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音形义三元素对位，是写诗的基本要求。古人做到了。
钱中书是引用了李贺和戈蒂耶的例子。
是音义对位。
我来贴个全的，是陈望道写的表格，说明音义对位的参考:
对于如何显现汉字之象形与声文的统一的特点与优势，近半个世纪以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在其《修辞学发凡》中有精当之阐述。在该书"辞的声调"中，他说："……长音有宽裕、舒缓、沉静、闲逸、广大、敬虔等情趣；短音有急促、激剧、烦扰、繁多、狭小、喜谑等情趣。清音可以引起：（1 ）小（2 ）少（3 ）强（4 ）锐（5）快／（6）明（7 ）壮（8 ）优（9 ）美（10）贤／（11）善（12）静（13）虚（14）轻（15）易／等特质的联想；浊音可以引起：（1 ）大（2 ）多（3 ）弱（4 ）钝（5 ）慢（6 ）暗（7 ）老（8 ）劣（9 ）丑（10）愚（11）恶（12）动（13）实（14）重（15）难。陈先生在另一章总结说，大抵用声音代形体，或用形体代声音，都有相当的可能。"（"语言和文字的关系"）陈先生的分析固然明晰，朱光潜先生也曾有类同之观点。他的概括就是人们一向所说的"音义对位"。就诗歌（含文章）作者而言，自《诗经》始，天才的艺术家莫不深知此观念，且躬身实践，妙手文章，只是到了近、现代，诗文中的音乐问题似乎大被忽略，一方面是无知；一方面是的确面临如何产生白话中的音乐这个问题。因为白话文重叙述，一旦运作，有"本能"疏离吟咏的特点。比如，如何翻译古诗与外国诗，这个困难就愈发暴露出来。就崇尚汉字"意象"的庞德而言，其《地铁》一诗的中译，或可用古文对应，产生古汉语的音乐特征；或者透过白话的会意，在心中重复其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击鼓式节奏；除此并无他途。《地铁》一类诗作，其"声文"特点本是优势，但几十年来，反被人们（包括中国的诗人、学者）看做是其"辅助"或弱势之所在。
此外，是所谓形象问题。月亮，是书画可以寄托的所在。
李白的是可以做条幅的，有诗书画统一的元素在。
你不能画个moon,但是，这个英文的月亮有声音，意义，画，没有。
所以后来德里达，费诺罗萨要抛弃罗格斯中心主义，就是要还原字的图形。
但是他们是揪着辫子上天，不行的。
所以，中国字很高级。但是白话，就很低级。
五四抛弃了文言，语体是口语，口语限制很多，已至于变得俗不可耐。
我的诗歌也是小老苗。
新诗一百年还是小老苗，不长，只是倒退。
现在如过江之鲫，乱了套了。
年轻人不要为此浪费时间。呵呵。
鑷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