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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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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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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淡却浓《学衡》云烟
李汝伦
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出版了一本叫《学衡》的文学理论刊物，为《学衡》撰稿的一帮人有共同的立场、观点、情趣和理想，因此他们被称为学衡派。这批学者与新文化派异趣，也可以说他们是为反对新文化派才创办了这一刊物。学衡派人物大部分的学问素养，比之新文化派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没一个人朱紫其衣，黄马其褂，他们从未依附哪派政治强人，终生奔走，风尘于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桃李满天下，有重大成就者，不计其数。
八十年过去了，他们当年的主张、观点经得住历史的验证。
《学衡》的格局
胡适、陈独秀是以否定中国文化起家的，但其言论，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并没有市场，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二人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口气越来越不好听，可以说中国两派的交锋，是在美国开始的。后来，胡适的态度，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之后，使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学问未成，同志未集，大约就是《学衡》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的原因。梅光迪曾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学衡》的创刊意味着“鏖战”已经开始。
《学衡》首先在南京的东南大学建立了基地，受到实际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曾是美国西北大学学生刘伯明的支持，刘也是位博士。梅光迪、吴宓及胡先骕合议创办，由吴任总编，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二七年停刊一年）共出版七十九期，合共十二年，比新文化派任何一个刊物都命长。它没有官方背景，没拿官方津贴，经费主要靠募捐或自掏腰包。有官方背景的章士钊曾主动捐助一千元大洋，但被他们拒收。刊物没有经费，投稿者虽然一篇篇大块文章发表，但没有“收大洋××元”的记账。他们志行高洁，谋求的不是私利。请看他们的发刊宗旨及办法：
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以切实之功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煮其旨要，以见吾国文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博取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子，潜心研究，兼收并览，不致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也。
《学衡》有一个整齐精粹的作者群，除了梅、吴、胡三人外，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凳龢、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征、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龢、徐镇颚、束世征、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
还有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光有这一作者群，就能略知《学衡》的学术水平。
攻城与略地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
中国二千年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文人所作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是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胡适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荒乎其唐的前提，得出个文言当废的结论。世界上各个有文字的民族，都有口头语、书面语的区别。“母病速归”是文言的书面语，用口头语则当是“老娘病重了，快些回家来”。中国文言是古代的书面语，它和古代口头语，落差不大，从《诗经》中的《风》诗可以看出，文言书面语，简洁概括，为口头白话所远远不及。