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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人生观
有了『那伦理的』的参与，就是意味了，人选择了其自身。这时生命不再是一系列作为观察对象的事件了，现在它也是对于『去行动』的要求。一个伦理者对自身是有着规范上的责任的。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那伦理的人在生命的所有环节之中以同样的衡量尺度来要求自己。[1]
那伦理的个体将自己从审美性的无精神性中解放出来，并且处在一块意志的指示牌之下，这指示牌指向精神的本真形式，——它指出了个体人所能走向的一个更高阶段：精神的本真形式将在那宗教性的存在中得以实现[2]。“去成为”，这就是一个伦理的个体通过自己的选择行为想要达到的东西。选择行动是“『那伦理的』的一种真正的和强有力的表达”（卷三。157）。那伦理的人把自己作为一个任务，并且把『“去成为”自己』看成是自己的任务。那伦理的选择看来仿佛只是介于『那规范的』间的一个选择，但是在事实上，它也是『去选择承担起对自己的责任』。这之中蕴含了『严肃』、『真挚性』和激情。通过巩固自身，人不再仅仅只是一束相互争执的欲望或者一系列可能性，并且，自我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为一个具体的个体。这样，主体在那伦理的行动中得到自己的历史。个体的带着目标的追求有着其关联和后果，融汇于这一主体的历史，在之中蕴含了『那自我』的自我展示，——既是向自己也是向其他人；因此，那现世性是主体表达自身的工具。通过将自己选择为“永恒有效的”，『那伦理的』将『过去的』和『将来的』统一在“那真正的现在的时间，希望和回忆的统一体”（卷三。135）[3]。站在那伦理的立场看，在『非此即彼』之中选择不仅仅是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行动，它包容了一种由相互关联的各种事实构成的多样性。这里所谈论不再是『那直接的』，而『那伦理的』是说：人去成为人所成为的东西。
选择是一个意志行为。但是首先它要在『去选择』这个行为本身中作出选择：是『去选择』还是『不去选择』。我选择或者我不选择，——这本身是一个选择。最重要的，那自我的“在自身的永恒有效性中选择自己”是一个选择决定，选择“去选择”[4]。要成为一个本真的自我，自我意识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既然自我意识完全有可能是一个漠然的观察者，它就无法作为本真性的充分条件。人必须去选择『投身专注于之中』、去想要『想要』这一行为[5]。在我们谈论那些特定选择的可能性之前，那自我必须有意识地去认识自己并且将自己修习成一个独立自决的个体，——使自己作为自由，『既是最抽象又是最具体的』的自由。自由导致责任。一旦个体学用居有（tilegner sig）于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个『自由地作出行为的生灵』所具的责任，那『自我』的其它方面也就清晰了。“那『伦理地选择了并且发现了自我』的人，在他自己的整个『具体』之中确定了自己”（卷三。242）。在这里，『那伦理的』的活动所向的目的是它的自我。我们所谈的不是什么偶然地定性的自我，因为『那伦理的』将自己当作一种任务。这里所谈的『目的』，也不是什么抽象的“适合于一切”的自我，而是一个具体的自我，这自我“处在与这些特定环境、这些生命关系、这一事物之秩序的活生生的交互作用中”（同上）。这不仅仅是一个私下的自我，而且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的自我。『那伦理的』构建自身的同时，『去起作用』和『去协作』就是它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
