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启示录
摘要:希罗多德得出一个结论,“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接受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他们是在为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其间雅典人的所作所为。”(希罗多德《历史》)
雅典民主启示录
刘自立
一
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古代历史虽然反映了近、现代史中某些经验教训,但是,古代历史中绝对没有可以准确反映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及其记载和反思。这个反思可以这样概括:二战前后极权主义的历史变异有违历史本身;有违古代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自由之历史——这个自由,反映在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自由城邦之中,且产生了中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撒模式里面的民主雏形论;以至于从政治学上说,中世纪承前启后的自由主义,前衔罗马自治,后续自由城邦和城邦自由,乃至于使得所谓后期之集权主义中央政府——如英国法国德国之并与之产生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苏联和纳粹),仍是在继承这个自由,而不是毁灭之,否定之;从而产生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异辨(见鄙作《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之辨》)……)。
但是,古代历史中确实包含了囊括希腊——波斯战争与和平其间——斯巴达-雅典战争与和平期间的诸多政治,外交乃至制度,价值之间的纷繁攘扰,让后来的读者与观众从民主水至清无鱼的简单教条里面摆脱出来。这是历史反射现实的一种阅读和参照;固然,这个参照并无让古代历史参杂对极权主义内涵反思的当代观念和价值体系。换言之,波-西战争和雅典-斯巴达战争,相似于二战以前的世界图景而非与二战同。这是因为,世界民主格局乃至宪政格局里面,犹如希腊民主和罗马自治一样,并非完美至纯之格局,而是一种有着各种缺陷和罪恶的格局——民主,就是对于民主之罪的某种更正——就看人们是不是随着民主本身的进步而改正和协调。
如果民主没有进步,那末,千百年来的思辨和哲学,就会停顿在雅典希腊或者斯巴达希腊的原型民主格局中不得突破。在雅典这个民主概念延续到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期间,这个概念出现的争论,开始以A对B的二元形态呈现于世。A者反对雅典模式,将其混同与雅格宾专政;B者肯定雅典模式,称奇为自由之原型。这些争论原来反射在当时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那种认为各种政体可以轮流坐庄的交替政体论,正好反映了以后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民主,殖民——外加资本,价值——它们之间的博弈。
这个博弈尤其反射了包含二战以后的那些利益格局和东西方格局(——如,美国-苏联二元结构;六四以后,美国——中国二元结构——乃至于现在的美国,是不是那时的雅典;现在的中国,是不是那时的波斯?适成一问。)我们说,极权主义导致的美苏和美中格局,其中颇为相似雅典对于波斯的某种屈服和绥靖——而不同于美国对于苏,中的妥协与同构。因为波斯的某种自由和它允许希腊的自由和希腊本身的自由,产生了古典自由的复合类型,而不是单一类型。
这个问题是十分有趣的。因为,当波斯的奥涅塔斯和大流士开始价值讨论和制度讨论的时候,他们也触及到波斯未来之走向,民主还是王权?而在战争导致的雅典利益论上,希腊人和波斯人互动有载,而斯巴达之攸里比亚德斯和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斯(——加之斯巴达王德玛拉图)一干人投入波斯而享荣华,说明了二者价值尊容和人格上面的一同。这个一同,许就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可能性互动和同构。这个同构,让波斯-希腊之间出现了某种繁复而多样的民主格局。
甚至,在波斯人镇压艾奥尼亚人起义候,波斯将领玛多尔纽斯甚至在这些城邦推翻了原有的僭主而建立起来民主政府——于是,这样一种观察由此产生。专制僭政的某种智性选择,可以对应某种民主错误的举措;而民主错误论本身的被批判,成为民主进步的另外一种机制,而时时被僭主和皇帝利用——就像人们看到,跑到波斯人那里去找归宿的自由民主人士,他们的选择固然没有具体错误、正确之论(因为希腊人和民主制度本身驱逐和冤枉了他们),但是,他们被承接的,却是源于某种波斯之自由(容忍希腊民主领袖)。
这样,波斯的自由,自然包含了对于雅典人和拉西代梦人的荣誉式容忍和尊待。这个原因也是不难找到的。因为他们自己的基因里面,也同样和希腊人比如赫拉克里特和忒休斯一样包含民主的基因和基础(——类如他们所谓伯罗奔尼撒原为伯罗尼昂——这个波斯人原型)。这是由很多后代学人援引奥涅塔斯民主论的原因。记载奥涅塔斯,麦加巴佐斯和大流士们讨论过王政弊端和民主好处的分析文章并不少见——只是,他们最后以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近似抓阄——看谁的马先叫……),否定了波斯民主。
由此,我们注意到这样三点:第一,他们满足了希腊殖民地的自治——含,雅典或者其他城邦对于殖民地地自治——含,波斯人对于希腊殖民地的自治。
以下是一则史料:“the Peace of Antalcidas(/安塔尔基达斯和约)
Antalcidas (Greek: νταλκδα) was a Spartan soldier and diplomat, theson of Leon.