在这一认知里，学衡派与章士钊、章炳麟、林琴南等古文保卫派是一致的，但有很大区别，区别在于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梅光迪说：“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与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之变迁，尤非革命也。”这显然是十分正确的。新文化派又以八股文为古文罪状，其实这二者完全是两回事情。八股的结构初时并非一无是处，使之框住一切文章，它就成了坏东西。梅光迪说：“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清末废八股并未废古文。古文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创作了无数优秀篇章，显露了古代作家们的思想才情。梅光迪说：“盖文学体裁不同，而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的价值”。
当时新文化派相信进化论，进化论成了他们研究文学的根据。胡适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套自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初听似乎没错，每个时代的文学都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时代色彩，问题在于他们要求时代只有一种文学，以前存在的文学都是死的。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这本是生物界的规律，套之于文学，就十分荒谬。
遗憾的是学衡派极少甚至没有选取这一角度予以辩驳，而花了太多的笔墨说明文言文之不可废。用文言文本体的优秀作品为例证，那才是最强有力的辩护，因为那是文言文的实践，而文言文的实践最足检验文言文的真价值和真生命力。
学衡派并不反对白话文，但他们主张的是艺术化了的白话文，学衡派主张革新而非革命。他们主张文言不必废除，可以保存，因为文言是中国数千年文学的载体，也是记录一切文化、典籍的工具。白话文当初面世时，与古文并行不悖，否则就没有了宋元语录、宋元戏曲，以及那么多文学名著。《学衡》上就发表过好几篇白话小说，包括《学衡》主编吴宓的一篇、所谓学衡派反对白话是子虚之论。
白话文由来已久，历史近千年，小说中产生过像《金瓶梅》、《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白话并非胡适所发明。正如梅光迪所说：“所谓二十世纪之活文学，并非二十世纪人所创造，仍系数千年来祖宗所创造者”，它们同是祖孙。
梅光迪所主张的文学改革是“改革第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如足下（指胡适）言改革，直欲将吾国文学尽行推翻，本体与流弊无别可乎？”保存的要保存，革除的要革除，区别对待，这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态度。
徐世昌为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时，曾下令小学课本采用白话文。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大概认为这是他提倡白话文的胜利，但他不满足，立即主张中学课本上也只载白话文不要文言文。但因白话文好的太少，难选，就主张用他所喜欢的白话小说代替，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白话小说。这主张真够荒唐透顶，这么多中长篇小说塞（实际上是代替）入中学课本，学生还有时间学习其他功课吗？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学时曾激烈批评这一主张。梁认为学生读小说是自然的，禁也禁不住，但决不能将之列入正课，占用正课时间。学生的正课时间本来是不多的，他主张中学生要多读古文。
梁启超认为作好白话文，“文言的功夫应该很深”，这看法在当时是有共识的。朱光潜在《雨天的书》中就说：“想作好白话文，必要读文言文。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得力于古文。”朱光潜先生说：“他们也许不承认”。别人没表态，惟鲁迅表态不承认，并指责这是复古思潮，是新文艺的自杀。说他自己“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鲁迅说的“旧营垒”，就是指他读过的中国书、古文。抗战时在战时首都重庆，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有一青年向他发问，提到鲁迅说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的问题，林语堂回答了一句：“鲁迅先生读的中国书比谁都多。”
一场双簧戏，半个独裁者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然而没有出现宋明以后那么多的遗老遗少，这原因很简单，不必细说，他们大多“咸与维新”了，少数的归老林泉，吟诗、书法、玩鸟、看戏，如陈宝森、陈三立、罗振玉、郑孝胥、康有为。新文化运动开始，倡白话，废古文，对他们来说，毫无兴趣，没有出面一争的勇气。正如鲁迅所说“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我想他们感到寂寞了”。正如一位演说家，既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喝倒彩，冷冷清清，有些耐不住，因此组织了一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刘半农“克隆”出了一个王敬轩，由钱玄同扮演，出面痛诋新文化派的荒诞不经，再由刘半农出面，狠狠地痛斥了“王敬轩”一通，大力宣传了新文化派的应天顺人，应时运而进化。世界上还没见过用这种办法自产自销，用这种级别的趣味来宣传自己和搞学术辩论的，怕是正经学人所不齿，何况堂堂大学的教授。新文化派津津乐道如何“骂倒王敬轩”，现代文学史家们当作有趣的轶事或花絮描述一番，我却为之一羞。
