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是一位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在她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她写就了多篇小说和论文、一本旅行书简、一本法国大革命史、一本行为手册以及一本童书。《女权辩护》(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这本书里,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并还继而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
对普通大众——特别是女权主义者而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生要比她的作品更吸引人们的注意,这主要是由于她另类的生活方式。在与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威廉·戈德温结婚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曾与两个男人有过两段不幸的爱情:其一是画家亨利希·菲斯利,其二是商人吉尔伯特·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与戈德温有一个女儿,即是《弗兰肯斯坦》的作者玛丽·雪莱。38岁时,沃斯通克拉夫特死于产后并发症,并遗留下几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后,戈德温出版了<<女权辩护作者传页面女权辩护>>(1798年),其中透露了她另类的生活方式。本为纪念妻子的戈德温,却在无意之间将她的名誉破坏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但是,随着20世纪初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性别平等的提倡以及对传统女性特质的批评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在现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视作是女权主义哲学家。的鼻祖之一,而女权主义者们也经常会提到她的生活与作品。
早年生活
1759年4月27日,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斯毕塔菲尔德。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的时候,其家庭的收入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可是,她的父亲却将家产耗费在了投机生意上,从而导致整个家庭逐渐地陷入了财政困难。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少女时代是随着家庭的颠沛流离度过的。最后,他们的财政状况已发展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以致于她的父亲甚至动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后将继承的遗产。此外,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父亲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酒醉后便会对妻子拳脚相加。在这种环境下,年少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了保护她的母亲,经常在其母亲的卧室门外向父亲撒谎。同时,沃斯通克拉夫特还对妹妹们承担起了母亲的责任,并在她的一生中都精心照顾着两个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与伊利莎(Eliza)。譬如,在1784年,她劝服了可能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的妹妹伊利莎,让她离开其丈夫与幼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还为伊利莎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计划——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她敢于挑战社会准则的勇气。但是,这件事也让伊利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遭到社会的谴责外,不能再婚的她只能选择孤苦伶仃地度尽其一生。
两段友情塑造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贝弗利与简·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们俩经常在一起读书,并一同倾听阿登的父亲——一位自封的哲学家及科学家——发表的演说。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爱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围,并珍视她与阿登的友谊,有时甚至还带有情感上的希望拥有。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给阿登写的信中,她写道:“我已经形成了对友情的浪漫观念……我对自己对爱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一点奇怪;我要么就必须拥有第一位,要么就不要。”这种在写给阿登的一些信里已展现出的易变而忧郁的情绪,后来伴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二段友情,是同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的友情——这段友谊对她而言更为重要。