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议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一
蔡元培是不是五四主将?是不是五四“守护神”(李平心语),坊间议论不一。唐先生振常说,不是。亦有人说,是。何以是与不是交杂,纠缠,好像更有隐语——一是说,如果五四百无一缺,则不单单是陈独秀等可以当主将,蔡元培自然也应该拉入,以壮其声威;说“不是”者之隐语是,五四问题多多,蔡元培唯避之不及,何以要强行加入——这个看法,我以为就是唐先生观点。说五四走向一声炮响,走向毛主义革命,更是某种政治逻辑之证。但是,不同意者,以为是开始了德默克拉“贼”的民粹进程,故而要避之。(比如,我们后面还要提到之吴虞,就是北大教授、五四大干将,以后,他不是走向马列,社民,而是心性笃信于佛了。自相矛盾。于是有人说,吴先生没有找到出路,没有马列。马列是出路乎?现在看来很清楚,根本不是。)那么,蔡先生是不是五四主将,课题就有得研究了。其实,蔡元培不是五四主将。非但不是,他还是五四的“辞将”。很多文章涉及于此。其间,他为何要在关键时刻辞去北大校长一事,学界多有争执。
一说,他在关键时刻逃之夭夭,不能担当,也担任“大学” 之长如孔子等人,可不是如是做法,云云。这个话题说起来艰深;要从蔡先生的道德观说起。蔡先生什么道德观?就是唐先生每每开口必称之:知进退方不为小人,“小人知进不知退,”是也。蔡先生知此道,遵此则,知后而行,故辞职。这是道理方面的说法。直接导线,就是他对于五四的态度。五四那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打砸烧,烧了赵家楼——这个行为是蔡校长一直以来反对之极的做法,他作为一校之长,没有管得住学生,焉能不引咎辞职。更多的蔡式原则,人们知道很多。归结起来有几点。一是,他主张学、仰分开——就是说,学术和信仰要区隔,不可归一
——比如,你可以研究马克思,但是,和信之无涉,更不可为信徒,拿起武器打倒政府。这个做法可以说无作用。他的学生中很多人从“拿起笔来做刀枪”,到真的拿起武器,武装暴动,其时间并不长。二是,他主张兼容并包,什么都可以来教授,来宣传;只是他也有不并包,不兼容处,就是他反对林琴南到北大。为什么呢?只是因为老林纾反对反对孔子,说是覆孔孟,不对。也有说,“他所以没有请林琴南,据我的推测,并不是因为他以为林琴南的文章做得不好,更不是因为派系不同的缘故,而是因为林琴南对于做学问的见解,在蔡先生看来,已赶不上时代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唐振常)于是,蔡式原则打了折扣。再是,他主张“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他坚决反对政治势力利用青年学生政治热情,以授其奸。
最后,当然,还有他的道德美学式准宗教观点, 就是众人皆知的美育说。(美育是不是可以取代宗教,是一个大问题。宗教有文本,有神祗,更有关乎于此的世纪文化,绵绵不绝;取消之,就是取消了文化——西方文化与文明——美育载体何在?不甚清楚。且宗教道德在星空,在恒常,可以衍射上下古今;美——则异。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之美,之道德,之诠释——如果步入时代,命实践为人之实践,不是星空律令,那么,这个美就会发生问题。正面效应是正教和异教之美媾和,产生如康斯坦丁大帝时代之兼容并包——负面效应,就是以意识形态诠释美和丑,发生法西斯美学和毛式美学,问题就来了。)
那时,五四当天,学生集聚在北京马神庙一带。蔡亲赴现场阻止, 不果。张国焘让校长“回办公室去”。于是,蔡先生的观点被挡回。蔡先生什么观点呢?就是不主张学生参政,上街,废学。个人有政治情趣,可以“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甚至以后说,“但是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见《唐集》)所以,前此关乎林纾课题“已备载衷曲”,“出校游行,发生事端,他担心予人口实,北大将遭毁坏。这种心情,是身为校长的蔡元培所容易产生的……他在《出京后途中致北大学生函》中说,“‘仆深信诸君本月4日之举处于爱国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同上)唐先生说,游行,他是反对的,火烧更是反对,你们“做得过火些”!他说。但是,当学生被逮捕后,他又拼死抢救,不遗余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张国焘语)唐先生说,蔡辞职有三种理道。一是,学生“激而为骚扰之举”,“元培实尸其咎”;他有责任。二,蔡当时处境为艰;政府指责,亲日派攻击,守旧派嘲骂,一时盛传撤长说,增强了他辞职的决意。至于说他所谓“杀君马者道旁儿”典,唐先生解,“但取积劳致死一义,别无他意。”(《蔡元培全集》)该年9月,蔡回到北大,他说,是为数千学生计。
二
陈独秀是五四主将。民主科学是其口号。但是,民主何物? 科学何物?其间内容多多。诠释多多。历史显示的诠释,就是不知道民主可以变成民疯,科学可以变成极权——变成泛工具主义而枉顾人性。从理论上说,早有吴宓等人看出此道不正,就大声疾呼要转回正途,消除邪说——什么是邪说?就是民主结合马克思、共产党,叫做“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陈寅恪诗句)。吴宓是美国学者白璧德的门生,他的观点原出于白璧德也!白璧德说了什么?就是反对卢梭——民主/民粹,他说是浪漫主义,滥情主义;又反对培根的科学论,泛科学主义且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是,是卢梭主义使得培根说影响日大,涉及更深。(简要而论,可以说依据以下几个观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滥情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的关系是,人文为大,人道次之;枉顾二者,就变成后二者。人文主义兼顾宗教整体观。科学主义是专门化倾向。虽知不能和人文整体抗衡,但是,一科、一门,使得科学“想像”整体解决之,这样,科学野心使得人文丧失,权利凸现——而浪漫主义和普遍意志,则成为革命导火线,彻底颠覆宗教和人文,还美其名曰:民主,其实是民粹。故而,东方,白璧德一直看重中国孔孟,礼仪和道德,提倡中庸。西面,法国革命和法国复辟,正是二者龃龉和辨正之历史,最后,被匡正过来。所以,一直以来,白璧德以为,科学、民主如果不识人文和宗教,一切都会走火入魔。俄国和中国革命是其证。中共枉顾宗教,看轻文化,正好是利用民主,且以科学为据,来一个走火入魔的无神论。)