“骂倒王敬轩”原来倒下的是个稻草人。胡适收到梅光迪寄给他的《学衡》创刊号，他说“我没看见什么《学衡》，只看见一本《学骂》”。并指胡先骕的文章是谩骂（可见他已全看过了，不看又何以知道是学骂）。其实那《学衡》并无所谓谩骂，全是说理辩难的学术文章，骂而不还口，不是由于度量而是由于理屈词穷，避开实质性的论战。更高明的是鲁迅，避开对方的说理，只在对方文章中找几句欠通或有余波的文字，指为不通，不配与之一争。
如果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由和梅光迪辩论而促成，那么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则是接受了陈独秀的鼓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一出，首先响应并表示全力拥护和效命的是陈独秀，他立即写了《文学革命论》，文章以极端激进的语言，痛诋中国文学，提出了三个推倒，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文中除了说《诗经》的《国风》和《楚辞》斐然可观和肯定马东篱、施耐庵、曹雪芹之外，全部文学作品都是应予推倒的对象。认为从韩愈到曾国藩全是载道之文，抄袭孔孟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与八股一致。又说元、明、清小说也“为妖魔所扼，未及出胎，竟而流产”，又提出所谓十八妖魔，其文无一字有存在价值。为表示效忠的决心，陈独秀扛着上书“文化革命军”的大旗，“明目张胆地与十八妖魔宣战”，“愿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即为“吾友胡适”之前驱。
胡适既然有了“文化革命军”，有“拖着四十二生的大炮”的人做“前驱”，胆子立即壮了起来，有了将“改良”改为“革命”的勇气，扩大化了陈独秀要推倒的中国文学，扩大成二千年来只有没有真价值、真生命的死文学。
陈独秀在文章中信心十足，他声明，文学革命“其是非甚明，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决定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不容更有异议”。陈独秀也曾鼓吹过自由，但自由只归他独享，他人不得分羹。当时他还是非党人士，且未掌握枪杆子，只能算半个独裁者或口头独裁者。陈独秀虽然如此赤胆忠心地愿为胡适的“前驱”，但胡适对他的这一套却并不欣赏，立即写信给陈，指出这是专制主义作风，这话太偏执了，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
陈虽如此专制，仅面孔而已，偏有一群学衡派人士不但纷纷出来表示异议，乃至直截了当地极力反对。胡适曾指责《学衡》“谩骂”，但新文化派的《新青年》又何尝不骂，汪懋祖就指责《新青年》“如村妪泼骂，其何以折服人心？”村妪之骂加上专制之风，使外人和自己人都心凉，教授、大学的学长，风度何在？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陈独秀表示了正当的不满。当陈将成为一个政党领袖的前夕，他被捕了，众多人为他求情，为他作出保释的签名。胡适就告诉他签名者有两位他痛骂过的“桐城谬种”，即古文学家马通伯和姚叔节，胡适说：“我怕这种不容人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之地了。”更希奇的是陈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竟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的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说陈“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词用的文言，党非国家，于近百年前由一古文家说出，真令人慷慨生哀。
诗、文与说话
诗是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首要问题，中国文学之被否定，诗是第一个受害者。“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话怎么说，文就怎么写，诗则同样“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了。
大凡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诗文有别，正如男女之有别一样，如果诗向文向说话看齐，诗也就灭绝了。
胡适的这类观点早在他在美国留学时就提出来了，他受到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的批评。胡适曾在信中与梅相约：“愿与足下责善规过，交相勉之”。但在实际问题上，胡适根本没考虑过梅的意见，空闻责善，不值规过，反而变本加厉，上了梁山，搞了个《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出来。这篇文章标志着梅、胡友谊的正式结束。
