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耘荒漠的土地
浓密的黑暗漂浮过来围拢过来
巨浪般撼动着我不时摇曳的茅草屋
雪粒在旋转在飞舞
不停地敲击着我的门和窗户
没有星光没有月光
只有黑色的大雪迷茫
妻儿们睡下了
睡得那么安详
我守着一枝孤独的蜡烛
倾听窗外零星的犬吠
以及寒鸦和婴儿在风中
此起彼伏的啼哭
那遥远而圣洁的缪司啊
今夜, 此时此刻
我又要向你倾诉
你听到了吗？
在这陌生的异乡
在这温暖的炉旁
我写下这不跳跃的午夜诗行
唯一而忠实的读者
将是黎明时刻
那炉中跳跃的火
…..
―――摘自爸爸《荒村纪事－序诗》（略有改动）
这是一个偏僻的村庄，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名字，甚至至今我怀疑它是否有正式的名字。 那里有五十来户人家，住在两排茅草房内。毗邻的村落虽鸡犬之声相闻，朝朝暮暮都可见炊烟在远方袅袅升起，可去一次颇为不易：你得绕过两三个水塘、一大片沼泽地和芦苇荡，还有数个宽得跳不过去的水渠，接着是一块祖坟地，据说那里经常有蛇出没。这里冬天漫长，达半年之久，腊月的时候经常刮当地称为大烟泡的暴风雪，那雪有时候下得有半人厚，经常是大雪封门，早晨得从窗户爬出去，铲除门前的雪，门才能开开。当地老人说最冷时男的不能在外边顶风撒尿，如果实在要撒，就得边撒边用棍子敲，否则冻坏就香火不保。也许老人说的夸张，但我体会过一次手湿的时候开门，不论如何手也从门把手上拿不下来，因为冻住了，最后喊人用凉水浇才浇开。冬天上学的时候，教室内虽有火炉，但脚冻得仍如猫咬般难忍，老师一般每讲课十五分钟，让学生自由跺脚两分钟。这里的农民倒是没有南方农民种两三季稻子的辛苦，他们冬天什么都不能干，只能整日蛰伏在四周用稻草围得密不透风的家里，冬眠一般，靠磕瓜子、打麻将、喝烧酒甚至打老婆来打发日子，当地人称为“猫冬”。
爸爸刚下乡时是苦闷的，他沉默寡言， 与周围的人好像格格不入。到地里干体力活儿， 公子哥出身的他很吃不消，晚上常常睡不着，而白天累得困倦，有时候走路走着走着就能睡着。后来队里看他干不动活儿让他看守仓库，他又不合时宜地认真。一次一个人偷粮食，爸爸拼命追赶，等赶到生产队长分粮食的场院的时候，爸爸喊队长帮忙抓那个人，但队长无动于衷，眼看着偷粮食的村民跑掉。爸爸生气了，大声质问队长为什么不抓贼，但队长推说忙，爸爸当着其他村民的面同他吵了起来。在当地，队长就是土皇帝，哪有人敢和队长吵架。后来，爸爸才知道，那偷粮食的人是队长的小舅子。另外，这里的农民几乎每个人在秋收和冬天的时候偷队里的粮食，因为怕挨饿，而且如果当时抓不到，第二天即使主动承认也无人追究。也就是说，当地人没有把偷队里的粮食当回事，反正很多粮食最后都要缴公粮。但爸爸同队长吵架，村民认为他不识时务，也吓坏了姥爷，他执意让爸爸去道歉，爸爸拒绝，认为自己没有错。
后来爸爸连看仓库这个差事也没保住，通过妈妈说情，到妈妈教书的小学去教一年级语文。爸爸虽然能编中小学教材，但教小学生就是没有办法，连汉语拼音都教不好，而且当地学生只说和听得懂方言，对有些南方口音的爸爸说的普通话根本听不懂。这样，不久爸爸连教小学语文的饭碗也没有保住，干脆在家学开了木匠活儿，认为不同人打交道，有手艺能糊口。这样，爸爸就开始在家学做木匠活儿，打了很多诸如八仙桌等家具之类，还给队里修马车，很快手艺练得不错。不过，每天他大汉淋漓吃力地刨木头的时候，表情是落寞的。他开始晚上经常不睡写诗，而妈妈这时候也渐渐同爸爸闹矛盾，有时候早上我还睡意朦胧的时候能听见他们争执，妈妈要把爸爸写的诗引火生炉子，但爸爸执意不肯。妈妈往往说，你乱写惹的祸还不够多吗？不考虑你自己，也得考虑孩子呀，爸爸让步了，他的大部分诗稿就这样被付之一炬。