通过『自我选择』的自由行动，人就达成了对『那审美的直接性』的突破；作为『那伦理的人』，个体人就走出了『自然和社会对自我决定的方面作为自我的前提』这一定性，而“提高”到去成为『那由自然和社会所决定的方面』的主人。『那伦理的』在那绝对的选择中被设定，但『那审美的』却没有被排除掉，——相对而言，『那审美的』还会不断回返[6]。个体现在所认识的这个自我，“同时既是那现实的自我又是那理想的自我，——这里理想的自我既在个体之外作为一种榜样，个体要将自身构建得等同于这榜样，而另一方面既然它是个体自身，因而它又在个体之内”（卷三。239）。那伦理的个体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只在他自身之中，但因为个体尚在追求中，所以它又仍在个体之外；换一句话说，人成为一个人，然而却尚未是一个人。“去成为”指向自我的理想的一面，它要被但尚未被实现。那『将会是』的东西作为可能性隐藏在本质之中。这种辩证关系也显示在『那普遍的』和『那单个的』的关系中。
『那伦理的』是『那普遍的』和『那抽象的』；为了实现『那伦理的』个体人就必须自己去作为『那普遍的』。生命中的本质性“秘密”也就是：那个体人同时是个体的和普遍的。自我认识到『那普遍的』和那『特殊单个的』之间的不一致，并且努力去达成对立面之间的整体化调和[7]。伦理的自我把『将自己转化为那普遍的个体』设定为自己的任务。个体在其自身之中有着其目标，这一内在目标对其自身而言是它的“目的论（Teleologi）”。个体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它的自我。在这里这个自我是一个绝对具体的自我，而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抽象。个体人必须从自身出发通过世界而回到自身。这一普遍性降临于自我，并且以一种义务的形态出现，——个体人的生命之任务是为义务的实现而生活。面对自己的义务，个体人同时既是『那普遍的』又是『那单个的』。义务是『那普遍的』，这义务是对那个体人的要求；在这里，为了实现义务，那个体人就必须是『那普遍的人』。同时个体人的义务又是某种『只对于该个体人而言』的东西，这就是说，一种义务作为『那单个的』，而同时『那普遍的』又作为这义务。这时人格显示为『那普遍的』和『那单个的』的统一体，就是说，它是在其最高的有效性中显示出来。
法官威尔海姆对婚姻的各种论述显示了婚姻对于『那伦理的』是多么重要。法官威尔海姆简直就将之赞誉为“时间之充实”[8]。法官威尔海姆认为：首先为一个人真正地带来他的正定自由（或者说，积极自由）的，正是婚姻，“因为这一关系能够扩展到他的整个生命，既扩展到『那最小的』又扩展到『那最大的』”（卷三。67注脚一）。它是解放性的，它将他从“自然的事物中的一种特定的不自然的窘迫”中解放出来、从“僵滞于习惯”中解放出来，并且最终通过『将他和另一个人约束在一起』而将他从『人们』中解放出来。在将『爱情』的本质推崇为“自由和必然性的统一”、“『那普遍的』和『那特殊的』的统一”之后，法官威尔海姆解释说，婚姻是『爱情』向『义务』的转化。婚姻诺言就是这『决定』，通过这决定『直接的爱情』被从『那抽象的』转化为『那具体的』。于是，在『那伦理的』的立场上，那审美的有效性和那伦理的有效性就以这样的方式自由而志愿地调和在一个统一体之中。一个这样的统一体：在之中『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作为一种『差异中的统一』而显现出来。
虽然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宗教生活观，『上帝』这个概念在法官威尔海姆的各种论述之中已经出现了。相对于『那宗教的阶段』，在『那伦理的』那里，上帝被非常“人情化地”借读。这是一种人性化的神圣，它就是人类本身[9]。在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中，欲望和义务间的统一成为了一场幸福的婚姻，并且在『那人性的』和『那神圣的』间的和谐一致中我们看不见冲突。这样，『那彼岸的精神性』的所有形式就都是『那不幸的』（或者说『苦恼』）一种表达。法官威尔海姆认为，婚姻和那赋予人义务的“呼唤（使命）”保护一个人不去遭受『那不幸的存在』，并且，人因此而在那宗教的约束和那伦理的义务加上个人的欲望之间达成了平衡。对于伦理者来说，审美者的那种没有根基的灵魂飘泊是悲惨的，而正是通过一种对于『那伦理的呼唤』和对于爱情的共同体的情感，人才走出了那悲惨的状态，——这样，人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又无家可归的感觉了。
