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渡和转换必须首先从语境转换和语言策略上加以考虑。语境关注的是具体文本，当它与我们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形成一种新的语言策略，为我们的诗歌写作带来新的可能和至关重要的活力。长时间徘徊之后，我们终于发现，寻找活力比寻找新的价值神话的庇护更有益处。活力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扩大了的词汇（扩大到非诗性质的词汇）及生活（指的是世俗生活，诗意的反面）。这种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变化带来的阶段性活力，它包含了对变化和意外因素的深思熟虑的汲取，并且有意避开了已成陈迹，很难与陈词滥调区分开来的终极价值判断，将诗歌写作限制为具体的，个人的，本土的。这种写作实际上就是西川，陈东东和欧阳江河在早些时候提出来，后来又被肖开愚，孙文波，张曙光，钟鸣等人探讨过并加以确认的知识分子写作。”
“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所采取的是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但它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一方面，它把写作看作偏离终极事物和笼统的真理，返回具体的和相对的知识的过程，因为笼统的真理是以一种被置于中心话语地位的方式设想出来的；另一方面，它又保留对任何形式的真理的终生热爱。这是典型的知识分子诗歌写作。”
“如果我们把这种写作看作1989年来国内诗歌界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趋势，并且，认为这一趋势表明了某种深刻的转变，那么在以下讨论中提出的三条大致清晰，前后贯穿的线索，或许能为上述看法提供某些可资参考的依据。”
“线索之一，中年特征：写作中的时间”
......
“线索之二，本土气质：语言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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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之三，知识分子身份：阅读期待，权力，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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