这个争执不是以后几年十几年,或者到了我们的民主墙时代开始的, 开始于1920年。会通派说法,笔者很早就援引呼救于之。吴宓观点很简单,就是民主要回归希腊,科学要尊重儒道。不幸,历史是按照陈独秀的逻辑发展的——民主变成民疯,变成痞子运动和文革——科学变成新启蒙=新蒙蔽,新愚昧——什么陈伯达、艾思奇取代的不止是希腊民主和柏拉图,就连马克思原本也庸俗化了。到了49,57,66,一切归于疯人院。但是,起源在陈独秀那里。耀杰先生书说,陈独秀因为狎妓被蔡元培革职,犯了道德法规。说是挖伤妓女下体。这个事情不堪于雅,于学,于人道——但是,古今中外,狎妓不是罪——罪要看他们的学说和以后的组织、政党,是不是搞了一个不自由,太专制,更极权之国度、之体制。陈独秀早年、晚年判如两人。一个是极权主义萌芽的疯子,一个是反省及时的常人——甚至和很多自由巨石一样,成为消极自由人列中之一粟,反疯为不疯。
他早年都搞些什么名堂呢?耀杰书说,他反对国家——
“国家是什么?……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 他本身亦无什么真实能力。现在的人所以要包存这种偶像的缘故,不过是籍此对内拥护贵族财主的权利,对外侵害弱国小国的权利罢了。”等世界大同了,这个“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
又云——
“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 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张耀杰)
他反对什么国家呢?自然是专制的清朝皇权政体。 并且在体制改革和人性改造上用墨很多。前者,是当时一种很流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氏反映之;后者,则是关于体制和人性辩论说的易卜生情结。关于后者,可以说迄今争论不已,成为一种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辨证;而前者之说,则关注人少得多。无政府主义反对权威,提倡革命,主张平等,有何不妥乎于当时的政治呢?这个问题很有辩论必要。从文革前后,政权忽而主张巴黎公社,忽而主张民主法制,即可看出,革命党于无政府主义之情结挥之不去。因由何在?就在于列宁和克鲁泡特金之间、之异同关系。异,在于列宁是首鼠两端,忽而要巴黎公社,忽而要无产阶级专政——而克鲁辈异——相同的,就是要反对前政府。这样,克鲁和列宁就成为一种难兄难弟之关系,又加上兄弟倪墙,反正有异、有补、有血缘,政治血缘。克鲁葬礼在苏联国可以举行,是为证。那么,陈氏无政府和列宁主义关系何在?又是一个关系密切的课题。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他们都是源自法国之左翼思潮的社会主义者。这个社会主义者,是要施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就是说,要施行废除三权分立说的任何合法和合理权威的。也就是阿伦特在其革命论中阐明之、法国和俄国之社会革命异于美国之政治革命之在。美国革命是有预设和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三权分立,宪政民主和言社自由。法国革命没有实现之。是复辟时代包含拿破仑在内之一大批官员加学者、如夏多布里昂等人,在反对暴力革命和反对极端皇权的努力匡正之下,才把法国扳回正轨——而俄国革命,则是完全颠覆这个权利治衡,施行列宁和斯大林的专制极权。而道理十分清楚,陈氏历史作用,不在他如何狎妓,二奶(他抛弃原配,和某某同居等等),而在于他由无政府,转向列宁的共产党,且成为一代肇始者。这个负面作用,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为过。不管他后来如何背叛,抑或说,别人如何说他背叛——也不管他究竟是属于托洛茨基之中共革命论之正确估计,还是他属于斯大林中共革命论之错误估计——都是俄人政谍。我们说过,如果真的按照托洛茨基看似正确的、关乎所谓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之判断,中共在二十年代就掌权了,那又如何?这只不过加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苏维埃支部——傀儡而已。
我们说,陈,托,是有共性的。他们早年, 都是几乎丧心病狂的左翼革命暴徒,后来,却阴错阳差,成为西方人士为之辩护之自由主义人士,且死像悲惨。如果做起“像赞”,自然是要肯定的。但是,这并不能取消他们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带来的一方危害。这个思想苗头,在五四时期,看得很清楚。陈氏狂妄自大,胡说八道于各种根本问题,全然不许别人有发言权。他说过,正确了,就不许别人再讲。这个非伏尔泰主义,是他欣然与共之源头。五四怪人特多,如钱玄同,如吴虞,如章太炎。都是不可一世的疯子。他们在那时,究竟要做些什么正确的事情呢?无非就是要施行自由之易卜生主义,要废除汉字,要打倒孔家店——虽然,蔡元培努力为其辩护,说是,他们只是要把孔子加于平等之地位,不要超越于其他之子之上也。而实际作用,不单是颠覆了孔子,而且颠覆了所有子,就是鲁父子说的,一片黑暗,是吃人历史。这个五四,我们说,是很畸形的,数典忘祖的,孤陋寡闻的;不是美育的,而是丑陋的。你看,希腊人,不曾、也不会打倒他们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德国人,不会打倒他们的歌德和贝多芬(连希特勒也没有打倒之),法国人,更不会打倒他们的伏尔泰和马拉美,西班牙人,不会打倒他们的唐诘歌德……唯独我们中国人,要打倒孔孟。这个东西一来,就变成千年未现的帝师合一,成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毛氏竖子,居然要天大地大、爹亲娘亲,成为一个伪基督降临于斯,是不可悲,孰可悲也!
记得已经鹤去之唐振常先生,说过几句他喜欢说的话——
一句,就是前此说过的,“小人知进不知退”。 这不是儒家的思想观和方法论。蔡先生知政府,知后来之有限政府,“好政府”,他不是暴徒和列宁主义者,五四打烧,他引为罪责,而咎辞之,何错之有?倒是后来,不知退者,不仅为师,还要当天才,当上帝,唯其死,才是结束,甚至,死不结束,还躺在那里挡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句是,“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是孟子的话。 这句话说的是,在极权主义那里,所谓民众意识,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比如说,毛思维,在世界范围堪称动物园思维,但是,文革,他登高一呼,万众欢呼。就是他那个统治地界的“方”和方法,奏奇效,出奇功——出了那个方法和地方,就无法奏效,就骗不成了。这是唐先生很喜欢的一句话。他批判张紫葛乱写吴宓,文章用此题名。
又句,就是他所谓写史不可为亲、贤者讳,不可因为牵涉三亲四故, 不说实话。
都是非常有效的历史研究方式和研究原则。
对待陈独秀,我们也需持有这样一个态度。 不可因为他是后来之反对专制者,就掩饰他前期言行。不可知其有进有退——且退之体制外,就罕言其组织共党之误。
也不可还要残用其党文化, 使劲挖掘一个共中正确性和党中杰出人物——须知,他是成为党外以后,方可“难罔以非其道”,不是在“方中”,就“难罔”了——他也是做过“君子”,伙同俄国人,要在中国“欺以其方”。难道不是吗?