其实这伦理的阶段可以被看成是『那审美的』和『那宗教的』之间的一种特定过渡层面[10]。“伦理学把理想性显示为一种任务并且预设了：人拥有那伦理所要求的前提。这样，伦理学就发展出一个矛盾，因为它恰恰把艰难性和不可能性明显化了。”（三联。22-23）虽然那伦理的存在消除了审美性的不确定，但那道德自我对『自我肯定』的追求还是终结于一种『自我否定』之中。对立面一步步地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对立面的表层的最高表达就是那作为否定性行为的『悔』。这时，在『那伦理的』之中的那要求看来就是无限的，于是个体人总是在精神上破产，——『那理想的』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分裂需要一种综合。
‥激情在『那伦理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法官威尔海姆那里谈及了一种伦理的激情，他强调个体人的“去选择那绝对的”中的那种激情的严肃。然而，在本质的意义上，那伦理的激情仍然是不确定的，因为那激情的确定性所提出的要求是这样的：人要进入一种更接近那永恒权力的关系；法官威尔海姆和『那宗教的』间的沟通只是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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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非此即彼》（卷三。269）：“『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召唤』这个伦理句子是说，存在有这样一种理性的事物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他可以这样进入他所在的位置——他同时既表达那普遍人类的又表达那个体的。生命是不是因为这种视角而变得不怎么美丽了？当然不是一个人因一种贵族形式而高兴，——贵族的意义是建立在偶然性之上，并且是偶然地建立在偶然之上；不，这里一个人是在拥有一个上帝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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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11]
当那伦理的个体自己的伦理要求无法被实现时，就有了『悔』，这『悔』使得个体人在『那伦理的』之中重建关联并且试图去实现那理想。但是，既然人为自己所立的目标是不可达的，『悔』就无法达成所有任务，并且人也无法在自己身上将自己提高到自己的『辜』之上，就是说，无法自己超越这『辜』。这时，个体人就感受到一种对『某种神圣的介入』的需要，以求能够取消掉人的『辜』。由于人没有真正处在与『那宗教的』的确实接触中，这样，这个体人就成为了一个悲剧的幽默者。
对于基尔克郭尔，幽默是『那纯粹的人性的』之中的最高阶段，就是说它尚未进入『超越（transcendensen）』；并且，它在『内在（immanensen）』之中终结掉这『内在』。我们知道，幽默是“趋向『那宗教性的』的边界状态”，——它伸向从存在到『那永恒的』的边界，从这里信仰和悖论就开始了。正如在黑格尔那里，基督教信仰是体系中被扬弃的一个环节、被包容在『内在』之中；“在现代的科学中，幽默成为了『信仰』之后的『那最高的』。信仰也就是『那直接的』，并且通过那超越了信仰的思辨，幽默就被达成了。”（卷九。244）基尔克郭尔在这里让克利马库斯提出了对现代科学的反驳：“幽默是在信仰之前的『存在－真挚性』中的最后阶段”（同上）。
如果『那伦理的』被接受进反讽，那么反讽就会向幽默的方向运动。反讽和幽默间的区别是这样的：在反讽中有着一种本质和现象之间的错误关系，并且因此也有着一种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间的错误关系；在幽默中个体人发现了这错误关系，并且意识到了『那伦理的要求』。幽默所针对的是『那单个的人』自己的现实。反讽起着一种攻击形式的作用，因为反讽的努力是去展示出那外在现实中的错误关系；而幽默则投入到那内在现实的问题中[12]。在《终结中的非科学后记》之前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见一种从那些早期的阶段向幽默的边界的运动。在那幽默者那里，中心的问题是『有罪性』，而反讽则仍然在有限性的疆域之内。
