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亦是在当年定居巴黎。在他的得奖演说〈文学的理由〉中，他感谢法国使他「赢得自由创作的条件」。除了画作收入外，高行健的戏剧都是法国文化部和一个戏剧基金会所订购，收入是他稿费的十倍。也因为有法国这个以文学和艺术为荣的国家，使高行健的创作完全不用考虑到商业市场的偏好。
20世纪法国产生1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倘若你摊开二十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历史，当会更惊奇的发现，第一位得奖者和最后一位得奖者均是法国人。整个二十世纪，法国共产生了1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有国人熟知的罗曼．罗兰（1915）、纪德（1947）、卡谬（1957）、沙特（1964）和高行健（2000）。
19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深受自然科学训练的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表彰其在「极为精巧的抒情诗中，探究了人类爱欲与人生不可避免的非永恒之间冲突，探究了人类的信仰需要和事实上的怀疑之间的冲突」。
这位被英国《独立报》形容是一位「为气球、气压计歌唱，为海底电缆、摄影技术，为物种起源和特定引力测定而歌唱的诗人」，其世界观都植基于当时科学新发现之上。
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文学院决定将文学奖颁给理想主义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肯定他在作品中一再揭示的道德真理。为了感谢瑞典文学院，罗曼．罗兰甚至将他最出色的作品──《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手稿赠予文学院。
而在第二次大战之后，瑞典文学院所选出来能带给饱受战争后果折磨的欧洲的文学大师，仍是法国的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这位声誉卓著的诗人、文学家，因为倡议世界和平和国际合作所作的努力，受到瑞典文学院的肯定。
192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行动不便的哲学家亨利．博格森（Henri Bergson），肯定他的「创造进化论」，有别于达尔文的机械进化论。博格森认为是直觉所揭示的生命冲动，在引导着进化的进程。
至于1937年得主罗歇．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 du Gard）的小说《蒂博一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继承了大河小说传统描写特定历史时期的最优秀著作之一。1947年得主纪德的《伪币制造者》，就是题献给罗歇．马丁．杜．伽尔的作品。
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出生于非洲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卡谬，这位在战争期间曾投入地下反纳粹活动的作家，在作品中强调人类集体奋斗力量的伟大。英年早逝的卡缪，留给后世的有《局外人》（或译为《异乡人》）《瘟疫》和《薛西弗斯的神话》等作品。死后美国意识流派小说重镇福克纳即指出：「有人说卡缪太年轻了，来不及完成自己的事业；但这不是时间长短或创作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什么』的问题。他在死亡之门的此侧，写出了每一个艺术家所意图处理的，对死亡的预感与憎恨」。
与卡缪决裂的沙特，则在1964年获奖。但这位存在主义的核心人物拒绝了这个奖项。沙特认为，作家决不能让自己由社会机制改造，即使是最受尊重的有关机制也是如此。当时的沙特说：「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专为西方集团和东方叛逆作家而设」，过了十年，他更表示，他反对由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文学价值的分级排列，认为那是对个人价值的否定。沙特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他所憎恶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这之后，直到1985年，才有了另一位法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瑞典文学院对提名法国作家仍感到敏感。但就在法国官方承认炸沈了纽西兰海岸的绿色和平组织「彩虹战士号」之后，有了一位法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
克洛德．西蒙（Claude Simon）被认为是历来争论最多、名气最小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舆论甚至指出，要是他没有获得此奖，他将还是一位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作家。但是这位自己经营一块葡萄园的作家，毕竟是法国第一位新小说创作的实践者，他认为作家的使命即在于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去探索世界。
与克洛德．西蒙同样在得奖前鲜为人知的高行健，得奖后更引发诺贝尔文学奖含有政治目的的联想。然而对高行健而言，他宁可用新的作品来响应外界的质疑。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朱锦阳亦指出，造成高行健在世界文坛知名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华语文学批评的落后。(《明报月刊》2000年12月号)
世纪末法国文学呈现私人性
从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灵山》所使用的人称结构或马金尼《法兰西遗嘱》中出现的「我」，可以感应到二十世纪末法国文学创作有了更强的私人性。作家追随自己的气质，为自己写作。某些超现实主义作家和存在主义作家倡导的「介入文学」受到了质疑。
文学创作更追求个性的表达和对艺术的独特体验，更关注人的欲望、生活的意义等主题。各种人文学科也不断与文学相互渗透。诗歌、小说、批评文类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作家和思想家一般不再以普遍性的名义发言，而是以个人、边缘人、小团体的名义发言。
《小姐变成猪》、《莉拉说》、《金鱼》、《假如这是真的》等法国文学作品陆续在台出版；法国作家如玛丽．达尼厄斯克、安德依．马金尼、马克．利瓦伊等人，近两年纷纷受邀来台。此种现象可以看出，国内出版市场对于实验性、探索性强的当代法国文学作品是有相当的接受能力。反倒是法国经典文学作品，并未引起媒体太大的关注。
而在大陆，《茶花女》以及雨果、佐拉等文学巨匠的著作，就有一二十个译本，其中《红与黑》印行量更高达500万册，二十多个译本。前两年大陆掀起「莒哈丝热」，作家、漓江、上海译文、海天等出版社均竞相推出「莒哈丝」系列作品集，法国文学俨然成为出版新秀。
其实中国作家留法亦早有一段历史。傅雷、巴金、钱钟书和胡品清均是重要人物。钱钟书的《围城》的书名，就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书中，钱钟书就让苏文纨这位法国里昂大学的女博士用法语向意中人方鸿渐示爱，因为用外语来表达爱，就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既安全又可靠」。当钱钟书逝世后，连法国总统席哈克都致电吊唁。
余友梅／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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