“难罔以非其道”,还要说,在当时,在1920年, 五四一年不到以后,就有吴宓写出会通派宣言般文字,说出真理。就是要以仁义道德,孔孟儒家和西方非易,马之主流文化,匡复中国传统,就是,现在说的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之结合,古代性和现代性之结合(当然,阿克顿之两自由说,古代和现代,早已不是现代时的言词了)。现在,我们想引书一些吴宓之诗句,来印证他一个世纪以来的真知卓见。
关于陈,钱,赵(元任)等莽汉主张取消汉字,胡适之主张取消古典诗歌等,吴宓说,“车书同轨鱼虫灭,天地不仁雀鼠悲”。这个引憾,可不是只是涉及陈独秀了,从秦始皇开始,他就骂了——毛这个儒灭,更是在此一方面变本加厉,无法无天。车书不单“同轨”“同文”,而是完全毁掉,烧掉。难怪梅光迪说,灭古文形同自杀。49年以后,党文化之野蛮,粗鄙,荒诞,不是57年,不是66年首创,首创,是陈,钱,胡。
于是,在经历了从五四开始的车书命运后,到了五十年代, 宓更唱道——
“嘉陵江水几回黄,不死惊看汉字亡,……嚼字今来不识字,扫盲我老竟成盲。”这是他针对汉字简化改革,做出的悲观论。
宓引书陈寅恪,说,“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袖尚无家”; 加上宓之“僧颂佛号名杀戮”,“相思银汉疑通敌”——把个党文化神通无人,说个底掉!真是神州无神但有毛,无法无天灭人伦!陈之人性改造论,就变成这等模样了。
但是,在这个乱七八糟的五四叫嚣里,有没有一些稍微正常, 言说正确的表达呢?当然也还是有的。耀杰引书章世钊言论,关于反对党,关于宪政和民主,即是。可以说,是和陈的无政府,反国家适成对比。章说的话,就是四十年代胡适之说的话。可惜,民疯已经煽起,革命无可阻挡,毛师所向披靡。国人之騃,之哀,之亡,也就只在眼前了。
三
一句老话说过,国家不幸诗人幸——那也未必, 中国语言系统在五四颠覆以后,虽无彻底销亡,却也历经了断裂的命运。这个命运就是,白话文直接转入极权语汇、新华体和毛语录系统,乃至影响之深迄今不除;另一方面,五四中人和以后的文人文白兼顾,变形抵御,使得民国文字并不像胡适文字一样,白浅尽显,彻底草根——就连钱玄同,胡适和一切新诗人自己,也都是举行一种仍然是兼顾传统文气和文质的文体,且一直传到没有文革的台湾于今。这个似是而非的白话运动中,语言作为载体发生的巨大变迁,说明了一个五四不彻底的幸运之机,还是留下了可以理喻的人文和人间思索。其中,思维和行为的矛盾,倾向和现实的抵触,尤为明显;明显地表现在五四主将吴虞的身上。他是身子留在前期,脑子进入后期,最后以更加倒退于五四作为结局——他笃信佛教,万事皆空,是为其终。考察此公,可以说出中国五四之辈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这个旗帜之变,良莠俱备,只是凸现的红旗,一经遮蔽,就成为漫天无星的红色黑暗,连语言也不能脱身,而且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吴虞一生,唐振常先生做研十分细致;还记得八十年代初,老先生当时来到北京,一身布衣,一双布鞋,出入于图书馆;也偶尔到我家、原北大西斋(原京师大学堂址)坐坐。那时,他正在抄录吴虞日记,研读吴虞先生。
吴虞之思想,是不是自由之思想?吴虞之精神,是不是独立之精神? 这个问题很有点哈姆雷特之问之余味。因为,说他反对孔子,不遗余力,是要讨自由,也许为真,也许为假——因为,孔子未能拯救他于此界,他转而信佛于彼界,是为证,这是自由乎?不见得。说他是独立之精神,对,也不对,因为他幼时反叛,称其父为魔鬼,而后来对于其儿女,其行其止,专制异常,也无异于魔鬼;独立之精神何在?这个两面派是不是自由和独立了呢?不知道也——所以,就是哈姆雷特之问。其实,这个现象笼罩在几乎一切知识人的头上,如云不散。你成立革命党,要自由,要民主,到头来,却是搞成一个比老不自由,老不独立更加“不”的东西——所有的造反有理,只是指向毛有理和毛独立,他,可是如鱼得水,天地以欢了。国人呢?陷入几千年的:造反——专制——再造反——再专制的怪圈里不能自拔,甚至不能自省,一直到文革几乎半个世纪以后。这样,吴虞之文,之问,之格,之风,成为我们观察五四的一个窗口,是有现实意义的。吴虞思维也是千头万绪,抓住一点,就是考量他的反孔、覆孔观。这个观点,被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极其宝贵,认识正确,立场坚定——含,唐先生本人。于是,掰开揉碎其文本,且分析之,就有必要了。我们开门见山,直说吴虞的反孔意见;这个意见就是考察并批判孝,忠,礼,刑(《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他说——
“他们教学,所以教忠, 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工厂’,”“故必用礼为纪,以正君臣,以竺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就是荀子之效、忠、礼一气相连观;“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而君主既握正教之权,复兼家长之则,作之君,作之师,且作民父母,于是家族制度与君主政体遂相依附而不可分离。”礼适道德,法适非礼,于是“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合为整体的“妙用”。也就是唐先生总结之,儒家伦理合家族,君主制度三位一体,是为孔教核心。如何解决?吴虞接着说,“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即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又说,“此余所以谓政治改革而儒教、家族制度不改,则尚余二大部专制,安能而得真共和也夫!”换成今天的语言说,就是要先行进行家族和儒教改革,方能进行政治改革——这个思维,是不是哈姆雷特式的不得复案之复?现在看来是。比如说,毛氏就有斗私批修,灵魂革命说。但是,究竟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还是在后改革?历史做出的结论是政治制度在前改革,不但是改,而且是革——人民公社几乎就是解散家庭——儒,也沦亡不复,彻底埋葬了——但是,这个最为彻底的革命,究竟于国,于民如何,难道还不清楚吗?换言之,颠覆清朝之革命,也同样是制度先行,有了表面共和,没有按照吴虞方案行事;倒也是成为阿Q式的改革,城头变化大王旗。两种非吴虞式方案,其实,都不奏效。奏效的,却是历史无情,政治无理。但是,政治究竟是不是只是无理乎?看起来,现在很明确,就是要施行真正的儒政分立/离,正教分立/离,建设一个容得下儒,释,道甚至基督,阿拉的政治体制,方能实现吴式梦想——而非相反,更非先要解散家庭,根除儒教——吴虞本人三妻四妾,也最终不解散家庭,连一夫一妻制也不遵守。至于君师合一之想法,关乎儒教准确定位说。吴虞之说,未必不准确,但是不能不更准确考察之——不幸,他的指责,在毛氏时代完全做到,虽然不是儒师合君,而是伟大有四,且为“导师”——我们的意思是,君师合一,在几千年帝王将相统治年代,细说其里,尚有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帝王合儒,却不见发现他们自称“思想”,自占师位,就是马科斯.伟伯所谓,宠幸阶层即血统阶层和官僚知识分子之儒,形成的一个有限统治公司——这个公司,起初是布衣为相,制约,或者有限制约了皇权的蔓延。官僚和分子合一,也并不是毛氏后来那种依附关系,多少有一种制约关系。其一,表现在起来源,科举制度,有教无类。二,相对制约皇权,知识人——士,可制约皇帝,甚至形成宦官和官僚人员的互相制约——遂为西方人利马窦等人发现之中国权利治衡因子。这些,都不是君师合一,而是君师分开,或者说,有限分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也有!正是由于这个进退有独,自由有限的皇权体制,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空间,南山篱下的文化空间——而这个空间民国尚存,到了毛氏于今,就荡然不存在了。中国文化,也就没有了屈原、李、杜、曹雪芹。这个历史,当然不能责怪吴先生不知——却可以批评完全否认儒家文化和文化本身的反孔自,覆传统的一代代妄人,他们,据说还是自由主义者。中国文化璀璨异常,不是民主制度造就,道理,出乎于此。所以说,就连西方哲学家,也没有说要批孔、覆孔,而是把孔子列入世界文化轴心中,且和荷马,耶稣与查拉斯图拉并列(见雅斯贝斯)。其实,儒家地位确定之问,早就解决了,不是未决。因为,正如陈寅恪所谓,儒家之载体,即为“道光季”之附物,道光一完,王国维殉身,陈寅恪殉道。至于说,如何拯救出来一个“新季”——此问宏大,但是,一个陈寅恪之自由,独立,已经预言在先。就是共产党不是儒家载体,更新儒家,是要自由和独立之体制。这个课题,难道很艰深而不可解乎?所以,我们分儒家为儒家,新儒家和新新儒家,就是此意。“新新儒学”之反,就是回归儒政分离,解除党儒合一之怪现状。若是按照现在这样删书/删儒,以救党,救党文化,就是岂有此理了。以儒学之道发扬共产党软实力,建立什么孔子学院,在党委书记领导下,来一个今天之孔孟复兴,就更是天大一个笑话。