梅光迪首先提出“足下谓‘诗国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梅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文是文，诗是诗，“诗之文学（protsedicloin）与文之文学（protsedicloi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他举华兹华斯（Wordsworth）为例，认为华兹华斯也曾力主诗文一体，且谓“诗之文字与寻常语无异，然观其诗则诗，非文也”。梅指出“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梅反对“诗家成为古人奴婢，无古人学术怀抱，而只效其形式……”定非真诗。他指出“大抵改革一事，只须改革其流弊，而与其本体无关”，“是足言文学革命本所赞成，惟言之过激，将吾国文学之本体与其流弊混杂言之，故不敢赞同”。本体与流弊分别对待是对的。他说“诗者，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感情之所发宣，故其文亦需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梅光迪嘲胡适之白话自由诗如儿时所听的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命者”。他说欧美也有类似的大举革命旗者，他劝胡适“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
梅光迪对胡适的“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谓做到真正的“责善规过”，极尽诤友之义。可惜胡适昧于一偏，无法逆转。他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不容人提出异议，毕竟是胡适的胜人处。
学衡派的又一大将胡先骕有一篇长文《评〈尝试集〉》，有人责他文中只很少一部分提到《尝试集》，似乎离题，实则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尝试集》必须评其诗论，如新诗之短长并古今中外之论诗之说等等，实则并未离题。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之说作出对比，以证胡适理论实践之荒谬。
胡先骕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字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之共识，并非胡适之首创，其实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言及。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
胡先骕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胡先骕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诗中的神话故事，已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几于用滥。到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作出来，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问题是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用得好的起到暗喻、含蓄、耐人思索的作用。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但胡适不认错，坚持不改“不用典”的提法。
胡适提倡白话诗，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很多大诗人都曾如此。胡先骕说，俗字之能否入诗，必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能增强诗感诗味，而非什么俗字俗语都入诗。胡先骕举了很多例证，然后问到“何胡君之白话诗不如郑子尹郑苏庵之白话诗乎？则由于胡君但能作白话而不能作诗之故”。他说胡适《尝试集》的新诗，仅仅是白话，而非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ete），诗之意义，重在含蓄（counate）与暗示（suggest）”。
胡适之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全部取消，只保留着从外国诗借来的分行排列。胡适《尝试集》流弊之大，人所共见。
胡先骕是位大植物学家，哈佛大学博士。他对我国植物学的研究有开创的功勋，我国第一间庐山植物园即由他一手创办。但他对中外文学之熟悉与研究，足使许多专家逊色。可惜那个时代给了他一个殉道者的定位，他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而死。
吴宓是《学衡》的主编，为刊物的编辑出版，他抛洒了比他人多几倍的心血。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学比较文学，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创者，被尊为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之父，曾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又为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自称有龙虎豹三大弟子，龙为钱锺书，虎为曹禺，豹为李健吾，晚些的弟子有季羡林、周一良、梁实秋等大家，他与大师陈寅恪有着感人泣下的生死交情。他曾放弃东北大学五千元的月薪，而自愿到东南大学去领月薪两千元，为的是编《学衡》，《学衡》的发刊宗旨等显系出自他手。为支撑《学衡》出版，他曾自掏腰包。
