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时代的旋涡中
哦，冰雪封冻的松花江
我聆听你下面静止的水
在沉默中开始汩汩地歌唱
歌唱你久违的晨曦、晚霞和星光
还有春天鸟儿在风中的喧响
……
不论你是流动还是静止
你都渴望那遥远的地方
…..
摘自爸爸《外一首：沉默的松花江在歌唱》(注(2))
爸爸在北京新闻机构的主要工作是报道农村的，因此他经常下到农村，甚至到非常贫困和偏远的地方，了解到土改的喜悦之后，农民温饱不得、三餐不继的困窘。此外，因为工作，常旁听些政府内部高级别的会议，也参加过周恩来陈云等主持的农业会议，因此了解到一些全局的情况，开始逐渐对政府的农业政策产生怀疑。那时候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购买粮食，然后转手高价卖给城市居民，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官方内部称作“剪刀差”，但农民和城市居民相当长时间内都蒙在鼓里。爸爸感到既然共产党矢志取消剥削，可“剪刀差”行为如同奸商，盘剥农民和城市居民。于是，在鸣放的时候将此事提出，并写内参批评政府的农业政策导致农民继续贫困。此外，他对工商改造也感到不解，认为将私营的商店、饭店、理发店、掌鞋店等都纳入国营或者大集体所有，弄得货物奇缺，传统工艺失传，富余劳力无法消化， 服务态度恶劣。同时他对政府以商人的方式操控物价感也到不解：一次北京糖果奇缺，从社会主义盟友那里进口了一些糖果，陈云拍板高价出售，而且派出陈办的多个秘书去各大商场去观察，并叮嘱：如果没人买还有人骂涨价，就降价；如果顾客不痛快地买了还抱怨， 就维持原来价格。如果百姓痛快地买了，没有骂或者抱怨，销量好，就继续涨价。爸爸认为政府这种制定商业政策的做法不科学，是耍小商贩的小聪明，于是鸣放的时候也说出来了。
爸爸的命运从此开始发生变化。反右开始后，他先是同邵燕祥以及他的许多同学等几乎同时被划成右派，后来单位派人到梅县外调，知道他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参加革命的历史，因此将他改划成中右，也就是“内控右派”（这个爸爸几乎到平反的时候才知道）。北京新闻文化单位的一大批被划为右派或者有所谓政治问题的当时都被发配到河北沧州（正是林冲发配的地方！）。那时正赶上困难时期，没有吃的，再加上对自己遭遇的不满，受大学同班同学的启发（那个同学一气之下回四川老家当了农民），爸爸要求辞职不干了，重新分配工作。这样，爸爸就被重新分配到黑龙江省教育厅，降低行政级别使用。
爸爸在去东北之前，曾回到北京去看望女朋友。那时她也因为家庭出身等莫明其妙的问题靠边站，被停止工作，日子很不好过。而且因为营养不良，担忧爸爸，精神不好，得了严重的肺病，心脏也开始出现问题。爸爸到她家，先拿出五斤全国粮票，说饿得不行了，让她弄些吃的。她让爸爸帮着搬过来一个小梯子，然后在天花板上拿下一个小罐子，小心奕奕地放到爸爸面前，原来里面是一些炒黄豆，是她留着给爸爸治浮肿病的。看着瘦弱的脸上因为得病出现红晕的女友，爸爸没有忍心吃，说最近牙疼，嚼不动。爸爸感到非常非常地愧疚，自己不但不能照顾她，还成为她的拖累，让她担惊受怕，于是用已经浮肿的手为她写下最后一首诗，提出同她分手….
后来爸爸走了，她偷偷将六张烙饼放在爸爸包内，爸爸在上了火车后才发现。她的烙饼让爸爸在火车上没有挨饿，下火车的时候，爸爸剩了几张饼，因为非常重要，拿在手上，但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一个大汉给抢了去。这个大汉在困难时期在哈尔滨火车站是有名的，专抢下车旅客的食物，连妇女小孩的也不例外，抢到食物就塞在嘴中，或者吐上唾沫让人不想要了，任人打骂都不理会，只要将食物吞咽下去，就什么都不管了。一次一个人从南方带来波萝，大汉不认识是什么，但知道可能是吃的，于是抢下来就咬一口，将嘴都扎烂了。“政治运动和饥饿可以将人变得很卑微”，爸爸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样总结。
同原来的女朋友分手了，又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不知道当时爸爸是有多痛苦， 也没有读到过爸爸写给她的诗或者情书。但在我念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收拾爸爸的藏书，意外在书架后面夹板内翻到一沓厚厚的爸爸写毛笔字的大块宣纸，发现每张纸上面都密密麻麻写满了她的名字….