四
耀杰先生书,主要涉及北大教授中人于五四时代作用,和《新青年》 杂志诸事。其中不乏新的观点,新的发掘。如,周作人,李大钊等,在北大之实际地位,毛,是被谁人引入北大,等等坊间,常常涉及的内容,他又新考。而笔者最有兴致,乃是看到他关于鲁迅课题的再研究。史及鲁夫子,牵涉到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杨荫榆事件。耀杰考,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派系人物扩展自己势力范围。如,文本指向李石曾。顾颉刚说,是因为蔡元培授予教授可治理大校,可以当校长后,遂有李氏抢校之战。“就是他利用鲁迅、周作人在报上攻击女师大校长杨荫榆,而后他介绍易培基为该校校长。现在《鲁迅全集》俱在,请大家看看,杨荫榆可有某种不可恕的劣迹。”二是,1923年以来,苏联人帮助孙中山开始“党化”运动,“其中包括‘党化公务人员’、‘党化司法’、‘党化军队’、‘党化教育’,等等。”当时东南大学校长就被党化掉了。书说,“李石曾等人打算让易培基接替杨荫榆的校长职位,以便推行‘党化教育’。”三,随着这个运动分成法日派和英美派,其结果导致了“三一八”惨案。何以分派,即导致残案?书中,并未续说之。我们的兴趣,倒不在分派各派有什么本质确、误,倒是可以看出,鲁迅等人遂属一派,却被说成是后来绝对正确一方——而后,鲁被毛利用之后,毛又说,要关起来鲁夫子,让其默不作声,云云。这样,吵吵嚷嚷的民国式纷争,就被一刀阉下,了无声息了。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说明,五四也好,驱杨也好, 段祺瑞为被害学生下跪也好,都是呈现了一种民国精神——虽然,不好说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却也没有犯下“战是和平暴是仁”这样的大亵渎,大涂炭,大毁灭。于是,我们说,五四运动之具体载体,自由独立的基本依附,还是在民国——这个体制,在这个体制的身上其得以开展,得以形成。是非优劣,正确错误不说,蔡元培也好,胡适之也好,都是民国文化和文运的关系人。他们的自由主义,使得西学东渐的萌芽获得茁长。也就是说,五四乃是民国文化和民国人物的产物,不是苏联和共产党的产物。蔡氏,是作为五四多元化的始作俑者,开始其兼容并包之作为的,换言之,是国民政府的兼容并包,实现了五四运动。如果说蔡元培是五四护法神,他也是护国民党之法,不会去护苏联大宪法吧,更不要谈共产法!
但是,五四之前后,国民、共产两党之存在,又不能不说, 他们把五四引向了列宁主义体制和革命办法。于是,依据多元而崛起之中共和国民党之一部,成为五四革命破坏之元素,专制极权之元素的继承者,而完全抛弃了五四的另一个开放元素。这是五四的二律悖反,也是世人总结之,不可不察之处。(这个逻辑的再详察,则是我们前此言极之,孙文本人的兼容并包。这个兼容并包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或有异同。同在,他们都是西方学术的引领者,知道民主自由之真谛。异在,孙文之多元,最终驶向苏俄,浸染了共产党的党文化气味。而蔡先生的主导研究马克思,他要区分信仰和研究之别,却是难以做到。很多被他请来的教授,如陈,李,学生如张国焘,就不但信仰,还要实践,组党,革命——这与你蔡先生独禁林纾,不禁陈,是不是有些干系呢?我们说过,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的看法,如果自由允许反对和窒息自由之自由,就是自由之反——这个思想,是不是也起到作用呢?换言之,五四是不是一切兴盛,唯独不能和共产革命联手,以借其兴而兴呢?)
英美派和法日派,也许争执有道,不无根据,但是, 从鲁迅一方看来,其书中介绍其之尼采思想,是他向西之行之边界了。我们不知道他的思维中自由主义资源。我们说,在两个层面,鲁迅给人的启示不弱。一个启示是,作为一个批评家,他可以骂倒一切,从历史到现实。自由主义就是一个自由骂斥主义。比如,美国之新闻自由,就是骂斥政府。一直骂到底,终其一生——很多美国报人、作家,就是这样。鲁迅之骂斥,原则上无错——虽然,我们并不必涉入他官司千种的骂斥细目,来确认其真其假,其对其错。反正,骂斥,无错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骂以后,是不是指出前途。比如,胡适之在大陆沦陷以前,就不单是骂了,而是指出自由民主之前途。这样,骂斥分两种,一种是预期有前途,有预设,有目的之骂斥。骂后,革命后,是要建设宪政,从西方历史,学术种种汲取营养——还有一种,就是,骂只是骂,骂无前途,革命后做啥,不知道——最坏的,就是知道革命,也知道骂,但是,回到前此说法,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毛,就是也骂,要到地主床上滚一滚,也指出前途,指出“民主”,但是,骨子里,是欺以其方——这样,国人以为毛氏联合政府啊,社会主义啊,就是预设,就是前景,就一家伙跑到1949年。这样,不单胡适的自由主义前景没有了,鲁夫子要骂斥的权利也被一并取缔。所以,指出一个最为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革命可以开启民智,也可以蒙蔽民智——唯独民主,不但可以开启民智,且一旦开启,就不可逆转之。五四是不是开启了民智呢?我看是蒙蔽和开启兼有之、并包之。
(原刊《北京之春》,此刊略改动)
- posted on 05/02/2009
英美派和法日派,也許爭執有道,不無根據,但是, 從魯迅一方看來,其書中介紹其之尼采思想,是他向西之行之邊界了。我們不知道他的思維中自由主義資源。我們說,在兩個層面,魯迅給人的啟示不弱。一個啟示是,作為一個批評家,他可以罵倒一切,從歷史到現實。自由主義就是一個自由罵斥主義。比如,美國之新聞自由,就是罵斥政府。一直罵到底,終其一生——很多美國報人、作家,就是這樣。魯迅之罵斥,原則上無錯——雖然,我們並不必涉入他官司千種的罵斥細目,來確認其真其假,其對其錯。反正,罵斥,無錯也。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罵以後,是不是指出前途。比如,胡適之在大陸淪陷以前,就不單是罵了,而是指出自由民主之前途。這樣,罵斥分兩種,一種是預期有前途,有預設,有目的之罵斥。罵後,革命後,是要建設憲政,從西方歷史,學術種種汲取營養——還有一種,就是,罵只是罵,罵無前途,革命後做啥,不知道——最壞的,就是知道革命,也知道罵,但是,回到前此說法,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毛,就是也罵,要到地主床上滾一滾,也指出前途,指出“民主”,但是,骨子里,是欺以其方——這樣,國人以為毛氏聯合政府啊,社會主義啊,就是預設,就是前景,就一家伙跑到1949年。這樣,不單胡適的自由主義前景沒有了,魯夫子要罵斥的權利也被一並取締。所以,指出一個最為簡單不過的道理,就是,革命可以開啟民智,也可以蒙蔽民智——唯獨民主,不但可以開啟民智,且一旦開啟,就不可逆轉之。五四是不是開啟了民智呢?我看是蒙蔽和開啟兼有之、並包之。
- posted on 05/02/2009
英美派和法日派,也許爭執有道,不無根據,但是, 從魯迅一方看來,其書中介紹其之尼采思想,是他向西之行之邊界了。我們不知道他的思維中自由主義資源。我們說,在兩個層面,魯迅給人的啟示不弱。一個啟示是,作為一個批評家,他可以罵倒一切,從歷史到現實。自由主義就是一個自由罵斥主義。比如,美國之新聞自由,就是罵斥政府。一直罵到底,終其一生——很多美國報人、作家,就是這樣。魯迅之罵斥,原則上無錯——雖然,我們並不必涉入他官司千種的罵斥細目,來確認其真其假,其對其錯。反正,罵斥,無錯也。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罵以後,是不是指出前途。比如,胡適之在大陸淪陷以前,就不單是罵了,而是指出自由民主之前途。這樣,罵斥分兩種,一種是預期有前途,有預設,有目的之罵斥。罵後,革命後,是要建設憲政,從西方歷史,學術種種汲取營養——還有一種,就是,罵只是罵,罵無前途,革命後做啥,不知道——最壞的,就是知道革命,也知道罵,但是,回到前此說法,故君子可欺以其方!毛,就是也罵,要到地主床上滾一滾,也指出前途,指出“民主”,但是,骨子里,是欺以其方——這樣,國人以為毛氏聯合政府啊,社會主義啊,就是預設,就是前景,就一家伙跑到1949年。這樣,不單胡適的自由主義前景沒有了,魯夫子要罵斥的權利也被一並取締。所以,指出一個最為簡單不過的道理,就是,革命可以開啟民智,也可以蒙蔽民智——唯獨民主,不但可以開啟民智,且一旦開啟,就不可逆轉之。五四是不是開啟了民智呢?我看是蒙蔽和開啟兼有之、並包之。