范妮是克莱尔夫妇(Clares)的女儿,也正是这对夫妇把她介绍给沃斯通克拉夫特;沃斯通克拉夫特视布拉德为打开她心扉的人。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78年便开始独自生活,并找到了一份伴护的工作——陪伴居住在巴斯的一位寡妇萨拉·道森(Sarah Dawson)。但是,与这位脾气暴躁的女人相处并不容易(她曾在其《女教论页》(1787年)中提到该事)。1780年,她回到了家中,以照顾自己重病的母亲。在她的母亲过世后,沃斯通克拉夫特并没有回到道森夫人身边,而是搬到了布拉德的家中。在与布拉德一家共同生活的两年中,她把布拉德视为自己的偶像——尽管布拉德要比沃斯通克拉夫特更为注重传统的女性价值。在其一生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没有中断对布拉德与她的家人的援助: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她曾多次向布拉德的兄弟提供金钱上的帮助。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与布拉德一同幻想过自己的理想天地:她们曾计划租下几间屋子,并在精神与金钱上相互支持着生活,但她们的梦想却由于其经济现状而破灭。为了维持生计,沃斯通克拉夫特姐妹与布拉德在一处非国教徒居民区纽因顿格林开设了一间学校。不久后,布拉德便与休·斯基斯(Hugh Skeys)订婚并结婚。但由于她的健康状况不稳定,结婚后不久,布拉德便被她的丈夫带去欧洲大陆疗养。怀孕后,布拉德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得不在1785年放弃了学校,并来到她的身边照料她,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另外,被放弃的学校也在不久后倒闭。布拉德的死,除了对沃斯通克拉夫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外,还为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一篇小说》(1788年)提供了部分的灵感。
“新女性之先”
在布拉德死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们为她谋取到了一份给英裔爱尔兰人金斯伯勒家(Kingsborough)的女儿们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尽管与金斯伯勒夫人相处得并不是十分愉快,但孩子们却喜欢她并受到了她的影响;一名学生玛格丽特·金(Margaret King)在后来说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让她的头脑不再受迷信支配”。沃斯通克拉夫特在这一年里的一些经历,在后来被写入了她的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1788年)中。
无论是高贵还是贫贱的女性,其职业选择的范围都被压缩得十分狭小——在《女教论》的一章“女性的不幸境遇,上流社会的教育,以及失之交臂的命运”(Unfortunate Situation of Females, Fashionably Educated, and Left Without a Fortune)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生动地描述出了这一人为设置的障碍——对她而言,在辞去担任了一年的家庭教师工作后,她决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而实际上,成为一名作家的选择是十分大胆的,因为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哪位女性能靠写作来养活自己。在1787年写给她妹妹埃弗里娜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谈到自己想要成为“新女性之先”。不久以后,她搬到了伦敦,并接受了一位思想开明的书商约瑟夫·约翰逊的帮助,在一处地方定居下来,并依靠写作自给自足。她学会了法语和德语,并翻译了一些著作,其中较为知名的是雅克·内克尔的《宗教观点的重要性》(Of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Opinions)与克里斯蒂安·扎尔茨曼的《道德素质》(Elements of Morality, for the Use of Children)。她还曾为约翰逊的杂志《分析评论》写作过一些评论与小说。在这段时期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思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不仅源于她为撰写评论而进行的大量阅读,还应归功于她结识的众多朋友:她在约翰逊的名流宴会上认识到了许多知识渊博的人,其中有思想激进的作家托马斯·潘恩与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威廉·戈德温。在戈德温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次见面中,他们对对方都感到十分失望。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整个晚宴里都在质问戈德温,并几乎在每个议题上都对戈德温持反对意见。对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约翰逊更像是一位朋友;在她的信件中,约翰逊被比作为父亲与兄长。