姥爷（外公）原来是留日的，是民族资本家，曾经在牡丹江创办三个工厂，雇佣数千人，与他一个家族的所有同姓的一百多口人，原来都靠他的工厂谋生。但解放后，他的工厂没有了，被打成四类分子，加上他的第一个妻子（我的姥姥、外婆）去世后他娶了一位日本人为妻，他在农村的日子很不好过，连亲人都不敢接济他。他们住在狭窄的茅草房子内，我到的第一天，因为不习惯门道太窄，一只脚陷入煤槽子中，弄得满腿是煤。半夜，我们睡在姥爷家，大风雪起来了，我们都担心这房子会被风掀翻或者被雪压塌。
后来，春天来了，爸爸情绪好了一些。队里给我们家在空地上盖了一座茅草房，但同当地房子不同的是，房子前面是砖砌的。而且上下都是玻璃窗，不是当地那种纸糊的窗户，房子非常亮堂。
我们家里开始在前后的园子种地，过往当地老乡看到往往要指点一番，但后来发现每个人对于株距行距种子埋得深浅的说法都不一样，原来这里的老乡种菜完全凭个人经验，也没有总结出什么规律。我们最后干脆谁的话都不听，胡乱将种子种下去。 所幸我们那里原来是撂荒多年的养马场，菜地长得出奇地好，连老乡也觉得奇怪， 说我们有天缘。此外，前面的园子有一半被妈妈种上各种花，开的时候五彩缤纷，尽管老乡们认为是浪费地，但也说喜欢那些花，有些邻居的姑娘还到我们家移植。此外，为了解决吃蛋的问题，我们家养了二十只鸡，每天鸡蛋多得吃不完。爸爸还买了头小猪，给姥爷家饲养，这样春节期间的年猪肉也解决了。
渐渐地，爸爸同当地人的关系也融洽起来。先是爸爸同当地人开始下象棋，将全村的“棋圣”外号老高丽（因为他长得有几分像朝鲜人）的老头给下败了。那老高丽是鳏夫，带着一个叫“大郎”的儿子生活，那大郎十五岁下地干活，家中虽然简陋但没有负担。老高丽整日就将精力花在下象棋上，他平时喜欢开玩笑甚至“来大春”（说黄色笑话），但下棋时严肃得可怕：深陷的眼窝内眼睛放光，太阳穴青筋暴起，村中以前没有一个人下棋能敌过他，他会因为别人悔棋跟人打架甚至操家伙。有时候常常是三五个年轻人在大树底下集体同他下，最后他将对方均战败，唯一能偶尔赢他的是个叫老傻子的人，只是老傻子经常悔棋。他赢了棋，战利品不过是鸡蛋数枚、黄瓜西红柿数个或者接近年节的时候――烧酒半瓶。我爸爸偶尔路过支招被拉入，很快就轻松将老高丽打败，所以以后老高丽老是缠着爸爸下棋，甚至托我求情。后来爸爸让他一个车一个马都能给他下败，但他还是找爸爸下，他们一下棋很多人就在旁边观看，自然站在爸爸一边，因为以前老高丽不可一世。爸爸故意让老高丽赢或者让老高丽输得不太难堪，但老高丽能看出来，马上就跟爸爸急，说瞧不起他，他输得起。最后战利品爸爸同围观的人分了。渐渐地，爸爸同这些人熟悉了，可以开开玩笑。爸爸后来对我说，老高丽是能看三步的棋手，他是能看六步的棋手。后来还有一次队里马车陷在泥坑中，那些车豁（就是赶车的）不论如何没有办法弄出来，准备卸满车的转头，爸爸因为对马熟悉，因此帮着把马车给赶了出来，还告诉队里的人他们的马缰绳安装得不对，马使不上劲。爸爸威信渐高，村里有个邻里纠纷什么的都找他调解，因为爸爸能说得人心服口服。有一次大队民兵队长喝多了同邻居打架，将对方玻璃都砸了，还说要拿枪杀人，没有人能劝住他，爸爸去了，也没有说太多话，就给劝回来了。
当时爸爸虽然下放，但工资级别还保留，一个月能有七八十元的收入，加上妈妈的收入，一个有一百多元，在乡下俨然大款。当地老乡穷得真是连五元钱都没有，于是很多人向我们家借钱，买油盐或者买布或者给孩子买文具，大都是春天借，秋天还，一般都是借三五元，多的借十元八元，也没有借据，但据妈妈说没有不还的。而且，还有“利息”：大多是一担柴火，或者一把韭菜。有一次爸爸生病，要喝鸡汤，家中的鸡都是母鸡，要留着生蛋，于是妈妈出去买公鸡。老乡无论如何也不收钱，说：“就当鸡让黄鼠狼给叼去了”。老乡说的是心里话，以此表示他们不在乎一只鸡，但我们听了都想笑，躺在炕上的爸爸有些尴尬地抗议到：“我是黄鼠狼吗？！”。