- Re: (接上)重真五.四一、二事网址posted on 05/02/2009
- Re: (接上)重真五.四一、二事网址posted on 05/03/2009
reposted - posted on 05/03/2009
“自由主义就是一个自由骂斥主义。”
不是吧。自由主义并不是用反对什么来定义自己的。自由主义是提出正面主张的。
自由主义自己是无脚故无法自己站立的。自由主义能否站立是依赖于人们的决定和
行动的。不侵犯别人,那是从孔子就说的,但还是有很多人侵犯别人。原因除了人
们的野蛮之外,还包括人们并不是很有意识地做决定并行动以不允许自己被别人侵
犯。中国的多数人们至今不自由,不是因为他们野蛮(例如不听孔子教诲),而是因
为他们愚昧(不 做决定并行动以不允许自己被别人侵犯)。所以自己无脚故无法自己
站立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至今还是无法自己站立。
“唯独民主,不但可以开启民智,且一旦开启,就不可逆转之。”
“一旦开启,就不可逆转之”,那也不是吧。世上的人事没有任何不可逆转的,都
是决定于人们脑子里怎么想的。人事任何没有历史的必然,除了最后整个人类随银
河灭绝或在银河灭绝前灭绝。 - Re: (接上)重真五.四一、二事网址posted on 05/03/2009
zili wrote:这样,国人以为毛氏联合政府啊,社会主义啊,就是预设,就是前景,就一家伙跑到1949年。这样,不单胡适的自由主义前景没有了,鲁夫子要骂斥的权利也被一并取缔。所以,指出一个最为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革命可以开启民智,也可以蒙蔽民智——唯独民主,不但可以开启民智,且一旦开启,就不可逆转之。五四是不是开启了民智呢?我看是蒙蔽和开启兼有之、并包之。
自立这个新“兼容并包”论有意思。 - Re: (接上)重真五.四一、二事网址posted on 05/03/2009
很多人论民主自由时,多数时候是把眼光放在那些知识分子和政客的身上。实际,民
主自由不仅是一件精英们的事情,而且是所有人们的事情。知识分子们只是在自己
practice 自由的同时向所有的人们鼓吹自由而已。在所有人们(或多数人们)都自愿
地选择了自由并用行动来保护自由之前,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真的持久自由的,因为
有些其数量足够引起其他人们的生活的大变化的人们会选择不自由并用行动来摧毁
自由。中国的1949就是那样的例子。 - Re: (接上)重真五.四一、二事网址posted on 05/03/2009
中国现在的人们的命运是他们每个人的先辈们在1949年和1949年前的自主的决定和行
动(和不决定不行动)造成的。那种“共党绑架了整个中国的人们”的说法是站不住
脚的。实际是,整个中国的多数人们在1949年前自主地帮助共党、致使共党在1949年
后绑架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直到今天,虽然主流的舆论都说中国的多数民众都反
对共党,实际还是有足够多的人们拥护共党以至于共党还能统治中国的人们很多很
多年。 - Re: (接上)重真五.四一、二事网址posted on 05/03/2009
即使1989年的抗议活动真的引起了民主制度的实行,中国也还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
因为多数人们的脑子里想的和过去并无多大的不同。民主自由不是一个按钮,也不
是某人(无论是精英还是什么)一按那按钮就万事大吉了。民主自由是每个人的事情,
是每个人的决定和行动。 - posted on 05/03/2009
现在再看《群魔》(也有新译本娄自良的,《鬼》)。已经写好一文。
就是俄国陀斯妥耶夫斯基反对革命,反对虚无主义,反对无神论。
老陀事情也有一部电影叫做《彼得堡邪魔》。讲他如何告密。他说,他流放十年,“罪有应得”——
就是承认认同革命党错误。
问题何在?在于俄国人没有听从这个反革命。二月到十月,是一个魔鬼上身。
辛亥到49是又一个魔鬼上身。
什么是鬼?就是群魔——革命党。
现在国内人都看《潜伏》。说的也是革命导致异化和人性变态。
所以,国人为什么要跟着跑——为什么不听反革命者的话——不听王国维陈寅恪的话,是一个问题。
以俄为师,也没有以老陀等贤者为师而是以列宁为之。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俄国这个革命选择解释了,写出文章了,国人一百年的错误可以稍许澄清。
圣君,小棣是不是来写?
玛雅是不是有卓见?
我在想这个事情。没有想清楚。
五四,就是这个过程的开端?
俄国人1906年?出了一本争论集《路标》,也是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路径选择错误。
看来,预言往往对,人民不跟,革命不认。最后一塌糊涂。
谢谢跟贴。
再谈。
下面贴《鬼》开篇引圣经文字——
“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主按照他们的央求准许他们进入猪群里面。主改变了他们的活动领域,他们就无法再进入人里面骚扰人.主的许可一出,污鬼们马上就进入了远处山上正在吃食的猪群里面。鬼离开人后到进入猪群之前的那段时间,尽管无法显现自己,但仍旧是存在的。
当鬼进入猪群里面的那瞬间,猪就好像发疯似地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
周边的人来发现平时令人头疼的精神病患者得到洁净了,但人们维持生计的手段——两千头猪却全都死了。所以人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因为他们想,耶稣如果再赶几次鬼,全城的猪就会一头也不剩。总之,鬼并不是一种精神现象,而是实际存在的。
污鬼们一进入猪群中,猪群就全都死了。鬼毁灭的特性通过猪群暴露无遗。污鬼们说自己是群。他们原来是在战场上覆没的几千名军人。鬼总是按照自己的性质伤害人”。(见《庇哩亚新书魔鬼论》/《路加福音》/《鬼》)
- posted on 05/03/2009
我觉得五四运动的政治作用、启蒙作用都被夸大了,事实上五四时期的启蒙并没有触及到普通的民众,而且这一段文化思想界的活跃很快就被全国上下的救亡运动席卷,少数人或许先知先觉,但大部分人根本没有理性思考的余地,军阀混战再到后来抗日、内战,至于49年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已经跟五四没有什么关系了,而是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假如没有五四,我想毛主席也会用别的什么主义打下江山的。
至于启蒙和蒙蔽,我想还是要肯定五四时期对于国民启蒙的开启作用,就像一扇窗子打开了,阳光和风就会进来一部分,屋子里的空气成分就会更新,虽然这个过程很缓慢,但总是好的。蔡元培的铜像至今还立在燕园的几棵绿树之间,阶下时常有不知谁送的鲜花,“诗人们虽然都沉在水底,灵魂们却像一条鱼,偶尔从水面跃起”。
- posted on 05/07/2009
五四是个大话题. 90周年之际café只有自立一贴, 而且没有多少跟贴讨论,有些遗憾. 我在想, 是不是现在谈五四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人们不愿意谈.或者五四属于老生常谈,不值得一谈. 简单查了一下, 好像cafe谈五四并不是很多. 所以,谈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件事,同意自立. 蔡元培不应该是五四主将. 作为在场的校长,学生因为"凡尔赛和約"的游行抗议活动把他推到这么一个位置上--营救学生,甚至同情学生反对政府的某些做法, 不能说明他就是主将. 相反, 不在场的陈独秀的确是五四的精神领袖. 如果把整个新文化运动算在内.蔡领导的北大是五四运动的摇篮.但是蔡本人是信奉和追求"教育救国"的教育家(改革北大,创立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 医学院等等).