In 393 (or 392) BC he was sent to Tiribazus, Persian satrap of Sardis,to undermine the friendly relations then existing between Athens andPersia, offering to recognize Persian claims to the whole of AsiaMinor and supremacy over Greek cities there.
The Athenians sent an embassy under Conon to counteract his efforts.Tiribazus, who was favourable to Sparta, threw Conon into prison, butArtaxerxes II (Mnemon) disapproved and recalled his satrap.
In 388 BC Antalcidas, then commander of the navy went to the activeassistance of Persia against Athens. The success of his navaloperations in the neighbourhood of the Hellespont was such that Athenswas glad to accept terms of peace (the Peace of Antalcidas), bywhich(条约规定):
the whole of Asia Minor, with the islands of Clazomenae and Cyprus,was recognized as subject to Persia。(所有小亚细亚的岛屿如Clazomenae andCyprus/克拉佐曼纳和塞浦路斯都将臣属波斯。)all other Greek cities—so far they were not under Persian rule—were tobe independent,(所有希腊城市——无论远近并不隶属波斯——独立一如既往) except Lemnos, Imbros andScyros, which were to belong, as formerly, to theAthenians.(除去Lemnos/利姆诺斯, Imbros印布洛斯/ 和Scyros/斯库罗斯,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隶属于雅典人。——笔者意译。)
The terms were announced to the Greek envoys at Sardis in the winterof 387/386 BC, and were finally accepted by Sparta in 386. Antalcidascontinued in favour with Artaxerxes, until the annihilation of Spartansupremacy after the Battle of Leuctra diminished his influence.
A final mission to Persia, probably in 367, was a failure, andAntalcidas, deeply chagrined and fearful of the consequences, is saidto have starved himself todeath./安塔尔基达斯(?-前361年),斯巴达外交家、将领。他曾试图把希腊城邦让与波斯人以终结公元前393年的希波战争。公元前388年,他进而与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谈判。他封锁赫勒斯滂海峡后,斯巴达的敌人们接受了“大王和约”(“安塔尔基达斯和约”),放弃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让与波斯。约公元前373年,他重返波斯,可他于公元前361年前后的使命失败,他本人自杀而亡。(维基百科)
第二,就是我们所惊愕于目之:在波斯人镇压艾奥尼亚人起义期间,波斯大将玛尔多纽斯利用他的军队在那个地区推翻了当地的僭主而建立起民主政府。当然,具体想法是玛尔氏企图以此之举,防止艾奥尼亚爆发第二次起义。
可是,波斯人对于所犯希腊地区施行自治,却并非首举。(可见希罗多德《历史》P315:<特尔普西克瑞.>)(Persian Wars withthe Greeks Darius appointed Mardonius as one of his generals and,after the Ionian Revolt, sent him in 492 BC to punish the Greekcity-state of Athens for assisting the Ionians. On his way to Athens,he used his army in the Ionian cities to depose the Greek tyrants andset up democratic governments, an action which surprised the Greeks atthat time. Historians consider that he may have taken this action sothat the Ionians would not revolt a second time after the Persian armyhad passed through.)
第三,就像柏拉图讨论了各种政体于其作,波斯人的讨论在所谓“七人帮“的”口述中也见记载:(我们前此撰写《从七人帮到四人帮》里一度援引之;后来见《雅典审判》作者J.T罗伯兹亦引用之),这里再刊一次——“奥塔涅斯主张,应该让全体希腊人全都参与国家事务管理。他说,‘我认为再不能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管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利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君主政治最大的坏处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并且强奸妇女。
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他享有最美好的名声,他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他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决定,工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麦伽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他同意奥的主张,只是觉得‘没有什么比难于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他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让波斯的敌人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权交给他们吧。’
(雅典民主启示录)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大流士说些什么呢?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三种选择,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治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实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他认为寡头政治容易滋生派系斗争而民主政治政治容易‘玩忽职守’;他说,‘既然单单一个人就给了我们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该更革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总之他认为实行民主就是让河流泛滥。让河流泛滥,不好!
