不给被开
除者以申辩的机会,立即执行。按一般解释,党章所指‘紧急情况’,是战争,火灾,
或大地震等。在那种瞬息万变的场合,容不得正常的手续。可以“火线入党”,也可“
就地正法”。
我前后被开除党籍那两次,都是被“就地正法”的,尽管都不在战场上。之所以“有幸
”如此,主要原因是,大学本就是一个战场。毛泽东曾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全部用
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按:指大学)统治”“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掌握实权,实际上是国民党”。也就是说,大学实质是一个国民党匪帮占领区。在
大陆上消灭了国民党的正规军队后,大学就变成了消灭蒋匪的一个主要战场。就这样,
我被‘紧急’地消灭过两次,尽管我的教职不是中国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当局批准的。
反右派运动之后,教育方针更富党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科大校歌的主要几句是:“迎接这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又红又专,亦
工亦农”。乍一听起来很像一首共产党党校的校歌。在1958年9月的开学典礼上,陈毅
和聂荣臻二帅来参加,明确地说,科大应按照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军校━━抗日军政大
学的样子办。科大在北京的校园原来的确就是一所党校,即中共的国际党校,它的学生
主要是那些共产党还没有夺得政权的国家的共产党人,包括后来夺得政权的红色高棉执
政者波尔布特。
第一任校长,由当时的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郭老是一位诗人,历史及考古学家。但
科大的系科,都是硬学科。不负责培养诗人(自封者除外),也没有历史系,只考古与
硬科学有点关系。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争相传颂郭老的诗。那时流行的一首是:
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大—家—齐—努—力--呀!学—习—毛—主—席--呀!喊声此伏彼起,,一声高过一声
,在38路公共汽车终点站——玉泉路十九号的伟大上空徊荡……
这是大学的主旋律。
异类即“洋财”
科大最初的一批教师大都来自科学院,但有两类。一类是老教授,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
者(多为老学部委员),物理教授有吴有训,严济慈,施汝为等等。他们都是兼职。除
上课外,不常来。另一类是年轻的专职助教。以物理教研室为例,助教大都来自科学院
各研究所。其中,60%以上都是政治处理品,即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开
除团籍的,停止党籍,停止团籍的,党内警告,团内警告的,以及同情右派,有右派思
想而被内控者。在物理教师中,我的右派等级(开除党籍)不是最特别的。中国科学院
四大青年右派中,第一名何荦(原物理所),第二名项志遴(原近代物理所),前后都
来了科大。
首任科大党委书记,郁文,曾“不无得意”地说,搜罗到这批反右政治处理品,是他发
的一笔“洋财”,用于办科大的第一笔“洋财”。
从此,收容政治处理品,特别是右派,似乎成了科大的一个特色(传统?),一直持续
到80年代初。以至某公(物理教师,后去上海交大,暂隐其名)建议,应在科大的校门
口竖立一座虚拟的门碑,刻上一首类似纽约爱丽丝岛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的诗:
给我你的疲惫,给我你的匮乏,
给我你对自由的渴望和绝望,
来吧,
一切无家可归的人,
来吧,
被风暴摧残过的人……
来吧,到我这里来吧,
我为你在这金色大门旁高举著火炬!