关于第二件事, 陈独秀的激进是没有争议的. 但是当时引进马列思想的主要是李大钊. 陈提出的是德塞(民主与科学). 这里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且创建了共产党. 自立在这个问题上只有批判(还有点讽刺), 缺少更深一些的分析. 我的看法是, 这是一种必然. 这好像和很多人包括官方学术的看法(主流)一致, 其实不然. 主流看法是历史地看问题, 我不完全否认这种看法,但是我觉得不够深刻和全面.
首先,陈等人的激进是选择共产主义的直接原因. 激进的意思就要全面否定旧的马上建立新的, 也就是革命. 在当年,最先进的革命思想就是马列主义. 所以接受马列, 对激进者来说,是最自然最逻辑的选择了. 这就是我说的必然的意思. 同一战壕里的胡适的那套"全盘西化"为什么没有被选择? 因为胡的美国实用主义的那一套思想应用到政治上还不够激进, 不够革命, 自然就不会被激进者选择.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没有选择西欧马克思主义(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的意识形态前身)? 而偏偏选择俄国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 显然前者没有后者更进步或者说更革命.
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一直接原因. 其实,和民主科学等其他西方思想一样, 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求甚解的. 自立也指出这一点. 有趣的是, 这些最早接受马列主义的人, 没有一个是在其发源地和流行地--欧洲留学直接取经的. 而都是从日本引进的, 属于二手货. 参加共产党成立的人,一大半是留日背景的人, 另一半是在本土接受马列的. 甚至还有一个留日的留学生代表参加. 其实共产党这个名字就是日语. Community是公社,社区的意思. 日语把它翻译成共产. 我想,当年要是在本土用中文直接翻译, 多半不会翻译成共产. 但是, 日本也不是热衷马列主义的国家. 日本只是把马列主义当作西方思想的一个流派来介绍研究. 其研究的深度本身就有限. 所以,可想而知, 当初国人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就更可怜了. 象李大钊的有些文章几乎就是照搬日本学者的研究观点和结论.但是, 有一点很清楚, 就是马列学说的革命性, 颠覆性. 对激进者来说,具有吸引力. 其实,马克思本人也存在类似问题. 年轻时先发表共产主义宣言, 号召推翻资本主义, 然后再近毕生精力研究资本主义制度. 从严谨的学术意义上说, 你应该先把它研究透了, 证明它确实不好,然后再推翻它.
我提这些就是想说, 当年的这些人, 并不是等真正研究理解马列的革命理论后再行动. 而是出于本身激进革命的动机, 发现了一种符合自己革命愿望的理论,马上就赋之实践. 原因在自身的激进因素.(顺便说一句的是, 可能和自立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陈独秀本人一直就不是一个真正信仰和接受了共产主义者. 而是先民族主义者,伟大的爱国者, 为了统一中国,他愿意共产党接受国民党领导. 当然,最后他转变为民主主义者).
那么,光说激进还不是最根本的根源. 而且激进也不是严谨的表达. 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激进. 不能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苦难深重,激进的人救国心切. 因为看到苦难深重的不仅仅是这些主张激进的人.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 他们并不是像这些人在文化和政治上主张激进. 这种激进的思想方式实际上就是前一阵cafe讨论过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模式的结果. 经验主义的思考模式往往很难导致激进思想和行为。 因为经验主义者注重经验的积累, 对传统有亲切感, 看重今天和昨天的联系. 所以经验主义者的进步往往是进化式的, 而不是革命式的. 理性主义者往往相反. 一方面, 他今天一旦发现这个东西不对, 马上就要推翻它,换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对不对, 使用它明天会不会更糟糕? 他不管. 反正你旧的东西按照真理的逻辑是不对的, 就要推翻. 另一方面, 他一旦今天发现新的真理, 今天的就要实现. 不管其他人是否能够消化, 吃得消还是吃不消. 因为他认定了那个理. 可以说,当年五四中选择了马列主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理性主义(或者说唯理主义或者说唯智伦, 术语不同,意思一样)的思维模式.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这一点没有. 说这些也就转到第三件事, 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民主科学的成分, 于是就被这些激进的人全面否定. 五四的这种观念影响了几代人. 正像自立所说, 破坏性是很大的. 甚至有时候反传统越激烈, 越说明(显得)越具有自由主义精神. 这种做法首先逻辑就不通. 没有民主科学成分, 你加进去就好了. 如果有冲突的地方, 你否定那些地方就是了, 为什么要对传统文化否定的那么彻底?这就好比一个人的每日饮食不健康, 缺少蔬菜水果. 那他就添加一些蔬菜水果就是了,没有必要彻底改变他的全部饮食. 否则结果搞得他自己肠胃不适应. 事实上, 相当多的文化传统和甚至风俗是中性的(从进步和反动的意义上说). 你要搞现代化, 这些文化传统和风俗根本不妨碍你搞现代化. 英国和日本在这方面都有很好了例子.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我上面说, 即使我们要变革传统文化, 底线应该是按照经验主义的进化方式进行. 今天始终和昨天有一种联系, 不能完全断裂.
自立 wrote:
——兼议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 posted on 05/07/2009
还真是,五四过去九十年,其实并不远,那一年出生的婴儿现在很可能还在世,很多那个时候争论的问题现在还有效。
关于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殷海光好像也有过类似观点。可是在我看来,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岂是那么容易就被否的?激进的共产主义之后还不是党天下?温良恭俭让没了,厚黑发扬光大了。市场经济有了,公平没了。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啊,结果就是传统社会的权贵加上罪恶的资本化人格。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时否的还不够,激进的还不到位,暴风雨应该来的更猛烈些,我们还应该更理性主义一些。
st dude wrote:
五四是个大话题. 90周年之际café只有自立一贴, 而且没有多少跟贴讨论,有些遗憾. 我在想, 是不是现在谈五四是挺尴尬的一件事情, 所以人们不愿意谈.或者五四属于老生常谈,不值得一谈. 简单查了一下, 好像cafe谈五四并不是很多. 所以,谈一下我的看法.