‘七人帮’中有四个人赞成实行君主制度。于是奥塔涅斯说,‘同志们,既然如此,我自己不受所谓国王约束――六个人同意他的意见,’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
那么,这六个人如何决选谁是皇上呢?遂采取谁的马第一个嘶鸣,谁即是国王。大流士的马夫想出一个点子,让前一夜,大流士的马和母马交媾,再让这匹马出现在第二天的赛马会上。二者一见如故,公马即刻大叫。于是,大流士这个‘全国最优秀的人’,就做了皇帝。这也同时否定了这个所谓‘优秀论’的全部根据。
于是,在两千多年以前的大流士帝国,遂实行了君主制度;但是,这个君主制度是在碰撞了僭主(寡头)制度和民主制度以后,方才得逞和实行的。这个事实使人感到,世界历史上民主讨论的悠久和深入。虽然他一时失败于波斯,却未亡于希腊――虽然很多希腊人,斯基泰人或者拉栖代梦人还是更加喜欢僭主,不喜欢民主――但是,民主作为一种政治选择,已经成为希腊民主乃至世界民主文化的一种选项。大而言之,希腊和波斯人议论民主,成为这个地域先验和后验政治学、神学和人伦学的一种已然存在。只是大流士和他的前辈、后辈,没有做出实行民主的确然选择,让其与之擦肩而过。”(《从七人帮到四人帮》)
而柏拉图著作里面各类政体优劣论与波斯之大流士们并无多少不同。(见《理想国》,略)
于是,希腊-波斯之间的价值确定论和制度各异论,并非只能划一为左右两翼和黑白各执;不,起码他们在很多玄而有界的课题上,是有着同一性和趋同性的。其中希腊“命运论”决策了战争和未来;比如他们必须要由皮西亚大祭祀来决策和归制他们的行为——如果就像斯巴达王克列奥蒙尼那样违逆祭祀的预言,那么他刺死偶像(一头木牛)的剑刃,就会置其同样部位受伤而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希罗多德《历史》)在另外一个方面,雅典-斯巴达之间,乃至雅典和诸多民族“国家”(城市)之间的博弈,含斯巴达与之,都是十分辨证诡异不能至清至纯的。我们知道,就像战争与和平并非划死僵硬一样,斯巴达和底比斯之战(伯罗本尼撒战争期间),伟大的底比斯战将伊巴米弄达战死后,上述二国便以十分有趣的方式叫和停战了(见希罗多德)。这样战战和和的例子,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笔下俯拾皆是。
其间,雅典人反抗波斯和斯巴达人的战斗并非只是一种倾向:希腊对波斯(——就像盟军对轴心国);不——斯巴达人投向波斯抑或雅典之,还是雅典对于其他城市的战争,抑或斯巴达之,都是事由发生,层出不穷的……于是,就像后世东、西方的人们在西方自己打自己和西方打东方,和东方打自己,呈现同样的莫名其妙和岂有此理中。
民主的历史被不断写成不民主的历史,而自由之,也是同样。问题是,如果不是轴心文明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呵护希腊波斯,
- posted on 10/11/2016
Reply zili问好。
后半部分内容非常好,但是前面有些话理解起来吃力,比如第一段:
“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说法不准确;因为,古代历史虽然反映了近、现代史中某些经验教训,但是,古代历史中绝对没有可以准确反映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及其记载和反思。这个反思可以这样概括:二战前后极权主义的历史变异有违历史本身;有违古代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自由之历史——这个自由,反映在自由主义赖以生存的自由城邦之中,且产生了中世纪威尼斯和佛罗伦撒模式里面的民主雏形论;以至于从政治学上说,中世纪承前启后的自由主义,前衔罗马自治,后续自由城邦和城邦自由,乃至于使得所谓后期之集权主义中央政府——如英国法国德国之并与之产生正面帝国主义(和负面之、苏联和纳粹),仍是在继承这个自由,而不是毁灭之,否定之;从而产生集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异辨(见鄙作《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之辨》)……)。”
读了三遍,仍然不得要领。能否考虑把概念简化一下,以利于程度较低的读者理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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