科技大学的大门,无论北京的,或合肥的,都不是金色的。但进了这个大门的,当初的
确不少是被清理出阶级大门的“无家可归”者。
1959年秋,科大物理教师被安排去‘亦农’(思想改造途径之一)。到香山上挖鱼鳞坑
,种树用。极重的体力劳动。那个中午,我一顿饭吃了九个标准大小的馒头。当我正准
备拿第十个馒头时,忽听有人大叫:“抓到刺猬啦!来吃啊!”原来,政治处理品之一
葛荣寿(当年物理教教研室助教,现已退休)抓到一只秋肥的刺猬,其他几个政治处理
品正忙着烧而食之。就此,哄笑夹着噱笑,在京郊的山梁上升起。不知就里的人,会以
为这是一群狂放的年轻人在登高尽兴呢。在当时,把严肃的‘亦农’变成秋游食野,大
概只能属於科大。绝不可能发生在北大等严肃的学校。
这就是为什么,五十年後,当事人还都记得刺猬事件。当然,吃刺猬者并非不理解那是
多麽“严肃”的年代,而是理解得更深罢了。诚如斯宾诺沙被逐出教门后所言:
有如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又因政治的绞索
而理解了政治。
葛荣寿总结历史经验,归纳了一条定理,被誉为葛式第一“定理”∶别想着不挨(政治
)整。即不挨整的概率为零。後来知道,数学教师中也有类似的‘名言’。陈希儒(当
年数学助教,现已过世)常用他的湖北腔说:“每当听到(毛主席)语录歌,我的腰不
自觉地就会弯了下来(准备挨斗)。”
法式授课
“教授治校”,在反右运动中,遭到严厉批判。 1958年之后,各课教学大纲都要受到
政治检查,以确定是否符合党的教育方针。但是,科大的物理诸课,一律是教授治教。
严济慈先生的授课是出名的。但他从不按教学大纲讲课。他还特别强调,如果你真懂一
门学问,你应当能从任一地方讲起,都能让学生听懂。1958年秋。严先生决定作一次教
学示范,以飨科大同仁。内容是法拉第电磁感应。除了学生,物理教师也都参加,听众
有五百人以上。严先生要我为他的示范教学课作助教。他交待给我的任务是二十年代法
国式的助教。教授只讲而不动手,也不写黑板。助教要随着教授的讲授去写公式,画图
,擦黑板,摆弄演示法拉第效应的仪器。幸而我听得懂严先生的标准浙江东阳口音,没
有因写错公式而挨训。不过,两小时不停顿地跑上跑下讲台,真的很累。其后,法国式
的的助教方式并没有在科大流行。不过,教授治教成了定式。
从1959年开始,许多课逐渐由年轻教师主讲。教师治教风气依旧。当时,在严肃的单位
,如北大,凡在反右运动中被划入另册者,是不准上讲台授课的,因为那是让右派与党
争夺青年,破坏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李淑娴虽在1959年即摘去右派帽子,但直到
1975年才准予给学生上课,比我晚了整整16年。而 1959年尚未摘帽的何荦,在科大一
开始就主持物理实验教学。
我到科大第二年,1959,即开始独立上课。1960年,一门量子力学课原由近代物理所的
朱洪元研究员主讲。课到一半,他有事突然离去。后一半课,叫我去接。虽然我只是个
不名的助教,“漏网右派”,倒也没有考查这是否符合党的阶级路线。我告诉一些学生
,“资产阶级学者”N.玻尔曾说过,谁要是在学量子力学时不感到糊涂,那他根本就没
有弄懂量子力学。所以,如果你听我的课时感到糊涂,那十分正常。如果你不感到糊涂
,那证明你没懂,或者你比N.玻尔要天才。当时,我还写过一篇四千字的文章“要多想
,要善于想”,鼓吹学生独立思考,大谈不要简单地相信教师讲的,要经过疑问,有过
真糊涂,才能真明白等等。该文居然被科大校方推荐到《光明日报》上发表。北大有人
惊呼:科大真异地也。因为,北大同学知道,1955年我在北大上学时,也曾在团代会上
呼吁过“独立思考,不要盲从”等等,结果遭到北大党委的严厉批判(现在听起来似乎
是天方夜谈,但有北大校刊等为证)。
笔名“王允然”
再对比反右以后的北大和新建的科大。北大物理系的教师分两类。一类是教学编制,只
能教学。另一类是研究编制,专做研究。教学编制的教师是不得作物理研究的。否则即
属白专道路(也是一顶沉重的帽子,虽然不算反革命)。至于右派,更不准私自作研究。
相反,在科大的青年物理界,则流行另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不能在25岁以前独立发表
论文,就证明此人没有能力作物理研究。鼓吹此说最力者又是葛荣寿,堪称葛式第二“
定理”。1959年,我已二十三岁,还没发表过论文。以前从事机密的核项目研究,不能
发表论文。还有两年我就到了葛式定理“大限”。有压力。 1959年起,科大许多物理
助教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大多没有导师。研究条件也很差。当时只能看到苏联的现期期
刊,欧美的出版物要事隔数月到半年以上才看得到影印件,也收不到预印本,当然更没
有任何grant。尽管如此,这终归是在作自己喜欢的事,困难中也就有了乐趣。特别,
比起“白专道路”帽子下的北大同侪,我们确是在一个“特区”了。我不记得科大曾有
过很认真的“拔白旗”运动(即打击“白专道路”的运动)。可能因为,在科大,
一眼望去,尽皆猬刺,如何拔得?