那么,光说激进还不是最根本的根源. 而且激进也不是严谨的表达. 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激进. 不能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当时的中国苦难深重,激进的人救国心切. 因为看到苦难深重的不仅仅是这些主张激进的人.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看到了. 他们并不是像这些人在文化和政治上主张激进. 这种激进的思想方式实际上就是前一阵cafe讨论过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模式的结果. 经验主义的思考模式往往很难导致激进思想和行为。 因为经验主义者注重经验的积累, 对传统有亲切感, 看重今天和昨天的联系. 所以经验主义者的进步往往是进化式的, 而不是革命式的. 理性主义者往往相反. 一方面, 他今天一旦发现这个东西不对, 马上就要推翻它,换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对不对, 使用它明天会不会更糟糕? 他不管. 反正你旧的东西按照真理的逻辑是不对的, 就要推翻. 另一方面, 他一旦今天发现新的真理, 今天的就要实现. 不管其他人是否能够消化, 吃得消还是吃不消. 因为他认定了那个理. 可以说,当年五四中选择了马列主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理性主义(或者说唯理主义或者说唯智伦, 术语不同,意思一样)的思维模式.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这一点没有. 说这些也就转到第三件事, 五四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没有民主科学的成分, 于是就被这些激进的人全面否定. 五四的这种观念影响了几代人. 正像自立所说, 破坏性是很大的. 甚至有时候反传统越激烈, 越说明(显得)越具有自由主义精神. 这种做法首先逻辑就不通. 没有民主科学成分, 你加进去就好了. 如果有冲突的地方, 你否定那些地方就是了, 为什么要对传统文化否定的那么彻底?这就好比一个人的每日饮食不健康, 缺少蔬菜水果. 那他就添加一些蔬菜水果就是了,没有必要彻底改变他的全部饮食. 否则结果搞得他自己肠胃不适应. 事实上, 相当多的文化传统和甚至风俗是中性的(从进步和反动的意义上说). 你要搞现代化, 这些文化传统和风俗根本不妨碍你搞现代化. 英国和日本在这方面都有很好了例子.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我上面说, 即使我们要变革传统文化, 底线应该是按照经验主义的进化方式进行. 今天始终和昨天有一种联系, 不能完全断裂.
自立 wrote:
——兼议张耀杰新书《北大教授与<新青年>》 - posted on 05/07/2009
可能类似1989,那时的大学生们谁愿意听那些慢条斯理的逻辑论证呢?谁嗓门高、谁
激进谁就获得注意力。“运动”一般本身就是盲动。但有几个有耐心读或听慢条斯
理的逻辑论证呢?加上“爱国”的急切心情,就更没耐心了。加上很多谬误都是看
着很好看、听着很好听的、若无慢条斯理的逻辑论证是无法看出听出那些谬误之所
在的,多数人们就跟着那些谬误走上了试错(trial and error)的路。有些试错(trial
and error)的结果(如revolution的结果)是难以逆转的。古今中外政府或关于政府
的大动作,有多少是经过慢条斯理的逻辑论证的?有多少人(lay persons)关心那样
的逻辑论证?没有几个。他们认为那都是专业“学者”们的事,和他们自己无关。
怎么能无关呢?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事怎么能无关呢?
关乎自己身家性命的事,却没有几个人真的关心,倒更关心怎么跟着好听好看的跑。
实际上,若中国共产党的头领们不那么神经兮兮地整天提心吊胆,放开一点,整个
中国的多数人们都会感到很幸福,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什么自由之类的东西,他
们从来就未关心过,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赚钱如何花费如何弄几个二奶。他们不在乎
自由不自由,那些自由主义的“精英”人士们整天在那里着急有什么用?自由是一
个神话,是精神独立思想批判的精英们欣赏的一个神话。精神独立思想批判的总是
少数。那些人士中的一些要发动民众去争自由。一些民众可能也跟他们走走,但那
些民众并不是要去争自由,而是要趁机从那些富者家里拿走一些财宝,他们根本就
不知道自由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想知道。自由不自由是关乎身家性命,但他们并
不关心那事。美国的不是也一样吗?看看奥主席就职典礼时的盛况吧。自由是一个
神话。自由的真龙让那些爱龙画的差点被吓死,起码吓得裤子里屎尿横流。 - posted on 05/08/2009
自立大作史实也丰富,不偏执一端,就事论事,这些都很好。只是最
后一句靠题,还是有些急。
拖到今天下午才细读,也是最近心绪不宁。自立,还有圣都提到的多
是国史,我把五四的导火索--巴黎和会的情绪转述一下。
了解一下大环境,对五四的话题可以剖析得更透彻:
The Peace Conference
President Wilson -- Europe, when the President touched its shores, was as clay ready for the creative potter. Never before were the nations so eager to follow a Moses who would take them to the long-promised land where wars are prohibited and blockades unknown.
Council of Ten
They were the merest nivic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graphy, ethnology,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history were sealed books to them. Like the Rector of Louvain University, who told Oliver Goldsmith that, as he had become the head of that instituion without knowing Greek, he failed to see why it should be taught there, the chiefs of State, having obtained the highest posi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without more than an inkling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re unabl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mastering them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repairing the omission as they went along...
What they lacked, however, might in some perceptible degree have been supplied by enlisting as their helpers men more happily endowed than themselves. But they deliberately chose mediocrities. It is a mark of genial spirits that they are well served, but the plenipotentiaries of the Conference were not characterized by it. Away in the background some of them had families or casual prompters to whose counsels they were wont to listen, but many of the adjounts who moved in the limelight of the world-stage were gritless and pithless.
As the heads of the principal Governments implicitly claimed to be the authorized spokesmen of the human race, and endowed with unlimited power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is claim was boldly challenged by the people's organs in the Press. Nearly all the journals read by the masses objected from the first to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group of Premiers, Mr. Wilson being excepted...
Council of Ten shrank to Council of Four(Wilson, Clemenceau, Lloyd George, and Orlando)
the Conference became less and less like a frank and open discussion of the future of mankind, more and more like some old-fashioned diplomatic conspiracy.
The Paris of the Conference
ceased to be the capital of France. It became a vast cosmopolitan caravaqnserai teeming with unwonted aspects of life and turmoil, filled with curious samples of the races, tribes, and tongues of four continents who came to watch and wait for the mysterious tomorrow.
An Arabian Nights' touch was imparted to the dissolving panorama by strange visitants from Tartary and Kurdistan, Korea and Azerbaijan, Armenia, Persia, and the Hedjaz--men with patriarchal beards and scimitar-shaped noses, and others from desert and oasis, from Samarkand and Bokhara. Turbans and fezes, sugar-loaf hats and head-gear resembling episcopal mitres, old military uniforms devised for the embryonic armies of new states on the eve of perpetual peace, snowy-white burnouses, flowing mantles and graceful garments like the Roman toga, contribute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dreamy unreality in the city where the grimmest of realities were being faced and coped with.
Then came the men of wealth, of intellect,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 and the seed-bearers of the ethical new ordering, members of economic committe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Italy, Poland, Russia, India, and Japan, representatives of naphtha industries and far-off coal mines, pilgrims, fanatics and charlatans from all climes, priests of all religions, preachers of every doctine, who mingled with princes, field-marshals, statesmen, anarchists, builders-up and pullers-down. All of them burned with desire to be near to the crucible in which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s of the world were to be melted and recast.
Every day, in my walks, in my apartment, or at restaurants, I met emissaries from lands and peoples whose very names had seldom been heard of before in the West. A delegation from the Pont-Euxine Greeks called on me, and discoursed of their ancient cities of Trebizond, Samsoun, Tripoli, Kerassund, in which I resided many years ago, and informed me that they, too, desired to become welded into an independent Greek Republic, and had come to have their claims allowed. The Albanians were represented by my old friend Turkhan Pasha on the one hand and by my friend Essad Pasha on the other--the former desirous of Italy's protection, the latter demanding complete independence. Chinamen, Japanese, Koreans, Hindus, Kirghizes, Lesghiens, Circassians, Mingrelians, Buryats, Malays, and Negroes and Negroids from Africa and Amerca were among the tribes and tongues forgathered in Paris to watch the rebulding of the political world system and to see where they 'came in.'...