在《终结中的非科学后记》中，克利马库斯指出了，在幽默和反讽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而它们都和基督教有着本质的区别。幽默是从『那纯粹人性的』向『那总体而言的宗教的』的边界；那存在性的幽默者是“向『那宗教的』的最密切的趋近”（卷十。133），他对『苦难及其对存在的关系』有了本质的观想。幽默者把握了苦难对于存在的从属关系，但却并没有理解苦难的宗教意义，而这宗教意义则是苦难的本质性的一面。幽默者沉陷在自己的自我怀疑之中，并且确信自己的非本质性；他已经在『苦难』中触及了『存在』的秘密，但却还是转身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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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是，在一个人的伦理要求无法达到满足时，『悔』就来临；通过『悔』，人试图在自己的伦理理解中使得那被瓦解了的关联重新得以再构建。
[2] 然而在这里我并不谈论『那宗教的』。
[3] “人被分为两大类：『那首要地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的』和『那首要地是生活在回忆之中的』。这两类都意味了一种对时间的不正确关系。”（卷三。134）
[4] 我一直和朋友们说，那理性的思维也是从这里开始：“你选择去『是理性的』”，并且在这样的选择被作出之前，我们无法谈论这一选择是否属于『理性』的领域。
[5] 对此法官威尔海姆说：“这时在我的『非此即彼』中登场的，是『那伦理的』。因此我们还不能谈论『对什么东西的选择』、还不能谈论『去选择』这一行为的现实实在。”（卷三。166）
[6] “人格选择其自身的时候，它伦理地选择自己，并且绝对地排除『那审美的』；但是既然这个人选择的是他自己，并且不是通过选择自己而去成为另一样生灵，而是成为其自身，于是整个『那审美的』就在其相对性中归返。”（卷三。167）。
[7] 如果生活被伦理地考察，那么『那普遍的』就被看见了，“并且，一个伦理地生活的人，他在他的生活中表达出『那普遍的』，他使自己成为『那普遍的人』，不是通过剥去自己的具体性，——因为如果那样他就会成为子虚乌有，而是通过穿戴着这具体性并且以『那普遍的』来渗透这具体性。”（卷三。236）
[8] 我们可以看“关于婚姻不同看法，针对反驳而写”所写的（卷九。106）：“这样，婚姻是生命和生存的美丽的中心，它反映得既深刻又高尚，它展示：一种在其秘密中泄漏出了『那天国的』的启示。每一场婚姻都是如此，正如我们可以这样说：假如水没有泥泞化的话，那么不仅仅是大海、而且那宁静的湖塘本来也是如此。〖……〗。婚姻就是如此。它是神圣的，因为『爱恋』是奇妙的；它是世俗的，因为『爱恋』是自然最深沉的神话。『爱恋』是那深不可测无法解释的根本，它隐藏在那昏黯朦胧之中，但是『决定』是胜利征服者，正如俄耳甫斯去取出『爱恋』；因为『决定』是『爱恋』的真实形式、是那真实的说明，所以婚姻是神圣的并且得到上帝的祝福。它是公民性的，因为通过它那些相爱的人们从属于国家和本土、从属于同胞们的共同事务。它是诗意的、不可言传的，正如『爱恋』也是如此；但那『决定』是良心流溢的翻译，把梦想转译成现实，并且这翻译者是如此地精确，哦！如此精确！”
对基尔克郭尔文字的注脚：关于“俄耳甫斯去取出那『爱恋』”的典故，可参读刘漫流《本世纪的未定稿·世界在一本书中》：“歌手俄耳甫斯的妻子被蛇咬伤，为了让妻子还阳，不惜亲身下到地狱，以美妙的琴声与歌喉驯服了凶悍的地狱看门狗刻耳柏洛斯，感动了冥后珀耳塞福涅，冥后最终准许他把妻子带回人间，但被告知在未出冥界前不得回头张望，俄耳甫斯因为违反了禁令，就永远失去了他的妻子。”
[9] 在这里我们可以参照黑格尔在精神的发展史中所解说的上帝。
[10] 我在这里说“特定”，这是因为还可以有其他方式的过渡，比如说，人可以从绝望的反讽状态直接进入到『那宗教的』。
[11] “作为趋向『那隐藏着的真挚』的宗教性的边界状态，幽默把握了『辜』意识的全部。〖……〗。通过让『那孩子气的』在全体意识中反映出自身，『那幽默的』出现了。『精神在绝对性关系中的构建』和『孩子气』结合就得出了幽默。”（卷十。220）
[12] 见GM.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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