在伦敦期间,沃斯通克拉夫特与已婚的画家亨利希·菲斯利发展出了一段关系。她曾写道,她痴迷于他的才情、“他高贵的心灵、敏捷的理解力,以及高尚的同情心”。她打算同菲斯利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并与他保持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关系;但是,菲斯利的妻子却对此无法接受,并破坏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与菲斯利的关系。在被菲斯利拒绝后,沃斯通克拉夫特来到了法国。她前往法国的原因有二,其一为躲避该次事件造成的羞辱,其二为参与她前不久在《男权辩护页面男权辩护并不存在,英语维基百科对应页面为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年)中所歌颂的法国大革命。《男权》一书是为了回应保守派作家埃德蒙·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1790年)中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而写作的,这本书令她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将她与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相提并论,例如神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以及潘恩,后者写作有《人的权利》(1791年)一书,该书因其对伯克观点的反驳而名闻于世。《男权》中概述出的观点在后来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并最终形成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且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女权辩护》(1792年)。
法国,吉尔伯特·伊姆利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占杜丽舍宫,法国大革命进一步展开1792年12月,沃斯通克拉夫特离开伦敦,并在路易十六被处决前的大约一个月时抵达巴黎。当时,整个法国已经陷入了混乱。她结识了不少如海伦·威廉斯一样旅居巴黎的英国人,并加入了他们的小圈子。在完成《女权》一书后不久,沃斯通克拉夫特便决定将她的想法付诸试验。在法国大革命所营造的理性气氛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进行了一场实验性质的恋爱:她在法国结识了一位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利,并与他陷入热恋之中。尽管伊姆利并不愿与她结婚——无论她的意愿如何,但从表面上来看,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经彻底地爱上了这个她心目中的完美男人。而且,虽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女权》一书中极力抵制男女的性关系,但伊姆利显然唤醒了她对性的激情与兴趣。不久后,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怀孕了,并在1794年5月14日产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范妮:用她最亲近的朋友的名字来命名。有了第一个女儿让沃斯通克拉夫特大喜过望,在给她朋友的信件中,她写道:“我的小女孩吸吮得是那么用力,以致她的父亲甚至指望由她来完成《女权》的第二部分”(粗体部分为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所强调)。尽管要承担在国外独自抚育女儿的责任,且其身处法国大革命日趋混乱的局势下,沃斯通克拉夫特依然十分频繁地给她的朋友们写信。在居住于法国北部的勒阿弗尔时,她写就了一本描述早期大革命的史书:《法国大革命起源和进展的历史观和道德观》(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这本书于1794年12月在伦敦出版。
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英国在不久后便向法国宣战,这让旅居法国的英国公民陷入了极度的危险中。为了保护沃斯通克拉夫特,尽管他们并没有结婚,伊姆利在1793年仍然将她注册为了他的妻子。可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些朋友却没有这么幸运;许多像托马斯·潘恩这样的英国人都被当局逮捕,有一部分人甚至被处决(在当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妹妹们也以为她已被当局所拘押)。另外,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离开法国后,为了让其女儿拥有合法性,她在各种场合仍以伊姆利夫人自称——即使在她的妹妹前。
出于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些不满,伊姆利最终离开了她。他曾向沃斯通克拉夫特许诺说,他会在小孩诞生的时候回到勒阿弗尔;但是,当伊姆利许久不归,甚至连一封信也不寄回来时,她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写给伊姆利的信里苦苦地哀求他;如同大部分评论家所描述的那样,她用极度悲哀的措辞(以及在大革命中独自抚育一个婴孩的苦境)来向他解释。
英国,威廉·戈德温
追随着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5年4月回到了伦敦,但却遭到了他的拒绝。1795年5月,她企图自杀(可能使用了鸦片酊),不过伊姆利及时地救回了她的性命(但这一点在现今依然不是很明了)。在最后一次试图赢回伊姆利的尝试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前往斯堪的纳维亚替他进行生意谈判,以努力弥补他的一些损失。在这趟冒险的旅程里,沃斯通克拉夫特只带上了年幼的女儿和一名女仆。在写给伊姆利的信件中,她详细地描述了她的旅行以及思考,这些信件的绝大部分后来都被整理成册,并出版在了《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1796年)中。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到英国后,她总算意识到自己与伊姆利的关系已彻底结束了;于是她再次企图自杀,并给伊姆利留下了这一段话:
让我的罪恶与我一起长眠吧!很快,非常快,我便将永远地安宁了。当你看到这段话,我那燃烧的头颅将会十分冰冷……我将投入那泰晤士河,让人们无法把我从自寻死路中拯救出来。愿上帝保佑你!令你永远都无法感受到你对我造成的伤害。让你的感性被永久地唤醒,让懊悔直达你的心际;并让你被生意和肉欲带来的快感所困扰,让我出现在你的面前,成为你背离正直的牺牲品。
她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出了门,在“让她的衣服被雨淋透,并来来回回地徘徊了约摸半个小时”后,她纵身跳入了泰晤士河里,但却被一位陌生人发现并救起。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理性上仔细考虑了她的自杀行为,并在获救后写成文字:“当死亡的阴影过去,当我被毫无人道地拉回人世间的痛苦时,我只有选择悲伤。但坚定的决心绝不会为失望所阻扰;而我在理性下选择的这一冷静行为,也绝不会发展成为疯狂的尝试。在此方面,我只对自己负责。我并不在意什么名声,在其他情况下我一样会被羞辱。”
渐渐地,沃斯通克拉夫特重新回到了她的写作生活中去,并进入了约瑟夫·约翰逊的小圈子里,还结识了玛丽·海斯,伊丽莎白·英奇博尔德与萨拉·西登斯等人。威廉·戈德温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爱情像是一场漫长的长跑,但最后终于结出了美满的果实。戈德温在阅读了她的《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后,他写下了这段话:“如果曾有一本书,能让一个男人爱上它的作者,对我来说便是这本书了。她讲述了她的悲伤,让我们充满了忧郁,并感动得为之动容;与此同时,她还展现出了能让我们由衷钦佩她的天赋。”当沃斯通克拉夫特再次怀孕后,他们决定结婚以让他们的孩子有个合法的名分。他们的结合揭示出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从未与伊姆利结婚的事实,并导致她与戈德温失掉了许多朋友。戈德温也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因为他曾在其哲学文集《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中鼓吹废除婚姻制度。1797年3月29日,他们正式结婚,然后搬到了位于伦敦萨默斯镇。波利根楼(Polygon)的两间相邻房间中,以维续他们的独立生活;他们通常会经过信件进行交流。尽管在不久后,这段生活便会悲剧般地结束,但不可否认,他们在这段时期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他们的关系亦是十分稳定的。
去世与戈德温的回忆录
戈德温:《女权辩护作者传》(1798年)1797年8月30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下了第二个女儿玛丽。虽然最初的分娩过程看起来十分顺利,但生产后残留下来的胎盘组织却导致了感染:这在18世纪是十分常见的事。在忍受了几日巨大的痛苦后,沃斯通克拉夫特于9月10日因败血症死亡。戈德温被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打垮了,他在给他的朋友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的信件中写道:“我坚信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她的平等。我从我们为让对方快乐而改变自己的经历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现在对快乐已全然不报任何希望了。”她被葬在了圣潘克拉斯旧教堂的墓地里,并在该处为她树立了一座纪念碑;在戈德温死后,他俩的遗体被合葬在了伯恩茅斯。她的墓碑上写着:“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女权辩护》的作者:生于1759年4月27日:亡于1797年9月10日。”
1798年1月,戈德温出版了他的《女权辩护作者传》。尽管戈德温的是带着爱意与同情心展现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真实一面的,但许多读者却为他透露出的内容感到震惊:她的私生女、她的恋爱以及她曾打算自杀的企图。浪漫主义诗人骚塞谴责戈德温“享受着把他死去的妻子剥个精光的快感”;另外,还出现了《The Unsex'd Females》这样的恶意讽刺的作品。在戈德温的回忆录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被描述成一个深陷感性之中而需要用他的理性来平衡的人;此外,与她个人的作品相比,戈德温还夸大了她在宗教上的怀疑主义。戈德温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描述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对她的看法,在当时的一些诗作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点,譬如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沃斯通克拉夫特与菲斯利》(Wollstonecraft and Fuseli)一诗:
你的一生都命运坎坷
从女儿、姐姐、母亲、朋友到妻子;
坎坷的命运陪伴你至死亡呵,
再让戈德温这铁石心肠的人来哀悼你。
- Re: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她的女儿们(1)Mary Wollstonecraft and Daughtersposted on 07/09/2009
哈哈。要看我几年前写的东西吗,关于玛丽。 - Re: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她的女儿们(1)Mary Wollstonecraft and Daughtersposted on 07/09/2009
Please!
小蜜蜂 wrote:
哈哈。要看我几年前写的东西吗,关于玛丽。 - posted on 07/10/2009
(2) 珀西·比希·雪莱
玛丽的女儿们都在为一个男人而活而死,这就是珀西·比希·雪莱。