Dr. E. J. Dillon on the Peace Conference, 1920 - posted on 05/08/2009
也许世俗说就是知识分子领头羊领的对错问题。
对了,就会有草吃,错了,就领到大灰狼里去了。
日本就对,国内政策,明治维新——主要看坂原退助等反对党——英法美,加上
凯末尔,也对。不是说完美无缺。
中国俄国就领错。现在,还是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胡绩伟等).
所以,说五四是五位杂成,没意义——主要看你取得什么主要味道?——不然就是鞋铺橱窗,
都平放着,任你选择。这就是无意义。
个人主义其实只是一种核心,操作还是集体主义(用词不当),国家行为(这个东西开始于马基亚非力,就是国家行为代替上帝和道德;是西方国家主义滥觞)——就是阿伦特说的,自由民主平等一切东西要有载体——不是一个个个人就是自由;不是,是关于言论结社和组党的法和组织行为保障之——这个法,针对人民社团,大家参加。不是李敖说的个人主义解决一切。他是知一,不知二(近来这个老东西更加从共;——见他的《蒋介石全传》,和汪荣祖同撰?)。所以,易卜生主义就是从个人到个人,最后就是丁玲式被批判。
总之,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错误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转了个弯子又回来了,叫做由党实行改革,回到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你看看!
XW,默克已在北京,在一个网站供职。
明天带他去潘家园。上次去了三联和琉璃场。他现在很好。 - Re: 重真五.四一、二事posted on 05/08/2009
"激进的还不到位, 再更猛烈些.." 这些想法过去都是这么做的, 直到文革是最高潮. 完全丢掉传统的根基, 就像我们到了一个新地方一样, 肯定迷路, disoriented.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再具体详谈.
巴黎雪 wrote:
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时否的还不够,激进的还不到位,暴风雨应该来的更猛烈些,我们还应该更理性主义一些。 - posted on 05/08/2009
是,中国有病,社会需要革新,但好像总是激进的不是地方,这主义那主义,方向易走偏,力度不好把握,总之到头来我们什么主义都不是,还在原地打转。
想来也怪,英法资本主义革命前夕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是去政治化的,但结果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实现,而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参政议政平天下,但到头来领错路。
一个社会能够朝着最不坏的方向发展,须仰仗个人和社会层面的自由和民主参与,但此种结构性变革在中国似乎很难达成,或许是当年的新文化运动未能延续和落实,或许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身也还启蒙得不够。
zili wrote:
也许世俗说就是知识分子领头羊领的对错问题。
对了,就会有草吃,错了,就领到大灰狼里去了。
日本就对,国内政策,明治维新——主要看坂原退助等反对党——英法美,加上
凯末尔,也对。不是说完美无缺。
中国俄国就领错。现在,还是要回到新民主主义(胡绩伟等).
所以,说五四是五位杂成,没意义——主要看你取得什么主要味道?——不然就是鞋铺橱窗,
都平放着,任你选择。这就是无意义。
个人主义其实只是一种核心,操作还是集体主义(用词不当),国家行为(这个东西开始于马基亚非力,就是国家行为代替上帝和道德;是西方国家主义滥觞)——就是阿伦特说的,自由民主平等一切东西要有载体——不是一个个个人就是自由;不是,是关于言论结社和组党的法和组织行为保障之——这个法,针对人民社团,大家参加。不是李敖说的个人主义解决一切。他是知一,不知二(近来这个老东西更加从共;——见他的《蒋介石全传》,和汪荣祖同撰?)。所以,易卜生主义就是从个人到个人,最后就是丁玲式被批判。
总之,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错误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转了个弯子又回来了,叫做由党实行改革,回到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你看看!
XW,默克已在北京,在一个网站供职。
明天带他去潘家园。上次去了三联和琉璃场。他现在很好。 - posted on 05/08/2009
吾生也晚,对于文革只是道听途说,愿听详情。
只是文革完全丢掉传统,在我看来是政客的洗脑运动,跟文化以及激进好像都没什么关系,那时候的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且干了很多。倒是现在看来,亿万民众一夜之间变成机器,愿意被洗脑,自动放弃人性,让人不寒而栗。
st dude wrote:
"激进的还不到位, 再更猛烈些.." 这些想法过去都是这么做的, 直到文革是最高潮. 完全丢掉传统的根基, 就像我们到了一个新地方一样, 肯定迷路, disoriented. 当然,这个问题可以再具体详谈.
巴黎雪 wrote:
从这个角度来说,五四时否的还不够,激进的还不到位,暴风雨应该来的更猛烈些,我们还应该更理性主义一些。 - Re: 重真五.四一、二事posted on 05/08/2009
你两总算拉到一块去了,互相鼓励,必能更上一层楼。那回在广州吃
了默克的嘴短,见了默克还是欣喜的,昨晚还翻了他通过你转寄的骆
一禾诗集。
烟多抽,酒少喝,遇了麻烦还有我:)
zili wrote:
XW,默克已在北京,在一个网站供职。
明天带他去潘家园。上次去了三联和琉璃场。他现在很好。 - posted on 05/22/2009
关于五四,反思过度也不好。五四中的行动,比起以后打土豪,分田
地,或者之前的军阀混战,之外的一战,之内的割据,都算不上太过
火。首先有这个大背景。再说,革命还不是绣花针。要说细,五四派
的周作人、沈丛文、张受玲就很细。还有五四后的学衡派,那个精细
,有国外科学人文的真趣。
君子知退,但世间还是有圣教徒,烈士。圣人与先知,总是历史中的
两面,孔子是圣人,蔡是准圣人,陈、胡、鲁就当先知吧。陈寅恪吴
宓等的学衡派,虽说是反五四,也是五四新文化莫大的收获。
白话文极其必要,没有新文化的载体,肯定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文化
,思维又是几千年的老路。我不相信文化与载体无关这个超新语言学
的说法。白话文与世界接轨,新文化给群生开创一个新局面,新活力
,以后怎么发展,怎么成熟,还不是后来人的事。
世间有理想国,有乌托邦,但实际中的情形要参照实例。写乌托邦的
那摩尔,身居高位,亦蒙大辟,最先的处罚更厉:
====
1533年,享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法令,宣布他是英国教会的首领。此
外,他与安妮*博林重婚也被认为有效,而博林之女(即后来的伊丽莎
白女王)则被宣布为英国王位合法继承人。全英国最杰出的人物,包
括摩尔在内,都必须宣誓承认英国是国教会的首领。摩尔因拒绝而被
关进伦敦塔。他在那里关了一年多。他坚不吐露他拒绝宣誓的理由。
1537年7月1日,他经由法庭特种委员会审讯,有一个暗中派到狱中摆
布他的名叫里奇的人,出面作假证来控告他。摩尔为自己辩护,神色
自若。可是,他还是被判有罪。判词是:送他回到伦敦塔,从那儿把
他拖过全伦敦城解到泰柏恩行刑场,在场上把他吊起来,让他累半死
,再从绳索上解开,乘他没断气,割去他的生殖器,挖出他的肚肠,
撕下他的心肺放在火上烧,然后肢解他,把他的四肢分钉在四座城门
上,把他的头挂在伦敦桥上。
可是英王命令单把他断头,以代替这种刑罚。摩尔听见后说:天呀!
救救我的朋友们免叨这样的恩惠吧!
http://www.mayacafe.com/forum/topic1sp.php3?tkey=1132690115
这也是我们所知世间最强大,最理想的国家的实际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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