爸爸看老乡对他很好，就请了一次客，几个要好的老乡到我们家吃了顿饭。爸爸做菜手艺好，加上舍得放油，而且将当地人不吃的苦瓜（当地人称作“癞癞瓜”或者“看瓜”）给炒肉罐头招待大家，人们都说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吃完那顿饭后，爸爸会做饭的名声就传了出去，不知道怎么就被公社书记知道了。那时召开一个什么表彰大会，上千人的伙食，让爸爸督办。爸爸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指挥十多个人用铁锹大的大铁铲子烧饭，三天的伙食其实无非是猪肉炖粉条子之类，但让代表们“造”（吃）得非常满意。就在爸爸当火头君时候，偶然的机会让爸爸的境况有了好转。那个公社书记是个大老粗，所有讲话都得让秘书操刀，但那天他把秘书写好的讲稿给弄丢了，而且那个秘书不在，他抓耳挠腮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还有两个小时会就要开了。身上系着白围裙的爸爸说，那还不好办，我给你写一个。书记如同抓到救命稻草，赶紧交待了会议的大致主题，爸爸在切菜板上将稿子一个小时写得，书记拿出去念，效果不错，但出了小纰漏：因为爸爸着急，写得潦草，加上书记没有文化，将“孤掌难鸣“念成了“狐掌难鸣”，下面农民代表们问是什么意思，书记急中生智，解释说因为狐狸掌上有毛，因此鼓掌不响，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意思，台下竟然没有人笑，还都伸出双手给书记以热烈鼓掌，不知道代表里是真的没人懂还是不希望书记尴尬。
那书记想让爸爸当他秘书，爸爸不愿意干；后来在爸爸要求下，选择到公社文教组工作了。文教组有三五个人，都是农村中的书生秀才，虽然爸爸不是领导，但包括文教组长在内的同事都佩服爸爸的水平和工作能力，重要事情都是归爸爸管。他经常下到下面十多个大队小学以及两所中学听课或者给老师讲课，那些语文老师对他很尊敬，有时候到我们家来请教问题，爸爸开始同这些教师谈天，有些找回了自己的感觉。
我们家的小日子开始过得越来越好了，有城市的收入，又不需要买米买面，前后菜地有新鲜蔬菜，后来，家里还栽培果树产水果。爸爸每天骑着飞鸽自行车（相当于现在的宝马）上班。工作压力也不大，政治运动似乎在那里也大都是走过场，没有城市那么风起云涌的。
尽管小日子过得不错，但爸爸是孤寂的。他经常在晚饭后泡上一杯茶，坐在房子旁边的一段枯木头上，望着夕阳抽烟，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一直坐到天黑，一言不发。有时也拿上一本《草叶集选》或者《文心雕龙》翻翻。
他开始给大学同学写信，寻找他们的下落，有时互相写很长的信，从他们的信中，爸爸知道，他在这些同学里面混得不是最惨的。有一天，他兴奋地说， XXX来信了，他还告诉我，此人在大学的时候被人称作哲学家。爸爸兴冲冲地打开信，读着读者，脸色就变了，最后干脆将信扔在桌子上不读了，而且愤愤地说：“语言之粗鄙，思想之流俗，让人难以忍受”。
我看了那信，有一段给爸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你来信中所说的“这些年有所感”是什么意思，但我认为，这些年来你落后了，不那么革命了，难道你忘了当年你拿起笔抨击国民党，拿起枪打游击的勇气了？我认为，你要放弃个人小我，一直好好改造自己，跟随革命的大船，为我们的革命事业奋斗，就会乘风破浪一帆风顺”。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爸爸的同学官运亨通，成了了高级官员，掌管“文艺战线”生杀大权，可谓权倾一时。有一次那名辞职到四川当农民的同学去他单位找他，以为多年不见可以叙叙旧，但这位担任高官的同学担心对方说话不谨慎出麻烦，坚持见面的时候两个秘书在旁边，而且作纪录，说话的时候跟老同学打官腔。后来谈话结束，他推说忙，拿出钱和粮票给秘书，让他陪老同学出去吃饭。 那老同学一气之下饭也没有吃就走了，从此再也没有跟这位成为高官的同学联络。
数年后的一个春天，依然风度翩翩的诗人安晨星偕其年轻美丽的妻子来看我爸爸，爸爸高兴极了。安晨星被关在一个精神病院长达五年，但他在中学教语文的未婚妻一直等着他，他一出来就同他结了婚。我们大家都知道安晨星的罗曼史，至今我还能背诵被大家调侃的他写给未婚妻的诗作：