1960年春,我开始投寄论文。初秋,我的一篇论文《用变形的传播函数计算核子的
电核半径》被《中国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接受。很高兴。这是我的第一
篇,基本满足了葛式条件。然而,《中国物理学报》不在“特区”,问题来了。1960年
初冬,一天下午,在教学大楼西翼一个没有人的楼梯口,钱临照先生叫住我。钱先生当
时也在科大任课。他和北大王竹溪教授主编《中国物理学报》。钱先生的面色喜忧各半
。他先高兴地说,
“你的那篇论文即将付排发表。”
接着,又说:
“不过,不能用你的真姓名发表,你是不是改个名字?”
有点奇怪?!物理学界的传统是,论文一律需注明作者真名真姓真实工作机构以及真实
通讯地址,以便负责。何来笔名?当然,我立刻明白。对我这种另册公民来说,在当时
,发表论文已违规。笔名或可蒙混过关。这是钱临照先生援我的一招。我干脆就请钱先
生代我随便取一笔名就是了。他答应了。
1961年第一期《中国物理学报》,17卷57页,刊登了我的论文,作者名字赫然是‘王允
然’。心想,钱临照先生厉害,这个笔名可不是随便取的。它暗示,在中国发表物理学
论文,除了同行的审稿外,还必须有His (her) Majesty“允然”才行啊!
后来,笔名蒙混过关也不行了。凡投寄《中国物理学报》的论文,都要先由作者所在单
位进行政治审查,无政治审查证明文件者,不予审理。难逃无产阶级专政的恢恢天网啊
。帮我逃脱天网的还是钱先生。
经钱临照先生的推荐,我参加了物理研究所李荫远教授的研究组。李荫远教授当时是物
理所固体物理理论研究室主任。参加李先生的研究组,对我有极大的帮助。凡是我与物
理所成员合作的文章,就可以从物理所投寄,也就避免了对我的政治审查。因为,不经
科大投寄,科大不会审查。再则,我在政治上不属于物理所管理,物理所的政治部门也
不会审查到我。就这样,利用政治与研究二者的交叉位错,我的一篇篇论文成了一条条
漏网之鱼,得以用真名发表。
钱先生的专长之一,即是固体中的位错(dislocation)。李荫远教授于九十年代淡出物
理研究,转而研究新诗。2005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他在“前言”中说“编者服
赝‘诗歌合为事而作’之论,因而看重涉及世势坎坷的篇章”,当年的物理论文,也有
“涉及世势”的坎坷啊。
在物理所,我的研究方向也改向固体物理。最初,我研究杂质在固体中的作用。作
了一年,发表了两篇论文后,我又改向激光物理。1961年,世界上有了第一支激光,
1963年,中国有了第一支激光。后者就是在物理所制造的。激光物理是全新的物理领域
,刚刚在开拓,所以,有极多的课题有待于研究。除了在科大上课和政治学习外,我全
力投入了研究。那是1957年以后,最成功的一年。1964一年里,我一连完成六篇论文,
其中四篇在当年的《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那一年,我是《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论
文最多的两个作者之一。钱临照先生看到我时,也每每淡淡地微笑。钱临照先生对科大
后进之提携(我只是受惠者之一),实可谓竭尽全力。有几次钱临照先生的小女儿(北
京邮电大学物理学教授)不无妒意地说;“我父亲关心你们比管我们还多。”科大早期
物理教研室的不到四十个年轻人中,后来有三个成为学部委员或院士。这与钱临照先生
有教无类的提携,“看重世势坎坷”,是分不开的。
告密和结婚潮
1961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弦又上紧了。大学里的教学及研究气氛日淡。学术研讨会愈来
愈少了,政治学习则增至每周至少一天。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
讲,形势更趋紧张。形势紧张的一个标志是告密无处不在。
当时,青年教师大多未婚,住在教师集体宿舍,三四个人一间。闲时不免议论时政,用
词不加检点,常成为告密者的猎物(祸从口出)。一个偶然的机会,科大物理教研室的
教师发现了一本告密的笔记,其中的一段记录是:
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舍中闲谈,话题是关于报载的一个腐败案件,发生在北京。
B:“皇帝眼皮底下怎麽会发生这种事!”