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年8月4日-1822年7月8日),一般译作雪莱,是一位知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被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
出生于英格兰萨塞克斯郡霍舍姆附近的沃恩汉,其祖父是受封的男爵,其父是议员。12岁那年,雪莱进入伊顿公学,在那里他受到学长及教师的虐待,在当时的学校里这种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雪莱并不象一般新生那样忍气吞声,他公然的反抗,而这种反抗的个性如火燃尽了他短暂的一生。
8岁时雪莱就开始尝试写作诗歌,在伊顿的几年里,雪莱与其表兄托马斯合作了诗《流浪的犹太人》并出版了讽刺小说《扎斯特罗奇》。1810年,18岁的雪莱进入牛津大学,深受英国自由思想家休谟以及葛德文等人著作的影响,雪莱习惯性的将他关于上帝、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想法写成小册子散发给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并询问他们看后的意见。1811年3月25日,由于散发《无神论的必然》,入学不足一年的雪莱被牛津大学开除。雪莱的父亲是一位墨守成规的乡绅,他要求雪莱公开声明自己与《无神论的必然》毫无关系,而雪莱拒绝了,他因此被逐出家门。
被切断经济支持的雪莱在两个妹妹的帮助下过了一段独居的生活,这一时期,他认识了赫利埃特·委斯特布洛克,他妹妹的同学,一个小旅店店主的女儿。雪莱与这个十六岁的少女仅见了几次面,她是可爱的,又是可怜的,当雪莱在威尔士看到她来信称自己在家中受父亲虐待后便毅然赶回伦敦,带着这一身世可怜且恋慕他的少女踏上私奔的道路。他们在爱丁堡结婚,婚后住在约克。
1812年2月12日,同情被英国强行合并的爱尔兰的雪莱携妻子前往都柏林为了支持爱尔兰天主教徒的解放事业,在那里雪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并散发《告爱尔兰人民书》以及《成立博爱主义者协会倡议书》。在政治热情的驱使下,此后的一年里雪莱在英国各地旅行,散发他自由思想的小册子。同年11月完成叙事长诗《麦布女王》,这首诗富于哲理,抨击宗教的伪善、封建阶级与劳动阶级当中存在的不平等。
雪莱的婚姻一开始就被他的敌人当作最好的武器来攻击他,当那些富于浪漫的骑士精神经过理性的冷却,他那场仓猝的婚姻中较为真实的一面随着两个人的成长开始显现。雪莱不得不承认婚姻并没有救助他的妻子,婚姻只是将两个人绑在一起来承受另一种折磨。在精神上,感情上,两个人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这一时期,雪莱结识了葛德文的女儿玛丽·葛德文(Mary Wollstonecraft Godwin,1797年-1851年),他们相爱了,出走至欧洲大陆同游,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理想纯洁到连最严苛的批评家也无法置喙。雪莱死后,玛丽为他的诗全集编注。
1815年,雪莱的祖父逝世,按照当时的长子继承法当时在经济上十分贫困的雪莱获得了一笔年金,但他拒绝独享,而将所得财产与妹妹分享。这一年除了《阿拉斯特》之外,雪莱较多创作的是一些涉及哲学以及政治的短文。
次年五月,携玛丽再度同游欧洲,在日内瓦湖畔与拜伦交往密切,这两位同代伟大诗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雪莱逝世,雪莱后来的作品《朱利安和马达洛》便是以拜伦与自己作为原型来创作的。同年11月,雪莱的妻子投河自尽,在法庭上,因为是《麦布女王》的作者,大法官将两个孩子教养权判给其岳父,为此,雪莱受到沉重的打击,就连他最亲的朋友都不敢在他的面前提及他的孩子,出于痛苦及愤怒,雪莱写就《致大法官》和《给威廉·雪莱》。雪莱与玛丽结婚,为了不致影响到他与玛丽所生孩子的教养权,雪莱携家永远离开英国。
1818年至1819年,雪莱完成了两部重要的长诗《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和《倩契》,以及其不朽的名作《西风颂》。《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与《麦布女王》相同,无法公开出版,而雪莱最成熟、结构最完美的作品《倩契》则被英国的评论家称为“当代最恶劣的作品,似出于恶魔之手”。
1821年2月23日,约翰·济慈逝世,6月,雪莱写就《阿多尼》来抒发自己对济慈的悼念之情,并控诉造成济慈早逝的英国文坛以及当时社会现状。
1822年7月8日,雪莱乘坐自己建造的小船“唐璜”号从莱杭度海返回勒瑞奇途中遇风暴,舟覆,雪莱以及同船的两人无一幸免。按托斯卡纳当地法律规定,任何海上漂来的物体都必须付之一炬,雪莱的遗体由他生前的好友拜伦及特列劳尼以希腊式的仪式来安排火化,他们将乳香抹在尸体上,在火中洒盐。次年1月,雪莱的骨灰被带回罗马,葬于一处他生前认为最理想的安息场所。
On A Faded Violet 一朵枯萎的紫罗兰
The odor from the flower is gone, 这朵花的香气已经散失,
Which like thy kisses breathed on me; 如你的吻对我吐露过的气息;
The color from the flower is flown, 这朵花的颜色已经退去,
Which glowed of thee, and only thee! 如你曾焕发过的明亮,只有你!
A shriveled, lifeless, vacant form, 一个萎缩、死的、空虚的形体,
It lies on my abandoned breast, 它在我荒废的胸口,
And mocks the heart, which yet is warm, 以它冷漠和无声的安息
With cold and silent rest. 嘲弄我那仍炽热的心。
I weep ---- my tears revive it not; 我哭泣,泪水无法复活它;
I sigh ---- it breathes no more on me; 我叹息,它的气息永远不再;
Its mute and uncomplaining lot 它沉默、无怨的命运,
Is such as mine should be. 正是我所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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