在山风睡觉秋水倒流的地方
埋葬着我因想你而死的爱情
在人迹罕至冰雪唱戏的地方
栽植着我因恨你而生的爱情
安晨星夫妇在我们家住了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夫妇俩到附近水塘边散步，村里老乡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漂亮文雅的一对，纷纷到我们家来看他们，还带来了青菜和自己都轻易舍不得吃的咸鸭蛋。
安晨星夫妇在我们家每天吃咸蛋、鸡肉、新鲜蔬菜，爸爸还买了很多别人在河中捞的鱼虾。 我们在院子的葫芦架下吃饭，丰盛的晚餐，轻松的氛围，荒僻的环境，让刚从政治旋涡里出来的安晨星很羡慕这种陶渊明式的生活，回去后跟爸爸的朋友说我们家在农村生活得像小地主， 甚至有归隐田园到爸爸这里落户的念头。爸爸那些日子经常跟安晨星出去散步，但说话大都不让我们听到，可能怕我们给传出去惹上政治麻烦吧。
后来，在我们家旁边，新盖了北京等地来的知青的住房，叫青年点。大概有五个男青年，五个女青年。这些青年也经常来我们家，冬天爸爸妈妈让他们取暖，喝开水，夏天给他们地里的瓜果吃。那些人中不乏数个喜欢文艺的，其中一个叫叶华的经常写文章，读给我爸爸听，爸爸爷很赏识他的才华。后来，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开始了，爸爸鼓励叶华去申请，并且给疏通了一些关系，后来政审的时候出了问题：大队书记到北京外调，他调查之后说叶华是资本家出身，因此叶华政审不合格，第一年没有上成大学。叶华绝望之极，经常在夏天的傍晚，在玉米地旁的院子中独自拉小提琴或者吹笛子，都是悲伤的曲调，爸爸去劝也无济于事。爸爸愤愤不平地说，我就不相信那些不学无术的人能上大学，叶华不能上。第二年，爸爸亲自到北京去外调叶华，最后经过多方查证，爸爸重写了外调材料证明：他们家的成分不能算资本家，只是小业主。叶华终于上了大学。那些年中，爸爸办理了数十个人上大学的手续，也有更多的人试图走爸爸后门，但真正爸爸帮助上大学的，只有叶华一个，因为爸爸认为他是个人才。叶华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后来考上研究生，脱掉了工农兵学员的帽子，成了北京一所大学数学系的正教授（爸爸让他不要学文科），这位早年失怙的叶华一直视我爸爸如父亲，不久前还驱车数百里来看我爸爸。
爸爸同我们全家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情绪也好多了，经常吃完饭坐在外边葫芦架下喝茶吹口哨。
有一天晚上，半月升起，月色迷朦，四周充满蛙鸣和蛐蛐的叫声。在月色下，周围飘来野花神秘的气息，我们全家在自留地里拉犁杖耕玉米地，妈妈扶着犁把，爸爸在中间拉，我和姐姐左右各一边，妹妹在旁边跑着玩。我去晚了，原来他们拉得吃力，我一去，他们轻松很多，妈妈先是夸我有劲，后来开始伤感：我儿子来农村之后脸也黑了，人也有点儿虎背熊腰了，说话也一口当地土话，看来这辈子只能是留在这里当农民了。爸爸马上说，不会，我三个孩子都会有出息。 他还马上炮制了一首诗给我们听：
月儿弯着腰
我也弯着腰
月儿弯腰背向黑暗
我弯腰
拉起沉重的犁杖
去耕耘
那荒漠的土地
……
摘自爸爸《夜耕》
我们一家在这小村里度过了平静的十年。我们也逐渐长大了。一九八零年，爸爸在北京工作过的新闻单位来了一封平反信给爸爸：“XXX同志，1957年你在我单位被错划中右，现予以改正，特此通知”。
寥寥二十多个字，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改正是改正了，可这二十多年流逝的青春、爱情和才情，找谁去赎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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