他不但学兼中外，渊博而精深，涉猎了新文化派不曾涉足的领域，同时还是位优秀的诗人，在诗论中他创“三境”说，自成一系，他认为胡适倡导而众人跟进的白话自由诗，是暗效美国的自由诗（freeverse），我们所熟悉的惠特曼就是其代表。笔者记得郭沫若有诗：
啊啊，惠特曼呀，
太平洋似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惠特曼似的太平洋呀。
一阵空喊，令人想起唐人“六郎似莲花”和“莲花似六郎”的正反比喻。
惠特曼的自由诗一出，便受到众多诗人和读者的抨击，出版社长期不予出版，但惠特曼这种不要格律音韵的自由诗在部分青年中却有市场，正如吴宓所说“今日美国虽有作此种新诗者，然实系少数少年，无名无学，自鸣得意，所有学者通人，故不以次为诗也”。
吴宓不主张诗走老路，他特别注重内容，他坚持说，改造中国诗的关键是充实其内容，即诗中应能容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五大洲的山川、风土、过谦、民俗、法政、科学、理论……名家著述、英雄事业、儿女之艳史幽恨、奇迹异闻、自极大以至极小”等等无不使之入诗，即他所说的，“熔铸新材料以入旧诗格律”，这就使诗扩大了它的题材，丰富了它的内容，表现更多事物，这当然会使中国数千年来的格律诗发生历史性的新变，“若无新变，何以代雄”（《文心雕龙》），“掇莎米之精英，扬李杜之光焰，创为真正的新诗”（莎指莎士比亚，米指弥尔顿）。吴宓眼中的新诗，就是这样的新诗，而不是非驴非马毫无中国诗气味的大白话。
“旧瓶装新酒”，这是新文化运动中闹腾了一阵之后，后来的人们为诗歌实践出的一条路子，因为它一不排斥新题材、新内容，并坚持诗歌的民族形式民族格律。但首位提出这一思想的，应是吴宓。
吴宓说：“诗者，以切契高妙之笔，具音律之文，表示人生之思想感情者也。”诗能“振兴民气，导扬其爱国心，培育其进取之精神”，使“民德进而国事兴”、“故善为诗者，既博学行德，以自成其思想感情之美，更揣摩谙炼，以求得韵律格调之美”。这里提出以内容美促进和影响形式美，以内容影响民心和国事，他如胡先骕一样，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格律、节奏的异同，从而证明诗与文之有别，无论中外都是一样的，从而证明诗文一致不符合文学实际。这种研究无疑是学衡派对诗学的贡献，大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用说新文化派，八十年来很少有一位诗歌理论家做下这一工作。大多数翻译诗出来不讲外国诗的格律，而把外国格律诗译成中国自由白话诗，让广大诗读者以为如此这般的洋货，土产也就可以照样炮制。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还在说“以发展新诗为主”，大讲诗词格律在“束缚思想”。
在诗文之外
新文化派否定中国传统是从文学开始的，改良之不足而革命之，革命之不足而连坐及妻孥、九族。“中国事事不如人”（胡适语），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当此口号受到多数国人责难时，他就改“全盘西化”为“充分世界化”，两者有区别吗？没有。既然事事不如人，就要事事皆如人，那就是把自己化而成“西”。那时形成一股浪潮，否定中国的一切，包括中国人身上、嘴上、手上、脑子里的一切。
一、取消汉语，用英语或法语代替（刘半农、钱玄同）。
二、废除汉字：
1．欲使中国不亡，非取消记载道教妖言的汉字不可（钱玄同）；
2．汉字不废，中国必亡（胡适）；
3．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菌都潜藏在（汉字）里面，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鲁迅）；中国古书，页页害人。……汉字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在此时代，已无幸存之道（鲁迅）；
4．语言学家设计出第一个汉字罗马化方案。后又出现汉字拉丁化方案。
5．中国文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三、废除中国戏曲
1．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暴露我国野蛮暴戾之真象，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陈独秀）；
2．造成义和团大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打脸谱演儒释道教义的中国戏”（陈独秀）；
3．废唱而归于白（胡适）（即学西方话剧）；
4．裸上体之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得眼花缭乱，头昏欲晕（刘半农）；
5．中国戏是极野蛮的“方相氏”的变相（钱玄同）；如果要中国有真戏，这真戏自然是西洋化的戏，戏馆全部封闭，要全数尽扫，尽情推翻（钱玄同）；中国戏本来算不得什么东西，……我们作新青年的文章，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同百兽率舞的怪象（钱玄同）；
6．周作人以《论中国旧戏之应废》为题的文章，说“中国戏没有存在的价值”，“收起三千年的老谱”。“民族不能老作野蛮”，“终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欧洲式新戏的一面。”
7．“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历史的遗传不去，创造的意境不来。”“旧戏本无一驳的价值，新剧主义原是天经地义的”（傅斯年）。
四、废除中医中药