A:“你(指B)是不是发烧了。”
F:“有没有阿斯匹灵(给B吃)。”
这时,D在暗笑。
当时的告密者还没有录音录像设备,但这一段记录之不亚于秘密录像。这段告密记录的
关键是, B不用标准敬体,而用‘皇帝’来称谓最高当局(毛)。其他在场的人没有纠
正B的用词,反而用戏谑的方式(“你发烧了?”“该吃阿斯匹灵了。”),强化B所用
的称谓。这证明,所有在场的发言者,暗笑者,都是对最高当局大不敬的。
记录所说‘教师宿舍’是B,A和F共住的集体宿舍。其中,B是鲍世综,后去浙江大学物
理系。A是区智,与我合作发表过论文,现在美国加州, F是我。D是戴和俊,后去哈尔
滨工业大学任教。D不住我们房间,只是偶尓过来闲谈。注意∶“五个人在一间教师宿
舍”,却只有四人被记录。后来,B,A,F和D回忆起,那天确实有第五个人在场,这第
五,无疑是告密者了。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公布科大创业年代的告密档案,一定不亚于
东德的“窃听风暴”。
连闲谈都被如此严密地监视,可见环境之险恶。后来,年轻教师纷纷结婚,速速搬离教
师集体宿舍。我也是其中之一。导致结婚潮的原因之一是逃避告密,当局还没有财力足
以在每一个家庭里都装上窃听器。
有杂质才成为红宝石
60年代初,北京市市长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
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都具有良好阶级成分。北京成为纯而又纯的无产阶级城市。为此
,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或潜在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我虽不是正式的专
政对象,但也算晶体中一个‘杂质’,故也成了被逐出北京的对象之一。
那一次,科大一共有一百多人被下放。大都是这类的杂质。开始我们都被驱赶到北京西
南的长阳农场体力劳动。除了劳动,每天都有政治学习,说谎、夸大、唯心的起誓、做
作的忠诚,强颜的笑,就是政治学习。人人把内心深深地掩藏在一付猥琐的脸孔之下。
人人都明白,无论你再多麽勤奋,再多麽虔诚,也不会洗去身上的‘杂质’印迹,就如
《悲惨世界》中的让瓦尔让一样,无论多麽努力工作,也不能洗去那一块面包之罪,也
不能免于终生被追捕的命运。下放长阳的人,也没有别的希望,只有等待着自己被逐出
北京的命令。
1965年4月我接到了通知:调我去辽宁省营口的一个电子工厂。此一去,也就永远
离开物理学了。同我一起在农场劳动的人,接到命令后,一个一个地离去了。我也准备
走。在那个年代,绝少可能违抗这种调令,特别是“杂质”们,要知道,全国都是无产
阶级专政的天下。
后来,我终于没有走。一个奇迹。
奇迹源于严济慈先生。他得知我的调动的消息后,要去了我当时发表过的十三篇论文
的抽印本,并迅速找到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公开表示不解。为什麽要把这样的年轻人调
走?严先生当时是科大一位非党副校长,对科大的人事事务是无权过问的。一位非党副
校长为一名“杂质”助教的调动向党委进“逆”言,在“水晶城”时代中,是极其罕见
的。更没想到,刘达居然接受了“逆”言,又是一个极其罕见。刘达不仅命人事部门收
回了我的调命,而且终止了所有为创建“水晶城”发出的调令。科大被“水晶城”政策
殃及的人因而大大减少。
事过之后,严先生把抽印本又都还给我,说:“放在我这里浪费,以后你也许还会有用
”。晶体光学是严先生最有研究的领域之一。后来,在一次论及激光用的红宝石的会议
上,严先生似乎漫不经心地说:“纯晶体有什麽意思?不过就是氧化铝。只有加了杂质
,它才会变成红宝石”。“杂质”的存在和坚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曼·罗兰说过:
在这前进的历史战车中,我们并非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只要我们自己
把住自己的舵,我们就是在参加当代的创世。
是的,哪怕我们只是极少极少,也并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轮子。在科大创世纪里,不
少尊敬的师长和朋友们,坚持住了自己的信念,在逆流而上时,把握住了自己的舵。
或许,刘达也算是个“杂质”或“异数”。
1987年我被开除出科大后,住在北大。夏天常常骑车斜穿中共中央党校校区去运河游泳
。刘达当时已退休,住在中央党校。我游泳后常去看他几分钟。他有时也散步来北大我
家,闲聊。我那封写给邓小平的呼吁大赦政治犯的信,是刘达转递的。有一次,谈起科
大当年,谈起共产党。刘达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
“共产党不喜欢你!”
我没有回应,停了几秒钟,他又似乎是自言自语:
“共产党也不喜欢我!”
尾声:八十年代
文化大革命之后,吃刺猬的一代,一个一个地离科大而去,一代人凋零了。共同的经历
和记忆,则是超越的。各种不可逾越界限随着时间均已渐渐地淡去。1999年,前述中共
中央党校教授张永谦,突然给我寄来一阕“如梦令”(减字),题为“思念”:
曾忆蔚秀日暮,登楼直上高处。
心平气不急,能否健如故?
难驻,难驻!
看花漫洒雾露。
我也和了他几句(不减字),也算是“思念”吧,
敢忘玉泉朝暮,常忆真情险处。
君问今如何,大漠狂烟如柱。
如柱,如柱,
踏花归去是路。
是啊,看花,踏花相去万里,但岁月均已远逝。
科大旧友,邓伟廉,数学系讲师,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至
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脑, 1949年率
所部人员起义,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共产党,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
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韩战爆发,参加志愿军抗美。朝鲜停战后,回
国,改学数学。因言论得罪中共当局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斗,被押。七十年代
末,邓伟廉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他再从香港移民到斐济,而后再
到葡萄牙。80年代初,我去香港看望他,在大屿山麓徜徉,他发誓不再与中共当局有任
何接触。90年代,我再去葡萄牙看望他,在亨利王子远航纪念碑下,他再发誓不与中共
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任何接触,耻食周粟。
80年代初,刘达到深圳访问,一定要与当时在港的邓伟廉来深圳叙旧。但因邓伟廉拒领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印章的入境证,不能入境。为此,刘达特别找到习仲勋(时任广东
省委书记),一定要他准予邓伟廉入境。就这样,耻食周粟的邓伟廉得以无证入境,与
“中央顾问委员”刘达在深圳共叙衷肠,再无证出境。
创世纪的真情和险情,永远留在当事者的心里,无论活着的,逝去的,戴过枷锁的,自
由的,赝自由的,留在大陆的,或是流到海外的。科大南迁到安徽后,是第二创世纪了
。那已超出本文的范围。不再写。就用一张80年代科大的风俗照,作为结束吧!
赤条条,逆流而上者图。
二零零八年一月六日, Tu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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