到了哈尔滨，爸爸除了行政工作外，开始集中精力编写中小学语文教材，有时候也出于爱好，到师范学院给那些中学语文老师进修班讲课，爸爸开始对环境逐渐适应了，吃不饱的困难时期也渐渐过了。后来经过好心人介绍，爸爸同任中学音乐教师并且擅长舞蹈的妈妈结婚了，开始生儿育女，而且周围积聚起了一帮喜欢舞文弄墨的朋友。他们中有大学老师、中学校长，还有会打猎捕鱼的鄂伦春人的后裔（我是睡在他送的狍子皮上长大的），也有佩服爸爸的文学青年。他们俨然成为一个小小文学沙龙，我那时依稀记得很多冬天的周末，窗外大学纷飞，我们家的俄式小楼中，聚集了这些人，里面充满音乐和欢声笑语。大家吃饭，喝茶（好像没有喝酒），打麻将，谈天说地。记得他们背诵抗日英雄李兆麟的诗：“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还有人朗读少数民族的长诗《百鸟衣》，讲的是一个青年人需要翻过一百座山，找到一百种鸟的羽毛，最后制成彩色衣服，好寻找到自己心爱姑娘的故事，但那青年在翻过九十九座山找到九十九种鸟的羽毛后就死了。
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来临了。爸爸本来是个逍遥派，加上担心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 没有参与任何派系的文攻武卫。可是，有一天，为了朋友，他意外卷入了。那一天下着小雨，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广场上，举行着上万人的集会，进驻某师范学院的工宣队在批斗爸爸的好朋友――青年诗人安晨星，给他戴上了高帽子，涂抹上黑脸。工宣队还拿出唯一的证据――安晨星在日记中所写的一首旧体诗，用以说明他的思想不健康，对社会不满云云。因为那工宣队的队长根本文化不高，讲那首古诗更是驴唇不对马嘴胡乱上纲上线，爸爸在底下越听越愤怒，最后终于爆发了。爸爸将雨衣帽子一掀，大叫一声：“纯粹胡说八道”，然后冲到台上。他说：“我是搞语文研究和教学的，也了解安晨星本人，刚才工宣队长所说，完全同事实不符合”。随后爸爸讲了这首诗的典故和含义，并说明诗表达了年轻人寻找人生意义的苦闷，没有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台下的大批老师早就对工宣队到学校随便揪斗老师感到不满，当时就喊起了口号，将高帽子给那个工宣队长戴上，开始斗争那个工宣队长。安晨星下了台，洗干净了脸，才从惊恐中醒悟过来，也跟着喊口号。
爸爸本来以为救了朋友从此就可以收手，继续当逍遥派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些教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将工宣队赶出校园，两个派别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方要求揪斗爸爸，认为爸爸是安晨星的黑后台，也是反动俱乐部的组织者，而爸爸的文采、口才，正直和魄力被教师这一派看重，拒绝交出爸爸；但如果教师这派失败，爸爸被揪斗就是指日可待了。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也出于对工宣队整教师的反感，在教师们反复请求劝说下，爸爸不得不站出来了，他成了这些教师造反派组织的文胆和精神领袖(对方称他为摇羽毛扇的)，经常彻夜不眠，口授大字报，或者当面同工宣队辩论。爸爸有一次同四五个工宣队请的秀才们辩论，而且是当着数千人的面辩论，因为爸爸对马列毛著非常熟悉，辩才无碍，对方个个败下阵来。工宣队一看通过讲理的方式无法获胜，于是开始了武力进攻。工宣队管的拖拉机厂将拖拉机装上铁板，还有军工厂干脆开出了坦克车，向教师组织的总部――哈尔滨某师范学院开来，爸爸让所有的老师赶紧躲避，但一些年轻的化学老师执意不肯，当坦克和拖拉机开进校园之后，他们用自制的燃烧瓶投向坦克，坦克烧着了，里面的驾驶员本来就不大会开，加上闷热难忍，开始摇摇晃晃，开进了学院教学大楼，将楼顶出了数个窟窿，还将附近哈尔滨著名的百货商店撞掉一个角。爸爸和几个校长冒死将最后几个还想抵抗的教师都拉到安全地方，被弄成废墟般的学校就这样被工宣队的组织占领了。
那被斗过的工宣队长成了什么司令，怀恨在心，开始整爸爸的黑材料。但是，整了很久，就只有三条：一是在同朋友聚会的时候说，现在毛主席谁的话都不听了，就听江青的。二是，一次给师范学院讲课，讲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因为讲得很精彩，在场老师感动，在课讲完后这些老师喊着我爸爸的名字，然后集体喊万岁。最后一条罪名就是爸爸将《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编入中学语文教材， 是鼓动人造反上梁山。凭着这三条罪状加上原来的历史问题，将爸爸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多次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批斗并隔离审查。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去看被隔离审查的爸爸，那是一个稻草铺地的地方，我偷偷给爸爸送香烟。
后来爸爸的朋友对我透露，那些审讯爸爸的人反复问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家某个聚会上另外一个姓苏的朋友说什么，爸爸多次的回答都是：“说了饺子好吃”，从来没有透露任何对朋友不利的情况。其实，我爸爸的那个苏姓的朋友当时在写“反动小说”，而且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白天给藏到房梁上，如果这个情况透露出去，朋友就彻底完了。
爸爸其实离监狱只有一步之遥，但后来一位东北抗日联军出身的老干部营救了爸爸（那老干部也是诗人，担任过副省长，并且同人一起出了抗联诗选，爸爸是那诗选的编辑之一）。后来爸爸被恢复工作，在附近的一个县城的学校打杂。那里面爸爸熟悉的一个校长被打成反革命，被戴着大高帽子和数丈长的纸尾巴在全县城爬着游街，以表明他是资产阶级的爬虫，游街后校长不堪其辱，投井自杀，爸爸义愤难忍，跑到县革委会主任那里同他拍桌子大吵了一架，这样，等所谓五、七指示一下来，爸爸自然成为了“光荣的五七战士”，被下放农村。而那爸爸再也无法保护的青年诗人安晨星，受到工宣队残忍地折磨，最后工宣队每次边殴打边审问他，问他是谁的时候，他反复总是这么回答：
“我是人！是中国诗人！”（注(1)）
审讯他的人都认为他疯了，安晨星最后被押送到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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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0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安晨星诗歌全集。因为顾虑个人隐私原因，安晨星真名隐去。
注(2): 对原诗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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