废除中医中药不自新文化运动始，清未维新派吴汝纶即提出“西医精绝，中医自古即是妄说”“医学必取资西人”，新文化派自然赞同之，以胡适为主，说：“中医之学不是‘赛先生’不足信也。”汪精卫也是中医的取消派，鲁迅更根本不信中医。此风影响极坏。
打倒孔家店的文化后遗症
新文化运动始于一九一五年，开始时主要是否定中国文学的诗文问题，至此才逐渐扩大，扩大到更广泛的文化领域，也到此才可以叫新文化运动，此前则不过是新文学运动。由以上各项可以看出，胡适、陈独秀关于文学的议论，已煽动起一批人，在社会上文化上形成了一股狂潮，极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其中最具代表的人物是钱玄同。他原名钱德泉，在北京大学教音韵学。此公性情古板保守，反对维新派。对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或洋化人物看不惯，称为假洋鬼子，有次在饭堂吃饭，忽一位西装革履的留学生坐到他的对面，他鄙夷地端起碗离去。但对官府却极其惊惧，某次，一军官访问学校，他竟以为是捉他到官里去，急忙逃走。可在新文化运动中，不知他中了什么邪，忽然化为“左”徒，前后判若两人。胡适的《尝试集》一出来，他第一个出来批评，“未脱尽文言窠臼”；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出，他千分万分拥护，并且“最赞成”陈独秀那种不许人讨论，“不容他人匡正”的专制作风。胡适主张废除诗的格律，他和刘半农更主张废除填词，以白话诗为正体，韵文不可为正宗。张厚载写信批评他对戏曲的否定，钱玄同无理可讲（他不懂京剧），回信说：“我现在还想做点人类的正经事业，……张君以后如再有赐教，恕不奉答。”钱玄同被胡先骕讥为“舍旧学外不通欧西学说者也，乃言中国学术无丝毫价值，即将中国载籍全数付之一炬，亦不足惜”。可这位不通欧西学术的先生，对欧西学术偏偏无论什么都崇拜得五体投地。
还有一位放弃自己的专长，跟着新文化派鼓噪呐喊起哄的是柳亚子。他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既称儿子为“小友”，连兄弟也不是了，却叫“小友”呼他为“爹”（公）。不特此也，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他《次韵张天方》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民国肇兴，君臣一伦当然已废，他如父子、兄弟、夫妻等也要废除掉吗？他所说的“完人”，实是没伦常的原始人、野蛮人。
柳亚子是南社的原始天尊、掌教人，但他非常支持白话诗运动，赞成废除旧诗，说五十年后就没有人懂平仄了。可他一生，直到逝世，旧诗一首跟着一首，却一首新诗也没有试过，又是一位言行相违的君子。
新文化运动发动的又一重大战役是反孔批孔，打倒孔家店。孔子本是儒家，而竟被抬升为儒教，孔子是当然的教主。其实孔子何尝像穆罕默德、释迦牟尼等那样创立了自己的教宗教义，自任教主。孔子之被奉为教主，正如老子的被奉为道教教主一样，都与他们的“教”毫无关系。蔡元培先生早就主张把孔孟的学说和后来的儒教区别开来。新文化派反儒教，无非是反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守节事大饿死事小、缠足、纳妾，还有某些封建的繁文缛节，这些全是从汉儒到宋儒搞的新产品，与孔孟无任何瓜葛，但罪名却要他们承担。
孔孟的学说是人类最好的学说，但极少被人彻底实行过。孔子学说的中心点之一是“仁”，“仁”就是人，人的双倍价值，人的道德，人的尊严。孟子主张“仁政”，但没有皇帝施行，也没有皇帝——哪怕是暴君敢于反对仁政，只有极个别的独夫民贼才公开反对仁政。如果有哪个皇帝实行百分之五的仁政，那皇帝就堪称“有道明君”了。孔子要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几千年中给人的都是“人所不欲”的东西。“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数千年来，几乎处处有人不择手段地要抓住那朵浮云。
人们以为新文化派种种过激主张是出于爱国，“爱之深，责之切”，恨铁不成钢吧，我不反对这一估计，但他们的爱国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只担心，国家能否经得住这么一顿热吻？那热吻里充满着敌意之心，切齿之声。如按照他们的主张，中国早就被爱得彻底灭亡了，岂仅亡国，还要灭种。试想，一个民族不要了他们的民族语言，打杀了他们的民族文字，取消了他们的民族医学、民族的戏曲、民族的文学，剩下一具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的像把干柴的瘦肉，再给他从外面加上一些从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这个民族还存在吗？
学衡派极端憎恶攻讦中国文化的这类言行，梅光迪说他们“日以污蔑祖国名誉，繁衍外人为事”，“日以推倒祖国学术为事”，“要亡汉文”，实为亡民族。说他们“真非中国人也”。
杜威曾来中国讲学，胡适作翻译。胡适是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曾详尽地向中国人民介绍过实验主义，从创始人皮尔士到詹姆士直到杜威。杜威被胡适称为哲学上的大革命家，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他的实验主义。胡适不亏是杜威的高足，他把师尊的这一套，结合清代儒学家“无征不信”“不以人弊己”的观点，赫胥黎的不可知论和存疑主义糅合而成为他的观点，高度概括为“大胆的假设（或怀疑），小心的求证”。他要把一切都怀疑下去，“严格地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明的东西”；“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以至“宁肯疑而错”。胡适的大胆，首先引起当时的疑古主义，以他的弟子顾颉刚为代表，对中国的上古史，史前史等等做了怀疑，怀疑它是否真实存在过。胡适自己就认为“东周以前的历史没有一个字是可信的”，东周以后也大部分是伪史。鲁迅似乎并不怀疑中国的古代史，但他的《狂人日记》里却感到一切存在，一切人都被疑为吃人的家伙，一切言行都被怀疑为准备吃人。在书中他只看见三个字：人吃人，在仁义道德的缝里藏着。豺狼之残，狮虎之凶，但不食其类，唯中国数千年来却在人吃人，中国人连兽类都不如？！小说中狂人的怀疑是清醒的，作者也是清醒的，虽然他并未小心求证过。
胡适对中国文学“大胆”之后，尚未充分“小心”一下，就匆忙地下了“死文学”的结论。不知胡适用什么证据证明“全盘西化”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用什么证据证明“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是否中国亡了，天理就有了？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不同，他们都有个共同的信仰对象，那就是哈佛大学的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是人文主义的大师。人文主义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是人道主义的基础，是对中世纪神学、经院哲学和封建主义的革命。人文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崇尚理性，崇尚道德、人性，要求建立健全的真实的人生。白璧德尊敬中国的儒家学说，特别是孔子本人，说孔子配称中国文化的代表。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欧洲的人文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
白璧德受到一大群中国留学生的尊敬，其中包括因倾慕他而来的梅光迪、梁实秋、陈寅恪等。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吴震苊、张荫麟等或著文或翻译，介绍白璧德给中国。文章后来结集成书，由新月书店出版，书名为《白璧德与人文主义》。
吴宓在胡先骕所译白璧德谈人文教育一文所作前言中说，白璧德十分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有关中国书籍无不寓目。他的人文主义是感于近代科学大昌、实业大盛，而道德思想衰落，人们唯利是图，道德全失而缘起的。他说，西方之文艺复兴与传统道德分离，而中国所谓文艺复兴（按指新文化运动）走的是西方老路，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是不明智的。白璧德认为中国应该有工业革命，国家应富强起来，以免列强侵略，但“须知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可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与浴水而倾弃之。简言之，虽可力攻形式主义之非，同时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
白璧德说“吾每谓孔子之道有优于吾西方之人道主义者”，认为中国之大学“应以孔子之《论语》与亚里斯多德之《论理学》相比较讲授，而美国各大学宜聘胜任之中国教授，教授中国历史及道德哲学”。梅光迪到哈佛大学之前在美国西北大学读书，后慕名拜访白璧德，发现白璧德对中国的儒家和早期道家思想有全面的理解，而且对儒家学说中纯粹的人文主义大加赞赏，看到早期道家和现代西方自然主义之间有相似之处。梅光迪说“在西方能成就于此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并对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弱点，并非熟视无睹，他密切地留意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术的复兴运动。这种运动支持历史继承性和中国国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现代西方的因素，以进行合理的调整”。
可以说学衡派的全部活动及动力，都受到白璧德有力的影响，使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多的关注，对其精华优秀的部分产生了由衷的深情，要给以维护，使它不遭受毁损，要加以继承，而不致中断。这之间必然有所扬弃，有所否定，这一点他们很明确。
中国文化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到世纪末，屡次蒙难，伦常乖舛，人性扭曲，人与人之间只许存在阶级性。后来，整个社会投入市场，市场规律指导指挥人的行为，“小人喻于利”，争权于朝，争利于市，“上下交征利”，贪得无厌，腐败遍于国中，黑道披倡，道德沦丧。金钱被赋予万能，拜金主义猖獗。科教兴国，但教育中可有人文主义内容？“文革”前就取消了人文学的院士，科学能制造机器人，不进行、不重视人文主义教育，人也会变成机器人。数字、程序可输入电脑，但人情、人欲、道德不能输入电脑。只有重视和进行人文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民族优秀文化也才能继承、弘扬和发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可以存在，可以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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